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思版权文集

㈠ 中国古代有版权吗

当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以后，因为普及了出版业，便令书籍生产成本大为降低，从而转化成都市商品。因此，唐代就曾出现盗版现象。到了宋代，盗版之风愈演愈烈，给书籍经营者造成很大损失。

为了保护本身利益，出版商开始寻求有别于普通财产的特殊保护。宋代程舍人在其刻印的《东都事略》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意思十分明确，即是本书是由其本人所出版、发行，并已上报相关部门备案，任何人不得复制、翻印。这是有文字记载发现的对版权实施保护的文字，表明出版商（或作者）力图独占著作权益，版权观念萌芽。宋代段昌武在他的《丛桂毛诗集解》三十卷在国子监登记有“禁止翻版公据”。亦即是已注册在案，并含有法律保护了。该出版商（或作者）段昌武还提出“禁止翻印理由”：其一是，“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其二，“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其三，“校雠最为精密”；最后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为此，他特地向国子监给付“执照”，以证明是其“发明”，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段，断罪施行”的权力。可见这位段昌武先生对本身著作的出版物极之珍视，绝不给予别人任何觊觎之隙，版权保护意识甚强。

不过，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对这种版权保护申请的许可只是属于官府的行政庇护，非来自于制度性保护（也不可能）。这种版权保护也只出自个别的、局部的、区域性的（如只属国子监可随时监控范围地区之内），不大可能大规模地进行推广。因此，至后来像《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等四大名著出现后坊间大量印行，当然是因为先是其可读性甚强而获民间所爱，后才有种种版本的出现。也许，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上从来缺乏法治、法理意识的国度，这四大名著得以最广泛地流传，也就与此有关了。
中国内地由于法律意识薄弱，甚或是明知侵权不对，但利益在前之际，不少人都罔顾法律，从事多行业的盗版活动，从书籍到电影、音乐、名牌衣物、皮具、玩具等到所谓“山寨手机”等等之类，范畴之广，多不胜数。最大目的自然是非法地牟取金钱利益。

㈡ 郑成思的人物简介

郑成思（1944~2006），著名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4年出生于昆明，1967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1981至1983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学习。 1979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是新中国版权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版权制度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吴汉东教授合称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的“南吴北郑”。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第一人”。
1986被授予“国家级专家”称号。1988年被国际版权学会（INTERGU）聘为顾问。198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被英国牛津《欧洲知识产权》杂志聘为编委，被伦敦《世界版权》杂志聘为国际编委，被《中国法学》等杂志聘为编委。同年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1992年被香港学术评审局列为专家组成员。1993年被中国版权研究会推选为副理事长。同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学位委员会委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为高级职称评委委员，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聘为该组织仲裁中心仲裁员。同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1995年被国际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促进协会推选为执行委员，是执行委员会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委员，1997年连选连任。当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2004－2006年，郑成思连续三年被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之一。
参加过我国版权法等法律起草的全过程，并被列为起草小组成员；参加过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法律的修订；是商业秘密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组顾问；此外，还参加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民间文学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制定；以法律顾问及专家的身份参加过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等对外谈判，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出版过24部中英文著作，发表过上百篇论文。 2001年7月和2006年5月两次受邀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讲座。

㈢ 临摹是侵权行为吗

关于临摹作品的著作权

赵艳

内容摘要：我国著作权法过去不承认临摹作品的著作权，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对临摹的态度仍很模糊。本文从艺术自身的规律出发，结合著作权的取得条件，说
明了临摹行为不是复制，临摹作品可以具有独创性，应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临摹作品应该具有完全的著作权，但其权利应受到某些限制。给予临摹作品完整的著作权及适当的利益保护，符合艺术规律，有利于公众和艺术品作者。在立法中应对临摹作品采取更明确和宽容的态度，以促进文化的繁荣。关键词：临摹 复制 著作权

引言

近年来，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提高，艺术品市场需求增大，交易市场日趋活跃。在绘画、书法艺术品交易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临摹品。我国著作权法过去不承认临摹作品的著作权，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对临摹的态度稍有转变，但仍很模糊，使此类作品及临摹行为的法律地位不稳定。本文从艺术自身规律和著作权法的独创性要求出发，分析临摹的特殊性，指出临摹不应被视为一种复制行为，临摹作品应该享有著作权，希望法律给临摹正名并予以合理保护。

一、我国著作权法有关临摹作品的规定

1、1991年著作权法中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第五十二条 本法所称的复制，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

可见，老著作权法对临摹的实质规定有两点：一是允许以临摹方式合理使用，二是将临摹作为复制的一种具体形式，与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复制方式并列。

