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讲座

『壹』 论述知识产权法的地位

引言

对于法学教学、法学研究人员来讲，一门法律学科的性质和地位，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问题，知识产权法学也是如此。目前国内法学理论界、司法界均承认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也已明确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性质。与知识产权的性质密切联系的是知识产权的地位，即知识产权应归属何种法律部门，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存有争议，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属于民商法部门，或者属于民法部门。但笔者以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有探讨之必要，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纷纷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大背景下，探讨此问题，意义更为重要。

一、国内学者对知识产权法地位的几种观点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知识产权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认为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但在知识产权的地位，即知识产权应归属何种法律部门上，存在一定争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一）国际公法。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成思教授，郑教授认为，国际间的多边公约及双边条约对整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重大影响。国际公法已成为知识产权法的主要渊源，因此知识产权应属于国际公法领域。 1

（二）民商法。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吴汉东教授，吴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应属司法领域，但其保护制度多设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的规范，具有公法与私法结合的特点，实为保护私权之民事特别法。 2 这也是国内绝大部分学者的观点。

（三）单独法律部门。此种观点代表人物为张平副教授，张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在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各个法律部门中都有所反映，归类很勉强，应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3 张教授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惜张教授的观点未受到充分重视，且理由有待进一步加强。

另有学者持知识产权应归属于经济法、行政法、科技法等观点。

还有的学者企图回避该问题，“至于把知识产权置于何种法律中，是在经济法中，还是在民法中，或者在行政法中，甚至在国际经济法、经济法中，使用民事的、刑事的或者国际法的手段来解决知识产权问题，都无关紧要”。 4 笔者以为此种观点是不足取的，学术上的观点存有争议，那就说明在某些问题上还存有模糊地带，有待进一步澄清。

笔者以为，知识产权归属于国际公法、民商法的观点仅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过分突出了问题的某个方面，而知识产权归属于单独法律部门的观点缺乏足够理由，难以服众，这也许就是张平副教授早在90年代初即已经提出知识产权应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观点而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原因。

依据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和原则，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法学应当脱离现行附属法律地位，成为一独立的法律部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意义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言在于“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1 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人的解放，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伟大实践表明，这项制度本身就是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 2

二、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

法律部门这一概念，在有的法学著作和教材中被称为“部门法”，它是指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按照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和不同方法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 3 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指一个国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 4

法律部门或称部门法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法律分类的一种形式。

知识产权制度共同的法律特征就是客体的非物质性。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而传统知识光辉灿烂，人类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应接不暇，知识产权法学是否可以进而应该成为一独立法律部门呢？

（一）划分部门法的原则

对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角度可对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做出不同的概括。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应坚持三原则：整体性原则，均衡原则，以现行法律为主，兼顾即将制定的法律原则。 5

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应该有六个原则：合目的性原则；从实际出发原则；适当平衡原则；相对稳定原则；重点论原则；辩证法展原则； 6

笔者以为，之所以划分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便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的现行法律，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势必创造出也来越多的精神产品，换言之，知识产权的调整对象越来越宽，同时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规范进行调整。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各个法律部门之间适当比例之保持，具体的法律部门所包含的法律、法规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知识产权领域的现行法律、法规已经很多，知识产权摆脱附属地位从而实现部门化，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也避免了法律体系结构的频繁变动。同时我们要拿出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据此笔者主张法律部门的划分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目的性原则；实事求是原则；适当平衡原则；稳定性原则；发展原则；

（二）划分部门法的标准

在明确了划分法律部门所应该坚持的原则之后，我们就需要谈到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了。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以法律调整对象为主要标准、以法律调整方法为次要（辅助性的）标准划分法律部门。 7 张文显教授、沈宗灵教授也持此观点。

知识产权调整的对象为知识产品，即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 8 知识产权对象的自然属性是非物质的“智力成果”，社会属性是“产品”，是财产，对象的内涵应显示其两方面属性。

