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许可合同

Ⅰ 投国内期刊,如果作者单位是国外,怎么写版权协议

1．相关的外文报刊及书目

外文报刊是出版社引进版权信息的重要来源，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快、更直接地掌握国外出版与版权贸易信息，这类报刊比如说有美国的《出版商周刊》，英国的《书商》杂志，法国的《图书周刊》，日本的《出版月报》，德国的《德国图书报》等。另外，《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报纸的书评版也是较为重要的外文出版资讯载体。此外，美、英、法、德、日等国每年出版的《在版图书》也是值得参考的资料。目前，我国的出版社对这些外文报刊还缺少足够的重视，这就使得原本已不充分的海外版权贸易信息渠道更加显得狭窄。

除了外文报刊之外，一些书目信息也应是出版社不可忽视的版权信息源。比如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等从事原版图书进出口贸易的公司提供的进口图书出版信息较为全面，它们编发的新书征订目录也应是我们晕要的版权贸易信息参考资料。此外，国外出版社发行图书时编制的新书目录，以及由国外同行寄赠的书刊目录，同样是我们直接获取图书出版信息的较好渠道。

2．国际书展

在现代出版业中，连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直接形式就是国际书展、国际图书博览会以及现代互联网技术。国际书展已演变为促进图书市场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版权贸易历来是国际书展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书展在现实中也已成为版权贸易的重要场所。参加书展，我们不仅可以探测世界出版气候、沟通出版信息、开发图书贸易市场、了解出版界的最新行业动态以及预测国际出版趋势，而且还可以获得丰富的出版与版权贸易信息。

3．版权代理机构

中外版权代理机构是出版社获得版权贸易信息的又一个重要渠道。它们一般都掌握有一定作者和出版者的相关信息，甚至还经常拥有一些作品在某一地区授权的优先权。我国目前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的版权代理机构现已达28家，它们一般可向国内外(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著作权人和作品的使用者提供有关版权转让或版权许可的咨询服务，同时还向社会各界提供版权信息、资料和法律咨询服务等，比如辽宁版权代理中心定期发布相关的版权贸易信息，与之联系便可得到某本书的详细信息及样书，它还可根据要求，提供相应的版权信息。

4．网络

网络作为一种信息沟通的工具，在出版界的版权贸易中已经崭露头角。海外的重要出版公司大多都设立了自己的网站，通过他们的网站，我们可轻松地获得相关的出版与版权贸易信息。另外，上述的许多外文报刊也都部分或全部地将报刊的内容上网，通过它们的网络版来浏览获得其中的版权信息，要比查阅国内购买的种类不全且数量有限的纸质类资料快捷和方便得多。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版存在一个定期更新的问题，即它的数据更新可能很快，且一旦更新，就不能通过免费浏览的途径来获得，而是需要以用户的身份来进入查阅，因此，及时跟踪对于出版社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

5．书评

在国外，书评被视为一种最有效的畅销书营销手段，据称，美国书评至少可以使一种书多销售2000本。美国的书评历史悠久，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管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报刊，大都拥有着专门的书评栏目，其中以《纽约时报书评》和《出版商周刊》为代表。以前者为例，1896年《纽约时报》“星期六书评版”刊载书评，创办《纽约时报书评》。每年16位编辑选评2000本图书，由于书评公正，所以在读者中有较高威信，经其评论的图书销量往往直线上升，成为美国相当部分畅销书的起飞基地。现在美国人已经养成了先看书评再买书、读书的习惯。《纽约时报书评》挑选书籍很严格，主要选的是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且面对的是广大普通读者，而非专业人士。据悉，它上面的文章决不参与炒作，主要是从文化、学术的高度对书籍进行评论，并介绍一些新的思想和学术动向，使读者能挑选到好的书来阅读。因此，我们认为，在版权引进时，多注意参考一下国外的这些知名书评，对我们的引进是有着一定的参考、引导和借鉴价值的。

6．专家、学者的推荐

一些专家、学者经常出国进行学术访问或参加国际性会议，他们在探讨学术问题之余，通常也会交流专业文献出版方面的信息，互相推荐本专业的好书，并获取一些图书征订单。此外，他们一般都很了解本学科的历史、渊源、变迁、各国研究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等，所以他们推荐的图书是比较有价值的。据此，常与一些专家、学者联系，是我们获取一些图书版权信息的重要的信息渠道。不过这条渠道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他们所提供的版权信息大多是有关学术方面的，因此，我们只应将它作为引进版权信息的重要参考，而不把它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

