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具有民族性吗

『壹』 侵犯物权的法律规定

法律分析：物权是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所以侵犯物权是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一百一十四条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第二百四十条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第三百六十六条 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第四百三十条 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二十条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一百二十一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贰』 “民法典时代”是什么

中国民事法律制度从此开启“民法典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总则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任务。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组成，立法机关目前考虑分编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

民法总则就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等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作出规定，构建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础。

民法总则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2)物权具有民族性吗扩展阅读：

2017年3月1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民法典的开篇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诞生了。被誉为“社会生活网络全书”的民法典翻开了第一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新中国几代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民法典”梦想迈出坚实一步，必将为华律网建设筑牢根基，为奋进中国提供不竭动力。

编纂民法典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动华律网建设迈上新高度一部民法典，提升的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

“民法”是法律体系这座“大厦”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民法典编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法律传统、法治信仰和法治自信集大成者。编纂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法典，是中国立法者、法律工作者乃至全体人民的梦想，更凝聚着国家民族崛起的雄心壮志。几度沧海桑田。

『叁』 对《物权法》的理解

《物权法》从起草到通过历时13年,创纪录地经过8次审议，终于姗姗迟来。但是，不管它的出台几经波折，也不管它的几易其稿，人们评价一部法律的好坏，也不是看它的付出，因为不是所有付出都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况且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物权法既出台了，也就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指责也好，盛赞也罢，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它背后的深刻原因的。而不是在同一个问题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做一些无为的功用、打“口水仗”。在很多时候，总能够听到有人就《物权法》保护公私财产的唏嘘声，有指责其倒退，也有盛赞甚至标榜其伟大。对此，作为一个法律系在读大学生，我只想说一点客观话。

物权法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是多重因素决定的。

首先，这是由其指导思想决定的。
任何一部法律，终归是一群人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权衡再三而对某些原则上的和理论的对制度或规范作出的一种取舍（当然，这一群人是制定法律的所有参与者）。在我国，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法制文明，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项法律。因此，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也必定会在我国现行法律留下一定的痕迹。这一点，决定了我国现有的和将来一段时期内颁布的法律不会 “姓私”！这也就决定了物权法对公有财产的特殊保护，而不是学理上所谓的绝对“平等保护”。

其次，这是由法律本身的阶级属性决定的。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把本阶级的利益和需求上升为法律，并以国家机器暴力来保障其实施，使之获得普遍遵行的效力，从而维护有利于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就使得法律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任何哪一部法律都不可能超越阶级的管领范围而实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和规范国家生活，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在现阶段我们国家的法律必须 “姓公”而不能够 “姓私”！

再次，这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现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并且发长不平衡，人口多压力大，人均资源有限，综合国力亟待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必须进一步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我国法律制度的根本使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也是我国法律的本质属性，由此而来的法律必定会带有很浓重的“公有”色彩，要 “集体”地大范围地实现富裕。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法律除了自身一定的预见性前展性，更多的是对既定事实的肯定，我国的物权法也逃不出这样一个逻辑圈。

最后，物权法的出台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我们不能总拿学理中的理想状态与现实相比较的，那样我们失望、伤心纯粹是自找的。当然，基于法律自身一定的滞后性，法律的不适宜会暴露出来，而我们的党和国家一定会采取措施填补“真空地带”、弥补其中的漏洞，当然这要靠所有我们这些法学实务工作者的努力。不过我坚信：肯定会有一部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物权法出台的，就在我们期待的不久的将来。
2007年11月15日

『肆』 物权和所有权的区别

物权包括所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9条规定：【所有权基本内容】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所以，有所有权就代表有物权。

拥有一套房子的房产即代表有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也有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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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的分类

1、自物权与他物权

自物权是权利人对于自己的物所享有的权利。以其与他人之物无关，故称作自物权。所有权是自物权。他物权是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的物权。他物权是对他人的物享有的权利，其内容是在占有、使用、收益或者处分某一方面对他人之物的支配。

2、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权

这是根据物权的客体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所作的分类。不动产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抵押权等是不动产物权，而动产所有权、动产质权、留置权则是动产物权。

3、主物权与从物权

这是以物权是否具有独立性进行的分类。主物权是指能够独立存在的物权，如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从物权则是指必须依附于其他权利而存在的物权。如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是为担保的债权而设定的。地役权在与需役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关系上，也是从物权。

