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集体垄断

❶ 保护知识产权的例子有哪些

一、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34号行政判决书】

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三、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与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394号民事判决书】

四、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裕升科技有限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490号民事判决书】

五、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民事判决书】

六、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6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七、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吉乾科技有限公司、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164号民事判决书】

八、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987号民事判决书】

九、惠州市欢唱壹佰娱乐有限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垄断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民初780号民事判决书】

十、李海鹏等9人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刑终105号刑事裁定书】

❷ 大家对qq音乐垄断音乐版权有什么看

曲投投助理原创音乐人，实现歌曲版权变现，共享版权收益

网络音乐业务经营回者向用户提供歌曲答的在线播放和下载，需要同时取得词曲版权和录音版权，缺一不可。因此，词曲版权被垄断同样会导致音乐作品的传播受阻，用户不能在自己喜欢的平台收听到喜欢的歌曲，或者疲于在多个平台之间来回切换，甚至不得不同时成为多个平台的付费会员。

以爱奇艺播出的《中国音乐公告牌》第八期为例，因节目中演唱的多首歌曲词曲版权均为腾讯音乐独家，导致7首歌中，火箭少女101《Light》、陈立农《我是你的》、张艺兴《Give Me A Chance》、容祖儿《长大》4首歌曲的live音源最终无法上线官方合作平台网易云音乐，引发很多用户不满。

词曲版权被独家垄断，不仅架空了法定的音乐作品集体管理组织，阻碍网络音乐行业实现真正的正版化，更损害了词曲创作者的根本利益，最终可能毁掉中国音乐产业。

中国音乐市场早已走过了野蛮生长的时代，合理借鉴海外先进词曲版权管理经验，打破词曲版权独家垄断，强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积极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才是当前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❸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单一性或综合性模式问题

理论上凡著作权都有被纳入集体管理的可能，如果都按照不同的作品种类分别设立集体管理组织，甚至同一种类的作品又按照其不同的权利设立更细的集体组织，这样表面上好象各司其职，实际上常常会引起一些混乱。虽然采用何种体制，要根据各国当地情况而定，这两种制度都能证明同样有效，但当存在多家协会时，每一特定类别的著作权都只能由一家单一机构管理。其根本关键是必须统一著作权的管理方式，使其一方面与复杂多样的国际关系以及关于非确定作品目录的合同相容，另一方面，与对基本上为个人权利的著作权的尊重相容。[⑤] 在国际上，有许多国家采用多种协会体制，如德国截止1998年有11家集体管理组织，同是有关音乐的有音乐作品表演权、复制权集体管理协会和音乐版本管理协会，涉及影视作品的协会有4家，其他如法国、英国、瑞士、西班牙、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也都采用多种协会体制，也有其他国家如比利时、以色列、意大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等采用一个中央协会担负不同类作品的各种权利的集体管理。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成立后，国家版权局又多次指示并帮助组建文字、摄影、美术作品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目前的趋势看，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采用多种协会体制的。在我国，单从作品种类的角度看，似乎每一特定类别的著作权都只能由一家单一机构管理，如音乐作品、文字作品等各个协会都分别被赋予相对独立的垄断地位，但按笔者的理解，这种仅仅是某一协会对某一类作品的垄断模式，在我们这样一个知识产权发展历史较短，国民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理想。理由是：首先，建立众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在设立和管理成本上显然过于巨大；其次，在对外的关系上，分散的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威性和效率难以得到有效体现，这一点将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即使在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健全和法制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著作权人实现其利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德国音乐表演者和机械复制权联合会（GEMA ），每年总收入超过10亿马克，但一半以上不是通过正常运作收取，而是通过法律诉讼从使用者手里获得的。[⑥] 可见我们没有理由过于盲目乐观，只有集中力量，在作品传播技术发达而数量众多的传播媒介团体和使用者面前，建立全国统一的综合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才能在与使用者谈判或诉讼方面将比分散的多种协会更具有权威优势和代表性，同时在影响行政当局制定著作权保护政策上也无疑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第三，在对内的关系上，分散的不同协会常不免难以整合不同类作品权利间的关系，这容易导致问题的滋生，因为许多情况下，作品并不是机械的相互独立的概念，比如一首诗歌被谱上曲子，究竟是文字作品还是音乐作品？又比如戏剧作品和剧本是什么关系？理论上至今仍有讨论的余地。这些在管理上仅管可能通过技术措施协调解决，但毕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前述强调的所谓垄断与其说某一分散的单一协会对某一类作品的垄断恐怕不如一个综合的著作权管理组织对所有不同作品众多的的权利垄断更有效。综上，笔者的意见是，统筹全体，改造音乐著作权协会、文字作品协会等，使其成为一个以音乐著作权为主要业务的统一的综合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❹ 知识产权中为什么会产生反垄断法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赋予专有权利使得研究、开发的利益获得内部化，从而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但对权利的滥用也可能妨碍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最终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再调整有助于弥补知识产权法价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适当边界。该制度的引入对塑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为我国民族工业赢得生存、发展空间有着特别的意义。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比较热烈的关注和讨论。但现有研究结论中也存在着含糊或舛误之处。其一是将知识产权界定为“合法的垄断（权）”。立论者并没有明确这是何种意义上的“垄断权”。从文义上看，如果是财产权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不将其他的财产权形式统统称为垄断权？如果是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会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再调整？其二是认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仅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这种观点多来自于对日本等国的反垄断法认为该法不适用于行使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的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与美、欧、日本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现实并不一致。其三是没有从理论上梳理反垄断法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调整的界限。大凡探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学者，都会提到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为什么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等会集中在知识产权许可领域？从上述三点疑问看，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都有着进一步澄清和解释的必要。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知识产权许可角度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理论基础加以梳理，对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适用边界等问题加以分析、论证，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适评价，进而对我国相关制度建设产生借鉴意义。