7．合作出版社的间接提供

与国外出版社成功合作的出版企业，有助于在国外其他出版社同行眼中形成良好的印象，这就有利于该社日后的版权引进-丁作的开展。此外，在我们目前出版信息不足的状况下，还可以通过我国港、台这两座桥梁，间接取得国际畅销书版权。因此，通过曾直接合作的外国出版公司或通过曾合作过的港、台出版社问接获得国外相关版权信息，也足我们在版权引进中有时会采用的一种信息渠道。

8．各种驻外机构

许多外国驻华机构中都有文化官员，他们对本国的文化、科技状况都十分了解。此外，许多我国驻外使、领馆或其他驻外机构的相关人员，对于当地的文化、科技状况也很熟悉。通过他们，我们能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通过他们与外方联系，既便捷，又降低了我方的很多成本

Ⅱ 软件著作权的相关问题

软件著作权即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就自动产生，登记并不是权利产生的必要条件。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是指著作权人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提出申请，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并发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我们查询相关的法规，对照新旧法规，可以看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
1、登记是软件著作权获得行政和法律保护的前提
根据1991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办理软件著作权的登记，是根据本条例提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者诉讼的前提。”该规定很没有道理，没有登记的软件就不受行政保护，甚至被侵权了，向法院提起诉讼都不可以。虽然不明说软件一定要登记才受到法律的保护，实际上就将没有登记的软件置之法律保护之外，可以认为软件著作权登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这个条例在1993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否定了一半。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凡当事人以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提起诉讼的，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无论其软件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登记，人民法院均应予以受理。”如果软件被侵权了，即使没有登记，我们还是可以去法院提起诉讼的。
2、软件著作权是否登记完全取决于自愿
根据2002年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该条规定的是“可以”，可见软件著作权登记不是强制的。是否登记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
3、软件著作权登记与取得著作权没有任何的关系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软件著作权问题，软件如果不登记可以取得著作权吗？这个疑问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有明确的解答，该条例第五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所开发的软件，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
关于著作权的取得在各国立法中主要有两种做法：
1、自动取得制度，
2、注册取得制度。
我国采用的是自动取得制度。自动取得制度，以作品的完成时间作为著作权取得的时间界限，作品完成即取得著作权，不需要履行任何的手续。完成并不要求是全部完成，如果是部分完成则对完成的部分享有著作权。《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五条规定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条理享有著作权正是自动取得制度的体现。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软件著作权登记并不是软件取得著作权的前提条件，软件只要完成（包含部分完成）即自动享有著作权，受法律的保护，软件著作权是否经过登记与是否可以取得著作权没有任何的关系。

