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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我们是千年文明古国,什么文明

华夏文明指华夏族所创造的文明。华夏也称“华”、“诸华”，又称“夏”或“诸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思是说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民族，还是边远地区的民族，都对周武王表示顺从。其中的“华夏”是指汉族的前身。
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1]、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2]、黄帝（轩辕氏）[2]、尧、舜、禹等时代[3]。后来的炎帝和黄帝为共主，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留下众多的文明遗址。
华夏文明以礼乐为制度、易经八卦、丹书朱文、上古汉语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一脉相传。
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
"华夏文明"中的"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5]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华夏”一词的本义即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可见，华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华夏二字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
文明思想
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易学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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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始祖
“华夏”，一般作为代称中国，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1]、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2]、黄帝（轩辕氏）[2]、尧、舜、禹等时代[3]。后来炎帝和黄帝为共主，相传在大约五千年前，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的华山与夏水之间分布着许多部落，比较重要的有后来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等。炎、黄两部落融合成的“华夏”，即为“炎黄子孙”。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的始祖。黄帝之后，最著名的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神禹、夏后禹、大禹。夏后大禹治水有功，取代了舜的共主地位，登基为天子，夏朝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文明王朝。[7]
“中华”一词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东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天文经星·中宫》）华夏、中国、中华，如今指的是我国全境，这三个词，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更深一层的价值在文化沉积方面。[8]
在周朝时，凡遵周礼、守礼义之诸侯，称为华人、夏人，通称为诸华、诸夏[9]。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夷”与“裔”作为四方。华夏又称中华、中夏、中土、中国。周朝时，依据《周礼》，华夏是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别是：东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
华与夏曾相互通用，两字同义反复，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如《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华”亦即“夏”。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华与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华夏”一词（华与夏的合称）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左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10]“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此即“华夏”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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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化汉服
可见，华夏（汉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华夏二字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11]
文明起源
华夏文明源自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华夏族父系Y染色体主体是O3及其支系,母系线粒体单倍群主要为M7c、F 和B4含其他支系。母系线粒体单倍群主要为M7c、F 和B4。六千年前，华夏学会了种植小米的农业技术。粮食渐渐充足，不再像游牧民族那样缺乏食物，使得华夏部落的人口很快的增长。于是华夏部落开始为生存空间而扩张，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夺土地，土地的争夺也发生在华戎之间。但是对华夏更有吸引力的是东方适于农作的肥沃土地。[12]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资料与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文明灿若星斗[13]。良渚古国遗失后，中原渐成史前东方文明中心[13]。
根据史书记载，华夏部落是黄河流域（河南一带）的最早居民，华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大地湾文化（甘肃天水一带）和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一带）。又于7000年—5000年前在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建立了仰韶文化。再于距今约4600-4000年在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地区建立龙山文化。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14]。
关于华夏文明（古代中原地区居民创造的文明）的起源时间，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标准一直认为是3000年前，中国学者虽然存有异议，但一直无法证明这一观点的错误。红山文物的最新研究结果和关于文明标准的定义，可以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年前。[15]按照西方对文明起源的定义，中华文明发源于3000年前。而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使得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一个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前推5000年，应是8000年前。[15]中华文明起源时间前推5000年，不应以青铜器为标准。[15]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和其他外来文明有了接触[14]。“良渚文化”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良渚距今约5300~4300年，大体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同处一个时代[16]。
华夏先民分为大大小小许多个部落，活跃于黄河中下游。其中比较著名的首领有燧人氏、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颛顼（黑帝）、黄帝、炎帝（赤帝）、帝喾（高辛氏）、有巢氏、祝融、伯益、舜帝、尧帝。其中炎帝和黄帝为共主。华夏在黄河流域留下众多的文明遗址。

Ⅱ 中国历史各朝代的军事特色 越详细越好,允许粘贴

军事资料各朝代兵制（很全了）

夏商西周兵制

夏朝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国家及其军队从此产生，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出现。经商至西周，奴隶社会的军事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夏朝的军事制度这一时期史料缺乏。据《尚书□甘誓》记载，夏王控制军队，其下有“六事之人”，可能表明夏王辖有分工不同的人员。这时已有战车，车上的成员区分为左、右、御。对作战人员还有奖惩规定。可见，随着国家及其军队的产生，出现了组织和管理军队的一些制度。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姘，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亚”、“马”、“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后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徵兵)，一次徵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臿”(《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虚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

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於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见图)。

西周的军事制度在沿袭商制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周初，王室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军权集中於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尚书□牧誓》)等官职，仍不分文武。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一般须听从周天子调遣。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战事则往往倚重一些诸侯国和贵族大臣的军队。

西周军队的士卒均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金文中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记载(《禹鼎》、《舀壶》)，表明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是师。但是，《周礼□夏官》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在金文和其他古籍中则未见有此类记载，据以推断，西周军队中可能不存在军的建制，也难於有这样规整的组织体系。

西周军队的主要兵种是车兵。战车一般由4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随车有徒卒，一般12人，车驰卒奔，簇拥前进。兵器仍用青铜制造，但比商朝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兼备戈、矛功能的戟和可刺可斩，便於近战的短剑。甲胄、干盾用皮革制成，缀以青铜泡，更为轻便，并增强了防护力。战马也装备了护甲。还规定有战前检查武器装备的措施。战斗中已采用旌旗金鼓指挥，要求行列整齐，攻伐协调，进退一致。注意了不轻易杀降和掳掠。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对西周建立强大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军事制度也具有深远影响。

春秋兵制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兴起，军事制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和一些诸侯、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和“自大夫出”(《论语□季氏》)。较大的战争几乎都由诸候国的军队承担。几个诸侯大国相继成为中原的霸主，代天子发号施令。

