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宪忠物权编最新讲全文座

『壹』 关于民法总则立法的议案，孙宪忠老师所在的课题组提出多少个条文

编纂民法典还要跨越哪些障碍第一步，对现行民法通则进行全面修订，并上升为民法总则。根据孙宪忠的研究，民法通则的156个条文至少有70个已被新法所替代，基本上已失去了作用。没有被替代的条文中，大部分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作为民法通则起草者之一，江平承认“民法通则很多内容不适用了”。“民法通则应该改为民法总则。有了民法总则，我们才能有一个正式的民法典。把民法通则改为民法总则是现在最关键的一步。”江平说。第二步，对现有的民事单行法查漏补缺。王利明建议制定一部人格权法，将其作为未来民法典的一编。杨立新建议将婚姻法和收养法合并，制定完善的亲属法或婚姻家庭法；修改物权法、合同法、继承法等法律，消除条文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一致。第三步，编纂民法典。这要求以民法总则为基础，将各个民事单行法纳入其中。“应当按照科学、合理的体系，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整合民事单行法，并按照法典化的要求，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在此基础上颁行一部系统、完整的民法典。”王利明说。在2013年和2014年全国两会上，孙宪忠两次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议案，有关部门回复称，民法典制定问题比较重大，可以先进行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或许是影响民法典制定进程的原因。事实上，人格权法是否独立成编、是将单行法汇编成民法典还是重新编纂等，学界和实务界都有争议，尚未达成一致。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16日03版）

『贰』 跪求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第一版 可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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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孙宪忠的主要作品

具体的学术努力在于：第一，系统深刻地对中国物权法进行研究，为中国物权法制定的提供了理论基础，主要在国有财产权利、城市土地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研究领域，以及物权变动这些物权法的核心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第二，根据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更新中国民法学思想系统和知识系统，在中国民法基本理论如法律行为理论方面取得突破。
第三，在与民法尤其是物权法相关的法律制度，比如土地管理法、公证法、合作社法等法律的研究中贯彻民法的基本精神，促进这些法律取得本质的改进。观点得到立法机关的重视和学术界的认可，内容得到立法系统性的的采纳。 《论物权法》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
《德国当代物权法》
《国有土地使用权财产法论》
《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参编）
合作著作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译文10余篇。 《财团法人的所有权及我国宗教法人财产权利的归属问题初探》，《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1万字。
《论公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1.2万字。
《土地在财产法中的意义》，《法律科学》1992年第3期。
《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18卷第3期，2万2千字。
《论不动产物权登记》，《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1万7千字。
《不动产物权取得研究》，《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2万4千字。
《中德民法学者对我国制定物权法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6年12月10日，4千字。
《大陆土地权利制度的现状与展望》， 《一九九七海峡两岸土地法制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台北，政治大学地政系，2万字。
《当代不动产法评述》，系列论文，《中国土地》1996年第4期至1997年第6期，共计7万5千字。
《德国民法对中国制定物权法的借鉴作用》， 《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5千字。
《德国民法物权体系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6万3千字。
《以法的眼光看企业法人的治理结构》，《中国企业报》1997年9月10日，5千字。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初探》，《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1万7千字。
《当代民法与精神文明》，刘海年、刘瀚等主编《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7千字。
《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发展展望》，《中国土地科学》1997年第12期，8千字。
《从自由到公正－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进化》， 沈达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7千字。
《公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与国有企业财产权利问题》，《燧石》1998年第3期。6千字。
《中国财产权利制度面临根本更新》，《1998年中国国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5千字。
《中国民商法体系建立的过程及最新动向》，1998年3 月在日本召开的“中国、越南、蒙古和日本四国民商法”研讨会的报告之一。1.2万字。《中国财产权利制度的改造》，1998年3 月在日本召开的“中国、越南、蒙古和日本四国民商法”研讨会的报告之二。8千字。
《不动产登记部门的法理探讨》，《中国土地科学》1998年第1期，5千字。
《土地登记的法理和登记机关的选择》，《中国土地科学》1998年第2期，8千字。
《抛弃批判，立足建设——关于民法研究方法》，《世纪评论》1998年第2期，5千字。
《我国土地管理法与物权法的相互作用》，《中国土地科学》1999年第1期。1万2千字。
《论民商法的研究方法》，《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6千字。
《制定新世代的物权法》，《中国法律》，1999年第4期，6千字。
《论物权变动的原因及其结果的区分原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1万2千字。
《物权法的基本范畴及主要制度反思》，《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第6期连载，约3万字。
《用民法精神重塑我国社会》，《政法研究》2000年第1期。
《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法律基准》，《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25日。
《确定我国物权种类及其内容的难点》，《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中国物权法总则建议稿》 《日本消费者保护刑事法》，作者：胜吉生田[日本]著，《法律译丛》，1991年第6期。6千字。原文为英文。
《德国民法典的过去和现在》，作者：海尔穆特·科勒尔[德国] ，《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2万4千字。原文为德文。
《“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作者： K·茨威格特，H·克茨[德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1.7万字。原文为德文。《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作者：K·茨威格特，H·克茨[德国]，《民商法论丛》第9卷，3万字。原文为德文。
《行为能力比较研究》，作者：K·茨威格特，H·克茨[德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8千字。原文为德文。
《德国物权法的机构及其原则》，作者：F·克瓦克[德国]，《民商法论丛》第12卷，2.8万字。原文为德文。
《三大法系的要约与承诺制度》，作者：K·茨威格特，H·克茨[德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6期，8千字。原文为德文。
《法律行为理论——产生与演变》，《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2期。 目前承担的国家课题
《中国物权法建议稿——法条、立法说明、理由及立法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托项目。本人负责总则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动产法研究》，国家人事部留学归国人员资助项目。以此题目撰写专著一部（已在进行中），已经在2000年上半年完成。
《欧洲联盟合同法研究》，欧洲联盟项目，以此题目撰写专著一部，预订2000年底完成。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托项目。本人负责总则部分、物权法部分。