Ⅲ 引进国外的图书版权，需要什么资质吗

这个必须去当地新闻出版局去询问才行！
一般是出版社才有资格做这个的！控制的比较严格！

Ⅳ 版权贸易的二 版权贸易的特点

把版权贸易从实物贸易的概念中单列出来，当然是因为版权贸易有其自身的相对复杂的因素。版权是属于知识产权这种无形财产权概念范畴内的，与物权相比有许多独特之处，从事版权贸易工作，就必须了解版权贸易过程中有关的版权法律知识。
找到版权所有人是版权贸易的第一步。实物贸易中当然首先要找到该货物的所有权人，然后谈判如何以最低价格购入并利用该货物最大限度获利；要开展版权贸易，第一要着也是去找版权所有人，而后才能谈到如何从其手里购得其作品的版权，或者是征得其作品在本地的许可使用，或者干脆买断，令其转让作品的版权到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对获得了版权的作品充分开发来获得最大利润。
按照我国的著作权法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以及《伯尔尼公约》中的规定，通常情况下版权归作者所有，在作品上署名的应当是作者。按照《世界版权公约》、《罗马公约》的有关规定，在图书版权页上，在符号以及出版年份后的就是版权所有人名称，录音制品的外包装上跟在符号以及出版年份后的是版权所有人名称。
但是未必作品的版权就一定在作者手里。英美法系国家中版权不在作者手里的情况很普遍，比如美国的电影公司通常会按照法律将某部畅销小说的版权独家买断，从而成为该作品的版权所有人，英国的一些作家会根据法律将自己的作品完全转让给某代理人，从而使代理人可以完全行使该作品版权的经济权利，作者自己只一次性从代理人那里获得高额报酬而已。我国2001年10月通过的新著作权法中增加了版权可以转让的规定，意味着作品的作者可以依照法律将自己的作品版权卖断给他人，作品使用者也可以通过买断方式从作者手里获得其作品版权的独家所有。
另外，即使该作者是版权所有人，却又不一定是唯一的版权所有人，或者不是完全的版权所有人。比如多数国家法律规定合作作品的版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作为共同版权人之一并无权利单独签订版权的许可或者转让合同，再比如演绎作品，即使取得了演绎作品版权人的许可，在取得原作品版权所有人的双重许可前仍不能使用该作品，至于录音制品的复制发行权利许可转让等，还要考虑到该制品权利人之外的原作品版权所有人、表演者等人的权利制约。假使国内某唱片公司想出版发行国外某歌星唱片专辑，不但要取得该唱片公司的授权，还要确认该唱片公司是否可以代行专辑内的词曲作者、演唱者的权利，否则该唱片公司是无权与你签订许可合同的。
找到版权所有人后，便要开始考虑如何签订版权许可或转让合同。
目前与我国版权贸易往来比较频繁的国家地区都准许版权完全转让，我国的新著作权法中也有了关于转让的相应规定，目前只有极少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版权不可以转让或者只可以部分转让。对于版权许可，几乎获得了所有国家法律的准许。
比较版权的许可与转让，获得版权转让当然有一定的有利之处，获得版权转让后，当事人可以独家享有所获得的原版权人全部或部分权利，而许可行为则通常可以是版权所有人一方向多方发放的；获得版权转让后，当事人可以在发现受到侵权时尽快以版权人的身份直接采取诉讼等措施，而仅仅获得许可的当事人是不能享有此种诉讼权利的；在有“著作权可以抵押”的法律规定的国家里，只有获得转让后，才能享有此项抵押权，仅仅获得许可的当事人是无法将还是别人的版权进行抵押的。
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规定签订版权许可或转让合同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书面合同不仅限于明文规定的格式合同，也可以有各种灵活形式，比如书信往来、传真往来、电子邮件往来等都可以形成版权许可转让合同。由于以其他形式达成版权许可或转让合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双方的意思表达不够完整，该说的话没有说尽，责任如何承担规定不细等情况，所以在版权贸易过程中签订正规的明确的版权贸易合同是必要的。
针对如何签订版权许可使用合同，我国著作权法24条中规定了此种合同必备的条款内容，包括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该权利是否专有、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许可使用的期间、付酬标准和方法以及违约责任的规定。此外，24条中还有一项伸缩条款，即当事双方可以将其他认为应当约定的内容写进条款。针对版权转让合同，我国著作权法25条同样规定了六项内容，包括作品名称、转让的权利种类与地域范围、转让价金、交付价金日期方式、违约责任以及同样的伸缩条款。
在实践中，除24条、25条中列举的内容外，根据伸缩条款规定还应当考虑的重要内容有二，一是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许可人或转让人的权利所有担保责任，要求许可人或转让人保证不侵犯其他人的版权以及其他诸如名誉权、肖像权等民事权利，同时规定如果使用者在使用作品过程中由于许可人或转让人的这种行为而引起侵权诉讼时，应当由许可人或转让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使用者的一切损失；二是在纠纷解决条款的规定中，应当争取将来发生纠纷时的仲裁、诉讼地在中国，同时适用中国法律或者有关的国际条约，尽量避免直接适用对方国法律，到对方国的仲裁委员会、法院去解决纠纷。

