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知识产权问题
一、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简要过程
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市场准入上的三次谈判，均发生于90年代。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两国在双边贸易协议中涉及过。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协定》，在该协定的第6条中涉及双方对对方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此后中国开始了知识产权立法工作，并在短短几年中完成了知识产权立法基本工作，初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1991年，美国根据《综合贸易法》中的"特别301条款"将中国列为"重点国家"，发起对中国的调查，具体指控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专利法有缺陷，尤其是对药品和农业化学品不提供产品专利保护；对首次发表于中国之外的美国作品，不提供著作权保护；著作权法及有关法规对著作权的保护水平过低；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不足；另外中国缺乏对于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的有效实施。(1)中方在会谈中提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不能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遵循与美国一样的标准。药品和化学产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发达国家有义务与发展中国家分享有关的科技成果。(2)因此双方在第一次谈判中争议的焦点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是按照美国一国的标准，还是按照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是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过渡到发达国家的保护水平，还是不顾中国国情要求中国马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焦点。在这里需要指出，中国当时虽然没有为药品和化学产品提供专利权保护，但这符合巴黎公约的规定，并没有违反有关的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但是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中美双方还是达成了第一个中美知识产权协议。当时关贸总协定的TRIPS协议的草案已经浮出水面，因此双方达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其内容主要以TRIPS协议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该备忘录主要是中国政府就改进知识产权法律作出一系列承诺，当时美国政府主要的承诺是将美国专利法关于专利的保护期从原来的授权之日起17年改为自申请之日起20年。(3)
自1992年签署备忘录以后，美国对于中国政府依据备忘录做出的进展并不满意，1994年6月30日，美国重新提起了对中国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在谈判中具体要求涉及三个方面：第一，美国要求中国建立执法队伍，以打击主要的侵权者，没收和销毁侵权产品，并起诉侵权者。第二，美国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体制，建立一个真正起作用的法院系统。第三，美国要求中国对其知识产权产品开放市场。(4)从这些要求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已经从纯粹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改进转向了法律的实施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某些产品的市场开放问题。经过艰苦努力，1995年2月26日晚，双方草签两国政府换函及附件协议，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结束。在这次谈判中，美国政府在谈判中的三个目的也基本达到，1996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公布的"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中，再一次将中国确定为"重点外国"。其理由是中国没有认真执行1995年双方达成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知识产权执法和相关的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同时根据《美国贸易法》第306条的规定，直接启动了制裁程序，为此双方开始了第三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并最终达成第三个知识产权协议，这个协议由双方的部长换函和两个附件组成，两个附件分别是《关于中国在1995年知识产权协议项下所采取的实施行动的报告》和《其他措施》。第三个协议的内容主要围绕侵权工厂的治理、加强执法、采取边境措施和市场准入这几个方面进行。双方的争议点已经不是是否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双方在1995年签署的知识产权协议的问题。
②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范围，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如何计算
一、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
在确定了赔偿的原则、明确了赔偿的范围后，司法实践中对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就是关键问题。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散见于各个知识产权法、法规和司法解释中。这些计算方法主要有：
1、专利侵权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有三种：
1)以专利权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经济损失作为损失赔偿额，即侵权人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使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的销售量下降，其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利润所得之积。
2)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作为损失的赔偿额，即侵权人从每件侵权产品获得的利润乘以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所得之积。
3)以不低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数额作为损失赔偿额。对于上述三种计算方法，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的不同情况选择适用。
4)当事人双方商定用其他计算方法计算损失赔偿额的，只要是公平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
2、商标侵权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有两种。(1)按被侵权人所受的实际损失额请求赔偿;(2)将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的利润指成本外的所有利润作为赔偿额。
3、对著作权侵权的损害赔偿，著作权法仅规定了侵权造成损失应当负赔偿民事责任的原则。一般认为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应当包括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如商业信誉损失，必要用于诉讼的费用等。赔偿的数额，应将侵权人的非法所得与被侵权人通常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邻接权收益接合起来考虑确定。
4、反不正当竞争损失赔偿的计算有两种。
1)按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计算赔偿，该损失范围应当包括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2)受侵害的经营者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以及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二、审判实践中还适用的计算方法
除上述规定以外，各地人民法院在审判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实践中还创造积累了其他一些赔偿的计算方法。
这些关于赔偿计算方法的规定和经验，不仅涉及了赔偿的计算方法，还显然包括了赔偿的其他问题，如赔偿范围、计算方法适用的顺序等等。概括以上法律或司法解释关于赔偿计算方法的规定，除去当事人自愿达成按照其他方法计算赔偿额外，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应当主要从三个方面掌握：一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二是侵权人的非法获利;三是受到侵犯的知识产权公平合理的使用费或转让费。
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是损害赔偿计算的中心。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脱离实际损失或者损害事实而单独存在，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所以是中心，就在于损害事实是侵权损害赔偿构成的首要条件。法律即使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法定赔偿额标准的制定依然应当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作为基础和依托，然后再考虑知识产权的市场因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侵权状况等诸多因素来决定。
