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与非典型担保的命运

⑴ 非典型物权担保包括

法律分析：包括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违约金等。非典型担保是指当事人约定的、以特定物为担保标的、用以保障特定债权实现的法律制度。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八十七条 债权人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为保障实现其债权，需要担保的，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设立担保物权。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

⑵ 现行的三种物权制度及其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由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表决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法学博士王闯撰写了《规则冲突与制度创新——以物权法与担保法及其解释的比较为中心而展开》一文，以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与物权法的比较为切入点，对担保物权的重要制度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进行了深入阐释。文章虽长，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当能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现分三期予以刊发。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市场交换。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交换形式和过程亦随之变化。在民商法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以交易为本体的债权法日益发达；同时，由于市场本身的不完美性以及市场信用的普及，导致市场充满风险，不及时清偿债务已成为现代市场交易的典型现象。为此，旨在保障交易安全、确保债权实现的担保法律制度，尤其是担保物权制度获得迅猛发展，担保物权制度成为化解市场经济风险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制度。虽然担保物权归属物权法范畴，但因其以债权为担保对象而又与债权制度密切关联，故成为横跨物权法和债权法两大领域的一项法律制度。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担保物权法出现巨大变革并呈现出崭新面貌。就担保物权类型而言，除传统保全型的担保物权诸如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外，又相继出现最高额抵押、动产抵押、财团抵押、浮动担保、不动产质权、权利质权等诸多名目。此外，为节约公示成本并避免实行手续之烦琐，以让与担保为代表的非典型担保异军突起。担保种类之繁多，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致使担保法尤其是担保物权法成为民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经过8次审议方才通过的物权法，可谓我国民事立法历程中继合同法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民事立法。物权法分为五编十九章，总计二百四十七个条文；其中，第四编通过四章七十一个条文比较系统科学地规定担保物权，占整部物权法近三分之一，足显担保物权之重要地位。就人民法院审判实务而言，以物权法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后文简称担保法解释）的比较作为切入点，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相关问题的研讨，应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因民法通则、担保法、物权法、海商法等法律皆规定有担保物权，尤其是物权法的施行并未废止担保法等法律，故物权法施行后将出现诸法并行之局面，并由此引发法律冲突。这些法律冲突之处理，应依立法法第八十三条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原则处理。民法通则与物权法虽为同位法，但物权法乃新法；担保法与物权法相较，物权法是上位法；尽管物权法与海商法、民用航空法都规定有船舶、航空器抵押权，但后两者为特别法。单就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与物权法第四编比较而言，在担保物权实现的事由和参照市场价格、独立担保的适用、人保和物保并存的实行规则、抵押物的范围、重复抵押的设定、租赁物抵押时的告知义务、责任转质的效力、抵押权登记制度、担保财产的处分规则、最高额抵押权从属性、担保物权期限、担保物权实现程序的简化、动产担保物权竞合规则、留置物与被担保债权的同一性等20余处存在大大小小的冲突。因篇幅所限，本文仅遴选其中6个主要规则冲突作为解析对象，以厘清三者在制度设计方面的不同机理。
一、独立担保的适用范围及效力
无论是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还是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都明确强调：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该规定内容系担保权从属性之体现，而从属性规则可谓担保法律制度的奠基性规则；若无从属性规则的支撑，我国担保法律体系将会严重动摇甚至崩塌。其中，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但书关于“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被理论界和实务界视为允许约定独立担保的重要法律依据，特别是该但书规定在担保法总则部分，故独立担保在解释上，既包括独立保证，也包括独立担保物权。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但书则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是两者但书之规定，成为两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并表明两法对独立担保的立场。
