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一件知识产权保护案

① 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在对于知识产权的维护，以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上。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制定完善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商标、专利侵权判断标准。规范司法、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不同渠道的证据标准。

推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立案标准协调衔接，完善案件移送要求和证据标准，制定证据指引，顺畅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着力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探索建立侵权行为公证悬赏取证制度，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负担。

(1)宋代的一件知识产权保护案扩展阅读：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要求规定：

1、针对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现状，研究加强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的保护。探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

2、研究加强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公证电子存证技术推广应用。研究建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电商平台保护管理标准。

3、编制发布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指南，制定合同范本、维权流程等操作指引，鼓励企业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持续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保护环境。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保护办法，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② 知识产权保护

在当前对外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越来越多的涉及到有关知识产权的争议和纠纷，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我国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就显的格外重要。
知识产权是个人或集体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由于全球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不断给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研究提出崭新的课题。而知识产权的概念是有关知识产权立法活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因此，知识产权不但仍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我们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随着对它及其他问题的研究将不断澄清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指导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起来。
现在举一个例子：
顶住下岗艰辛，经过10来年摸爬滚打，张保华成功研制出了河道采砂设备中的“抽砂泵吸砂头”专利产品，并于去年10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去年11月底，张保华的发明专利公布后，罗田县三里畈镇一家河道采砂企业仿制该吸砂头并投入生产，张保华和一些部门协调也无济于事。
得知这一情况，罗田县知识产权局迅速向黄冈市和湖北省知识产权局汇报。省局当即派专家赴罗田调查取证，确认这是典型的专利侵权案，当场作出侵权方给发明人张保华6000元的赔偿，并规定侵权方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情况，双方签字握手言和。
发明专利维权成功后，20多家采砂企业主动与张保华联系，和他签订80多万元的专利产品采购和技术服务协议，他个人获得了近30万元的收入。“有法律保护，我搞发明更有动力了。”张保华精神振奋
再举另一个事例：
在绵阳和大邑，都是卖电器的商行，原本不相往来，可就因为都取名为“家福来”，两家商行在法庭上“打”得面红耳赤。省法院近日作出判决，由于“家福来”这个名号在2004年已由绵阳的电器商行取得了商标独占使用权，大邑的“家福来”必须改名，并赔偿绵阳“家福来”经济损失3万元。
据介绍，2004年7月16日，绵阳一电器商行与持有“家福来”注册商标的谢风玲签订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谢风玲将“家福来”商标无偿独占许可给该电器商行使用。之后，绵阳“家福来”发现在大邑县境内，也有一家打着“家福来”名号的电器公司，而且其店标上标明有“家福来电器超市”，其广告招牌及超市内的阶梯上标明有“家福来电器”字样。“我辛苦得来的名号怎能允许你随便乱用？”一怒之下，绵阳“家福来”将大邑“家福来”告上法庭。
该案经过两级法院审理，省法院近日作出终审判决。绵阳“家福来”和大邑“家福来”同属于家用电器销售的服务性行业，两者在服务端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基本相同，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两者存在特定联系并造成误认。大邑“家福来”的行为构成了对绵阳“家福来”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大邑“家福来”必须改名，并赔偿绵阳“家福来”经济损失3万元。
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是很重要的，懂得法律知识也是很重要的。我也要宣传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③ 谁能提供一下几个知识产权的案例

你好，来源 大律师网
4月26日是第1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130200件，比2014年上升11.73%，同时发布了2015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宋晓明介绍，截至2015年底，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130200件，比2014年上升11.73%。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市收案数量持续在高位运行，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数约占全国法院该类案件总数的70%。
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今年中国法院系统将重点加强专利商标授权、确权相关司法解释的论证起草，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标准与专利、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同时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国际对话交流，推动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的革新和优化。
发布会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国猛表示，浙江知识产权案件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收案量持续增长，司法逐渐成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主渠道。二是案件类型全面，覆盖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与各种方式的市场竞争行为。三是重大疑难复杂及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审理难度不断加大。