一、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调整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知识产品而发生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表观，在性质上属于无形财产权。 [1] 作为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人对其权利的客体享有的权利并不多于其他形式财产权人相应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的行使还有合理使用、临时过境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从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的专有性角度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的垄断权，同样可以将其他形式的财产权界定为垄断权，从这种意义上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加以界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认为：知识产权与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既不特别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审查，也不特别受到怀疑，而是适用统一的标准和法律原则。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对知识产权性质认识上的深化，避免了将拥有知识产权直接视为垄断或直接判定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征使得其行使过程中必然与反垄断法发生关联。从权利客体上看，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具有不可损耗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对同一项知识产品的利用并不妨碍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为了保证知识产品利用的效率，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要求权利人公开知识产品内容但赋予了权利人排他性实施、许可、转让等专有权利。权利客体无形财产的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点决定了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进入到反垄断法的审查范围。因为，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权利人可以通过签定不同类型的许可证协议，来限制不同的被许可人实施专利的范围和区域，进而会产生分割市场的实际效果。而促进商品、服务、资本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反垄断法所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基本需要。在实施许可协议的签定时，权利人还可能基于权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费收取上采取差别取价、概括或整批授权并回收使用费等做法，或者对被许可方的生产数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许可方的销售价格、在技术改进方面订立对技术改进的限制条款或回授条款以及在授予权利的同时附加搭售条款等等。这些行为都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不良后果，从而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另外，权利人还可能通过一些与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内容相关的策略性行为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如针对竞争对手提起不必要的专利诉讼等。所以，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是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由于进入到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领域，其权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响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往往会进入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市场是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交汇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限制市场竞争效应是反垄断法对相应行为进行调整的理论基础。