应当指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实际损失应当由受害人提出，并举证证明。因为只有受害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损失的情况，请求赔偿的请求权也只有由其自己行使和提出才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开始一定法律程序。对方当事人与人民法院不承担对原告损害事实的证明责任。即使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也不会转移为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受害人作为原告提出的实际损失证明，经过法庭质证、辩论后，查证属实的予以认定，不属实或部分不属实的，不予认定或部分不予认定。对于虽有侵权行为但没有实际损失的，应当适用停止侵权等其他的民事责任形式，而不应当适用赔偿的民事责任形式。对于有最低赔偿额规定的，方可予以不问实际损失按照最低赔偿额予以赔偿。
概括起来，对实际损失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以权利通常、合理的转让费、使用费、许可费等收益报酬作为标准进行赔偿。
知识产权的使用费、转让费等一般有关主管部门都有一定的标准，或者当事人之间存有可以比照的合同标准，以及同行业、同等水平的其他单位的使用费标准。这些标准一般是客观的，不会受到当事人之间纠纷因素的影响。如专利权的转让费、使用费，著作权的稿酬、著作财产权的转让费，商标的许可使用费，技术秘密的转让费、使用费等等。
据一位德国知识产权专家介绍，德国的法官在处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以被侵害的权利的使用费作为赔偿金进行赔偿，他们认为这是最简洁、最易操作，也是公平、合理的赔偿方法。
(二)以权利人知识产权产品或作品的载体销售量在被侵权期间下降或减少的数额乘每件权利产品或正版作品载体利润之积，作为赔偿额。
(三)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实施侵权行为所获扣除税收等合理成本的全部利润。如侵犯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案件均可适用。
(四)以权利人每件权利产品合理的平均利润或该行业该产品的每件平均利润，与侵权人侵权产品数量之积作为赔偿数额。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等侵权案件赔偿均可适用。此种方法对侵权人经审计亏损或利润过少致使赔偿额过低的情形使用很有效。
(五)以版税率与总码洋(总预售额即单价承以印刷册数)之乘积作为赔偿额，参考的版税率根据不同情况一般为6%-15%掌握。著作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
(六)为调查和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代理费、权利人为购买侵权商品证据的支出、为收集证据而作的证据保全公证费用、为审查证据购买的设备、消除侵权影响费广告、合理的差旅费等。
(七)发行侵权图书的总金额减去合理的成本印刷成本和税金所得的数额，加上其合理银行利息。适用于图书出版侵权案件。
(八)侵权行为人所获得的利润作为赔偿数额计算，视具体案情经营费用不作为合理成本扣除。
三、对知识产权中人身权的赔偿
对知识产权人身精神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掌握以下要点：
(一)知识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只能限定在对知识产权人身精神权益的损害，即主要是对著作人身权的损害赔偿以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中涉及公民、法人姓名权、名称权等商誉的损害赔偿。超出此范围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二)对知识产权精神损害应当根据损害的情况首先适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如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非财产责任方式。仅对情节严重，使用非财产责任形式明显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权益时，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三) 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主要由法官根据侵权情节、损害后果、当地的经济与文化水平，以及受害人与侵权人的情况等因素斟酌确定。受害人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况主要包括：受害人的职业、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商誉状况、经济状况等。这些情况通常与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结果有一定联系。侵权人的情况主要包括：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如是故意或过失、侵权具体情节、认错态度、经济负担能力等。
四、结论
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损失赔偿额的计算，应当根据损害赔偿的几个原则，结合每起损害赔偿案件的具体案情，综合考虑予以确定。承办案件的法官或法官集体，以及参与对具体案件处理并作出司法决策的法官或法官集体，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平、公正与正义，努力作到既合法又合情合理，将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原则与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指导思想贯彻案件处理的始终。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数额的计算，是法官根据法律、法规和法学理论确定或确立的法律和法学原则，法官的法律意识以及丰富的审判经验等，在透彻掌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超强度思维的科学、精细的工作。不能设想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固定的计算方法，简单得就像套用数学数表。此种设想实际上是否定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复杂性和法官在审判案件中的特殊作用。
为了作好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工作，在审判中除应注意收集、询问双方当事人关于赔偿范围、数额等方面的陈述、证据材料外，还要作好一些准备工作。如对权利人提出的因侵权造成的经济盈亏、财产损失情况及侵权人侵权所得、收入和利润等情况的审计、鉴定工作;对作为争议标的知识产权整体或某部分权利进行必要的专业评估和估价;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和社会有关行业在正常情况下，对所争议知识产权的使用费、转让费、报酬和单位价格等标准的规定和惯例行情等等。
③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怎么看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12月8日颁布(自2004年12月22日起施行)《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认定的数额标准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笔者在此结合该《解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问题加以研究。
一、数额在认定和处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作用
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作为大多数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本质的最明显、最普遍的表现和定型化。它与其他构成要件一起，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与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那些犯罪数额没有规定为构成要件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也属于定罪或量刑时需考虑的主要情节，并对定罪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就我国现行刑法分析，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条文规定一般均直接或间接地将犯罪数额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的依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额是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重要根据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许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都是以一定量的数额作为起点的，即只有当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达到一定量时，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就不能认定为犯罪，而只能作为民事侵权行为处理。
