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版权问题

A. 我在包装上印清明上河图侵权吗

应该不侵权，不属于侵权的范畴，很多商品和工艺建筑都有这样类似的名作和名称，你可以咨询一些这样的部门，消协就应该可以，他们会给你圆满的答复。

B. 为何清明上河图有几个版本,到底哪个才是原版

怎么会有几个版本？不就张择端一个版本？请出示证据

很可能的情况是 因为清明上河图是个长卷，很多书都只能截取部分登在书上，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清明上河图了，误以为是不同版本了。其实书上都会标上（部分）的

C. 想要将清明上河图作成产品，有版权问题吗

如果清明上河图是你自己拍摄处理的就没问题

著作财产权有时间限制，
根据世界知识产版权组织相关条约权，该时限为创作者死后50年。但各国国情不同，各国国内法可规定更长的时限。这种时间上的限制使得创作者及其继承人能在一段合理的时期内就其著作获得经济上的收益。

D. 揭秘宋代出版商如何打击盗版 古人怎样维护版权

在古代有没有盗版活动呢？有没有为维护版权而进行的较量呢？
答案是肯定的，别忘了，印刷术这项科技是在古代的中国发明的，有印刷就必定有出版，有出版就面临与盗版的斗争，古人在这方面的不省心事，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少，现在我们去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看看。
书坊：“清明上河图”里可找到古代出版商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还不能说有严格意义上的出版业，书都靠手抄，因此在先秦两汉乃至魏晋时期，书都是奢侈品，“我遗子，惟一经”，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本经书，听起来轻巧，其实真是这么容易吗？非也，那时候留下一套书给儿孙，如同留下一套豪宅。一本书的存在感比现在的书本强多了，司马相如给汉武帝上一篇文章，几千字装满了一马车，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
科技，只有无所不能的科技，才能改变读书人的命运。先是纸张问世，接下来它的亲戚：印刷术，这个神技一出现，普通读书人眼前出现一道光芒。因为知识便于携带了，也变得便宜了，当然，抄书的人也失业了，当年班超投笔从戎，其实就是不想当抄书人了，他转型忒快，在印刷术出现前几百年就跳槽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行业出现了：出版业。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出版商。
以印刷为基础的出版行业在宋朝闪亮登场，它有一个实体依托，就叫书坊。它既有生产车间，又有销售门店。书坊作为新生的行业领头羊，到底有多牛呢？看苏东坡的记载就知道了。苏老师是读书人，当然会注意到书本的生产和流通情况，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里透露一个重要的行业信息：当时市面上有人印刷“诸子百家”的书籍，每一天的印刷量有多大？“日传万纸”，每天印刷量上万页。这是当时大宋的一线城市开封的生产情况。正因为技术上的突破，书本就能进一步普及，于是当时市面上的书本既多而且容易购买，“多且易致”，所以宋朝人格外有文化范儿，为啥？无他，只是因为知识更容易购买！
那么，印刷品的主要销售地点在哪里呢？北宋有个叫穆修的读书人也小小剧透了一下：在咱大宋的东京相国寺附近。“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原来，就在鲁智深看菜园子的附近。想当年，林教头和鲁智深之流的好汉，在相国寺的菜园子喝酒论武，而附近就是书香四溢的书市，奇妙啊。
如果仔细去看反映北宋汴梁城景象的《清明上河图》，还能找到开封的书坊，店主在柜台内，着深色衣，购买者在柜台外，着白衣。似乎正在讨价还价。
宋朝的“二维码”：坊号牌记和告白文字
既然有了出版商，那就得有广告，因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北宋的出版商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让消费者记住自己，那就得有独特的标志。为了销量，为了市场，脑洞不大开不行啊。这个独特的标志就得印在书上，就如同如今的二维码，随时方便读者扫描，当然，现在用手机扫描，过去用眼睛扫描。