正如前所提到的，知识产权制度调整对象（保护范围）势必越来越宽广，除了传统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外，国际公约、各国立法或判例已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扩大到：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未披露信息，商号或商业名称、载有节目的卫星信号、商品化权的对象、特许经营、域名等。总体来讲，知识产权的调整对象呈现出扩大趋势，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据此，澳大利亚学者彭道顿1984年提出了信息产权的概念。我国学者对此也有响应。 1

知识产权制度确实广泛涉及许多领域，在科技、经济、文化、艺术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将知识产权肢解为几部分归到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去。知识产权有自己的特殊性质和基本原则，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已被各国所接收。在联合国下属的机构中，有专门管理知识产权问题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各个具体的知识产权部门中都较早地建立国际公约，各国有一批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的法律人才和研究教育机构，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知识产权的地位如何，不完全取决于在法理上是否划归某类或构成独立分支，重要的是取决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也就是其重要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已经成为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法律制度。 2

话已至此，笔者不得不提及当前世界发达国家实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之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已经日益成为各国政府促进社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手段。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功实施了知识产权战略，使美国扩大了技术创新和经济竞争优势，同时促进了TRIPS协议的达成，使全球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强保护时代。日本是世界上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最为成功的国家，也是从知识产权战略中崛起的国家，促成日本知识产权立国策略的主要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对本国工业核心竞争力下降的忧虑；二是现代经济社会对智力创造活动合理机制的需求。 3 笔者以为，日本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众多也是促使日本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原因之一。为此，日本不仅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会议（2002年3月），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论，还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2002年7月），国会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2002年11月），另外成立了由首相小泉任部长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2003年3月），进而推出了《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

我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同样离不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战略”一词源于军事学，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到：“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我国《辞海》对“战略”一词是这样界定的：战略是重大的、带全局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 4 陈美章教授认为战略是一种谋划，是分层次的，战略具有系统结构，陈教授还对知识产权战略进行了界定：有效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全局性谋划和采取的重要策略和手段。知识产权战略可分三个不同层次：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 5

刚才谈到的是法律部门划分的主要标准：法律调整的对象，现在谈一谈法律部门划分的次要（辅助性的）标准：法律调整的方式。

法律调整的方法，一般是指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方式，如确定权利、义务的方式，法律化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制裁等。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法律调整方法的多样性……，当人们无法完全以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来划分法律部门时，就可以依据法律调整方法来划分。如刑法部门，主要就是依其独一无二的法律调整方法—刑罚—而确立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 1

纵观知识产权的调整方法，其调整方法综合性，或者说多种手段相结合，包括民事调节、行政调节、甚至刑事调节，但它最基本的规范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采取以鼓励、协调和促进智力创造活动，确认、保护、应用与传播智力成果为宗旨的调整方法。 2

一言以蔽之，从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看，知识产权法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存在。

另外，笔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筑起一道保护知识产权的长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在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完备法律规范的同时，我国进行了保护知识产权的组织建设，设立了国务院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建立了相应的知识产权行政领导机关，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组织。相关的知识产权行政、司法组织系统的建设，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值得欣喜的是国家已经注意到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并已经就率先将专利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3 并于2004年6月7—8日在京专门召开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座谈会”，几十名法律学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济济一堂，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献计献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当中，国家教育部已将知识产权法学已经与民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等部门法学并列，成为法学本科生14门核心课程之一，从这一点上，也突显了知识产权法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结语

目前，知识产权法学的附属地位，既不符合法律部门分类的原则和标准，更与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格格不入，在21世纪的今天，在国外各国纷纷诉诸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此问题。知识产权法学的部门化，是与时俱进的理性定位，并非刻意拔高，我们只不过是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还知识产权法学以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法是利益之器，保障着人类庸常的幸福，但它的平庸眼光丝毫不影响人类对高贵的向往。

『贰』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视频网课哪里有好的

不愿向小孩学习的人，不配做小孩的先生。--陶行知

『叁』 吴汉东的《知识产权法》（第四版）和（第六版） 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版本越新越好