『肆』 《物权法》里怎么规定附属物的

民法上的物，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而又能为人所实际控制或支配的物质客体。根据两个物在物理上相互独立，而在经济用途上又相互联系的关系，民法理论把物划分为主物与从物。我国《民法通则》并未对主物、从物予以规定，《民通意见》中用“附属物”来取代了“从物”，但也未明确主从物的概念。各国民法典及法学家对主物与从物所下定义也不尽相同：

《瑞士民法典》第644条：（二）前款的从物，系指依地方通常见解或根据所有人的明确意思表示，继续为主物的所有人经营、利用或保存，并通过连接或依其他方式与主物有关系的动产。

《日本民法典》第87条第1款：物的所有人，为其物可供日常所用，将属于自己所有的他物附着于其物时，其附着之物为从物。

《德国民法典》第97条第1款：不是主物的组成部分，但为了主物的经济目的而提供使用，并与主物存在符合此使用目的的空间关系的动产，为从物。在交易中不认为是从物的物，不是从物。

卡尔.拉伦茨（K.Larenz）：一个物可以不是一个其他物的部分（即与其他物一起组成一个单一的物），而长期地为了一个其他物的经济目的服务，并且作为其他物经济作用的辅助工具。

孙宪忠：所谓主物，指能够独立发挥效用的物。非主物的组成部分而附着于主物，并对主物发挥辅助效用的物，称为从物。

梁慧星：从物指从属于主物之物，从物之外的物皆为主物。

笔者认为，主物是独立存在，在与同属一人所有的其他独立物结合使用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物；相应地，在结合使用中起辅助、配合作用的物是从物。如电视与电视遥控器，分别为主物和从物。较为周延的从物的定义应为：非主物组成部分，常辅助主物发挥效用而同属一人之物。

