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

❶ 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有哪些作用

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有哪些作用
解决方案1：
文物的史料作用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
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
文物的证史作用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
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
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
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
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
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
《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玉柙(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
文物的正史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
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
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
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
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
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
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
《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
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
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
文物的补史作用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
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
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
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
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
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
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
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
文物的史料功能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
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农业史、畜牧业史、纺织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
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
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
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
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
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
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
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
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
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
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
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
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
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
解决方案2：
提供佐证，文献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决方案3：
没有文献，哪来的历史

❷ 论文摘自百度百科的资源引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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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中国近代史专著、文献

郭沫若主编《中国近代史稿》.

张海鹏（近代史研究所）

专著:

1、《中国近代史稿》（3册；合著），人民出版社，1978、1984
2、《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60/千，图：548/ 幅，长城出版社，1984.7
3、《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12 ；缩小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12
4、《中国军事史略》（合著 ），自撰65/千，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3
5、《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6、《<历史不能忘记>丛书：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开篇语》（合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9
7、《20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合著），410/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2
8、《辛亥革命史话》（合著），95/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9
9、《刘大年集》（论文集），380/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
10、《国耻百谈》（合著），中华书局，2001
11、《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298/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2
12、《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中国近代史研究》（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6
13、《东厂论史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11

❹ 中国知网把关人论文在2014年的数据有多少

论文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论文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我国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的在于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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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
c．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 [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d．报纸文章

论文种类
为了探讨和掌握论文的写作规律和特点，需要对论文进行分类。由于论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论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论文分为理论性论文、实验性论文、描述性论文和设计性论文。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论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
专题型
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
论辩型
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
综述型
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
综合型
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

❺ 周林的主要成就

近年来，分别在英国、德国、日本及中国发表《中国版权法与互联网》、《中国艺术法述评》、《关于中国版权法的修订》、《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信息自由与版权保护》等论文多篇，并出版《中国版权法概要》（主编）、《艺术法实用手册》（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主编之一）、《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与裁判》（中英文版、日文版）（主编）、《知识财产法哲学》（译著）、《艺术法概要》（译著）。