首先，刑法明文规定一定量的数额是构成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必备条件。例如，《刑法》第214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以及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条文中，均明确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违法所得数额较大”、“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构成要件。也即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数额达到“较大”或“巨大”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并适用刑法有关条文中所规定的刑种和刑度。
其次，一定量的数额是衡量某些以“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等为构成要件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根据。我们看到，我国刑法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中，有些条文虽未明文规定一定量的数额是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但却明文规定“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损失”等内容为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要件。例如，《刑法》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第215条(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第216条(假冒专利罪)以及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等条文中，均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损失”等内容，并把这些因素作为这些罪的构成要件。由于这些犯罪一般均涉及到数额，因而，认定相关行为的“情节”、“损失”之程度，从立法精神到司法实践都应该(或实际上)是以一定量的犯罪数额作为起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犯罪的数额同样也对这些没有明文规定“数额”要求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界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二)数额是衡量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罪重和罪轻的主要标志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大小，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成正比的。一般而言，数额大的，危害严重；数额小的，危害较轻。我国刑法不仅把一定量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根据，而且还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大小作为划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罪重和罪轻的一个主要标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数额对确定适用刑罚档次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刑法中(除对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只规定“数额巨大”一个档次外)一般把一些明确规定数额要求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数额分成二个档次，即销售或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并相应规定应当适用不同的刑罚档次。对一些没有明确规定数额要求而只规定情节或后果要求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我国刑法中(除对假冒专利罪只规定“情节严重”一个档次外)一般也分成二个档次，即“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重大损失”和“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并相应规定应当适用不同的刑罚档次。同时，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于何为“情节严重”，何为“情节特别严重”，以及何为“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主要从数额上作出不同的规定，以利于司法实践在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可以正确地适用不同的刑罚档次。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数额对选择具体刑罚具有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我国刑法中的法定刑规定主要是采用相对确定刑的标准，也即刑法对各种具体犯罪行为所规定的相应刑罚标准并非绝对确定，而是有着一定幅度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宽幅性的数额档次与宽幅性的刑罚标准是相对应的。换言之，随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在一定档次范围内的变化，刑罚的轻重也就相应地在一定刑罚标准的幅度内浮动。如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刚刚到达某个数额档次的起点，处刑就在与之相适应的刑罚标准幅度内从轻，反之，如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已经接近某个数额档次的终点，处刑则应在与之相适应的刑罚标准幅度内从重。如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突破了该数额档次的极限，刑罚就随之升格。据调查，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额档次和刑罚档次内，给每个单位数额(例如千元或万元)规定确定刑罚的标准。笔者认为，尽管这些做法有可以探讨之处，但在结合考虑其他情节的前提下，对定量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确定相应定量的刑种和刑度，无疑对量刑科学化和规范化具有推进作用。
当然，尽管数额在认定和处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数额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中的绝对或唯一标准呢？对此，理论上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唯数额论”，认为对于刑法规定数额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犯罪数额能够直接反映和决定其社会危害程度，是决定罪与非罪的一个绝对标准。而反对者则认为，犯罪数额虽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其社会危害性和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的因素和绝对的标准。①有学者指出，“刑法将某些定量因素要件化或者将某些要件定量化，并不表明具备这些要件的行为就一定达到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其是否构成犯罪，仍然要受到犯罪构成‘情节要求’的限制。如数额犯中，犯罪数额虽已达到定罪的数额标准，但综合其他情节，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也不能认定为犯罪。”②因此，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考虑，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单独规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是不妥的。③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在涉及到数额的犯罪中，无论刑法是否将犯罪数额规定为构成要件，其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犯罪是复杂多变的，而影响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客观因素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犯罪数额是构成要件的犯罪中，犯罪数额也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成为定罪的唯一和绝对的标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仍然要考虑其他多种情节因素。同样，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只是众多犯罪情节中的一个重要情节，而绝不是全部。我们不能不重视犯罪数额在认定和处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毕竟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涉及的犯罪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也越大，反之亦然。但是我们也不能“唯数额论”，而片面地认为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只看数额，而不必看其他犯罪情节，这是因为在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体现在犯罪的数额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他情节之中。