二、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协调与冲突

在20世纪初期以前，知识产权人在行使权利时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种状况随着知识产权立法的发展、完善（如在知识产权司法中确立了权利滥用的原则）和反垄断法的出现而有所改观。 [2] 专利权人权利行使的范围受到专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双重界定。如从美国立法情况看，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在1917年和1948年发展出“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的原则。1988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调整知识产权滥用的专门立法《专利权滥用修正法》。同时，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都可以对专利许可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克莱顿法更明确规定在从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为进行反托拉斯法调整过程中不论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专利。1977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88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9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还对专利许可行为的反托拉斯法规制作了特别规定。

在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调整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相互协调和补漏，体现了法律调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有着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和进行协调立法的共同理论基础。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都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为目标，都必须保证商品、技术和研究开发市场相互之间的平衡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持。而且，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进行协调，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知识产权滥用原则本身就体现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创新政策、竞争政策、表达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垄断法作为公法，是竞争政策的重要载体。其次，从具体法律制度看，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还是反垄断法，在立法中都没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适用，相反采取了“积极礼让”或者容纳对方的法律规范等做法。如在反垄断立法中，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法等都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不适用于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知识产权法中，许多国家在许可证贸易协议的禁止条款中都规定了对搭售等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的禁止。再次，从对具体行为的调整看，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相互补漏，共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合适范围。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前，无论是否涉及专利，维持转售价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视为是有效的约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后，此项行为被视为当然违法，按照《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规定，利用专利维持转售价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严格审查。

但是，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过程中，也存在着冲突之处。如尽管就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言，两法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着私法与公法性质上的不同，存在着对执法机关而言的保护私权、私益，还是保护公权、公益的两难选择。在美国专利法院成立前，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区域性上诉法院之间对专利有效性的观点就分立为两派：一派认为专利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另一派则主要把专利看作是抑制竞争的工具；在专利法院成立后，人们又倾向于认为专业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认同其所负责实施的那个法律制度从而对一方当事人进行偏袒。 [4]

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特殊调整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有着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紧张。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社会功能，反垄断法在调整影响到市场竞争机制运作的知识产权行为时，既原则上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现出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特殊规制。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垄断法仅调整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效果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如发明人在获得一项专利后，可以对其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行使制造、使用、销售等专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专利权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都不会产生反垄断法上的问题。反垄断法主要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可能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时，对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属于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范围的行为，不再进行调整。如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别授权给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专利，由于专利法已经明文规定这一项权利，因此美国法院一般均视本项规定属于反托拉斯法适用例外的规定，允许专利权人在授权契约中规定被授权人所可以使用的专利的区域。 [5] 显然，如果仅按照反垄断法的一般理念，这种做法属于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划分地区市场的限制竞争协议范畴。

第三，许可方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出于维护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为了确保最低回报等目的对被许可方所作的产品质量、价格、生产数量等限制并不当然违反反垄断法，如欧共体委员会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中的白色条款部分中规定的要求被许可人就被许可的产品生产必须符合最低要求的质量规范、被许可人有义务生产最低数量的产品或对被转让技术进行最低次数的使用活动、被许可人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使用被转让的技术等条款均被视为不产生限制竞争影响的条款。这也是美国、日本等国的通行做法。此种限制的目的在于保证知识产权人获得足够的利益回报。
第四，反垄断法在评价已经构成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条款时，仍然会进一步考虑到该行为对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促进技术创新等正面价值，而不是仅仅套用反垄断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列入黑色条款的内容的行为数量较1984年的专利集体豁免条例和1988年的技术秘密转让集体豁免条例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并且涉及到技术转让的传统上属于当然违法的限制竞争协议如价格约束、禁止竞争、禁止出口、限制客户等行为虽然被列入了黑名单，但仍然可能通过个别申请获得个别豁免。 [6]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执行中，司法部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采取较为严格的执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则为代表，将搭售、转售对象限制、转售价格维持、强制性整批授权等行为一律视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后，司法部开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则” 评判这些限制，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及其正面价值。维持转售价格等行为在反托拉斯法执法中一直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场合，法院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并且为零售商拥有所有权后，才不得继续维持转售价格。