附属物则是指附属于某一特定主物，不具有使用独立性的物。

二、认定从物、附属物的要点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主物的认定没有问题，主要是从物及附属物应如何认定。根据从物的概念及与主物之间的关系，要认定从物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具有独立性，非主物的构成部分。这是判断一物体是否为从物的首要标准，可以看其物理构造上及使用上是否均有独立性。从物为独立的物，如果为某物构成之一部分，则不产生主物与从物关系。如汽车之轮胎，房屋之窗户等均为物之部分关系。对于附属房屋，是否具有独立的出入门户是判断独立性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准。

2、从物须经常辅助主物的使用。即从物的使用目的须具有永久性，且此目的不以经济效用和经济目的为限。偶尔辅助使用的不构成从物，如结婚花车临时装饰的鲜花等。但如果该车专门为结婚之用，鲜花装饰为其经常之装饰物，则鲜花装饰构成该车之从物。

3、须与主物属于同一人所有。例如甲的汽车和汽车上的备胎，如果是乙的汽车和甲的汽车上的备胎之间就不存在主从物的关系。

4、须交易上无特别习惯，在交易上视为从物。德国民法典即强调了交易习惯在判断从物时的重要性。例如，甲用布袋装着米在市场上出卖，不能认定该布袋为米的从物。

我国理论界和现行法律均不区分从物与附属物，笔者认为从物和附属物还是有区别的。附属物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附属物是指附属于某一特定主物的一切物，其中只有那些与该主物同时使用并在这一过程对其效益的发生起着辅助作用的物才是从物。狭义上的附属物则具有如下特征：仅仅具有物理构造上的独立性，并不具备使用上的独立性，其使用上与主物成为一体，其所有权归于消灭。

『伍』 孙宪忠的学术观点

1、在民商法方法论方面，提出“抛弃批判、立足建设”的观点，认为应从过去的对民商法学的现有国内外科研成果的否定性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不要总想着批判他人，而应该认真地从建设我国市场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构造自己的民商法。现行法学包括了过多的“以阶级划线”批判他人的内容，而对我们自己建设所需要的东西却不甚了了。立足建设，需要吸收传统民商法包括西方的和中国自己历史上的符合法理的制度，也需要按照国情和时代进行积极的创造。
2、最早提出所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问题，提出对公有制的所有权形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进行改造。孙宪忠认为，作为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民法财产权利制度并不一致，他们之间有一个决定和被实现的关系。所有制并不能照相式地反映为民法上的所有权制度。公有制并不一定要反映为国家所有权，国家掌握股权、企业法人享有所有权，也是公有制的反映形式。孙宪忠比较早地探讨了世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以及该体制下民法、商法的基本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最早探讨了财团法人的财产权利的独特性，并提出按照财团法人所有权形式规范中国法人财产权利的见解。
3、在民法学总论方面，对法律行为制度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孙宪忠比较早地将德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介绍到国内，并深刻地研究了法律行为制度的源流及其本质，指出法律行为制度中的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构成的基本差异；尤其是孙宪忠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确切含义进行的正本清源性质的研究，纠正了理论界原有的错误认识，扭转了这一理论在中国民法学界长期遭到否定的局面，使其在中国大陆法学界基本上已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重新复活。由于该理论对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安全提供了切实的法理基础，所以，这一理论在我国大陆的复活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孙宪忠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已经被立法和司法解释接受，而且孙宪忠的学术主张获得了国外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法学界的承认。
4、在民法物权研究领域，提出了系统的立法观念和体系。在物权法总则方面，孙宪忠通过对当代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不动产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制度和中国实践情况的研究，建构了中国物权法基本体系、法理、物权类型及相关制度，创建性地指出物权法具有静态动态支配关系调整、物权变动调整、第三人保护这三个基本范畴。孙宪忠认为：物权法应具有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绝对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特定原则和物权抽象原则，物权法兼有静态和动态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和交易安全的功能；当物权变动时，应当区分作为原因的债法行为和作为结果的物权行为的要件、时间及其效力，物权变动应依其自身要件产生相应的效力。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孙宪忠提出的应以物权行为理论作中国物权法的基本理论构成、物权行为制度较善意取得制度更有利于客观公正地保护第三人，指出应建立与此相适应的完善的登记制度的诸多见解，已为中国物权司法所采纳，并且成为中国物权法学者建议稿的理论基础。孙宪忠最早将世界上公认最发达的德国民法物权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基本制度引进国内，对中国物权法立法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在物权法分则部分，孙宪忠早在90年代初首次在中国从民法物权法角度对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多项成果被后来的立法采纳。此外，孙宪忠根据物权法的法理对物权法具体制度的建设提出了系统的设想。比如，孙宪忠提出，物权法对“国有所有权”制度应采中央地方分级所有理论、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应采法人理论重新建构、并且对财团法人所有权、企业法人所有权、建筑物所有权等制度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这些理论，对拓展了物权法研究领域及研究思路，实事求是地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物权法体系作出了努力，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5、在不动产法研究方面，提出的多项成果为学术界承认，并且被立法采纳。比如，孙宪忠根据物权法的基本原理，系统地研究了不动产登记问题，指出不动产登记具有物权公示效力、物权变动的根据效力、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善意保护效力和警示效力；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上的“五个统一原则”，即统一登记法律依据、统一登记机关、统一登记效力、统一登记程序、统一权属证书的理论。该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物权法立法、土地立法和不动产登记法立法的指导思想。

