物权行为有因性

⑴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与区分原则什么区别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说物权变动不因负担行为的无效而无效。而物权区分原则是说物权无效，但合同若无其他效力瑕疵，合同仍然有效。

⑵ 我国的《物权法》等法律是否体现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我国对物权行为无因性采取的态度
2007年《物权法》第15条区分了导致物权变内动容的合同的生效和物权变动本身的效力，但并未认可“物权行为”的存在。相反，该条将买卖等德国民法列为“债权合同”的合同称为“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反而承认了买卖等合同的直接或间接物权效力。第25条至27条则采两可表述，未明确有关“法律行为”“约定”的性质。总的来说，《物权法》对物权行为理论持回避态度。

⑶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什么

物权的无因性可以结合债物二分原则来理解。比如我和你签订了一个房回屋买卖合同，按理来答说接下来就是正常办理登记过户房屋的程序。后来发现我和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实际上也不会影响房屋所有权的变动，这就是物权的无因性。合同是债，物权变动是物，二者不影响。

⑷ 物权行为是有因行为还是无因行为

依据物权行为理论之抽象性原则，我将物权行为理解为无因行为。相对于之前的债权行为效力的变更，物权行为的效力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有些人会说，那么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第三人是知情第三人（即所谓“恶意”，下同），依据物权行为理论，知情第三人仍然取得物之所有权，而原物权人仅得返还不当得利之请求权，此时原物权人的物权变成债权并且丧失对物之占有，违背了民法的理念和原则。依据物权行为理论的抽象性原则，原物权人似乎的确丧失物之所有权，之前的债权行为因法定而无效，那么物权行为是否有效？按照很多不懂物权行为理论的人理解，物权行为应当是有效的。其实不然，物权行为也是无效的。
在此我要对民事行为及其种概念做一个界定。在中国目前，一些学者将“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代替本应存在的“合法有效民事行为”，造成了许多理论误区、引起了极大的逻辑混乱，又因为该问题是民法总则部分必须深刻理解的内容，所以对很多初学民法的人来说，想理解是相当困难的。把民事法律行为规定为合法有效的行为，导致不便使用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一语，只好使用“无效民事行为”来表达不能发生法律效果的表意行为，从而混淆了表意行为与非表意行为的区别；用合法性来界定民事法律行为，对表意行为进行合法性评价，可撤销的表意行为将无容身之地-如果是合法的，为什么可以撤销呢？如果是不合法的，为什么不在一定期限内撤销又有效了呢？即使勉强用无效民事行为的概念来表达无效的表意行为，作为无效法律行为种概念的“无效合同”、“无效婚姻”、“无效遗嘱”、“无效代理”又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呢？除了这些理由，用合法性来评价表意行为，还将损害宪法所宣称要保障的言论自由。其实，只要把“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替换为“合法有效民事行为”，再重新梳理一次，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按照我的理解，民事行为，从横向上分，有合法有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效力未定民事行为，从纵向上分，有债权行为、物权行为、身份权行为等等，这就好比一个长方形被横着竖着切成很多小块，假如第一行是合法有效民事行为，第一列是债权行为，那么第一行第一列的那个小方块就代表“合法有效的债权行为”，以此类推。
现在来看，物权行为也有合法有效物权行为，无效物权行为，效力未定物权行为，可撤销可变更物权行为，以及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物权行为。民事行为在法定无效情形下（恶意串通、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欺诈胁迫），为无效民事行为，其下的无效物权行为自然也必须适用法定无效的情形。而对于无权处分中具有知情第三人来说，则符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这一无效要件。因故，该交易当中，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都是无效的。
由此，在相对于之前的债权行为来说，物权行为是无因的。