最流行的“二维码”叫做“坊号牌记”，是一个小标记，或者是一个小框框，里面印着说明文字，或者连小框框也不用，直接印着字。就跟现代的二维码相似，放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这字也不能太多，一行就够，标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称和地址，有时候还有印刷出版时间。如果你在南宋，在杭州街头买到一本名叫《续玄怪录》的玄幻鬼怪小说集，你去翻一翻书的背面，可能有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也就是说，您手中的这本优质书籍，是临安府的尹家书籍铺公司发行的，地点就在太庙前。如果你觉得好，欢迎下次再来购买。
有时候，出版商还怕说得不够仔细，于是又会饱含深情地再在书尾加上一段告白，希望借此加强与读者、消费者的互动，告白的信息量更大，感情色彩也更浓。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钱谦益，喜欢收藏宋版书，他为了心爱的女人柳如是，曾经卖了一套宋版书为其建豪宅。有一回，钱大才子翻阅一本宋版书《抱朴子》，居然发现一段五十字的出版商告白，是南宋初年的，这条发自500年前的信息，读得钱谦益泪流满面。告白说：我们荣六郎出版公司，办公地点以前在东京相国寺的东面，因为大宋南渡，现在搬迁到临安府的瓦南街东，“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继续开印卖书。请各位放心，我们印刷的《抱朴子》仍然是东京的版本，保证质量，不会有半个字的差错，“无一字差讹”，各位亲爱的消费者，敬请光临，多多关照，“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还标明了日期。短短几行文字，见证了家国的兴衰，行业的发展，钱谦益结合自己当时的处境，不流泪才怪。
古人怎样维护版权：向官府注册上诉请求保护
有了出版就有了版权，有版权就得申请注册，以得到官方承认，然后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这种行业状态，在宋朝已经是家常便饭。
例如，在南宋时候的四川，有一家出版公司名叫“眉山程舍人”公司，该公司印刷了一套《东都事略》，在该书的书页上，就申明了版权，以及向盗版行为发出了警告，“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寥寥二十个字，已经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换成现在的语言，就是说：该书由眉山程舍人公司出版发行，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版权保护，严禁盗版印刷发行。
当然，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行为，不让非法之徒钻空子，有时候话要说得更详细明白，而且还要委托官府出面发表声明，以期取得法律上的效力，并震慑盗版分子。
且说在南宋理宗年间，两浙转运司为保护合法出版机构的正当权益，防止盗版，专门为一家公司发布了一个公告，该公告说，市面上的《方舆胜览》、《四六宝苑》这两本书，是“祝太傅”公司出版发行的，法人代表吴吉，本公司为这两本书，除了花了几年时间辛勤编辑之外，还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印刷，“今来雕版，所费浩瀚”。为了防止不法之徒进行盗版印刷，出售赢利，导致本公司“徒劳心力，枉费成本”，现在本公司将版权在有关部门注册，取得法律约束力，以杜绝盗版的行为，“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原来，盗版在那时候叫翻版。
在严肃申明之后，还得将声明发到网上去，在当时也就是张贴在各处州县的交通要道，让大家都看得到。如果出现了非法出版情况，那么本公司就会请求有关方面毁坏盗版，追究其违法行为，以断绝这种盗版活动，“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
瞧瞧，宋代出版商的版权意识已经相当明确，而且也有官方的支持，有法律上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打击盗版行为，也有具体可行的步骤。根据这些信息，要说宋朝人的出版发行业，已经相当完备，也不算过分。