④ 知识产权保护是什么

随着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日益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知识产权战略。面对国际上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在开放条件下面临的知识产权形势，中国必须加紧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保护国家的技术安全，促进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限制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滥用。知识产权保护标志基本概念知识产权是指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它是依照各国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着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一般认为它包括版权和工业产权。版权是指着作权人对其文学作品享有的署名、发表、使用以及许可他人使用和获得报酬等的权利；工业产权则是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名称或原产地名称等的独占权利。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或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专利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特点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制高点，并成为各国激烈竞争的焦点之一。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面临挑战，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如在专利领域中，美国已对含有计算机程序的计算机可读载体、基因工程、网络上的经营模式等发明给予了专利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扼制。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专利保护的范围，已成为一个紧迫而重大的研究课题。世界银行在1998年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日益强化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面临着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差距的危险。"二是某些发达国家近年来极力推行专利审查的国际化，提出打破专利审查的地域限制，建立"世界专利"，即少数几个国家负责专利审查，并授予专利权，其它国家承认其审查结果。所谓"世界专利"，实质上是世界各国的专利审查工作，由美、日、欧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局来进行。三是知识产权已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管辖的范围。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支柱，并且将货物贸易的规则、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领域。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世贸组织任何成员将因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遭到贸易方面的交叉报复。知识产权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前沿阵地，随着关税的逐步减让直至取消，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将更加突出。四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调整和制定其面向新世纪的知识产权战略，并将其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之中。现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专利制度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专利法律法规体系。1992年和2000年中国专利法进行了两次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立法宗旨，强化了专利司法和行政执法力度，修改后的专利法进一步适应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同时也达到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中所规定的专利保护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专利保护、专利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2、知识产权工作得到了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各省市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在大量压缩编制、精减机构的情况下，将中国专利局更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并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列入政府行政序列。在省级政府机构改革中，各地管理专利工作机构的建设总体得到加强，出现了政府主导、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动专利工作的良好局面。3、形成了包括专利管理、审查、研究、教育、执法、中介服务以及专利信息等组织机构在内的全国专利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专利保护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发明创造活动充满生机活力，专利申请量增长势头强劲。"九五"期间，中国受理的专利申请量比"八五"期间增长了81%，年均增长4、形成了司法和行政执法两条途径、协调动作的专利保护机制。截止2000年底，法院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共受理和处理专利纠纷案和侵权案1.5万件，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还查处冒充专利行为4000多件。5、不断开拓国际合作的新局面。中国已参加了有关专利方面的国际公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的声誉。