欲解明独立担保，需先阐释担保权的从属性规则。通常而言，担保权从属性体现有三：其一，发生上从属性，即担保权以被担保债权的发生为前提，随被担保债权无效或撤销而无效或撤销。其二，处分上从属性。担保法第五十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皆宣示：“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其三，消灭上从属性，即被担保债权因清偿等原因而全部或部分消灭时，担保权亦随之相应地消灭。三种实体上的从属性又引发担保人在抗辩上的从属性，诸如被担保债权罹于诉讼时效或强制执行期，则担保人可行使相应的免责抗辩权；此外，一般保证人还独享先诉抗辩权。在担保实务及审判实践中，虽然独立担保常以“见单即付的担保”、“见索即付的担保”、“无条件或不可撤销的担保”、“放弃一切抗辩权的担保”乃至“备用信用证”等形式出现，但只有依担保权从属性规则考察独立担保，方能准确界定独立担保。独立性担保与从属性担保相对应，实质在于否定担保权的从属性，故独立担保通常被视为对传统担保制度的彻底“颠覆”，独立担保人的责任亦因此而变得异常严厉并呈现出两个特性：第一，不能适用传统担保法律中为担保人提供的各种保护措施，诸如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而变更被担保合同场合下担保人的免责规定。第二，从属性担保人因主债权合同无效、被撤销、诉讼时效或强制执行期限完成而享有的免责抗辩权，以及一般保证人独有的先诉抗辩权等，独立担保人皆不能行使。
由于独立担保颠覆了经典的担保权从属性规则并由此产生异常严厉之担保责任，因此实务界对其适用范围存在巨大争议。该争议既激烈地体现在担保法解释论证过程中，也出现在物权法制订过程中。否定观点认为，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但书的立法初衷是独立担保仅适用于涉外经济、贸易、金融等国际性商事交易中，不能适用于国内经济活动，否则将会严重影响甚至根本动摇我国担保法律制度体系。肯定观点认为，独立担保已为两大法系的判例和学理所承认，并与从属性担保制度并列成为现代担保法律制度的两大支柱；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并未明确规定独立担保仅适用于国际性商事交易中，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应允许在国内市场中适用。考虑到独立担保责任的异常严厉性，以及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易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等弊端，尤其是为避免动摇我国担保法律体系之基础，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解释论证过程的态度非常明确：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但因司法解释最后公布稿并未明确该态度，导致实务中仍然存在争论。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1998）经终字第184号“湖南机械进出口公司、海南国际租赁公司与宁波东方投资公司代理进口合同案”的终审判决，第一次表明否定独立保证在国内适用的立场。但该判决仅否定独立保证之效力，并未否定独立物保的效力。物权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秉承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在但书中明确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鲜明地表达了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约定独立性担保物权的立法态度。至此，对于独立担保的适用范围，立法和司法态度已非常明朗：独立人保在国内不能使用，禁止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独立物保。
需要探讨的是，若当事人在国内市场中约定了独立担保，是否要绝对地认定该约定无效并判令独立担保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呢？笔者认为，应以主合同效力状况为标准，区分两种情形而分别处理：第一，在主债权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应按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认定独立担保合同无效，并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和第八条之规定，判令担保人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第二，在主债权合同有效的场合，应运用民法关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转换”之原理，通过“裁判解释转换”的方法，否定担保合同的独立性效力，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担保合同。即若当事人约定独立保证时，应认定独立保证无效，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连带保证；若约定独立的担保物权，应认定独立物保无效，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担保物权。之所以如此，理由有三：其一，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虽然对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属于国家对私法自治的正当干预，但传统民法一方面基于社会公益之考虑而将一部分民事行为归入无效，但另一方面又设计出诸如效力转换规则、区分隔离规则、事后补正规则等无效民事行为复活制度。这一系列辨证精密的民法制度设计表明：传统民法虽不放弃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干预，却仍尽可能地将法律行为制度的起点和终点置于私法自治理念，尽量使民事行为有效，以贯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国内市场约定独立担保而言，其不属于违反公序良俗或虚伪意思表示等法律强行规制之情形，法律禁止约定独立担保之目的，在于维护传统担保法之从属性规则。因此只要否定担保的独立性而承认其从属性，即符合法律之目的，从而为无效独立担保向有效从属性担保的转换奠定立法论上的基础。在主债权合同有效的场合，若人民法院强行认定独立担保为绝对无效并判令担保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仅明显违背当事人缔约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合同预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从属性规则的制度目的。此外，彻底否定独立担保的效力，还容易促使担保人在信誓旦旦地表明愿意承担独立担保责任后，又背信弃义地主张独立担保无效而承担较少的缔约过失责任，显然不利于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其二，若不采用转换方式，则独立担保被认定无效后，当事人若想实现其担保之初衷，必须再次协商重新缔结担保合同。无疑，这种重新再来的做法明显违背节省交易费用的经济效益理念。其三，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现代民法的重要价值取向，无效独立担保的有效转换，不失为一种体现维护交易安全价值、贯彻社会本位理念的良好方法。此外，尽管物权法基于物权法定原则而禁止当事人约定独立物保，但上述转换无疑可以极大地缓解契约自由原则与物权法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人保和物保并存时的实行规则