4、所有权与限制物权

这是以对于标的物的支配范围的不同对物权所作的区分。所有权是全面支配标的物的物权，限制物权是于特定方面支配标的物的物权。

一些学者认为所有权也要受法律、相邻关系等的限制，故应避免使用限制物权这一概念。日本学者松冈正义首创了定限物权一词，表示所有权以外的他物权内容是有一定限度的。但这只是名称之争，关于所有权与限制物权分类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物权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所有权

『伍』 物权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

概念：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或者说，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特征：

1、物权是支配权：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的权利，即物权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就标的物直接行使权。

2、物权的构成体系：利，无须他人的意思或义务人的行为的介入。

3、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物权的权利主体只有一个，权利人是特定的，义务人是不特定的第三人，且义务内容是不作为，即只要不侵犯物权人行使权利就履行义务，所以物权是一种绝对权。

4、物权是财产权：物权是一种具有物质内容的、直接体现为财产利益的权利，财产利益包括对物的利用、物的归属和就物的价值设立的担保，与人身权相对。

5、物权的客体是物：物权的客体是物，且主要是有体物。

6、物权具有排他性：首先，物权的权利人可以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人，所以物权是一种对世权；其次，同一物上不许有内容不相容的物权并存（最典型的就是一个物上不可以有两个所有权，但可以同时有一个所有权和几个抵押权并存），即“一物一权”。

(5)物权具有民族性吗扩展阅读：

依物权的这种性质，它当然具有优先的效力和物上请求权。除此之外还有追及权，即认为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辗转归于何人之手，都不能妨碍物权的行使，物权人可以向任何占有其物的人主张其权利。

例如，甲的所有物被乙偷走后卖给了丙，丙再转让给了丁，甲仍然不丧失其所有权，有权向现在占有其物的丁请求返还。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追及权应当包括在优先效力和物上请求权之中，而不必另列。

关于物权之间依性质可否并存，就一般情形而言，以占有为内容的物权的排他性较强，这类物权大多不可以并存。具体的各类物权依性质是否可以并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原则上这两种物权可以同时存在于一物之上，例外的是以占有为要件的质权、留置权与用益物权不能并存。

（2）用益物权与用益物权：不管其种类是否相同，一般都难以并存。但是地役权有时可以与其他用益物权并存。例如消极地役权以某种不作为，如不得兴建高层建筑，为其内容，可附存于已经设立地上权的土地上。再如，两个通行权可共存于同一供役地上等。

（3）担保物权与担保物权一般都能够并存：例外的是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时不能并存，以占有为要件的留置权等担保物权之间不能并存。

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等途径解决，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物权的保护应当采取如下方式：

1、因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2、被无权占有人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不能返还原物或者返还原物后仍有损失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3、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损毁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仍有损失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4、妨碍行使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

5、有可能危及行使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消除危险。

6、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上述物权保护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根据权利被侵害的情形合并适用。