法律是不断进行调整的，新版中的内容也是适应这种调整的，因而总体上会好一些。

『肆』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归类于民事权利法系。民法所规定的基本版原则和一般规范，应适用于权各种民事权利制度。知识产权为私权，即说明知识产权法律归属的质的规定性；同时，知识产权作为知识类财产的权利形态，与有形的动产、不动产有着明显的差别，从而在权利本体、主体、客体等方面形成了特点，即知识产权有别于所有权的质的差异性。从多维角度而言，知识产权具有多重属性：在私人层面，它是知识产权的私人产权；在国家层面，它是公共政策的制度选择；较之于其他私有权而言，知识产权局有某种超越私人本位的政策属性工具。因此，知识产权的制度功能、法律价值、政策目标等，与物权、债权等其他私权应有所不同。

『伍』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重要概念和原理的整理

吴汉东的来《知识产权法》是根源据国家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法学专业开设专业主干课程的通知要求，由国家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全国政法院校和实践部门一流的法学教授和专家合力编写而成的。
包括如下重要概念和原理：知识产权法概述、著作权法律制度、著作权客体、著作权主体、著作权内容、著作权取得和期限、邻接权、著作权限制、著作权利用、著作权管理、著作权法律保护、专利权法律制度概述、专利权客体 、专利权主体、专利授权条件、专利权取得、专利权期限、终止和无效、专利权内容、专利实施许可与专利权转让、专利权限制 、专利管理和专利代理、专利权法律保护、商标与商标法概述、商标的构成 、商标权的取得 、商标权、商标注册的无效、商标权的利用 、商标权的保护、反不正当竞争 、商业秘密权 、厂商名称权、地理标志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植物新品种权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概述 、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国际组织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主要公约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制度。

『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交流与人才培养

该中心在学术研究、交流与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以下主要成绩：
1、中心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起步早，基础扎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早在1986年即开设知识产权课程，并率先编写了以“知识产权法”命名的法学教材。迄今为止，中心研究人员主编有“高等教育法学教材”、“司法部法学主干课程统编教材”、“‘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自学考试教材”、“‘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1世纪法学研究生参考书系列”等知识产权法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辅导书10余部。2004年5月成立知识产权学院，2005年，中心承担的知识产权法学课程被批准为国家精品课程，2006年单独招收知识产权法学硕士和知识产权法学博士。此外，中心已经被批准为五个单独招收知识产权硕士的机构之一，并将于2007年招生。
2、中心科研成果长久以来呈现数量多、质量高的特点。自80年代以来，中心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软科学基金项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以及“司法部重点科研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知识产权课题以及政府、企业委托研究项目40多项，出版了《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知识产权协调保护战略》、《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区域著作权制度比较研究》、《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等学术著作4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中心许多研究成果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曾获得全国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司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政府奖）、武汉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奖励40余项。
3、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一贯注重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相结合，注重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层面的转化，积极参与知识产权重大决策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中心的许多科研成果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实用性，对各级政府、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和知识产权战略具有相当的参考作用。
中心参与了我国“民法典”、“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或咨询论证工作，向有关部委及地方政府提交了多份建议报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仅自2004年以来，中心就为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国务院法制办、湖北省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提交咨询报告12份，上述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部分采纳了中心提出的咨询建议。现在，中心正积极参与《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工作，承揽了2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研究项目。中心专职研究员吴汉东教授、曹新明教授、朱雪忠教授经过审定，入选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中心还接受委托正在编写《知识产权领导干部读本》，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
2006年5月27日，中心专职研究员、主任吴汉东教授作为主讲人之一，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上讲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当场指示要按照授课的分析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中心向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办公室提交的咨询报告，也均有部分建议被采纳。此次授课内容还得到国内外各大媒体的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均作了报道，《法制日报》还连续三期推出访谈。日本《读卖新闻》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有意推出专访。
4、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是中心长期以来坚持的既定方针。同时，中心秉承着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与国外（境外）有关机构和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
自2004年以来，中心每年至少推出一期知识产权论坛，目前已经举办四次，分别是：（1）2004年5月24至25日，“网络时代的著作权保护”国际研讨会；（2）2005年4月22日至23日，“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3）2005年6月18日至19日，“后TRIPS时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4）2006年5月13日至14日，“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四次会议皆有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我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学者、实务届专家参加，编撰两本研讨会论文集，成为国内外学者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
中心与日本文部省知识产权重点研究机构北海道大学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还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韩国等的10余所学术机构、大学及实体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互派访问学者。同时，中心积极与国际顶级学者的对话。例如，德国马普研究所主任Straus教授，是国际知识产权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和顶级学者，他就曾经于2005年访问中心并开设讲座，被聘为中心兼职研究员，并欣然同意担任中心创办的学术刊物《知识产权年刊》的顾问，还在德国以英文为中心刊物撰稿。中心在迎进来的同时，还积极地走出去，参加国际重大学术会议。中心专职研究员多次出访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前南斯拉夫、乌克兰等国家和港澳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30余次，发表主题演讲10多次。中心主任在2005年9月出席世界法律大会并发表演讲。
中心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中心在等东亚国家影响较大，日本文部省知识产权重点研究机构北海道大学曾多次邀请中心研究员参加日本知识产权研究课题。现在，随着中心与欧美国家交流的增多，中心在日本、韩国、德国、美国、英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德国马普协会主动与中心合作，开展了中德知识产权的比较研究；英国的Wales Aberystwyth大学于2005年与中心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美国伊里诺易理工学院也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与中心达成合作共识。
5、中心研究人员长期致力于民商法和知识产权法教学。在本科生教育中，中心积极开发新课程、开设专题讲座。截止2006年，本科生必修或者可以选修的知识产权课程包括：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和知识产权实务等。同时，中心专职研究员还定期为本科生、研究生举办专题讲座，创办“知识产权三人行”特色讲座并已经举办2次。此外，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校举办讲座50余次。在知识产权研究生人才培养方面，依托民商法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已招收16届硕士研究生和5届博士研究生，2006年，又设立了独立的知识产权硕士点，2007年独立的知识产权博士点也将开始招生。培养过程中，中心积极吸纳中青年教师和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重大项目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由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及博士生、硕士生合著的《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一书，就被评为2002年度武汉市科技进步奖。如今，中心已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优秀法学硕士和博士，这些毕业生已成为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业务骨干或领导骨干。此外，中心还接受境外留学生驻所学习、研究。目前中心接受日本北海道大学留学生3人，台湾地区留学生5人。

