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联网著作权侵权的认识，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获得信息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一方面，它使得信息的多向流动更加广泛、快捷；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提供者和接收者身份的不特定性，从而使得互联网上信息的流动可能更加无序。关于互联网著作权侵权的认识人类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尚处于较粗浅的阶段，作为人类的工具，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自己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技术的发展。信息流动的无序以及技术上的缺陷将制约人类对互联网的应用，并将导致新的法律问题。新工具的出现都将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人们也都将不停地为之立法。好的立法应该在对工具的充分应用和有效控制之间取得平衡。人们对因互联网产生的法律问题的认识，在本质士应该与传统信息交流工具，如电视、报纸出现时情况一样。国际互联网作为工具，并不是人们所经常描述的那样无边而虚幻，而是在相应的硬件和软件的支持下，实现信息流动的真实平台，并由真实存在的主体负责运营。在这些信息繁杂、迅速的流动中，网站是信息流的节点，实现信息的产生、流入和流出。没有这些节点的存在，互联网的工具性就不能实现。因此，在讨论互联网的法律问题时，应以网站的运营商为中心进行分析，尤其是按照信息源的分类进行分析。每个网站提供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网站自身提供的，包括网站建立的其他站点的镜像；二是由不特定的网络用户提供的。对于在互联网上侵犯著作权的有关法律问题的认定，也应遵循这样的思路，结合著作权法的现行规定进行分析。关于侵权主体与责任的承担应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著作权侵权特有的问题。而是整个互联网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将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在当前阶段，与传统信息交流工具相比，各国对互联网的控制相对较弱，这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但都出现了控制逐步增强的趋势。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侵权事件，主体主要涉及网络运营商和网络用户。在侵权主体必然存在的情况下，问题就在于能否通过相应的证据手段予以确认。网络运营商的责任问题已在上文提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除网络运营商直接实施的侵权行为，在侵权人身份能明确指正证时，如果还要求运营商承担连带或部分责任，似乎就增大了运营商的风险。笔者认为，这时主要应看运营商对于在网上流动的相关信息是否负有法定的控制、审查义务。如果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则运营商应当免责，正如电信业务运营商不对利用电话通话进行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一样。事实还证明，网络用户真实身份的确定，依靠用户注册是不可行的，因为无人能控制注册信息的真实性，依照当前的技术手段，甚至确定侵权人所使用的计算机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用户注册与相应的真实的法律信息相联系，特别是在实行存款实名制后的银行卡号码和密码等信息，则问题就可以解决。但这可能遇到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受限制的问题。不过，在可能泛滥的侵权行为和网络运营商的商业利益之间，保护权利人的利益是重要的，虽然对互联网发展的阻碍也可能影响国家或者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由网络运营商承担全部或部分侵权责任，是在运营商、权利人以及公共利益之间取得的平衡。网络运营商为身份不能确定的人提供了实施侵权行为的条件，并放任侵权行为的发生，则承担相应责任也是合乎法理的。运营商的利益可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予以考虑。
Ⅱ 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条件有哪些软件著作权的权利内容有哪些
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条件有哪些？软件著作权的权利内容有哪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是指软件的开发者或者其他权利人依据有关著作权法律的规定，对于软件作品所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就权利的性质而言，它属于一种民事权利，具备民事权利的共同特征。软件著作权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一起来讨论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条件有哪些？和软件著作权的权利内容有哪些？这两个基本问题。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条件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条件有哪些？（1）著作权保护的软件包括两部分，即计算机程序和文档。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程序包括使用程序语言编写的源程序和使用机器语言编写的目标程序。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2）软件必须由开发者独立开发，并固定在某种有形物体上。（3）软件必须由开发者独立开发，并固定在某种有形物体上。（4）软件著作权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产生，并且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5）软件著作权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软件著作权的权利内容有哪些？一、发表权，即决定软件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二、署名权，即表明开发者身份，在软件上署名的权利。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将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推定为开发者。三、修改权，即对软件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句顺序的权利。修改软件实际上是开发的延续四、复制权，即将软件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利用某种介质将软件复制，仍然是目前使用软件较为普遍的形式。