『陆』 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在意义

近现代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在采用物权法定原则上，尽管各自依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在立法理由采用上，法国倾向于不得违背公序，着重保护近代物权不受侵害；而德国则注重于保护交易安全”，但基本上都基于以下理由：
（一）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需要的历史产物
物权法定原则源于罗马法，但正式确立于近代资本主义民法。近代资产阶级政权是在封建专制王权的废墟上缔造的，资产阶级在制定民法并建立物权制度时，面临着如何清理封建时代的旧物权及防止封建制物权复活的问题。封建时代的物权尤其是其土地所有权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属性，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源，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不对其予以清除，物权不能作为真正的产权存在，资本主义市场所要求的自由的所有权制度就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从根本上难以存在和发展。如法国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使所有权财产化、私人化、神圣化，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作为革命成果之一，便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私人所有权神圣原则，《法国民法典》第544条对所有权下了著名的定义：“所有权是对于物所享有的绝对物限制的用益、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的政治目的便在于巩固所没收的外逃贵族和教会财产的获得者通过大革命而已经取得的权利，为物权法定原则奠定了基础。
较之法国民法，德、日等国民法更为鲜明地确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德国继受罗马法，对物权种类加以限制，与农地改革有关。日本民法明确规定物权法定，是“为了有关土地权利的单纯化，废除土地上存在的旧时代复杂的封建制度式的权利，除单纯明了、自由的所有权外，仅仅承认限制物权，则最合乎近代法的理想”。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明定物权法定原则，也是为了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物权的复辟。“封建时代之物权制度系与身份制度相结合，……不仅在同一土地上，因各自身份特权之不同需求，成立重叠之所有权，如前述之上下级分割所有权，致有碍物权绝对性之确保。且挟身分特权之威胁，使物权变成为对人之支配，此尤为近代人权思想所不容，故旧物权制度自须加以整理，使物权脱离身分之支配，成为纯然之财产权，即所谓自由之所有权。旧物权整理既毕，乃以法律规定，并禁止任意创设，以防止封建时代之物权制度死灰复燃。”
（二）物权绝对性、直接支配性的逻辑必然
物权与债权，为近代民法两项并驾齐驱的财产权，根据其内在性质不同，物权采法定主义，债权采契约自由原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别在于其具有直接支配性与保护的绝对性，物权因系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的权利，具有不可侵性，可以排除其他任何人对其行使权利的干涉。任何人侵害物权时，物权人得行使物上请求权，以排除他人的侵害并恢复物权应有的圆满支配状态，故物权的保护具有绝对性，乃对世权、绝对权，具有极强的效力，得对抗一般之人，如许其以契约或习惯创设，则有害于公益。例如，当事人随意创设一种法律没有规定的担保物权，如果一方对提供担保的财产直接行使优先受偿权，则会严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债权则不同，债权属于请求权，具有相对性，只在缔约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签定的合同只要其内容不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就承认其有效。因此，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法律没有必要干涉其私事，从而债权无须实行法定主义，而任当事人自由创设。
（三）便于物权公示，降低交易成本，确保交易安全的客观需要
物权的作用在于确定财产的归属、支配和利用，因物权的效力所使然，物权的存在及变动不应仅仅存在于当事人的观念中，物权的归属及内容，即物权的现状如何，应有能从外部加以认识的表征，使物权关系据此得以透明。特别是在交易繁盛、物权变动频繁的现今社会，要使交易便捷，就必须使其种类和内容为一切人所知晓，因此物权具有公示的必要。从立法技术言，物权只有法定才便于公示，因此可以说物权法定主义的产生，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诚如郑玉波先生所言：“此为物权公示原则的需要。倘物权种类许当事人任意创设，则仅依占有而为表象，既不可能，而依登记以为公示，于技术上又困难殊多，故法律为整齐划一，以便于公示计，不能不将物权的种类予以明定，而仅承认当事人在法定的物权内，有选用的自由，并无创设的自由”。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既已法定而且已予以公示，交易当事人对其通过交易欲设定或取得的物权则无须反复调查即知其内容，这样，有助于建立交易信用，减少财产关系中的信息成本，使交易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物权体制下高效率地进行。同时，由于物权内容明确，就易于确定权利移转中的风险值，降低交易的缔约成本，从而最终确保交易便捷与安全。
（四）维系一国经济、政治制度的当然选择
“物权制度有关一国的经济，势不能不采取一贯的政策，以为社会的准绳，此物权的种类所必须法定也。”[物权具有“固有法性”，因国家、民族、历史传统及国民性等不同而有所不同。物权法以对财产的支配为中心，以对财产的占有为起点，表达的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分配方式。不同的国家，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等等，都决定了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物权制度的不同。
从经济的角度看，物权特别是所有权制度是一定社会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与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物权制度最直接地反映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之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上的表达和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在经济上实行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允许人们最大限度地追求财产利益，因此，在物权制度的设计上，即以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的所有为中心。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竞争的加剧，垄断的盛行，资本越来越集聚在少数经济上拥有实力的大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少有甚至没有生产资料，只有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因而建立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必然是大垄断财团把持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国有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在经济上建立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所有权制度，采与西方不同的经济模式。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必然采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模式。由此可见，不同的所有权的选择，体现的正是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而“物权法定原则，则是保证一国之基本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物权制度设计方案不可由私人意志加以改变的必须。”