Ⅳ 数字出版的完善法律制度

（一）完善数字出版基本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著作权法》中也未对数字出版行为进行规制，实践中需要借助《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出版领域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对数字出版行为予以规制。因此，在数字出版日新月异的当下，有必要在法律制度构建层面完善对数字出版行为的规制。一方面，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契机，在法律条文中明确数字出版物的作品属性、明确数字出版保护的方式；另一方面推动数字出版专门性法律的出台，对数字出版行为的含义、数字出版权利人的权利范围、数字出版涉及的特殊问题等作出更为细致、妥善的安排。
1．明确“数字出版”的含义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差异最终体现在价值增值方式的变革。传统出版价值的实现需借助于传统物质生产方式；而数字出版价值的实现则直接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流程中。
这种逐步摆脱了物质载体和物理空间的数字出版方式，引发了出版行为在获取、制作、发行方式上的变革，这种改变也直接突破了传统出版的概念。在法律上界定“数字出版”的概念，应当关注如下几个要素：首先，数字出版应当是一种合法的出版行为，即数字出版的本质还应当是出版，应当遵守我国出版领域的法律规制，包括出版主体的资质要求、出版物的审查要求和出版内容的限制性规定；其次，数字出版形成的数字出版物应当是经过编辑的、具有特定形态的作品，即数字出版行为区别于一般的互联网服务行为，必须产生为著作权法肯认和保护的作品；最后，数字出版的概念必须突出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传播手段的特点，尤其是需要强调内容形式、内容制作和内容传播的数字化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参考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所给出的概念，我们可以将“数字出版”界定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形成数字化作品，并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播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
2．明确“数字出版物”的属性
当前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是由单纯的作品数字化向数字化复合出版发展，多媒体的表现手段成为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然而，多媒体的法律属性一直没有明确，著作权保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所谓多媒体，“是指以计算机系统为核心，融合了数据、文字和图形处理以及音频、通信等技术，从而具有将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声音等多种信息同时或交替表达、交流以及分析处理能力的结合体。”
简而言之，多媒体应当具备多元素结合、信息技术辅助和交互式使用的特点，其包含的文本、图片、声音等元素本身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但是对于这些元素的结合所形成的综合体，著作权法没有明确其应属的范畴，对于一部分运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数字出版的出版物，一时在著作权法上难以找到恰当的所属类型。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应当将多媒体作为一项新的作品类型加以规定和保护。这已经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得到了体现，诸如日本的《量子媒介法》、德国的《信息和通信服务法》等。
在我国著作权法修改推进过程中，宜增设“多媒体作品”为一项全新的作品形式。在法律修改之前，可通过发布行政法规的方式，明确多媒体作品的定义和保护方式，并将符合多媒体性质的数字出版物纳入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范围。在法律尚未修改、行政法规尚未出台之前，对于多媒体类数字出版物可以参照著作权法中有关“汇编作品”的规定进行初步保护。
3．明晰“数字出版者”的权利
数字出版者是数字内容的传播者，其主体包括传统的出版商、技术提供商和平台提供商等，其对数字内容的形成和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数字时代的到来，传播者从来没有在著作权价值和功能实现过程中介入如此之深，发挥作用如此之大。正如上文提到，作为资金、渠道和技术的投入方，数字出版者作为数字出版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一方介入到数字出版物的产生、数字出版物的传播以及数字出版物的价值实现过程中。但是，与数字出版者在数字作品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不相符的是，我国在专门保护传播者的邻接权制度中，并没有提出对于数字出版者的保护，甚至对于传统出版者的保护也较为有限——仅规定了出版者的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而且在我国的立法实践和大多数学者的观念中，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应该限于保护印刷版本整体，而不涉及原版的图形标识。
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对于数字出版物中特定元素的使用相对较为便捷，数字流媒体成为出版的主流，数字出版物往往加入了互动性，在数字出版物进入使用者的终端时，会自动根据终端的情况（如，终端屏幕的大小、分辨率、形状）调整数字出版物的版式，使用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调整数字出版物的布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对数字出版者提供“整体版式设计”的专有使用权，将不能有效反映对邻接权人经济投入的回报。因此，在著作权法进行修改过程中，我们应当将数字出版者的权利范围予以扩大，在整体的“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之外，赋予数字出版者以下一些权利：一是复合出版权，即数字出版者有权禁止他人以其数字出版物为蓝本制作生成其他数字格式下的出版物的权利；二是内容再提取权，即数字出版者有权禁止他人以任何方式将数字出版物中的素材内容全部或核心部分实质性地、再现性运用于其他出版物中；三是反复利用权，即数字出版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传播数字出版物的全部或核心部分内容。
（二）完善数字版权许可制度
1．完善准法定许可制度
法定许可制度是一种非自愿的许可制度，是著作权取得过程中对授权许可制度的重要补充，其更多地体现为经济上、效率上的考量。正如波斯纳所言，在一般情况下，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为有效地手段，但是在市场决策成本高于法律决策成本的情况下，资源配置问题应由法律制度来解决。
法定许可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版权保护和版权价值实现之间的不匹配，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性的介入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在著作权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著作权法第23条、第33条第2款、第40条第3款、第43条第2款、第44条对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出版者权的法定许可、表演者权的法定许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法定许可和播放者权的法定许可等情形进行了规范，授予了相关的传播者无需经权利人授权而享有使用作品的权利，但需要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在这五种法定许可中，有一种显得比较特殊，即对于出版权的法定许可，在作者通过事先声明保留的情况下，法定许可制度将不可适用，对于这种不是很彻底的法定许可制度，有学者称之为“准法定许可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被认作“默示许可制度”，在本文中笔者将其称为“准法定许可制度”以便于论述。