『陆』 谁有孙宪忠教授的《再论物权行为理论》

有你也拿不到呀。你用梁彗星和霍恩还有拉伦茨的书顶一下好了。

『柒』 什么是物权行为它的定义是什么

⒈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只要承认债权与物权的划分,就必然要承认债权行为之外还有物权行为。
首先，“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般性的法律行为与具体的法律行为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发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以及其他私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
同时还认为,只要我国民法理论还承认债权、物权、亲属权等基本民事权利的划分,就同样必须承认物权行为这样一种法律行为的客观存在。因为作为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人们从事法律行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有以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以发生、变动、消灭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的债权行为,顺理成章地就有一个以设定、变动和消灭物权为目的的行为,这就是物权行为。
最后，物权行为是对法律行为依其法律效果进行分类的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如果否认我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物权行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法律行为按照人们意思表示中希冀引起法律效果的不同加以分类,整个民法的逻辑体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混乱。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如果在民法理论上否认物权行为,那么作为法律行为的唯一支柱就只有债权法上的合同。这样一来,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制度就成了问题,因为,只作为对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的规则的抽象,作为债法的一般规则尚有问题,作为民法的一般规则列入总则编的科学性就更不能成立了
⒉关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文中是这样说明的：无因行为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法律可以规定某些物权行为是无因行为,也可以规定某些债权行为是无因行为,德国民法就是如此。某种行为,在理论上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无因行为,但未规定在法律中,还是不能作为无因行为看待。
另外，孙宪忠博士在文中提到 ：
⒈（物权行为）理论使民法体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逻辑性。
⒉加强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实的理论基础。
⒊该理论最终解释了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即物权为什么必须公示并能在公示后取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3，他的意见主要有：
第一, 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实际上是学者虚构的产物,在现实的交易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债权合意之外的移转物权的合意。
⒈以买卖为例,当合人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使一方支付价金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通过交付标的物而取得价金的所有权。因此,移转价金和标的物的所有权既是当事人订立债权合同的目的,也是债权合同的基本内容,如果将移转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的合意从买卖合同中剥离出来,买卖合同也就不复存在。而且,当事人订立任何一份买卖合同,都必须对价金和标的物移转问题作出规定,否则买卖合同将因缺少主要条款而根本不能成立。既然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规定价金和标的物的移转问题,那么他们没有必要就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问题另行达成合意。因此,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是包含在债权合同之中的,它本身不可能超出债权合同。
⒉物权和债权的性质区别并非必然导致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独立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是产生特殊的物权变动方法的根据。
⒊就交付行为来说,它并不是独立于债权合意而存在的,交付的性质是实际占有的移转,从物权法的理论来看,单纯的实际占有的移转并不能必然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交付效果不可能与买卖合同分割开来。尤其应当看到,实际交付标的物不是什么单独的行为,而是当事人依据债权合同而履行义务的行为。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是当事人应负的基本义务,而一个交付行为是否真正完成,取决于出卖人所实施的交付行为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出卖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提前或迟延交付,或交付标的物有瑕庇,或交付标的物的数量不足,显然不符合合同的规定不能构成真正的交付。如果将交付行为与买卖合同割裂开来,那么交付行为的正确和正当与否也失去了评价标准。
⒋就登记来说,其本身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
而针对否认物权行为的意见，孙宪忠博士在他的文章4中提到：
⒈物权行为并非纯属抽象，而是事实存在的
例如，德国民法上，所有权人为自己的土地设立债务的行为，以及定限物权的设立行为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物权行为。
⒉关于物权行为抽象性对原所有权人保护不利的质疑：