人保与物保的关系是担保法律制度中的重要问题。综观各国民法，关于如何安排人保和物保的关系，基本存在三种模式：其一，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即人保仅对物保以外的被担保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该模式突显立法者偏爱保证人的倾向。其二，保证人相对优待主义，即债权人可在人保和物保之间行使选择权。保证人在承担责任之后，不仅可以向债务人求偿，并且可代位行使债权人的担保物权。若因债权人的原因导致保证人可代位行使的担保物权消灭，保证责任亦相应地消灭。德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皆采此模式。其三，平等主义，即债权人可选择行使担保物权或保证债权，已承担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其应承担的份额。日本法即采此种模式。相较而言，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明显不当地损害了物保人的利益。保证人相对优待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均承认债权人的选择权，区别在于相对优待主义否定相互分担责任，而是保证人代位行使担保物权；平等主义则是相互分担责任，可以相互追偿。
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即采取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了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的模式，明确区分债务人提供物保和第三人提供物保两种情形，并分别采取“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和“平等主义”模式。（1）在债务人提供物保之场合，采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绝对限制债权人的选择权，既符合社会通行的公平观念，又可避免不必要的追偿诉讼。（2）在第三人提供物保的场合，采平等主义模式，承认债权人选择权，在对担保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不仅承认担保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而且肯定各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权。理由在于：因人保和物保所担保的权利人为同一债权人，存在利益维护的一致性，故两者之间并无权利冲突，没有必要权衡人保和物保，理应赋予债权人以选择权。同时，考虑到物上担保人的追偿权乃各国民法之通行做法，故亦予承认。
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基本沿袭了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模式，并进而形成“私法自治原则＋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平等主义”的模式。尽管两者模式基本相同，皆承认债权人的选择权，但亦存在区别：第一，物权法尊重契约自由，若当事人就人保和物保的关系有明确约定，应遵其约定。第二，担保法解释既承认担保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也认可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权；而物权法却未明确规定担保人的相互追偿权。由此引发一个疑问：第一百七十六条是否承认各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权？有观点认为，物权法未明确规定相互追偿权，意在禁止行使相互追偿权。笔者不赞成该观点。理由有三：第一，虽然人保和物保之间没有相互追偿之契约，但两者皆为债权人提供担保。其中一个担保人承担责任后，将导致其他担保人的责任消灭，这意味着其他担保人由此获得了免除担保责任之利益；若不允许承担责任担保人向其他因此受益的担保人追偿相应份额责任，明显有失公平。第二，若否定相互追偿权，则可能导致债权人滥用选择权，即债权人可能与甲担保人串通，恶意地选择乙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从而免除甲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明显有违诚信原则。第三，尽管如何计算和认定其他担保人“应当分担的份额”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题，在数个一般保证、连带保证和抵押权并存的情形中，问题的复杂程度将以几何级增加；但问题的复杂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对问题的求索。虽然从异常复杂的权利交织情形中梳理并抽象出合理的规则，的确存在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可以尽量将规则辨析出来；即便无法抽象出完全合理精致的规则，最差的结果也应该是对复杂问题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例如依照各担保财产的价值额之比例计算担保份额，或者让各个担保人平均承担担保份额。即便如此，也比否定担保人的相互追偿权之做法更合理、更公平。因此，笔者认为，关于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权问题，应作肯定性解释；对“应当分担的份额”的计算和认定，有待将来物权法司法解释制订出更加精细且合理的规则。
三、担保物权合同与担保物权变动的区分规则
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可谓我国物权法颇具特色的核心规则。该原则在担保物权上的体现即是担保物权合同与担保物权变动之区分，此为物权法与担保法的重大区别和冲突之一。
