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科技成果轉化

『壹』 為什麼德國沒有被高福利拖垮

因為他們交稅很多，所以才會有高福利。而且德國人工作還是很賣力的，一般沒什麼光靠吃救濟的

『貳』 為什麼德國的工業如此強大

現在，提起德國的工業實力，在地球上絕對是響當當的，「德國製造」更是頂級的技術和質量的代名詞。德國工業並非天生牛逼，「德國製造」也並非天生高貴。德國開展工業革命的時間比英、法兩國晚了30多年。由於長期分裂，德工業化進程充滿坎坷。1871年統一後，德國內百廢待興，世界市場也基本被瓜分完畢。

在這樣的環境下，德國工業是如何成長到今天這個樣子的？今天，小編就邀請了幾位網友各抒己見，分析分析德國工業強大的原因，大家若有其他觀點，歡迎在文章底部留言討論。

1

網友幸福地帶2：

德國的工業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因為德國的管理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世界新工業的起源在英國，法國緊隨之。當德國發展自己落後於英法時，心理十分著急，於是發展本國新工業。由於新工業需要技術與技術研發，而德國一無所有。他們為了走捷徑，派出了許多人出去偷取英法技術，這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科技間諜。

在同時也開始學習科技研究開發，重視人才陪養，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很快就有了快速發展，並在許多管理等方面領先於世界。所以在一二次世界大戰前都已經有很先進的工業了，這樣的工業大國發展了上百年的，其許多方面都是世界性的，強國就再自然不過了！

2

網友YF永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作為戰敗國，首先被趕出了資本主義市場。根據「四化」方針，即非軍事化，非納粹化，非中央集權化和非工業化方針，德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面臨著一系列的被削弱甚至被消滅的計劃。根據1946年3月制定的「限制工業計劃」，即所謂摩根索計劃，德國工業生產能力要降低到1938年的50—55％，鋼產量為1938年的1／4，即從2200萬噸降到580萬噸，化學工業和重型機器降到1938年的1／3，水泥降到1／2，車床降到1／10，汽車降到1／5，紡織工業降到l／2，只有傢具、玻璃、自行車等民用工業不受限制。但是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聯邦德國經濟迅速恢復，到1949年11日已接近1936年的水平，1950年就超過了1936年的水平。所有的工業生產都受到了限制。但是，西德能夠在短短十幾年間一躍而起，卻是有著別的國家不可比擬的優勢。原因何在？

一、西德雖經過戰爭的破壞，但是強大的工業基礎保留下來，這是戰後西德工業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的基礎。

首先，在二戰時期，盟軍對於西德的轟炸目標主要集中在了軍事工業上，對於盟軍來說這是對他們的一次更新技術的機遇。削弱軍事力量遠比削弱工業力量對他們來得有利。而英美空軍，尤其是美軍為了能夠擁有對抗蘇軍的力量，因此有意識的保護了一些企業。因此，魯爾薩爾兩大工業區雖然遭到了破壞，但是經過幾個月的修復還是可以恢復生產。亨利·摩根索在《德國是我們的問題》一書中指出，科倫的福特工廠和科倫大教堂一樣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魯塞海姆汽車廠、霍斯特聯合化工廠、下薩克森州薩爾茨吉克冶金聯合工廠都沒有遭到破壞。魯爾和薩爾兩地的化學工業雖遭到破壞，但經過幾個月的修復都可以恢復生產。據美軍轟炸司令部的估計，轟炸的結果全德國鋼鐵生產能力遭到破壞的只有6％，西德達12％。煤礦減產2％，焦炭4％，機器製造15％。金屬加工機床被破壞達6．5％。1945年12月12日伯思斯坦上校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一個小組上報告說：「德國工業75％安然無惹，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容易恢復的。」

第二點在於英美法將西德分成了三個佔領區，在各自的管制區內推行了不同的政策。法國需要薩爾地區生產的成品充當賠款運回法國。英國需要通過德國來擴張海外的市場，尤其是魯爾區和大西洋的海港。而美國，更是需要得到西德的支持來對抗蘇聯在歐洲的勢力擴張。東德西德就像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斗爭的各自領地。根據「非工業化」方針，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1067號政策指令，規定要拆除德國所有軍工廠以及用於賠償的重工業工廠，規定拆除的清單涉及1600家企業及其設備。但是這項政策指令並沒有認真執行。1946年6月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在斯圖加特演說中公開表示：「美國不再奉行一個強大的歐洲、一個虛弱的德國的政策。」他聲明，「德國是歐洲的一部分，如果有著巨大的工業的德國變成貧民窟，歐洲的重建，特別是德國鄰國的重建將會是十分緩慢的。」1947年7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1779號政策指令，代替1067號政策指令，提出「一個有秩序的、繁榮的歐洲需要一個穩定的生產效率高的德國在經濟上作出貢獻。」1947年8月英美雙占區修改了對西德工業的限制政策。1948年6月1日，英、美、法三國同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簽訂六國協定，宣市國際管制魯爾區。德國參加歐洲重建計劃。

西方國家推行扶植恢復西德工業方針的結果，使西德保留了可以很快恢復工業生產的基礎。據哈姆森教授的估計，高妒、平爐、軋鋼設備被拆除的占整個設條的及10—25％，精密機器和光學儀器生產能力減少20％，合成燃料生產能力減少20％，化學工業因拆遷而喪失的生產能力為6％，運輸機器被拆走8％，其他工業部門損失不大。戰前德國三大工業區，魯爾和薩爾都在西德，只有西里西亞在民主德國。據1946年估計，西德佔1944年全德工業產量的63％，基本材料的67％，生產資料的62％，消費資料的60％。因此，戰後西德保留了強大的工業基礎。

二、馬歇爾計劃對西德的影響

戰後初期，西德經濟復興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資金缺乏。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啟動資金，所有的一切都是空談。而當時，人民的生計也是一大問題。吃不飽飯，幹活就不會有勁。這種情況下，想要復興更是難上加難。而馬歇爾計劃對於西德來說，就是雪中送炭。當時馬歇爾認為消除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擴展只有盡快的回復歐洲的經濟。因此在他的努力下，130億美元的資金以貸款和直接援助的形式流入了西德用於重建。這些資金幫助恢復了工農業的生產，穩定了金融，擴大了貿易，同時也促進了化工、工程、鋼鐵工業設備的更新。該計劃還從美國引進了先進的企業管理理念，有效地促進了企業的造血重生。到了1956年，西德利用這筆基金投資大100億馬克，大大緩解了資金缺乏的狀況。據估計，聯邦德國由於從1949年參加馬歇爾計劃，人均獲得了140馬克的補助。據1952年華盛頓出版的《美國政府的對外援助》一書的估計，到1948年美國共花掉214億美元，英國支出9億美元。這筆錢主要用於購買食品，很少用於生產。這些食品出售後所得款項大部分用於軍事當局的支出；一部分貸給德國工業家用於恢復生產的資金。

據統計，到1954年10月，西方盟國給西德的援助為44億美元，其中美國17億，英國8億，馬歇爾計劃提出的援助9億。另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字，1945年7月到1955年9月30日，美國給西德的敗府補助金和信用貸款為38.68億美元。1945—1947年英國給予的政府補助金和信用貸款為9億美元。這些錢主要用於恢復工業生產。我們看到的另個統計數字是，1948—1954的年西德從軍事佔領當局和馬歇爾計劃得到的資金共72.98億美元，其中38.52億用於投資。這些錢以物資形式運到西德，所得錢款存入聯邦銀行，稱為「等值基金」，再作為資金投入工礦企業。