诸侯国的军队主要由公室军队、世族军队组成。公室军队多建於西周诸侯受封立国时。主要成员是“国人”中的士和农。士以习武打仗为主要职事，作战时充任甲士；农即庶人，除老弱残疾者外，所有成年男子都须接受军事训练，三季务农，一季讲武，每隔三年进行一次大演习。遇有战事，要随时听从调发，充任徒卒(步兵)，役期依战事的长短而定。奴隶一般没有充任甲士和徒卒的资格，只能随军服杂役。这时，卿大夫的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也仿照国都的制度在自己的封邑上，设置军队，即世族军队，其从军人员也以封邑及其周围的士和农为主。此外，某些较大的城邑还有“邑甲”，有的属於国君，有的属於卿大夫，是公室军队与世族军队的补充。

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车兵是主要兵种。各诸侯国兵力的强弱，往往以战车(见中国古代战车)的多少衡量。前期，诸侯国一般不超过1000乘，所谓“千乘之国”；卿大夫一般不超过100乘，所谓“百乘之家”。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晋国和楚国已各达到5000～6000乘，齐国和秦国也各有2000～3000乘，还出现了拥有近1000乘的卿大夫。每辆战车多由4匹马驾挽，一般配有甲士10人(包括车上3人)，徒卒20人。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随车徒卒有不同数量的增加。有的诸侯国及边陲少数民族国家，还建立了独立於战车之外的步兵。公元前719年，鲁、宋、陈、蔡、卫等国伐郑，“败郑徒兵”(《左传□隐公四年》)，这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录。公元前541年，晋军与狄人交战，因狄人用步兵，晋将魏舒“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左传□昭公元年》)，即临时拆散车兵建制，将五乘战车上的甲士改编为步兵三伍，这是中原诸侯国改车兵为步兵的一个典型事例。南方的楚、吴、越等国已建有一定规模的舟师，多用於内河、湖上，有时也出海作战。

各诸侯国军队的组织编制不尽相同。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管仲改革时规定：齐军五人为一伍，十伍(50人)为一小戎，四小戎(200人)为一卒，十卒(2000人)为一旅，五旅(1万人)为一军。据《左传》记载，晋军有伍、两、卒、旅、师、军的建制。楚军的车兵有“广”，晋军和郑军的车兵有“偏”等不同的编制。军队的粮草物资供给，平时由“司马”负责，战时士卒通常须随身携带数天的口粮，称为“裹粮”，并有随行车辆以备补充。到达某城邑或诸侯国时，则由该城邑或东道国供给。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军事制度进一步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晋、鲁、郑、楚等国先后在改革田制的基础上，“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量入修赋”等(《左传》僖公十五年、成公元年、昭公四年、襄公二十五年)，扩大兵役和军赋的来源；允许奴隶从军和充当甲士，“国人”从军的制度逐渐向郡县徵兵制演变；车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步兵的地位逐渐上升；军权向集权方向发展，文武开始分职等。但是这些变化，有的仅开始，有的仅表现出某种先兆，军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在战国时代完成的。

战国兵制

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封建经济迅速发展，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的君主竞相变法图强，攻伐争雄，军事制度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徵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的制度。“虎符”符身虎形，一般为铜制，分两半，有铭文。战国时期秦国国君颁发给杜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郊)的“虎符”上刻的铭文规定：右半在君，左半在杜，凡徵发兵甲50人以上，必须与君符会合。但有烽火报警，也可“毋会”君符而采取行动。国君之下，始设将军(楚国称上柱国)等专职武官，文武已明显分职。

各诸侯国主要实行郡县徵兵制，农民是主要的徵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徵集本郡、县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男子16或17岁“傅籍”(或称“傅”)，即进行登记，然后，根据国家需要随时应徵入伍，直到60岁才能免徵。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墓主17岁“傅籍”，第二年入伍参战，战争结束返回故里，后又再次应徵入伍。除徵兵制外，各国还兼行募兵制。招募之兵，经过严格的考选，多充军队的骨干和国君的卫队。如魏国考选“武卒”，要求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也是以较严格的考选办法招募的。凡中选者，都要进行长期的专门训练，并享受比较优厚的待遇。

步兵是主要兵种，骑兵和舟师发展也很迅速，车兵地位下降。步兵通称为“带甲”。《战国策》等文献有“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的记载，说明步兵的规模甚为庞大。骑兵有较大发展，出现了“骑万匹”之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原诸侯国改革旧制，发展骑兵的典型事例。舟师较为发达的有楚国等。秦国舟师的规模也很可观，《史记》记载，秦“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

军队组织往往和居民组织相结合。郡、县居民多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即“伍什之制”。伍什之上，秦有里、乡，三晋有连、闾。军队的组织与之相应。《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军以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五十人设屯长，百人设百将，五百人设五百主。《尉缭子□伍制令》记载，魏军在伍什之上，五十人为一属，百人为一闾。

兵器中，剑、戟、刀、矛、匕首等锋利的钢铁兵器迅速发展，强弓利弩大量使用。各诸侯国普遍建立了掌管武器制造的“府库”(即武库)，有的还负责检查武器的质量和上报的数量。各诸侯国都注重奖励军功，建立了军功制度。例如，秦国商鞅变法时，订有20等“军功爵制”，规定临战者不论出身贵*，只要杀了敌人就可晋升爵位；反之，如果没有战功，贵族也不能晋爵。

战国时代军事制度的变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战争规模扩大以及兵器质量提高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这种变化，不仅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也为秦、汉军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写作资料大全[全是转载] 第三十五章

秦汉兵制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军事制度是在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汉承秦制，又有了新发展。

军队的体制秦、汉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置於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负责全国军事行政的官吏，秦为国尉，汉为太尉，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战时临时任命将军统兵，秦有上将军和前、后、左、右诸将军；汉地位最高的为大将军，其下依次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诸将军。将军出征时常置幕府，作为参谋机构。在郡、县分置郡尉、县尉，协助郡守、县令掌管军事。东汉末，设州牧，是州郡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