五、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六、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软件的权利，但是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七、信息网络传播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软件的权利；八、翻译权即将原软件从一种自然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自然语言文字的权利；九、其它权利应当由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条件有哪些？软件著作权的权利内容有哪些？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八戒知识产权在线客服。八戒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专注：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知识产权业务方向。主营业务三大板块：常规知识产权、涉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交易。互联网+知识产权行业的黑马型企业。
Ⅲ 知识产权，著作权问题
本案中侵权事实和行为应该分开讨论。
A 的演唱行为侵犯的B的演绎权，下属的表演权。A 来承担责任。
主办方客观上帮助A实施了侵权行为，主观明知，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帮助侵权，或称 间接侵权，也应承担责任。
主办方没有征得B的同意录制A的演唱视频并且制作成光盘，该行为侵犯了A的复制权。但是该行为并没有侵犯B的权利（因为该行为没有直接侵犯B在版权项下直接的权利，我国也没有直接规定作者可以从作品的后续使用中获得报酬，但当事人可以约定）。
由于没有交代制作的CD是否进行大量复制和贩卖，这里不再讨论发行权的问题。
主办方在网络上传播的行为构成侵犯 A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理由：直接侵权。
A和主办方之间的约定在两人内部有效，对外不产生免责效力。
Ⅳ 有关著作权方面的论文
作者的著作权的构造
著作权方面，分支性权利开始分段化、呈现出扩散的倾向。
1、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网络中的信息内容的传播和利用方面，最主要的是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送信可能化权）。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单列一项。如果我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网络上信息传播的对象物上，信息网络传播的要素中，也包含有对象物的要素。
2、放映权与转让权
著作权分支权中，转让权的有关规定（同法第26条之2第1款）不适用于书籍等有形物的传播。电影不属于转让权的对象，就是因为对于电影规定有放映权。在这方面，判例上将家用电视游戏机的软件视为电影，认为放映权不适用权利穷竭规则，并进而得出以下判断，即，放映权中的转让权是为了达成放映目的的权利，从而穷竭[3]。在此，是让放映的要素中包含转让的要素，从而使放映于被转让的对象物的信息传播中包含了复制的要素。
3、编曲权
关于编曲权，在一个著作权管理部门侵害他人著作权的案件中，曾经探讨过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责任问题[4]。在此，编曲这一要素中，对于编曲行为对象物的曲子的复制也成了前提性的要素。
4、进口权
日本著作权法在著作权分支权的有关规定之外，还新规定了进口权（同法第113条第5款），其对象为复制物。
5、公共出租权
公共出租权是指从出租权的公共利用的角度所赋予的权利，它基于公共图书馆的利用这一著作权的限制而被承认。与出租的要素相同，公共出租的要素中也包含了复制的要素。
6、复制权与出版权
日本著作权法在著作权分支权的有关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出版权（同法第79条至第88条）。出版这一要素也是复制的一个形态，
在此，复制这一要素，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信息内容的传播利用的著作权分支权单纯化的一个视点，
（二）、著作邻接权人的著作权的构造
著作权的分支权，在著作邻接权领域中是被选择性地适用的（请参考表1） 。这种选择性的适用，导致著作权的分支权的关系复杂起来。
Ⅳ 版权保护预防侵权措施和有关建议
版权保护预防侵权措施和有关建议，近年来，中国对著作权法体系进行了全面修订，完善了著作权的法律内容，从立法层面上解决了著作权的保护问题，为原创者的经济利益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版权保护预防侵权措施和有关建议。版权保护预防侵权措施和有关建议01、完善著作权法，加强互联网的版权保护目前中国加大了打击网络环境下侵权盗版活动的力度。国家版权局协调有关部门，连续3年开展了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02、打击盗版任重道远，国际合作日趋紧密虽然我国在版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不可否认，电脑软件的盗版率依然很高。在市场上，很大比例的商业软件仍被非法拷贝。针对在某些领域出现的盗版较为严重的现象，国家版权局正在努力加大对侵权盗版活动的处罚力度。综上所述，在版权保护预防侵权措施和有关建议这方面，我们应该：首先，应借鉴WCT的相关规定，根据因特网版权保护的新特点，赋予版权人新的权利，主要包括：（1）作品传输权（2）禁止反措施的权利（3）权利标示权其次，应完善中国的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成立国际、国内相应的网络著作权保护的集体管理机构。最后，应进一步强调进行有效的证据固定和收集。原告在起诉之前就对侵权事实进行固定、收集，并请公证人员进行现场公证的做法值得权利人在维权时借鉴。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八戒知识产权在线客服。八戒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专注：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知识产权业务方向。主营业务三大板块：常规知识产权、涉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交易。互联网+知识产权行业的黑马型企业。
Ⅵ 如何确定著作权的归属
如何确定著作权的归属？当知识产权可以得到申请确认后，归属问题成为大家都竞相讨论的问题，本文针对该问题著作权律师作出详细解答。如何确定著作权的归属(1)由公民个人创作完成的作品，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该公民对作品享有著作权。(2)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该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作品享有著作权。(3)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4)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5)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6)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7)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8)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9)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10)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