E. 包装上使用《清明上河图》会侵权吗

1，包装上使用《清明上河图》，在注明作者、不任意修改作品的情况下，不会再构成侵权。
2，作者的人身性权利（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作者的财产性权利为其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3，《著作权法》规定：
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第二十条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第二十一条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F. 可动的清明上河图是谁开发的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馆“东方足迹”展区的一大看点，它是怎样“动”起来的?记者将问题抛向展项负责方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水晶石负责人于正的回答不是技术，而是数字:动态的《清明上河图》以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制作，高6.3米、长130余米，约是原图的30倍，需要12台电影级的投影仪同时工作;整个活动画面将以4分钟为一个周期，展现城市的昼夜风景，其中白天出现人物691名，夜晚出现人物377名……
原来，这一个个数字背后，是创作团队对古本《清明上河图》的重新解读和制作。首先要保留原作的原始风景和建筑。看起来只是将原作上人物去掉的简单工序，却大有讲究。于正介绍说，一来要保留原作的所有特征，数百棵树、数百座建筑一个不能少，色调、画风也一点都差不得。可原作有上千年的历史，要放大30倍，很多细节必须重新修补。二来还要为这些背景制作透视效果，草木建筑之间的遮挡关系、阴影分布，以及在晨昏不同光线下的变化，都是创作团队一次次调试比对后才确定的。
古本《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多少个人、多少只动物，业界一直有争论;但在中国馆的动态《清明上河图》中，有多少个人、多少只动物必须一清二楚，才能保证每个动态的造型都有属于自己的动作。为此，在相关古籍专家的指导下，水晶石在新作中不仅保留原作中最具代表性人物，还根据同时期的其他画作，创作出新的人物。成百上千张草稿后，才有了如今一群群衣着打扮、行为举止都符合北宋时期特征的行人游客。至于具体的动作，尽管在技术制作上和大部分动漫没什么区别，可要展现出原作入木三分的写实主义，必须从细微处着手，“举个小例子，在驼队走过街市时，旁边的行人不能各管各的，而是要让路或者侧目观看，这样才自然。”于正说，为了让每个人物的动作和不同人物间的关系都得到精心设计，最多时有70多人共同为《清明上河图》的“动”努力，而从项目启动到大样完成，总共花了近两年时间。
正因为此，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才具备很多新亮点:在原作中，有一艘大船正要穿越虹桥的拱洞，船夫一脸严肃、行人探头张望，但船究竟过桥了没有?新作给出答案:船夫们有的用竹竿撑岸，有的用长竿钩住桥梁借力，有的用麻绳挽住船帮，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终于，在一番紧张的忙碌后，大船晃晃悠悠地通过了虹桥。至于夜晚的城市是怎样的风景，也只有动态的《清明上河图》首次进行了大胆想象。

G. 现存的清明上河图是真迹吗，有没有完整的传承下来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的繁荣景象。这幅传世奇作也是历代皇室贵族争相收藏的对象，那么，《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经历了怎样的流传，现在又保存在哪里呢？

这幅承载了无数君王盛世太平梦想的《清明上河图》，却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坎坷。好在如今这幅图被人们发现，安详地停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中，供后人瞻仰。

H. 清明上河图 有哪些不足

哪幅《清明上河图》才是张择端的原作？

本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石渠宝笈三编本”为张择端原作。但近年来在对画作的宣传中，因为“石渠宝笈三编本”年代久远且几经战乱，阳光、湿度、霉菌的侵害，使绢本设色的原作色彩退去，底本深暗，识读起来颇费眼力。于是常常以年代较近、色彩艳丽的“清院本”来代替，由此造成新的混乱。我们在网络中查询时不难发现，有些文章注明张择端作画，内容也是与原作相吻合，但偏偏附图却是差之千里的“清院本”。再加上旧货市场上杂乱不堪的各种伪作，也让一些年轻人搞不懂《清明上河图》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好就有伪造仿制，如今称之为“山寨”。《清明上河图》在金代就已经“争相收藏”，所以历代“山寨版”的“上河图”不在少数。
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就是画卷后面杨准的跋文中提到的装裱师傅以仿本偷梁换柱。因为元代统治者的书画鉴赏能力弱于宋、金，这幅画只是放在秘书监内。后来一位装裱师傅用临摹本替换出真迹，将《清明上河图》盗出宫外。又经两人转手，落入客居北京的江西人杨准手中。杨准得画后借故还乡，重新装裱此画，并且在画后续写跋文，记载了得画的经过。由此，元代宫廷里的那位装裱师傅，至少是早期山寨版的作者之一。到了明代，《清明上河图》有近两百年的时间在民间收藏，人们对这幅名作有所耳闻又难得一见，所以揣测模仿的就更多了起来。

在雍正年间，和硕宝亲王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曾经得到过与《清明上河图》原作接近的仿品。弘历虽然写诗的水平不高，但在文物鉴赏方面造诣颇深。他觉得那幅画虽然很大气，但前后衔接并不太顺畅，而且细部动态上也有些美中不足。于是决定再造一幅更完美的《清明上河图》。他组织了五位画家，对画作进行了临摹创新。新的《清明上河图》画面清晰，色彩艳丽，画面结构和其中某些人物的姿态与原作相近，推测画家们事先是见过与原作相近的摹本的。这幅画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称为“清院本”。