在西德經濟恢復的最初年代外援的作用還是很大的。當然這種作用隨著西德本身經濟的恢復而逐漸減少。1948和1949年外援佔西德國民收入的5％。1948一1950年西德進口貨物的57％是靠美國的援助。外國貨款在西德長期投資中所佔比例1949年為2．8％，1950華為10．3％；1951年為5％，以後逐年減少。

三、「軟實力」：人力資源的使用

在二戰後，西德保留下了一大批熟練的工人隊伍，大批專業技術人才沒有因為戰爭而耗盡，這對於西德來說是一個強大的智力支持。這是戰後西德保留的最珍貴的財富。

而有研究表明，1950年，西德擁有在校大學生10萬人，也就是說每1萬居民中就有21個大學生。到1970年大學生達到了41萬人，也就是每1萬居民中有68名大學生。這同樣是西德復興的「非物質資本」。為迅速恢復經濟，西德政府極為重視科技投資和發展教育。而且教育為本一直都是德國的傳統，沒有良好的教育，就沒有一個繁榮的德國。

當然，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從東德大量湧入的難民，數量達到了100萬左右。在最初可能給西德造成了一定的不安定因素。但是，很快他們就成為西德恢復經濟的勞動力。其一，這些難民都是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工資低。因而企業的生產成本低，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其二，依靠他們的知識和技術恢復生產。不久他們之中有些人重建工廠，主要生產出口產品，有利於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其三，他們的年齡結構比較合理，有利於經濟的恢復。

四、地理環境上的先天優勢

西德在地理上佔了相當大的優勢，全德78%的礦山、84%的冶金製造產品都出產自西德。二戰前德國的重工業、原材料工業大多數集中在西部。1936年西德在全國整個工業產值中佔61%，原料和基礎材料生產佔66%，基礎設施生產佔61%。而東部相對寥寥無幾。同時，西德擁有魯爾和薩爾兩大工業區。而他們對於西德工業來說就是左臂右膀。相對的，西德擁有的原有工業基礎雄厚，是經濟的重建至於高水平起點上。

五、「自由市場經濟」及幣制改革

在這個問題上，首先要提到一個人，那就是當時擔任西佔區經濟管理局長的路德維希-艾哈德。他是國民經濟學的新自由派代表，極力推崇自由的市場經濟。他認為，真正的貨幣只有在真正的市場上才能發揮作用，而真正的市場不應該有價格控制和配給制。取消物價規定，取消產品配給制，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相對於整個德國的經濟史而言，這是一次成功的戰役。盡管在推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初始階段，面臨了物價上漲、失業率增加、通貨膨脹等等的問題，但是很快市場經濟的優勢就顯現出來。物價日趨穩定，甚至其增長的幅度遠小於其它資本主義國家，而生產力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有力的發展。

在推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在美國的支持下，西德還實行了幣制改革。在二戰前，舊帝國馬克約為170億，二戰之後卻變為了700億。因此在二戰的後期，舊帝國馬克一文不值，在德國市場上充當貨幣作用的是美國的幸福牌香煙。1948年6月20日，美國佔領軍當局對西德進行了貨幣改革。用10個舊帝國馬克換一個1個新德國馬克。在短短的幾周之內，舊帝國馬克的所有有價證券，儲蓄金，銀行存款，抵押金等等全部兌換完畢。這是一次非常苛刻的剝削行為，但是卻挽救了德國。德國馬克相對美元的兌換率逐漸上升。原本空空如也的商店中再一次充滿了各種商品，人們的生活也開始走上了正軌。

由於推行自由市場經濟，西德面臨許多的問題。貧富差距逐漸增大，底層勞動人民怨聲載道。但是，艾哈德引進了競爭的機制，誰工作的時間長，誰工作的效率高，誰就有工作，否則就是能面臨下崗。這樣的競爭機制就是依靠剝削廣大勞動人民來積累最原始的資本。由於競爭機制，資本家們一味的壓低工資，從中得到了更高的利潤。然而盡管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西德的整體社會環境還是處於穩定的狀態。由於戰爭的破壞，人民擁有最迫切的願望去修復自己的家園，去重建一個有生機的新的德國，因此，西德人民勤勤懇懇的工作著，付出自己最大限度的力量。

當然，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西德為了適應世界市場的需要，發展外向型的經濟。西德利用自身強大的工業基礎和廉價的勞動力，生產出價格遠低於其他國家的產品。這使得西德的外貿市場發展很快，進出口貿易增長迅速。1950年時還是貿易逆差7.21億美元，到了1960年時已經變成了順差。

六、朝鮮戰爭

此外，還需提到的就是朝鮮戰爭。這是對西德非常重要的一次機遇。盡管艾哈德竭力否認，但朝鮮戰爭確實挽救了西德經濟。(艾哈德：《來自競爭的繁榮》商務1983年，第41頁)。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及其盟國需要西德供應武器和彈葯，也需要西德參加所謂的「歐洲防務」。因而美國不得不修改對西德工業和技術的「裁減政策」。1950年5月紐約外長會議決定，把禁止生產射擊、砍殺和刺殺武器改為限制生產，取消對造船業的限制。鋼產量不再受限制。1950年鋼產量為1210萬噸，1953年達1350萬噸。1954年制定「有關監督工業的決議」，進一步放寬了限制西德工業生產的條件。以前禁止生產合成橡膠和合成燃料，限制生產軸承，現在只管制其生產能力。取消了限制重型機床、鋁、合成氨、氯生產的規定，不再對化學科研進行限制。

朝鮮戰爭爆發後，大批船舶定貨單飛往西德，要求建造的新油輪和新貨輪達200萬噸。漢堡港是德國最大的港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漢堡港遭到嚴重破壞，到1953年已有70％修復使用。到本世紀60年代，德國商胎隊已有貨輪2700艘，總噸數達65萬噸。朝鮮戰爭改變了西德的貿易逆差。1950年外貿逆差為30億美元，1951年為1億美元，1952年則為順差7億美元。觀察家西奧多·H．懷特說：「朝鮮戰爭僅僅給德國人迅速地無條件地帶來了好處。」《經濟學家》雜志指出；「1950年6月，朝鮮戰爭結整個貿易界帶來了繁榮。」

綜上所述，是戰後西德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主要原因。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等。

最後還應指出，50年代西德經濟發展速度高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是由於西德起點低，這是戰爭破壞和戰後盟國推行「非工業化」政策的結果。大體到本世紀60年代中期，西德「經濟奇跡」已經結束，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定向同步發展，發展速度降到5％的歐洲平均發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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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袁飛2：

工業化的國家很多，而德國特別強大，原因有二，一是國家層面的科技水平發達；二是國民特性自覺到刻版的程度。德國不準隨意砍伐樹木，二戰末，德國戰敗，無人管理，人們仍然只會撿拾掉地的枯枝；而薩達姆死後的伊拉克，博物館都被搶劫，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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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佛緣之Y佛緣：

國家如果發展的強大是和國民的道德素養有很大的關系的，並不是說你有錢了國家就強大了，德國就非常注重這些在道德修養教育的同時發展經濟，讓德國的整體發展進入到一個良性的循環，在這個國家你乾的任何工作都會受到人們的尊重尤其是工業發展，並不是說你能設計幾個數據工業就強大了，這裡麵包括的技術人員的工作成績甚至是比設計者的成績都要大，這是一個國家整體性的東西一句話兩句話說不明白，大家把德國和我們的國家在各個方面對比一下尤其是在尊重人這一個問題上看看兩個國家的態度就能的到一個比較。