『柒』 物权的产生的历史依据有哪些

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是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对象和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适用状态为依据，国际私法中物权法律适用的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相对适用时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绝对适用时期，物权法律适用的多元化时期。不过，无论在哪一个时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则都是解决物权法律适用问题的基本原则，这既是由物权关系的特点决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质决定的。
物权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素来占有重要位置，与债权制度并称为民法财产权中的两大支柱。相对于债权而言，物权有着浓重的"土著色彩"，特别是由于受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乃至意识形态的影响，各国有关物权的法律制度，在内容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在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领域，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对象和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在当代，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权凭证、交换方式的出现，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愈趋复杂、多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这种变幻演化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物权法律适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我们认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适用状态为依据，国际私法中物权法律适用的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相对适用时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绝对适用时期，物权法律适用的多元化时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相对适用时期
在国际私法理论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样发端于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12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商业繁盛，各城邦之间人民交往频繁，人们对于由属人法向严格属地法的转变已经渐渐感到不便，因而试图对属地法加以限制，当时意大利的法学家就担当起了寻求折衷方案的任务，这些法学家中当以巴托鲁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为代表。
不过，在巴托鲁斯正式提出法则区别说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理论主张，其中也蕴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据德国学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发现国际私法性问题的是12世纪末的注释法学派学者magister aldricus。他认为对于当事人分属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应适用其认为"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纪初，人们明确提出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划分：程序法上的事项依法院地法，实体法上的事项应遵循行为地法。在财产问题上，他们似乎含糊地认为应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过，在巴托鲁斯之前的一些学者们提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未摆脱绝对属地主义的影响，仍将法律适用限定在立法管辖的领域之内，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财产问题应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鲁斯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法律能否适用于域外，应视法律规则的性质而定，他将法律规则分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张"人法"约束在域内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论他位于何处；"物法"是属地的，仅适用于一国领域内的不动产，而不适用于该领域之外；混合法适用于在一国领域内成立的一切契约。对于物权的法律适用，巴托鲁斯明确提出，不动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对于动产，则另依"动产随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动产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动产无处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则，适用动产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后，承袭巴托鲁斯法则区别说的法学家也都基于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划分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并且对于物法的适用范围皆主张以其所属地域为限，并主要用于调整不动产物权关系。
16世纪，国际私法的研究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法国。著名学者杜摩兰（charles moulin）和达让特莱（bertrand d’argentré）虽然在对待属人法和属地法的态度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对于物权的法律适用，双方均主张以物之所在地法为基准。杜摩兰认为，应将法则分为人法、物法、行为法三类。他极力主张扩大"人法"的适用范围，而缩小"物法"的适用范围；认为"人法"从人，其效力及于境内境外的一切属民，"物法"从物，不论对内国人还是对外国人，凡涉及境内之物的应依物之所在地法。我们认为，在当时"动产随人"的观念背景之下，杜摩兰主张扩大"人法"的适用范围，这至少在客观上使得尽可能多的财产被视为动产而适用其属人法。不过，无论如何，他毕竟承认对于不动产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适用而言，杜摩兰可谓表现得"右倾"保守。达让特莱则主张以属地主义为主导，而以属人主义为例外，所以他特别偏重物法的适用，对于动产和不动产都力图划归物之所在地法管辖，甚至对于兼及人与物的"混合法则"，或者对于一项法则究竟属于"人法"还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认其为属于"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适用而言，达让特莱可谓表现得"左倾"激进。达让特莱的学说在继承领域影响最大。依照他的见解，被继承人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如果遗留在不同的地方，即应分别依各项遗产所在地的法律予以处理。 但是，这种主张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国际私法中绝对属地主义原则的回归，到后来，达让特莱自己也不得不认为物权问题虽然应当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动产的继承应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动产的继承则应视当事人离开物之所在地的时间长短酌情考虑，如果离开的时间短，则适用属人法，即原来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长久离开，则应适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见，他在物权法律适用的绝对属地问题上有所松动，因而又被称为温和的属地法主义学派。 直至18世纪，又有法国学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对达让特莱的"属地主义为原则属人主义为例外"的观点加以修正，扩充了"人法"的适用范围，赞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这些见解对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六、七世纪的德意志学派也接受法则区别说，并重视物之所在地法的适用。当时的德国最高法院曾采用下列原则来处理国际私法问题：关于处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关于物的权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财产继承，不依被继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动产则采动产随人原则；法律行为的方式依行为地法。