根据数字出版海量授权需求以及价值实现特性，应当拓宽数字出版权的“准法定许可制度”适用的情形、适用作品的类型，同时改良授权条件的形成方式和适用条件。首先，应当拓宽“准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其不应仅仅限于纸质这种有类型，应当实现纸质与数字化样态之间的双向互通，实现纸质媒介与数字化媒介的相互转载、摘编许可。即数字出版条件下的“准法定许可制度”应当适用于纸质媒介之间、数字化媒介之间和纸质媒介于数字化媒介之间相互转化的各种情形。其次，应当扩大“准法定许可制度”适用作品的类型，现有制度仅仅适用于文字作品等平面作品表现形式，对于多媒体集合形式的数字出版物而言，将这种转载、摘编行为拓宽到录音制品、录像制品、摄影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作品形式将是真正发挥“准法定许可制度”价值的必然要求。再次，应当借鉴“出版公告制度”，将授权条件的确定更加公开化、公平化，即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数字出版商“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数字出版商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数字出版商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数字出版商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数字出版商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如果无法找到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可以将报酬支付给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最后，限制“准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条件，尤其是应当明确所使用作品应在超过第一次出版的盈利周期之后才能适用法定许可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前一次出版行为的经济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也能确保法定许可制度这种非自愿许可行为不会过度侵犯授权许可这种自愿许可行为的利益边界。但是，具体时间限制性条件的确定，应当经过充分的论证，有学者认为这个时间规定为半年为宜，但笔者认为可以更短。
2．倡导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权利人取得权利的途径往往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授权许可这种自愿许可方式获得，另一条是通过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非自愿许可方式获得。目前，我国数字出版非自愿许可制度较为滞后、适用条件较为严苛，如何拓宽授权许可的通道和途径、创新授权许可的方式将成为现阶段解决数字出版商内容需求旺盛和授权效率低下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考察现有的权利授权模式，主要有直接授权、间接授权和默示许可这三种类型，这些授权形式大多是封闭式的授权模式，造成权利拥有者长期处于待价而沽的状态，而权利需求者则面临着无米下锅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权利拥有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上述关系不利于授权许可活动的开展和版权交易的繁荣。
为解决上述难题，一种被称为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协议，简称“CC协议”）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这为数字时代知识共享和传播带来了福音，同时也为数字出版的授权模式探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广义上讲，CC协议是授权要约模式的一种，是由知识共享组织于2002年12月发布的一系列著作权许可协议构成，供广大社会公众免费自由使用。该协议目的在于帮助文学创作者、艺术家、曲作者等创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标识自己作品的权利状态，并向其他使用者提示自有使用的范围。该协议由“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和“相同方式共享”等元素构成，根据特定的规则组合后CC协议主要有六类核心许可协议，分别是：“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署名—非商业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署名—非商业使用（by-nc）、署名—禁止演绎（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和署名（by）。”
以“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协议为例，其是指他人只要注明作者的姓名并与作者建立链接，就能合法使用并与他人共享该作品，但是使用者不能对作品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或者商业性质的使用。在作者创作完作品后，可以选择 CC 协议所提供的任何一种范本，在完成选择之后系统将会生成三种表述方式的许可协议，分别是普通文本、法律文本和元数据，提供给作者在不同情况下进行使用。
自2002年以来发布，CC许可协议以来，知识共享组织已对其进行了三次版本修订，目前最新的版本（CC协议3.0版本）更新于2007年初，4.0版本的公开讨论正式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CC协议的本地化工作也在不断的推进，2006年3月29日，中国大陆版2.5版CC系列许可协议在北京发布，CC中国大陆项目官方网站也开通运营。
如今，网易、搜狐、腾讯等门户网站以及专业视频网站在网页终端或者手机终端上陆续开辟了“公开课”平台，这些公开课平台提供了大量包括耶鲁、牛津、斯坦福在内的多所著名高校提供的免费教育资源，极大地便利了公众对于高质量、低成本学习资源的获取。这些公开课平台所使用的资源就是国外采取CC协议发布的开放教育资源（Open Ecational Resources, OER）。可以说，CC协议引入中国后已经影响着中国人文化消费生活，并将有助于繁荣我国的文化产业。实践证明，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倡导开放式的版权自助服务协议，采用CC协议这种知识共享型的许可协议，将能够有效保障作者版权的保护和价值的实现。
3．赋予集体管理组织延伸管理权
数字出版带来大量频繁的版权贸易需求，这种高频率的海量版权授权需求催热了人们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追捧，寻求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突破成为了人们解决数字出版授权困境的主要途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对著作权人不便自己行使或难于事先的权利进行的统一管理。它是通过代表著作权人的集体管理组织，授权作品的使用者使用该组织成员的作品，并收取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给著作权人的一种社会行为。”
各国著作权法中对集体管理的权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权利人将权利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二是著作权法规定某些权利强制由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三是延伸性集体管理。
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赋予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代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收取并转付使用费以及代为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以授权为基础而衍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职能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将很难适应现实需要，引入延伸性集体管理已经成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一步完善自身职能、权利人更加充分地实现作品价值、出版商更加高效地实现获权的必由之路。
“延伸集体管理，即集体管理组织在向使用者授权许可使用时，不仅有权许可会员的权利，还可以许可非会员的、但法律规定适于集体管理的权利。非会员可以事后不同意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从而禁止使用者进行相关的利用。”