2、2001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

第十条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此条是从原著作权法52条1款移来，将临摹从原来规定的复制方式中去掉。原因是有人认为临摹具有创作成分在，新法中采纳了此种意见。但仍有很多人对此处改动存有异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10月12日通过，2002年10月15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十）项规定的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是指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社会公众活动处所的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

对前款规定艺术作品的临摹、绘画、摄影、录像人，可以对其成果以合理的方式和范围再行使用，不构成侵权。

此条肯定了部分条件下临摹作品的著作权。

二、临摹的实质――为什么说临摹可以享有著作权

1、文字释义――高级汉语大字典

（1）临：照着他人的字画书写或绘画。

（2）摹：照着样子描画、写字。

（3）临摹：照原样摹仿写字或画画。

仅从词义上看，临摹的落脚点均为“写字、画画”，是一种人的活动，具有主观的特性。

2、绘画和书法中临摹的特殊性

由于各种艺术形式自身的特点，本文讨论主要以国画和书法的临摹为例，但多数结论也可及于油画、水彩、水粉、篆刻等艺术形式。

临和摹实际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中国传统绘画中摹的方法一般是用半透明的纸覆盖在原作上，用毛笔或粉笔勾勒轮廓，然后上色。也有一些特殊方法，近代甚至有人用光学投影的方法进行勾描。但应该注意到，不论何种方式，只能提高造型的精确度，而对色彩、笔触、画面肌理效果等与原作的接近无能为力。而临是对照原作，直接进行书写或绘画，以求与原作外在形象或内在精神的一致。单从艺术学习的规律看，临是比摹更高的阶段。

中国画的学习传统是以临摹起步，通过临摹掌握笔墨技巧，达到一定熟练程度后才进入写生阶段。而在国画的传统中，临摹他人作品也是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相当多的知名画家都以临摹前人作品著名。例如张大千早期以临摹清代大画家石涛等人作品闻名，又如齐白石临摹徐渭作品。很多此类作品名为临摹，其实临摹作品与原作相比多有超越，完全可视为再创作。

在书法中临摹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由于书法艺术的特殊性，临摹几乎是其唯一的学习方式，且临摹在书法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创作方式，对碑碣法帖的临摹，多则全篇数万字，少则一字，或者神形俱备，或者遗貌取神，皆足以构成一副作品。相当一部分书法家毕生致力于对某位先人或某种书法风格的临摹学习，并以此名世，其作品很多都是临摹品，如谭延闿（以颜体书法闻名）。

3、临摹完全可以有独创性

（1）由以上可见，临摹实际上是由作者通过对原作的观察、体会、思考，根据自己的经验，以一定方法和技巧，人工地再现原作的外在形态及内在精神。这种人工的摹仿与采用物理方法进行的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复制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在其过程中需要作者高度经验技能的参与，且由于作者艺术修养和能力甚至思维方式、思想感情的不同，不可能与原作完全一致，而必然有某些方面的突破或超越（不论水平的高低），即使同一个人进行的两次不同临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后者凭借特定的仪器设备和技术手段，可以无须人工参与，对原作进行数量无限且基本一致的仿制。只要技术手段足够高，就可以由任何人完成无限接近原作的复制。

所以，单纯从实现方法上看，临摹与修改前的著作权法中所列举的对美术作品的“其它”（姑且按它的规定把临摹也列入其中）复制方法就很不一样。而对美术作品的临摹与对文字作品的抄写、对音像作品的翻录这些其它著作权客体的复制行为有着更大的区别，其本质就在于前者无疑地需要人的精神活动（欣赏、思考、判断、取舍、组织甚至重构）和主观经验技巧的参与，而后者完全可以是无意识的。不夸张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大脑一片空白，不投入任何精神活动的状态下抄完一本书，或者录下一盘磁带，而决不可能这样临摹完一幅画。

（2）进一步地，临摹由于是具有主体精神和意识的人所为，在其过程中加入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和改进（不论其水平如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临摹者在主观上多么想要精确地“复制”原作，而这些不同完全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1903年，美国的Holmes法官在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一案中指出：对艺术作品的临摹无论怎样与原艺术品相象，它总多少反映出临摹者自己才有的特点，即可享有版权的东西。

有人认为，“独创性”的涵义之一是作品为作者“独立创作完成”，又断定临摹是依已有作品复制而来，因而自然也就不符合“独创”的要求；而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作品只要体现出“最低限度”的技巧、风格、判断，就满足了著作权上的“独创性”。那么面对一件已有作品，根据自己的经验，选择适当的工具材料，采用合理的方法技巧，最终得到接近原作的临摹品，这其中是否体现了“最低限度”的智慧呢。