❻ 求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及复习资料。

知识产权专业（方向）推荐书目
一、推荐原则
本书目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个层次来推荐学习书目。其推荐原则分别如下：
本科生：在基本掌握民法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对知识产权的入门学习，在侧重于实务运用。
硕士生：在本科学习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学习知识产权的基本制度，在掌握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再依个人诧异为实务运用、理论研究两个方向的深入发展作实质、方法上的准备。
博士生：侧重于方法论的学习、四位方式的开拓与知识产权理论研究。
二、推荐书目
（一）本科生：
1、邓晓芒、赵林著：《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张玉敏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王泽鉴著：《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王泽鉴著：《法律思维玉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1、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3、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
14、郭禾主编：《知识产权法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6、沈仁干、钟颖科著：《著作权法概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7、李明德、许超著：《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黄晖著：《商标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汤宗舜著：《专利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21、知识产权局条法司著：《信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
22、董保霖著：《商标法律详解》，中国工商户办社2004年版。
23、程永顺编：《知识产权四法十二条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24、孔祥俊著：《WTO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5、郑成思，《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6、 [奥地利]博登浩森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保护文学禾艺术作陪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罗马公约和录音只怕公约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罗东川、马来客主编：《知识产权名案评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30、靳学军、宋鱼水主编：《知识的力量：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十年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1、谭筱清主编：《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判解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许海峰主编：《知识产权诉讼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33、许海峰主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二） 硕士生：
1、[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上午印书馆1976年版。
2、[英]艾耶尔著：《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爱尔兰]J•M•凯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午印书馆1963年版。
7、[英]洛克著：《政府论》，叶启芳等译，上午印书馆1964年版。
8、[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上午印书馆2003年修订第三版。
9、[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等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0、[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上午印书馆1959年版。
11、何勤华：《西方法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12、[葡]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6、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8、周：《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9、王泽鉴：“民法丛书》系列（《民法总则》、《民法物权1、2》、《债法原理1、2、3》）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8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张玉敏著：《走过法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写：《知识产权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22、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
23、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新世纪的若干研究重点》，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4、冯晓青等著：《知识产权法热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吴汉东等著：《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7、古祖雪著：《国际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8、陶鑫良、袁真富著：《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29、德利亚•利普希克著：《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30、韦之著：《著作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1、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2、曾陈明汝著：《商标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黄晖著：《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4、尹新天著：《专利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35、张晓都著：《专利实质条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6、魏衍亮著：《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37、程永顺主编：《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实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8、李琛著《知识产权片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39、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0、张玉敏主编：《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1、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2、张耕著：《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3、张广良著：《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4、沈仁干主编：《数字技术与著作权观念、规范与实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编：《知识产权经典判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三、博士生：
1、[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美]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新1版。
3、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英]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宗教和哲学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法]巴特著：《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8、[英]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9、吴增基等主编：《现代社会学》（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新1版。
11、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英]约翰•香德、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1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尼尔•麦考密克、奥塔•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洁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17、[日]川岛武宜著：《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
18、[美]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19、[美]波斯纳著：《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版。
20、[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美]霍姆斯著：《普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英]劳森、拉登著：《财产法》（第二版），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24、[德]京特•雅科布斯著：《规范•人格体•社会》，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5、[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性质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26、[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7、[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8、[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魏观察重点》，陈爱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29、谢铭洋著：《指挥财产权之基础理论》，元照出版公司1997年第2版。
30、[美]劳伦斯•莱斯格著：《思想的未来》，李旭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1、[美]劳伦斯•莱斯格著：《代码》，李旭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2、[美]罗伯特•P•墨杰斯等著：《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著：《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34、[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李扬等著：《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6、金海军著：《知识产权私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8、李雨峰著：《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
39、左旭初著：《中国商标法律史（近现代部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40、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1、李响著：《美国版权法：原则、俺案例及材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德]雷炳德著：《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3、[英]萨莉•斯皮尔伯利著：《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4、王太平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原则、理论基础与具体构造》，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李琛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6、吴汉东等著：《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7、曹新明著：《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8、刘茂林著：《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9、[日]富田彻男著：《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0、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1、[美]米勒、戴维斯著：《知识产权法：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第三版，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2、Brad Sherman and Lionel Bently: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British Experience, 1760-19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53、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4、Ronan Deazley: On the Origin of the Right to Copy, Hart Publishing, 2004.
55、John Feather: Publishing, Piracy and Politics-An Historical Study of Copyright In Britain,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56、Assafa Endesh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for Non-Instrial Countries,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7、William Cornish: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Four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Ltd,2003.
58、Robert M.Sherwoo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59、Gillian Davies: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shed jointly by VCH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VCH Publishiners Inc.,1994.
附：
1. 《知识产文丛》系列，郑成思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2. 《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系列，刘春田主编，商务印书馆。
3. 《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系列，郑胜利主编，法律出版社。
4. 《网络法律评论》系列，张平主编，法律出版社。
5. 《知识产权研究》系列，唐广良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6. 《知识产权法研究》系列，王立民、黄武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❼ 中国历史上的出版思想

