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意思主义

A.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哪几种

基本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有三种立法模式
大陆法系各国关于依法律行专为的物权变动，大致有债属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三种立法模式。
(1)债权意思主义。指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无须当事人的合意，即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不以任何物质形式的作成为必要。《法国民法典》采用的就是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2)物权形式主义。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除须另有物权变动的合意外，尚须践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形式，才能成立或生效的立法主义。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德国民法典》所确立。
(3)债权形式主义。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不仅需要当事人债权之合意，而且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形式，始能成立或生效的立法主义。

B.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权变动模式是什么

物权变动模式

大陆法系物权变动模式有两种：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意思主义。前者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后者以法国为代表。

我国从清末开始修民法时，因为大陆法系德国立法技术最高，所以在日本法学家的帮助下编修了继受德国的民法典，虽然最终没有实施，但这个基础算是留下了。

建国以后，我们主要受苏联的影响，根源也能追到大陆法系，苏联解体后我国民法算重回正道，在德日的影响下形成了社会主义法系——因而物权变动也主要受德国的影响。

德国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说的是，债权合同并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需有物权合同存在并实际交付才行，不动产更需要登记才发生效力。

法国物权意思主义变动模式说的是，债物权变动自双方发生物权变动合意即发生，即便实际物品未能交付，也不影响物权变动，无论物权是否转移、是否登记在所不问，如果再跟别人签合同出卖物品，则属于无效合同。但也有特殊情形，比如预售房屋，在合同成立时没有实际的物权存在，也就无所谓转移，等房屋建完登记后，再一房二卖的话，那就不是前面提到的无效合同。

德国、法国都说完了，那么我国是什么模式呢，有人称之为债权形式主义，算是吸收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所有精华，把物权合同和债权合同分开而论，但实务中并没有这样的两个合同，所以物权合同就最终转换成了需要办理登记的过程和义务。
我们通常理解的物债两分，也就是这个意思，哪怕是无权处分签订了合同，物权不发生变动但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至于债权合同无法履行，那就得向另一方主张赔偿了。

C. 物权变动模式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分类

物权变动模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即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模式。
(一)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所谓意思主义，就是指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除此之外不再需要其他的要件。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绝对意思主义和相对意思主义，前者是指物权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绝对的移转效力，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其立法学者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正如孙鹏先生指出“《法国民法典》最初奉行的是‘绝对意思主义’，公示手段对物权变动没有任何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性特征丧失殆尽，有违物权的可支配性特征，现今已没有国家采取此例。后者是指买卖契约有效成立时，所有权即行移转，但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的物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由于“绝对意思主义”的弊害，法国民法典的登记规定招致各方面的批判，终于1855年将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对抗第三人的条件，公示对抗主义(相对意思主义)模式在法国最终形成。法国这一模式为后来的日本所接受，其《民法典》第177、178条即是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之规定。
(二)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所谓形式主义，则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可分为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和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前者是指物权变动需要一个单独的物权行为，才能导致物权的变动。即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交付或登记——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后者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债权合意外，还必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就是在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德国法为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的代表。比法国民法典晚近一个世纪的德国民法典之所以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一方面是随着民法理论的深入，实务中法国民法中的“同一主义”缺陷的逐渐暴露，德国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另一方面是深受罗马法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影响，德国采取了物权形式主义。采用这一模式与著名的民法学者萨维尼提出的物权行为理论有关，萨维尼以物权交易中的交付行为为例子，提出了与传统的债权行为相对的物权行为理论，最著名的一段是：“私法契约是最复杂常见的……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契约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物转移的意思表示，行为人据之确定彼此间法律关系。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还不够，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其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定其本质是契约。比如一幢房屋的买卖，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上的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人们都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项契约，而且是一项真正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交付它才能完成交易。……在诸如向乞讨者施舍的场合里，包含着真正的契约，既存在着让与和受领的意思合意，然而在这里却不存在着任何债权，所有这些事例不正是说明了物权契约的存在吗?”
在这一基础上，德国法学界将物权行为从动产交付扩大到不动产登记以及其他法定形式，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这种物权合意是在双方订立债权契约之后又形成的单独就物权变动的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这样一来，便产生了物权公示制度，将物权的归属和变动的状态展示给世人，从而保护交易安全。
根据这一模式，区分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而物权行为是处分行为的一部分。债权法上的合意产生负担行为，物权法上的合意产生处分行为，因此物权法上的合意是物权变动的真正原因。物权变动之时不在负担行为生效之时，而在处分行为生效之时。如《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1款：“为转让土地的所有权，为以某项权利对土地设定负担，以及为转让此种权利或者对此种权利设定负担，权利人和相对人之间必须达成关于发生权利变更的合意，并且必须将权利的变更登记到土地登记簿中，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921条：“为转让动产的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该物交付给取得人，并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应移转的合意。取得人正在占有该物的，只需要有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合意即为足够。”
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认为发生物权变动，不仅需要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即公示为物权变动的成立或生效要件。一方面，它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这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同。另一方面，它并不认可在债权合同之外，另有一独立存在的，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认为无论交付抑或登记手续的办理都是事实行为。经由此类公示方法的采用，实现合同的交易目的——引起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最典型的是《奥地利民法典》(1811)、《瑞士民法典》(1912)以及1958年制定的《韩国民法典》。
毫无疑问，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都是其本国长期历史传统、社会生活实践与法学理论研究相互融合的产物，自有其合理之处。