第五，反垄断法适用时会考虑到许可人的市场地位以及是否同时是被许可一方的竞争者。如在搭售协议中，销售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是考量协议是否违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条款中，如果许可方同时参与竞争，则协议性质可能由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转化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将适用更为严格的反托拉斯法审查。

四、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制度对塑造公平竞争法制环境的正面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尽管有保障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以达到鼓励技术创新进而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也可能诱使权利人滥用权利从而阻碍后续的技术创新活动或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因而知识产权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竞争政策等多项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对于抑制知识产权滥用，平衡先发和后法的技术创新者、技术创新方和技术使用方、经营者与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促进社会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等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塑造我国公平竞争法制环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完善我国国内立法角度看，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我国在短短二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保护水平。造成这种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既有内在的动因，也有外在的压力。如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动机是来自对外开放政策的驱使，中国需要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从西方获取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 [7] 国内学者则认为，“与其说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需要，毋宁说是由于外来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 [8] 中、外技术力量对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吁。 [9] 相反，在反垄断立法方面，虽然反垄断法被相继列入八、九、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垄断法作为知识产权正当行使的监护者，这样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于引导知识产权人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合理预期，也不利于知识产权许可法与被许可方缔结权利义务较为平衡的的契约，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知识产权权人滥用享有专利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还可能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

从应对国际竞争角度看，由于我国目前主要是技术输入国，许多民族工业处在成长阶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匮乏，在比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就可能面临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追索和知识产权诉讼（如我国DVD产品在国外打开市场后所面临的巨额知识专利使用费追索和2003年我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面临的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系统公司和思科技术公司的起诉）。在华跨国公司还可能在知识产权许可中通过拒绝许可、搭售、价格歧视、掠夺定价、过高定价等方式达到打击竞争对手、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怎样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进行限制或不正当竞争的相关企业，达到平衡保护知识产权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利益，为民族企业赢得一个公平的发展空间，都是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典的重要使命。

