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哪些是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对象
（1)特定的经济部门。一般是指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公益事业，回另外一些比较分答散，容易波动的农业以及不应过多过滥的自然资源开采业也属于此列。
（2)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本身就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因此不适用反垄断法。但如果知识产权的权利专有人滥用权利，对受让人和被许可人的权利造成限制，严重影响竞争对手的利益和损害交易对方的利益的要受反垄断法制裁。
(3 )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况下的垄断行为和联合行为。这是指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合并、兼并以及发生严重灾害及战争情况下的垄断行为。另外，反垄断法对企业间为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而实行的协作、对中小企业的联合行为、对发展对外贸易中的国内企业之间的协调行为等一般也予以豁免。
㈡ 电大知识产权法简述专利权人享有哪些权利
根据《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享有以下权利：
1、独占实施权：独占实施权是专利权人最基本的权利，他包括：独占制造权、独占使用权、独占销售权。
2、许可权：通常情况下，许可权是专利权人通过与愿意实施其发明制造的单位或个人签定实施许可合同来实现的，专利法赋予专利权人以许可权，一方面是因为在科学技术技术
猛发展的今天，很多情况下，由专利权人自己实施其发明创造更多、更快、更好地付诸实施;另一方面，许可权能是专利权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及时地实施。
3、禁止他人实施其专利的权利：禁止他人实施其专利的权利是指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而制造、使用、销售或者进口其专利产品，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专利方法以及使用、销售、进口用该专利方法直接生产的产品，或者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制造、小、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4、转让其专利的权利：专利法第10条规定，专利权可以转让，转让专利权，当事人必须订立书面合同，经专利局登记和公告后生效。转让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可以全部转让，也可以是部分转让。
5、放弃专利的权利：放弃专利权是指专利权人放弃了对其专利发明的独占实施权。也就是说，某项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在法定的保护期限内。权利人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不再主张其独占权利。
6、专利权人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㈢ 反垄断与专利权有矛盾吗
自从反垄断法诞生以来，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冲突就一直是学者和司法机构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以排除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的垄断权，而反垄断法则旨在制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其优势地位，维护公平竞争。如何理解及协调这种冲突，学者历来争论不休。2这种冲突不仅具有理论研究价值。2001年以来，由东芝、三菱、日立、松下、JVC、时代华纳六公司组成的6C联盟以及由飞利浦、索尼、先锋三公司组成的3C联盟、汤姆逊公司和MPEB-LA(16个专利人组成的专利收费公司)，纷纷向中国DVD生产企业追索专利使用费。近来，香港的无锡多媒体有限公司代表中国部分DVD生产企业将飞利浦电子公司、索尼公司、先锋公司告上了美国圣地亚哥市的加州南方地区法院3，指控这3家公司组成的DVD专利池(Patent Pool)联合许可政策违反了美国联邦和州的多部法律。该案生动地体现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的冲突。因该案涉及面广，对中国产业影响巨大，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4。许多学者强烈呼吁：《反垄断法》应尽快颁布5。本文试图从反垄断与知识产权冲突的角度分析我国颁布《反垄断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在《反垄断法》中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重要性。
一、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冲突的表现
在分析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冲突的历史和法理基础之前，有必要了解二者冲突的表现形式。这对于理解冲突的性质及其潜在的危害性具有指导意义。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存在多种形式的冲突。例如A公司在复印机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并拥有数项有关专利。知识产权法赋予A公司排除其竞争者使用其专利技术的权利。但是，如果A公司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技术或者拒绝向竞争者提供关键部件，其行为可能违反反垄断法。通常，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具有下列典型的表现形式：
1．搭售：将受知识产权保护的部件或产品与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进行搭售；
2．一揽子许可：即将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的作品打包，被许可人只能购买“专利池(patent poo1)的所有技术，而不能选择购买其中一部分技术；
3．价格限制性许可：即在许可协议中规定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被许可必须以此价格销售其产品；
4．“一揽子交易”条款：技术许可协议中规定被许可人根据其总销售额支付技术使用费，不论实际使用专利技术的情况；
5．回授条款：要求被许可人许可专利权人使用其在被许可期间可能获得的新专利技术；
6．“雾件”：即作出阻却竞争者从事新技术开发的声明；
7．价格歧视：即知识产权人针对不同的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作品进行价格歧视；
8．地域限制：即在许可协议中规定，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只能在某一区域使用或者销售；
9．使用功能区分条款：即在许可协议中规定，被许可的信息只能用于某一目的。反垄断与知识产权冲突的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上述行为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司法部根据“九不”(“Nine No-Nos”)原则为基础确定的。而到了80年代，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司法部逐渐放弃“九不”原则，认为应以“合理原则”具体分析许可合同中的限制条款，而不能简单认为“本身违法”。这导致法律禁止的范围在缩小。这种趋势集中反映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4月6日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中。上述列举的行为可能损害公平的竞争秩序，损害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这些行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下面，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看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冲突。