军队可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京师兵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郎官由郎中令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内外的警卫。负责守卫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统领。汉朝的京师兵主要有南军和北军。中尉所领的屯兵驻於未央宫北，称北军；与之相对，由卫尉统领的称南军。南军士兵大多调自内郡，北军士兵主要调自京辅，均是一年一轮换。武帝时对京师兵作了较大改革，主要是精简南军，加强北军。南军原有2万人，减去一半。北军屯兵，除中垒外，又增置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共为八校，分屯於长安城中及其附近，平时守卫京师，由皇帝派员监领，战时以一部或全部随将军出征。同时，将中尉改称为执金吾，不领北军，只司御前先导和京城巡察。此外，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扩大郎官员额，增置期门、羽林等军。东汉时，京师兵沿袭西汉而略有裁并，将北军八校合为五营，置北军中候监领，末期多由宦官统领。

地方兵置於郡、县，一般由郡、县尉(亦称都尉)协助郡守或县令统率，平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听中央调遣。徵调地方兵，需以皇帝“虎符”为凭。西汉曾一度行分封制，分封的王国与侯国各自都有军队，王国之兵由中尉统领，侯国之兵隶属於郡。东汉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罢郡国都尉，后又下诏罢地方兵。从此，遇有战争，常派京师兵出征，或根据需要临时从州郡招募或徵发。

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为充实边防，汉曾大量移民实边，并行屯田，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时，边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的办法，屯兵备御。

军队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轻车(车兵)等兵种。大抵平原诸郡多编练骑士、轻车，山地诸郡多编练材官，沿江、海诸郡多编练楼船。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正是步、骑、车等兵种混合编队庞大阵势的生动展现。至汉朝，车兵逐渐被淘汰。汉朝军队的编制，据《后汉书□百官》记载，“大将军营五部”，部由校尉统领，“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长一人”。但据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和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部分左、右部或前、后部，曲分左、右曲或前、后曲，部、曲之下还有官(分左、右官)、队(分前、后队)、什伍等。上述文献与文物，对汉朝军队中、下级组织的不同记载，很可能是不同地区或军队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编制。

兵役制度秦朝沿袭战国时的郡县徵兵制。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的情况看，男子17岁“傅籍”，以后根据战争需要，随时可徵集入伍，到60岁才能免役。汉朝的兵役制度，曾有几次变更。据《汉书》记载，男子20岁傅籍，此后每年服劳役一月，称“更卒”。23岁以后开始服兵役，役期一般为2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称为“正卒”，另一年到边郡戍守或到京师守卫，称为“戍卒”或“卫士”。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2年兵役统称为“正卒”。如遇战争需要，还须随时应徵入伍，至56岁才能免役。秦、汉还常谪发已科罪犯或徒隶等为兵，称为“谪戍”。西汉除实行徵兵制外，还实行募兵制，武帝所置的八校，主要是招募而来。东汉罢郡国兵后，徵兵制渐衰，於是也依赖招募。末年，州郡官通过募兵，培植自己的势力，从而酿成群雄割据的局面。

军事训练制度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御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西汉军队除演练射御、骑驰、战阵之外，每年秋季都进行教阅，又称“都试”，并按成积优劣进行奖惩。边郡则常有太守“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汉旧仪》)，这种训练带有实战演习的性质。

军需供给军队的武器、铠甲、粮食、马匹，均由国家统一提供。国家设有专门的武库。汉朝设考工令负责兵器的制作，设武库令负责兵器的贮备、管理。有的郡国也设有工官、铁官，负责制作器械，并将它们输入京师。长安城中的武库是国家最大的贮藏兵器的中心。秦、汉时，铠甲已经制式化，均用金属制成，式样因兵种及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秦朝在京城设有太仓，在荥阳建有敖仓，贮备了大批粮食，战时有专官负责补给。汉朝还*屯田解决军粮的补给。秦、汉时大量使用骑兵，马政成为国之大政。秦朝制订了《厩苑律》等，对马匹的放牧、调教、管理均有规定。汉朝在奖励民间养马的同时，在北边、西边均置苑养马。景帝时有苑36所，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武帝时官马达到40余万匹，为骑兵的发展和对匈奴作战创造了条件。

秦、汉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汉朝大量屯田，为巩固边防和保障军队供给提供了条件，这些对於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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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ec940f0100phi2.html

Ⅲ china 的这个称呼的来历

欧洲一些国家称中国为“China”、“Chine”是源于
“秦”（Chin）。英文“瓷器”（china）一词则是由
“China”一词派生来的，而不是“China”是从“c
hina”派生的。说Chinese是“瓷人”完全是无中生
有，挑拨离间。随便问问你身边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就会得出答案。

Chinese硬译是“秦人”。就像早先的华人自称“唐人”，
绝不会有人说这其实是蔑称“糖人”。欧洲从罗马帝国时就知道
中国，那时中国是“大秦”。俄国知道中国比较晚，那时已经是
北宋。但和他们更临近的是辽。所以他们称中国“契丹”。把自
己称作“瓷人”的中国人是自取其辱，把中国人称作“瓷人”的
外国人是别有用心。问问任何一个说英语的人就知道，“瓷人”
在英语里叫“china dolls”。真正骂人的话是“C
hina－man”。听见别人这么称你再抗议不迟。至于称我
们“秦人”，虽然使巫婆、任丁他们显得更“正宗”，但没什么
不好。秦帝国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皇朝，当时世
界上最强盛国家。如果欧洲也是和俄国人一样到了北宋才知道有
个中国，管咱们叫“宋人”，那才真叫人气得肝儿疼。

至于字尾，加州人、德州人这些“外来户”倒是“an”结尾了，
也不知为什么当年参与美利坚立国的“Marylander”、
“New Yorker”、“New Englander”
就楞把好名都留给他们了。就连当年最被歧视非洲人，也得了“
African”的好名字，实在是颠倒了耶！
词语作为表达思想的载体，常常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留有
历史变迁的痕迹，“支那”一词的称呼也是一样。据考证，“
支那”原是“Cina”〔d�in�〕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
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梵文Cina进入不同的语言
中，其读音变化不大，译音是“China”、“支那”、“脂那”、
“至那”或“震旦”。根据对Cina的来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
含意也不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四种：1．认为Cina在梵
文中表示中国“丝”。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
中国丝（梵文Cina）指称中国；2．认为Cina是秦国的“秦”的
梵文译音，Cina的梵文含义是“秦国”，是古代印度人对秦汉
时期的中国的称呼；3．认为Cina在梵文中有“偏僻遥远”的意
思；4．认为Cina指羌族。