清院本的篇幅比真本长出了将近一半，人物也更多，街道也更复杂。而且由于绘制时间离现在比较近，所以色彩也比较艳丽，看着很舒服。可是，就在新的《清明上河图》绘制完成几十年后，嘉庆皇帝通过抄家获得了张择端珍本的《清明上河图》，嘉庆请来太上皇乾隆，爷儿俩一看就明白了，这才是真货。不过碍于面子，两人谁也不再提折腾临摹本《清明上河图》的事，好在他们正在给宫廷保存历代书画编辑目录，取名《石渠宝笈》，于是就在张择端真迹画卷的开头盖上“石渠宝笈”和“宝笈三编”两个印章，算是给了真迹一个正式的名分。所以今天故宫博物院藏本的《清明上河图》又称为“石渠宝笈三编本”。

至于其他的仿品，那就数不胜数了。初步统计，现在国外馆藏的《清明上河图》在美国有5本，法国4本，英国1本、俄罗斯1本、捷克1本、日本1本、中国台北多达9本。其中有元代摹本，也有明清摹本。

现在国内影响最大的，一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石渠宝笈三编本”，被专家们认定为张择端原作；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元年摹绘的“清院本”；还有现存辽宁省博物馆的明代仇英的仿本。由于版本纷杂，造成分析画作的内容时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说画上有多少人，有说七八百的，也有说一千二三的，差着将近一倍。说七八百的是指“石渠宝笈三编本”，说一千多的是“清院本”。为什么大家会把不同的本子混起来呢？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清院本和仇英的仿本好看。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三编本”是画在由双股丝织成的缣绢上，开始是有颜色的。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颜色已经看不出来了，缣绢的淡褐色逐渐加深，画面残破，线条与底色之间也不是那么分明。

图中所画是春天还是秋天？

从《清明上河图》卷首开始，画面中的树木枝叶稀疏，画中的人穿长袖衣服为主，只有少数劳动者、赶路的人穿短袖，或是把衣服缠在腰间。那么张择端画的到底是初春还是晚秋呢？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意见，彼此间也有一些争论。

南宋孟元老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回忆徽宗年间汴京的繁华景象，详细记载了当时的风土人情。研究者多用《东京梦华录》与《清明上河图》相对照来寻找答案。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与清明相联系的初春。其理由：一是与清明节联系；二是说进城的轿子上插的有花，与《东京梦华录》中关于清明郊外归来“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的记载相符；三是有卖祭品的“王家纸马”店；四是一部分树木萧条为早春之态。

现在还有一部分研究者主张画中所描绘为秋景。理由：一是画卷右首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因为当时汴京城是以烧煤为主，临近冬天才准备烤火用的木炭。《东京梦华录》
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炉会也”。二是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市人争饮。”三是画面中气候还很炎热，街上有卖“饮子”的，有一个人摆摊子卖一个个圆的东西，上面带很多点，摆了七八个，估计这是卖西瓜的。还有是画里面拿扇子的人多。宋朝时候的人，春夏秋冬都带扇子。这扇子不是扇风的，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见着熟人了，拿扇子遮一下脸，表明我还有事，您别打招呼。这叫“便面”。所以扇子确实也不能说明它就是秋天。

第三种看法认为画中既有春景也有秋景，是因为张择端创作的时间前后数年，开始画的是春天，画着画着就画到秋天去了。对这个问题要解释一下：根据气象资料，张择端创作此画的北宋末年，刚好赶上了一个气候的暖冷波动。自隋代至北宋，有一个四百余年的温暖期，当时浙江一带尚有甘蔗种植，开封也常常一冬无雪。而至北宋末年，气候又由暖转冷。所以张择端作品中的冷暖矛盾，恰恰佐证了这一段的气候变化。