D. 中国物权变动模式

在物权法出台之前，通过对我国民法体系中关于物权变动规则分析，很容易看出我国采取的是一种相当于折衷主义的立法模式。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担保法》41条关于不动产和准不动产的抵押规定为：“当事人依本法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43条关于动产抵押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等等。我国的这种立法模式，一方面认为债权的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不承认物权行为；同时又认为仅有物权变动的意思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还必须经过登记或交付，也就是公示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动产抵押上，我国民法规范采取的却是登记对抗主义。

总体说来，我国民法现有规范关于物权变动采取的变动规则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但是却缺乏理论和制度上的逻辑性。

我国目前正在讨论中的《物权法草案》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同时规定，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第二十七条规定， 动产所有权的转让和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第二十八条 规定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等等。

物权法草案采取的立法模式大体上是继承了我国民法原有的立法模式，采取的是折衷主义，不动产的公示为登记，动产的公示为交付，经过公示后，物权才能发生变动的效果。由于准不动产的价值大小不一，对其无论是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还是以交付为公示方式，都不能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流转关于交易安全和迅速的要求，所以对于准不动产物权的变动，物权法草案以交付为物权发生变动的要件，以登记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

在我国现行理论及实践框架下构件物权变动规则以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的思考

物权变动不管采取的是哪一种立法模式，其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能够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和迅速，要维护交易安全和迅速，关键在于能够在保护交易时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交易双方的交易公平。法国式的“公示对抗主义”偏重于交易的迅速，但是却是以不安全的交易为代价的，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法国的动产与不动产都使用的是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我国现在市场经济民事法律体系下，显然是不能对动产交易和不动产交易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德国式的“形式主义”立法，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只要物权行为一经设定，物权就告移转。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使得在原因行为有瑕疵的时候，如债权合同被撤销或者无效的时候，物权的权属状况仍不改变，卖方只能够依照不当得利向买方行使请求权。但是，物权行为无因性却能够很好的保障第三人的利益，符合交易迅速的要求，第三人再向买方交易的时候，只要求买方的物权符合法定公示的要求，而不必担心其物权原因是否有瑕疵。我国采取的是相当于折衷主义模式，我国的物权法理论的主流并不赞同物权行为无因性，当债权合同因为瑕疵被撤销或无效后，卖方可以以物上请求权向买方请求返还，这样更有利于保护买卖双方的利益。这种折衷主义模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了物权行为的客观性，但是我国的物权法理论为了避免无因性对出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否定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本人认为，我国的这种立法模式有利于保护交易中第三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但是，应当从理论上对它进行完善，并从形式上构建逻辑严明的立法模式。