5

網友真誠地看著你：

趕上了三次工業革命，擁有雄厚的技術積累，當年的列強工業都很強，不僅僅是德國。要說強，殖民地比德國多很多的英法依靠對殖民地的血腥掠奪，資本比德國雄厚，工業也比德國強一些，而沒有受到兩次世界大戰破壞的美國才是最強。

6

網友縹緲孤鴻影45：

問題太多，簡略回答，德國是個專注力很強的民族，有很強的紀律性，這兩樣結合起來正適合興辦工廠，法國散，英國懶，俄羅斯比較落後，在辦工業方面皆不及德國，無論技術之精，管理，鑽研創新皆冠於歐洲，又是歐洲最認真做事的民族，故工業強大，缺點是過於專注於點，而失於研究面，因而缺少戰略觀，故才連續發動兩次世界大戰，導致失敗。

7

網友漢陽老王：

這是相對而言的。二戰前德國被制裁，?怨?宋?松?嬡?Ψ⒄埂６?戰期間德國人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二戰後德國人迅速取得了歐美的諒解，接助戰後經濟發展期發展狀大了自己。當前世界范圍內我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十分強大。門類齊全，體系完整，這是十分難得的。德國再強，他只是一個中等國家。

8

網友趙曉路1：

一、德國的科技發達，從第二次科技革命開始德國的工業迅速崛起，超過英法，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二工業強國（19世紀末~一戰前）。

二、資本雄厚，負債少。

三、德國的教育發達，重視人才培養，國民素質高（這一點是關鍵）。

四、基礎設施完善，交通運輸高度發達（重工業發展的基礎）。

五、歐盟整體的促進。

六、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

9

小編：

聽完以上各位網友的觀點，您心目中德國工業強大的原因是什麼呢？歡迎留言討論！

尊重原創，文章版權屬於原作者。部分文章推送時因種種原因未能與原作者聯繫上，若涉及版權問題，敬請原作者聯系小編，立即處理。感謝原作者的辛勤創作與分享！

（資料來源：今日頭條，知乎，機床商務網小編整理）

『叄』 科技成果轉化模式

縱觀發達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各國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選擇了不同的模式。美國主要通過管理創新和建立風險投資機制的途徑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風險投資強調的是整體投資回報率，藉助於風險投資方高水平的專家，能夠較為准確地判斷實驗室項目的未來前景。因此，建立風險投資機制是美國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德國通過建立「科研創新體系」來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科研創新體系」很好地實現了政府、企業和科研人員的統一。科研人員出成果，企業出資本，國家出政策，並且負責在企業界和科技界之間進行溝通。它不僅包括科研開發工作，而且包括科研成果轉化為市場產品的增值過程、科技成果及科技知識的傳播和人才資源的培育培訓。英國模式與德國模式有些類似，主要是通過加強高校與企業界的合作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日本通過改革研究開發體制及研究開發戰略來實現科技成果轉化。法國通過改革法律、機制、稅收來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唐宏力等，2003）。無論採取何種模式，國外的科技成果轉化大多以企業作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載體，通過信息平台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依託「官產學研」聯合形成科技成果轉化的產業鏈條。

我國由於國情因素，科技成果轉化起步晚，起點低。但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方面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制定了一系列發展計劃，如：星火計劃、火炬計劃、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等，建立服務功能社會化和網路化的技術創新服務中心和生產力促進中心，許多高校和企業也已經意識到科技成果的潛在市場價值，開始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聯動合作，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模式。可以說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發展態勢。

『肆』 合作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基礎

合作機制是指科技合作系統里各參與方之間相互聯系的工作方式與運行內容，即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保證參與各方合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順利進行，從而實現資源的交換和共享。科研單位與企業的合作，是發達國家在知識的轉讓方面的重要特色，不僅將知識和新技術迅速地擴散，而且也有效地保證了對於科研的持續正向激勵。國外科研單位與企業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李征峰，熊超，2002）。

（一）科學園區模式

科學園是指在某一特定領域中，大量產業聯系密切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並形成了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作為科學、教育與工業結合的一種經濟、社會現象，科學園區發端於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斯坦福研究園和蘇聯的新西伯利亞科學城。之後，它們作為高校、科研機構發展高科技產業和科研成果轉化的集結地，依靠智力資源開發對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強烈影響，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美國成功地建立了許多科技園區，加速了美國科技成果轉化領先於世界的步伐。1951年，舉世聞名的矽谷建立，矽谷是以斯坦福大學為中心而建立起來的高技術密集區，孕育了享譽世界的現代科技文化。科技園區的創立，成為人才的孵化器，為致力於創業的有志者提供了技術、信息和資金的保障。它一方面扶持大學創辦各種高技術開發公司，加快大學科研成果向產業的轉化過程；另一方面鼓勵企業在那些有應用前景並能在較短時間內開發出高技術產品的科研項目進行研究。這種創新中心一般由NSF（國家科學基金）資助，創新中心通過多種方式扶持這些高技術公司，旨在幫助高新技術公司盡快將其科研成果產業化（鄭立文，馮英娟，2003）。

西方發達國家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道路的探索上都致力於科學園區設施的建立與各項規章制度的完善，為科技成果轉化注入催化劑。英國的科學園是根據企業規模大小、成熟度高低的順序依次進入創新園、科學園和企業園。這些企業大多依託一流大學形成一個產業群體或者簇群，集群之中的企業不是相互競爭關系，而是相互依託、互生互存、共同促進的新型企業生存方式。除斯坦福研究園、劍橋科學園等少數科學城是在綜合研究能力極強的大學基礎上建立的以外，多數科學園區都是由若干個大學和科研機構聯合組成的，通過聚集效應提高高科技開發能力，如法蘭西科學城集中了法國60%的大學和43%的科研機構，共有3萬多科研人員和8000多家高科技公司（李征峰，熊超，2002）。為了產生集群效應，日本政府出資在全國建立了築波大學科學城、關西科學城、橫濱市高新技術園地、九州七縣的高新技術園等合作研究的場地（徐鵬傑，2010）。另外，德國也非常重視利用高技術園區的建設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自1983年起，德國政府制定了新技術創業企業促進規劃，創建技、工、貿、金四位一體的高新技術科技園區80多個，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萬金榮，2006）。

科學城和高新技術園的設立，既培養和積聚了大批新的科技人才，又促進了大學教學模式的變革，而且最主要的是集約、規模、快速地促進了新技術、新產業和新產品的研發。科學園區的規劃一般由國家、地方、國家與地方聯合或者有條件的大學來承擔。科學園區建設資金的來源有各種渠道，包括政府撥款、工業界資助、民間集資、風險投資、外國投資等。許多國家在建設科學園區進程中，都十分重視通過制定專門的或相關的法律、法規，對科學園區採取各種優惠政策，如房地產租售優惠、設備折舊優惠、稅收優惠、貸款優惠、外資引進優惠等，還有的國家為投資者提供一系列的技術服務咨詢和行政幫助。

（二）科研機構自辦公司模式

科技成果與產業化還有一段距離，僅僅轉讓給企業或利用技術創辦一家新型科技企業，技術成果並不一定能得到順利轉化。為此，許多國外的科研單位，尤其是高校都自辦公司，積極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在美國，很多高校的科研人員離開學校自己建立公司，開發自己的科研成果，依賴現有公司的各種有利條件來實現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即所謂的「高校派生企業公司（Academic Spin of Firms）」。因此，美國高校的企業活動往往是個人的創業行為，校辦科技企業並不多。除此以外，美國政府對於大學的財務運作採取非常開放的態度，一些名校都擁有巨額財產和基金。哈佛大學資產年報酬率高達20%以上，其中占基金1/3的國內股的投資報酬率為38.5%；耶魯大學還成立專門商業機構促銷研究成果，僅此一項1998年獲利4000萬美元（李征峰，熊超，2002）。