❺ 中国现行法律所针对的禁止滥用独占地位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哪些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一条款表明了我国对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反垄断法的基本态度，即不否定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正当性，但对具有排除限制竞争后果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鉴于该条规定非常原则，实践中存在的涉嫌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需要予以规制，迫切需要制定相关规章或者指南，明确正当的权利行使行为和排除、限制竞争的滥用行为之间的界限，更好的指导反垄断执法实践，增强经营者对自身经营活动的预期性。 二、《规定》的起草过程 2012年底，工商总局在开展《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征求意见稿)》)研究制定工作的同时，启动了《规定》的起草工作。此前，工商总局于2009年成立课题组，开展了《指南(征求意见稿)》)的研究制定工作。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整理国外竞争机构的执法实践和相关指南、规章的资料和文献，系统研究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执行反垄断法的基本立场、行为类型、分析方法、主要执法对象等问题，同时比较研究，归纳总结这些国家和地区执法机构形成的共识和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二是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市、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四川、甘肃等12个省市，通过走访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和企业、发放问卷调查、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行政司法部门意见等方式开展了调研工作，了解掌握我国现阶段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总体状况、行为表现形式、企业应对措施等。三是拟定《指南(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听取意见，除书面征求意见外，先后举行座谈会、研讨会6次，工商系统、国务院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各类企业以及国外竞争执法机构提出了很多建议。对这些意见，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 在制定《指南(征求意见稿)》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我国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问题现状的总体情况。我们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反垄断法既是理论上的热点问题，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反垄断法中的一个重要、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不长，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反垄断法的实践经验更是有限，此时推动一部符合中国实践、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的出台，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实践的积累。 考虑到实践中存在的涉嫌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需要予以规制。工商总局在制定《指南》的基础上，立足职责，启动了《规定》的制定工作，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2013年3月以来，工商总局先后就《规定》初稿书面征求意见两轮，举办研讨会、座谈会5次，对象覆盖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工商局，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法制办、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知识产权局等与反垄断、知识产权工作相关的十二个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电信、华为、高通、三星等19家国内外知识密集型企业、美国商会、美国律师协会等外资商会和机构，欧盟竞争总司、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加拿大竞争局等国外竞争执法机构以及国内竞争法专家学者。征求意见以来，共收到意见建议300余条，对各方提出意见建议，工商总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对《规定》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其制定的目的和依据，即为了保护竞争和激励创新，制止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同时，对相关概念作了必要解释。 一是明确了经营者所普遍关注的反垄断法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关系，反垄断法与保护知识产权具有共同的目标，即促进创新和竞争，提高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是根据工商总局承担的反垄断职能，明确界定本规定所称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 三是明确本规定所称相关市场，依据《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进行界定，并考虑知识产权、创新等因素的影响。(二)禁止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过程中达成垄断协议。既在总体上禁止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达成垄断协议，又规定了安全港规则。安全港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对竞争明显具有不利影响的权利行使行为，有利于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自己在相关市场的市场力量等因素判断相关行为在反垄断法上的后果，指引经营者避开对竞争明显具有不利影响的权利行使行为，逐步走向合理竞争。 (三)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明确在反垄断执法中执法机构将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对待，市场支配地位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和推定。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可以构成认定其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因素，但是经营者不仅仅因为拥有知识产权而直接被推定为在相关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规定了拒绝许可知识产权、限定交易、搭售、附加不合理限制条件、差别待遇等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几种具体滥用行为。其中，关于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许可知识产权的规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各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意见主张保留但应明确其构成要件，有的主张删去。经过慎重研究，根据中国的反垄断法和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保留了这方面的规定，但是对反垄断法关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交易的条款做了限缩性规定，仅将其限定在知识产权构成生产经营活动必需设施的一种情况，对其适用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力争做到鼓励创新和保护竞争的平衡。 (四)规定了四种特定类型的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是否构成相关垄断行为，如专利联营、标准制定和实施中的行使专利权行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滥发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函等。这些行为可能分别或者同时构成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主要涉及后者。 (五)规定了工商机关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分析原则和框架。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分析认定，工商机关在考虑知识产权特殊性的基础上，遵循对垄断行为分析认定的一般步骤。在分析认定经营者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时，要对该行为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行分析。该规定向经营者和相关机构明确了工商机关的执法方法，既可增加执法的可操作性，也有利于提高执法透明度，为经营者自我评估提供参考，有利于鼓励经营者进行技术推广和传播。 (六)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规定》第十九条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对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

❻ 著作权法偏重作者的现状是否应该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正）于（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获得通过）。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在官方网站公布了《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并征求公众意见。侵犯著作权的赔偿标准从原来的50万元上限提高到100万元，并明确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功能。