出版指通过可大量进行内容复制的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是有文字以后发展起来的。古代金文、石刻以及人工抄写、刻绘书籍，是一定意义上的出版。正式的出版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至唐代中叶盛行。现代出版主要指对以图书、报刊、音像、电子、网络等媒体承载的内容进行编辑、复制（包括印刷、复制等）、发行（或网络传播）三个方面。
出版一词，英语为publication，来源于古拉丁语publ-icattus。据考证，出版一词在中国出现于近代。出版与印刷术的发明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先有印刷术后有出版。所谓版，在中国古代，是指上面刻有文字或图形以供印刷的木片的称谓。用雕版印刷的书籍，称雕版书。中国早在五代时就有刻印板、镂板，宋代有开板、刻板、雕版（板与版在古代意通）等词，但未曾出现出版一词。有的学者认为，出版一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的。日本在18世纪50年代已出现了出版一词。今用出版一词，通常是指图书、报纸、期刊、音像、软件等的编辑（制作）、印刷（复录）和传播的统称。
出版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归根结底在于出版物积累了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并且加以扩大传播。人们一经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进步思想，就能使生产力得到提高，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人类社会在有文字之前，人们继承前人的知识与经验，主要靠口头、实物和简单的符号进行传授，其传播的范围狭小，速度缓慢,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传授的内容越来越不准确。有了文字特别是有了出版物以后，知识和经验就可以扩大和迅速地传播。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出版发展的基础，而出版物的传播又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建立在唐朝经济政治发达的基础之上，而雕版印刷的出现，借出版物来进行传播,则使人们的知识和社会的信息迅速扩大。唐朝推行科举制度，社会上读书之风日盛，对图书的需求增加，城市的书肆开始刻书售书。当时社会繁荣，诗文勃兴。一千多年以来，唐诗一直脍炙人口，是与印刷出版使其代代相传有着重要的关系。唐朝长安是世界东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经典从西域传入长安，四邻各国都有使臣驻于长安，来中国游历和学习的学子、做生意的商人为数不少。他们带来异国的文化成果，同时也带回中国的学术成就，特别是把记载中国先进思想和科技发明的图书刻本运回本国传授。随着佛教的深入，佛经又大加刻印,传向四方。由于中外僧侣往来，佛学经典也随同汉文化学术通过图书刻本大量传到海外，其中日本、朝鲜等国就受到很大影响。
北宋是中国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发明了活版印刷术，学术兴盛，各种著作种类繁多，涉及的知识领域广泛，不仅当时的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农业、工业、医药、文学诗词以及佛经、道经等大量印刷，就是从春秋战国到隋唐五代的学术著作，也陆续出版。流传至今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资治通鉴》和《太平御览》等巨著，就是北宋时期编就的。北宋学术的繁荣带动了出版业的发展，而出版业的兴旺又促使学术进一步繁荣。那时从城市到乡村都开设有书院、学馆。这与出版业的兴起，经典和教本大量印刷,方便传授，有很大关系。
在西方，活版印刷的发明是在欧洲手工业和商业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而活版印刷的出现，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又促进了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活版印刷对当时欧洲宗教的改革和传播发生过重大作用。马克思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作了很高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 427页)活版印刷的发明使宗教改革的教义和《圣经》大量印刷，从而使新教的扩大传播成为可能。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殖民地的建立，欧洲的文化也通过出版物传到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
新的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由于活版印刷物大量出版发行，启示着人们进行深入的探索。在中世纪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先进科学思想的传播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当时新的科学著作常常遭到神权的野蛮干涉，一些科学家受到教会的监禁和杀害，其著作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焚毁，但是真理终归是真理，他们的著作受到人们的欢迎，越印越多，越传越广，日益促进人类思想的进步。14～16世纪，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通过出版物的传播，冲破了神权思想的束缚，为文艺复兴扫清了道路。
16～17世纪的欧洲,工业部门出现了许多新技术、新发明和新创造，交通运输日趋发达，造船技术与航海术有长足进步，科学家对天体运行也有了新的认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这些发展，得力于活版印刷术的发明。当时，进步的造纸技术与活版印刷术相结合使新的科学著作与信息得到大量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
代表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经过出版物的传播，唤起千百万人为推翻旧制度而进行斗争。欧洲启蒙思想家以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为代表，他们的著作广泛传播，为推翻封建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狄德罗通过编撰《网络全书》把启蒙思想家团结在一起，以《网络全书》作为宣传反对经院哲学、神权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工具。他们被称为“网络全书派”。正是这些先进思想的传播带来了急风暴雨式的法国大革命。雄壮的马赛曲的歌声通过出版物传遍全世界，直到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向旧势力作斗争。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人类彻底解放开辟了新纪元。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写了《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广为出版发行，震撼了全世界。1867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问世，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的著作出版。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出版物的媒介扩大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开始，列宁主义通过出版物影响俄国和整个世界。列宁首先出版报刊和小册子，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这些出版物成为团结和指导工人和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的武器。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对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宣传进步思想的报刊在中国大量创办。1920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广为传播，为他们迎接新的革命斗争作了思想准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为革命而呼喊。当时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家，通过创办刊物，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鼓动群众进行斗争。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出版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出版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为积累和介绍科学文化知识作出了贡献。科学发明都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实现的，而科学家知识的增进和信息的取得，又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出版物具有这样的特性：把前人的科学技术知识用简明的方法加以总结归纳，为人们学习、创新提供基础知识。古往今来，社会的文化教育通常是从图书学习开始的。图书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且可以使人们用最廉价的方法取得生产、生活和科学知识。出版所以能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是由于图书所凝结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果。图书在沟通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世界市场日益扩展以及出现新的传播技术的条件下，人们若要系统了解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情况，还是需要通过出版物去了解，从众多的图书和刊物中获取资料和信息。出版物是人们不断取得信息的重要源泉。
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出版物为媒介，对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的影响不容置疑。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迅速提高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水平，通过出版物的媒介，引进世界上新学科、新技术和新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并将取得重大成果。
商业出版活动存在于我国古代出版体系的各个阶层，而最具代表的是书坊刻书体系。坊刻以其敏锐的市场
眼光、灵活的经营手法、独到的读者服务意识而独树一帜，其刻书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广泛、从业者之众多、经营手段之多样，令官刻、私刻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有了书坊刻书才有了我国古代出版业的兴盛与繁荣。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读者服务意识贯穿了商业出版的整个经营活动；推销图书产品，占领图书市场，树立自身形象，无不以读者为着力点。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经营活动，对正确评价古代出版商的历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读者服务工作，应是不无益处的。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市场意识了解读者，从读者的文化需求出发，决定图书的选题、出书品种，是历代出版商的经营思路。书坊刻书通常被认为是“旨在牟利”，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读者购买力的支撑。因此，书坊出书的品种繁多，经史子集、历书、医书、类书、阴阳、童蒙读物、科考用书无所不包，读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选题。在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达到了“射利”的最终目的。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曾经说过：“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黄发达的大国，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因此，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较滞后，至今还处在学科建设阶段。我国古代以来典籍浩繁，目录、版本之学和图书史、印刷史等发展较早，往往含有编辑史、出版史的重要内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很有价值，但还不是编辑出版史的论著。上世纪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可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界简史》(杨寿清著)，作者显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响，在创作意图上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内容并不完整，篇幅也较单薄，但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史问世，是有历史意义的。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在建设初期，出版家张静庐在出版总署任职，他首先重视出版史研究工作，独力搜集史料，开创性地编辑、注释而成的八大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3]。该书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资料，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注重革命进步材料，又由于陆续搜集编辑，出版时间分散，读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张著开风气之先，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没。