首先，应当承认物权行为的客观性，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物权变动立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但是，承认物权行为并不意味着必须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物权行为的有因还是无因只应该是立法的选择而已，应当从实践上，从制度是否能实现市场经济的交易迅速、安全和公正上来确定。

其次，我国的物权变动理论规定了公示公信原则，但是不能仅仅依照这个原则来实现交易的迅速和安全，而是要对它进行一定的补充和完善。公示原则规定物权的变动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查知的方法表现出来。公信原则是指物权的变动公示后，当事人如果信赖这种公示而为一定的行为，即使登记或者交付所表现的物权状况与真实的物权状况不相符合，也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物权法草案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原则，不动产以登记，动产以交付为公示方式。可以说公示为处于交易之外的第三人提供了保障，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以公示确定权利的性质与归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定纷止争，维护交易安全。公示的公信力重在保护第三人，真正的权利人即使能够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公示暇疵确实存在，而且自己对于公示的暇疵并无过错，对公示的公信力仍不产生影响，第三人仍可藉公示的正确性推定和自己对于公示的暇疵不知情而获得保护。 最后，不动产和动产虽然都属于财产范畴，但是他们的性质却有很大的差别，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中，不动产的公示方式和动产的公示方式从效力上来说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本人认为应当区分不动产和动产，确定物权变动的规则以达到有利于促进交易，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

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

对不动产适用公示公信原则来确定财产的归属与变动符合物权变动迅速和安全的要求。

不动产权属和变动的公示为登记。不动产登记是权利人申请国家有关登记部门将物权的设定移转、变更、消灭等物权事项依据法定的程序记载于登记簿的事实。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第一，登记机关。此即对不动产的权属和相关事项进行记载的人或机构;第二，登记对象。即作为物权客体的物。 第三，以书面记载的方式实现。口头的方式一般不能成立登记。但是书面记载可能包括多种形式，可以表现为一般的记载，也可以表现为正式的登记表格填造，还可能是计算机数据库的建立等等。以不动产的登记作为物权公示的方式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由于登记机关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所以其形式上的准确性可以得到保障，并且不会有被随意更改的危险。其次，这种登记能够以一定方式被外界知晓。不动产登记制度作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具有相当的公信力。第三人基于不动产公示，能够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这对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是十分有利的。最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很少会产生错误登记，即使产生了错误，由于其责任在登记机关，而登记机关是公权力机关，对于利益的损失人，能够进行有力的赔偿。当然，不动产登记公示的优势是建立在登记审查制度的严格、严密的条件下的。在建立了完善的登记制度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使用公示公信制度就能够很好的保障交易的迅速和安全。

我国的物权法草案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进行了法条上的规定。这种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公信制度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同时这种立法模式，实质上是承认了物权行为的客观性。债权行为不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是要经过登记，登记后才能产生物权变动。并且这种物权在转给第三方的时候，第三方不需要考虑前手的交易是否有瑕疵。我国的物权法理论主流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客观性，但是在立法实践中，却体现了承认性的效果。

E. 物权法的第三人保护制度

一篇论文，可以参考，基本上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略论物权法中的第三人保护制度的建构
摘要：第三人保护问题是物权法中的重要范畴，对其关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在民法典和物权法中建构起完善的第三人保护制度的确需要法学界的共同努力。在对涉及第三人保护的诸理论和制度范畴进行比较、做出选择时，笔者抛弃了德国法中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而以物权的公示公信为原则基础，善意取得为制度基础建构中国物权法中的第三人保护制度。
关键字： 第三人 公示公信原则 善意取得制度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一、第三人保护制度概说与理论歧争
物权法中的第三人保护制度是物权法中的基本制度，但是在孙宪忠先生正式提出应正视物权法中的第三人保护制度之前，我国法学界对第三人保护制度鲜有论述者。物权法之所以应对第三人进行特别的保护源于第三人的利益实为市场经济交易秩序的化身，市场整体的整套常秩序就是由一个个第三人连接起来的。①如果第三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的交易安全就得不到有效地维护，良好有效的交易秩序也就无由形成。物权法中的第三人保护制度所涉之第三人，一般指不参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但与当事人法律关系的结果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一切人。第三人的存在，使法律关系变得复杂化，出现了物权变动中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冲突。因为据物权法中“一物一权”原则，第三人与物权变动中的当事人不可能同时享有物权，因此，如何对第三人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衡平处理，以使交易能够安全快捷地完成，并使利益实现最大化便是摆在物权法面前的现实问题，而因为第三人利益为交易秩序之化身，保护第三人便是其中的突出问题。
最早发现并开始重视第三人保护问题的是早期的日耳曼法。此法中建立了“前手交易瑕疵不及于后手”的法则，即使前手交易有瑕疵，但是在物上利益转移于第三人时，第三人的交易视为后手，其权利的取得如无瑕疵，便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人不得剥夺，这就是著名的“以手护手”原则。这种做法对于第三人的保护是极为有利的。正是从“以手护手”开始，各国开始不同程度地重视第三人保护问题，而针对第三人保护的基本法理，各国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涉及的规则主要有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公示公信原则等。理论界在这些规则的取舍上可谓是大相径庭。主要观点如下：