在德國，大學支持和幫助師生創辦公司。柏林工業大學技術轉讓處經常舉辦培訓班，給學生傳授自己當老闆的經驗及必要的知識，了解法律程序等。大學支持願意創業的畢業生開辦自己的公司，在初創兩年內可以給學生提供用房、儀器設備等優惠條件，教授在他們的公司開業初期可以給予咨詢。巴伐利亞州促進新公司成立的法規規定，大學的師生創立新公司，可以有1/2的時間做公司的事情，工資可以由大學提供，在半年以內該公司可以免費使用大學的設備等（遲寶旭，2005）。

在澳大利亞，全國36所公立大學中已有34所高校擁有自己的公司來銷售各種研究成果或通過國內外培訓增加收入。1996年，由澳大利亞高校經營的大約50家商業性實體，其總收入超達2.8億美元，1997年的收入達到前三年總和的兩倍。

（三）中介搭橋模式

中介搭橋模式就是利用專門的中介組織，幫助科研單位科技成果向產業界轉化。英國教學公司是由英國貿工部、環境部、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等共同組建的中介機構，其目的是幫助高校與企業建立夥伴關系，目前，該機構已與近百所大學建立科研聯系。英國近一半的大學還設有多學科研究中心，專門從事促進高校與企業建立研究、開發、技術轉讓和培訓等方面協作關系的工作，如劍橋大學1973年就成立了沃夫森產業聯絡辦公室，協調幫助各院系和個人建立同產業界的合作，並衍生出許多高科技企業。美國和德國也不例外，美國多數大學建有技術轉讓機構，充當大學向產業界技術轉讓的橋梁。德國的中介服務機構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幫助各個行業的中小企業開展研發活動，促進研究成果盡快在實際中應用。日本也於1998年成立了第一家高科技孵化中心股份公司，其注冊資金1000萬日元，全部由東京大學教師出資。此外日本還在多所國立大學建立了與社會聯合、合作為業務的「研究合作處」（李征峰，熊超，2002）。

（四）研企合作模式

研企合作是科研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內在需要，也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各國在研究院與企業合作實踐上各具特色。合作的方式大體分為合作研究和委託研究兩種。英國、美國的科研單位多數是通過聯合聘請教授和科研人員、資助研究發展項目和相互提供服務等形式與企業界建立廣泛聯系。在英國，大學接受企業的資助，開發應用科研成果，促進科研成果向經濟界轉化。美國的合作研究方式大致分為4種：①單一的工業企業對大學研究計劃提供資金，工業企業則有權在大學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研製工作。②公司對大學研究計劃提供資金，聯合研製，共同取得成果。③工業-大學聯合建立實驗室，實驗室共用。④大學-工業合作研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在許多大學設立大學-工業合作研究中心，簡稱IUCRC，為了加強跨學科與高技術領域的研究與開發，80年代又在大學建立工程研究中心，簡稱ERC。這種研究中心以企業為主體，企業提出課題需求，進行行業共性技術攻關，並獲得政府研究基金的資助。如曼徹斯特大學聚合體研究中心於1980年由曼徹斯特大學和14家大企業聯合成立，這些大企業提供了該中心所需經費的50%以上。當今美國的合作研究中心已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研體制發展的決定因素，在開發「大科學」工程中起著領導作用。

在日本，合作研究被稱為共同研究制度，是大學的研究人員和民間企業的研究人員利用企業提供的經費，對共同的研究課題在對等的基礎上開展的聯合研究。如日立、日本電氣、富士通公司和東京大學合作進行集成電路和中央演算裝置的開發。接受企業的委託研究在日本被稱作委託研究制度，國立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不妨礙各自教學科研的情況下，接受民間企業委託的研究課題，利用企業提供的資金進行研究。

在德國也存在類似的合作，高等學校接受企業的科研任務，與企業進行「合同研究」，為企業的生產需要服務。如亞深高等工科學校的機床研究所，每年都能從工業部門取得科研經費的1/3。

（五）「官產研」三位一體模式

官（國家科研機構）、產（企業）、研（科研單位）三方面的科研，由於性質和任務不同，其內容和側重點也不一樣。科技力量這種分工的弊端是各自為政、互相隔絕，尤其對國家重大科研課題不利。對此，一些發達國家促成三方面的合作，以利於發揮各自優勢，組成最佳聯合攻關隊伍。如德國的弗朗霍夫協會就是在政府機構、科研組織和企業群體整合的基礎上形成的「官產學研」一體化組織。該協會的經費來源於聯邦政府、州政府和企業界，各自承擔1/3。其主要從事理論、應用及開發研究，所承擔工業研究課題的60%受中小企業委託。該協會的研究成果已經在現代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楊萍，張源，2010）。

日本的「官產研」三位一體，是以政府科研機構為主導，以企業科研力量為主體，吸收大學參加的三結合體制。日本政府鼓勵與引導產學研結合，積極採取扶持政策及鼓勵措施，為科研成果擁有者與有意進行技術開發的企業牽線搭橋。在技術專家的指導與咨詢的基礎上，廣泛收集有研發價值的科技成果，向企業推薦並協助開發。為促進科研院所與企業開展共同研究，自1987年起，日本文部省首先在國立大學設立「合作研究中心」，為產學合作提供固定的場所和必要的研究條件。可以說，日本的「官產研」三位一體，不僅促進了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縮短了科研成果到產品開發的時間，而且培養了一批新技術人才。

在美國，一些高新技術、尖端技術項目開發難度大、耗資大、風險大，不是個別企業哪怕是大公司能勝任的。受阿波羅計劃和歐洲空間計劃的影響，由美國若干大公司合資，聯合有關大學和政府研究機構組建並成立的研究開發集團應運而生，有力地促進了企業、高校、研究機構、政府及中介組織的合作。國家實驗室於1974年建立了「新技術轉移聯合體」，成員有300多個國家實驗室和幾個政府部門及部分工業企業，其主要任務是要通過信息交流，幫助工業界尋找合適的研究開發夥伴，建立示範項目，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倪力亞，1996）。

除了以上幾種合作模式外，一些國家還充分利用國外的優勢資源，開展國際科技合作，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率。美國通過政府間合作、民間科技合作、共建聯合實驗室、研發中心以及獲取來自國際基金會或非政府組織國際基金會的資助等方式，廣泛開展國際科技合作。日本也與瑞典、英國的劍橋大學、格拉斯哥大學、諾丁漢大學建立了國際交流合作關系，共同開展電子學方面的尖端科學研究。

『伍』 中介機構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技中介機構以專業知識、專門技能為基礎，能夠搭建起連接企業、科研機構、高等學校、政府和市場的橋梁，在有效降低創新風險、加速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擁有不可替代的優勢。西方發達國家大都採取了積極扶持、發展科技中介機構的政策措施，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服務，並在功能上使科技中介機構日趨完善，成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有效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從經濟蕭條中迅速崛起，得益於中介組織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發揮的獨特作用。在英國，許多中介機構都設在科學園里，從不同方面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在美國，大學和企業之間通過中介聯絡機構建立聯系，這些機構一方面為高校的研究成果尋找市場，另一方面將企業的課題經營動態介紹給學校，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起著牽線搭橋的作用。在德國，中介機構是企業與政府、企業與科研機構聯系的重要紐帶，享有政府下放給它的對中小企業的經濟補貼的資金分配權，服務重點集中在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信息咨詢、技術創新、產品參展、教育培訓等方面（萬金榮，2006）。我國不少中介機構具有很強的政府背景，服務的形式和功能也較為單一。從國外經驗看，科技中介服務應向「機構專業化、組織網路化、市場國家化」方向發展，有關政府部門應加快這些機構向市場化運作轉變的步伐，並對民間專業服務機構給予適當扶持。