Ⅶ 软件著作法相关问题，合法权益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是指计算机软件开发者对其开发的计算机软件依法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权利，包括发表权、 署名权及修改权；二是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及获得报酬权。 相对的，对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则主要体现在《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享有的权利上。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计算机软件装入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内；二是为了防止复制品损坏而制作 备份复制品。这些备份复制品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并在所有人丧失该合法复制品的所有权时，负责将备份复制品销毁；三是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是，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该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软件。同时，《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 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归属问题
讨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归属前提首先应了解什么是软件著作权人，软件著作权人是指依法享有软件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软件著作权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产生。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即实际组织开发、直接进行开发，并对开发完成的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者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独立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自然人。如无相反证据，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开发者。那么问题来了，计算机软件开发者和著作权人二者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呢？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涉及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呢？
1、计算机软件开发者和著作权人的区别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无相反证明，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为开发者。”
计算机软件开发者是指实际组织开发、直接进行开发，并对开发完成的计算机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或者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独立完成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并对计算机软件承担责任的自然人。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则是指对计算机软件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它组织。
换句话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和计算机软件开发者在一般情况下是统一的，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又是相互分离的。在确认软件著作权归属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计算机软件开发者等同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
2、职务开发的计算机软件的归属原则问题，特别是法律未作明确规定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所有的灰色区域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归属原则。
3、契约在先的原则问题，也就是依法约定高于法定的一般原则。对于合作开发、委托开发和计划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即合同中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归属问题有约定的，以约定为准；没有约定的，按法定的一般原则确立。
三、长昊律师事务所软件著作权维权团队小结
众所周知，目前计算机软件的权利主要是通过著作权法来进行保护，运用著作权来对软件进行保护有一定的好处，比如在保护的期限上较其他权利要长，根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专利权保护的最长期间是20年，而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最长期间为身前以及死后50年。传统的著作权保护的是文学艺术作品，但是计算机从实质上来讲属于工业作品而非传统的文艺作品，在属性上与文学艺术作品仍有所区别，在权利归属问题上将其列入著作权保护的范围，是有利而无害的。但在著作权的归属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与其他传统作品的归属存在一定的差异之处，主要体现在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上。
Ⅷ 网络著作权纠纷法律适用问题探讨如何认定网络著作权侵权