宋徽宗为此画题名《清明上河图》是什么意思？

这个谜首先涉及“清明”是什么意思。有的说清明就是清明节，上河就是上坟。图画中的人就是正在往城外走，准备去上坟。这是专门画了送给皇帝的，
画一幅上坟图，皇上能高兴么？看着也不吉利呀。皇帝自己题写的标题，总得表现点文采吧。宋徽宗的题名来自《后汉书·班彪传》。班彪是东汉的历史学家，为《史记》写了《后传》。《后传》已经失传，但内容被他儿子班固写到《汉书》里，好在爷儿俩也没有版权纠纷。《班彪传》讲到班固时，称“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清明之世”指东汉光武帝年间。当时经过西汉末年的衰落和绿林、赤眉的战乱，社会安定，生产恢复，各方面生机勃勃。所以宋徽宗把自己治下的汴京比作光武中兴、太平盛世，那是在玩自我表扬。当然，就景物描写的清明时节而言，也有一语双关的效果。

“上河”又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专家看到“清明”就揪住“上坟”不放，把“上河”说成“上坟”。我认为“上”是方位词。当时开封城市人口近百万，
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一天的总量也达到一百多万斤，靠什么呢？就靠汴河、蔡河进行漕运，把粮食从苏州等主产区运过来。所以说“苏湖熟，天下足”。这两条河对于汴京的社会生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地图上汴河居北，处上位，故称上河。所以这幅画是描绘清明盛世中上河一段的景色，与上坟扫墓没有直接关系。

现存的张择端原作是不是完整的？

画卷后明代李东阳的跋文中提到：“图高不满尺，长二丈有奇”，还说卷首有徽宗的题字及双龙小印。现在前段已失。于是又有许多专家据此推测《清明上河图》后面还有一段，一直画到皇城以内的金明池。因为明代以来许多仿品确实一直画到金明池。那么，现存的画幅完整吗？

我认为这幅画是完整的。其一，“长二丈有奇”是指整个卷轴。前面已失的徽宗题字部分加卷后跋文，是符合这一尺寸的。其二，卷后跋文中，多有对画面内容的描述，但没有一处提到金明池等宫中景色。其三就是从画面结构上进行的分析。如果我们把画作分成三等分，就会发现它可以成为相对独立的三个部分，而每一部分的中线，都有一个中心故事情节。

第一部分从郊外到汴河边，中心部位是一匹驴受惊，赶驴人在后面追逐，而前面一个脱离大人监护的孩子正傻头傻脑地站在路之间，一场交通事故即将发生，惹得周围馆子里吃茶的人回过头来观看。可惜的是这一部分画面已经残破，这个内容是根据尚余画面推断的。

第二部分是虹桥，而焦点在虹桥下面的河里。这也是整幅画的中心部分，是叫作“上河图”的根据所在。一条逆水而上的漕船要驶进中间河道过桥，结果用力不当，船在河面打横，而这时上游一条船顺流而下，两船即将发生碰撞。于是桥上桥下惊呼一片。

第三部分是城门内外。一个行人的包袱被骑骡子的人撞得散落在地上，被撞倒行人抬头指责，而骑在骡子上的人只是冷漠地瞟上一眼，丝毫没有下来道歉的意思。后面赶骆驼的人又催着这个倒霉的行人让路。再有一解，从围观者窃窃私语的表情上分析，也许蹲在地上那位是古代“碰瓷”的人，所以喊他让开那位，甚至带有嘲笑的神情。

三部分完成后，画面进入了六品以上官员才有的“乌头门”住宅区，想来一是深宅大院，人员不多，二来也容易涉及官员隐私，所以用树枝自上而下地画满，形成分界。画作展示出明显的节奏，有始有终而又意犹未尽。我认为这幅画是完整的。特别是画卷后面元代杨准的跋文，介绍画面的内容及附后的前代跋文、小诗和我们现在所见是一致的。况且杨准跋文中还一再强调这幅画并没有损毁缺失。

这幅画画的是汴京城的哪一段？

对于这个问题，喜欢较真的日本专家还真的拿当年的开封地图核对过，说是找不到画上的这一段。还有的研究者绘出平面图，把它接到汴京外城的东南角，这样又无端地为汴京城开了一个“东便门”。我认为作者是选取了开封东南的几个观察点，然后给予艺术加工。是把几个片段剪辑在一起，而每一个点的描绘上，还是比较写实的。