⑤ 版权保护的我国古代

中国的版权保护“盗版”是自宋代开始。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宋代版权保护出现的直接诱因;宋代版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也很强，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宋代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对版权进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权益的保护、无关王朝政治利益的书籍很难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或者直接寻求权力机关的保护;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宋代版权保护的内容
(一)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权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体。在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政府更多保护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书林清话》中引述的《丛桂毛诗集解》上所载宋代国子监有关禁止翻版的“公据”，更值得重视，“公据”中提到:该书刻印者的叔父当年在讲解“毛诗”时，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创作成果，可以说是“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刻印者把这个事实当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这就说明:此时受保护的主体已不限于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在宋代还出现了职业的职业作家和艺术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组成一定的群体，被称之为“书会”，这个群体的文人以创作为职业，“书会”的文人就是职业作家。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在远古的宋代，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经拥有了对作者权益进行保护的意识和一定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是滞停在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护作者的利益方面，无疑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重要的一笔。
(二)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
版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类型众多，保护客体广泛。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将政治价值作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学子们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文学艺术作品也被逐渐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开始发生动摇，作品的商品化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其作品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艺观的变化。有不少在科举场上失败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于功名的文人，大量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创作出众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诗词、散文、小说、话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词、宋元话本、散曲、戏剧、小说等。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即兴的演说、散曲等。随着宋代文化业的发展，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评书等口头作品应运而生。第三，戏剧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剧、地方戏等，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已不能满足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等文艺作品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第四，曲艺作品，是指以说唱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评书、快书、大鼓、弹词等。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不断兴盛，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出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第五，美术作品，是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如绘画、书法、雕塑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美术作品，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该作品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除此之外，宋代还出现了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动作和技巧表现的杂技艺术作品……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也反映出我国宋代已经有了最早的对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比较系统的分类和进行保护的事实。
(三)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加强，规定出版审查
宋代盗印翻版的客观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护版权的意识逐渐提高，观念逐渐形成，政府也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规定出版审查。例如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可以说朱熹当时对其作品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是通过“诉讼”主张其版权，说明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与保护版权的实际行动已经产生，这是将印刷书籍的经济利益与精神权益的保护，从意识、观念走向具体操作的过程。宋政府还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宋朝于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相当于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审查机制，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对“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
(四)宋代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印刷品管理条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颁布过“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送交政府机构备案，政府将印刷品的管理纳入日常行政事务当中，如果不按照法规条文规定的形式出版书籍，就构成“盗版”。宋代就对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铜雕版“刻书之式”，文人蔡澄在《鸡窗夜话》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认识这件东西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将印刷品纳入到了国家管理的范畴，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品行业标准，与之对应的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现在的印刷品管理条例之类。遗憾的是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文史料到今天已经散佚，但在后人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兴，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携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年—1077年)后，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权保护的法令和相关记载
《书林清话》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条目，说明中国自宋代确有版权保护的法令。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此记载说明北宋时已有“盗印法”。此外，现存宋代书籍中也有例刊记可以证实宋代的版权保护。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牌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最早的版权保护施行记录。《书林清话》及清代大藏书家陆心源《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对此有记载。第二，建安祝穆编刊《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冶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该“榜文”记载明确了编写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费浩瀚”，其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请求官府“庶绝翻版”，如有盗版的祝氏则有权“陈告、追人、毁板、断冶施行”，此例记载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劳动付出和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方式以及官府惩治的力度。第三，贡士罗樾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云:“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以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傥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所谓“行在国子监”，是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中央机构，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某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板治罪。该出版商明确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认为作品首先具有原创性:“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其次认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将作者作为权利主体):“口讲指画，笔以成编”，“平生精力，毕于此书”;而且出版商认为现出版的版本质量好:“校讎最为精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权益。为此，经出版商向国子监提出申请，给付“执照”，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毁，断罪施行”的权利。有关这一事件最后的执行情况史料中已经没有了记载，但确实以事实记载了有法可依。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版权保护不仅仅保护作者本人权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后，其亲属也可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丛桂毛诗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创作当做要禁止翻版之权的主要理由，这说明:在该禁例中，受保护主体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他将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实都是宋代私刻书籍请官府出面，行使版权保护，它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保护了作者的权益，处罚的方式还是比较严厉的，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盗版
宋代的印刷业发达无庸置疑，盗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盗版不仅严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盗版也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学术声誉，最终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宋政府从政治利益出发，禁印书籍也是空前绝后的，允许印的才能印，不允许印的是绝对不能翻印的。政府为此对印刷品进行管制，对违反出版管制法令的行为，官府给予重惩。如宋人罗壁《识遗》记载:“监本”《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翻印。纵观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议毁时政得失之书、奏议国史、制书敕文、刑法敕令式诸书、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版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又有“以历代帝王画像列街衢以聚人者，并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书字而鬻卖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书籍、宗教(妖说邪教、撰造的佛说和妖教)之书、纸币等。政府颁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书，论如“盗印法”。天文历法之书，也由国家统一印行;因民间“传习妖教”，政府多次诏令禁印“妄诞妖怪之言”，流传的要“交纳焚讫”;纸币由国家发行后屡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时“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宋徽宗时规定“私造交子纸，罪以徒配”，宋高宗“定伪造会子法”，但私印纸币的事仍有发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练之书、禁止国家机密泄露。主要针对书刊中有边防军机内容和宋书流到辽金地界。宋政府规定“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苏辙使辽时曾说:“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说明书禁有名无实，因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场剽窃用的“语录”及“不根经术本源”等伪学之书。如雕印戏亵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经成为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盗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举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出版商勾结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不是正规的法令。这和现代的版权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盗版，目的还在于文化控制垄断，既然是一种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管理的成份，它并没有形成一种版权保护制度，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确为后代的版权法开辟了先例。
案例
对中国的信息技术界和知识产权界来说，1999年是倍受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连续发生了三起有关因特网版权保护的新型案例。由于调整中国版权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订于1991年，当时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处于萌芽阶段，该法对这一新兴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问题未作规定，因此对发生于九十年代末期的因特网版权侵权纠纷审理实践而言，1991年的著作权法显属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指导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加之目前中国著作权法正在修改之中，这几例网络版权官司的审理，也将为新著作权法的出台奠定基础。
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的陈卫华诉《电脑商情报》侵权案。该案是国内首例网上作品版权案。案件涉及的是做为传统信息媒介的报纸擅自转载因特网个人主页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经审理判决《电脑商情报》侵权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称为“中国网络侵权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诉四川宜宾东方信息公司主页侵权案。法院判决复制主页的被告侵权，这意味着网上主页享有版权；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状告“北京在线”网站侵权案。该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网所引起的著作权纠纷，法院判决被告世纪互通通讯技术公司败诉，从而表明作品上网同样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这三个案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因特网版权纠纷的范围，其中既包括网上作品（包括网上主页）的版权被传统媒介侵犯，又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的版权被新兴信息媒介工具——网站所侵犯，当然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商业网站对新闻媒体网站的侵权。这些新型案件的审理表明中国现行著作权法已远落后于司法实践。但是判例在中国并没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随着这类案件的不断增多，中国因特网版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⑥ 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案例

一、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案例

1、黄味金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公诉机关：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检察院