『柒』 哪位业内人士帮忙介绍一下，我想看看知识产权法，国内知识产权法权威专家有权威著作有哪些多谢！

权威主要是中南政法的吴汉东，至于其著作你可以到中南的知识产权网站去看一下，很全的。

『捌』 西南政法大学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样

西政今年开设了知识产权班，明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这个事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的！具体怎么样不是很清楚，但是学校很重视。民商法学院有不少好的研究知识产权的老师。
总体上，西政的诉讼法很强，刑诉和民诉都非常的好，另外经济法全国排名第一的。
最后一句，我是西政的学生，以上说法比较客观
还有，中南的你们太、、、、、、、、、、、、
简单放一个年轻老师的资料
曹兴权，1971年7月出生于四川蓬安。2000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法学院，获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民商法学专业商法方向博士学位。2004年9月至200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公司法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商法教研室教师，于2 004年、2007年分别晋升副教授、教授。 长期从事民商法的教学与研究，对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的理论与制度实践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公开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公司法现代化：方法与制度》（法律出版社2007）、《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参编教材4部；主持或参研国家、省部以上课题7项。 在教学中，极力推崇法律实践教育，努力践行“法律学习生活化、基本理论通俗化”的理念，引MBA案例进入课堂教学，推行以“学生参与的全面性、教学开展的组织性、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为特征的“实践教学课堂化”的实践教学模式。 2005年获霍英东基金青年教师奖教学类三等奖；2005年获西南政法大学优秀教师奖；2007年获西南政法大学师德先进个人奖。

『玖』 知识产权法书籍推荐

阅读参考书目
教材类
1、张玉敏：《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吴汉东：《知专识产权法》，中国政属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李雨峰、王迁、刘有东：《著作权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张耕：《商业标志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汤宗舜：《专利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热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8.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吴汉东、郑成思这些老师都还不错