又有一些人武断地认为：临摹是对美术作品的“手工复制”，只是复制的一种方式。 这种观点完全不承认（或者说不了解）作为艺术活动的临摹的规律和特点，否定临摹行为中人的经验性、情绪化的主观因素，把临摹看作一种纯粹的技术实现方法，甚至等同于由机器进行的复制。这种简单的归类是对相当多临摹作品作者的不尊重。照此观点，很多主要基于临摹进行艺术活动的艺术家――尤其是书法家――都要沦落成为古代艺术品复制者了。

（另：所谓的“手工复制”艺术品行为确实也是存在的，如享誉中外的荣宝斋木板彩色套印技术，以数百至数千块木制雕板，经过上百道水墨及彩色套印工序仿制古代名画。但这种已经高度技术化、手工业化和批量化的仿制与作为个人艺术活动的临摹完全不同质。）

（3）由于美术作品与著作权的其它客体（典型的如文学作品）在创作方式、表达形式上的巨大区别，完全有必要对它进行特别的分析。举例言之，一部小说，不论其表现为以钢笔书写的手稿还是储存在硬盘上的数字化文件，甚至是它是中文还是英文，都不足以构成实质区别，因为不同表现形式后面是同一作者相同的文字表达。又如同一演奏家同一版本的音乐录音，不论其介质是密纹唱片、LP、卡式录音带或CD，其中容纳的都是同样的音响。因而对小说的抄写、拷贝，对唱片的转制、翻录，都是对原作实实在在的“复制”而可构成著作权上的侵权。但是对美术作品而言，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恰恰就可能构成实质差异，因为美术作品相比其它著作权客体具有更多“形式主义”的特征。比如在不同的介质上，使用不同颜料和工具再现他人作品，完全可能出现迥异的效果而具有足够的“独创性”（这是新写实主义中经常出现的手法）。既然临摹不可能完全是原作的翻板，它在介质、材料、笔触、画肌、色彩、线条上到处都可以表现出与原作的区别，如何来区分这些程度不同的区别是怎样从量变到质变，最后达到“独创”的程度呢？个人认为合理的办法就是承认任何细微的差异，赋予它们“独创”的意义。

（4）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临摹行为所表现的“独创性”甚至是极高的，连一般所称的“创作”行为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自上世纪40年代起，穷数十年之力，在艰苦的条件下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同样是在敦煌，也是在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率领门生子侄在敦煌历时两年多，临摹276件敦煌壁画，在成都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展，引起轰动，被陈寅恪称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 这两位画家对敦煌壁画的临摹，不仅为文物和艺术研究留下重要资料，本身也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其作为艺术创作的价值从来无人置疑。对此类情况，Holmes法官曾有过精彩的评述：其它人可以自由复制原作，但无权复制（第一个人的）临摹品。 这段话正肯定了临摹作者对自己的临摹品享有的权利。

（5）再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对平面艺术作品的临摹可以抽象为对照平面物进行的写生。对立体物――比如美术学院老师摆出的一组静物或一个人体模特（这样的摆放也是经过人工取舍、组合、造型的）――的写生毫无疑义可成为著作权法上所称的作品，为何对平面物（其实没有绝对的所谓平面物）的写生就是复制？进一步说，自然物、人为摆放物到雕塑（圆雕）、浮雕（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把对雕塑的写生称作“临摹”，是不恰当的。这里的“雕塑”暂且专指那些非“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社会公众活动处所的”，绝不会引起著作权纠纷的雕塑作品，比如作写生练习用的石膏像），再到照片，最后到绘画、书法作品，对这些从自然到人工，从立体到平面的物体进行写生，到底在哪些尺度上是创作，从哪里开始叫做复制？如果对平面的东西进行的写生（或临摹？）就不是创作了，那么天安门上挂的毛主席像就不是“作品”，而只能是照片的放大复制品，因为它主要是根据照片画出来的。 而实际上，对照片的“写生”与对艺术作品的“临摹”很相似，都需要作者通过观察、思考，以适当的艺术手法加以再现，与翻拍之类的复制方式――虽然也不排除复制者的经验技巧，但主要是通过仪器设备完成的物理和化学过程――截然不同。