㈣ 专利事务中，“独占实施许可合同未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不产生法律效力”，这句话对吗为什么
专利法第十条
严格从法律来讲，没有登记，权利转让没有完成，但合同中版其他条款，如权违约、付款等内容如果其他特殊规定，是有效的。所以不能说整个合同不产生效力。
再看《专利法事实细则》第十五条第二款
……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
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备案（专利法中是登记），不影响整个合同的生效，备案时决定专利主体是否变化，即专利有无转移
㈤ 合同法中专利申请转让合同的效力
关于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
(一)登记生效的含义
在我国，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等统称技术转让合同，属于技术合同的范畴①。
对于技术合同的登记，我国政府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在《技术合同法》于1987年11月1日施行起就开始进行，但这种登记仅“是为了保证扶植技术市场政策的正确贯彻实施” ，登记与否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②，所以并不涉及登记的法律效力问题。
但我国1984年通过的《专利法》又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须经专利局登记和公告后生效，这样，《技术合同法》的规定显然与此冲突：一个要求在专利局登记公告后生效，一个则是成立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③。不过，如果把《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当作特别法，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关于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生效问题的法律冲突也就解决了。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采用了同样的解决办法④。随着1999年《合同法》兼并《技术合同法》，并明确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依照其规定⑤，原先的法律冲突就彻底解决了。而2000年第二次修订的《专利法》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的转让自专利局登记之日起生效⑥，使得问题更明确了。
但是，如何理解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理论和实践中似都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对于缺少法定的批准、登记等形式要件的技术合同，应认定为合同无效⑦；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法律规定应当完备形式要件而未完备的，应认定为合同不生效而非无效。无效是指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不生效则是合同虽然已成立，但因欠缺某些法定或约定的条件而暂时不能生效，待条件成就时合同即生效⑧。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一经签订，或者合同一经成立，就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了债的法律关系。以专利权转让合同来讲，合同一经成立，专利权的出让人就有义务“交付”专利权，即将合同进行登记。所谓“登记后生效”，应当是指合同“标的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在登记后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指合同登记后才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也就是说，合同的签订成立产生债权法律关系，合同的登记生效则产生物权变动关系，这就是专利权转让合同登记所产生的法律效力⑨。
笔者赞成第三种意见。依第一种意见，合同虽经双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经登记就无效，合同自始就无任何法律约束力。但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⑩。显然，这种解释不能成立。依第二种意见，合同经双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经登记不生效。那么，不生效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合同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无论答案如何，似都难以自圆其说。只有第三种解释才符合区别“成立”与“生效”的立法原意，即“成立”产生债的关系，“登记”发生物的转移。
但《合同法》第44条及《专利法》第10条在立法语言上确实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实作为合同之债，合同成立即告生效，成立与生效之间并无二致。在合同需要批准的情形，合同成立除了双方的意思表示外还须有批准人的意思表示，未经批准实际意味着合同没有成立，也谈不上生效⑾。在合同需要登记的情形，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也就在当事人中产生法律效力（生效）。所以，严格地说，是“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在转让合同登记后发生转移”，而不是“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在登记后生效”。2000年对《专利法》第10条的修改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二）登记的法律效力
对于专利权转让，一般国家法律都要求当事人在专利机构进行登记。但是，对于合同未登记，有两种不同的法律效力：一种是不发生权利转移的效力⑿，另一种是不影响权利转移但不得对抗第三人⒀。我国是属于前一种。但不管是哪一种规定，其目的都在于促使当事人进行登记，否则会对当事人特别是受让人带来不利的后果。其原因在于专利权不同于一般动产，它是无形的，其“交付”与否无法从表面看出来，这与不动产的“交付”相类似。所以，在出让人心存欺诈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女二嫁”的可能。为了保护受让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有必要对专利权的转移进行类似物权转移的“公示”，以便使公众知晓专利权的法律状态，避免上当受骗。但如果真的发生出让人把他的专利转让给了两个不同的人时，已登记的受让人（或他的已登记的受让人和被许可实施人）也可以阻止未登记的受让人（或他的受让人和被许可实施人）使用该专利，即使未登记的受让人的转让合同比已登记的受让人的转让合同在先。
专利权转让合同经登记可以产生权利转移效力，并自然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这在我国法律里已经是明确的。但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法律效力吗？一般地说，唯有在转让合同登记以后，已登记的新专利权人才能用他自己的名义控告侵权，或用他自己的名义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⒁，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对于专利权转让以前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已登记的受让人是否也有起诉权？一般来说，受让人只能对登记以后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但由于登记以前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也可以对受让人造成损害，为此有的国家规定，如果转让合同规定了受让人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也享有起诉权的条款，并且该条款已在全国专利登记簿登记注明的话，已登记的受让人也可以起诉⒂。