『拾』 吴汉东的学术观点

综述
经过二十多年的学术探索与追求，吴汉东教授在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领域均作了诸多开拓性的研究，在不少问题上为后来者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开拓了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无形财产权理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学术前沿。
知识产权基础理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知识产权理论范畴，对知识产权基础理论进行体系化研究，其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
（一）知识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
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财产所有权的最根本的区别。对于这一新型权利，在理论上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学说加以阐释，在立法上，也不能简单搬用有形财产的权利保护方法。基于平等精神，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在原始取得、继受取得及国民待遇方面有别于一般民事主体制度。此外，吴汉东教授倡导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建立知识产品范畴，以概括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各类权利客体。同时，他对前苏联法学家将此类客体统称为“创作活动的成果”与我国法学家关于“智力成果”的传统说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以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的学说为基础，对知识产品的概念、特征与分类进行了描述、说明与概括，认为其种类主要有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与经营性资信。
（二）知识产权的法律定位
吴汉东教授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了细致的定位分析，探讨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认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结果，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通过对各国立法体例的考察，他认为在立法史上，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没有知识产权编，凡是规定知识产权编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他指出，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考虑到现代知识产权法含有程序法及公法的规范内容以及其权利范畴不断变动、发展的状况，因此该类制度可单行立法，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而不必整体纳入民法典。吴教授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
（三）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
关于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问题，我国理论界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及相关著述，多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一体两权，即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双重属性；90年代的知识产权学说，一般从民事权利体系出发，将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对其作出无形财产权的定性分析。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这种认知仍是不完整的。吴汉东教授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宣言》为依据，以经典学说观点为参照，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在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代表的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这种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其次是社会公众分享智力创造活动所带来利益的权利。吴教授认为这一规定揭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均衡保护思想，即知识财产独占权的保护与知识财产利益的合理分享，它们构成了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完整内容。
吴教授主张，私权与人权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就人权体系而言，私人财产权即是人权的基础性权利；就知识产权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权属性，同时又直接构成基本人权的内容。在私权与人权的统一范畴中理性把握与认知知识产权，有助于全面考察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
无形财产权理论
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下，非物质财富成为社会重要的财产类型，非物质财产的法律制度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撰文提出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在《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 无形财产权基础理论
财产是民事权利的重要客体，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基础，吴汉东教授认真考察了财产制度从古罗马到现代的萌生及发展变革的过程，着重探讨了当代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四大发展和变化：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新型知识财产陆续出现；经营标记的财产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纳入知识产权体系。
物、财产以至无形财产在我国法学及经济学著述中被经常使用,且多在转换意义中使用,因此,学者们多存歧义。吴汉东教授就财产与物这对术语作了仔细的辨析，指出在概念的内涵上（即权利的对象性），财产与物具有客体的同样意义；而在外延上（即客体的指向范围），财产与物所包容的要素并不是等同的；物为一切财产关系最基本的要素，是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之客体，因此对物的概念不宜作过于狭义的解释。吴汉东教授并不赞同将智力创造性成果概称为无体物，剖析了作为客体的财产权利是一种制度产品，而作为客体的智力成果是一种精神产品。在对知识财产、无形财产与知识产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品不仅概括了知识形态产品的本质涵义，明显地表现出客体的非物质性。而且它突出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属性和财产性质，因而应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表述为知识产品，而不是物或智力成果。
作为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无形财产权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的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因而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理论加以阐释。吴汉东教授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对无形财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客体的非物质是无形财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传统意义的所有权的最根本区别。他概括了无形财产主体制度的三大重要特征：一是无形产权的原始取得，从创造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无形财产权的继承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三是无形财产权制度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主要奉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以有别于一般财产权法所采取的“有限制国民待遇原则”。