（一）以善意取得制度取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在德国普通法时代，因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此项理论实属必要。但《德国民法典》对善意取得制度设有明文，足以维护交易安全，就此点而论，无因性理论便失去了存在依据。②

（二）以无因性理论为基础，以公示公信为原则，以善意取得制度为补充来建构中国的物权变动制度，并以此来保护第三人。此观点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原则在坚持自己合理性的同时，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予以否定，而无因性原则在坚持自己理论的同时，对公示公信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予以包容，并批判吸收。③

（三）以无因性理论为原则，以善意取得为补充。该论点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应由无因性原则来替代，但考虑到善意取得制度在主观心态的意义上反映了交易公正的要求，故其可作为补充。④

上述各种理论中，哪一个更符合法律的精神和实践的需要，哪一个更具有合理性呢？或是在上述理论并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应采怎样的一种模式来构建第三人保护制度呢？笔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亦从公示公信原则、无因性原则、善意取得制度的取舍，以及相互间的关联和价值定位等角度来探讨，认为应以公示公信为原则，以善意取得为具体制度来建构第三人保护制度，下面分别对事关第三人保护的此两种制度给予详述。

二、公示公信原则-第三人保护制度的原则基础

物权的公示，指物权享有与变动的可取信与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⑤现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承认这一原则，原因在于：第一，采物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概明确区分物权与债权，并一同承认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存在，而物权行为的存在就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持，即在交易过程中，哪一种行为为物权行为。鉴于物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排他性，使得物权变动会对第三人利益产生限制作用。为避免第三人可能因此而遭受的利益损失，便要求物权变动通过一定的从外部可以察知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便是公示。根据物权物为形式主义原则，公示本身也便是物权行为的表现。同时，公示更实现了其在交易中的价值，能够维护交易安全，保障市场秩序。第二，在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的模式下，债权行为本身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没有物权行为存在的必要。但是这种物权变动的模式于形式主义变动模式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兼顾静的财产交易安全与动的财产交易安全，这仍需借助公示制度⑥，只有进行了公示，才能有效的保全物权，否则就不能得到公认和法律的充分保护。通过公示，使第三人在参与交易时，有了一个识别判断物权的客观标准，在正常情况下，无需进行实质调查，仅凭公示的外部表象就可以公平交易。⑦

但是，当公示的权利状态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时，如何平衡真正的权利人与依赖公示的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同样是物权变动中的敏感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公示的公信力。公信原则是指物权变动经公示的，即使标的物出让从事实上无处分权，善意受让人基于对公示的信赖，仍能得到物权的原则。⑧公示的公信力是以权利的正确推定为前提的，正是这种正确性推定，使第三人对物权变动产生了可信赖性。这种可信赖性是法律赋予公示的效力。可见公示产生公信力，公信原则是公示原则的补充，而公示公信原则合力实现了其应有的价值。

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是指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受债权行为影响。物权行为一旦成立生效，即使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成立或归于无效，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⑨。对于无因性理论的价值，支持此理论的学者往往能达成共识，即“无权交易的安全性能”是物权行为无因性最重要的机能。⑩既然同为维护交易安全，无因性原则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有何差异呢？从维护第三人利益出发，谁能更具优势呢？笔者认为公示公信原则更为可取，理由如下：