这种行为的特点在于，网络用户只能定时收看影视作品，而不能在其选定的时间进行观看，也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影响播放进程。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上广播权的内涵和外延严守了《伯尔尼公约》的传统，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又照搬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中的半段内容(只控制“交互性”传播行为)，造成了“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的行为落入了一个现有权利规定的空白地带，如何进行侵权判定和法律适用，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会代表对此意见不一，提出了如下观点： (一)类推适用广播权之规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刘军华认为，对这类新类型案件进行侵权判定的首要问题在于确定“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的权利属性。考虑到这一行为的性质与广播并无不同，依照同等事物相同对待的基本法理，兼顾网络传播的现状以及未来立法发展的合理性，宜将该种权利视为广播权。作为权利而言，只能由著作权人享有，而对于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则不应赋予，以和现在著作权法关于邻接权的规定相一致。在现阶段侵权判定的法律适用上，可以采用类推适用式的漏洞补充方法，对未经权利人许可，“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他人作品”的行为，类推适用广播权的规定。如果原告享有包括广播权在内的权利，则可判定为侵权;如果原告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则不应认定为侵权。但是，如果当事人在权利转让或者许可时，自行定义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包括的内容，则应当依其约定来确定权利范围，如果权利内容包括了“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这样性质的权利的话，则仍然可以判定为侵权。此外，如果原告为表演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话，则同样也不能认定为侵权。在未来立法的调整上，可以在传播权立法中引入向公众传播权的概念，而在向公众传播权项下，再区分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广播权控制单向的、点对多的传播方式，以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双向的、点对点的传播方式。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乃蔚指出，从特征上看，“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同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既有相似性又有本质的区别，将其归入到两者中的任何一类都比较困难。技术的进步要求立法层面上创造出新的权利或者对原有权利做扩大化的解释。计算机网络只是一种工具，是传播的载体，对网络引起的问题的定性不能拘泥于立法之规定，可以对广播权做扩大解释，将网络定时传播的行为纳入其中。 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游闽键认为，由于“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是用户无法选择的，不符合“交互式方式”这一特征，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权利经流转之后才产生价值，权利人不可能一次性转让全部的权利，所以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可能会造成流转上的限制。建议对立法中的广播权之规定进行修改。 (二)著作权中其他权利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认为，虽然立法和司法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是属于应然主义，但是对于权利属性的认定应该严格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如果现行法律的规定很明确的话，就没有必要对法律做进一步的推理。目前我国立法中的广播权之定义主要来自《伯尔尼公约》，该公约中赋予作者广播权所控制的行为包括三种方式，互联网定时播放是直接通过有线的方式进行，也不属于先接收再播放，不能归入广播权范畴。另外，信息网络传播权本质上是一种交互式方法传播作品，典型的特征就是点对点，而网络定时播放的本质则是点对多，也不能归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因此，在我国现有的著作权专有权利中，只有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条款比较合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陈惠珍认为，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的前(十六)项均涉及到具体的权利类别，第(十七)项是兜底条款，归入第(十七)项比较合理。如果主张人是原始权利人，将这种行为笼统定侵犯著作权不存在问题，但是在其他情形如著作权的许可使用的情形下则不适用。 (三)传统著作权论 上海市版权局版权处副处长施世东指出，根据国家版权局的规范性文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采用一种低标准保护比较恰当，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进行保护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首先，基于立法的精神，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解释不应当扩大化，网络上定时传播不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次，目前发展中国家正通过外交努力抵制发达国家将广播权新标准施加到发展中国家，归于传播权也不太适当。因此，应适用传统的著作权理论并适当地做扩大解释，播放影视作品和放映权类似，用复制权、放映权、机械表演权等来归置是可行的。 (四)抽象著作权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高富平认为，技术中立要求从行为本身包括行为的方式和后果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而不应拘泥于是否归入到某一类别。因此，在现行法律规定不能穷尽所有权利的情况下，建议采用抽象的做法即直接判定该行为侵犯了版权或者著作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行为的认定和民事责任 网络著作权案件已经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一些提供网络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或者P2P软件的服务商是否构成帮助侵权的认定，而在这类案件中被告往往援引“安全港条款”，要求适用通知与移除规则。问题的焦点在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为网络传播行为提供支持时，其义务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与会代表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服务商的义务辨析 对于网络服务商应当承担什么义务，与会代表达成共识。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就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网络服务商不仅在明知的情形下负有赔偿责任，也要在应知其服务对象实施侵权行为时即过失情形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胡震远指出，基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服务商对其服务对象在网上传播的内容负有审查义务的观点是缺乏法理依据的。