被 告 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常祝家、邱伦富

常春荣、文勇

案 由：假冒注册商标

一审案号：（2003）川绵竹刑初字第66号

2003年5月26日，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检察院以竹检刑诉（2003）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常祝家、邱伦富、常春荣、文勇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黄味金与被告人常荣芳口头约定由黄味金提供原酒，常荣芳组织包装材料及商标，以共同生产假冒名酒。之后，常荣芳雇佣被告人文勇从黄味金开设于成都市华丰食品城的兴宏酒类批发部将“绵竹大曲”、“江口醇”、“尖庄”、“泸州”老窖二曲等酒运至常荣芳租赁的成都市中和镇、双流县华阳镇出租房内，由被告人常荣芳、张会建组织“剑南春”、“全兴”、“五粮液”、“泸州”商标及包装，并雇佣被告人常祝家、邱伦富、常春荣清洗酒瓶和翻装酒，共计粘贴“剑南春”商标648份、“全兴”商标300份、“泸州”商标88份、“五粮液”商标96份。除“五粮液”外，均由被告人常荣芳雇佣被告人文勇将酒运至被告人黄味金开设于成都市西南食品城的兴达酒类批发部予以销售。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非法使用“剑南春”、“五粮液”、“全兴”、“泸州”老窖特曲的商标及包装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文勇、常祝家、常春荣、邱伦富明知上述被告人实施假冒注册商标行为，而为其提供运输等帮助行为，其行为均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共犯论处。被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文勇、常祝家、邱伦富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常春荣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参与假冒注册商标时间短，情节轻微，依法可免予处罚。被告人常祝家在刑满释放后5年内又犯罪，属累犯，应从重处罚。

2003年8月20日，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1款、第4款、第27条第1款、第2款、第64条、第65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黄味金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常荣芳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张会建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常祝家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文勇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邱伦富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常春荣免予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黄味金等七被告人均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应红霞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 告 人：应红霞、谷琳琳、冯圣伟

案 由：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一审案号：（2004）浙杭西刑初字第336号

2004年7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杭西检刑诉（2004）28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冯圣伟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冯圣伟原为广州达生整合营销传播机构驻杭办事处工作人员， 2004年1月初至同年2月23日期间，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在明知广州“陈大伟”、“倪壮”二人向其提供的洗发水为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飘柔、海飞丝、潘婷等注册商标的情况下，先后七次向原广州宝洁公司驻杭外聘工作人员应红霞、谷琳琳销售货值约150余万元人民币的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上述注册商标洗发水，并以每箱提成10－15元的方式，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同期，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以非法营利为目的，明知上述洗发水为假冒产品而先后七次共同将之销售给日化产品经销商黄某，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从中非法获利15万余元人民币。案发后，被告人冯圣伟投案自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冯圣伟、应红霞、谷琳琳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予以销售，销售金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冯圣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予从轻处罚。

2004年8月3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4条、第67条第1款、第25条第1款、第64条、第72条、第73条第2、3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应红霞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谷琳琳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冯圣伟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3、王红星、赵坤侵犯著作权案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 告 人：王红星、赵坤

案 由：侵犯著作权罪

一审案号：（2003）京海法刑初字第2434号

2003年11月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2003）京海检经诉字第6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红星、赵坤犯侵犯著作权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红星、赵坤原系北京雷石世纪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石公司”)职员，负责软件的开发工作。2002年3月，二人从雷石公司辞职后，带走了雷石公司KTV点歌系统软件的源代码，欲继续从事该系统软件的开发和销售活动。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间，二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将“雷石KTV宽带服务系统”软件稍加修改后复制安装盘，先后向西安云志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新时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销售该软件复制品，违法所得额共计人民币 11.9295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红星、赵坤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计算机软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被告人王红星、赵坤均积极参与并从中获利，但赵坤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略小于王红星。

2004年2月2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第(一)项、第25条第1款、第53条、第64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王红星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赵坤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3000元。