第一，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历史机能并非是通过对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来体现的。因为在德国民法中，早在中世纪的普通法上，即以承认了公信原则来保护交易安全，而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历史机能，在于排除登记实质审查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妨害交易便捷，过分侵害民事主体的私人生活的弊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11无因性理论中维护第三人利益、保障交易安全的机能也只是在近现代法律发展的结果。因此，从维护第三人利益、保护交易安全角度来看，公示公信原则要比无因性理论更早的发挥作用，这就可知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是公示公信原则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如果仍固守此观点的话，就不能解释不了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国家，却承认公示公信原则这一现实情形了。

第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是以承认当事人内部物权与债权关系，进而排除债权关系对物权关系的影响来保护第三人的，而公示公信原则却从物权变动当事人外部入手，直接保护第三人对公示的信赖利益，并不改变当事人内部法律关系的性质，因而更具合理性。12

第三，在无因性原则和公示公信原则同时出现时，二者在保护第三人的价值作用中形成一定的交叉。从这种交叉中，我们也可窥知优劣。

首先，在物权行为不成立或归于无效时，二者对物权变动效力的规定不同。根据无因性原则，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但是当物权行为本身无效时，物权不能变动，对第三人的保护不利；如果采公示公信原则，善意第三人利益可得到保障，即对于不知处分人为基于一个不成立或无效的物权行为，而取得财产的占有或被登记为物权人的第三人，物权变动公示公信原则可以确保其取得财产权利。可见，在某些场合，无因性原则不能发挥作用时，公示公信原则却可以担负起维护交易安全的机能。

其次，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可以对无因性原则实现部分的功能替代。申言之，即使不承认无因性原则，公示公信原则也可部分实现无因性理论所担负的功能。13这种情况是指债权行为不成立或归于无效，而物权行为有效的场合。依无因性原则，在此情况下，可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第三人可取得物权；但依公示公信原则，亦有同样的效果，善意第三人可根据公示的公信力，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

再次，在某些场合无因性原则能够发挥作用，而公示公信原则却不能替代，但这并不是公示公信原则的缺陷之处，恰恰相反，它反映了无因性原则的某些弊端。具体表现在，在第三人得知出让人为无权处分人，而与之进行交易行为，第三人实现了对物占有或登记为权利人，此时，根据无因性原则，第三人可以取得物权，可以为法律所保护，但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善意信赖公示才发生公信力，此时第三人为恶意，自无从得到法律保护。即如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对于此类第三人难以实现保护机能。

但实际上，对于此类第三人，本来就不应进行保护。就法律的价值目标而言，公示公信原则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以换取市场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但当第三人恶意的利用法律的偏爱而谋取私利时，法律就由原来的保护第三人转而保护真正的权利人，这便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回归。14同时，这一过程本身也即是利益均衡的过程。第三人为恶意，再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便违背了公示公信原则设立时的初衷，于情于理都难讲通。因此，公信原则对恶意第三人不予保护的选择是正确的，而无因性原则对善意、恶意第三人进行同等保护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这也便是德国法在实践中适当纠正物权行为无因性，以限制其发生作用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以公示公信原则作为保护第三人的基本原则的做法是较为可取的，而无因性原则不能替代公示公信原则，只能在某些场合起辅助参考作用。