当然，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唯数额论”这一点已经在我国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有所体现。例如，刑法在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中，并没有完全将犯罪数额作为所有犯罪的构成要件，有些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只规定“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等内容，尽管这些情节主要是由数额决定的，但是，实际上仍存在着除数额以外的其他内容。又例如，“两高”的上述《解释》在规定了相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构成中的数额的同时，还专门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等作为认定和处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标准，从而体现了数额在认定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时并非唯一标准的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比较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两高”的《解释》对此作了一定的调整，其中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标准均作了降低规定，例如，原来规定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即可追诉；而新的解释则规定，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认定，新标准只有原标准的二分之一，“两高”的《解释》明显扩大了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范围，从而加大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分类
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数额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我们可依照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进行以下分类：
1·以非法经营数额作为数额标准。现行刑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并没有非法经营数额这一提法，所谓非法经营数额均是由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使用的术语。例如，“两高”的《解释》中明确将非法经营数额作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等犯罪的认定标准之一。之所以将非法经营数额作为认定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标准，主要是因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集中表现为侵权的量，而侵权的量又集中表现在相关非法经营数额上。
理论上一般认为，所谓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相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所涉及的侵权产品的总数额。根据“两高”《解释》规定，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对于这里所指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是否包括为造假、卖假而投入的成本？理论和实践中意见还不很统一。有人认为，一些侵权者为造假、卖假而投入的机器设备、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员的工资等，也应当计入非法经营数额。④有人则认为，对于这些投入一般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数额，因为这些数额在实践中难以计算，在没有查到侵权产品的情况下，也很难认定这些投入就是为了造假或卖假所用。但是，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这些投入专门是为了造假或卖假所用的，可以作为非法经营数额的一个情节认定。⑤
笔者认为，为造假、卖假而投入的机器设备、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员的工资等投入不应该计算在非法经营数额之中，理由是：首先，非法经营数额实际上集中体现在侵权产品的价值之中，而按照“两高”《解释》规定，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由于在经营过程中相关的投入实际上已经体现在侵权产品的价值之中，如果再将这些投入计入非法经营数额，就可能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其次，要正确计算这些投入也确非易事，特别是这种计算对证据的要求太高，在很多情况下较难证明相关的投入就是专门用于造假、卖假的。再次，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过程中的很多投入并非作为一次性侵权产品的成本，例如，设备可以用很长时间，如果要作计算，实际上还存在折旧的问题，更何况有些东西还无法折旧。因此，如果要将这些投入计算在非法经营数额中太复杂，必然会给司法实践的认定带来困难。
在计算非法经营数额时，是否应该考虑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理论和实践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侵权产品销售了多少，实际上对权利人造成的市场损失就是多少，因而应当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非法经营数额。⑥这一观点显然没有被“两高”的《解释》所采纳，按照“两高”《解释》规定，非法经营数额一般均应该按照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或“标价”或“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只有在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才能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笔者认为，“两高”《解释》中所采用的计算非法经营数额的标准是比较科学和正确的。因为，以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作为计算非法经营数额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首先，尽管在通常情况下，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给权利人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但并不能真实反映行为人的非法经营中的实际销售价格，因为实际销售价格一般都远远低于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其次，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并非一定与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份额有联系或相对应。也即在市场上侵权产品有时确实会挤占一些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份额，但两者在数量上不会是等同的，因为有许多人并非不买假货，就一定会买真货，特别是在假货的价格与真货的价格相差悬殊时，有些人甚至还会因为假货便宜而故意买假货，如果没有假货，也可能不买真货。所以侵权产品的销售量与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份额不能等量齐观。
2·以销售金额作为数额标准。这主要体现在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刑法明确将“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作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构成要件；而《解释》第2条则规定，销售金额在2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根据《解释》第9条规定，这里所指的“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笔者认为，对于“销售金额”的把握，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销售金额只存在于已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中，如果相关的商品还没有销售，则不存在所谓销售金额，因而也不存在数额较大而构成犯罪的情况。就此而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不存在有所谓未遂问题，因为，销售金额是本罪的一个构成要件，没有销售金额就不能构成犯罪。其次，其中的“所得”是指行为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实际所获得的违法收入的情况；而其中的“应得”则是指行为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尚未实际收到货款的情况。
3·以违法所得数额作为数额标准。这在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刑法规定中已有体现，刑法分别将“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和“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作为构成两罪的数额标准。应该看到，“两高”《解释》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等构成情节的解释中，均把违法所得数额作为衡量是否“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需要注意的是，“两高”的《解释》中并没有将“违法所得数额”独立规定为定罪的数额标准，一般均同时规定“违法所得数额”与“非法经营数额”两种数额，以供司法实践中选择适用。也即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无论是非法经营数额还是违法所得数额均属于选择数额，只要其中有一种数额达到标准即可构成犯罪。