归根结底，只要看到临摹过程中体现出的人类智力和精神活动，关于它能否具有独创性的争论都可以休矣。正是因为打上了人类主观意识和行为的烙印，使得临摹区别于各种物理、化学的复制过程，而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4、在艺术界，有将临摹品视为作品的传统。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如几位唐代书法家对王羲之兰亭序的临摹，冯承素采用的双钩填摹方式，最接近原作；褚遂良和欧阳询留下的是临本，形态上与原作有一定差异。但从古至今人们提到这几件作品一向是说“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和“褚临”、“欧临”兰亭序，从来没有人抹去临摹者的名字而称“兰亭序复制品1、2、3”。又如书画界经常举办的书画作品临摹比赛，无一例外是临摹他人（其中包括很多近现代名家，有些仍然健在）作品，最后也都以临摹者的名字展览、发表。可见，书画界对临摹作品常常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是在合理的程度上尊重了原作者的权益（如在落款中指出是临摹某人作品），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这种宽容正是源于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士（书画家和爱好者）对艺术规律和特点的深刻理解。

法律应该调整的是一般社会规范不能或不易调整的关系。在临摹的问题上，贸然对某些合理的行为及作品做出侵权的判断，是不合适的。对某一领域内约定俗成的传统，法律应给予足够的尊重。

三、临摹作品应享有著作权

1、著作权是基于作品产生的，在著作权的相关定义中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极低。前面已论及，临摹与物理性、机械化的复制方法不同。任何对艺术作品的临摹都是主观性的创造性摹仿，而著作权中对作品的所谓“独创性（或原创性）”要求是极低的，正如前引Holmes法官的观点，临摹品应视为已具备了最低限度的独创性。因而临摹作品应该具有完全的著作权，其著作权也应基于作品的完成自动产生。

2、关于临摹作品著作权取得的几种限制观点

（1）若原作品仍在著作权法的有效保护期之内，则其临摹作品不享有新的著作权。这种观点将原作享有著作权保护与否视为临摹作品取得著作权的限制条件，然而著作权法的一般原理决定了作品的著作权随其完成而自动取得。若对临摹品不能给予著作权保护，则对一切临摹品都是适用的；如承认临摹品作为一件独立的作品取得著作权，而又将一件其它作品的保护期限作为限制条件，从逻辑上说不合理。

（2）临摹作品作者仅可对其临摹品在原作基础上表现出独创性的部分享有著作权。 这种论点恐怕又忽视了艺术品的特殊性，以为艺术品的独创性可以象专利那样，清清楚楚地写出创新点和权利要求。看上去这是很理想，很公平的。然而在面对一副临摹品及其原作的时候，该如何去判断哪一根线条是原作所有，哪一块色彩是临摹者创新的成果；或者画中人物哀伤表情是原作就有的，而其中透露出的坚强是临摹者独创的？

（3）临摹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应视该临摹作品对于原作品是发展、进步了，还是倒退、落后了。若属于前者，临摹者将享有通过再创作而发展了原作品的艺术性这一先进部分的著作权；若属于后者，临摹作品对于原作品而言是倒退，甚至是糟粕的情况下，则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 这种观点更脱离实际。艺术品的质量水平高下是一种非常主观化的判断，怎么可能象专利那样用先进性的标准来规定。不可能所有艺术品都能雅俗共赏，在现实中，为艺术家及爱好者所欣赏而被普通人目为涂鸦的作品时有所见。正如Holmes法官在Mazer v. Stein一案中言：每个人对美的感受都不同，故艺术的概念不能太狭隘和死板。 何况著作权保护的是独创性，与“水平”何干。

四、临摹作品的著作权可能涉及的法律冲突及解决

临摹作品是基于原作品产生，与纯粹的原创作品毕竟有所不同，在实践中很可能会与原作发生一些冲突。虽然本人极力主张临摹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但由于它相对原作的在后及派生性，为保护原作及其作者利益，还是应对其上的权利做出某些限制。

a)署名权

这是临摹作品最易与原作发生冲突的权益。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书画界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一定的临摹规范所致。

中国画传统上对临摹作品的署名（题款）可归纳为三种做法：（1）只临摹原作上的画不临摹题跋、落款和印章，另加本人的落款，加盖本人的印章。如“仿某某笔意”、“临某人某作”。（2）将原作上的所有画、字、印全部临摹下来，同时另加本人的落款和印章。（3）在临摹品上不加任何临摹的标记。

显然，在为学习和个人欣赏所作的临摹中（即合理使用范围内），以上三种做法都是允许的。而在为营利目的所作临摹中，应强行规定采取前两种做法，以使临摹品明显有别于原作。业内多数人也是持此观点。（上述第三种作法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侵犯署名权行为之一，实际上这应是一种侵犯他人姓名权的行为，此问题已有很多人论及，不再详述。）