17世纪，法则区别说在荷兰得到了发展。荷兰学者承袭法国法则区别学派的属地主义理论，并把"国家主权"观念渗透到国际私法领域，使得包括物权在内的法律适用问题获得了新的解释。这其中以优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约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决各国法律冲突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则"：第一，每个国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内有效并约束其全体居民，但在该国境外则无效力；第二，在一国境内的一切人，无论是定居者还是暂时居留者，都应被视为该国的居民；第三，每个国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内实施，根据礼让，各国统治者也应允许其在本国境内保持效力，只要这样做不致损害自己的主权权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则"的前二项仍旨在强调法律的属地主义，据此，关于物权只能认为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论不动产还是动产；但从其第三项原则我们可以作出推断，胡伯也承认"动产随人"原则。因为，"礼让"的初衷是基于实际需要，"只适用本国法，绝对不适用外国法，国际交往和经济往来就成为不可能了。" 在处理动产物权关系问题上，只要不损害内国的主权和臣民的利益，适用所有人的属人法同样可以被认为是基于"实际需要"，是一种"礼让"。与胡伯相比，约翰•伏特更强调法律的属地性原则，主张无论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国有效，立法者的权力既然受其本国领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但是，他同时又不得不认为，根据"礼让"，法院对外国立法者制定的"人法"应承认其效力。 由此可见，约翰o伏特也认为外国人的属人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内国有效，这应该认为包括属人法则支配动产的情形。
从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到胡伯的国际礼让说，他们都从法律规则的性质本身出发来研究法律适用问题，并且毫不例外地将物中的不动产划归了物法的范畴，用属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进行调整；而对于动产，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国家，虽然在适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国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动，但基本上是以属人法为准据。因此，这一时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主要适用于不动产物权。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绝对适用时期
19世纪是国际私法学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与斯托雷、戴西、萨维尼三位大师的贡献是无法分开的。在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财富的积累，也由于人们的认识和观念的转变，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地位逐渐得以强化，并最终确立了不论动产还是不动产均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则。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学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变过去由演绎法推导法律适用规则的方法，根据实践经验及其对英国判例的研究，以归纳法总结法律适用的方法，并借鉴胡伯等人的见解，从遵循属地原则出发，提出了与"胡伯三原则"相类似的三项主张：第一，每个国家在其自己的领土内享有绝对的主权和管辖权，因而每一国家的法律，只在该国领域及管辖权范围内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对存在于该国领域内的一切财产--不论动产还是不动产，对居住于该国内的一切人--不论是出生于该国的人还是外国人，以及对所有在该国所缔结的契约和所为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与效力；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对在其境外的财产发生效力或约束力，也不能约束不在其境内居住的任何人--无论是出生在该国的人还是外国人，一国法律能自由地去约束不在其境内的人或事物，那是与国家主权不相容的；第三，一个国家的法律在其他国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纯粹取决于后者的法律规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础与范围在于"国际礼让"。
从物权法律适用的角度来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项原则明确告诉人们，一国法律支配位于该国领域内的所有财产，不论其归属于何人，也不论其属于动产还是不动产。而按照其第二项原则，一国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财产，也不能约束不在其境内居住的任何人。据此，可以认为，即使是为内国人所拥有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如果它位于外国，那么就不受内国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动产随其所有者发生了转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属地域--住所地或国籍国，那么它就不能再适用其原所属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属人法，而只能适用该动产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学者认为，斯托雷的理论"助成法则区别学派的推翻"。 我们在赞成这种评价的同时还认为，斯托雷的贡献，不仅在于摒弃"法则"二分或三分的主张，而分别就人的能力、婚姻、离婚、契约、动产、不动产、遗嘱、法定继承、审判权与救济、外国判决等问题加以讨论，而且在于他更明确地强调了法律的属地效力。这就不仅直接否定了"动产随人"的传统观念，而主张无论动产还是不动产都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张任何"人"都应该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属"国家的法律支配--这种主张的意义从物权的角度来说，就是使得"动产随人"原则的适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适用属人法的实质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与斯托雷齐名的英国国际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从法律的严格属地性原则出发，认为为了保障合法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对于依外国法有效设定或取得的权利，内国应该予以承认和执行。为了判定既得权利的性质，也只应依据产生此权利的该外国的法律。从保护"既得权"的立场出发，对于物权的法律适用，戴西同样认为应绝对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一书中，戴西和莫里斯不仅提出："所有不动产（土地）权利或与之有关的权利（除后面提到的例外）由该不动产所在国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批判了动产随人的不合时宜。他们指出，不论位于何地的动产，都被认为应当服从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这对于一般的动产转让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对于根据婚姻或死亡而产生的一般动产转让是适用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即对于个人动产的特定转让也必须适用同一规则。他们进一步指出："在早期，个人动产很少，而且通常位于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这一规则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在当今商业社会，这一规则就完全不合适。因此，所有现代的学者和绝大多数现代法官，都已放弃了住所标准，而且’动产从人’在今天的含义只是指动产继承应由死亡人的属人法来支配。" 他们还援引了几位法官的话作为佐证--毛海姆（maugham）指出："关于有形动产的转让，我认为没有任何人怀疑其准据法必须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这样，商业贸易就无法进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为一般规则，通过契约进行的动产转让，无疑应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动产转让的自体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实践而言，英国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为例证。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卖了一艘英国籍遇难船上的木材，买受人依照挪威法获得了拍卖标的物，尽管依照英国法，船主逾越了他的权限，但英国法院仍然承认这位基于诚信原则的买受人的所有权。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数意见，发表了如下判决理由：假如动产是依照动产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处置，那么这项处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说我们从斯托雷、戴西的理论中只能通过推理、判断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赞成或推崇物权不论动产还是不动产一概适用物之所在地法，那么萨维尼的学说以及遵循其学说的一些国家的立法或判例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绝对适用时期的存在。