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建立能够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未得到非会员的授权的情况下，有权与使用者签订的一揽子有效的许可合同，但是应当向非会员分配报酬，同时在非会员事后明确拒绝该种延伸管理的情况下这种管理将无效。这种延伸管理制度是一种受到严格约束的制度，权利人具有较为通畅的“退出机制”，不必担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权利人权利造成损害或者使集体管理组织形成不合理的垄断地位。在数字出版条件下，面对海量的信息传播、瞬息的传播速度、广域的传播空间，内容授权工作开展若仍然依赖一对一事先授权模式，集体管理制度的优势将荡然无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面对井喷式的作品创作环境，要做到全面的事先获权自然不可能，但是使用者在数字出版条件下仍需要拥有一条无风险、能够签订一揽子协议的授权通道，退一步讲能够找到一个通过向特定主体缴付许可使用费从而得以合法使用作品的渠道，以降低出版的侵权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于非会员权利的延伸管理权显得格外重要。而且作为全国性的、特定领域内唯一的非营利性著作权管理组织，理应承担起非会员报酬的收取和转付这项工作。当然，延伸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必须建立在较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基础上，一方面集体管理组织必须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且运作成熟良好，另一方面集体管理机制较为完善，如建立了成熟的许可费收集分配机制、完善的数字处理技术、高水平的国际协调能力等。
因此，在酝酿建立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之初，我国必须出台更为详细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版权的授权、版税的收取以及版税的分配等内容予以更为具体的规定，以建立起更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
（三）完善数字版权转让制度
数字出版的出现，完美地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也为两者的聚变提供了能量释放的平台，使得传统出版内容获得了价值增值的全新通道。“著作财产权的财富性和商品性意味着利益分配和交易的必然性；而著作财产权的传播性和实用性则体现了交易的可行性。”
数字出版本身借助了数字技术、利用数字平台，从而繁荣了数字版权转让市场。在实现数字版权价值增值的过程中，数字版权转让是一种重要的实现方式，完善出版物版权转让，促进版权转让市场的繁荣，将成为构建新时期数字出版法律制度必须关注的问题。
1．推进版权转让公共服务市场化、信息化
一般认为，“版权公共服务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依据法律规定由版权行政管理机构或政府授权的其他组织在公共领域内围绕版权在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提供上述服务的机构就是版权公共服务机构，一般包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版权协会、作品登记机构、版权代理机构、版权保护中心、版权交易中心等。版权公共服务可以包括贸易辅助、纠纷解决、信息支持、教育宣传等内容。我国版权公共服务起步较晚，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版权转让的公共服务更是寥寥无几。完善的版权公共服务能够极大地提高版权转让的效率、降低版权转让的风险，进而大大促进版权交易市场的繁荣。
因此，高质量的版权公共服务、健全的版权中介服务机构、完善的版权公共服务体系将能有效实现版权交易环境的优化。完善版权公共服务，我们需要根据数字出版的特性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完善市场化运营机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在宏观上，通过将一部分竞争性、经营性强的数字版权公共服务项目推向社会，节约资金投入到其他基础性数字版权公共服务中去，在坚持非营利性的基础上，引入多主体的竞争机制和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以提高服务的质量、创新服务的内容、扩大服务对象。在微观上，在版权公共服务机构内部引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市场化管理模式，“将董事会制度引入其治理机制。董事会的成立，改变了传统由政府全盘管理和运作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使政府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脱，也使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向更加专业化、更具效率的方向发展，大大改善了公共服务机构的组织治理机制和管理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信息化运作机制。数字出版条件下，版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版权服务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首先，版权服务需求产生变革。面对数字出版需求的海量信息和快速传播，版权的权利类型复杂化、权利主体扩大、侵权几率增大、网络取证困难。版权公共服务机构承担的基础性版权服务将极大延伸，全新的版权服务内容将大量涌现，只有利用版权信息化运作机制才能有效面对信息化对版权服务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版权服务提供方式产生变革。依靠网络进行版权宣传教育、交易平台建设、信息披露传递，不仅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方便了权利人的参与和社会的监督。所以，在具体建立版权公共服务机构的过程中，要以国家推动电子政务发展为契机，积极将信息上网，推动无纸化、电子化、信息化运作，以便于数字版权贸易的开展。
2．搭建转让平台，延伸服务的环节和层次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巨大交易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版权转让市场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于数字版权转让而言，我们需要为其搭建一个更为透明、更为可靠的版权转让平台，为转让双方提供更加全面的版权信息、更加安全的交易环境，从而降低交易风险、提升交易效率。版权转让平台应当能提供“四个环节两个层次”的服务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版权转让平台提供的服务贯穿版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四个环节，在创造环节，服务内容主要集中于鼓励创作，通过营造全社会崇尚知识、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来激发作者创作的热情；在运用环节，主要通过交易平台运作、版权评估等方式为版权运用提供便利，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实现权利的全面保护；在保护环节，主要通过集体维权、纠纷解决等方式提供支持；在管理环节，指导企业进行版权经营管理，制定企业版权战略，提供版权知识培训等服务。上述“四个环节”的服务应相互衔接相互配合。总的来说，以版权交易中心为主体构建起版权转让平台，并提供相应的版权转让服务，将进一步满足数字出版对于版权授权的需求。版权转让平台在数字出版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可分为基础性版权服务和其他版权服务两个层面，基础性版权服务主要属于保障性的基本服务，市场化能力较弱，不宜推向市场，基本上靠政府财政支持，如版权交易平台搭建、版权纠纷调解；其他版权服务，如版权诉讼代理，可以引入市场化机制减少政府财政在此领域的支出。这种不同层次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在优化交易环境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家资金，并引导社会对数字版权转让的投资热情。同时，版权转让平台的服务功能应当加强，建立以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全过程的版权转让平台，并且提供多功能、多范围的版权综合服务技术支持将能够极大推进版权转让的实现，有助于版权转让市场的健全。
近年来，我国版权交易中心发展迅猛，版权转让平台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数量增加的基础上，应当更加注重质的提升，尤其是自身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优势的培养。目前，仅北京一个地区就已经出现三家版权交易中心：北京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版权交易中心和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
因此，当前亟需对于同质性、业务相近的版权交易中心进行整合，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建成若干个区域性、行业集聚、实力雄厚的版权交易中心。“一个权威的、在线的版权交易平台，将会极大地方便数字版权交易。到时候作为版权买卖双方只需要在这个平台上选取版权然后付费就可以了，让这个平台承担版权审查和信息明确的工作，这样就会使得版权交易规范化。”
由行业内较有影响力的组织牵头搭建数字版权交易平台成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如为了帮助报纸和广播公司等媒体从手机及其他无线设备的新闻服务中获得更多利润，美联社决定成立一家数字版权交易中心。该版权交易中心将代理会员媒体的报道、照片及视频的许可谈判事宜。除抽取大约20%的管理费外，其他一切版权收益均归会员媒体所有。