司法实践中对于何为“违法所得数额”，颇有争议，认识很不一致。例如，199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立案标准的规定》中把“违法所得数额”理解为“销售收入”，即将违法所得数额与销售金额等同。上述“两高”《解释》则并未对“违法所得数额”的含义作出解释。理论上通常认为，所谓违法所得数额实际上就是非法获利数额。因为既然是违法所得，当然就是其侵权活动后的投入与产出之比，行为人实际获利了多少，才是非法所得数额。笔者认为，违法所得数额与销售金额不是同一概念，违法所得数额理应理解为实际获利(即扣除成本后的盈利部分)的数额；而销售金额则是指销售货物后实际所获得的收入。两者不能等同，在通常的情况下，销售金额肯定要比违法所得数额大。由于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中没有把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唯一的标准，因此，这种对违法所得数额的理解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即使出现行为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非法经营数额巨大但没有获利的案件、侵权产品没有销售出去的案件、销售出去后无法计算利润的案件等，我们仍然可以按照非法经营数额认定犯罪，而不至于出现没有标准的情况。
4·以犯罪行为直接涉及的物件数量作为数额标准。这主要体现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中。例如，《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2万件以上的，即属于“情节严重”；而数量在10万件以上的，则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另外，《解释》还在规定一般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标准的同时，对于“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规定了相对较低的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标准。所有这些显然均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直接涉及的物件数量，这些数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对于上述规定中所指的“件”，应作如何理解？司法实践中在较长时间里认识并不一致，特别是涉及到一些不同的计量单位，如大盒中的小盒、大袋中的小袋等，是以大盒、大袋作为标准，抑或以小盒、小袋作为计量标准？另外，实践中还有在一个商品上标有几个商标标识，究竟应该以一个还是以几个作为计量标准？所有这些问题均很值得研究并需要加以明确。针对这些问题，这次《解释》明确规定，这里所谓的“件”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
5·以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作为数额标准。这主要体现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假冒专利罪中。例如，《解释》第4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即可构成假冒专利罪。
应该看到，从上述有关刑法和司法实践规定的各种类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中，极大多数均是以人民币的计量单位(即“元”)作为计数标准的；也有一部分是以“件”、“项”、“种”作为计数标准。笔者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中计量单位的多样性，是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手段的多样性和侵犯知识产权活动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刑法和司法实践中根据不同的犯罪对计量单位作出不同的规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因为在有些犯罪中如果统一用人民币“元”作为计量单位，并不能完全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中，行为人实施制造、销售实际金额可能并不多，但如果涉及的件数很多，则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构成犯罪。
另外，“两高”《解释》对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规定了几个不同的标准，通常情况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构成犯罪，但是，如果同时符合数个标准，具体量刑时应以哪个标准为依据？这显然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行为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多个数额均已达到“两高”《解释》中的标准，行为人构成犯罪应该没有问题，而在量刑时则应该按照超过标准多的数额加以认定，并将其他达到标准的数额作为情节加以考虑。因为，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同时有几个数额达标的情况通常应该比仅有一个数额达标的情况要严重，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相应要大一些。
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数额认定的不同标准
我国《刑法》第220条明确规定，单位犯知识产权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知识产权罪的规定处罚。由此规定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刑法所规定的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单位均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理论上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是否应该采用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言，事实上单位犯罪比自然人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特别是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的侵害)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没有必要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规定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有人甚至认为，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客观上容易放纵犯罪，应当予以取消，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应适用同一数额标准。⑦有人具体阐述了不应规定不同数额标准的理由，主要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种做法也容易使犯罪人规避法律；同时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不足，因为刑法条文并未从数额上对知识产权犯罪进行单位和自然人区分。⑧
笔者对上述观点不能苟同，认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应该采用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理由是：首先，就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看，在立法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实际是有不同的刑事责任要求的，这集中体现在法定刑的规定上。在刑法许多犯罪的规定中，单位犯罪的法定刑要比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低，特别是在法定最高刑上表现最为明显，许多自然人犯罪规定有死刑的，而单位犯罪则极大多数均不存在有死刑。可见，我国刑事立法的精神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是强调要作区分的。其次，现有涉及经济犯罪的所有刑法司法解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均作了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规定，差距大多为5倍有些甚至高达15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为经济犯罪的一种，没有理由与众不同。再次，考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能仅仅从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的侵害角度看，而应该综合加以考虑。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般是由单位的负责人或其他成员共同实施的，其涉及的人员一般很多，如果与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采用一样标准，完全可能扩大打击面，造成刑罚适用过度。而且由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谋取的是单位利益，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完全按照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处理，既不符合主客观一致的刑事责任要求，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由上述分析可见，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规定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是完全必要的，这既符合刑法立法精神，也符合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同时并不违背刑法基本原理。但是，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差距究竟应该规定多大，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不同犯罪中单位犯罪的危害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有关差距应该根据不同的犯罪作出不同的规定，没有必要采用同一种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两高”《解释》在总结了以往相关司法解释的经验基础上，调整了有关自然人刑事责任和单位刑事责任的定罪量刑标准上的差距，即从原来的5倍左右差距降低至3倍。与原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相比，“两高”《解释》显然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要件放宽了，从而突出了惩治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规定的模式