还有，已登记的新专利权人可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专利，但对于相信此登记而进行交易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如果专利权人的权利不真实或有瑕疵，该登记仅是专利权人制造的表面假象时，该转让或许可实施是否仍然有效？这实际是登记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依日本民法，不动产的登记没有公信力，相应地，专利登记也没有公信力，所以虽然已进行转移登记，但若没有有效的转让合同时，如果相信此登记而与之进行交易，并不能得到保护⒃。法国专利法也规定：由第三者追还专利权利的诉讼，若第三者在诉讼中取胜，则许可证合同可能会因为是由非物主的人订立而无效；但是，如果受让人是善意的话，那么因相信专利权人制造的表面假象而与之交易的行为可被视为有效⒄。应该说，法国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善意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因而可能更合理些。
二、关于独占实施许可合同
独占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有独占性的实施专利的权利，专利权人自己也不能实施。这是明确的。但是独占实施权是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有效还是在专利权的有效地域范围和期限内有效，尚有争议⒅。不管怎样，许多国家都规定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应进行登记。这是因为独占实施并非普通的债的关系，不仅在合同当事人间产生效力，而且对第三人也有约束力。如果把专利权看作一种“无形物”，那么独占实施就是对该“物”的独占使用，带有强烈的“物权”意味。又由于专利权的无形，如果不对这种独占进行“公示”，既不利于保护独占实施被许可人的权利，也会给善意第三人带来损害。
但各国对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规定不同，有的规定：只有经过登记，独占实施许可才生效⒆；有的规定：不登记，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也在双方当事人间生效，但只有经过登记，才有权对抗第三人⒇。我国法律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只要求在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向专利局备案（21），但备案的法律效力如何却不明确，这是立法上的漏洞。有学者主张我国独占许可实施合同采用登记生效的制度（22）。笔者以为采用“登记对抗”的制度更合理些，特别是在第三人被告知或者明知存在独占实施许可合同，而该合同又未登记的情形。如果依“登记生效”，因为许可未生效，被许可人显然无法对抗该第三人依法取得权利；而依“登记对抗”，即使未登记，被许可人仍有可能对抗该第三人（23），因为这时第三人取得权利可能会被认为具有恶意，而恶意第三人是不属于“不得对抗”之列的。当然，这也有赖于法律明确。
如果采用登记对抗制度，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会有哪些情形呢？参见下表（笔者个人意见）：
独占许可登记状况
第三人
第三人登记状况
对抗效力
独占许可登记前
专利权的受让人
已登记
独占许可合同不能生效，不能对抗受让人
未登记
独占许可合同可以生效
专利独占许可实施人
已登记
不能对抗后一独占被许可人
未登记
互相不能对抗
专利普通许可实施人
已登记
不能对抗后一普通被许可人
未登记
互相不能对抗
独占许可登记后
专利权的受让人
也登记
被许可人可以对抗受让人★
未登记
被许可人可以对抗受让人
专利独占许可实施人
也登记
不应出现（但恶意第三人，也可对抗）
未登记
可以对抗后一独占被许可人
专利普通许可实施人
也登记
不应出现（但恶意第三人，也可对抗）
未登记
可以对抗后一普通被许可人
★实际是民法中“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应用。但尚需法律确认。
登记后的独占实施权人除了能够对抗第三人外，对专利权人放弃该专利权的行为也可拥有否决权（24），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当然还可以产生对侵权行为的起诉权（后面详述）。
三、关于普通实施许可合同
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人有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实施专利，但他无法阻止专利权人与第三人另外订立实施许可合同，他也无法对抗其他的被许可人。这是普通实施许可的应有之义。所以，普通实施许可合同与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不同，前者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仅是一种债的关系，因此登记似乎并无必要。
但由于专利权可以转让或独占许可他人实施，又由于专利权的无形，如果普通实施许可不登记，而在后的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与专利权人订立了合同并经登记，这时在后的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与在先的普通许可实施权人必然形成权利的冲突。按前面的规定，在后的经登记的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显然可以对抗在先的未经登记的普通许可实施权人。
普通实施许可本身无意对抗他人，但却会面临其他权利人对他的对抗。这对普通许可实施权人显然不利，也不太公平。为了避免对普通许可实施权人造成如此不利情况，有的国家规定，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经过登记，可以对抗上述在后的专利权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25）。也就是说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经过登记，使本来不具备对抗性的普通实施许可也具备了一定的对抗性。这实际也是民法中“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在专利法上的应用。法国专利法第43条规定专利权利的转让并不损害在此转让之前所获得的权利，即许可证合同得以维持（26），也是同样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普通实施许可即便经过登记也无法对抗未经登记的其他普通实施许可（27），这是普通实施许可的特性决定的。所以，普通实施许可的对抗性与独占实施许可的对抗性是完全不同的，笼统地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未经登记的，无权对抗就该专利取得权利的第三人”是有漏洞的，会引起两种不同性质许可合同的对抗效力的混淆。笔者以为，对于普通实施许可，还是采用明确规定“经过登记，可以对抗在后的专利权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为妥。
另外，同登记后的独占实施许可一样，登记后的普通实施许可除了能够对抗特定的第三人外，对专利权人放弃该专利权的行为也可拥有否决权，还可以产生对侵权行为的参与权（后面详述）。
四、登记与被许可人的诉讼权利
按一般法理，对侵权行为的诉讼应由权利人提起。因此，对侵犯专利权的诉讼，也应由专利权人提起。但所谓侵犯专利权，也就是侵犯专利的实施权；当被许可人取得专利权人的同意实施专利时，第三人侵犯专利权也必然会损害被许可人的权益。
特别在独占实施的情形，与其说侵犯专利权是侵犯专利权人的权利，不如说是侵犯独占实施权人的权利。所以，许多国家都赋予独占实施的被许可人对侵犯专利权行为的起诉权，但具体条件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对独占实施被许可人的起诉权与专利权人一样，并无任何限制，而是作为其固有的权利（28）；但由于登记是独占实施许可的生效要件，因此登记也是独占实施被许可人起诉的必要前提。对于那些登记仅是对抗要件的国家来说，登记是否也是独占实施被许可人起诉的必要前提呢？答案一般也是肯定的，就是只有登记后被许可人才能起诉，且只能对登记以后的侵权事实提出诉讼（29）。有的国家甚至明文规定：一个人变成了一件专利的独占许可证领取人，而该专利随后发生的侵害，在契约行为登记之前，法院或专利局局长将不判予损害赔偿（30）。但是，如果虽未登记，侵权人却明知该许可合同的存在，被许可人是否也可以诉讼呢？理论上是有争议的。一般说，既然侵权人知道其侵权行为可能造成损害的范围，也应给予未登记的被许可人参与诉讼的权利（31）。
在普通实施许可的情形，似乎不会发生第三人侵犯被许可人的权利。因为从理论上讲，多一个未经许可而实施专利的第三人（侵权人），对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并不造成什么损害。但实际上，多一个实施者就意味着多一个竞争者，这就必然对合法被许可人的利益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是由于非法行为带来的。所以，有必要给予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对这种非法行为一定的诉讼权利，以维护其权益。