20世纪下半期，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走过起伏、曲折的发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残和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版业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复、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征程。出版界经历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蕴藏着一股研究出版理论(包括编辑史、出版史在内)的热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颁布，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重要纲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机构等。从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角度来看，就大大地调动了业内有识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纷纷从总结出版历史经验、撰写出版回忆文字入手，进入研究编辑史、出版史的行列。
差不多在此前后，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乔木于1984年10月为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给教育部写信[5]，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立编辑专业开始，全国陆续有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等不少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以及出版研究所，并设置“中国编辑史”或“中国出版史”课程。这些措施，对于聚集专家，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显著的效果。比如已经有一批出版史的硕士、博士论文，有的还得到正式出版。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编辑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教学和创作人才。这支研究队伍是由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和相关科研部门热心编辑史、出版史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值得高兴的是，这支研究队伍尽管并不很大，但它的特点是在志同道合、取长补短、团结合作、携手前进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人士学术研究的基本力量。上世纪最后20年内的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都是与这支研究队伍学术勤奋、辛劳开拓的努力分不开的。
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87年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先后成立，在组织、推动编辑史、出版史以及党的出版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湖南大庸(1989年)、山西太原(1991年)召开过两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涉及太平天国出版、清末官书局、基督教在华的出版活动、民国时期的出版、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党领导下的国统区的进步新闻出版，还包括少数民族的出版，出版人物研究等。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讨论，有助于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动。两次会议都出版过论文选编。1991年中国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优良传统问题”列入科研计划(被纳入新闻出版署科研计划之内)，成立了课题研究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得到出版界与高校编辑出版教育界等的共同参与，并在第七届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上，集中研究、总结和讨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出版优良传统的正确方向、重大意义和根本目的。袁亮在《发扬出版优良传统，促进出版改革开放》一文中说：“我国近现代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上百年，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从空间上看，包含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的出版事业，其中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出版单位，如商务、中华、三联、开明等出版社；从事业性质上看，既包括进步的出版事业，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的出版事业；从出版界的成员来看，不仅包括数以万计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也包括一大批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其中有些还同时是政治家、文学家、理论家、科学家、教育家等等；从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不仅对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今天来研究、总结如此丰富的出版优良传统，其意义是重大的，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1992年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后，也很关注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究。先后在武汉(1993年)、南京(1999年)、温州(2000年)分别召开过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讨会。这三次会议参加的学者专家和研究工作者人数比较少，主要是交流研究心得，在温州会议上则集中回顾了近百年的出版历程，并对百年出版的分期、百年出版的成就、近现代著名出版家、出版机构的贡献以及百年出版对当今出版业、出版研究的启示等，各抒己见，进行交流和讨论[9]。在会上有的专家继续呼吁要加强出版史的研究。可喜的是，由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一部八大卷、400多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作正在进行。这是由教育界、出版界和有关学者专家集体讨论、分工编写的大型出版通史，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项繁重的基本建设工程。启动编撰出版通史的信息，已经受到日本、韩国等出版研究界的重视。
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和有领导的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的办法，对于推动编辑出版史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应该提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省市编写新方志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志”的编纂。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有：《上海出版志》、《江苏出版志》、《江西省出版志》、《陕西省志·出版志》、《安徽省志·出版志》、《河北省出版志》、《山西出版志》、《湖北省志·新闻出版》等。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从1993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北京出版史志》，分辑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辑。天津、河北、浙江等省市也出版过有关本省市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还应该提到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四种书：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方厚枢著《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为第一部教材、由肖东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上述四种出版史，各有特点。宋、李著作认为，“中国出版史的著述，不只是要忠实地描述若干历史现象，而是要总结出其中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根据这一创作思路，宋、李著作力图探索出版发展规律，作宏观式的描述；摆脱书史、印刷史的一般写法，对史料作了新的编排和处理。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是上海学者的集体研究著作，着重论述重要出版史实和出版家的活动，以材料见长，书中的书影、人物等插图有60多面。方厚枢早在1980年就在《出版工作》(《中国出版》的前身)上连载过《中国出版简史》，后来修改增订结集出版时用了《史话》的书名，其实也是一部持论公允的出版通史(下限至1989年)研究著作，附录《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图书出版》和《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是一大特色。有日文译本出版。肖东发主编的高校编辑专业的教材，力图把编辑史和出版史融为一体，从取材到体例都有一定难度，是具有开拓性的。
上世纪90年代，也是地区出版史研究硕果纷呈的年代。除了有大量的地方出版史料外，还出版了一批革命出版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严帆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周天泽、周岩、王仁主编《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地区出版史著作有：《西北大区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白玉岱著《甘肃出版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学林著《安徽出版史叙论》(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值得高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出版界来往频繁，相关资讯和书刊的交流日多。多年研究台湾出版、版权贸易的辛广伟，有志于撰述台湾出版历史的专著，在得到台湾出版界多方的协助下，广搜资料，悉心研究，三年有成，终于写出了40万字的《台湾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比较系统地对台湾近200年来特别是光复以来的图书、报刊、音像出版和印刷、发行、著作权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论述，并附有书刊、人物和事件等照片。它的出版，无疑填补了研究台湾出版史专著的空白，必将对进一步研究台湾、香港、澳门出版史产生促进作用。
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馆史、社史研究的开展，出现新的面貌。商务、中华是我国近代出版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老店”，它们都有编写自己历史的传统，成立了研究编辑小组。198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90周年时，陈原主持编辑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这本大事记在编写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创新，突显了出版与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一年是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印了《回忆中华书局》(上、下册)。中华书局在成立80周年时还出版了纪念论文集《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92年)和《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1992年)。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选录京、沪两地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118篇，加上未发表的132篇文稿，约50万字。此外，太原、上海两地还出版过解放前有影响的如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资料，如《开明书店纪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