目前，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规定的模式基本上采用由刑法作概括性规定，由司法解释分别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出相应的数额标准。也即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条文中规定“情节严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造成重大损失”等定罪和量刑的要件，而由“两高”《解释》(原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通过《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具体规定符合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体情节要求的数额标准。
对于这种模式，理论上存在不同的意见。许多学者认为，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实际上是判定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的重要标准，这完全应该属于立法的内容。因此，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闭会期间的常务委员会才能对此作出立法解释。除非有授权，司法解释无权就数额问题作出解释。另外，由于刑法未明确规定犯罪数额标准，就必然导致司法机关不得不颁布大量的司法解释，通过司法解释将刑法的弹性规定具体化、细密化，导致司法实践中真正适用的不是刑法而是司法解释。⑨特别是通过大量详细的司法解释，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数额规定实际上都变成了数目型的数额规定，否则法官就会无所适从。在许多法官眼中，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具体数额标准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数额规定最后只是一种简单的标识，形同虚设。
④ 《知识产权诉前禁令知多少
知识产权侵权是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相比，有其特殊性。实践中，当权利人发现市场上存在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行为，一般会在证据固定后，起诉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以及停止侵权，但是，诉讼程序通常会经过一审、二审，耗费时间非常长。在法院最终判定侵权之前，侵权行为一直在持续，其权利也就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为了避免侵权行为给权利人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应运而生。
一、典型案例
1、中国好声音节目名称诉前禁令案
2016年6月20日，根据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德公司”）申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行为保全裁定，责令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赛选秀节目中的宣传、推广、海选、广告招商、节目制作过程中，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字样的节目名称及相关注册商标，世纪丽亮（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丽亮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赛选秀节目的宣传、推广、海选、广告招商过程中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字样的节目名称。
随后，灿星公司、世纪丽亮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出了复议申请，法院作出复议裁定，驳回了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维持了原裁定。
2、杨季康（笔名杨绛）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禁令案
2013年5月间，中贸圣佳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其将于2013年6月21日举行“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公开拍卖活动，公开拍卖上述私人信件。
杨季康在该案中主张，中贸圣佳公司及李国强即将实施的私人信件公开拍卖活动，以及其正在实施的公开展览、宣传等活动，将侵害杨季康所享有和继承的著作权，如不及时制止上述行为，将会使杨季康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故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责令中贸圣佳公司及李国强立即停止公开拍卖、公开展览、公开宣传杨季康享有著作权的私人信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禁令裁决：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预展及宣传等活动中不得以公开发表、展览、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实施侵害钱钟书、杨季康、钱瑗写给李国强的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
二、相关规定
总的说来，关于诉前禁令的规定主要有：
1、《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2、《商标法》第65条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依法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3、《著作权法》第50条规定，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4、《专利法》第66条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5、除此之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对于诉前申请停止侵犯商标权、专利权作了一些细化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关于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如不及时制止，会给权利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当然，法律对这一程序的启动有一定的程序性要求。
三、总结及延伸
诉前禁令制度在写入《民事诉讼法》之前，已经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规定中有所体现，这说明，诉前禁令很早就被引入知识产权侵权类案件。在其被写入《民事诉讼法》之后，才在普通的民事案件中得以实行。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的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应用得并不多。
笔者认为，诉前禁令在给权利人的利益以及时保护的同时，对被控侵权人的利益影响也非常大，鉴于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复杂性，很多案件在经过实体审理之前，很难判定是否构成侵权。所以，这一制度的适用应当谨慎，需要为其设定一定的标准，当然，这一标准不应仅仅是现实的经济利益的考量，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⑤ 为什么关于知识产权的案件一审大多由中院审
并不全是由中级法院管辖，这是法律明确规定，是考虑到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质及标的额较大等原因。
一、著作权侵权诉讼管辖法院
1、级别管辖：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该条体现的是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即关于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第一审在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在高级人民法院。
2、地域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适用地域管辖。即“侵权实施地、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商标权侵权诉讼管辖法院