担保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的规定，以及该法第六十四条和第七十六条规定关于“质押合同自交付质物或登记时生效”的规定，混淆了担保物权合同等原因行为与登记、交付等物权变动行为，导致担保实务和审判实践面临相当尴尬的局面。例如，不动产抵押合同签订后，若抵押人违背诚信而拒绝履行抵押的登记义务，则因该抵押权尚未登记而导致抵押合同不能生效，致使债权人无法追究抵押人的违约赔偿责任。为解决该实务困境，担保法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明确采用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此规制抵押人的失信行为。
物权法第十五条是我国民事立法第一次正式明确规定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同时，该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二十三条规定除法律另外规定，动产物权的变动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据此，物权法上的区分原则强调并宣示：合同归合同，变动归变动。物权合同等原因行为的效力，应受合同法的调整；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物权变动的效力，则受物权法的规制；原因行为的效力不受物权变动要件的影响。
笔者认为，就物权法理论而言，区分原则可谓我国物权法对德国物权行为理论分解并部分吸纳之后所形成的颇具特色的规则。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物权法的核心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因我国民法受德国民法影响甚巨，故民法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围绕着我国民法是否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而展开长期的争论，并形成反对和赞成两大派系；该争论同样体现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赞成的观点认为，该理论的最大益处在于：物权行为独立性可以使法律关系明晰，物权行为无因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反对的意见认为，该理论实质上是“对现实生活的凌辱”。虽然就理论的完整性而言，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不宜割裂，但为了解决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等规定造成的理论矛盾和实务困境。争论双方最后形成妥协性共识：物权行为理论的重点在于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以及物权变动应登记和交付为设立或生效要件，而不在于“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这意味着分解了物权行为理论，采纳独立性理论，否定无因性理论，并通过物权公示原则、公信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替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保障交易安全之功能。与此相应，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区分原则体现出对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的吸纳，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三条体现物权变动的效力规则；同时，第六条规定的物权变动公示原则、第十七条规定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公信原则、以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动产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体现出对交易安全的保障。
笔者认为，尽管区分原则的规定带有比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仍不失为我国物权法上的一次理论创新。区分原则意味着，物权法在理论上并未恪守德国物权法上经典的物权行为理论，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创设契合现行物权变动法制的物权规则。采纳物权独立性理论的区分原则，不仅能够修正担保法的立法不当，使法律行为和关系更加清晰，而且可以契合现行法制所长期实行的不动产物权登记要件主义，实现保障交易安全之目的。应当看到，区分原则虽然规定在物权法第二章第一节“不动产登记”中，但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主要指采取书面成立＋登记对抗要件的动产抵押权），该原则同样体现并适用于其他物权变动方面，诸如该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不动产和不动产物权的抵押权变动，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动产质权变动，第二百二十四条等规定的权利质权变动等。因此，区分原则可谓贯穿物权法中的一条“红线”，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作用甚巨；除法律另有规定，该原则应是我们理解和适用物权变动效力规则的基本原则。此外，区分原则的确立，为非典型担保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非典型担保因其适用便捷、成本交低、方式灵活，故极具生命力并在担保交易方式中独占鳌头。目前，我国审判实务认可的非典型担保包括：金钱担保（押金、保证金等）、账户质押（进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委托理财经纪账户质押）、收费权质押（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质押、农村电网改造工程收费权质押）、让与担保（房屋按揭、进口押汇、回租赁、封闭式国债回购等）以及所有权保留等。根据物权法之区分原则，在当事人通过合同创设新型担保物权时，除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在合同效力认定方面，应依契约自由原则，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之情形，不宜轻易否定非典型担保合同之效力，以满足担保实践之需要。在物权变动效力方面，应依物权法定和物权公示原则，不宜承认非典型担保的物权效力。