萨维尼从普遍主义--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避开了法律的域内域外效力问题的争论，主张平等地看待内外国法律，以判决结果的一致性作为国际私法所追求的目标。他认为，国际私法存在的根据是因主权国家间的互赖和各民族间的互通而形成的"国际法的社会"。国际私法的任务，是为每一种法律关系确定依其本质所应归属或应受制的法律秩序，为此，即应探得各该法律关系的"本座"（sitz）：支配该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为该法律关系所应归属的法律秩序。而法律关系的本座应依法律关系的特性来确定。关于物权，他认为不论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应以物的所在地为本座，从而都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现代罗马法体系（第八卷）》(即《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这部不朽的著作中，萨维尼指出，自从法则区别说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坚持物权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即"用于支配物权的法律将适用于位于立法者领域内的所有的物，而不论该物涉及的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对这个原则的理解和适用上却作了错误的不必要的关于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以致剥夺了该原则固有的效力和一贯性。该原则被认为只适用于不动产，而动产则由住所地法来判定。由住所地法来判定动产，违背了法律关系本身的特性，人为地将住所地法扩大适用于所有的地方。这是萨维尼从历史的角度对"动产随人"原则所作的剖析。继而，他又从"人"和"住所地"的不确定性方面对"动产随人"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萨维尼认为，动产物权适用人的住所地法，这里的"人"是与动产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而界定利害关系人是十分困难的。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利害关系人可以理解为所有人，但在财产转让中，利害关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还是指新的所有人；在关于财产的对立纠纷中有双方当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仅仅从所有权的角度考虑，再从物权的其他形态上考虑，每种物权在其存在或被主张时仍然会产生不止一个的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既难于确定，住所地法也就难于确定，"这样，指导我们的住所地原则，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这个所谓的规则对问题的实际解决没有什么效果。"
关于物权一概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萨维尼指出，"为了确定它们所属的法域，我们要根据物权客体真正的性质来确定这种地域。因为物权客体是由感觉来感知的，并占有一定的空间，因此它们所在的空间场所自然是它们所参与的每一法律关系的本座。一个人为了取得、拥有或行使对物的权利，他必须到物所在的场所，对于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他自动地使自己服从于约束该地域的本地法。因此当说到物权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时，这种主张所依据的理由与人的身份适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愿服从。" 萨维尼从物权的主要客体--物着手，分析物的客观空间属性，从简单、实用与有效行使权利的角度阐述物权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观方面，他认为物的权利人一概"自愿"服从物之所在地法，未免过于武断，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袭萨维尼学说的德国学者齐特尔曼(ernst zitelmann)以对"权利性质"的研究为基点，探讨法律适用问题。他认为，国际私法上的问题其实是以特定权利的得失为内容，并只能由具有国际法上主体地位的国家的法律来判定，而这种法律就是当时有权赋予或消灭各该权利的法律。国际私法的任务就是确定此项法律。这些权利可以分为受对人主权保护的权利和受领土主权保护的权利。据此，齐特尔曼提出了若干国际私法的适用原则，例如，受对人主权保护的权利适用属人法，即本国法，如有关身份、能力、亲属等问题，受领土主权保护的权利则适用属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关动产、不动产等物权。 齐特尔曼着眼于法律关系之中所蕴含的权利问题，以对物权的性质的分析为基础，从有利于物权的保护出发，仍然得出了不论动产物权还是不动产物权均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结论。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亚法典是最早采用绝对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立法范例。它在冲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则区别"学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规则，但在物权方面，它拒绝了"动产随人"的原则，而不分动产与不动产、有体财产与无体财产，主张一概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过，总的说来，在立法上规定物权一概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甚至还很复杂。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第7条，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条，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300条等均接受动产随人理论。然而，自从1864年以后，意大利的学说就曾试图通过解释的方法，把动产置于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订民法典时，才在其第22条明确作出规定。西班牙的规定也遭到学者们的批判，并最终在1974年完全更改过来。奥地利法院在实践中一直没有采用其民法典的规定，并于1913年的国际私法立法中赞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适用于所有财产。
中南美洲国家普遍采用了绝对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条，1916年巴拿马民法典前加编第6条，1917年墨西哥宪法第121条第2款，1936年危地马拉关于法院权力组织法第21条，1936年秘鲁民法典前加编第6条和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88条，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条以及它的1964年国际私法草案第4344条，1942年的委内瑞拉民法典第10条以及它的1963年国际私法草案第44条和1998年新国际私法第27条，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条以及它的1974年国际私法草案第16条，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条以及它的1985年国际私法第16条，1906年洪都拉斯民法典第14条，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条，等等，均对动产和不动产一律适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维的亚国际私法条约》第32条，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条，也都在总的原则上支持对所有的财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亚洲，绝对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国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条第1款规定："关于动产及不动产的物权及其他应登记之权利，依其标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虽历经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这一规定始终未变。1939年泰国国际私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动产及不动产，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条规定："在诉讼进行中变更动产的所在地时，仍依该诉讼开始时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苏联东欧国家、非洲的埃及、马达加斯加等国，也都主张绝对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
我国台湾地区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关于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规定："物之所在地如有变更，其物权之得丧，依其原因事实完成时物之所在地法。"在实践中，围绕第10条的规定曾发生过一起适用案例：1957年5月台湾亚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师安诺德在台湾地区坠楼身亡，死者遗属有中国台湾籍的妻子及美国籍的子女二人。安诺德的遗孀及子女向法院诉请亚洲航空公司交还其所保管的安诺德的遗产（动产）。台湾地区台北市地方法院于1957年8月作出判决，认定此讼争议标的为物权性质，适用台湾地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10条的规定：以遗产（动产）所在地法为准据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请求交还的财产。
可以肯定地说，自从19世纪中叶以后，在物权问题上，不论动产还是不动产都适用物之所在地法，不仅愈益成为学者们的一般共识，而且愈益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实践。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相对适用时期和绝对适用时期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即使在近现代社会物权绝对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之时，仍然有一些国家或学者基于某种原因坚持相对适用的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因而，"相对适用时期"和"绝对适用时期"的划分只是从各该时期的总体状况或占主导地位的法律适用原则的角度所作的一种观察，而绝不是指这一时期关于物权关系法律适用的绝对状态。