一般国家法律规定：已经登记的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可以参加到由专利权人提出的主侵权诉讼中去，以便获得对他个人的损害赔偿。相反，未经登记，则不能参与诉讼（32）。《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甚至直接赋予被许可人起诉权（33）。有的国家法律并未规定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的诉讼权利，但学理上也是认可的，不过也是要求登记为前提（34）。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施专利的被许可人可以对第三者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提起或参与诉讼的权利。但有学者认为，我国《专利法》（原第60条，现第57条）规定对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其中“利害关系人”就包括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排它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以及有特别约定的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35）。这当然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毕竟这只是学理解释，没有法律效力。2001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7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20号）第一条规定：“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专利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虽然这是对《专利法》第61条的解释，但既然享有诉前申请权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该被许可人也自然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从该司法解释起码可以推定，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在专利权人不起诉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36）。至于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该司法解释似乎未将其列入“利害关系人”中。
由于我国法律对许可合同只要求备案（其实也是登记的意思），而对备案的法律效力却无任何规定，被许可人提起侵权诉讼似乎也不必以合同登记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应提供许可合同与备案证明材料，但备案并非前提要件，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利就可以提出申请了。这与许多国家关于登记是被许可人参与侵权诉讼前提的规定有明显的不同，有待于以后立法完善。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已废止）第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42条。
② 参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人就实施技术合同法若干问题答记者问（1987年10月31日）。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编：《技术合同法及有关文件汇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28页。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已废止）第10条、第16条；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0条第4款。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1995年4月2日，法发?1995?6号）“四、关于技术合同效力确认”24.审查确认技术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技术合同法第二十一条及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不得以下列理由确认技术合同无效：……（4）技术合同未经登记或未向有关部门备案，但转让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的合同须经专利局登记和公告的情形除外；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0条第3款，2000年8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⑦ 转引自颌中林：合同法下技术合同的有关法律问题，http://www.chinaiprlaw.com
⑧ 参见颌中林：合同法下技术合同的有关法律问题，http://www.chinaiprlaw.com
⑨ 参见韩晓春：涉及专利的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专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0-121页。
⑩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
⑾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10条：“……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经过有关机关批准的，自批准时起成立。”
⑿ 参见印度专利法第68条（1970年9月19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4》，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32页。 另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页。
⒀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页，《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 专利 第261条；第76-77页，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第33条。另参见沈达明：《知识产权法》之法国专利法，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173页。
⒁ 参见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一部分 专利，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1-52页。
⒂ 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17页。
⒃ 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2页。
⒄ 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67页。
⒅ 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7页。以及韩晓春：涉及专利的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专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2页。日本的独占实施许可仅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有效。
⒆ 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页。
⒇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页，《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 专利 第261条；第76-77页，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第33条（1）款（a）项。又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46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53页。另外，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一部分 专利，第二十八节 许可证合同第（3）款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4-55页。