❼ 我国目前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哪些问题

近来，关于著作权使用费的纠纷层出不穷，人们直接的想法是应亟待提高整个社会的著作权意识。当然，这点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必须承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更为基础。其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更应被重视起来，国外几百年的经验已经表面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和运作对于联系著作权人和使用者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新修正的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 同时第二款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是我国建立著作权管理组织唯一的法律依据。法律虽然授权国务院作进一步的规定，但至今尚未出台。因此，在具体的集体管理组织构建及运作过程中没有具体的规则作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
一、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已经在实际的集体管理体制上对音乐作品和非音乐作品进行了分类管理，音乐作品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非音乐作品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进行管理。笔者认为这样的现状也许会出现管理分散，但考虑到音乐作品的特殊性以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若干年成熟的运作，所以这种模式可以维持。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于1992年12月17日，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 协会实行会员制，凡具有中国国籍的音乐著作权人，包括作曲者、作词者、音乐改编者、音乐作者的继承人都可以加入协会。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音乐出版者和录音者也可以加入协会，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作为出版者和录音者，而是作为音乐著作权人参加协会（比如，通过音乐作者转让或通过开发音乐作品而享有音乐著作权）。 前段时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们法院对卡拉OK歌厅中播放MTV作品支付著作权使用费做出支持判决。的确，歌厅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理应付费，这符合我国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但问题是，他们如何付费？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付费？额度是多少？这些问题都得不到答案。可以说，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此外，此案中原告及歌厅的付费对象是某唱片公司，实际上此判决保护的是邻接权人的权利。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有邻接权人集体管理组织，虽然中国音像协会有建立此类组织的意向，毕竟他们在出版者领域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很多困难。 例如，（1）对作品使用人的收费额度难以确定。邻接权人录制出版作品的成本远高于作者，这势必导致其收费也会相应提高，面对现有的社会状况，具体操作情况令人担忧。（2）收取使用人的使用费后，如何与作品作者分配，分配比例如何?（3）网络环境对出版业的冲击，以及缺乏相应规范，使得邻接权的集体管理困难重重。
对于非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我国一直不太完善。1998年经国家编委批准，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版权局成立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其下设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和美术、摄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分别对文字作品和美术摄影作品进行集体管理。但遗憾的是这两个机构至今尚未正式运作。还有另外两个组织与此相关，即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版权协会。但中国作家协会的权保中心主要的职责是调解会员间的纠纷，中国版权协会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作者的权利保护上，而并非针对出版者。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针对非音乐作品尚无集体管理组织在进行具体工作。
由于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刚刚起步，要在短时间内完善体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国际上运作较为成功的集体管理机构也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确立著作权协会的地位。著作权管理协会中途夭折的事情也发生过。集体管理的起步难是国际著作权专家所公认的。在我们国家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还有其特殊性，不仅存在其本身建立固有的困难，还存在着大环境的影响。 具体来说：（1）法律环境和法律意识尚待提高。著作权是项私权，其是从西方社会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人们对这项权利也给予认同。而从我国传统来看，人们普遍缺乏著作权的意识，不承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可以成为商品。同时，使用者在缺乏权利观念的社会里也容易认为智力作品同一般产品一样，购买之后就可以任意支配，或认为一次付酬后，取得了完全的使用权。在这种状况下，从西方移至过来的著作权制度如何在我国的大环境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就需要更多时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亦是如此。 （2）法律体系尚待完善。我国的著作权制度从无到有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著作权方面的立法体系更需要完善。正如前文所言，针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立法至今为止只有《著作权法》第八条原则性的规定，且缺乏可操作性。此外，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模式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在缺乏相应规范的情况下，集体管理机构很难快速建立起来。 （3）集体管理机构起点的特殊性。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要么是权利人自发组织，要么是国家按照法律新设建立。而我国则不同，它是由国家机构（一般来说是版权局）和原有的相关协会共同组建。这种从行政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变、管理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变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设想及建议