四、抵押权的登记制度
登记制度可谓抵押权制度之核心。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与物权法第四编在抵押权登记制度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登记效力、登记公信力、清偿顺序以及登记部门等四个方面。本文仅探讨登记公信力和清偿顺序两个问题。
第一，登记公信力冲突：物权变动应兼顾所有权的安全与交易安全两种价值，既要保护真正权利人的权益，又要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故各国物权法之通例是建立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公示方式，动产物权变动以交付占有为公示方式。物权法第六条亦遵此通例作出同样规定。为强化对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之保护，各国物权法还建立公信力制度。尽管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密切相关且皆具保护交易安全之功能，但笔者认为，两者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制度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公示制度旨在使世人“知悉”物权变动，侧重点在于保护物权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同时发挥保障善意第三人之功能，即公示制度可以阻止第三人取得已经公示的权利，藉以保护物权合同当事人；同时可以使第三人取得未经公示的权利，以保障交易安全。而公信原则意在使世人“相信”物权变动，侧重点在于保护善意交易人的权益，即可以使善意第三人取得公示有瑕疵的权利。质言之，公信原则主要解决登记或交付等公示错误的问题，实质是真正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的权益衡量问题。公信原则强调，无论何种原因造成公示错误，该错误均不能妨碍交易安全，应牺牲真正权利人来保护善意第三人。所以，并非所有的物权变动的公示都具公信力。若使物权变动的公示具备公信力，应符合三个条件：其一，物权变动采取成立要件主义，不经公示，物权不能变动。其二，实行实质审查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公示的财产权利与真正的财产权利相一致。其三，建立公示错误赔偿制度，由登记机关因其在登记审查过程中的过错而对真正权利人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
物权变动是否具备公信力在抵押权登记制度上的直接体现就是：因当事人或登记机关的过错导致登记的权利和事实的权利不一致时，是以权利凭证为准，还是以登记簿记载为准？若赋予抵押权登记以公信力，则应以登记簿为准；否则，应以权利凭证（包括抵押合同）为准。关于抵押权登记的公信力问题，担保法未置明文。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一条则明确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这意味着司法解释不区分不动产和动产，均赋予抵押权登记以公信力。而2007年3月8日第七次审议稿、3月16日第八次审议稿和正式公布稿均删除以前草案中关于“抵押合同的内容与登记簿不一致的，以登记簿为准”之规定，足以表明：我国物权法遵从物权变动原理和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之通例，明确区分不动产抵押和动产抵押，仅赋予不动产抵押登记以公信力，而否定动产抵押登记的公信力。
物权法之所以否定动产抵押权登记的公信力，笔者认为，主要考虑到不动产抵押权登记与动产抵押权登记的巨大差别。具体而言：其一，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抵押权登记乃抵押权的成立或创设要件，未经登记，抵押权根本不能存在；而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和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动产抵押权和动产浮动抵押权均以书面合同为抵押权成立或创设要件，未经登记的结果仅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这说明动产抵押权是因抵押合同而创设，而非因登记而创设，该登记不具备创设物权的效力，而仅仅具有对抗第三人之效力；无论动产抵押权登记与否，均可产生支配抵押财产的物权效力，故其可信度较不动产抵押权登记成立主义大为降低。其二，物权法第十二条规定不动产物权（包括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的实质审查制度，从而使登记权利与实质权利之间的误差率显著降低，可信度大幅提升；而动产抵押权登记并不施行实质审查制度，动产种类和数量的繁多也导致对其登记无法采取实质审查，致使动产抵押登记误差率极高，可信度较低。其三，为救济因登记错误而受损的真正权利人，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的赔偿制度，而动产抵押权登记错误则无相应的赔偿救济。其四，动产物权变动以占有作为具备公信力的基础，乃各国民法之通例。动产抵押尽管以动产为标的物，但其最大特征便是不移转动产的占有，善意第三人无法从占有上辨明动产抵押权是否存在。其虽以登记为公示方式，但该登记仅为对抗要件而非成立要件，动产抵押遂成为传统民法上的一个另类制度，其登记根本不具备赋予公信力之基础。其五，假设赋予动产抵押权登记以公信力，即以动产抵押权登记簿为准，则在未出现第三人的场合，将出现该登记并未对抗第三人、反而对抗抵押合同当事人的结果，显然违背登记对抗精神，且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利于抵押权人权益的保护。有鉴于此，在不动产抵押权权属证书与登记簿发生冲突时，应当按照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处理，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在动产抵押合同与登记簿不一致时，原则上应以抵押合同记载为准，登记簿中超出抵押合同范围的抵押物没有对抗力。