梵文Cina在印度出现后，向西方传播，经由中亚到欧洲，
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China”。罗马传教士卫
匡国在1655年最早提出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在China
一词出现前，欧洲对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来自Cina〔d�in�〕
的读音，只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稍有差异。梵文Cina向东方传播，
进入中国和日本，译音为“支那”、“脂那”、“震旦”等。
梵文Cina进入古代中国后，古代一般把梵文Cina音译为“震旦
”，但Cina（震旦）是外国人（最初是印度人）对古代中国的
称呼，中国人一般不这样使用。

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与中国自古有密切交往，日本
人使用汉字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受以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影响极深，日本在中世之前随着中国王朝的更迭，对中国的称
呼主要有“唐国”、“大宋”、“大明”、“清国”等。

Cina进入日本后，大多数音译为“支那”。日本辞书《广
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
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公元
1603—1867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19世纪中期之前，日
本人用“支那”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无意义上的
差别，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在1888年
印刷的日军必读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用“支那”指称中
国，并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但“支那”一词尚未直接与
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

日本社会开始用“支那”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
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
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
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
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
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
”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甚至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的荷兰字典中，对“支那”的解释是：“支那，即愚蠢的中
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他字典对“支那”的
解释也大同小异。

日本等外国用“支那”蔑称中国，在海外的华侨中引起强
烈反感。有些留学生和华侨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要再
用“支那”一词，改用“中国”，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
称谓的争论。1908年，印尼华侨曾向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
提出抗议，反对“支那”的侮辱性称呼。在中日签订二十一条、
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爆发了更为强烈的抗议“支
那”蔑称的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
要求不要把中国称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绝。到1930年，
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由当时的中
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
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
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
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
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
写NationalRepubic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
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从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
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
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叫成“支那
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
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
许再用“支那”这个名称。同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
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
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文件写道：“查支那之
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
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
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支那”逐渐变成死词，
不再使用。但日本社会上，至今仍有极少数右翼分子仍故意称
中国为“支那”；极个别人把面条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
的一些地图上把中国东海叫成“东支那海”（只不过把“支那
”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写），广大侨胞对此极为反感。有位在东
京开饭馆的侨胞为要求取消“支那”称呼，数十年如一日不懈
抗争，他在餐馆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愤写下敬白：“……如果
有人把中国叫‘支那’，将使我们回忆起日本侵略中国，侮辱
中国人的那段历史……”有人愤怒地质问说：把中国叫成“支
那”，如同过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JAP”，东方人把日本称呼
“倭”，为什么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还有人以孙中山过去曾用过“支那”称呼为自己辩解。
孙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支那”一词，
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支那”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但从19
05年后，“支那”的贬义逐渐浓厚，从此，孙中山就不再用“
支那”一词，而是用“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孙中山作为革
命者，他认为“支那”等同于清王朝，而“中国”则是他进行
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建立前称“支那”指清
王朝，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指京师、京都；后
来指汉族、华夏族居住地，当时中原汉族以外称为“四夷”，
“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汉族、华夏族居中，称“中
国”，即中央之国，是地理概念。大约到19世纪中叶，“中国
”一词才作为国家概念出现，辛亥革命才正式把中国作为国号
固定下来，1911年10月11日，革命军在咨议局议定13条重要方
针，其中第二条即为：“称中国为中华民国。”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
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新中国的正式