❽ 求一篇关于著作权或版权的论文，2000字左右，要有参考文献

试论著作权的继承
杨唐勇

（ 广东培正学院 法学系，广东 广州 510830）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420

著作权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近代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历史不很悠久。当著作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以后，著作权继承也逐渐在各国法律中确立下来了，我国也不例外。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有许多特殊之处，因而，对有关著作权继承问题的探讨也就显得很有意义。本文试图对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特殊性、法律的适用以及实践中具体操作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

著作权的继承是指根据著作权人的合法有效的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或其它继承方式，在著作权人死亡时，将其所有的著作权移转给继承人享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从各国的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来看，著作权通常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部分。其中，前者与著作权人人身的存在不可分离，不具有可转让性，不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对于后者，由于这种财产权利与人身可以分离，具有可转让的性质，各国通常在其著作权法和继承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死亡后，其生前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依法由其继承人继承。因此，在本文论述的著作权继承的法律关系中，仅仅指著作财产权继承这部分内容，而不含著作人身权这部分内容。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都承认著作权的继承制度，并在著作权法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

著作权成为继承的客体，其理论基础何在呢？

首先，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具有财产属性。从著作权客体来看，它是以某种客观存在的具体形式体现出来的创造性的智力创作成果，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作者智力创造性劳动的结晶。由于创作作品的作者付出的劳动通常都不是一般的简单劳动，而是能创造出较高价值的复杂劳动，这些劳动创造的价值均凝聚在作品之中。因此，作品是一种凝聚了一般人类劳动的劳动产品，必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转让，和其他知识产品一样都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的无形商品。