面对国外集体管理机构的经验，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成熟的制度引入到国内，取它山之石，以尽早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以下几个方面做一尝试：
（一）加强相关宣传，唤醒权利意识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及工作开展的顺利程度和人们的版权意识有很大关系。著作权这种私权源于西方，引进到我国后，与原有文化不相适应。人们很不习惯用权利的观念来处世生活，因此加强宣传显得非常有必要。
第一，作品权利人利用集体组织行使权利意识淡薄。例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协会有会员2500余名，疑惑的是，难道中国只有2500名作词作曲者？更别说其中还包括有机构。此外，协会管理的音乐作品逾1400万首，其中只有大约20万首为国内作品，国内的作品权利人对于加入集体管理组织来管理自己的权利尚未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作品权利人都是由自己与录音、出版单位或版权代理机构联系来实现自己权利，虽然这种方式可以让权利人没有折扣地获取收入，但也必须看到其不利之处： （1）作者将部分精力花费在作品的传播、盗版打击、诉讼纠纷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上，严重影响了其新的作品创作； （2）作者个体势单力孤，在与录音、出版者及代理机构交往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保障其权益； （3）由于作者授权渠道单一，众多使用者没有合理和畅通的方式使用其作品，也会影响到其作品的传播。
第二，作品使用者使用作品付费的意识淡薄，集体管理组织收费难，只有通过典型诉讼来促使作品使用人缴费。这导致了音乐的传播受到了影响，不利于权利人权利的实现，也容易引起权利的对抗。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强宣传来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缓解权利人和作品使用人的紧张关系。
（二）尽快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立法
现在相当多的学者都在呼吁国务院应尽快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因为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很多管理活动无法开展。重要的是我国没有集体管理方面的历史经验，则更需要立法者给予前瞻式的指导，规范机构的建立，有利于其今后的发展。比如，文字作品和美术作品的集体管理机构至今仍未批复下来，这使得这部分作品的集体管理处于空白，很不利于权利人的权利的行使和保护。当一方面我们在呼吁作者加入到集体组织中去，另一方面规范集体管理机构的立法却又迟迟不见踪影的时候，具体工作开展的困难可想而知。
那么，立法中应做哪些规范呢？体现在以下几点： （1）针对现实的情况，立法应规定集体管理组织为官方机构。其实国际上对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承认不在于官办或民办，而在于机构是否为作者服务。而立法中规定为官方机构只是考虑我国的集体管理机构刚刚起步，需要政府的扶持，运作起来会更加有效。 （2）将音乐作品和非音乐作品分为两个机构进行垄断管理。音乐作品仍然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因其十年来的管理卓有成效，非常有效地保护了音乐著作权人的利益，其管理也自成体系。对于非音乐作品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负责，针对不同类型作品可以在中心以下设各部门进行管理。这样可以照顾到单独协会与分立协会管理不同类型作品的优缺点，而且今后出现新的作品类型或者使用方式都可以方便扩充而不会影响机构的稳定性。除上述机构之外不应该再有其他组织进行集体管理，否则在机构起步阶段会引起混乱。当然，当时机成熟了，结合社会、经济状况可以考虑允许多家机构并存。 （3）加入集体管理组织收取报酬阶段的规范。集体管理组织的大量工作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就集中在此。一些集体管理比较成熟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就有针对这个阶段而特别制定的立法（阿根廷1969年5146号及1973年461号法令规定，阿根廷作者作曲者协会和阿根廷作者总会分别获准进款、出纳、柜台及其他可包含进来的票据、数据进行监督，以确定使用费数额。 (4) 在关注作者权利的同时必须也要规范对于邻接权人的集体管理。笔者建议将作者与邻接权人的集体管理纳入到一个机构中，从而方便收费，同时可以避免作品使用者向不同机构多次缴费，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5）将法定许可职能划入集体管理机构。现在的法定许可是由版权局负责，但在许可和报酬分配方面都存在问题。比如许可作品和分配报酬时找不到权利人等。而将这部分职权划入集体管理机构后，这部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现在音乐著作权协会就有部分这样的职权，因为它们采用会员制，许可和报酬分配可以有的放矢。笔者认为，非音乐作品也可以采用类似做法。 （6）从立法上完善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服务职能，规定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按收酬的一定比例建立文化基金用于促进文化发展以及权利人作品的宣传。此外，也可以吸取其它国家的经验，增加集体管理组织的社会保障职能，使作者获得稳定的收入。 （7）立法中应该规范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比如机构运作费用额度（预算）的确定、分配的监督及年终审计。对于运作费用额度（预算）的确定笔者认为可以由集体机构内部的会员大会或委员会来确定。至于年终审计，有些学者认为由版权管理机构负责，但笔者认为，版权管理机构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关系密切，由其审计有失公允。因此对于年终的帐务审计应该由国家审计部门或者由会员大会委托社会审计机构进行为宜。
总之，建立和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道路非常曲折，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改变人们旧的意识。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前途非常光明，因为它有利于权利人权利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❽ 著作权法修改的争议问题有哪些