『捌』 物权法定的影响

法律产生于社会物质生活的需要，必须追随社会变迁而与时俱进，才能永葆其发展的生命力。立法是各个具体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法律则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新需要，使物权法定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源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客观物质世界变化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立法作为一项探求真理的认识活动，必然要受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限制。每一个以至每一代人，由于受到客观事物及其本质暴露的程度、社会历史（生产状况、科学技术状况）的实践水平、主观的条件（个人的经历、受教育程度、立场观点和思维方法）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其思维是非至上的。因此，指望立法者于立法之初即为未来社会预定一个一劳永逸的物权制度体系，无异于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殆不可能。此外，物权法本质上为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固有法”、“土著法”，往往带有立法者民族传统的气息，虽大都适宜于当时的社会需要，但随着社会情势的变易，他们又往往发生与社会的需要脱节、龃龉的现象，并为社会所不容，如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上的永佃权制度，曾对调和土地的“所有”与“利用”发挥重要机能，但由于其在现代社会已不具资源使用的效率，已随社会的变迁而式微消逝，便是明证。如何克服物权法定主义之局限，如何协调“于社会生活之长久酝酿，习惯之反复践行”所生的新物权与物权法定主义之冲突乃成为一重要课题。

『玖』 物权具有哪些特点

物权的特点为：
（一）物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回
物权是指特定的主体所享答有的、排除一切不特定人的侵害的财产权利。作为绝对权和" 对世权"，物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非法干涉和侵害权利人所享有的物权的义务。一切不特定的人都是义务主体。而债权只是发生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债权的主体是特定的。债权人的请求权只对特定的债务人发生效力，债权又被称为对人权。
（二）物权的内容是直接支配一定的物，并排斥他人干涉
物权的权利人享有对物直接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
所谓直接支配，是指权利人无须借助于他人的行为，就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一方面，物权的权利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直接依法占有、使用其物，或采取其他的支配方式。任何人非经权利人的同意，不得侵害其权利或加以干涉。另一方面，物权人对物可以以自己的意志独立进行支配，无须得到他人的同意；也可以在无须他人的意思和行为介入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支配其物并实现其权利，如所有人使用其财产，并在其财产之上获取收益，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人的行为便可以实现。物权的义务主体的义务是不作为，只要不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就是履行了义务。