三、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保护制度的制度基础

（一）对善意取得制度之批评与反批评

善意取得制度的传统定义为：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非法将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第三人在取得动产时出于善意，就可以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已被多数国家的立法所采纳（如法民2279、2280条；意民707条；德民932、933、935条、1207条；奥民367、 368条；瑞民714、884条2项，933条；日民192条），并在现代社会日益凸显出对物权变动中交易第三人的利益保护的重要价值。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承认善意取得，而其在理论界中业已成为保护利益、维护交易秩序的重要理论。但在近些时期，对善意取得制度提出的批评颇多，其中最具针对性观点的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以主观善意为条件来决定对第三人的利益是否应予保护，这符合人们的法律情感，但是这也是这一制度的致命缺陷。15在这里，很多学者是在 “主观善意”与“客观善意”上大做文章，“主观善意”的“模糊不清”和“缺乏可操作性”为其主要缺陷，而“客观善意”的标准确定、可操作性强为其强有力之处。对于善意取得制度，多数学者认为其采用的是“主观标准”，而公示公信原则采用的是“客观善意”标准，二者存在差异。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善意取得制度，亦或是公示公信原则都有“主观善意”标准的存在。公示公信原则中，公示的公信力是以“善意”经三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而这里的“善意”是指第三人的不知情，即不知或是不应知。“不知”、“不应知”本身亦是一种主观认定，反映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公示公信原则在此亦体现了一定的“主观标准性”。而与之相比，善意取得制度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是一种纯粹的主观的东西，其中含有很大的客观成分，即在认定“善意”时，亦多从客观角度来考虑。如第三人可根据动产占有的公示，推定占有人为权利人，从而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善意，至于真实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何可不用多加考虑，而且其他人亦可以动产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认定第三人为善意。因此，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亦体现了一定的“客观性”。不过，在此惟其注意两点：

一是举证责任的问题。在善意取得制度中，第三人负责举证自己是善意，即一旦引起诉讼，第三人要举证自己对公示的权利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是不知的，或是不应知的，这样的举证有一定的困难性，起码是给第三人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因此对第三人利益之保护有其不利之处。笔者认为，协调之处在于实行“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推定善意”原则，这一原则已为我国台湾民法944条，德国民法933诸条明文确认。第三人和占有人（无权处分人）进行交易行为时，根据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以及占有的公信力，我们应推定第三人为善意，如果原权利人主张权利，则负责举证第三人为非善意进行抗辩，如不能举证，第三人便取得物之所有权。“推定善意”原则解除了第三人的举证之苦，对于第三人保护是极其有利的，只要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不知情，便可心安理得的取得物权，因此使其可放心交易。

二是对善意的认定。一般认为善意是不知或不应知，对于善意理解为“不知情”已成为共识，关键在于“过失”、“重大过失”、“明知”、“可得而知 ”、“一般可知”等字眼的认定16.原权利人在证明第三人有过失（重大过失），而不知真实的权利状态时，是否可以抗辩第三人的善意呢？亦或“一般人可知” 公示权利存在瑕疵，而第三人却不知，是否为善意呢？对于这些问题，在公示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中都是存在的。笔者在此建议增强公示的公信力，即只要第三人不知公示权利存在瑕疵，便可得到法律保护，而不管其是否存在过失。这样的话，即可避免对上述模糊字眼的主观认定，真正实现善意标准的客观化，又可保证交易快捷的进行。同理，善意取得制度也应尽力避免此些问题，实现与公示公信原则的协调一致。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发展

上文中，笔者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批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正如许多学者所言，传统的善意取得有其一定的缺陷，但这不能否定其在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任何制度都有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善意取得制度亦不例外，如果因为存在一些小小的弊端，而对其全面否定，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态度应是对其加以完善发展。笔者认为需要发展之处，除了前面所讲的“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善意认定”外，还有善意受让人权利取得性质的认识，即对善意取得本质的认识。对于此，传统的立法和学说一般都将善意取得制度理解为所有权原始取得的方式。即善意取得的前提是法律首先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无效，第三人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标的物本无法律上原因，但由于第三人为善意，法律例外地让其保有标的物，从而以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作为第三人保有标的物的原因。17与之相同，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和杨与龄先生亦倡导“法律特别规定说”，认为“善意取得权利非继受原权利之权利，而系由法律之特别规定，故采原始取得说。”18 由此观之，通说认为善意取得是一种原始取得，由法律特别规定的事实取得，而非法律行为取得，此无异于先打第三人一记耳光，再用标的物所有权进行抚慰。19 而且原始取得说的事实行为取得的定性中断了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就在法律上剥夺了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瑕疵时的撤销请请求权，20也就是说，在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这间，除了无权处分外，同时具有其他致使法律行为无效、可撤销的因素。此种情况，不应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但如采“善意取得是法律特别规定的取得”之说，即使法律行为有其他无效、可撤销的因素，均发生物权变动，这样客观上使第三人不能行使撤销权，使本来保护第三人的制度对第三人产生了限制作用，对其保护是不利的。
综上，笔者认为善意取得采继受取得说更为合理，因为这会更有利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由于受让人的善意可以补正无权处分人的欠缺，从而使无权处分行为例外地成为有效行为，如果具有其他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因素，致使该无权处分行为无效或可撤销时，第三人可行使撤销权等权利予以救济，拒绝取得物权，同时要求无权处分人返还不当得利（支付的价金）。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采善意取得继受说也就意味着赋予无权处分人以处分权和物权，其与第三人之间行为便成为有效的有权处分行为，这在有效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同时也使以无权处分行为为中心的三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陷入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中。