Ⅳ 东汉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着进步。 牛耕技术 牛耕技术在东汉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当时，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幺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在崔实的《四民月令》中，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2、手工业的发展 冶铁技术的改进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南阳冶铁工人发明了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迭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迭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迭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迭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迭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造纸业与漆器业 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发明，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其它如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公元25年－公元220年
生产的发展，南方经济水平的提高汉光武帝刘秀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38)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代汉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汉法的，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被略卖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饥乱被卖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汉“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又连续颁令：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西汉后期和王莽统治以来，“卖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复，奴隶问题的严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这些诏令，体现了农民战争对奴隶制残余的扫荡，也起了动摇青、徐、凉、益等州割据势力的作用。
光武帝对于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办法。东汉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问题，一开国就很严重。以光武帝为首的新的统治者本来是大地主集团，此时更是凭借政权，进一步搜括土地，占夺人口，都城洛阳地区和光武帝家乡南阳地区特别严重。但是在农民战争之后，腐败的政治有所更新，农民处境多少有了改善，因而农业和手工业得以向前发展。
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时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锸、锄、镰、铧等，数量之多，大大超过西汉。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小，较过去的犁铧坚固耐用，便于深耕。大型铧比较普遍，其他农具，一般也比过去宽大。东汉出土的曲柄锄和大镰，便于中耕、收获。回转不便的耦犁（二牛抬杠），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较轻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和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和铁铧犁。南方的蜀郡发展了蚕桑业。长沙、桂阳、庐江等郡，蚕桑业也在逐步推广。
黄河的修治，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时黄河决口，河道南移，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滥数十县。东汉初年，国家无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为了使自己的田园免除河患，乐于以邻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黄河以南的兖、豫等地人民，受灾达六十年之久。明帝时，以治水见长的王景和王吴，用堰流法修作浚仪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与王吴又率卒几十万修治黄河、汴渠。王景、王吴在从荥阳东到千乘（今山东高青）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势，开凿山阜，直截沟涧，疏决壅积；还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他们用这个办法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黄泛地区广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种。河工告成后，明帝把滨渠下田赋与贫人，不让豪右独占。
关东地区以至于长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鲍昱继续修整，用石闸蓄水，水量充足。南阳太守杜诗修治陂池，广拓土田。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境）引水溉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章帝时，王景为庐江太守，修复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境内得以丰稔。在芍陂旧址，曾发现一处东汉时的以夹草泥土修筑闸坝的水利工程遗存。江南的会稽郡在稍晚的时候修起了镜湖，周围筑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顷。巴蜀地区的东汉墓葬中，有许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间，连以渠道，这是巴蜀地区水利灌溉发达的实证。广东佛山也有水田模型出土。各地兴复或修建的陂湖渠道还有不少。
最晚到两汉之际，中国已出现了水碓，据说它在谷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践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东汉末年，出现了提水工具翻车、渴乌，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
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据《九章算术·衰分》命题，一亩产粟二斛，当符合东汉初年实情。《东观汉记》记载，章帝时张禹在徐县开蒲阳旧陂，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每亩产量在二三斛之间。汉末仲长统在《昌言》中谈及当时的农田亩产量和租率时说：“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所谓亩产三斛（斛指小石，一石合二市斗;亩产三石合每市亩产粟二百八十一市斤），比《汉书·食货志》所记西汉的亩产量高很多。如果是有水利灌溉的土地，产量即更高:“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史籍所记东汉户口数和垦田数都比西汉的最高数字略少，这是由于东汉地主隐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过西汉，不能据以判断东汉农业水平。
东汉初年，各地原有铁官多未恢复，不少人私自冶铁铸器。南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业。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县）的耒阳出铁，别郡的人常聚集在这里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章请求于耒阳置铁官，罢斥私铸，每年增加收入五百余万钱。章帝时曾拟全面恢复盐铁旧制，没有成功。和帝即位，正式罢盐铁之禁。从此各地私铸日盛。东汉铁器出土地点远比西汉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绍兴、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东汉铁器出土。这个时期，主要兵器全为铁制品，铁兵器外形也比西汉时期加大。大地主大商贾公开制造兵器，质量比官器要好。铁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也多有发现。这种种情况，说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说明铁的总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一项重大改革
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广汉、蜀郡、会稽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狼山（在今云南昭通）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广汉、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规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铜器，数量更要多些。朱提堂狼的铜洗，会稽的铜镜，历代出土都很多。铜镜远销国外，日本、朝鲜多所发现。此外蜀郡、广汉的漆器生产也有发展，出土漆器数量很多，也远销国外。北方各地品种繁多的精美丝织品，其质量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东汉末年，成都织锦开始发达起来。此外，出土东汉画像砖表明，巴蜀地区人民此时已经利用火井煮盐。
东汉时期，在官府手工业和官府工程中，大量使用刑徒劳动。此前，在秦始皇陵侧，汉景帝阳陵附近，分别有秦和西汉刑徒墓出土，但是墓地小，不能同东汉相比。洛阳城南的东汉刑徒墓，在已发掘的一小部分墓地上，就有五百多座。死者躯体上下有砖，刻有狱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内容。死者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可以想见他们生前所受的非人待遇。
东汉时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业仍然发达。首都洛阳在今洛阳市东，东西约汉六余里，南北约汉九余里，与今实测城周长一万三千零六十米之数相近。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东汉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豪强富室操纵了大商业，船车贾贩，周于四方，货物积贮，满于都城。他们还大放高利贷，所取利息可以和封君相比。这个时期，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卷进了商品流通范围。官僚贵戚凭借权势，不仅大规模地从事内地贸易，还从事西域贸易国外和贸易。窦宪曾寄人钱八十万，从西域购买杂□十余张；又令人运杂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市月氏马.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开始，东汉重铸五铢钱，其时商品流通量加大，而政府铸币能力却不够。货币数量既不能满足需要，质量又很低劣，所以市场比较混乱。整个东汉时期，缣帛和谷物都具有货币职能，在流通中起辅助作用。