其次，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著作财产权是一种财产权，可以与其主体相分离，从而可以转让。对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世界各国有关著作财产权转移的立法理论。各国对著作财产权的转移存在着不同的立法理论。大多数国家采纳著作权“二元论”的观点，主张将著作权分成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彼此相互独立，认为著作人身权不能转让，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从而可以被继承。也有一部分国家采纳著作权“一元论”的观点。例如在德国，该国著作权法学者认为著作权是由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著作财产权的转让，必然涉及著作人身权的转让，由于著作人身权是不可转让的，因而著作权也就无法转让。该理论有碍于版权贸易的发展，于是，学者们又设计了一种“创设转移”或“创设继受”的理论，从而使得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最终也可以被继承。可见，无论是采用“二元论”理论的国家还是采用“一元论”理论的国家，其著作权立法或继承立法都普遍承认著作财产权可以作为继承的客体。[2]

著作权的财产属性以及它具有的可转让性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成为继承的客体。从民法学的理论来看，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继承的客体也就是遗产，判断某一客体能否成为继承客体，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遗产通常必须具备的如下特征：第一，遗产是公民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财产性。第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第三，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并且是依法能移转给他人所有的财产，具有个人专属性和可流转性。第四，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合法性。从我们前述分析中知道，著作权的客体符合了遗产必须具备的特征要求，因而，在遗产的具体范围上，各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通常都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规定为属于遗产的范围，能够成为继承的客体。

我国充分借鉴了世界各国继承立法和著作权立法的经验，在继承法和著作权法立法过程中，均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于公民死亡时由其继承人继承；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也审结了许多涉及著作权继承纠纷的案件。例如，冯雏音等八人诉江苏三毛集团侵犯著作权纠纷案；[3]裴立、刘蔷诉山东景阳岗酒厂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案；[4]……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法院均肯定了作者的继承人依法享有被继承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包括对作品的使用权、许可使用权、获得报酬权等；对著作人身权，继承人只能给予保护，而没有继承权。

二、著作权继承的特殊性分析

（一）著作权主体的特殊性

著作权的主体是广泛的，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和其它组织，甚至可能是国家（例如我国）。但是，能作为遗产成为继承客体的著作权，其主体只能为自然人，这是由继承法律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继承法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生于自然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承受关系。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作为著作权人，发生变更、解散、撤消或终止法律关系时，其著作财产权在法律规定的保护期内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由国家享有，但这不是继承。因为法人和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被继承人，因而不产生继承法律关系。只有自然人死亡时，其著作权才能成为该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由此可见，著作权的可继承性仅限于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个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在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死亡后，可以由其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继承。[5]

（二）继承期限的特殊性

作为继承客体的著作财产权，各国著作权法普遍规定了一定的保护期限，超过了有效保护期，该著作财产权就终止，这种智力成果也就进入公有领域，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该保护期通常包括著作权人的生存期间和死后一定期间。目前，在世界各国的著作权立法和国际著作权立法中，对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25年，如波兰；也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75年的，如德国；还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80年的，如西班牙；甚至还有长达99年的，如科特迪瓦；但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为50年。这决定了继承人所继承的被继承人的著作权也有期限限制，只能限定在著作权人死亡后有效的保护期内。

（三）继承数额的不完全确定性

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其价值是不确定的。它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物质财富，必须经过物化过程才能产生一定的物质财富，通常要通过对作品的使用才可实现其价值。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是发表作品，从而可获得稿酬；也可以是许可他人以复制、发行、翻译、改编、网上传播等方式使用自己的作品，从而获得报酬；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还将会不断出现，这都可能给著作权人带来财产利益。因此，著作财产权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无法完全确定的。在著作权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了其著作财产权，他也可以通过类似方式使用该作品，从而获得报酬。甚至将来出现新的作品使用方式，该继承人也可使用，只要在著作权保护期内就可以取得收益。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深及作者死后的几十年，这就使得被继承人生前拥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不能完全确定的，因此，继承人所继承的著作权在继承数额上具有不完全确定性。