[21]参见2001年6月1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二款“合同备案”（原第十三条），以及第88条“合同备案的登记”
[22]参见韩晓春：涉及专利的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专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7页。
[23]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4页。另参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页，《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 专利 第261条；第76-77页，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第33条(1)款（c）项
[24]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7-218页。另外，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一部分 专利，第四十六节“专利的放弃”之4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74页
[25] 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9页。
[26] 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66页。
[27]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2-193页。
[28]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一百条 （阻止请求权），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9页。另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0-191页。
[29]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53条之（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17-118、153页。
[30]参见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 独占许可证领取人对侵害的起诉 第68条，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13-114页。
[31]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72-173页。
[32]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3-154页。
[33]参见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五十二节“许可证领取人的法律诉讼”之2。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80页。
[34]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1-192页。
[35] 参见程永顺：专利侵权诉讼，《知识产权保护实务全书》（郑成思主编）第三编，言实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309页。
[3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20号）第一条第二款。
㈥ 知识产权中为什么会产生反垄断法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赋予专有权利使得研究、开发的利益获得内部化，从而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但对权利的滥用也可能妨碍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最终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再调整有助于弥补知识产权法价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适当边界。该制度的引入对塑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为我国民族工业赢得生存、发展空间有着特别的意义。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比较热烈的关注和讨论。但现有研究结论中也存在着含糊或舛误之处。其一是将知识产权界定为“合法的垄断（权）”。立论者并没有明确这是何种意义上的“垄断权”。从文义上看，如果是财产权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不将其他的财产权形式统统称为垄断权？如果是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会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再调整？其二是认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仅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这种观点多来自于对日本等国的反垄断法认为该法不适用于行使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的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与美、欧、日本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现实并不一致。其三是没有从理论上梳理反垄断法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调整的界限。大凡探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学者，都会提到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为什么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等会集中在知识产权许可领域？从上述三点疑问看，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都有着进一步澄清和解释的必要。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知识产权许可角度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理论基础加以梳理，对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适用边界等问题加以分析、论证，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适评价，进而对我国相关制度建设产生借鉴意义。
一、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调整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知识产品而发生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表观，在性质上属于无形财产权。 [1] 作为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人对其权利的客体享有的权利并不多于其他形式财产权人相应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的行使还有合理使用、临时过境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从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的专有性角度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的垄断权，同样可以将其他形式的财产权界定为垄断权，从这种意义上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加以界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认为：知识产权与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既不特别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审查，也不特别受到怀疑，而是适用统一的标准和法律原则。