『陸』 市場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

科技成果不同於普通的商品，實現科技成果的市場有效配置，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內容和關鍵環節。科技成果的開發、轉化、創造價值的過程，一般情況下，都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市場機制主要包括企業技術經營機制、技術評估與咨詢機制和中介服務機制。

（一）企業技術經營機制

高度市場化的西方國家，市場的力量始終是科技成果產生和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動力。經濟的高度發達，市場體系的完備有力，促進了企業技術經營機制的形成並使之成為技術轉移的推進器。所謂企業技術經營，就是指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不斷地從事技術的研製、應用和流通，通過技術生產和不斷的輸入輸出，使企業的技術不斷得到重組、優化，保持企業的競爭力。技術經營機制源於發達的市場經濟，市場供求機制、競爭機制及利益驅動機制迫使企業自覺地、不斷地進行創新。企業要麼在不斷創新中求得生存和發展，要麼在守舊與停滯中衰亡。市場是技術創新與轉移的發動機，也是淘汰落後產品和技術的過濾器，從而推動了技術市場的發展和技術貿易規模的擴大，促進了企業技術結構、產品結構乃至整個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和資源的合理配置。

企業的技術經營機制的形成，一方面促使企業將技術創新視作生命線，貫穿於一切經營活動之中，使技術制勝的觀念深入人心，技術開發與推廣的渠道暢通；另一方面使企業成為開發技術和吸納技術的主體，即技術市場的雙向主體，它促進了技術市場有效供求機制的形成。這是發達國家技術市場不斷發展，技術貿易不斷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技術評估與咨詢機制

發達而完善的技術評估與咨詢體系，也是國外技術市場得以順利運行的重要因素。國外許多知名的技術貿易機構都有自己完善的技術價格評估辦法和豐富的經驗，而且專門服務於技術貿易的技術評估與技術咨詢組織體系也很發達，如美國、英國、德國等都有數百到數千家從事技術評估或技術咨詢的機構，其中有些是國際著名的機構。它們對技術評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技術本身先進性、可靠性、實用性的評估；二是對技術價格的評估；三是對技術商業前景和風險的評估。技術咨詢的范圍包括了開發項目的選擇到企業生產及管理的各個方面。這些都有效地保證了技術交易的順利進行（黃薇，劉郡，2009）。

（三）中介服務機制

科技中介服務貫穿於科技成果轉化過程，是高新技術成果轉化機制的重要方面。技術貿易活動從買賣雙方互通信息、交易對象的選擇到合同的執行、技術的實施是一個很長也很復雜的過程，需要專門的中介機構和中介人員的協助。國外的技術貿易中介服務機構往往具有鮮明的特點，主要包括：

1.面向全國建立有效的技術轉移組織網路

發達國家十分注意麵向全國乃至全世界建立起有效的技術轉移組織網路，為用戶提供技術成果查詢、技術和市場評估分析、推薦技術轉讓和商品化項目、協助用戶安排技術轉讓協議等服務。如美國於1992年成立了「國家技術轉讓中心」（NTTC）和6個區域技術轉讓中心。國家技術轉讓中心與國防部、商務部、能源部等17個聯邦政府部門合作，建立了全國性的科技成果技術轉讓網路中心。區域技術轉讓中心則擁有70多個附屬機構，分布在各州和地方開展技術轉讓服務。德國史太白基金會（STW）在全國設立了數百個技術轉讓中心；Fraunhofer在全國32個城市建立了50多個研究所，並在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我國的北京設立了辦事處或聯絡處。法國國家科研成果推廣署在全國各大區和地區建立了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中心。荷蘭的Syntens在全國設有15個分部（安玉琢，2000）。除此之外，發達國家一般會在大學設立專門科技成果轉化機構。美國大學基本都設置了技術轉讓辦公室負責科技成果的轉化，工作人員專門收集最新的科技成果並鼓勵資助人參與，然後去申請專利。英國也建立了許多類似的聯絡機構，如劍橋大學的工業聯絡辦公室。這些機構一方面為高校教師和研究人員的科研成果尋找市場；另一方面將企業的課題和經營動態介紹給學校的教師和科研人員，起到「牽線搭橋」的作用。瑞典則在國立大學中建立了由政府、學校和產業部門三方代表組成的「工業聯系辦公室」，來促進校企合作。德國的柏林工業大學設有技術轉讓處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資料庫，用以進行合作項目的管理、給新機構提供技術、宣傳大學的重要技術成果以及開展國際合作交流等。在加拿大，大學里普遍成立了科研與工業界調節辦公室，負責與工業界聯系，把大學的科研成果推廣到企業，把企業的需求信息帶到學校來。可見，發達國家在各個層次均設立了技術中介服務機構，形成了一個緊密聯系的組織網路。這與我國目前條塊分割、技術中介遍地開花而又獨立運營的狀況有著很大的不同。

2.專家參與科技成果轉移

國外的技術貿易中介機構十分注意吸收各行業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技術轉移工作。英國技術集團（BTG）吸收了大批技術專家和風險投資專家的加盟。德國的Fraunhofer主要由科學家、發明家和企業家組成，尤其是史太白基金會（STW）的大多數轉讓中心均以專家為基礎設在大學內，把數千位專家緊密地聯合起來，並通過他們與各大學、科研設計單位保持密切的業務關系，使基金會能夠隨時掌握科技發展最新信息，企業一旦對科技成果有需求，就能立即提供相應技術持有方和熟悉這些技術的專家（安玉琢，2000）。

3.面向市場，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體系

充分考慮市場的需求，面向買方、面向企業，是國外中介服務機構成功運作的一個重要因素。德國和荷蘭的中介機構主要服務於廣大中小企業，以幫助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為己任。為此，他們不斷地走訪企業，了解企業需求，針對企業的需求扎扎實實地從一個個具體項目做起，為企業技術轉移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美國為了適應中小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需要，於20世紀80年代初創建了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隸屬於美國商務部小企業管理局的小企業發展中心、中小企業信息中心及多建在大學的生產力促進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受到了政府和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和支持，由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機構提供運行經費。日本在推進科技成果快速轉化的過程中進行咨詢服務。主要做法有：對於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性基礎技術一般通過國立中介機構實行委託開發；中介機構向技術企業實施產業化或商業化，並從其銷售收入（或利潤）中提取償還金的開發斡旋，通過獨創性開發和協調企業之間各種關系獲得新的商業化的技術，或針對那些產業化程度較高的技術施行「專利申請代理」（萬金榮，2006）。英國已經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結構合理的完整的科技成果服務體系。政府層面，在全國各地建立健全了數百個地區性的「企業聯系辦公室」，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推廣；公共層面，建立英國皇家學會、皇家工程院、研究理事會和大學科技政策研究機構等具有科技咨詢職能的科技咨詢群體；企業層面，設立眾多以小型公司為主的營利性中介機構。綜觀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業的發展態勢，呈現出了綜合性、知識性、服務性、法治性的特徵。這與我國的中介機構僅僅停留在集散信息和為供需雙方牽線搭橋這一較低層次，或召集技術持有單位舉辦各種技術交易會和信息發布會形成較大的反差。