（三）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原则的关系

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原则之价值皆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但二者并不是孤立存在发挥作用的，而是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公示的公信力是动产善意取得的逻辑依据。占有的公信力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包含着一项得到法律支持的推定：那就是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具有表象本权的功能。21而善意信赖公示的第三人，作为交易秩序的代表者，就应该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并同时实现交易快捷、顺畅的进行。善意取得制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产生的。德国民法典以及后来的一些民法典中，均在确认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大前提下，肯定善意取得制度。22另外，善意取得制度可以使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具体化，实现可操作性。任何原则都需要一定的具体理论支撑，都有需要下一位阶的具体制度设计。否则，在实践中的作用会因原则的过于概括性和模糊性而有所减失。而善意取得制度作为公示公信原则“原则制度化”之设计，有利于公示公信原则的完善，从而真正实践其价值。

四、结论

总之，第三人保护作为物权法的重要范畴和制度已逐渐被我国民法学界所认可。而如何客观地描述出各国在第三人保护为上所采取的立场策略以及制度运作的有机性和合理性才是我国学界真正急需要做的工作。如果纯粹在以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主指物权行为）的划分为主线和基础而搭建起来的德国物权法的框架和体系内思考这一问题，那么以物权行为无因性为理论基础、物权公示为基本原则和善意取得为具体制度的第三人保护制度的判断不仅理论上的逻辑极其严密，在实践中也是非常符合交易安全保护的现实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周围不仅有德国法，还有不采物权行为理论却仍能良好运作并有效保护地三人利益的法国法和日本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制定自己的民法典和物权法，而物权法中的第三人保护制度的建构应综合考虑中国的法制传统、法学理论资源和全新市场交易的现实等诸种因素，而不应只是对某个法制发达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简单移植与重复。

已经于2002年末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没有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及无因性原则，这或许也是我国法学界主流思想的反映。于是，在物权法中，我们看到的第三人保护制度便是以物权公示公信和善意取得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原则-制度”的框架模式。如果从严格的逻辑关系的角度来讲，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是善意取得制度的逻辑前提，这一点不仅是因为物权的公示的公信力和外观理论的支撑，也是符合原则统帅规则（制度）的法理原则的。但是，由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具体性和高度适用性（民法典草案用了四个详细的条文对善意取得制度作了规定），在第三人保护问题上，相对于较抽象的公示公信原则，它的优越性甚为明显。因此，在笔者看来，善意取得制度才是物权法第三人保护制度的重心。

F. 物权变动的变动模式

债权意思主义
债权意思主义是指法律认定以债权法上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如《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规定，物权随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变动。法典实施50年后，在1855年制定的《不动产登记法》规定物权变动不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这种立法体例把不动产登记作为对抗的效力，而且只针对不动产。
登记对抗主义
19世纪末期，日本制定民法典借鉴了法国的做法，进一步明确规定，把不动产登记扩大到动产领域。《日本民法典》第176条规定，物权变动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生效；第178条规定，不动产不登记，动产不交付，不得对抗第三人。
公示要件主义
即债权形式主义。典型的为奥地利的物权变动模式，当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有债权合意之外，尚需要进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即进行公示，方发生效力。如《韩国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在不动产场合，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丧失及变更，非经登记，不生效力。关于动产物权之让与，非将动产交付，不生效力。”
物权形式主义
德国法的物权变动模式以物权意思表示作为本质，以登记或交付作为外在形式。从立法模式上来看，意思主义以债权的意思作为物权变动的依据，产生物权与债权划分不清的弊端，也存在两种权利的本质划分不清的问题，德国的做法较为理想。该理论也称“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即物权行为的成立及有效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具有无因性的特点。