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对知识产权性质认识上的深化，避免了将拥有知识产权直接视为垄断或直接判定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征使得其行使过程中必然与反垄断法发生关联。从权利客体上看，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具有不可损耗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对同一项知识产品的利用并不妨碍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为了保证知识产品利用的效率，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要求权利人公开知识产品内容但赋予了权利人排他性实施、许可、转让等专有权利。权利客体无形财产的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点决定了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进入到反垄断法的审查范围。因为，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权利人可以通过签定不同类型的许可证协议，来限制不同的被许可人实施专利的范围和区域，进而会产生分割市场的实际效果。而促进商品、服务、资本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反垄断法所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基本需要。在实施许可协议的签定时，权利人还可能基于权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费收取上采取差别取价、概括或整批授权并回收使用费等做法，或者对被许可方的生产数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许可方的销售价格、在技术改进方面订立对技术改进的限制条款或回授条款以及在授予权利的同时附加搭售条款等等。这些行为都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不良后果，从而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另外，权利人还可能通过一些与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内容相关的策略性行为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如针对竞争对手提起不必要的专利诉讼等。所以，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是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由于进入到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领域，其权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响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往往会进入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市场是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交汇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限制市场竞争效应是反垄断法对相应行为进行调整的理论基础。
二、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协调与冲突
在20世纪初期以前，知识产权人在行使权利时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种状况随着知识产权立法的发展、完善（如在知识产权司法中确立了权利滥用的原则）和反垄断法的出现而有所改观。 [2] 专利权人权利行使的范围受到专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双重界定。如从美国立法情况看，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在1917年和1948年发展出“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的原则。1988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调整知识产权滥用的专门立法《专利权滥用修正法》。同时，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都可以对专利许可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克莱顿法更明确规定在从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为进行反托拉斯法调整过程中不论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专利。1977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88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9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还对专利许可行为的反托拉斯法规制作了特别规定。
在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调整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相互协调和补漏，体现了法律调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有着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和进行协调立法的共同理论基础。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都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为目标，都必须保证商品、技术和研究开发市场相互之间的平衡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持。而且，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进行协调，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知识产权滥用原则本身就体现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创新政策、竞争政策、表达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垄断法作为公法，是竞争政策的重要载体。其次，从具体法律制度看，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还是反垄断法，在立法中都没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适用，相反采取了“积极礼让”或者容纳对方的法律规范等做法。如在反垄断立法中，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法等都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不适用于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知识产权法中，许多国家在许可证贸易协议的禁止条款中都规定了对搭售等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的禁止。再次，从对具体行为的调整看，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相互补漏，共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合适范围。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前，无论是否涉及专利，维持转售价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视为是有效的约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后，此项行为被视为当然违法，按照《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规定，利用专利维持转售价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严格审查。