⑶ 典型性担保和非典型性担保

法律分析：典型担保是指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担保方式；非典型担保，是指法律上尚未予以类型化，在实务中还不具有典型意义，但为学说、判例所承认的担保方式。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八十八条 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百八十九条 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三百九十条 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⑷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解读

法律分析：本解释主要适用于典型担保和非典型担保。典型担保是指民法典规定的保证和担保物权。因保证发生的纠纷主要是保证合同纠纷，因担保物权发生的纠纷则既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合同纠纷，也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物权纠纷。在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中，出卖人或者出租人享有的所有权具有担保功能；此外，有追索权的保理亦具有担保功能。这些合同在涉及担保功能发生纠纷时也应适用本解释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一是有关登记对抗的规则；二是有关担保物权的顺位规则；三是有关担保物权的实现规则；四是关于价款优先权等有关担保制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民法典第586条规定定金也是债权的担保方式，但鉴于其和违约责任联系更密切，本解释未对其作出规定，留待民法典合同编相关司法解释统一处理。有关行业协会建议本解释对典当中的“死当”“绝当”等作出规定，考虑到民法典对此并未作出规定，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还不成熟，故本解释亦未对典当作相应的规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条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⑸ 担保物权法律关系

法律分析：担保物权是传统民法上典型的物权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担保物权制度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担保物权是以确保债务履行为目的，在债务人或第三人所有的特定财产上设定的一种物权。担保物权以确保债务的履行为目的。担保物权的设立，是为了保证主债债务的履行，使得债权人对于担保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所以它是对主债权效力的加强和补充。担保物权以支配担保物的价值为内容，属于物权的一种，与一般物权具有同一性质。所不同的是，一般物权以对标的物实体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为目的；而担保物权则以标的物的价值确保债权的清偿为目的，以就标的物取得一定的价值为内容。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八十六条 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百八十七条 债权人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为保障实现其债权，需要担保的，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设立担保物权。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

⑹ 非典型物保有哪些

非典型性担保是相对于典型性担保而言的，我国现行民法制度下的典型性物保包括抵押权、质押权（包括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和留置权，典型性人保为保证，典型性金钱保为定金。非典型性担保是指法律没有规定其名称和内容的担保，是当事人利用典型性担保之外的现有法律制度，所作出的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相应安排。其中物保有让与担保、融资租赁、保理、所有权保留的买卖等，人保有保兑仓交易、流动性支持、买回等。（一）司法文件中关于让与担保的规定。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2.《九民纪要》第71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合同如果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部分约定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

当事人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方式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请求确认财产归其所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请求参照法律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优先偿还其债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债务人因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请求对该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所欠债权人合同项下债务的，人民法院亦应依法予以支持。

在起草《物权法》的过程中，是否规定让与担保制度存在很大争议，最终未规定主要考虑：“让与担保主要涉及动产担保，而物权法对动产担保已经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如动产抵押、质押和留置，可以解决动产抵押的需要。”本次民法典编纂即《民法典（三草）》物权编亦未对让与担保制度作出相应规定。所以上述两份司法文件中关于让与担保的规定是当前甚至未来一段时间指引人民法院处理相关案件的依据。