G. 有关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无权处分问题

不构成

H. 物权变动的模式有哪些

一：物权变动模式是指物权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定方式。

二：物权变动模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即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模式。

1. 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谓意思主义，就是指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除此之外不再需要其他的要件。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绝对意思主义和相对意思主义，前者是指物权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绝对的移转效力，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其立法学者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正如孙鹏先生指出“《法国民法典》最初奉行的是‘绝对意思主义’，公示手段对物权变动没有任何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性特征丧失殆尽，有违物权的可支配性特征，现今已没有国家采取此例。后者是指买卖契约有效成立时，所有权即行移转，但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的物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

2. 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形式主义，则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可分为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和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前者是指物权变动需要一个单独的物权行为，才能导致物权的变动。即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交付或登记——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后者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债权合意外，还必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就是在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I. 合意为什么是物权行为

1、要看什么合意了，并非合意都是物权行为
2、只有关于物权变动的合意才构成物内权行为
3、你要看容物权行为的定义——直接导致物权变动效果的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物权行为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所以需要意思合致，即合意
4、具有物权变动的合意，仅仅代表物权行为成立，但不一定生效。如果像在日本那样采用物权意思主义的国家，（有争议），具有物权变动的合意，原则上物权行为就生效并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但如果在德国那样采用物权形式主义的国家，具有物权变动的合意后，不动产还需要登记，动产还需要交付作为生效条件。
5、有句名言，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实际上就是说的在移转动产占有的过程中，本身包含着变动物权的合意。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交付包含了物权行为和占有移转的事实两者，而第4点的交付，则是从狭义地角度，只包含了占有移转的事实。登记其实也可作同样的解释。

J. 物权发生变动的具体方式方法

一、物权变动的四种方式是哪四种
物权变动的四种方式分别是债权意思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公示要件主义、物权形式主义。
物权变动的四种方式是哪四种

二、物权变动的定义
物权法基本原理认为，物权的变动是指物权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总称。我国《物权法》专设一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其实就是对物权变动的规定。物权变动是物权法上的一种民事法律效果，和其他民事法律效果一样，物权的变动也是由一定民事法律事实引起的。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的民事法律事实有两大类，一是物权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包括双方物权行为和单方物权行为，双方物权行为又称为物权契约和物权合同;一类是物权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包括生产、收益、继承、时效、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或隐藏物、先占、添附、国家强制、标的物灭失、混同等等。
三、我国物权变动模式
物权的变动是指物权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总称。我国法学理论长期以来把物权以其客体的物理状态划分为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占据统治地位的物权变动公示原则，即动产物权以占有、交付作为产生法律效果的公示方法，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作为产生法律效果的公示方法。但该理论体系未能摆脱原有法律制度以财产所有权为主线的物权概念的束缚。随着物权理论的发展进步和我国立法质量的提高，物权种类日益具体，已远非财产所有权为物权主要内容的固有模式。现行以物权客体的物理状态作为物权分类基础并以此形成的一系列物权变动模式的理论已显得力不从心，不仅不能揭示物权的真实法律特征，而且导致司法实务界在处理物权变动纠纷时认识上的混乱，实有给予明晰的必要。
基于物权由权利人直接支配物的权利、直接享有物的利益的权利和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三种法律特征，物权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察知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即物权的公示。如果仅以动产、不动产对物权进行基础分类，并以此作为物权变动公示方法的界限，那么由此划分出的物权公示方法能否揭示出物权的真实状态呢?当然是不能的，比如说因动产抵押产生的担保物权按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也以登记为生效法律要件，即采用了登记要件主义的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