关键在于我们没有了解到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即，在德国法上，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运用于物权行为之中也是符合法理的，那么，物权合意就可依一定情事得为撤销，也就不存在对原所有权人不利的问题了。
⒊关于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而难以被公众理解和立法，司法运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一个符合法理，逻辑的理论只是因为对其了解和运用的不熟悉就弃之不用，实在是为荒唐。
经过阅读相关的一些文献和论文，我对物权行为理论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其中主要的想法来源于雅科布斯先生的《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一书的后记，即雅科布斯先生和杨振山先生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讨论以及雅科布斯先生对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推理进路的介绍。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前提：
1法源前提：
萨维尼并非独自完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发现，而是基于胡果的研究成果。而胡果的研究立足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同时，萨维尼在发展胡果的理论时也是基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可以说罗马法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法源基础。
2理论前提：
通过对罗马法的考察，胡果发现，在法学阶梯的法学体系的第二部分中，应该区分出有关对物的物法和对人的债法5。这也是德国民法典最值得提到的体系特点，即对物法和债法的截然区分6。同时，对债的性质的认识，也使物法和债法的区分得到清晰：胡果将债称为人际间的束缚并在这个意义上将此概念称为“罗马法的精神”，而从这个表述中可以发现，“债权是一种权利，其针对的对象并非物，而是另外一个人；债权使这个人失去对享有除某个债权中所指的行动的自由权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这个行动因为被排除（此排除并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围，所以不再是可以做的行动，而是必须做的行动。”7
由于债法与物法的分离，所以在所有权取得方式中不包括债的关系8，因此债权请求权被排除出所有权转让的要件。那么，现在可以发现，为了物权变动的生效单单依据债的关系是不能完成的。物权和债权的二分是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论前提。
二?物权行为理论的推导：
在物权行为理论发现前的时期，当时的学者通常认为，所有权继受取得的要件被分为（合法）的名义和取得形式两部分9。而关于名义和取得形式的具体含义则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所谓的“中世纪畸形化”的时期，取得形式被定义为交付，而（合法）名义被认为是指向所有权转让的债权。
为了纠正这一“中世纪畸形化”和顺应“时代潮流”，于是产生了下面的结论：“在所有权的取得中，必须存在一个区别于所有权取得本身的名义。”更准确的说，所有权是在“占有开始”之后产生的，于是将债权请求权称为名义是一个错误。转让行为和转让的基础行为相分离，是澄清了上述不准确表达的罗马法10 。那么，与债权请求权相分离的名义就只能是一个合同，而这个区别于建立债权请求权的债权合同的合同就只能叫做“物权合同”。11
至此，物权合同或者说物权行为已经凸现眼前，这样一个严密的逻辑推导过程又是基于罗马法的法源地位，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因此证成。
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是物权转让的抽象性的主要原因。12
意思的动机不属于意思，债权行为是物权转让行为的动机而非其意思本身。虽然，没有人会没有动机的为意思表示，但动机本身不能被考虑为意思表示。
从这个判断出发，我们会发现，独立的物权合同或许其基础关系――债权合同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效，被撤销，但由于这个债权合意仅仅是物权合意的动机，所以，只要物权合意本身没有无效或被撤销的事由，那么物权转让就是合乎合意的有效。
在债权合意失效情况下物权合同有效并发生物权转让的效力，于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就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但是，发现物权行为理论的法学家并不是以这样的逻辑顺序推理，而是从反方向进行推理。由于在罗马法中存在这样一个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那么就有下面的推理：法律行为可以因为错误动机而无效被撤销，而这一错误的可撤销性又来自于法律行为鉴于一个法律原因而实施，而错误正好涉及这一原因，这就是“错误的重要性或曰致命性”。这个错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涉及一个原因，而所有权转移行为恰恰鉴于原因而实施。因此，实际中现有法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缺乏法律基础的所有权有效这一结论的逻辑基础。如果，基于误想原因而实施的转让不能有效将所有权转让给受让人，那么这将与缺乏法律基础而给付的不当得利相冲突。13
四?总结：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物权行为的发现是一个从罗马法法源出发，严密逻辑推理和细化法律关系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可以驳倒的漏洞，也许这就是物权行为这一论题不断被争论而未能有压倒性反对意见的原因。那些反对意见只是集中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影响和外在价值，还无法从根本上对其核心价值、推理前提和推理过程进行摧毁。所以，反对意见只能说明物权行为理论的疏漏，却不能将其推翻。如果想做到这一点就只能将推导的法源否定，那就是否认罗马法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而这一点相信是难以做到的。另外，承让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否认其抽象性相信也是不合逻辑和不合体系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在逻辑上否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
参考资料：http://www.fawang.net/dbbs/index.asp