一审宣判后，王红星、赵坤二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涉及知识产权民事审判案例

1、（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诉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及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上诉人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以下简称新东方学校）因侵犯著作权和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知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以下简称ETS）作为TOEFL考试的主持、开发者，独立设计、创作完成了TOEFL考试题，并就53套TOEFL考试题在美国进行了著作权登记。1997年8月，ETS与主要从事外语教学服务的新东方学校签订协议，许可新东方学校以非独占性的方式复制协议所列的录音制品和文字作品（共20套试题），作为内部使用，不得对外销售，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但新东方学校将该TOEFL考试题以出版物的形式在其校内和网络上向不特定人公开销售，且在许可协议期满后未再签订新的协议。另外，ETS曾就“TOEFL”商标在中国核准注册，核定使用的范围是盒式录音带、考试服务、出版物等。被控侵权物的封面等用醒目的字样标明“TOEFL”。2001年1月，ETS以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和注册商标专用权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此前，新东方学校曾因此被行政执法部门查处。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TOEFL试题由ETS主持开发设计，每一道试题均需多人经历多个步骤并且付出创造性劳动才能完成，具有独创性，属于中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由此汇编而成的整套试题也应受到保护。新东方学校未经ETS许可，以商业经营为目的，擅自复制并公开销售TOEFL试题，侵犯了ETS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新东方学校在其发行的TOEFL考试题出版物的封面上以醒目字体标明“TOEFL”字样，且商品类别与ETS注册的商品类别相同，新东方学校的行为侵犯了ETS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新东方学校停止侵犯著作权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赔偿损失、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对新东方学校侵犯ETS著作权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但对侵犯ETS注册商标专用权及赔偿数额的认定和处理不当，应予酌情纠正。据此于2004年12月27日依法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有关著作权的判项，撤消一审判决有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判项。

2、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诉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Bonneterie Cevenole S. A. R. L.）

原审被告：梦特娇·梅蒸（香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梅蒸）

原审被告：常熟市豪特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豪特霸）

原审被告：甘传猛

原审被告：甘传飞

原审被告：徐国良

上诉人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蒸）因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服装设计、制造和销售的法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登记注册了花图形、繁体字“梦特娇”、“MONTAGUT”与花图形组合等四个商标，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均为第25类衣服、鞋、帽等。香港梅蒸由甘传飞和甘传猛在香港设立，受让取得由“梅蒸”中文文字、拼音字母“Meizheng”和花瓣图形组合的注册商标（以下简称“梅蒸”商标）。上海梅蒸由甘传猛在上海设立，经香港梅蒸授权在中国大陆独占使用“梅蒸”商标。常熟豪特霸由徐国良设立，为上海梅蒸加工、销售服装。由常熟豪特霸生产、上海梅蒸和常熟豪特霸销售的服装上使用了“梦特娇·梅蒸”标志，包装袋的装潢也与原告的近似。此外，上海梅蒸在其专卖店的货架上间隔标有繁体的“梦特娇”和“梅蒸”拼音字母与花瓣图形标志，在价格标签上标明“货（牌）号”为“梦特娇”。上海梅蒸在专卖店店门、广告牌、服装、包装袋上，常熟豪特霸在服装、包装袋上直接使用含有“梦特娇”字样的香港梅蒸的企业名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梅蒸、常熟豪特霸生产、销售的上装衣领标、内衬标有“梦特娇·梅蒸”标志，上装的左胸标有“梅蒸”拼音字母和花瓣图形标志，“梅蒸”拼音字母颜色与服装衣料颜色相同，将花瓣的颜色突出，花瓣图形比原告的“花图形”仅缺少叶和茎，且在货架和价签上直接使用“梦特娇”作为商品名称，足以误导公众，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上海梅蒸在专卖店店门、广告牌、服装、包装袋上，常熟豪特霸在服装、包装袋上直接使用含有原告商标“梦特娇”的企业名称，包装袋的装潢与原告也相近似，构成不正当竞争。上海梅蒸、香港梅蒸、常熟豪特霸在主观上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应共同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因甘传猛、甘传飞和徐国良分别作为该三个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实施的行为代表各自公司，因此造成的侵权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判决三个被告公司停止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判决后，上海梅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于2004年7月6日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诉苏州市西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侵权著作权纠纷案

原告：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公司）

被告：苏州市西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娱乐公司）

原告新力公司于2003年12月12日发现西部娱乐公司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将新力公司享有著作权的黎明演唱的《两位一体》、《全日爱》、《酸》三个作品（MTV）以卡拉OK的形式向公众放映，遂以新力公司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新力公司于2001年制作发行了含有前述涉案三个MTV作品的VCD光盘，涉案的正版光盘封套背页标注了新力公司版权标记，并向国际唱片业协会亚洲办事处进行了版权登记。2002年12月12日，国际唱片业协会北京代表处委托代理人刘莹对西部娱乐公司经营的西部飚歌城播放的黎明演唱的八首歌曲进行点播，并对其播放过程摄像，刻录成光盘两份。该光盘中含有涉案的三个MTV作品。苏州市公证处对上述取证过程进行了公证。