三、著作权继承的法律适用与继承方式

各国著作权法或继承法都有关于著作权继承的规定。由于著作权继承与有形财产权继承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著作权继承当然也可以适用各国继承法中关于继承的原则规定。[6]不过，由于著作权的特殊性，许多国家并没有简单地援引其他单行法或民法一般原则来处理著作权继承问题，而是在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继承作出专门的、具体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在著作权法中特别指出民法中关于继承的某些一般性原则，不能适用于著作权继承。在这一类著作权法中较典型的，恰恰是在民法典中对继承的规定最为详尽的法国和德国。[8]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他享有的著作财产权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因此，在我国，著作权的继承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继承等方式。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当享有继承权的继承人为复数时，通常要进行遗产分割，最终使每一个继承人得到自己的遗产份额，由其单独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由于著作财产权与物的所有权不同，因而其分割的方法也有区别。一部著作、一幅画的著作权是不可能像粮食、布匹等物品那样按继承人数分成相等的若干份。因为著作权是无形的，对著作权载体的分割不等于对著作权的分割。如果将一幅画的载体分割成若干块，不仅不能分得这幅画的著作财产权，而且会毁了这副画的载体，也会毁了这副画的著作财产权。因为它再也不能以这幅画的价值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了。[7]因此，在著作权分割过程中，对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只获得了权利而没有取得实际财产利益的那部分，通常要等到实际财产利益实现时，其继承人才可以通过分割而实际获得。对处于这种状态的著作财产权，共同继承人应该保持一种共同共有关系。但是，继承人也可以通过将它折作价款归其中一人所有，而由他向其他共同继承人支付相当于他人继承时应分得的同等份额的价值以补偿其损失，从而分割遗产。继承人还可以通过向第三人转让全部著作财产权并获得价款的方式，从而进行实际分割。当然，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平均分割著作财产权的办法，若发生继承人中有人应多分、少分或不分等特殊情况时，则应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区别对待。此外，由于著作财产权价值的不完全确定性，各继承人可结合著作财产权进行价值评估，以免日后产生更多的纠纷。

参考文献：

[1]王利民主编，《知识产权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2]参见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2页。

[3]唐德华主编，《知识产权案例实录与解析精要》，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4页。

作者简介：杨唐勇，男，江西泰和县人，广东培正学院法学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

❾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和基本史料有哪些

第一当然就是史书了，中国历代都有写史的传统，比较权威的就是二十四史。
第二就是古物了，古物就是活着的历史，尤其是一些书画。
想要深入研究的话，基本就要考古了

❿ 有关中国法制史的外文文献名称

科举 宫崎市定 秋田屋 1946年

法家的实证主义 田中耕太郎 福村书店 1947年

东洋的家与官僚 生活社 东洋文化研究会议 1948年

近世中国宗族研究 牧野巽 日光书院 1948年

中国家族法论 滋贺秀三 弘文堂 1950年

史学指南 宫崎市定(编) 东大东洋史研究室 1951年

中国法制史 仁井田升 岩波书店 1952年

东洋法史要 岛田正郎 三和书房 1952年

中国农村家族 仁井田升 东洋文化研究 1952年

中国人家族制度研究 大山彦一 关书院 1952年

元典章索引稿 佐伯富 京大人文科研 1953年

中国族产制度考 清水盛光 岩波书店 1954年

中国社会的法和伦理 仁井田升 弘文堂 1954年辽制之研究 岛田正郎 三和书房 1954年

辽通条格 宪台通纪目次索引 东大东洋史研究室 1954年

宋代主要法制史料目录 东教大亚洲史研究会 1955年

东洋的法的历史 岛田正郎 三和书房 1956年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 宫崎市定 东洋史研究会 1956年

旧中国社会的仲间主义和家族制度研究 仁井田升 1957年

元典章索引稿续编 佐伯富 东大人文科研 1959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 仁井田升 东洋文化研 1959年

元典章索引稿三编 佐伯富 东大人文科研 1959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59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贸易法)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60年

秦汉思想研究 日本学术振兴会 1960年

古代中国的社会和国家 增渊龙夫 弘文堂 1960年

魏晋时代丧服礼研究 藤川正数 敬文社 1960年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及构成——二十等爵制的研究 西●定生 东大出版会 1961年

亚洲——历史和法 岛田正郎 启文社 1962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62年

秦汉政治制度研究 镰仓重雄 日本学术振兴会 1962年

中国的法和政治(中国法的历史·现状和理论) 福岛正夫 日本评论社 1963年

中国法制史考证 内藤乾吉 有斐阁 1963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法和习惯·法和道德)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64年