『捌』 物权编草案二审：宅地70年产权续期是否缴费仍无定论

 “建议推动有关方面尽快拿出方案，明确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手续办理，续期费用的标准、缴纳和减免办法等，这样以便于在立法中作出明确规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将于4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民法典物权编草案提请二审，关于住宅用地使用权届满续期问题，与去年8月的初次审议稿相比，草案二审稿未作文字修改。
  物权编草案第152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007年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149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与之对比，物权编草案增加了“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句话。
  物权编草案这种表述一度引起外界对于宅地70年产权续期将收费的担忧。在二审期间，虽然草案二审稿未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但宅地续期问题还是成为与会人员的一个讨论焦点。
  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方案
  在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说，建议完善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期限到期规定。建议删除草案第152条第1款和第2款中“行政法规”的表述，考虑到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续期缴费问题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也涉及国家财税收支，影响广泛深远，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而不是行政法规。
  “目前现行法律和法规中还没有相关规定。下一步在立法过程中要补上这个空白。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方案，然后再根据这个方案考虑在哪一部法律中进行规定。”王东明说。
  王东明表示，2016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第十个问题就是解决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续期的问题，明确要求要作出法律安排，后期在贯彻这个文件中，明确由国务院先拿出方案。建议推动有关方面尽快拿出这个方案，明确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手续办理，续期费用的标准、缴纳和减免办法等，这样以便于在立法中作出明确规定。
  廖晓军委员也表示，物权编草案增加相关内容，但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同步跟进修改和完善，可能会直接影响千家万户对于未来负担的预期。因为有偿续期还是无偿续期，以及续期的期限到底有多长对老百姓事关重大，会严重影响房地产市场。这么重大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研究确定的情况下，在物权编草案里把这个写进去，感觉有些不同步。
  廖晓军认为，考虑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后如何支付续期费用，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敏感复杂问题，建议在审议物权编草案的同时，研究一揽子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期限、续期费用支付标准、办法、方式，以及缴纳或者减免的具体规定。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良也表示，物权编草案152条作了一个原则性规定，但回避了续期期限、续期是否收取以及如何收取相关费用等问题。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续期问题社会关注度较广，建议进一步完善住宅建设用地的续期期限、续期是否收取以及如何收取相关费用等问题，以避免争议。
  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表示，在“自动续期”后面加上“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句话，这个条文的精神就是（续期）收费是个大原则，不过怎样收费，物权编现在不规定，将来还得要有别的法律法规来规定的。
  他认为，这个权利涉及城市居民七八亿，而且收费权有可能被列入行政强制，这个权利内容的改变，不能说不重大。“一定要从真正保护人民权利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一定要把物权编草案第152条后头这句话删掉。”
  宅地产权为何是70年？
  宅地产权续期问题的由来，源于我国规定土地出让使用权有年限限制。
  按照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按照类别设置了不同的最高年限：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等。
  简单来说，就是普通民众购买的商品住宅，其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最高为70年。但为何规定最高70年？
  在分组审议中，李培林委员说，物权编是民法典的核心部分，应当回应群众现在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第12章建设用地使用权里面多次提到“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但实际上现有条文并没有对届期作出明确规定。
  李培林认为，大家都关心自己的住房使用权到底是多少年，现实中我们依据的是国务院1990年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物权编草案不能依据一个低位阶的国务院行政法规作为它的法律前提。为了不造成现实中的争议，可以直接引用国务院制定的条例，把它变为民法典的土地使用权期限，还可以参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规定，规定在使用权期间届满后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继续延长使用权期限。
  “今年是建国70周年，可能只有少量住房是解放前就拥有使用权，现在使用权70年届满。至于其他多数住宅，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个人拥有住房的居住用地使用权，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到30年，这部草案需要考虑长远，对这部分权限应该有明确规定。”李培林说。
  韩梅委员也认为，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按照立法法规定应当由法律加以规定，但现实却由作为行政法规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予以规定，其效力层级显然不够，也不符合立法法规定；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只设定了最高年限，没有规定最低年限，这不利于保护房地产相关权利人的利益。
  韩梅表示，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在物权编草案中明确“自动续期”的含义，且对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最低年限、最高年限、期限届满后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归属作出明确规定。