I. 版权保护的我国古代

中国的版权保护“盗版”是自宋代开始。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宋代版权保护出现的直接诱因;宋代版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也很强，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宋代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对版权进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权益的保护、无关王朝政治利益的书籍很难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或者直接寻求权力机关的保护;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宋代版权保护的内容
(一)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权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体。在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政府更多保护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书林清话》中引述的《丛桂毛诗集解》上所载宋代国子监有关禁止翻版的“公据”，更值得重视，“公据”中提到:该书刻印者的叔父当年在讲解“毛诗”时，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创作成果，可以说是“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刻印者把这个事实当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这就说明:此时受保护的主体已不限于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在宋代还出现了职业的职业作家和艺术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组成一定的群体，被称之为“书会”，这个群体的文人以创作为职业，“书会”的文人就是职业作家。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在远古的宋代，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经拥有了对作者权益进行保护的意识和一定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是滞停在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护作者的利益方面，无疑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重要的一笔。
(二)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
版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类型众多，保护客体广泛。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将政治价值作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学子们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文学艺术作品也被逐渐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开始发生动摇，作品的商品化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其作品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艺观的变化。有不少在科举场上失败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于功名的文人，大量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创作出众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诗词、散文、小说、话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词、宋元话本、散曲、戏剧、小说等。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即兴的演说、散曲等。随着宋代文化业的发展，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评书等口头作品应运而生。第三，戏剧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剧、地方戏等，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已不能满足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等文艺作品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第四，曲艺作品，是指以说唱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评书、快书、大鼓、弹词等。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不断兴盛，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出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第五，美术作品，是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如绘画、书法、雕塑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美术作品，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该作品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除此之外，宋代还出现了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动作和技巧表现的杂技艺术作品……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也反映出我国宋代已经有了最早的对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比较系统的分类和进行保护的事实。
(三)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加强，规定出版审查
宋代盗印翻版的客观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护版权的意识逐渐提高，观念逐渐形成，政府也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规定出版审查。例如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可以说朱熹当时对其作品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是通过“诉讼”主张其版权，说明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与保护版权的实际行动已经产生，这是将印刷书籍的经济利益与精神权益的保护，从意识、观念走向具体操作的过程。宋政府还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宋朝于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相当于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审查机制，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对“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
(四)宋代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印刷品管理条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颁布过“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送交政府机构备案，政府将印刷品的管理纳入日常行政事务当中，如果不按照法规条文规定的形式出版书籍，就构成“盗版”。宋代就对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铜雕版“刻书之式”，文人蔡澄在《鸡窗夜话》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认识这件东西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将印刷品纳入到了国家管理的范畴，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品行业标准，与之对应的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现在的印刷品管理条例之类。遗憾的是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文史料到今天已经散佚，但在后人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兴，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携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年—1077年)后，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权保护的法令和相关记载