法院认为，本案涉案的MTV作品是以确定的声乐、器乐作品作为承载主体，依据音乐体裁不同的特性和情境氛围进行视觉创意设计，形成音、画合一的视听结构，同时在艺术处理上运用光线、色彩、构图等变幻组合，并通过三维动画、数码编剪等技术处理，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灯光等创造性劳动，是视听结合的一种艺术形成，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新力公司对涉案的三个MTV作品享有著作权。西部娱乐公司未经许可，在经营活动中使用了涉案作品，侵犯了新力公司享有的放映权及获得报酬的财产权利，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因西部娱乐公司未侵犯新力公司的著作人身权利，故不再适用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对赔偿数额，应根据本案涉及的作品类型、西部娱乐公司的经营规模、经营档次及侵权时间等因素，酌情确定。对于新力公司提出的为诉讼等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西部娱乐公司承担。

2004年11月26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西部娱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新力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9000元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25441元，驳回新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依法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4、浙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诉四川老作坊酒厂、宁海县昌盛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山五粮液）

上诉人（原审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五粮液）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老作坊酒厂（以下简称老作坊酒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海县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

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诉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双方当事人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甬民二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萧山五粮液于2003年3月取得“作坊”商标，并许可宜宾五粮液独占使用“作坊”商标。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获得包装盒的外观设计专利。老作坊酒厂成立于2001年7月，生产“老作坊玉牌老作坊玉窖”酒，其中“老作坊玉窖”中的“老作坊”三字远大于“玉窖”两字。昌盛公司自2002年12月开始经营三个品种的老作坊玉窖酒。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萧山五粮液与宜宾五粮液拥有“作坊”注册商标专用权，应予以保护。老作坊酒厂在生产的“老作坊玉牌老作坊玉窖”酒中突出使用“老作坊”三个字，与“作坊”注册商标在整体上构成近似，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标来源产生误认或混淆，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侵犯了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的商标权；宜宾五粮液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涉案的“作坊”牌老作坊酒、作坊酒为知名商品，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侵犯；在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并没有就专利侵权提出明确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对专利侵权纠纷进行审理；由于萧山五粮液自2003年3月才享有“作坊”注册商标专用权，而老作坊酒厂成立于2001年7月，早于萧山五粮液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且老作坊酒厂企业名称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程序取得，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请求撤销老作坊酒厂字号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本案情况，根据萧山五粮液取得商标专用权的时间、老作坊酒厂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以及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综合考虑的赔偿数额。

2004年8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停止对“作坊”注册商标的侵权；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分别赔偿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经济损失20万元和10万元（含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5、哈尔滨黑天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广东黑天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黑天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黑天鹅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黑天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黑天鹅公司）。

哈尔滨黑天鹅公司诉广东黑天鹅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1）穗中法知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广东黑天鹅公司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赔偿损失50万元，并驳回原告的不正当竞争等其他诉讼请求。广东黑天鹅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哈尔滨黑天鹅公司于2000年9月受让取得“黑天鹅”文字及图组合商标。广东黑天鹅公司成立于1998年1月20日。2002年4月，广东黑天鹅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撤销哈尔滨黑天鹅公司“黑天鹅”商标，国家商标局决定不予受理。2003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国家商标局不予受理决定的行政判决。二审期间，广东黑天鹅公司又就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尽管广东黑天鹅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在国家商标局撤销“黑天鹅”商标之前，“黑天鹅”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没有受理广东黑天鹅公司的反诉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广东黑天鹅公司诉讼权利的行使，本案审理不需以相关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连续使用至1993年7月1日的商标，与他人在相同或类似服务上已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可以继续使用，但不得扩大使用地域和服务项目。但广东黑天鹅公司与1993年7月1日之前使用“黑天鹅”商标和店名的案外人没有隶属关系，属于不同市场主体，广东黑天鹅公司主张的拥有“黑天鹅”商标在先使用权的理由不成立；广东黑天鹅公司成立于1998年1月，在“黑天鹅”商标注册之后，使用与哈尔滨黑天鹅公司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其行为已构成商标侵权。

2004年4月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⑦ 国际贸易案例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案

1）在抄印度政府签署了TRIPS后应当履行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各成员应实施本协定的规定，不违反本协定的规定。各成员可在其各自的法律制度和实践中确定实施本协定规定的适当方法，从而尽到TRIPS的义务。
2）印度政府的考虑存在失误。印度政府对于签订了TRIPS使得药品价格在国内的大幅波动，更主要考虑的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其他协议有利于本国。缺少对贸易知识产权的重视，导致最终的无法实现TRIPS目标的结果。
3）裁决：世界贸易组织判定印度没有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这个协议，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监督下，印度作出了调整。

额外资料：专利就是指一切技术领域中的任何发明，不论是产品发明还是方法发明，只要其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并适合于工业应用，均可获得专利。

⑧ 这是宋代的吗

别不高兴，这件残片不会是宋代的，具体根据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虽然没有上手，但是，光从照片看就不可能是宋瓷。