东汉经济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水平显著提高，这在上述农耕、蚕桑、水利、铜铁冶炼、铜器制造和火井煮盐等方面都有表现。与此同时，北方人口显著减少，而南方人口却大量增加。据《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约略比较，扬州人口概数从三百二十一万增加到四百三十四万，荆州从三百七十四万增加到六百二十七万，益州从四百五十五万增加到七百二十四万。其中荆州的零陵郡增加了七倍多，长沙郡四倍多，桂阳郡三倍多。南方户口增加，除了本地孳生率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为东汉的编户。今云南地区当时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当即东汉时“徼外蛮夷内附”的直接结果。丹阳、豫章、长沙、零陵、桂阳等郡人口增长，自然与越人、蛮人成为东汉编户有关。桓帝时抗徐试守宣城长，把深林远薮中“椎髻鸟语”之人大量移徙县城附近，就是一例。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长，也是南方各民族社会进步和封建经济领域在南方逐渐扩大的表现。南方经济的发展，使东汉后期得以屡次调拨荆州、扬州的江南各郡租米赈济江淮地区和中原灾民。明帝永平年间，东汉王朝发徒两千人，重开今宝鸡与汉中之间的褒斜道，并在沿途修建驿亭桥阁，便利了益州与中原的交通。据《华阳国志》记载，东汉府库充斥西南财货，朝廷也多西南人才，可见益州同扬州、荆州一样，在东汉的政治、经济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过益州富在蜀郡，巴郡则还相当落后。
光武帝对豪强地主武装的妥协封建经济的发展，在西汉后期导致了豪强势力的扩张。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南阳郡和河北诸郡响应刘秀的人，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强地主。刘植、耿纯以私兵随刘秀，成为东汉开国勋臣，他们在病危时都指定子侄代统营众，不愿放弃私家武装。在农民起义军所至的地区，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待机渔利，如刘秀母舅南阳樊宏作营堑以待刘秀；京兆第五伦聚宗族邻里依险阻固，抗拒赤眉；南阳族姓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观望等待。这些豪强地主都先后归附刘秀，成为刘秀的有力支柱。
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强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土，抗拒政令。例如建武初年，赵魏豪右到处屯聚；清河大姓赵纲起坞壁，缮甲兵，为害一方；北海大姓夏长思囚太守，据城池，等等。这种人既不愿放弃自己割据乡土的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尽量采取安抚的手段对待他们，企图以官爵相诱，不战而使他们降服。建武二年（公元26），冯异代邓禹取关中，刘秀告诫冯异不要用略地屠城的办法，要力求作到平定安集。他还具体指明，营堡降者，遣渠帅谒京师，散小民归农桑，坏其营壁使不能复聚。冯异如令而行，平辑关中。
但是在东汉建国以后的十余年中，兵长、渠帅的活动迄未停止。他们散在郡县，威福自行，权势胜过官府。小民得罪天子，不过身死，得罪这些兵家，往往要灭门绝族。在光武帝的军事压力下，这些兵长、渠帅各生狐疑，他们彼此联系，拥众戒备，长期不散。所以，尽管全国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地方豪强势力仍然嚣张，东汉统治还不巩固。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采取了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强，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农民被驱聚田中，遮道啼呼。光武帝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诸郡守十余人。接着，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到处攻劫，杀害长吏。郡县出兵追讨，他们就解散，郡县撤兵，他们又屯结起来。这实际上是大姓兵长对度田的抗拒。光武帝发兵威胁他们，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它郡，赋田授廪，割断他们与乡土的联系。经过这次斗争后，豪强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形势相对缓和了。度田与案比（案户比民）的制度，在形式上成为东汉的定制，但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度田以妥协告终，豪强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广大农民生活痛苦，怨气满腹。在这种情形下，光武帝忧心忡忡，甚至不敢贸然举行封禅大典，说是不敢“欺天”。
明、章、和帝时，社会经济虽然向上发展，但农民弃业流亡，“裸行草食”的现象依然存在。明、章、和帝不得不屡下诏令，以苑囿地和郡国公田赋与贫民耕种。有时还要给予种粮，蠲免租赋，以缓和农民的不满。大地主的田庄豪强地主虽然有很多人经营大商业，船车周于四方，但是他们势力的基础，是他们的大田庄。光武外祖南阳樊重的田庄，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田庄里种地三百顷，还放牧养鱼。田庄经营丝麻手工业，自制各种器物，据说“巧不可言”。田庄内部“闭门成市”，基本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仰赖田庄外面的市场。在出土实物方面，四川各地的画像砖，刻画着地主宅院外面的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山东滕县宏道院的画像石，则表现了地主田庄中冶铁的情景。这些资料，说明地主田庄经济力量的强大和很高的自给自足程度。至东汉后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他们可以荫庇自己的宗族、宾客作为依附户，依附户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服徭役。
东汉后期，《四民月令》一书，是地主经营田庄的家历。从书中所记的种植时令看来，它主要是根据中原地区特别是洛阳一带的田庄情况写成的。《四民月令》的资料，说明地主田庄中种有许多种类的谷物、蔬果、竹木、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织缣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药、酿酒醋、作酱等手工业。田庄主为了盘剥农民，除了放贷以外，还在各种产品的收获季节分别收购这些产品，而在农民需要种子、食物、绢布的季节把这些物品卖出去，以图获取高利。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间天暖时购进农民御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时卖出，从中取利，可见地主盘剥农民无孔不入。这些也就是上述樊重田庄“闭门成市”的一部分具体内容。
田庄里被剥削的劳动者，是贫苦的宗族、亲戚和宾客，其中宗族占重要地位。一般说来，他们多是田庄主的依附农民，但依附程度不等。每年腊月，地主选配人力，安排田事，让农民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春冻一解，繁忙的农事正式开始，直到隆冬为止。农事稍闲的时候，农民还要为主人修理沟渎，葺治墙屋。田庄主人对依附农民榨取实物地租，这种地租，按东汉初年马援在苑川役属宾客之例，是地主与田户中分。如果加上劳役部分，则剥削率就要更大了。河南密县出土的一种画像石，所表现的可能是地主收租的情景。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墓的壁画，再现了墓主的政治经历，也描绘了田庄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汉墓所在的定襄郡当时虽为边郡，但壁画所示的农桑畜牧情况，同《四民月令》中所述中原田庄相差无几。
地主在一定的时节按不同的亲疏关系“赈赡贫乏”，“存问九族”，“讲和好礼”。樊重在田庄中，据称也是“赈赡宗族，恩加乡闾”。这样就使封建剥削关系蒙上一层宗族“恩纪”的色彩，能够更有效地束缚农民。东汉时修成的《白虎通》一书，从意识形态上反映了宗族统治秩序。
拥有大田庄的大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河北无极县的甄氏族墓，上起两汉之际，绵延五百年。陕西潼关县的弘农杨氏族墓，自杨震以下历数代之久。安徽亳县曹氏族墓，包括魏武帝曹操先辈多人。与家族势力发展相应，厚葬习俗盛行。子孙为先人修墓，都极力经营墓室，多埋珍宝、人俑、车马，用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加以装饰，并且广建祠堂。当时的一些著作重视氏族源流的考察和记录，王符《潜夫论》有《志氏姓》，应劭《风俗通》有《姓氏篇》，与司马迁所见上古的《帝系》、《世本》、《谱牒》等记载帝王、诸侯、大夫世系者性质不同。这也是大族势力发展的反映。
据《四民月令》记载，大地主的田庄里，还拥有一支私家武装。每当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将临时，地主纠集一部分农民，在田庄里“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准备镇压可能出现的农民暴动。樊重田庄拥有“兵弩器械”，也说明存在着一支私家武装。出土的一些东汉时期的陶制楼阁、院宅模型，带有围墙、角楼、望楼、飞桥，具有军事性质。前述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亦于宅旁绘有望楼。持武器守卫于这类建筑物内外的武士，自然都是地主的私兵。还有一些东汉农夫俑和持盾武士俑，两者衣着相似，都佩戴环首大刀，表现了依附农民和私兵身分的一致。
据《四民月令》看来，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设的，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的，这与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岁月不解”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这种私兵是维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实现国家镇压职能的补充力量，这与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公开割据反抗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这种私兵既然是封建经济的产物，在一定条件下它就可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武力，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骤然出现，其根源就在这里。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东汉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而是作为地租为豪强地主所攫取。所以对于东汉王朝说来，经济的发展，不是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封建国家的强大和统一的巩固，而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
参考资料：http://www.wenwuchina.com/episteme/list6/detail122/34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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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古代农业发展历程