由于临摹作品基于原作而生的特殊性，在临摹作品的署名问题上也应体现出相应的特殊性，即在临摹作品中加署原作品及原作者的名字应成为强制性规范。当临摹作品用于营利目的时，关于原作品及作者的标记、说明一定要显著地体现在临摹作品上，可以明显地为一般人所识别。如果故意忽略或模糊这种标识而足致他人混淆的，应取消该临摹品的著作权。

b)发表权

如果从非公开的途径，接触到未曾发表过且在保护期内的作品，加以临摹和发表，虽然临摹作者发表的是自己有著作权的作品，但客观上可能构成对原作品发表权的侵害，因而在发表前应取得原作者同意。如临摹已公开发表的作品再加以发表，根据发表权只能行使一次的原理，当然不存在与原作的发表权冲突。

c)财产权利

（1）出售临摹作品的问题。从本文一直致力论证的临摹作品的完整著作权来看，临摹者有权为他们具有独创性的临摹劳作获得回报。但是，又如前面所说，这种利益的起点是别人的作品，因而临摹者在获利的时候对原作者给予一定报偿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每一次临摹及其作品交易发生时都由临摹者与原作者商议双方分成是不现实的，这样会付出太多的交易成本。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对临摹品的利润分成给出一个固定，最好应该是累进的比率 。具体操作上是由临摹者直接付给原作者还是由文化主管部门代收，或者采用其它交付方式可以讨论。而对已超出保护期的古代名家作品，同样可以考虑以相同的比率抽出一部分交给相应政府部门或文化机构。

有人可能担心大量临摹品的出售会损害原作者的利益，实际上市场规律已经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解决机制。在艺术品交易市场中，临摹品的地位是较低的（当然，名家临摹别人的作品除外）。名家的原作和临摹品的市场定位基本不会重合。一个在拍卖会上出100万买下一件傅抱石原作的人通常不会去路边的个体小画廊里花500块钱买同一件作品的临摹品。与损害原作者的利益正相反，如果按照上面的利润分成方法操作，临摹品不但可以为原作者带来一笔额外的收入，还能使其作品在更大的范围传播，为他造成更多影响。（当然，可能一些有艺术洁癖的作者不愿意自己的作品到处被人临摹传播，也可能一些粗制滥造的临摹品会损害原作者的声誉，但这些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立法者对以版权法保护“艺术品的复制”（这里的复制应当是一种扩大化的概念，其中就包括本文所指的临摹 ）成果所作的解释：这有助于鼓励人们设法使公众以能够以较少的代价享受那些伟大的绘画与雕塑艺术作品。总的来说，这样的结果会使原作者、临摹者和公众都得到更多的好处，具有社会经济性。

（2）对临摹品的规模化使用。此处所谓规模化使用，是指将临摹作品用于广告、产品包装及出版画册等会造成临摹品一次大量传播，且临摹者可能从中获得较大利益的行为。此类使用基于临摹作品享有著作权的结论，仍然是被允许的，但应受到更大的限制。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看另一种对临摹的观点，即临摹是对原作品的一种演绎 。一般而言，演绎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翻译、改编、制片等，随之而来的，是基于原作的演绎作品的译文或改写本被出版印刷、剧本被上演或拍摄电影。可以看出，这些使用方式的结果与上述对临摹品的规模化使用颇为相似。而演绎权行使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得损害原作者的利益，并需得到原作者的许可。因而，对临摹品的规模化使用是否也可以借鉴行使演绎权限制，让临摹者取得原作者的授权之后再来进行。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临摹作品正名，希望给予其合理的著作权保护。长期以来正因为临摹得不到法律的承认、保护和规范，在实践中非常混乱。有人临摹他人作品，不加标示而作为自己的原创，拿去发表、展览；更有一些人以临摹方式制造赝品，扰乱市场秩序，欺骗消费者。这些并非临摹之过，恰恰相反，如果将临摹纳入合理的规范之下，不良行为将得到更有效的遏制。然而，新的做法也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本文只能做出有限的估计，提出初步解决办法，必定是不全面、不成熟的。

但笔者相信，一旦这些设想付诸实施，各种新出现的问题都会在人类智慧和实践经验面前迎刃而解，书画界历千年而弥新的临摹传统将为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郑成思：版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

2．郑成思：知识产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3．周卫良，邓思聪：略谈临摹作品的著作权，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1期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曾诉盛林虎著作权纠纷一案的复函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人民法院）