⑨ 李约瑟难题解答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J. Needham 1900－1995）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卓著。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以及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笛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随后被学术界名之为“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曾从社会、经济、思维方式和文化等各种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较近，也有部分学者开始从知识产权制度角度考虑这一问题。

一、李约瑟难题由来

对“李约瑟难题”追本溯源，我们会得知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相类似的问题。早在十七世纪，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就己经注意到中国科学的“落后问题”。早期的传教士利玛窦（M. Ricci 1552一1610）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是继西班牙作者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以后首部系统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著作。[1]利玛窦之后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 Parrenin 1665一1741）是早期提出“落后问题”的第一人。由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介绍，以及他们关于“中国科学落后问题’的评论，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甚至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的“狂潮”。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如波义耳、莱布尼茨、卡悉尼、伏尔泰、奎斯勒、休谟、狄德罗和孟德斯鸠等都对中国科学技术给予过关注。

二十世纪初，当中国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时，“落后问题”也成为中国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1915年，任鸿隽（1886一1961），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创始人，在1915年《科学》杂志第一卷上发表了题为《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文章。此后，许多中国学者加入了对这问题的讨论。如梁启超和冯友兰都对这类问题发表过意见。

1944年，值中国科学社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李约瑟曾出席在贵州湄潭举行的年会，并发表《科学与中国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首次批评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此前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证。他说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接近于科学解释，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实验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里，李约瑟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先生2003年3月19日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谈到“李约瑟难题”时说到，李约瑟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是：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竟争。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由于不同诸侯国之间的竟争，使得整个中国产生了大量智力成果。[2]总之，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主要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考虑的。

二、中国古代知识产权制度状况

（一）著作权制度

著作权观念在我国产生很早。春秋战国以来的古典文献大都有作者的署名，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姓名作为名称，剽窃抄袭者受到社会谴责，这说明我国古代文人已意识到作者的署名权等人身权利， 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这些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朦胧的著作权利意识。当 然，这种权利意识是很粗朴的，基本上没有财产权的内容。

我国古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凭借口述、手抄方式传播，著作很难成为商品。随着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著作物得以广泛流传，出版商获取到利益。这些商人为了制止他人冒名盗印,开始寻求法律保护。据有关资料，宋代已有保护出版权的记载。如南宋咸淳年间，两浙为保护《方舆胜览》等四部书的权益而专发榜文。在五代后唐长兴三年，朝廷令田敏在国子监主持校正《九经》，并“刻板印卖”，这是官府刻书之始，可谓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以出售为目的大规模印制图书的“出版社”。为保护《九经》蓝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刻印这本书，从而保护国子监对《九经》出版的专有权，这相当于后来欧洲出现的特许制度。这些均可为我国著作权保护的萌芽。

从宋代以后，我国古代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关文件，保护作者、编者及出版者的权益，禁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复制权”的例子很多。我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刻印出版者，在历史上一直未曾被成文法的全面著作权保护所代替，即没有建立过通行全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直至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行船修订条约》，从而在中文里使用“版权”一词之前，光绪皇帝仍为保护《九通分类总纂》的翻印专有权下过敕令。我国晚清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清王朝仿欧洲大陆法系立法体系，编纂新律。1910年，《大清著作权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

（二）专利制度

据《韩非子》记载，古代有一个世代以洗染为业的家族研制了一种“不龟手之药”。一个谋士以千金巨资买走了药方，后来配制给本国将士使用,打败了强敌，该谋士也封官晋爵。从此故事可知，远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对知识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就有认识，把它当作特殊财产加以利用。但当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知识产权制度。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于1859年总管朝政后，在他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中提出过建立专利制度的主张。具体专利形式的出现则是在清朝光绪年间。1881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要求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织布工艺以10年专利。随后，不断有一些新工艺和新技术提出专利申请，被批准为专利的日渐增多。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年5月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专利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里的专利权实质上是专营权，与现行专利权的含义是不同的。后由于顽固派极力反对，改良派主张的兴专利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专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国建立和发展。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与形成，严格地讲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1912年12月当时的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这在法律上看，已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现代专利法基本原则的若干因素。

（三）商标制度

商标是使用于商品上的专用标志。在自然经济初期即使有的产品上加了一些铭文、年号，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权、装饰或纪念的作用。随着商品生产、交换的出现和发展，有些标记起到了区别产品生产者的作用。从出土的陶体看来，虽然其口沿、底部的符号的意义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是与那些在同一器物上栩栩如生的图像相比，不管从美工技巧，还是从所附部位来说，都不能认为它们具有观赏等意义。相反，此后的历史证明，它们只能作为区别器物所有人、制造人标记的解释。这种只具有区别生产者的单一属性，不具有宣传产品和提供质量保证功能的标记，虽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的商标，但可以说是现代商标的雏形。