⑸ 结合新物权法，论述物权行为无因性。

代表性的设计方案是社科院梁慧星先生、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西南政法李开国教授以及人大法工委的物权法草案。他们对所有权体系的设计不尽相同，尤其体现在对国家所有权的态度方面。 具体而言，1、梁慧星先生物权法草案中，第二章对“所有权”进行了规定。该章共分六节，即关于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土地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不动产相邻关系、动产所有权和共有。该体例的特点是按照民法基本理论，以所有权的标的为标准将所有权分为不动产所有权和动产所有权，以此为基础再做进一步划分。这有别于《民法通则》对所有权的分类。（《民法通则》以所有权的主体为标准，将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反映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他认为，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中国现行民事法律以所有权的主体为标准，将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分类，更多具有政治意味而不是法学意味；民法中所有权的主体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其所有权的性质都相同，保护的手段并无差异，对合法财产应予一体保护。[1] 2、王利明教授建议稿第二章“所有权”分节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公民个人所有权”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在第二节“国家所有权”的“一般规定”里分条规定了国有土地所有权（第103条）、国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第104条）、矿产、水流资源所有权（第105条）、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第106条）、公用财产（条107条）、文物（第108条）、国家的财政收入（第109条）、国家投资形成的财产（第110条）、罚没的财产（第111条）、所有权不明的财产（第112条）。[2]王利明认为，物权法规定国家所有权及集体所有权十分必要。物权法作为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必须反映所有制关系的现实，因为“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3]在物权法中，必须对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类型作出确认。如果物权法中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制度缺乏规定，则现实中迫切需要法律作出规定的问题将在物权法中缺乏法律依据，这不仅会使一些财产权的纠纷因缺乏规则而难以解决，同时也会使一些财产关系因不能获得法律的调整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物权法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物权法存在着明显的漏洞。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于2002年1月出台。第二部分规定“所有权”，包括第四章至第十一章。第四章“一般规定”。第五章专门规定“国家所有权”。第六章专门规定：“集体所有权”。第七章规定：“私人所有权”。4、西南政法大学的李开国教授等则坚持折衷说。他指出，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公民个人所有权问题上，既不赞成梁氏建议稿所作的过分淡薄的处理，也不赞成王氏建议稿和人大征求意见稿专章专节地分别规定，主张采俄罗斯民法典的立法例，在所有权通则部分进行简明扼要的规定。[