1、级别管辖：商标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 本解释第 一条所列第1项第一审案件，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确定其辖区内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本解释第 一条所列第2项第一审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管辖。
商标民事纠纷第一审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在较大城市确定1一2个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商标民事纠纷案件。 ”
2、地域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权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适用地域管辖。即“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二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专利权侵权诉讼管辖法院
1、级别管辖：专利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地域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权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适用地域管辖。即“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3、侵权行为地包括：被控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专利方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
⑥ 知识产权受侵害有哪些对策
近年来，侵犯来知识产权源犯罪的情况日趋严重。就我国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而言，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民事、行政、刑事并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但相对于知识产权的行政和民事保护，刑事保护明显缺乏力度。不可否认，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打击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后防线。本文通过对本市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实证调研，归纳了办理此类案件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就如何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出建议。
⑦ 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什么是根本
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依法治理是根本。针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特点，各有关机关和有关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制度建设方面，电子商务法已经施行，专利法、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工作积极推进。
在多元共治方面，先后设立3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和3家互联网法院，积极探索完善适应互联网环境的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方式；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全面强化；相关企业积极承担知识产权保护平台责任。
在技术保护方面，互联网法院建成电子证据平台，相关企业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探索解决涉网知识产权案件存证、固证、线上质证难等问题，取得积极成效，正在走出一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现代信息技术优势有机结合的新路。
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有其复杂性与特殊性，使其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同时，我国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互联网用户规模庞大，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经验丰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三条 依法禁止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不受本条例保护。
权利人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第八条 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⑧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如何计算
一、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
在确定了赔偿的原则、明确了赔偿的范围后，司法实践中对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就是关键问题。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散见于各个知识产权法、法规和司法解释中。这些计算方法主要有：
1、专利侵权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有三种：
1)以专利权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经济损失作为损失赔偿额，即侵权人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使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的销售量下降，其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利润所得之积。
2)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作为损失的赔偿额，即侵权人从每件侵权产品获得的利润乘以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所得之积。
3)以不低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数额作为损失赔偿额。对于上述三种计算方法，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的不同情况选择适用。
4)当事人双方商定用其他计算方法计算损失赔偿额的，只要是公平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
2、商标侵权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有两种。(1)按被侵权人所受的实际损失额请求赔偿;(2)将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的利润指成本外的所有利润作为赔偿额。
3、对著作权侵权的损害赔偿，著作权法仅规定了侵权造成损失应当负赔偿民事责任的原则。一般认为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应当包括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如商业信誉损失，必要用于诉讼的费用等。赔偿的数额，应将侵权人的非法所得与被侵权人通常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邻接权收益接合起来考虑确定。
4、反不正当竞争损失赔偿的计算有两种。
1)按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计算赔偿，该损失范围应当包括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2)受侵害的经营者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以及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二、审判实践中还适用的计算方法
除上述规定以外，各地人民法院在审判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实践中还创造积累了其他一些赔偿的计算方法。
这些关于赔偿计算方法的规定和经验，不仅涉及了赔偿的计算方法，还显然包括了赔偿的其他问题，如赔偿范围、计算方法适用的顺序等等。概括以上法律或司法解释关于赔偿计算方法的规定，除去当事人自愿达成按照其他方法计算赔偿额外，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应当主要从三个方面掌握：一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二是侵权人的非法获利;三是受到侵犯的知识产权公平合理的使用费或转让费。
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是损害赔偿计算的中心。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脱离实际损失或者损害事实而单独存在，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所以是中心，就在于损害事实是侵权损害赔偿构成的首要条件。法律即使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法定赔偿额标准的制定依然应当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作为基础和依托，然后再考虑知识产权的市场因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侵权状况等诸多因素来决定。