著作权法争议的问题虽然比较多，但总结来说主要争议的问题就三个：法定许可、网络传播、集体管理。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个主要争议问题。
主要争议问题之一：法定许可
所谓法定许可，是指使用者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即使用其作品，但是必须支付报酬。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教科书编写出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电台电视台播放等五类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的本意是要促进作品传播，但在实践过程中，著作权人获取报酬的权利却不能得到保证。正如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基本没有使用者履行付酬义务，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的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但国家版权局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目前该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对法定许可制度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使用者事先备案、及时付酬和指明来源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
对于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在法定条件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规定，音乐界人士联名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3个月”时间太短，根本不足以收回成本，将会严重打击音乐原创的积极性，会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而且会认为其他音乐传媒推广企业(如电台)也会受牵连。
但从草案来看，第四十六条的适用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即使用者要在按照第四十八条规定进行备案、指明来源等信息以及支付使用费的前提下才能够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其发表的作品。《著作权法》不是保护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兼顾著作权人、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事实上，对音乐作品录制的法定许可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大唱片公司对音乐录制品的垄断，这是因为，大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词曲作者与之签订独家许可协议，以成为唯一有权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制品的公司，借以垄断音乐作品录制品市场，抬高价格。但目前草案中“3个月”的时间规定是否合理仍值得讨论，在确定这一期限时应充分考虑到录音制品的生命周期，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限以达到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利益的平衡。
另外，除报刊可以作出专有权声明外，草案并没有允许其他著作权人声明保留权利以免架空法定许可制度，使其失去适用的机会。法定许可制度本质上是对权利人权利的限制，因此，只有充分保证权利人的获得报酬权，才能避免该项制度成为对权利人权利的剥夺。
主要争议问题之二：网络传播
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有三个条款，其中第一款是提供纯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不承担审查责任，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事实上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已经有了类似的规定，该规定是在网络环境下平衡作品创作者和传播者利益的一种选择，是世界各国对提供网络技术服务方的通行规定，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避风港原则”，即技术中立和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商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这也符合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而且，这一规定也符合现实情况，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网络内容进行审查不具有操作性，目前的技术水平还难以实现。
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通知与删除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被著作权人告知的前提下有删除等义务，如不执行，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款规定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和应知侵权的情况下承担的责任，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承担注意义务，即通常所说的“红旗原则”，网络服务商如果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一规定与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理论是对应的，网络用户如果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则需有主观上的故意(包括明知和应知)才应承担连带责任。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制度使得著作权人面对诸多网络企业的维权行动收效甚微。在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往往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将使著作权人的利益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如果著作权人的劳动都能在网络盗版中免费获取，原创力无疑将被扼杀。但如前所述，《著作权法》是要在现实情况下努力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能仅仅考虑某一群体的利益。
主要争议问题之三：集体管理
修改草案第六十条和第七十条是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向非会员延伸的规定。按照这两条规定，即使权利人没有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报酬，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如此规定使得权利人无法再通过诉讼向那些已经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使用费的使用者进行索赔。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诉讼获得法院判赔的数额通常会高于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因此该项延伸性集体管理规定引起了诸多权利人的质疑。
根据修改草案的规定，对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许可其代表非会员开展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这种“延伸管理”有其良好初衷，旨在解决“使用者愿意合法使用作品却找不到权利人”的问题，扩大了著作权代理保护的覆盖面，但问题在于“被延伸”到的权利人是否愿意被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代表。非会员通过诉讼可能获得的较高赔偿额将会使会员受到影响从而退出集体管理，这将破坏集体管理制度，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于诉讼赔偿额和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的统一。
也有观点认为，在现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效能尚未充分发挥、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向非会员强制延伸其管理未必恰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名称上虽有“管理”二字，但其本质应是为著作权人服务，其公信力取决于服务质量。但目前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费用的收取和管理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在维护著作权人权益方面不积极不到位的问题使其公信力不高，难以获得权利人的支持，延伸管理的条件未必成熟。此外，在集体管理组织中引入竞争机制也很有必要。
望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