⑹ 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无因性理论妨害了交易的公正，理由有：
（1）在买受人将物出卖给第三人，而第三人为恶意时，出卖人也无法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而只能返还不当得利，这一点违背公正原则。
（2）买受人如果以此物为其债权人设置担保物权，按照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出卖人也无权取回原物 ，而只能要求赔偿损失，这对出卖人不利。
（3）法院如果对该物强制执行，出卖人也不能提出执行异议，这也对出卖人不利。
（4）如果买受人被宣告破产，那么出卖人也无法提出别除权。
（5）如果继承人为上述处分后，第三人根据继承人的处分取得了物权。根据无因性理论在继承有错误的情况下，财产无法从第三人处适用。
（6）如果物权在第三人处灭失，买受人也可不负责任。
他们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在保护交易中第三人的同时，过度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在他们看来，善意取得制度能够达到无因性保护第三人合理信赖的目标。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对交易中的第三人是否进行保护，取决于第三人对前手的交易瑕疵是否知情，不知情的则为善意取得，否则不能。
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本身有许多固有的缺陷难以克服，是不能替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他们提出了以下理由：
（1)主观善意的要求与物权公示原则的基本功能不协调。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首要缺陷是在于它弱化了物权公示的效力，弱化了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交付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建立的物权，在客观上具有正确性推定的效力，即以登记的物权为正确的不动产物权，以占有的物权推定为正确的动产物权，从而实现对物权上权利秩序的司法保护，并达到保护第三人利益的目的。根据这一原则，第三人在取得物权时对前手交易的瑕疵不负担保责任。但善意取得制度恰恰违背了这一规则，要求第三人对其前手交易的瑕疵负担保责任。这一责任对物权公示原则损害很大，它使得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的推定作用基本上无从体现。
实际上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判断“善意”与否，一项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存在可合理信赖的占有或登记表象。对于物权变动需登记的财产，只要存在登记表象，则除非对真正权利状况明知，均为善意。对于不需登记的财产，如果存在占有表象，则除非对真正权利状况明知或有其他交易上的重大疏失，也为善意。这比物权行为理论支持者主张的“客观公示完全等同于实际权利”的僵化规则要合理得多。因此，上述理由明显不能成立。
（2）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规则。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不动产物权制度中的不动产登记簿，建立起了对一切人公开的法律基础。因为不动产登记簿是国家建立的法律文件，而且它同时是一个公开的法律文件，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上的权利取得，当然是一种善意的取得。既然登记簿是向社会上所有的人公开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以没有看到登记作用为抗辩理由。因为善意制度是以第三人不知情为抗辩理由的。现在登记簿已经向社会公开了，第三人因此失去该抗辩事由。法律就是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不动产交易次序，即使登记过程有瑕疵或登记的权利有错误，那么针对第三人而言是应该发生法律效力的。所以在建立了完善的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以不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法制度中间不再发挥作用。
该论点实际上是对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判断标准完全不了解的结果，在第一点里已有充分说明，兹不赘述。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善意取得不适用于不动产，不动产适用公信原则”的论断，系源自中国台湾省《民法典》和《土地法》对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登记“绝对效力”的分别规定，本无丝毫法理根据，顾为两岸学者辗转注释，竟成共同的学术教条，汉语法学界理论能力之有待提高，可见一斑。
（3）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实践作用逐渐消退。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善意取得实际上是依法赋予第三人一个针对原所有人追夺的抗辩权，然而第三人抗辩是否能成功，则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其善意。但第三人依照什么标准来确定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正是根据这一点，德国法学家认为，虽然善意取得原则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有时还要利用这一原则的价值，但该原则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只能越来越小，它必须从以往广泛适用的角度中退出来。在动产制度中，有些场合下虽然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达到强化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目的，或者说以此为出发点的话，就必须强化动产交付的公信力，或者说强化占有的推定作用。依次观点，善意取得制度在动产物权变动中的作用肯定会越来越小。法律只能按照“占有的权利正确性推定作用”原则来处理无权处分问题，即使处分人无处分的权利，但在第三人根据其占有的情景取得物上权利时,法律应该保护第三人的取得.这就物权行为理论的作用。
该观点对于善意取得制度在现代民法中作用退化的论断，纯属主观臆断，不足为凭。除开存在具有公信力的登记的情况，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本来就必须按照不同情形具体判断，没有一刀切的模式，这正是善意取得制度灵活性、合理性和公平性的根源，强行要求善意第三人的判断必须有“统一标准”，不过是概念法学“法律自动售货机”思维模式的残余。
（4）善意取得制度自身不周密的缺陷。物权行为论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设计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不能把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与事实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终区分开来。比如，甲将一物出卖给乙，而乙又将其出卖给第三人丙，各自均以发生交付。在甲和乙之间的合同有瑕疵，而甲提出撤消合同并主张返还原物的情况下，第三人丙因为其物权取得为善意取得，丙所取得的所有既受到保护而不受甲的追夺。善意取得对丙的保护的缺陷恰恰就发生在其保护的理论基础上：丙此时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如依次说，则中断了丙取得物权的法律关系，即丙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样，就在法律上剥夺了丙在其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瑕疵时的撤消权。因为，丙的取得是事实行为取得，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消的。所以善意取得制度对第三人的利益保护的设计是不周密的。但是，如果坚持丙与乙的法律关系仍然的存在，就能够保护丙的利益。在坚持该法律存在的情况下，就又恢复到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交易结构分析，即按照区分原则和无因性原则处理上来：丙与乙之间债法上的法律关系存在，其瑕疵仍然可以救济。救济的方式。即根据无因性原则确定的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方式。
该观点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必然会导致取得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无效，这是不正确的。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和善意取得适用与否的问题没有丝毫联系。在承认善意取得的情况下，既可以认为无权处分合同因前权利人不追认而无效（如中国现行法），也可以认为其无效仅可由取得人主张（法国法），也可以认为其完全有效（德国法、日本法、英美法），还可以认为其部分有效（违约责任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物权变动部分无效）。
（5）善意取得制度只能在物权公示原则下发挥作用。如上所述，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一定得积极意义，但是其根本缺陷是根据第三人的主观心态来确定其应否得到保护，这一点在法理上和实践上均有所不足。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以及后来的一些民法典中，均在首先明确物权公示原则的大前提下，肯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同时这些法典还根据公示原则对罗马法以来的主观善意的标准进行了更新，使其能够符合公示原则的要求。
该观点指出了善意取得原则和公示原则存在密切联系，是正确的，但认为善意取得只能在公示原则下发挥作用，则夸大了公示原则的功能。实际上，善意信赖所涉及的不仅有权利表象的“公示”，还有权利表象在具体交易情境下的可信赖度，即“私示”，只有既考虑公示又考虑私示，一般和个别兼顾，才能设计合理的规则。
对无因性理论的支持者进一步认为，对无因性的上述批评是不合理的，违背了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理由如下：
（1）违背了物权公示原则，企图绕过物权公示的法律事实，将债权变动当作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其本质仍然是把债权法上的原因当作物权变动的原因。
实际上，这一反批评意见是明显不合理的。在债的内容为变动物权义务的条件下，债权意思表示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物权变动的意思内容，将债权变动作为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决定性原因，无任何不妥之处。倒是不分情况不分场合，纯从概念分割出发，硬要在任何情形下都搞一个“独立”的物权变动原因的思维方式，不可理喻。
(2)这些批评忽略了对没有任何过错的第三人的保护。他们看不到第三人常常没有过错而原权利人常常有过错的客观事实，对第三人保护提出了违背交易常规的要求。原权利作为物权的所有权人，应当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该反批评意见将“第三人”等同于“善意第三人”，并以某些主观臆断的“事实”（第三人在交易中“常常”没有过错而权利人“常常”有过错）为由，将交易中的注意义务和交易风险全部从第三人身上转嫁到权利人身上，实际上使物权人处于比非物权人还劣的地位，极不合理。
综上可见，物权行为理论的硬伤甚多，无法成立。