『玖』 孙宪忠的基本资料

姓名：孙宪忠
性别：男
职称：教授
学历：博士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专业领域：民法、物权法、不动产法
留学情况：1993年至1995年作为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的学者，在德国汉堡市马克斯·普郎克外国与国际私法研究所从事物权法研究，获洪堡基金会研究证书
外语：懂德语，英语良好 孙宪忠，男，1957年生，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1976年至1980年人民解放军部队服役，1980年至1984年在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取得法学学士学位；1984至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为新中国第一届民法学博士。1992年晋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1993年获联邦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博士后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郎克外国和国际私法研究所学习。留学期间，专攻物权法、不动产法。1995年回国，1997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8年晋升为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命名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5年5月至11月外出担任德国著名大学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公安部特邀监督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引进评审委员会委员，欧洲联盟法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民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建设部法律顾问、以及澳门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法官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发表独立专著6部，合作专著10余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译文10余篇，在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重要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其研究成果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地得到相当的关注，是国际认可的中国法学家之一。从1995年国家物权法立法工作开始到物权法颁布，一直受邀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典以及物权法的立法专家。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国家建设部法律顾问、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西北政法学院兼职教授、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欧洲联盟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常务副会长、国家建设部法律顾问、以及澳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发表独立专著6部，合作专著10余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译文10余篇，在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重要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其研究成果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地得到相当的关注，是国际认可的中国法学家之一。从1995年国家物权法立法工作开始到物权法颁布，一直受邀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典以及物权法的立法专家。

『拾』 孙宪忠的人物经历

1976年-1980年，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服役。
1980年-1984年，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学本科，法学学士。
1984年-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法学硕士。1987年-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法学博士学位。
1992年晋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
1993年获联邦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郎克外国和国际私法法研究所留学，主攻物权法、不动产法。
1995年回国。
1997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98年晋升为博士生导师。
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命名“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199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欧洲联盟法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5月至11月外出担任德国著名大学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
2006年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初，孙教授被聘为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名誉院长。
2016年3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随团抵达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