但是，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过程中，也存在着冲突之处。如尽管就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言，两法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着私法与公法性质上的不同，存在着对执法机关而言的保护私权、私益，还是保护公权、公益的两难选择。在美国专利法院成立前，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区域性上诉法院之间对专利有效性的观点就分立为两派：一派认为专利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另一派则主要把专利看作是抑制竞争的工具；在专利法院成立后，人们又倾向于认为专业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认同其所负责实施的那个法律制度从而对一方当事人进行偏袒。 [4]
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特殊调整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有着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紧张。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社会功能，反垄断法在调整影响到市场竞争机制运作的知识产权行为时，既原则上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现出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特殊规制。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垄断法仅调整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效果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如发明人在获得一项专利后，可以对其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行使制造、使用、销售等专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专利权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都不会产生反垄断法上的问题。反垄断法主要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可能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时，对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属于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范围的行为，不再进行调整。如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别授权给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专利，由于专利法已经明文规定这一项权利，因此美国法院一般均视本项规定属于反托拉斯法适用例外的规定，允许专利权人在授权契约中规定被授权人所可以使用的专利的区域。 [5] 显然，如果仅按照反垄断法的一般理念，这种做法属于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划分地区市场的限制竞争协议范畴。
第三，许可方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出于维护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为了确保最低回报等目的对被许可方所作的产品质量、价格、生产数量等限制并不当然违反反垄断法，如欧共体委员会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中的白色条款部分中规定的要求被许可人就被许可的产品生产必须符合最低要求的质量规范、被许可人有义务生产最低数量的产品或对被转让技术进行最低次数的使用活动、被许可人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使用被转让的技术等条款均被视为不产生限制竞争影响的条款。这也是美国、日本等国的通行做法。此种限制的目的在于保证知识产权人获得足够的利益回报。
第四，反垄断法在评价已经构成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条款时，仍然会进一步考虑到该行为对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促进技术创新等正面价值，而不是仅仅套用反垄断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列入黑色条款的内容的行为数量较1984年的专利集体豁免条例和1988年的技术秘密转让集体豁免条例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并且涉及到技术转让的传统上属于当然违法的限制竞争协议如价格约束、禁止竞争、禁止出口、限制客户等行为虽然被列入了黑名单，但仍然可能通过个别申请获得个别豁免。 [6]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执行中，司法部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采取较为严格的执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则为代表，将搭售、转售对象限制、转售价格维持、强制性整批授权等行为一律视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后，司法部开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则” 评判这些限制，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及其正面价值。维持转售价格等行为在反托拉斯法执法中一直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场合，法院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并且为零售商拥有所有权后，才不得继续维持转售价格。
第五，反垄断法适用时会考虑到许可人的市场地位以及是否同时是被许可一方的竞争者。如在搭售协议中，销售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是考量协议是否违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条款中，如果许可方同时参与竞争，则协议性质可能由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转化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将适用更为严格的反托拉斯法审查。
四、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制度对塑造公平竞争法制环境的正面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尽管有保障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以达到鼓励技术创新进而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也可能诱使权利人滥用权利从而阻碍后续的技术创新活动或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因而知识产权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竞争政策等多项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对于抑制知识产权滥用，平衡先发和后法的技术创新者、技术创新方和技术使用方、经营者与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促进社会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等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塑造我国公平竞争法制环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完善我国国内立法角度看，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我国在短短二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保护水平。