㈣ 郑成思的法学论文

《合同法》与知识产权法的相互作用 /郑成思
《民法草案与知识产权篇的专家建议稿》郑成思，《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我是怎样走上知识产权研究之路的？》，郑成思，《中华商标》2003年第1期。
《《商标法》的发展及其在我国民法理论上的贡献》，郑成思，《中华商标》2003年第1期。
《有关中国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篇（专家建议稿）的几个问题》，《中国专利与商标》郑成思，2003年第1期。
《中国民法典知识产权编条文（专家建议稿）与讲解》，郑成思，《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市场信息安全与信用制度的前提》，郑成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
《信息传播与版权历史》，郑成思，《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上）》，郑成思，《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4期。
《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中）》，郑成思，《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5期。
《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下）》，郑成思，《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6期。
《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郑成思，《知识产权》2003年第5期。
《论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郑成思，《法学》2003年第11期。
《知识产权法的完善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郑成思，《工商行政管理》2003年第23期。
《侵权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与知识产权保护》，郑成思，《中国专利与商标》2004年第1期。
《反不正当竞争 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郑成思，《法律适用》2004年第1期。
《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郑成思，《人民论坛》2004年第2期。
《从宪法修正案谈知识产权保护》，郑成思，《中国发明与专利》2004年第4期。
《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经济参考报》2004年4月17日版。
《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郑成思、朱谢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5期。
《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航天工业管理》2004年第6期。
《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郑成思，《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
《“权利冲突”与外观设计保护》，郑成思，《中国知识产权报》2004年7月24日版。
《私权、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郑成思，《法学》2004年第9期。
《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郑成思，《法制日报》2004年9月2日版。
《创新者成大业———知识产权与企业发展》，郑成思，《中国工商报》2004年11月11日版。
《利益如何平衡——从“侵权手段”与“授权方式”的区别说起》，郑成思，《中国知识产权报》2004年12月4日版。
《网上盗版不容忽视》，郑成思，《计算机世界》2004年12月6日版。
《网络盗版与公众利益》，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4年12月10日版。
《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郑成思，《中国信息界》2004年第24期。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定位问题》，郑成思，《今日中国论坛》2005年第1期。
《“侵权即是获得授权”吗》，郑成思，《北京日报》2005年2月21日版。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如何定位》，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5年2月28日版。
《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郑成思，《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图书馆、网络服务商、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中国社科院七位学者维权实践的理论贡献》，郑成思，《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年第3期。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尚在十字路口》，郑成思，《WTO经济导刊》2005年第3期。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郑成思，《中华商标》2005年第4期。
《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中国汽车报》2005年5月30日版。
《“数字图书馆”还是“数字公司”》，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1日版。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定位与路径》，郑成思，《检察日报》2005年7月18日版。
《有形资产积累要靠无形知识产权推动》，郑成思，《检察日报》2005年8月8日版。
《“似我者死”：反思傍名牌》，郑成思，《北京日报》2005年11月21日版。
《“公众利益”不是网上盗版理由》，郑成思，《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24日版。
《信息与知识产权》，郑成思、朱谢群，《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郑成思，《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3期。
《知识产权法学与民法学》，郑成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郑成思，《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6期。
《我的知识产权研究之路》，郑成思，《上海人大月刊》2006年第6期。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面临的挑战》，郑成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
《观望的企业将往何处去？》，郑成思，《人民日报》2006年6月28日版。
《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郑成思，《中国经贸导刊》2006年第9期。
《知识产权：弱保护还是强保护？》，郑成思，《人民论坛》2006年第11期。
《知识产权视野中的民间文艺保护》，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18日版。

㈤ 郑成思的主要著作介绍

每本文集开篇为学术小传。学术小传由作者撰写或委托他人撰写。各篇学术小传体例各异，繁简有别，但都反映了作者的科研经历和心路历程，反映了作者为学为人的风格。自选文集的主体部分，是作者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在与作者商定出版文集时，他们曾担心将已发表的论文再结集出版会对读者有所不敬。我们则认为，作者在自选论文时，自有其审慎的学术判断。通过作者审慎地自选，再结合学术小传所传达的作者心境和时代语境，我们会对文集中各篇论文的内容与价值有更深一层次的理解。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您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郑成思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历程，在阅读本书的同时，您也会跟随郑成思先生一起回顾那曾经走过的艰难的抑或喜悦的学术之路。它教给你知识与思想，并教会你成长和思考。

㈥ 那些被“盗版”困扰的古人，宋代面对“盗版”会怎样做

宋代是否存在版权？这个问题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且从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至今。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版权保护在宋代已经出现。另一种观点认为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