民法上的注意义务本身是为了应对不作为侵权责任扩大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自觉地引入民法上的一般注意义务，以弥补网络著作权规范的缺失。 高富平也赞成将网络侵权置于民法的框架下来进行讨论。网络只是一个工具，网络侵权只是渠道不同而已，网络侵权不应被看成是一个独立问题。在民法框架内探讨网络侵权的过错注意义务的分析方法，也是打破一提网络侵权就考虑网络特殊环境的观念。 (二)服务商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胡震远指出，要确定过失侵权责任，必须明确采用何种过失标准。在确定实施帮助行为的服务商的注意程度时，可以参考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如美国立法中的“红旗标准”，而对于是否引入这种标准，则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需要考虑服务商的信息管理能力;二是需要考虑服务商采用的技术手段有没有法律判断能力。服务商只要尽到一个普通人的一般注意程度即可免除侵权赔偿责任，服务商的注意标准应不低于重大过失的注意程度。 王迁也赞成上述观点，同时，对于如何认定“红旗标准”的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网站如网络页面中没有任何绑定，仅仅是空白搜索，用户若搜出侵权内容，是不能判定网络服务商侵权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户自己填的、可能搜出来的是公众领域的，网络服务商不可能了解用户搜索的内容，因此不能认定为“应知”。但是，如果网络服务商对侵权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且知道信息部分内容极有可能侵犯他人著作权，则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 刘军华针对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指出，对于网络服务商过错的判断，出现的争议主要在于“过失”的认定问题。在法理上，过失的判断标准概括来说就是“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在个案的审理中可能又需要更多考虑是否“可预见和可避免”的问题。现在被认定侵权的网络服务商并非不能避免、不能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注意义务的标准，还是要区分一般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同专业网络服务商(比如影视网站)等经营者的注意义务，专业经营者预见可能性更大。 施世东指出，这些年来政府为促进网络视频企业规范化运营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时，司法诉讼的压力也使得这些企业不断改进经营方式。网络上信息的海量决定了立法应当对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减低。如果著作权法对权利人利益提供过度保护，则可能造成著作权人权利的滥用。同时，对于网络著作权的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也不能过高，否则将可能给恶意的权利人提供一种赚钱的机会。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在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三)服务商注意义务的判定方法 胡震远认为，服务商是否构成重大过失这一主观要件，应该综合判断服务商的各种行为来进行客观化的认定。法官可以着重审查以下这些因素：一是服务商促成侵权的可能程度;二是服务商的先行行为;三是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四是服务商对侵权警告的反应。 游闽键认为，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四个因素：一是上传主体;二是作品的名称;三是作品的类型;四是作品的内容。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对上传主体、作品的名称的真实性的甄别往往比较困难。此外，对美国的“红旗标准”的适用也要十分谨慎，防止对网络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曹洁对“明知”之判断，提出了以下几个标准：一是网络服务商是否对侵权作品进行宣传、推荐、介绍，如果存在这种情形，就可以推定是“明知”，存在较高的注意义务;二是服务商对上传内容进行编辑，便于用户搜索使用的，比如设置不同主题的栏目;第三是雇用专业人员对上传内容进行过人工分类。此外，作品上传时间、数量多少或者是否反复出现等，都可以作为认定的标准。
Ⅸ 著作权法修改的争议问题有哪些
著作权法争议的问题虽然比较多，但总结来说主要争议的问题就三个：法定许可、网络传播、集体管理。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个主要争议问题。
主要争议问题之一：法定许可
所谓法定许可，是指使用者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即使用其作品，但是必须支付报酬。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教科书编写出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电台电视台播放等五类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的本意是要促进作品传播，但在实践过程中，著作权人获取报酬的权利却不能得到保证。正如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基本没有使用者履行付酬义务，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的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但国家版权局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目前该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对法定许可制度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使用者事先备案、及时付酬和指明来源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
对于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在法定条件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规定，音乐界人士联名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3个月”时间太短，根本不足以收回成本，将会严重打击音乐原创的积极性，会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而且会认为其他音乐传媒推广企业(如电台)也会受牵连。