4.信息服務與風險投資相結合支持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

在技術交易過程中，技術買方不僅需要牽線搭橋，更需要中介方、技術賣方與其共擔風險。英國技術集團（BTG）就是一個把信息服務、許可證貿易與風險投資相結合，以風險投資支持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的中介機構。它有國家授權的保護專利和頒發技術許可證的職權；有權對政府投資的研究成果和它認為需要的研究成果提出索要、掌握、處理及頒發許可證；有根據社會需要保證國家的研究成果和任何尚未充分利用的成果進行再開發的職責；在國家需要的領域或它認為可能導致用戶實際應用的研究領域，它可以對有關研究項目給予資金支持。當BTG從發明者手裡承攬了一項技術時，它將負責該技術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專利保護費用，並負責尋找許可證的買方，在買方獲得了收益後，它將與發明者均分收益。當技術成果提供方提供的只是實驗型成果時，BTG將提供資金，將其進一步開發直至可以應用。BTG的這種運行機制，使其與國內外大學、研究院所、企業及眾多的技術發明人保持了廣泛而密切的聯系，並且，由於它承擔了技術成果早期開發的資金風險，對技術成果的發明者很有吸引力，真正起到了連接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安玉琢，2000）。

『柒』 誰能夠詳細具體列舉德國在二戰時期給世界帶來的科技成果和影響

德國的軍事工業產品素來以品質優良而著稱於世界。發達的科技使缺乏石油資源的德國從國內豐富的褐煤中提煉出了合成汽油，還合成出了軍事上至關重要的橡膠。鋼鐵的產量居世界第二。


但是，二戰初期德軍的勝利卻主要是新戰術的勝利。

在進攻波蘭和法國時，德軍裝甲兵裝備的3000輛坦克中，裝備機槍和20毫米機關炮的1，2輕型坦克佔多數，中型的3型和75毫米炮的4 型坦克只有幾百輛，而且裝甲較薄，一些繳獲的捷克坦克也拿來充數。相比英法坦克除機動性較好外，毫無性能和數量的優勢。
德軍裝甲兵的優勢在於，通訊技術先進，裝甲師的編成合理，有空軍的空中支援，最重要的是裝甲師是獨立的機械化突擊力量，裝甲兵可脫離步兵快速前進。
德國空軍是優秀的戰術空軍，缺乏重型遠程轟炸機，是一支以BF109戰斗機，容克87俯沖轟炸機和海因克爾111中型轟炸機為主的陸軍航空兵！
德國空降兵是新生的精銳突擊隊。
德國海軍的實力較弱，大型主力艦少，主要以潛艇來攻擊敵人，在三軍中發展最不均衡。
德軍在二戰 開始時的准備並不充分，但是訓練有素，沒有陳腐的舊觀念，對新軍事思想和戰術大膽汲取敢於實踐。 在進攻波蘭，英法乃至蘇聯的初期，德軍就是靠這樣一支裝備並不非常精良，但卻訓練有素，組織配合與有效地空協同的軍隊席捲了歐洲大陸，打跨了一 個個軍事強國，充分證明了機械化閃擊戰的巨大威力，以戰敗的法國為例，正因為一戰時的元帥在二戰時還是元帥，曾經英勇的法國陸軍最終被陳腐的觀念打敗了！


德國的勝利也蘊涵著危機。
在進攻蘇聯後，德軍發現蘇軍的T34中型坦克和BT 重型坦克的性能遠遠超過德軍坦克，這才迅速改進原有的3型和4型坦克，改裝長茼加農炮，坦克裝甲也加強到70——80毫米，從而可以和蘇聯坦克對抗。研製已久的虎式和豹式坦克在加強裝甲後也開始裝備，德軍還利用過時的坦克生產了大量的自行火炮和反坦克炮，以3型突擊炮為例，這種外型低矮的戰車擊毀了近5萬輛各型盟國戰車。

但是，德國優秀的重型坦克虎式重56噸裝甲最厚110毫米裝88毫米火炮，豹式坦克重43噸因為前裝甲採取淬火硬化，防護力更去強，70倍徑的75毫米坦克炮，火力幾乎無堅不摧。強大的火力和堅厚的裝甲帶來一系列麻煩，因為德國人追求技術完美的性格，超越了當時的 技術水平，造成坦克故障不斷，超級的體重經常在故障後無法拖帶，因此重型坦克被擊毀的還沒有被自己炸毀的多。


另外，重型坦克因為生產工藝復雜，大大限制了產量，虎式1型2型共2000輛，豹式坦克為6000輛，生產一輛虎式坦克的工時足以生產8輛3型突擊炮，而且虎豹式坦克的油耗驚人，更制約了後期德軍的行動。在我們欣賞贊嘆德軍精銳重型坦克營神奇戰績的同時，不要忘記，德軍同期的普通部隊傷亡直線上升，正是因為缺乏最基本裝甲反坦克火炮，大大加速了德軍的失敗，可嘆的是如此優秀的虎豹式坦克竟然沒有幫助德軍贏得一場重大戰役的勝利。難道這不正是重質量而輕數量造成的惡果嗎？


一個首先研製出彈道導彈和噴氣式戰斗機的國家，其陸軍部隊從來就沒有實行全部機械化，在最後的兩年，因燃料短缺，和裝備不足，除了一部分精銳部隊，其大部分步兵部隊淪落為真正騾馬運輸的的人力軍隊。在戰爭中，喪失了機械化能力和機動火炮的德國軍隊，不管有多高的單兵素質，面對高度機械化的盟國裝甲部隊，被屠殺的命運就已經註定了。
高技術產品必須以數量為後盾才能轉化為戰鬥力。
客觀的說，43年後德軍真正需要的是3型突擊炮這樣高效費比的裝甲反坦克火炮，在機動防禦戰中 ，3型突擊炮默默無聞地發揮了 不亞於虎豹式坦克的強大威力，另外，在進攻敵人嚴密設防的地區時，虎豹式坦克的重大損失，也證明了
重型坦克的優勢不在於進攻而在於機動防禦和伏擊，卡爾尤斯和魏特曼等坦克王牌所創造的輝煌戰績也說明了這一點。


還有就是德國的軍備生產組織不力，沒有發揮統治下歐洲各國的生產潛力，在43年斯佩爾任軍備部長後，才有所改善，但是，石油燃料資源的不足一直阻礙著軍事行動。捷克 追獵者 殲擊火炮的生產是一大成功，月產量曾經高達500輛，
真正是德軍步兵的好幫手，如果能夠早生產幾年，這種廉價高效的武器能挽救多少德國士兵的生命？
德國的真正技術優勢在於優秀強勁的高速加農炮和精確的光學瞄準器材，這是盟國所無法比擬的。廉價高效的自行火炮正能體現這一 優勢。但是，生產數量的嚴重不足，抹殺這一技術優勢。


坦克閃擊戰的成功前提是敵人猝不及防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二戰後期的蘇軍正是依靠生產簡單粗糙的T34坦克和用鋼管和帆布組裝的飛機不計裝備數量的損失迅猛突擊，終於擊敗了優秀而缺乏重武器的德軍。