Ⅵ 软件产品的登记是软件著作权吗

某公司或者个人开发了一项软件之后投入到市场中使用并获取丰厚营利的同时，也会招致许多不法企业觊觎其软件的价值而侵犯软件所有人的权益，为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软件所有人要及时到有关部门进行合法登记，那么，软件产品的登记是软件著作权吗？软件产品的登记是软件著作权吗软件产品的登记是软件著作权吗？软件产品的登记不仅仅是软件著作权的登记，还包括合同登记。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软件著作权登记、软件著作权专有许可合同和转让合同登记。
根据该条规定软件著作权登记是：1、软件著作权，2、软件著作权专有许可合同，3、软件专有转让合同。
也可以归为两类，著作权登记和合同登记。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是指软件的开发者或者其他权利人依据有关著作权法律的规定，对于软件作品所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
就权利的性质而言，它属于一种民事权利，具备民事权利的共同特征。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中的例外，因为著作权的取得无须经过个别确认，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动保护原则。
软件经过登记后，软件著作权人享有发表权、开发者身份权、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
个人和企业登记软件著作权个人登记，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独立开发完成的非职务软件作品，通过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的方式进行权益记录/保护的行为。
软件著作权企业登记，是指具备/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对自己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作品或职务软件作品，通过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的方式进行权益记录/保护的行为。
著作权属1、通过登记机构的定期公告，可以向社会宣传自己的产品。
2、在进行软件版权贸易时，认证将使您的软件作品价值倍增。
3、在发生软件著作权争议时，如果不经登记，著作权人很难举证说明作品完成的时间以及所有人。
4、合法在我国境内经营或者销售该软件产品，并可以出版发行5、在进行软件产品登记的时候可以作为自主知识产权的证明材料6、在进行软件企业认定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可以作为自主开发或拥有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的证明材料