造成这种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既有内在的动因，也有外在的压力。如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动机是来自对外开放政策的驱使，中国需要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从西方获取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 [7] 国内学者则认为，“与其说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需要，毋宁说是由于外来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 [8] 中、外技术力量对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吁。 [9] 相反，在反垄断立法方面，虽然反垄断法被相继列入八、九、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垄断法作为知识产权正当行使的监护者，这样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于引导知识产权人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合理预期，也不利于知识产权许可法与被许可方缔结权利义务较为平衡的的契约，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知识产权权人滥用享有专利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还可能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
从应对国际竞争角度看，由于我国目前主要是技术输入国，许多民族工业处在成长阶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匮乏，在比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就可能面临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追索和知识产权诉讼（如我国DVD产品在国外打开市场后所面临的巨额知识专利使用费追索和2003年我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面临的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系统公司和思科技术公司的起诉）。在华跨国公司还可能在知识产权许可中通过拒绝许可、搭售、价格歧视、掠夺定价、过高定价等方式达到打击竞争对手、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怎样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进行限制或不正当竞争的相关企业，达到平衡保护知识产权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利益，为民族企业赢得一个公平的发展空间，都是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典的重要使命。
㈦ 知识产权许可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同模式和共同趋势
不同模式：
美国：合理原则；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形成各种垄断组织，尤以托拉斯为主要形式，因此旨在反对垄断活动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的立法被称为“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的基础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它禁止两类限制竞争的行为，即以契约、联合或共谋的方式限制贸易的行为（第一条）和从事垄断或企图垄断的行为（第二条）。对于第一条，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标准石油案判决中明确了原则上只有不合理的限制行为才属于该条的禁止范围，即“合理原则”。
欧共体：豁免制度；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条例规定，达到一定份额后即可豁免。如一个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如果涉及的市场份额不超过相关市场的百分之三十，协议就可以得到豁免。
日本：传统与借鉴；日本在这方面既结合传统，又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做法与经验，比如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共同行为“认定”等。
共同趋势：
关于知识产权许可法律规制，各国的立法以及规制模式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各国都在相互借鉴各自的优点。在对知识产权协议的反垄断政策上，各国的趋势也是一致的。各国在对于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的关系上都已经认识到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知识产权制度从根本上也是激励创新、促进竞争的，所以知识产权的行使并不因此而受到反垄断法的特别关注，相反，西方各国反垄断政策对此是趋于宽松。
㈧ 知识产权法 简答题 简述专利权人享有哪些权利
专利权人的权利包含专利人身权和专利财产权两个方面。
专利人身权
专利人身权主要是指专利发明人、设计人有权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该专利的发明或设计人，即署名权，署名权不因专利财产权的转让而消失。另外，还有专利文件的修改权等。
专利财产权
专利财产权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独占权。指只有专利权人才有实施其发明创造的制造、使用、销售，对该专利获得享有独占的权利，任何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均不得不经许可，不支付报酬使用、制造、销售专利产品;
2、许可权。指专利权人有条件地允许他人使用其专利技术。具体地讲，专利权人(称“许可方”)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允许他人(称“被许可方”)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其取得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的全部或者部分技术的权利。
例如，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专利。”
但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决定在批件的范围内推广应用，允许指定单位实施，由实施单位按国家规定向专利权人支付报酬。
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推广的，也可以按前述办法执行。
被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强制实施许可的专利，可以不征得专利人许可，但使用人应支付报酬。
3、转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条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
专利申请权、专利权可以出卖、赠与、抵押，也可以作价投资入股，继承转让是由于法定原因而发生的转让，当专利权人(自然人)死亡后，专利权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给有继承权的人。根据专利法的规定，转让应符合下列程序：
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㈨ 关键设施规则 是什么意思 在知识产权拒绝许可与反垄断法方面的使用
关键设施规则是指占有市场支配的企业独占性地控制了某个关键设施，该设施专为其他竞争者进入相关属市场所必须同时又不能通过其他合理努力复制时，该企业负有许可或交易的义务。设立关键设施规则的目的在于防止掌握关键设施的独占者滥用其关键设施达到垄断目的排除竞争对手， 损害市场竞争秩序。目前，关键设施规则已逐步运用于知识产权领域，适用关键设施规则的逻辑结果就是要强制许可竞争者使用相关技术，对于在知识产权拒绝许可与反垄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