总之，宋代虽还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其版权意识虽还只是一种著作权、出版权保护的雏形，但从封建特许权发展到著作权，从封建君主对出版权的控制发展到民间出版业的“出版权”、“翻印权”，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代表着中国版权法发展的方向。

宋人的版权保护虽说并非基于对著作者、出版者的权益保护，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版权意识，但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保护版权的作用，体现了我国版权意识的最初形态。作为科学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标尺之一，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图书文化史、知识产权保护史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此层面而言，宋代的版权管理不仅在我国，甚至可以说在世界版权保护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为近代版权法的诞生奠定了实践基础与理论基础。

㈦ 郑成思的介绍

郑成思（1944~2006），著名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4年出生于昆明，1967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1979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参加了我国版权法、民法典等法律的起草；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法律的各次修订。参加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民间文学保护条例、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制定。曾任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第一人”。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吴汉东教授合称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的“南吴北郑”。2006年9月10日22时1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

㈧ 中国和日本在知识产权领域最著名教授有做哪些，有哪些著作

日本的有：著作不是很清楚
长 平彰夫 日本东北大学
加藤浩一 郎 日本金泽工业大学
冈田広司 日本椙山女学园大学
池内宽幸 作品：《专利激情在燃烧》
渡边睦雄 作品：《化学和生物技术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与阅读 》

我们中国的知识产权宗师 郑成思 教授，主要著作有：《知识产权文丛》，《知识产权法-新世纪初的若干研究重点》，《知识产权论》，《郑成思文选》，《知识产权法》，《专利实质条件》，《版权侵权认定》，《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知已知彼打赢知识产权之战-中国“入世”知识产权纵横》，《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研究》，《版权法》，《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 吴汉东，著作有：：《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著作权合理使用研究》、《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区域著作权制度比较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王迁 作品有：《论营业秘密保护的若干问题》、《论工业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论平行进口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网络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著作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冯晓青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㈨ 中国版权协会的理事成员

中国版权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领导成员
名誉理事长 任建新
顾 问 顾 明 江 平 陈 原 许力以 佟 柔 汪 衡 郑成思
理 事 长 宋木文
副理 事 长 刘 杲 黄曙海 谢怀拭 郭寿康 柳谷书
秘 书 长 沈仁干
副秘 书 长 刘春田 陈昭宽
中国版权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领导成员
名誉理事长 任建新
顾 问 顾 明 江 平 陈 原 许力以 黄曙海 谢怀拭
理 事 长 宋木文
副理 事 长 刘 杲（常务） 沈任干 郑成思 柳谷书 郭寿康 曹康泰
秘 书 长 沈仁干（兼）
副秘书长 王化鹏 刘春田 何 山 陈昭宽（常务）
中国版权协会理事会领导成员
名誉理事长 任建新 石宗源
顾 问 于友先 刘 杲 江 平 许力以 宋木文 柳谷书（已故）
郭寿康 黄曙海
理 事 长 沈仁干（国家版权局副局长，1943年生，大学本科）
常务副理事长 陈克勤（海南省版权局原局长，1941年生，大学本科）
陈昭宽（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原副司长，1939年生，研究生）
副理事长 王化鹏（新闻出版总署外事司）
王自强（国家版权局）
王庚年（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56年生，大学本科）
史梦熊（已故）
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49年生）
杨德炎（商务印书馆，1945年3月生，大学）
吴明山（公安部三局副局长）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1949年11月生，大学本科）
郑成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1944年12月生，大学本科）
赵大新（中国音像协会副会长，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经理）
柳传志（联想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大学本科）
蒋志培（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1949年生，博士）
廖奔（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
秘书长 齐相潼（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1953年3月生，大学本科）
常务副秘书长 邹建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副主任，1956年10月生，大学）
副秘书长 翟丽凤（国家版权局）
张树英（中国作协权益保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47年7月生，中专）
邹 忭（中国软件联盟秘书长，1945年8月生，大学）