Ⅶ 版权登记合同纠纷如何解决版权登记的好处有哪些

版权登记合同纠纷如何解决？版权登记的好处有哪些？版权登记涉及著作权法第三条所列的作品，如文字作品、口述作品、美术摄影作品、影视作品、音乐作品，录像作品、工程和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等。那么，版权登记合同纠纷怎么解决？版权登记的好处有哪些？版权登记合同纠纷版权登记合同纠纷怎么解决？对于版权登记合同纠纷，如果双方当事人能够协商解决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申请第三人进行调解，实在不行的，可以向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需要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版权登记的好处有哪些？独创性的文字句及设计版权是自动产生的，作品一经完成，作者便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当产生纠纷时，权利人常常遇到举证困难，因此各国均鼓励作者对创作作品进行版权登记，以便在今后的行政救济和司法诉讼时作为权利的初步证明。同时，作者在进行版权贸易，进行版权转让、许可使用等活动时，也需要这样的权利证明文件来方便与另一方签订转让、许可使用等合同。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取得版权登记证书的意义在于：一、取得版权证书后，可以严防他人在相关行业使用与贵公司相同的广告用语，一旦发生侵权，著作权人首先要注意搜集和保存证据，向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侵权复制品储藏地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投诉，版权部门对侵权行为立案查处。版权登记证书将作为版权专属证书，同时，著作权人可直接向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二、有利于企业广告用语作品的许可、转让，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传播和经济价值的实现；三、更是企业自我价值的体现，企业创新实力的表现。版权登记合同纠纷如何解决？版权登记的好处有哪些？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八戒知识产权在线客服。八戒知识产权是深圳市花蘑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2016年在深圳成立，2017年获中国主板上市公司朗科科技创始人天使投资，2018年6月获香港主板上市公司金蝶国际投资。八戒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专注：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知识产权业务方向。主营业务三大板块：常规知识产权、涉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交易。互联网+知识产权行业的黑马型企业。

Ⅷ 版权许可类型有哪些

版权许可类型有哪些？版权许可是版权贸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可分为一般许可和集体许可两类。版权许可类型有哪些（1）一般许可一般许可是版权许可中最常见的，包括三种基本形式：①独占许可。它是指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版权所有人授予受让方使用该版权的专有权利，版权所有人不能在此范围内使用该版权，更不能将该版权再授予第三方使用。②排他许可。它是指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版权所有人授权受让方使用其版权的同时，自己仍然保留继续在同一范围内使用该版权的权利，但不能将该版权授予第三方使用。③普通许可。它是指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版权所有人授权受让方使用其版权的同时，自己仍保留在同一地区使用该版权的权利，也可以将该版权授予任何第三方使用。(2)集体许可当某些作品使用的范围很广泛，也很频繁时，版权人可能需要就同一作品签订成千上万的合同，而这在实际操作中又很难做到，于是一种新的贸易形式集体域许可就在实践中产生了。集体许可一般分为两种类型：①一揽子许可。版权所有人和受让方都以集体或组织的形式出现，在两个组织之间制定一个一揽子的许可协议。通过这个协议，许可方向受让方授予版权的使用权，并获得相应的报酬。对于一些经常使用的作品来说，一揽子许可是非常方便的，在实践中，一揽子许可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②中心许可。这是一种以组织对个人的形式出现的贸易形式，版权所有人一方以组织的形式出现，而受让方是以单个个体的身份出现，也就是版权所有人组织向单个个体授予版权使用权并获得报酬的贸易形式。这种许可多用于表演权、录制权、广播权方面。

Ⅸ 版权代理与版权许可的区别是什么不要说没区别，法律概念不同，求通俗易懂的说法

版权代理就是版权代理人受著作权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代理专解决转让或属授权使用其作品著作权及相关事务。

版权许可是版权贸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交易方式。它是著作权人以某种条件(通常是有偿的)许可他人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时期和地域范围内商业性行使其权利的一种法律行为，是版权贸易中最常见、最普遍的版权使用类型。
（参考资料：国家商标局官网）

Ⅹ 版权贸易与图书贸易的区别

以上网友说的非常详细，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