⑺ 高圣平的代表成果

一、论文CSSCI担保法1．民法解释方法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中的运用，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4年第11期转载）2．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并存时的责任承担，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3．抵押权实现途径之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4．大陆法系动产担保制度的法外演进与中国物权法，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5期5．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与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载《法学家》2006年第5期6．我国动产融资担保制度的检讨与完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7．担保物权实行途径之研究，载《法学》2008年第2期8．混合共同担保之研究，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8年第7期转载）9．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的构建及其评价，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10. 担保物权的行使期间研究——以《物权法》第202条为分析对象，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11. 专利权出质登记制度研究——兼及《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修改（与刘璐合作）, 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 12. 应收账款出质登记制度研究（与秦鑫合作），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3. 农村金融制度中的信贷担保物：困境与出路（与刘萍合作），载《金融研究》200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农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转载）14. 海域使用权抵押权的体系定位与制度完善（与严之合作），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 15. 专利权质权设定若干问题制度（与刘璐合作），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16. 设质背书的效力研究——兼及《票据法》与《物权法》的冲突及其解决，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4期 17. 著作权出质登记制度若干问题，载《法学》2010年第6期18. 试论最高额动产抵押融资中的登记制度（与陈文学合作），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8期19. 中国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与非典型担保的命运（与张尧合作），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20. 纳税担保登记制度研究（与陈文学合作），载《求索》2010年第5期 21. 著作权质权登记程序研究——兼及《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的修改（与陈文学合作），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22. 不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的解释论：物权法第191条及其周边（与王琪合作），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23.房地单独抵押、房地分别抵押的效力——以《物权法》第182条为分析对象（与严之合作），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12年第6期转载）24.融资性担保公司求偿担保若干争议问题研究，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13年第4期转载）25.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与王思源合作），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26.公司担保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27.中国融资租赁法制：权利再造与制度重塑——以 《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为参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28.基础设施融资租赁交易：现实与法律困境——从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的视角，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CSSCI土地法与房地产法1．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现实与法律困境（与刘守英合作），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2期2．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制度研究（与刘守英合作），载《中国土地科学》2007年第2期3. 《物权法》背景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修改，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8年第6期转载）4. 《物权法》视野下《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与刘守英合作），载《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7期5．物权法定主义及其当代命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6. 屋顶平台的权利归属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7. 地震所引发的按揭房贷问题之研究——法律无法承受之重，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8. 解释论视野下的车库、车位权利归属规则——以《物权法》第74条第2款、第3款为分析对象，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0期9. 住宅小区车位、车库的性质及其权利归属研究——兼评《物权法》第74条，载《法学家》2008年第6期10. 建筑区划内绿地的权利归属研究——兼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条，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2期11. “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的规范意义——《物权法》第74条第1款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学》2009年第2期 12. 论业主自治的边界，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6期 13. 土地权利制度创新:从《土地管理法》修改的视角（与刘守英合作），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 14.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视野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困境与出路（与陈文学合作），载《学术探索》2010年第3期15.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法律后果（与杨旋合作），载《法学》2011年第10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12年第2期转载）16.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流转研究（与陈文学合作），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6期17. 解释论视野下的不动产登记错误的司法救济——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交错的视角（与刘璐合作）, 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期 18. 土地一级市场上租赁供地模式的法律表达——以《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为中心（与刘璐合作），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12年第10期转载）19. 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制度研究——兼评《土地管理法修订案送审稿》第89条，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7期转载）20.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论纲——以处分权能为中心，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12年第10期转载）21.土地与建筑物之间的物权利用关系辨析，载《法学》2012年第9期22.农地信托流转的法律结构，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23.不动产统一登记视野下的农村房屋登记：困境与出路（与申晨合作），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24.不动产抵押登记若干问题探讨——从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出发（与申晨合作），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CSSCI侵权法、合同法及其他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残疾赔偿、死亡赔偿研究，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7期（《人民检察》2004年度优秀论文奖）2．试论旅游纠纷的法律适用，载《旅游学刊》2005年第1期3．试论格式条款效力的概括规制――兼评我国合同法第39条，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4．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性质辨析,载《法学》2006年第10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7年第1期转载）5．格式劳动合同的行政规制论，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2期6．论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以《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为分析对象，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7. 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及归责事由——以《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章的解释论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8.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为分析对象，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 9. 达标排污侵权责任成立之辨（与罗蕾合作），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10. 立法论视野下的中国民法学:兴起与繁荣——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学之发展为中心，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11. 比较法视野下人格权的发展——以美国隐私权为例，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12. 产品责任中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以《侵权责任法》第五章为分析对象，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2期13. 民间借贷中利率上限规定的司法应用（与申晨合作），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2期14.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和规则设计，载《法学家》2013年第6期15.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与申晨合作），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4年第2期
二、专著1. 担保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2．动产抵押制度研究，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3．保证合同重点疑点难点问题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4．新公司法与国企改制，中国工商出版社2005年版5．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研究，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年版6．物权法担保物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7．物权法 原理 规则 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8. 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9. 担保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10. 物权法与担保法：对比分析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11. 物权担保新问题新制度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12. 中国土地法制的现代化——以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三、译著 1．美国统一商法典及其正式评述（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 欧洲示范民法典----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3. 国际航空器融资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4. 国际铁路车辆融资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⑻ 关于非典型担保的法律问题