㈩ 求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及复习资料。

知识产权专业（方向）推荐书目
一、推荐原则
本书目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个层次来推荐学习书目。其推荐原则分别如下：
本科生：在基本掌握民法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对知识产权的入门学习，在侧重于实务运用。
硕士生：在本科学习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学习知识产权的基本制度，在掌握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再依个人诧异为实务运用、理论研究两个方向的深入发展作实质、方法上的准备。
博士生：侧重于方法论的学习、四位方式的开拓与知识产权理论研究。
二、推荐书目
（一）本科生：
1、邓晓芒、赵林著：《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张玉敏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王泽鉴著：《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王泽鉴著：《法律思维玉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1、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3、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
14、郭禾主编：《知识产权法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6、沈仁干、钟颖科著：《著作权法概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7、李明德、许超著：《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黄晖著：《商标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汤宗舜著：《专利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21、知识产权局条法司著：《信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
22、董保霖著：《商标法律详解》，中国工商户办社2004年版。
23、程永顺编：《知识产权四法十二条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24、孔祥俊著：《WTO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5、郑成思，《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6、 [奥地利]博登浩森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保护文学禾艺术作陪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罗马公约和录音只怕公约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罗东川、马来客主编：《知识产权名案评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30、靳学军、宋鱼水主编：《知识的力量：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十年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1、谭筱清主编：《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判解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许海峰主编：《知识产权诉讼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33、许海峰主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二） 硕士生：
1、[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上午印书馆1976年版。
2、[英]艾耶尔著：《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爱尔兰]J•M•凯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午印书馆1963年版。
7、[英]洛克著：《政府论》，叶启芳等译，上午印书馆1964年版。
8、[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上午印书馆2003年修订第三版。
9、[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等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0、[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上午印书馆1959年版。
11、何勤华：《西方法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12、[葡]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6、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8、周：《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9、王泽鉴：“民法丛书》系列（《民法总则》、《民法物权1、2》、《债法原理1、2、3》）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8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张玉敏著：《走过法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写：《知识产权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22、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
23、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新世纪的若干研究重点》，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4、冯晓青等著：《知识产权法热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吴汉东等著：《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7、古祖雪著：《国际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8、陶鑫良、袁真富著：《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29、德利亚•利普希克著：《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30、韦之著：《著作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1、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2、曾陈明汝著：《商标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黄晖著：《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4、尹新天著：《专利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35、张晓都著：《专利实质条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6、魏衍亮著：《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37、程永顺主编：《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实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8、李琛著《知识产权片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39、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0、张玉敏主编：《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1、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2、张耕著：《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3、张广良著：《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4、沈仁干主编：《数字技术与著作权观念、规范与实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编：《知识产权经典判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三、博士生：
1、[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美]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新1版。
3、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英]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宗教和哲学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法]巴特著：《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8、[英]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9、吴增基等主编：《现代社会学》（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新1版。
11、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英]约翰•香德、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1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尼尔•麦考密克、奥塔•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洁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17、[日]川岛武宜著：《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
18、[美]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19、[美]波斯纳著：《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版。
20、[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美]霍姆斯著：《普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英]劳森、拉登著：《财产法》（第二版），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24、[德]京特•雅科布斯著：《规范•人格体•社会》，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5、[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性质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26、[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7、[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8、[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魏观察重点》，陈爱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29、谢铭洋著：《指挥财产权之基础理论》，元照出版公司1997年第2版。
30、[美]劳伦斯•莱斯格著：《思想的未来》，李旭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1、[美]劳伦斯•莱斯格著：《代码》，李旭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2、[美]罗伯特•P•墨杰斯等著：《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著：《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34、[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李扬等著：《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6、金海军著：《知识产权私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8、李雨峰著：《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
39、左旭初著：《中国商标法律史（近现代部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40、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1、李响著：《美国版权法：原则、俺案例及材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德]雷炳德著：《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3、[英]萨莉•斯皮尔伯利著：《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4、王太平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原则、理论基础与具体构造》，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李琛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6、吴汉东等著：《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7、曹新明著：《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8、刘茂林著：《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9、[日]富田彻男著：《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0、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1、[美]米勒、戴维斯著：《知识产权法：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第三版，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2、Brad Sherman and Lionel Bently: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British Experience, 1760-19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53、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4、Ronan Deazley: On the Origin of the Right to Copy, Hart Publishing, 2004.
55、John Feather: Publishing, Piracy and Politics-An Historical Study of Copyright In Britain,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56、Assafa Endesh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for Non-Instrial Countries,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7、William Cornish: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Four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Ltd,2003.
58、Robert M.Sherwoo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59、Gillian Davies: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shed jointly by VCH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VCH Publishiners Inc.,1994.
附：
1. 《知识产文丛》系列，郑成思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2. 《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系列，刘春田主编，商务印书馆。
3. 《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系列，郑胜利主编，法律出版社。
4. 《网络法律评论》系列，张平主编，法律出版社。
5. 《知识产权研究》系列，唐广良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6. 《知识产权法研究》系列，王立民、黄武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