『拾』 物权法的性质和特征

物权法的性质

一、物权法的私法性
自罗马法以来，法律有公法与私法的区分。调整国家公权力的法律为公法，宪法、行政法、诉讼法属之；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为私法，民法、商法属之。物权法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规范私人间关于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因此属于私法范畴。由于物权法恒涉及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与社会公益有重大关系，故物权法中通常存在不少有关公益的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65条规定：“所有人，于法令限制之范围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之干涉。”物权法中的公法规定，并不影响物权法作为私法的本质。
二、物权法的强行性
物权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是调整民事主体对物的直接支配和利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内容包括物权的种类及其权能、效力、物权的行使、变动和保护等具体制度。物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涉及第三人和社会公益，故物权法的规定多具强行性，当事人必须遵行，不得以合意加以排除，强行性是物权法的最主要特征。如谢在全先生认为，“物权法因所规定之物权，有对世之效力，恒涉及第三人之利益，力求内容之统一，以确保物权之享有，与交易之安全，其规定多具强行性质，非当事人所得任意变更。” 物权法的这种强行性，是物权法区别于债权法的首要特征。债权法由其性质所决定，通常允许当事人以特约甚至交易习惯排除其适用，原则上属于任意性规范。
物权法上的强行性规定多涉及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物权法通过强行性规范，直接给当事人设定权利义务，划清权利边界，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促成当事人合作，促进物的效用的发挥。”
三、物权法的固有法性
物权法因国家、民族、历史传统的不同而带有土著法色彩，称为物权法的固有法性。这一属性使物权法与债权法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债权法，是关于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律制度，因之世界各国的债权法大多具有普遍的、共通的性质，极易演化为世界性的国际间通用的法律制度。例如，1980年4月11日订于维也纳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便在缔约国间普遍适用，在国际贸易关系领域发挥着极为广泛的作用。物权法则与此不同，因各国步入近现代化文明的时期与过程不尽相同，由此致各国物权法在内容与构成上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在物权公示的效力问题上，同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国采公示对抗要件主义，依此主义，当事人一旦形成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即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只是在未依法进行公示前，不具有社会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德国则采取公示成立要件主义，在此主义之下，物权的变动不仅需要当事人之间存在一个独立于其原因行为的物权合意，尚需以登记或交付进行公示，否则不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谢在全先生指出，如果只从一国的经济环境、社会需求及有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性上加以解释，将很难决定孰优孰劣。法、德物权变动之采对抗要件主义和成立要件主义，决非是某种单纯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当时各国特有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背景所使然。此外，由于物权法与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国家的经济体制息息相关，故各国物权法的内容，尤其是其中关于土地及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的规定，往往具有天壤之别。
我国于清末改制，参考欧陆法制起草民法典，关于物权法的规定特别注意尊重自己的民族习惯，如设专章（第八章）规定典权（我国特有之制度），即是尊重国有习惯之适例。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在土地归属问题上实行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本身不得买卖。这就使我国的物权制度与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私有制）下的物权制度相比，具有更多的特殊性。
四、物权法的公共性
近代民法，以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为原则。依所有权绝对原则，当事人可对自己的所有物为自由的使用、收益及处分，这一原则虽然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但它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加剧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阻碍了生产的社会化和大规模的经济发展，甚至导致了个人滥用所有权而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现象。因此，19世纪末期以来，因社会情势变迁，个人主义的所有权观念日渐式微，各国立法不得不对所有权绝对原则加以修正，使所有权负有社会义务，其行使应当顾及社会公共利益，是为所有权的社会化。所有权的社会化，归根结蒂，即要求所有人行使所有权时必须严格恪守公共福利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尤其当事人行使所有权时，必须合于公共目的，否则其行为将被判定为非法而受到禁止。 此发展之结果，使物权法呈现公共性色彩，此与债权法原则上仅限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所谓私人性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

物权法的特征
物权法定主义，是现代各国物权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所谓物权法定，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各种物权的内容有法律统一规定，不允许以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创设物权。
物权的定义：是权利主体依法直接支配特定的物并享有其权益的权利。
特征：1，在权利性质上，物权为支配权，权利人无需借助于他人的行为就能行使其权利；2，在权利效力范围上，物权为绝对权；3，在权利客体上，物权的客体为物；4，在权利效力上，物权具有优先力和追及力；5，在权利的发生上，物权的设定采取法定主义，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新的物权，也不得任意变更物权的内容；6，在权利的保护方法上，物权的保护以回复权利人对于物的支配为主要目的，偏重于“物上请求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