一般保证，连带保证，共同保证
抵押 质押 典当 留置
最高额抵押 最高额质押

⑼ 关于物权法定原则与非典型担保问题的内容有那些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如下：
1、物权的种类法定，当事人不得随意创设，学说称为“类型强制”（Typenzwang）。
根据物权法定主义，当事人设定的物权必须符合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即“只允许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物权秩序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物权种类时，则不能解释为法律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只可解释为法律禁止当事人创设此种物权，例如，设定不移转占有的动产质权；约定租赁权为用益性质的他物权等，都因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物权种类法定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2、物权的内容法定，禁止当事人创设与物权法定内容相悖的物权，学说称为“类型固定”（Typenfixierung）。
当事人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物权内容的界限，改变法律明文规定的物权内容，如约定永久性地限制所有人对其所有物的处分权，亦即取消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能。由于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于法令限制范围内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无论设定用益物权还是担保物权，都不能对物权人处分权设定永久的期限限制，否则将使所有权有名无实。
3、物权的效力法定，当事人不得协议变更。
物权的效力是指法律赋予物权的强制性作用力，是合法行为发生物权法上效果的保障力。物权为绝对权、对世权，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关涉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影响物权的流转和交易安全。因此物权具有的排他、优先及追及效力，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容当事人通过协议随意改变。例如，根据中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人有权就抵押物优先受偿，如果当事人通过协议设定不具有优先受偿性的抵押权，这种约定应归于无效。
4、物权的公示方式法定，当事人不得随意确定。
关于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世界各国的通例为：动产公示以交付（占有）为原则，以登记为例外；不动产均以登记为公示方法。法律对物权变动时的公示方式均有明确规定，非以法定方式予以公示，物权的变动或者无效，或者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不得协商不经公示的所有权转移。例如，当事人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屋不通过登记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这一约定，因为违反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要件而无效。如果该房屋在未交付前又出卖给第三人，并且第三人已经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则第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
二、非典型担保的内容
民法上的担保，依其是否为民法典所明文规定为标准，可以分为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近现代各国民法所规定的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属于典型担保。非典型担保，是指当事人约定的、以特定物为担保标的、用以保障特定债权实现的法律制度。非典型担保是社会交易上自发产生，尔后逐渐被利用，立法未规定其为判例学说所承认的担保。主要包括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
三、非典型担保问题与物权法定原则的关系
由于非典型担保本来不是作为担保物权的预定制度而由立法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作为别的制度存在。因其具有内在的担保作用，在实践中便被作为一种担保手段来运用，并逐渐得到各国判例的确认。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学者对非典型担保的种类认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例如，日本学者认为非典型担保包括临时登记担保、回赎、再买卖约定、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则认为非典型担保包括让与担保、卖渡担保、所有权保留、代物清偿预约、抵销等。尽管学者对非典型担保的种类认识不一，但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作为非典型担保的代表，则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认可。
非典型担保一般都属于权利移转型的担保。让与担保制度中，让与担保设定人虽然一般可以继续占有使用担保物，但须将该担保物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移转至债权人，待债务人履行债务后，所移转的权利才返还于让与担保设定人。所有权保留制度中，出卖人在将出卖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后，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然保留在出卖人手中，待买受人全部偿付了价款或履行了其他约定义务后，标的物的所有权才转移至买受人。因此，非典型担保通常是以担保物的财产权利（主要是所有权）来进行担保，以保障债权人的债券得以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