中国农业发生于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在长达八九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农业曾经有过许多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创造，但也经历过漫长的停滞时期。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农业日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农业才结束了停滞的历史，进入了发展较快的新时期。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显著改善，产量水平迅速提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中国经济改革序幕之后，农业生产的这种停滞状况才得到根本性改变。1982年11月，全国实行承包制，农村经济新的格局全面建立。尽管近3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挫折，日见减退，中国以仅仅相当于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几乎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说明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教育与科技事业也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据中国农科院估算，我国农业总产量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由1972—1980年的27%提升到1981—1985年的30%～40%。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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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求冉闵的全资料

冉闵
冉闵（卒于公元352年6月1日），汉族，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是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冉魏的开国君主。冉闵为今人所广为知闻是屠杀胡人的命令，即杀胡令。

冉闵出身于当时名震天下的乞活军, 乞活军当时已归顺后赵,冉闵参与了石虎攻打鲜卑和西羌及平服匈奴余部的战争,建立了军功，被石虎收为义子.在石虎后期,利用手中军权,将后赵帝国的粮食散发给汉族饥民,收买人心.石虎死后,靠四十万汉人尸肯修建起来的后赵皇宫发生不明原因的火灾(襄国宫殿倒时明确史料为冉闵所炼烧死),大火烧了一个多月.冉闵借此机会,放出石虎从全国各地的抢掠十万汉族妇女,很多人已经无家可归了,冉将之许自己的部下与高力汉族卫士,收卖人心.

当时“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残留的汉人，为了免于屠杀，纷纷筑堡自卫，与胡人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人认为的“坞堡遍地都是”，当时的北方壁堡也要相隔百里才有一个。
按鸣沙屈出土的《鸣沙石室佚书》记录：“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四十。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由此推测当时北方的汉人最多不过四百万左右。

冉闵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后赵(羯族所建立)后,利用当时汉人对胡人的刻骨仇恨,一次次煽动胡汉纷争,弄的天下大乱,数百万胡人在他发起的战争中死于非命,汉人死者亦不计其数.他发布了的<杀胡令>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汉族主义暴发的<讨胡檄文>,冉闵当时致书北主各地,号如汉人起来屠杀胡人. 冉闵还向东晋政权致书联合抗胡，软弱的东晋政府没有答应。

公元349年五月，冉闵扶立傀儡石遵，使其“杀世自立”。石冲闻之，帅戍守幽州的兵士合兵十余万胡军南下，被冉闵等歼灭于平棘，冉闵俘杀了石冲，为消灭胡人的有生力量，冉闵坑杀被俘降军三万余人；冉闵要求石遵“正式”让位予他（类似于汉魏晋之间的惮让），石遵当然不原将祖宗的基业让出；

公元349年十一月，冉闵杀石遵，胡族势力激烈反抗，冉闵尽杀胡人十余万，中原大乱。（《晋书》志第三）。同一时间，冉闵改后赵国号为卫，易姓李，立傀儡皇帝石鉴，以图挟天子令诸侯（后赵全国当时到处都是手控重兵的胡将，可惜此举并不见效）。关中的赵乐平王石苞自关中率大军东讨冉闵，后被冉闵杀；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夜受石鉴书诛闵，亦被杀；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参与诛杀冉闵，也被冉闵所杀；姚弋仲、蒲洪等连兵，移檄中外，号召天下胡人杀掉冉闵.....

冉闵看到各地的胡将都不听命于他，与之为敌，石鉴背后计划除去他（石鉴被闵杀时在位一百零三日）。冉闵攻斩了石鉴叫来杀的的孙伏都三千羯士等人，纵兵屠杀，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冉闵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仗者斩。”和“近日孙、刘构逆，支党伏诛，良善一无预也。今日已后，与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结果方圆百里的汉人都跑了过来，胡人全部离去。冉闵看到胡人终究不听命于已，亲自带兵在邺城周围屠杀胡羯二十几万人。

冉闵还下达<杀胡令>外，致书各地号召北方汉人起来屠杀胡人。于是，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迁入中原的五胡六夷死者不计其数,很多汉人也被误杀,特别是山西南部的血腥报得中,很多长的像姜氐的汉人也被当作胡人杀死.

冉闵立国仅三年,没有一个月不与众胡联军大战,死者不计其数.有史可查的冉闵杀人记录有:冉闵攻打胡酋张贺度，斩二万八千首级;斩匈奴刘显带的胡羯军三万余级等。由于冉闵的王朝时间很短。大臣多自杀殉国。没有人给冉闵写书立传。后来统治北方的几百年的的鲜卑北魏的史学家把冉闵大骂一顿。在史书上没有几个人为冉闵正义直言。并未被史家列为十六国之一。

冉闵要求各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各胡路上相互杀掠,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十止二三,造成数百万人死于途中.冉闵的做法造成了十六国时期的一次最大动荡，避免了北方汉族被消灭的危机。

冉闵，初为后赵国君羯人石虎部下将领，并为石虎养子，遂改姓石。昌黎大战中，少年冉闵首次出场，史载后赵诸军尽溃，唯游击将军冉闵三千汉军独全。此战后，冉闵成名，被石虎提拔为北中郎将，参加了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事（当时北方燕代之地，后赵镜内有内迁的丁零，乌恒，夫余等各族各部，时常有叛乱，外有慕容鲜卑常发兵寇边。）冉闵在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斗中屡立奇功，拔擢高位，威震华夏。