德國的鋼鐵產量是蘇聯的兩倍，坦克裝備的產量只有蘇聯的一半，軍工生產與戰場需要相脫節，組織不力是重要原因。
坦克多了，燃料怎麼辦？要知道羅馬尼亞的油田是1944年底才被蘇聯佔領的，正是由於裝備不足，德軍戰場的失利，才惡化了自己的燃料供應。
德國空軍的短視和急功近利造成大量航空後備師資力量的死亡。最後，德國空軍除了一些死裡逃生的骨灰級的高手就是連5次飛行生命都沒有的菜鳥！喪失制空權的陸海軍命運可想而知。
海軍的潛艇作戰，因為是孤立作戰，敵人又掌握制空權和制海權，在取得重大戰果付出巨大犧牲後最終失敗。
生產力的巨大差距寡不敵眾導致了德國的失敗。
以坦克舉例，盟國共生產近25萬輛而德國只有不到7萬輛，飛機和艦艇的生產也大體相差懸殊。
在這個物質和機械工業的世界裡，只有強者才有發言權 二戰德國領先於世界的十項實用軍事技術
1、火炮技術。世界上最大口徑最大威力的火炮，德國800mm多拉，AP彈重7.1噸，能遠距離穿透1米厚的鋼板、7米厚的鋼筋混凝土或30米的地面；世界上最高初速最遠射程的火炮，德國310mm K5，151．3千米；世界上最遠射程的海戰命中，德國沙恩霍斯特號24175米命中光榮號，並且在隨後的24175米—23450米距離間，沙格兩艦連續命中光榮號5次以上；世界上最遠射程的坦克交戰命中，德國虎I、虎II坦克，3千米以上，多次。
2、裝甲材料技術。二戰世界上最優質的軍艦舷側裝甲是 英國的1930CA（引進自捷克） 和 德國的 KC n/a；最優秀的軍艦水平裝甲是德國WH鋼；最優秀的軍艦結構用鋼是德國ST52；最優秀的坦克裝甲是虎I坦克正面的鎳鉻表面硬化合金鋼。
3、發動機技術。二戰世界上最大功率的坦克汽油發動機，德國 HL230 700馬力；最大功率的坦克柴油發動機，鼠式坦克的柴油機，1200馬力。
4、潛艇技術。世界上最大潛深的潛艇，德國；操控性最佳的潛艇，德國；代表二戰人類潛艇技術最高成就的潛艇，德國XXI型。
5、導彈技術。世界上第一種反艦導彈，德國Hs-283A；世界上第一種制導炸彈，德國弗里茨-X；世界上第一種防空導彈，德國"萊茵女兒"型； 世界上第一種空空導彈，德國X-4型； 世界上第一種反雷達導彈，德國BV246；世界上第一種反坦克導彈，德國X-7"小紅帽"型；世界上第一種彈道導彈，德國V2；世界上第一種巡航導彈，德國V1。
6、噴射機技術。世界上第一種實戰型噴射機，德國Me262。
7、光學儀器技術。蔡司公司，德國。
8、液化煤技術。用煤合成重油、柴油、汽油等。如果日本擁有相同的能力，就不必南下進攻美國，走向滅亡之路了。
9、軍人戰術經驗及武器操作技術。世界頭號戰斗機王牌，德國埃里希·哈特曼；世界頭號潛艇王牌，德國奧托·克雷齊默爾；世界頭號坦克王牌，德國奧托·卡爾尤斯；世界頭號轟炸機王牌，德國漢斯·魯德爾。
10、工人工作態度、經驗及工藝技術。花費巨大的工作量，近乎於偏執的最求完美，變不可能為可能，把設計相對保守的老虎坦克、俾斯麥戰列艦等全部打造成讓敵人聞名色變的一代精品。
以上十項全部是德國超越於世界的方面。當然，也有不如其它國家的方面，歡迎補充。

『捌』 保障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轉化的產生不是自發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有產生的可能，如果沒有從外界獲得所需的信息、物質等要素，則它的正常運行和發展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科技成果轉化保障機制的有效建立，能夠為其提供一個適宜的外部環境，但由於涉及的條件和因素很多，該保障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關聯，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觀調控、激勵和保障機制

要提高技術市場對技術交易雙方的吸引力，必須有政府的推動與資助、信貸與稅收的激勵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發達國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過法律手段促進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為技術市場提供必要的法律環境和條件。二是通過經濟手段為技術轉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用經濟手段促進成果轉化是政府宏觀調節機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經濟發達國家採用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資助與補助、政府采購、政府合同、稅收優惠與抵免、信貸優惠及保持較高的研究與開發投入等。政府的資助與補助對技術創新及轉移具有起動作用，如法國的科研成果推廣署就是專門代表政府做這個工作的。政府采購作為鼓勵技術創新與開發的政策手段，在美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國政府每年從預算中拿出數百億至上千億美元采購新產品，許多沒有形成大規模市場的新產品的第一個買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國家重大科研攻關項目及政府與大學、政府與工業界的合作項目都是採用合同的形式實施的。政府的稅收與信貸扶持是進一步刺激企業技術進步的動力。三是通過完善的技術成果產權激勵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在技術市場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調控機制、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為國外技術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二）科技人才流動機制

人才流動擴散機制是指科技成果轉化必須通過有關人員特別是作為知識和技術載體的科技人員的流動來實現。我們知道，信息的傳播形式與渠道對信息的傳播非常重要，因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簡單文字難以表達清楚的內容，因此說，人才從大學、科研院所到企業的流動使科技成果轉化變得更快、更靈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學經常舉辦學術沙龍，以促進產學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1996年，日本通過了《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進人員間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養與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積極鼓勵大學通過各類培訓為企業培養人才；另一方面倡導企業為大學提供實踐和鍛煉場所，鼓勵大學教師「內地留學」以及學生「工廠體驗」（趙京波，2012）。日本還打破傳統教育體制，從民間企業招聘教師，民間企業也派遣技術人員到大學進修或聘任大學教師進行講學和指導，雙方互通有無，加強彼此間的學習和交流。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如：美國的許多高校明確規定，在不影響學校自身教學任務的情況下，教師和科研人員可以到企業兼職。英國政府及高校也總是鼓勵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向企業流動，甚至一些高校規定院系負責人必須到企業去兼職才有條件回學校繼續任教。在德國，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靈活、多樣。學校與企業雙方採取雙向流動的形式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政府為支持這種形式給予了必要的資助。而我國台灣工業研究院則是通過控制離職率來調節人才的流動（萬金榮，2006）。

（三）建立迅捷廣泛的技術市場信息網路

技術市場信息服務體系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催化劑」，能把知識創造的源頭與進行產業化的公司或企業聯系起來，使他們互相作用，相互連接。發達國家為了提高技術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讓技術需求方或潛在的技術需求方盡快了解到他們能夠獲得技術的渠道和想要的技術，都會積極建立完善的、有效連通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這也是其技術市場充滿活力、成交規模大的有力保證。如日本技術交易所賴以服務的基礎便是技術交易信息網路和強大的資料庫，其聯網和資料庫相當廣泛。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籌資800億美元建成了一個覆蓋全國50多個州的信息網路，供企業查詢信息。德國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轉化信息的資料庫系統，使之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信息平台的作用（楊萍，張源，2010）。此外，英國、法國、荷蘭等國也建有強大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促進了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和企業的技術交易與交換（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機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首要前提。關於如何促進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受到了諸多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重視，這些國家和地區紛紛從戰略層面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實現政策法律與成果轉化之間的良性互動。

1.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

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立法可以分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關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相關的法律制度，與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與稅收相關的法律制度，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護和利用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等（圖4-2）。