据先秦《韩非子》记载，我国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这就是有标记识别作用的店牌。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发展，为我国古代商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汉、唐时期，商品上使用标记也较为普遍。随着商业的发展，宋代时我国的商标已较为完整，名牌和商号增多。最早较为完整的商标，是北宋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使用了图文并茂的“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商标，印制“白兔儿”商标的铜版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自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出现了许多洋货和洋商标。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近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商标，近代中国随之开始形成商标法制。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三、从产权制度观点见识李约瑟难题解答

上节表明，在古代中国曾经出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萌芽。那么，中国的这种知识产权状况对回答李约瑟难题会给出何种提示？

郑成思先生认为，“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学者，都无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进而，郑先生认为，“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它就应当最早出现在我国。”[3]但是，时间顺序上的先后并不代表逻辑意义上的原因和结果。事实上，尽管我国有千年科技领先史，并且最早将活字印刷投入生产实践，但是，我国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是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般认为，“知识产权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民事权利，也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财产权。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4]在这一点上，我国有着和西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起源地同样的、甚至可能还要早的所谓“起点”。但是，事实上的结果是，虽然我国有着类似的封建特权，这一封建特权最终并没有转化为“私权”。虽然同时可以认为，在我国“古代‘帝国控制’的主旨之下”，封建特权法律“客观”上“保护了某些私权”。[5]

作为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诺斯（D. North）研究了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的演进，提出西方世界近 200 年来的崛起，是因为找到了一套有效保障有形产权和无形产权的制度，使得交易费用大幅下降，鼓励了商品生产和智力的投资。有学者认为，“在诺斯之前，现代史的理论的主流学说对于工业革命以及随之引发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基本上是基于科学发现（如牛顿力学的出现）、技术创新、发明浪潮、教育和资本的积累——但这种理论事实上经不起推敲。一个致命的批评是，在14世纪中叶，当时居于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中华帝国无论是在科技水平还是教育和资本积累方面，都达到了西欧工业革命前夕的程度。事实上，催生西欧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基本上都来自中国。”[6]有意思的是，有经济史学家提出，中国所以在技术高度积累条件下未能出现工业革命，主要是中国缺乏一个企业家阶层。而诺斯认为，“一个社会要涌现出企业家阶层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的条件是社会需要创造出一种支撑企业家阶层的制度。”这一制度正是知识产权制度。“经济史学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诺斯的猜想，正是在英国和荷兰两国，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专利权和版权制度最先得以创立和发展，其他欧陆国家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上落后于这两个国家，也正好是因为它们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上落后于这两个国家。”[7]

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孕育。在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中，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与变化，或构成了这一新兴制度赖以生存的母土，或提供催生这一新兴权利的动力。首先，是新工艺学出现。从15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欧洲各国出现了采用先进技术，制造和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各种机器的社会需求，促使工艺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大的进步体现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纺织、采矿、冶金和化学等部门中。[8]在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开始具有了同等的商品意义。这些工艺学上的进步为工业文明的出现以及以保护工业文明为使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其次，是新文化价值观确立。从14到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激励人们改造现世，研究自然，重视实际有用的知识。文艺复兴中提出的这种新的文化价值理念，为资产阶级一手将科学技术作为物质武器，一手将私权制度作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准备。再次，是新政治文明萌芽。在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从霍布斯、米尔顿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主权在民，倡导平等自由，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特别是洛克的著作阐明了资产阶级关于财产和政权的原则，概括了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在17世纪关于财产与政权的争议。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为欧洲各国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准备。最后，是罗马法复兴。自12世纪起，欧洲开始了罗马法复兴的运动。马克思经典作家指出：“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订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9]古代罗马虽无知识产权制度，但是知识产权与罗马人关于无形财产的概念、公有物的理论、物体物的转让与侵害的学说，与著作权以至知识产权的财产归属性、公共领域、产权贸易、无形侵害等法律原则与规则有着源与流的关系。罗马私法的复兴，为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制定贡献了有益的法律思想材料。

总结起来可以说，诺斯对西方近代以来加速发展的原因提出的解释对准确回答李约瑟难题提供的启示有基本的和延伸的两个方面。基本方面在于，诺斯的工作引导我们关注知识生产的传统非正式规约向正式规约演化的历史条件，因为如文中表明的，与科技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并不缺乏非正式的规约。延伸方面在于，诺斯的工作示范了一个综合从产权、政治、意识形态到文化信仰诸方面因素的研究方案，这一方案提供的综合由于切实以产权与制度分析为依据，因而解释效力完全不同于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时出现的那些关于上述诸方面因素的泛泛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