⑺ 什么是物权无因性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在19世纪前期通过对罗马法交付规则的无因化解释，尤其是通版过对罗马法非债清偿权规则的扩张诠释，逐渐创设了现代意义上的物权行为理论。在1840年出版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他写道："私法上契约……首先是基于债之关系而成立之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适用。交付（Tradition）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包括移转所有权之意思表示。此项物权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契约，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Tradition之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权契约。"
目前，我国的物权法还未出台，而很多法学家对物权行为一些理论性问题争议很大。其中物权行为的有因性和无因性一直是很多法学家争议的焦点，这些争议的焦点就是对物权行为理论态度的问题，而物权行为理论的核心就是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因此，无因性理论的存在价值是关键的问题。

⑻ 物权行为与无因行为的关系 有时候又讲物权行为无因性，有时候讲物权行为来自于负担行为，到底物权行为与

你好：物权的取得方式有两种，其一，依据事实取得(继承事实、合法建造实施，回生效行政行答为事实、法院判决事实等），大陆法系人为，上述方式取得物权为无因取得，但是我国物权法并不这样认为，仍属于有因取得。但是这样的取得方式并不基于原权利人处分物权行为完成的，因此，不是负担行为是物权发生的变更。其二。依据行为取得物权（合同——该行为时原权利人自己的意思表示的结果）行为人的合同行为即可是有偿的、也可是无偿的；在有偿行为条件下，必须给物权负担对价，物权的新主人不支付负担的对价，不能取得物权，因此是负担行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行为被撤销、确认无效，依法解除，会发生返还财产结果，因此无论是那那种方式取得的物权，原因关系不合法，物权不发生转让——这是中国特色的物权变动原则。

⑼ 麻烦解释一下物权行为有因性

因为涉及物权转让关系会涉及到合同行为与物权行为。一般来说，合同无效，则物权行为没有发生依据，所以无效。而合同行为有效，物权行为无效，无效的物权行为不能影响合同行为的有效性。所以物权是有因的。

⑽ 物权行为无因性，什么叫无因性

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又称物权抽象原则，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内原因行为而独立成立容，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被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撤销。根据无因性原则，当原因行为被撤销或者无效时（比如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依此原因行为所为的物的履行行为（比如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并移转所有权的行为）却不会当然无效。因为当事人物的合意并未失效，物的取得人因此而取得之物权不能因之而被撤销。此时，已为物的交付的当事人可以向物的取得人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但不能行使物上请求权，更不能向第三人行使物上追及权（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再次转让给第三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