当时羯胡暴孽，残害汉民。后赵皇帝石勒统治时，为使胡人人口超过汉人人口，北方汉人被大量屠杀。石勒规定汉人被称作“奴仆下才”的同时，要尊“胡人”为“国人”，违者斩。石勒规定胡人可以任意索取一般汉人的东西，汉人不得反抗辱骂胡人，甚至他的开国汉臣也常被抢。石勒死后，羯人石虎杀光石勒的子孙。比石勒更残暴百倍的统治北方汉人，石虎本已有多处宫殿，又在长安、洛阳、邺城、襄国等地广修新宫，汉人劳工死者不计其数。一次性抢掠汉族民间少女五万（石虎征四万多人，石虎的儿子又背着他征一万名汉族少女）。石虎无休止的发动战争，强征五十万汉人造甲，十七万汉人造船，折磨饥饿至死者三分之二。胡族豪强们除了行军打仗外，在和平年代也常以人肉为食，要求孩子也跟着他们学。石虎经常去大臣家里强奸掠来的“鲜货”，将少女人头作“艺术品”，甚至连尼姑也不放过，经常和大臣一起吃尼姑肉。其间人民的反抗，均被血腥镇压，死者不计其数——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邺城，当时成汉的使者见到沿途树上挂满被吊杀的汉人，城墙上挂满汉人人头，尸骨则被做成“尸观”。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十余年内北方汉人从数千万锐减至四百万，造成赤地千里的景象，“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人口的大量减少，土地的大量荒芜，傍之虎狼等野兽成群出现繁殖。自称“野兽”的石虎将邯郸以南（一说临漳以南）中原地区，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其狩猎围场，规定汉人与野兽相遇时，不得向野兽进攻，否则即是“犯兽”，将处以死罪，被杀或被野兽吃掉的人不计其数，石虎竟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他的大臣上书称他的“业绩”是“夺汉女十万余口以实后宫，环地数千里以养禽兽”…… 羯赵暴行罄竹难书。

公元349年，石虎死，五月，冉闵扶立傀儡石遵。石冲闻之，帅戍守幽州的兵士合兵十余万胡军南下，被冉闵等歼灭于平棘，冉闵俘杀石冲，为消灭胡人有生力量，坑杀被俘降军三万余人；冉闵要求石遵禅位予他，石遵拒绝。公元349年十一月，冉闵杀石遵，胡族势力激烈反抗，冉闵尽杀胡人十余万，中原大乱。同年，冉闵改后赵国号为卫，易姓李，立傀儡皇帝石鉴。后赵全国当时到处都是手控重兵的胡将，关中的赵乐平王石苞自关中率大军东讨冉闵，后被冉闵杀；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夜受石鉴书诛闵，亦被杀；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参与诛杀冉闵，也被冉闵所杀；姚弋仲、蒲洪等连兵，移檄中外，号召天下胡人杀掉冉闵…… 冉闵看到各地的胡将都不听命于他，与之为敌，石鉴亦在背后计划除去他。350年正月，冉闵在部将李农和王基的拥护下推翻羯赵并杀死石鉴，复姓冉氏，建立魏国，依然建都于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城西南20公里邺城遗址），改年号永兴。

冉魏建立后，冉闵下令杀羯。一日内数万羯人被杀，男女老幼无人可免，是时前后约有二十万人被杀。冉闵的屠杀引来强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祗称帝，建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非汉人的将官纷纷响应。351年，石祗联合鲜卑、羌人夹击冉闵，冉闵起初大败，部众大量死亡。此战后，冉闵以所据的徐州、豫州、兖州和洛阳归降东晋，希望东晋势力重返中国北方；但并未被东晋接纳。冉闵继续与胡人攻战，以奇兵突袭各路胡军，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匈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匈奴首三万；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两千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的溃不成军。几番大战，打出了汉家铁骑的威风，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收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匈奴、羌、氐等胡人势力被迫撤出中原，羯族的主力军被完全消灭。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石虎的38个孙子亦尽为冉闵所杀。石虎一生造孽无数，终于在子孙身上得到了报应。352年，石祗部下刘显杀死石祗，投降冉闵，从而后赵灭亡。

但数场大战打下来，冉闵手下的汉军越打越少，却又得不到有效的补充。五胡中的四胡在种族仇杀中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时占据辽东，由鲜卑族慕容氏所建的前燕却进入极盛时期，他乘中原大乱占据幽州，分三路军队南下。慕容恪带领的前燕军在廉台（今河北石家庄东部无极县东北）攻冉闵。起初冉闵出击，十战十胜。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1万人马（步兵为主）去争粮。结果被鲜卑的14万大军（铁骑兵为主）包围。冉闵令人在慕容恪军中散布流言以鼓噪声势，慕容恪所带铁骑兵在阵中冲杀不久便十分疲惫了。冉闵利用其步兵灵活机动的特点拖垮了慕容恪的军队，连杀三百余人，冲散了慕容恪的军队，终于杀出包围圈。突围东走二十馀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坐骑朱龙战马因过度疲劳而突然死亡，冉闵被俘。慕容恪捉到冉闵后，赴蓟城（今天津市蓟县）献与国主慕容俊。左右命冉闵下拜，冉闵拒绝，乃叱之：“汝何不拜吾主？”冉闵回答：“安有中朝天子拜汝夷狄乎！”慕容俊嘲笑冉闵：“汝乃奴仆下才，怎得妄自称帝？”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慕容俊大怒，鞭之三百，然后送至龙城（今辽宁朝阳），斩于遏陉山。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谥号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他的后人冉华的墓志上称冉闵为“平帝”，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冉魏政权给冉闵上的谥号。
冉闵就义后，冉魏国的臣子绝望至极，悲天呼地。纷纷守节自缢，少部分逃往东晋，无一投降前燕者。这是三国以后第一次发生臣子自杀殉国。东晋军未能及时接应，使得几十万百姓中途受到截击，死亡殆尽。晋将自杀谢罪。 由于冉闵的王朝时间很短。大臣多自杀殉国。没有人给冉闵写书立传。后来统治北方的几百年的的鲜卑北魏的史学家把冉闵大骂一顿。在史书上没有几个人为冉闵正义直言。
很少有一个历史人物像冉闵这样充满争议，以致于主流教科书因为无法定论而不得不将他忽略。在那个扭曲的时代，他的行为也可以说是扭曲的。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他？捧杀还是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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