但从草案来看，第四十六条的适用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即使用者要在按照第四十八条规定进行备案、指明来源等信息以及支付使用费的前提下才能够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其发表的作品。《著作权法》不是保护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兼顾著作权人、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事实上，对音乐作品录制的法定许可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大唱片公司对音乐录制品的垄断，这是因为，大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词曲作者与之签订独家许可协议，以成为唯一有权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制品的公司，借以垄断音乐作品录制品市场，抬高价格。但目前草案中“3个月”的时间规定是否合理仍值得讨论，在确定这一期限时应充分考虑到录音制品的生命周期，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限以达到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利益的平衡。
另外，除报刊可以作出专有权声明外，草案并没有允许其他著作权人声明保留权利以免架空法定许可制度，使其失去适用的机会。法定许可制度本质上是对权利人权利的限制，因此，只有充分保证权利人的获得报酬权，才能避免该项制度成为对权利人权利的剥夺。
主要争议问题之二：网络传播
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有三个条款，其中第一款是提供纯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不承担审查责任，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事实上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已经有了类似的规定，该规定是在网络环境下平衡作品创作者和传播者利益的一种选择，是世界各国对提供网络技术服务方的通行规定，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避风港原则”，即技术中立和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商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这也符合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而且，这一规定也符合现实情况，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网络内容进行审查不具有操作性，目前的技术水平还难以实现。
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通知与删除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被著作权人告知的前提下有删除等义务，如不执行，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款规定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和应知侵权的情况下承担的责任，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承担注意义务，即通常所说的“红旗原则”，网络服务商如果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一规定与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理论是对应的，网络用户如果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则需有主观上的故意(包括明知和应知)才应承担连带责任。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制度使得著作权人面对诸多网络企业的维权行动收效甚微。在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往往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将使著作权人的利益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如果著作权人的劳动都能在网络盗版中免费获取，原创力无疑将被扼杀。但如前所述，《著作权法》是要在现实情况下努力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能仅仅考虑某一群体的利益。
主要争议问题之三：集体管理
修改草案第六十条和第七十条是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向非会员延伸的规定。按照这两条规定，即使权利人没有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报酬，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如此规定使得权利人无法再通过诉讼向那些已经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使用费的使用者进行索赔。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诉讼获得法院判赔的数额通常会高于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因此该项延伸性集体管理规定引起了诸多权利人的质疑。
根据修改草案的规定，对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许可其代表非会员开展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这种“延伸管理”有其良好初衷，旨在解决“使用者愿意合法使用作品却找不到权利人”的问题，扩大了著作权代理保护的覆盖面，但问题在于“被延伸”到的权利人是否愿意被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代表。非会员通过诉讼可能获得的较高赔偿额将会使会员受到影响从而退出集体管理，这将破坏集体管理制度，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于诉讼赔偿额和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的统一。
也有观点认为，在现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效能尚未充分发挥、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向非会员强制延伸其管理未必恰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名称上虽有“管理”二字，但其本质应是为著作权人服务，其公信力取决于服务质量。但目前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费用的收取和管理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在维护著作权人权益方面不积极不到位的问题使其公信力不高，难以获得权利人的支持，延伸管理的条件未必成熟。此外，在集体管理组织中引入竞争机制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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