应当指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实际损失应当由受害人提出，并举证证明。因为只有受害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损失的情况，请求赔偿的请求权也只有由其自己行使和提出才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开始一定法律程序。对方当事人与人民法院不承担对原告损害事实的证明责任。即使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也不会转移为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受害人作为原告提出的实际损失证明，经过法庭质证、辩论后，查证属实的予以认定，不属实或部分不属实的，不予认定或部分不予认定。对于虽有侵权行为但没有实际损失的，应当适用停止侵权等其他的民事责任形式，而不应当适用赔偿的民事责任形式。对于有最低赔偿额规定的，方可予以不问实际损失按照最低赔偿额予以赔偿。
概括起来，对实际损失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以权利通常、合理的转让费、使用费、许可费等收益报酬作为标准进行赔偿。
知识产权的使用费、转让费等一般有关主管部门都有一定的标准，或者当事人之间存有可以比照的合同标准，以及同行业、同等水平的其他单位的使用费标准。这些标准一般是客观的，不会受到当事人之间纠纷因素的影响。如专利权的转让费、使用费，著作权的稿酬、著作财产权的转让费，商标的许可使用费，技术秘密的转让费、使用费等等。
据一位德国知识产权专家介绍，德国的法官在处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以被侵害的权利的使用费作为赔偿金进行赔偿，他们认为这是最简洁、最易操作，也是公平、合理的赔偿方法。
(二)以权利人知识产权产品或作品的载体销售量在被侵权期间下降或减少的数额乘每件权利产品或正版作品载体利润之积，作为赔偿额。
(三)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实施侵权行为所获扣除税收等合理成本的全部利润。如侵犯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案件均可适用。
(四)以权利人每件权利产品合理的平均利润或该行业该产品的每件平均利润，与侵权人侵权产品数量之积作为赔偿数额。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等侵权案件赔偿均可适用。此种方法对侵权人经审计亏损或利润过少致使赔偿额过低的情形使用很有效。
(五)以版税率与总码洋(总预售额即单价承以印刷册数)之乘积作为赔偿额，参考的版税率根据不同情况一般为6%-15%掌握。著作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
(六)为调查和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代理费、权利人为购买侵权商品证据的支出、为收集证据而作的证据保全公证费用、为审查证据购买的设备、消除侵权影响费广告、合理的差旅费等。
(七)发行侵权图书的总金额减去合理的成本印刷成本和税金所得的数额，加上其合理银行利息。适用于图书出版侵权案件。
(八)侵权行为人所获得的利润作为赔偿数额计算，视具体案情经营费用不作为合理成本扣除。
三、对知识产权中人身权的赔偿
对知识产权人身精神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掌握以下要点：
(一)知识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只能限定在对知识产权人身精神权益的损害，即主要是对著作人身权的损害赔偿以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中涉及公民、法人姓名权、名称权等商誉的损害赔偿。超出此范围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二)对知识产权精神损害应当根据损害的情况首先适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如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非财产责任方式。仅对情节严重，使用非财产责任形式明显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权益时，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三) 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主要由法官根据侵权情节、损害后果、当地的经济与文化水平，以及受害人与侵权人的情况等因素斟酌确定。受害人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况主要包括：受害人的职业、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商誉状况、经济状况等。这些情况通常与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结果有一定联系。侵权人的情况主要包括：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如是故意或过失、侵权具体情节、认错态度、经济负担能力等。
四、结论
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损失赔偿额的计算，应当根据损害赔偿的几个原则，结合每起损害赔偿案件的具体案情，综合考虑予以确定。承办案件的法官或法官集体，以及参与对具体案件处理并作出司法决策的法官或法官集体，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平、公正与正义，努力作到既合法又合情合理，将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原则与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指导思想贯彻案件处理的始终。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数额的计算，是法官根据法律、法规和法学理论确定或确立的法律和法学原则，法官的法律意识以及丰富的审判经验等，在透彻掌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超强度思维的科学、精细的工作。不能设想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固定的计算方法，简单得就像套用数学数表。此种设想实际上是否定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复杂性和法官在审判案件中的特殊作用。
为了作好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工作，在审判中除应注意收集、询问双方当事人关于赔偿范围、数额等方面的陈述、证据材料外，还要作好一些准备工作。如对权利人提出的因侵权造成的经济盈亏、财产损失情况及侵权人侵权所得、收入和利润等情况的审计、鉴定工作;对作为争议标的知识产权整体或某部分权利进行必要的专业评估和估价;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和社会有关行业在正常情况下，对所争议知识产权的使用费、转让费、报酬和单位价格等标准的规定和惯例行情等等。
⑨ 企业遇到知识产权侵权怎么处理
您好！
知识产权，也称其为“知识财产权”，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期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随着科技的发展，为了更好保护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制度应运而生并不断完善。如今侵犯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越来越多。
发明专利、商标以及工业品外观设计等方面组成工业产权。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商标、服务标志、厂商名称、原产地名称、制止不正当竞争，以及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
1.企业遇到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首先要确定是否被侵权。
知识产权案件与其它民事侵权案件相比，知识产权案件与其它民事侵权案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专业性非常强，知识产权案件特别是专利案件，需要将被控侵权产品所采用的技术与授权专利文件的技术进行比对，以确定被告实施的行为是否侵权。
侵权比对是确定被告双方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关键，因此，专业的专利技术比对在整个诉讼中显得尤为重要，比对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整个诉讼的结果。而侵权比对中涉及到的各种原则的运用，其他非专业人员难以做到应用自如，而侵权与否的结果，往往取决在比对中某一原则的合理应用。
2.其次，企业应合理布局知识产权
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的布局，是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有效方法。
这种合理的布局包括：了解主要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状况，在产品设计、投产上作相应规避，对于自主开发的新产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申请专利保护等等。
3.通过法律武器维护权益
企业遇到侵犯自主知识产权情况，拿起法律武器合理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失为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在知识产权维权方面，我们一般采取以下的步骤：首先，请专业的人员对疑似侵权产品与授权专利的技术方案进行简单的比对，以确定疑似侵权产品是否落入专利的保护范围；其次，需确定侵权主体并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即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向侵权产品销售商购买侵权产品并公证购买过程。
如能提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