通过对无形财产权的利用、限制、保护、管理、经济分析以及它与反不正当竞争之间的关系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吴教授成功地构筑起无形财产权的基础理论体系。
（二） 无形财产权具体制度
吴汉东教授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副实。从权利本源来看,主要发生于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从权利对象来看,则由创造性知识及商业性标记、信誉所构成。因此,“知识产权”一词在众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由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财富形态的变化，财产越来越多地变为“无形的”和“非物质的”，因而应当对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财产或财产权利的权利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有鉴于此，吴教授主张，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经验形态、经营标记形态、商业资信形态）所产生的权利。具体包括：
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
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形象权、商誉权、信用权、特许经营权。商业人格利益泛指经营领域中诸如商誉、信用、形象等各种资信。资信类财产本身不具有外在的形体，其无体性指向的是一种商业人格利益。这种商业人格利益在产权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被赋予无形财产权基本品格。
吴教授对商誉权、信用权和形象权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商誉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由此所生之权利当为财产权。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比，又具有非确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时间性、非恒定的专有性等显著特征，并建议在我国民法中规定商誉权为一项独立的知识产权，并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即直接确认商誉权及其侵权责任；吴教授通过信用制度的历史考察，从经济学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语义，并将其界定为偿债能力的社会评价，他认为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信用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信利益，是一种与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与人身权相区别的无形财产权，并建议在民事立法中确认信用权的独立地位。吴教授关注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知识形象的某些特征具有“第二次开发利用”的价值。这种利用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该形象的知名度与创造性本身，而在于该形象与特定商品的结合而对消费者带来的良好影响，这即是“形象的商品化”。知名形象在商品化过程中，产生一种特殊的私权形态，它已不是人格意义上的一般形象权，而是具有财产价值的（商品化）形象权。形象权与知识产权关联性极大，但真实形象不是著作权的保护对象，虚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专利权、商标权的保护条件，形象权是一项独立的无形财产权。
财产权体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财产权类型不断涌现，旧的财产权制度渐次嬗变，从而对传统的私法制度带来重大的冲击，也给民法学界如何重新构建财产权体系提供了认真反思的空间。吴汉东教授在总结无形财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主张对当代财产权体系作出新的安排，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财产权类型扩张与制度变革
财产权、人身权的两分法以及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是传统财产制度体系构建的基本范畴。吴汉东教授精辟地指出，尽管财产权的基本分类与体系构建的一般理论有着其合理意义，但也不能将其看作僵化的分析模式，因而应当适应财产权类型扩张的时代需求，对财产权制度进行创新与变革。
他关注到由于所有权各项权能的分离,产生了与所有权迥异的财产权――股权与信托权；考察了在客体物利用途径不断扩展的情况下,他物权制度得以重新规制,出现了环境物权、区分地上权和空间役权等等新型用益物权；把握到债权的“物权化”与“证券化”使得物权与债权的界限日益模糊,租赁权与票据权利由此具有了新的法律属性;分析了知识形态的各种新财产不断涌现,从而导致现代知识产权体系不断扩充;探讨了一般人格利益向商业人格利益的逐渐演变,从而在现代法的框架下构建了与传统人格权有别的商事人格权。
（二）财产权体系的理论建构
吴教授认为，在进行财产权的法律构造时，既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注重内在逻辑的联结关系，即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构建财产权体系时可以遵循大陆法系的传统，继续采用物权、债权的称谓，但不必坚执所有权绝对中心的理念，也无须恪守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现代的财产权体系，应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多元的权利范畴。
他主张，我国的财产权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即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有形财产权制度、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无形财产权制度、以债权、继承权等为内容的其他财产权制度。在有形财产权范畴中，除所有权外，还应包括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空间利用权、典权、居住权、相邻权以及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在无形财产权范畴中，除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地理标记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外，还应包括商誉权、信用权、形象权、特许经营权等非物质性权利。其他财产权包括债权、继承权以及一些具有独立意义的财产权，如股权、信托权、票据权利等。该类权利有些是请求性财产权，有些则是兼具物权、债权属性的特别财产权。
（三）财产权立法与民法典编纂
自罗马法以来，经过众多立法者和法学家的培育，财产权制度已经形成成熟的概念构成，并产生了具有不同风格的制度体系。吴教授认为，我国的财产权立法，必须采取融经验与理论于一体的建构方法，遵循严格的逻辑概念与体系要求，将各类财产权制度整合于民法典的框架中。
大陆法系有两种民法典编撰模式，即法学阶梯式与潘德克吞式，它们关于财产权体系的构建，在19世纪的范式民法典中作了十分经典的表现，但是，它们各有其弊端。吴教授认为，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可以考虑借鉴20世纪的范式民法典——荷兰新民法典的做法，设置一个财产法或财产权总则。他主张首先应当对财产进行定义，为建构开放的财产权体系提供基本的概念构成；其次，规定“物权一般规则”，以抽象、概括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共同适用的总则规范；第三，规定“债权一般规则”，以统领单独设编的合同法和侵权法，并涵盖不能另行归类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四，规定“知识产权一般规则”，既解决知识产权制度“入典”的问题，又能保留其民事特别法的单行体例。吴教授认为，到目前为止，民法典不专编系统规定知识产权，已为多数学者为共识。知识产权制度虽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法典中做出一般规定依然是有必要的；最后规定其他财产权，以包容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继承权等未能涉及的其他财产权利。