《书林清话》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条目，说明中国自宋代确有版权保护的法令。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此记载说明北宋时已有“盗印法”。此外，现存宋代书籍中也有例刊记可以证实宋代的版权保护。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牌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最早的版权保护施行记录。《书林清话》及清代大藏书家陆心源《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对此有记载。第二，建安祝穆编刊《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冶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该“榜文”记载明确了编写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费浩瀚”，其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请求官府“庶绝翻版”，如有盗版的祝氏则有权“陈告、追人、毁板、断冶施行”，此例记载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劳动付出和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方式以及官府惩治的力度。第三，贡士罗樾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云:“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以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傥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所谓“行在国子监”，是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中央机构，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某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板治罪。该出版商明确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认为作品首先具有原创性:“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其次认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将作者作为权利主体):“口讲指画，笔以成编”，“平生精力，毕于此书”;而且出版商认为现出版的版本质量好:“校讎最为精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权益。为此，经出版商向国子监提出申请，给付“执照”，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毁，断罪施行”的权利。有关这一事件最后的执行情况史料中已经没有了记载，但确实以事实记载了有法可依。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版权保护不仅仅保护作者本人权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后，其亲属也可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丛桂毛诗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创作当做要禁止翻版之权的主要理由，这说明:在该禁例中，受保护主体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他将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实都是宋代私刻书籍请官府出面，行使版权保护，它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保护了作者的权益，处罚的方式还是比较严厉的，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盗版
宋代的印刷业发达无庸置疑，盗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盗版不仅严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盗版也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学术声誉，最终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宋政府从政治利益出发，禁印书籍也是空前绝后的，允许印的才能印，不允许印的是绝对不能翻印的。政府为此对印刷品进行管制，对违反出版管制法令的行为，官府给予重惩。如宋人罗壁《识遗》记载:“监本”《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翻印。纵观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议毁时政得失之书、奏议国史、制书敕文、刑法敕令式诸书、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版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又有“以历代帝王画像列街衢以聚人者，并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书字而鬻卖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书籍、宗教(妖说邪教、撰造的佛说和妖教)之书、纸币等。政府颁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书，论如“盗印法”。天文历法之书，也由国家统一印行;因民间“传习妖教”，政府多次诏令禁印“妄诞妖怪之言”，流传的要“交纳焚讫”;纸币由国家发行后屡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时“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宋徽宗时规定“私造交子纸，罪以徒配”，宋高宗“定伪造会子法”，但私印纸币的事仍有发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练之书、禁止国家机密泄露。主要针对书刊中有边防军机内容和宋书流到辽金地界。宋政府规定“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苏辙使辽时曾说:“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说明书禁有名无实，因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场剽窃用的“语录”及“不根经术本源”等伪学之书。如雕印戏亵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经成为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盗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举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出版商勾结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不是正规的法令。这和现代的版权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盗版，目的还在于文化控制垄断，既然是一种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管理的成份，它并没有形成一种版权保护制度，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确为后代的版权法开辟了先例。
案例
对中国的信息技术界和知识产权界来说，1999年是倍受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连续发生了三起有关因特网版权保护的新型案例。由于调整中国版权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订于1991年，当时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处于萌芽阶段，该法对这一新兴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问题未作规定，因此对发生于九十年代末期的因特网版权侵权纠纷审理实践而言，1991年的著作权法显属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指导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加之目前中国著作权法正在修改之中，这几例网络版权官司的审理，也将为新著作权法的出台奠定基础。
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的陈卫华诉《电脑商情报》侵权案。该案是国内首例网上作品版权案。案件涉及的是做为传统信息媒介的报纸擅自转载因特网个人主页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经审理判决《电脑商情报》侵权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称为“中国网络侵权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诉四川宜宾东方信息公司主页侵权案。法院判决复制主页的被告侵权，这意味着网上主页享有版权；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状告“北京在线”网站侵权案。该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网所引起的著作权纠纷，法院判决被告世纪互通通讯技术公司败诉，从而表明作品上网同样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这三个案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因特网版权纠纷的范围，其中既包括网上作品（包括网上主页）的版权被传统媒介侵犯，又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的版权被新兴信息媒介工具——网站所侵犯，当然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商业网站对新闻媒体网站的侵权。这些新型案件的审理表明中国现行著作权法已远落后于司法实践。但是判例在中国并没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随着这类案件的不断增多，中国因特网版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J. 《清明上河图》并非清明时节的景色，那“清明”二字是什么意思呢

《清明上河图》想必大家都知道，就算不了解其中的细节，也会知道中国有这么一幅规模宏伟的画作。这幅画长528厘米，宽24.8厘米，不管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一幅受人欢迎的巨作。

画中所描述的是北宋年间的都市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景象，每一个角色都画得非常细致、清晰。对于现代人来说，该画的价值除了体现在画作方面以外，还体现在它的历史价值，为专家研究北宋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不过，关于这一幅画，有一个专家搞不明白的问题：画作中的“清明”到底什么意思呢？在各种条件的推动下，清明上河图是红了，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关于画作的种种不解。

图片：张择端把画送进宫资料截图

1.画的内容是清明时节的景色

在大部分人看来，张择端在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的春景，北宋时期的清明节是非常隆重的，不但要祭祀，还有非常盛大的游街活动，从画的内容来看，显然与这种习俗有关。

著名人士郑振铎、徐邦达等人也一致认为，画作内容是清明时节的汴梁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