现代亚洲的革命和法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2 劲草书房 1966年

中国的风俗和法思想 增田福太郎 三和书房 1966年

中国古典与国际法 入江启四郎 成文堂 1966年

唐王朝的贱人制度 浜口重国 东洋史研究会 1966年

中国土地文书研究 天海谦三郎 劲草书 1966年

前近代亚洲的法和社会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1 劲草书房 1967年

中国的法和社会的历史 仁井田升 岩波书店 1967年

中国家族法原理 滋贺秀三 创文社 1967年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 筑山治三郎 创元社 1967年

六典所揭开元职员一览表 池田温 编者油印 1967年

皇明制书 山根幸夫解题 古典研究会 1967年

清国行政法索引 山根幸夫编 大安 1967年

支那法制史论丛 桑原骘藏 岩波书店 1968年

东洋法制史(序论·本论) 广池千九郎 广池学园出版部 1968年

中国思想史 山岛●马 创文社 1968年

韩非子的语言——唯物的法治主义国家论 近藤廉信 黎明书房 1968年

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 守屋美都雄 东洋史研究会 1968年

汉代礼学研究 藤川已数 风间书房 1968年唐宋法律文书研究 仁井田升 大安 1968年

以律令为中心的日中关系的研究 曾我郭静雄 吉川弘文馆 1968年

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 西村元佑 东洋史研究会 1968年

庆元条法事类 长泽规矩也解题 古典研究会 1968年

明代土地制度研究 清水泰次 大安 1968年

东亚政治史研究 卫藤沈吉 东大出版会 1968年

宋代科举制度研究 荒木敏一 东大东洋史研究会 1969年

御制大浩人名索引 明代史研究会编 1969年

东洋法史 岛田正郎 明好社 1970年

日本法和亚洲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3 1970年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小仓芳彦 青木书店 1970年

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 谷田孝之 风间书房 1970年

金律之研究 叶潜昭 著者刊 东大出版会 1970年

中国律令史研究 曾我郭静雄 吉川弘文馆 1971年

魏晋百官世系表(改订) 矢野主税 长崎大学史学会 1971年

中国政法思想和社会政策研究文献目录(1) 东一夫·吉田寅编 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政策研究会 1971年

日本中国古代研究(神判·誓盟的研究) 白鸟清 柏书房 1972年

大唐开元社(附大唐郊祀录) 池田温解说古典研究会 蒙古书院 1972年

中国法制史概要 布施弥平治 八千代出版 1973年

东西自然法思想 增田福太郎 佐野书房 1973年

法思想史论考——亚洲法制思想 增田福太郎 佐野书房 1973年

唐代租税研究 吉田虎雄 汲古书院 1973年

辽制研究 岛田正郎 汲古书院 1973年

清代刑法研究 中村茂夫 东大出版会 1973年

清代契约文书(书简文类集) 山根率夫解题 汲古书院 1973年

中国刑法史研究 西田太郎 岩波书店 1974年

唐代租庸调研究Ⅰ、Ⅱ、Ⅲ 日野开三郎 著者刊 1974年 1975年 1977年

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 森鹿三 同朋舍 1975年

均田制研究 掘敏一 岩波书店 1975年

清代重要官职研究 ●木野宣 风间书房 1975年

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金～清) 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编 东洋文库 1975年

中国古代的国家 贝●茂树 中央公论社 1976年

中国村落度的历史研究 松本善海 岩波书店 1977年

辽代官制研究 岛田正郎 创文社 1979年

中国法制史料第1辑(4册) 岛田正郎 鼎文书局(台北) 1979年

中国古代刑法研究 熊林实 著者刊 1971年

中国古代的家和国家——皇帝统治下的秩序构造 尾此勇 岩有书店 1979年

木简 大庭修 学生社 1979年

中国律令制及其展开——对周边诸的影响唐代史研究会编 1979年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 池田温 东大出版会 1979年

元代勾当官体系研究 牧野修二 大明堂 1979年

元典章年代索引 植松正编 同朋舍 1980年

法家思想源统 大●伴鹿 三信图书

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 川腾守 东大出版会 1980年

清末近代法典的编纂(东洋法史论集第三) 岛田正郎 创文社 1980年

均田、租庸调制度研究 铃木俊 刀水书房 1980年

补订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土地法·贸易奴——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法和习惯·法和道德)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80年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 日中民族科学研究所编 国书刊行会 1980年

明代蒙古史研究 ●原淳平 同朋友 1980年

中国的现代化和法 加藤—郎编 东大出版会 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