知识产权的发展战略
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吴汉东教授就审时度势地指出知识产权战略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实施市场竞争的战略重点，是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战略举措，成为当时最早提出战略的学者之一。新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新技术革命的产生以及新民事立法浪潮的出现，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指出知识产权法应当不断修改完善，顺应历史潮流，逐渐步入国际化、现代化与法典化的战略发展道路。
吴汉东教授指出，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特征表现了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则在全球范围的普适性。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并不等于在保护内容、保护标准、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律规范的统一化。按照“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各国立法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得低于国际公约规定的标准，这即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的一般要求。中国既是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规定不同的战略措施；既要考虑现实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国际公约规定，保护外国的高新技术，也要推动国际合作，保护本国的传统知识。
他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现代化特征，表现这一制度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相互创新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国家间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保持其时代先进性，即通过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去推动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还应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基于各国立法例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以及对于知识产权制度定位的认识，吴教授认为，无论何时采取何种途径，法典化将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必由之路。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吴汉东教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率先对著作权领域的重大难题——合理使用制度作出了系统、具体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学界首位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者。他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法历史学、法哲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宪法学等研究方法，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兼顾了实践性的应对策略探索。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得到学界的高度称誉。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交叉学科研究
追求方法创新、理论创新一直是吴汉东教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学术要求。他从其发展历史的探索、哲学基石的构建、经济品性的透视等研究入手，清晰地勾勒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论框架，动态地反映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内容，全景地体现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多学科研究轨迹。
吴教授认真发掘出合理使用制度创设的立法动因——平衡精神，探讨了该制度从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创制历史；将价值法学理论首次导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赋予其哲学意义；剖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价值——“理性的公平正义原则”，指出该原则是由公平性、平等性、公益性、合理性诸原则构成，并且得出了结论：“合理使用的价值目标，在于协调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关系，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文化、科学事业发展”；将经济分析纳入著作权研究也是吴教授研究方法创新的大胆探索，他指出，在合理使用领域，效益价值与正义价值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信息——公共产品理论表明，著作权的设定使得信息的产生者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成本补偿；而根据不相容使用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构建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于合理划分创作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区域，减少额外交易成本，实现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同时，吴教授采用帕累托标准、市场均衡状态、成本——收益模型等理论，概括和描述了合理使用诸规则即正当使用、公平诚信使用、有限使用规则的经济品格。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学研究
吴教授开拓性地将宪法学探讨导入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合理使用与公民宪法权利紧密关联，是公众利用作品进行信息交流与传播的法律形式，是公民实现表现自由权利的基本条件。他发现，西方国家在相关问题的立法和司法上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对新闻作品进行有限的权利保护，从而造成合理使用的阻滞；二是赋予合理使用以准宪法权利的意义，对合理使用所涉及的权益以优先保护。通过探讨合理使用制度的私法基础，也凸现出吴教授对该问题研究的崭新视角。
（三）合理使用制度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合理使用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吴教授在内涵上准确界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定位。他对合理使用中合理性判断标准的悉心研究，进一步为合理使用制度的确立和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标准，从而找到了合理使用中这一最为艰深的难题的基本解决途径。此外，吴教授还前瞻性地探讨了现代传播技术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影响，具有理论开拓意义和实用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