圖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規

1）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對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引導成果轉化的方向和重點、保障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營造科技成果轉化的環境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現為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專門立法，多是原則性規定。如：美國的《拜杜法案》（1980年）進行了以促進政府資助所產生發明的利用，鼓勵小企業最大限度地參與政府資助的研發活動，促進政府部門、商業主體與非營利組織（主要指大學）之間的協作為目的的一系列對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李恆，2009），該法案使每年數以萬計的發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達70%（張玲，賈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1980年）及隨後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強了聯邦政府及研究機構對技術轉讓的責任，去除制約技術轉讓的不合理障礙，加速了聯邦資助技術成果的轉移。《技術創新法》（1980年）要求聯邦實驗室成立專門的技術轉移部門，探索與政府、公司、企業的技術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頒布了《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法》，以加強科學研究的基礎設施，加強研究交流活動，促進新技術開發和技術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國政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科技白皮書》、《技術展望計劃》，韓國1997年制定的《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法國1999年制定的《技術創新與科學研究法》，德國的《科學技術法》等都可以視為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它們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的步伐。

2）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發達國家更是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作為本國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日、歐各國紛紛出台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與政府研究機構或大學進行聯合技術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李恆，2009）。美國制定的《拜杜法案》專門調整政府資助中小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過程中所產生發明的權利和義務（萬金榮，2006）。德國政府在1978年制定針對資金短缺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業得到政府的科技資助。2000年6月，歐洲議會通過了《歐洲小企業憲章》，將重視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也推進了小企業與大學、科研院所的跨國結合（李恆，2009）。美國的《小企業技術創新進步法》（1982），《小企業技術轉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業創業活動促進法》（1995）；韓國和中國台灣在20世紀90年代頒布的《中小企業基本法》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等法律也對中小企業在結合研究中的技術發明權做了特殊保護條款，推動了科技成果轉化向深度與廣度的發展。

3）稅收法律制度。稅收政策作為激勵產學研創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國家都有所應用，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美國政府先後出台了《減稅法》（1992年）以及《新稅法》（1998年），給予中小企業創新開發以較大的減稅空間和機會，調動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學研究及試驗開發稅收優惠計劃，根據企業的規模對企業的科研和技術開發投資給以稅收減免，規模越小，獲得的優惠就越大（萬金榮，2006）。然而，從國際實踐來看，大多數針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優惠措施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稅制安排，更多的是體現在能夠激勵技術創新的各種計劃和制度中，方式比較靈活。

4）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紮根於市場經濟，以科技成果的產權明確界定和有效保護為主要特徵，為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動力機制和一個外部的公平競爭法律環境，是科技成果轉化順利進行的保障。美國《專利法》規定對發明專利的保護期為20年（1994年以前為17年）（銀純泉，2003）。《國家技術轉移與升級法》（1996年）保證了參與共同合作研發公司的知識產權利益，提高了團隊研究人員及發明人的獎勵，對促進技術創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趙德鑄，2010）。日本於1999年頒布《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修改了大學發明專利權的歸屬原則，規定了專利年費和專利申請手續費的減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識產權基本法》和《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設置法》使日本成為全球迄今知識產權戰略最為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國家，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轉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有美、日、法、韓、印等十幾個國家提出並實施「知識產權立國」戰略，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政策措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5）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法律制度。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的法律是指以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為根本目標的技術創新法、技術轉移法等立法或與產學研結合創新密切相關的法律制度。國外關於該類型的法律較為豐富，推動了產學研結合創新的發展。如：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技術轉移法》，授權聯邦各機構與公司、大學和非營利機構達成對各方都有利的合作開發研究協議，為聯邦實驗室和私營部門間的合夥關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韓國頒布實施了《協同開發促進法》，大力支持「產、學、研」合作開發（萬金榮，2006）。1998年，日本通過了《研究交流促進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進大學科研成果產業化和產學官合作的專門規定，從政策上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的「產學研合作」。《研究交流促進法》（1986年）、《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1999年）也出現了專門促進產學研合作的條款。此外，眾多發達國家還推出了一系列計劃來強化產學研協作，諸如：芬蘭的「國家技術計劃（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術升級扶持企業增長計劃（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營運與技術路線圖計劃（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麥的「創新共同體協議（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國的小企業技術轉移研究計劃（STTR）等（張嵎喆，蔣雲飛，2010）。

2.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措施

1）激勵科技成果轉化的稅收措施。各國的稅收優惠一般以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稅轉貸等間接優惠的形式為主，同時輔之以減免稅等直接優惠。美國稅法規定，企業委託大學或科研機構進行基礎研究，根據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費用的65%可從所得稅中抵免，同時對新產品的中間試驗產品給予免稅優惠政策。1982年頒布的《小企業發展法》，維持了美國將近20年的低所得稅。在風險投資方面，美國採取對風險投資額的60%免除征稅，其餘的40%減半徵收所得稅的措施（李恆，2009）。柯林頓政府上台以來進一步強化了稅收減免政策，如宣布研究開發的稅收減免政策永久化，企業主持的學術研究再附加25%的稅收減免優惠，對新研究開發財團頭兩年再減稅10%等（李恆，2009）。德國政府在風險投資政策環境改善方面採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銀行共同承擔風險，以低息貸款等方式來改善風險投資的政策環境。法國政府推行了科研稅收信貸制度以促進技術創新，即企業第一年用於研究與開發支出的50%可以免稅，以後每年增加投資的50%可享受免稅。英國政府於1981年制定了「貸款投資擔保計劃」，規定私人銀行機構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貸款總金額的80%由政府擔保（李恆，2009）。俄羅斯聯邦的《企業財產稅法》和《稅務法典》的相關規定中，也對科研機構、企業和組織進行科學研究和試驗設計工作及從事與科研活動有關的商品、勞動、服務給予了不同程度的稅收減免，對技術創新及科技成果轉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政府采購是各國政府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優先購買本國高科技成果的「優購」、「首購」政策。二是對技術落後、低附加值政府采購產品的「限購」政策。三是政府對尚待研究開發產品的「訂購」政策。美國是最早採用政府采購政策的國家之一，與政府采購相關聯的法律、法案多達 4000多個（李恆，2009）。2004年補充後的《聯邦政府采購法》和1933年美國出台的《購買美國產品法》對本國高新技術產品的高份額政府采購政策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以集成電路為例，1960年集成電路產品問世之初，100%由聯邦政府購買。英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購總量在1000億英鎊左右。為了加強對高科技產業及戰略性產業的扶持，英國政府要求政府部門、政府實驗室、國有公司在計算機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購上，必須從本國公司購買，使政府采購成為政府實現科技、經濟與社會目標的一種公共財政支出手段，為培育英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恆，2009）。

3）保護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政策。很多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如韓國政府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和應用在激勵競爭中的重要性，於2004年3月宣布，將原屬商業、工業與能源部的韓國知識產權局轉屬於科技部，並對知識產權局的職能進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進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體系。日本2002年7月通過《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明確提出「知識產權立國」的目標。2003年2月，由政府內閣首相親自掛帥的知識產權戰略部成立，之後又相繼出台了若干個「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於此，一個由知識產權創造、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應用、發展多媒體素材產業、人才培養和提高國民意識等五大部分組成，包括270項具體措施的完善的知識產權整體戰略體系正式形成（李恆，2009）。

為鼓勵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各國政府大都採取了下放政府資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識產權歸屬權的措施。美國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發達國家下放知識產權歸屬權這一措施開始實施的標志。日本也有類似於美國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頒布的《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規定，受國家和特殊法人之委託研究開發所得的成果及知識產權可歸屬與受託人。2002年《日本知識產權戰略大綱》規定取消上述條款中關於特殊情況的規定，將該條款適用於所有委託研究開發的預算項目。英國為推進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加速轉移和開發以形成生產力，把過去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所得知識產權一般歸國家所有，改為歸項目研究機構所有。歐盟主要通過諸如《公共研究機構專利和許可》等研究報告來修訂受資助研究成果的歸屬與使用的規則，推動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向執行機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