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科技成果更

❶ 創新發展的新起點是什麼

創新發展的新起點是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

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堅持開放發展，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把握好方向和重點，推動科技成果更廣范圍、更深層次惠及經濟社會發展，重構國家創新體系，助力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換，全面強化科技進步對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推進國家創新體系現代化。

❷ 如何應對西方在核心技術上對我國卡脖子

其一，以「揭榜掛帥」帶動攻關。
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深入謀劃推進「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改革科技重大專項實施方式，推廣「揭榜掛帥」等機制。
所謂「揭榜掛帥」，是「把需要的關鍵核心技術項目張出榜來，英雄不論出處，誰有本事誰就揭榜」，不論資質、不設門檻、選賢舉能。此番，「揭榜掛帥」被寫進規劃綱要草案，側面反映出中國在規劃未來五年、展望未來十五年發展格局時，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重視程度。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員曲偉看來，政府和企業可以把重大關鍵核心技術項目「張榜」出來，鼓勵帥才「揭榜」，良才善用，能者居之。另一廂，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亦在全國兩會首場「部長通道」上明確，能夠引領未來發展的關鍵性重大攻關項目，將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按照「揭榜掛帥」的要求予以推進。
其二，讓基礎研究成為科技創新「源頭之水」。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十三五」以來，中國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明顯加強，基礎研究占研發投入比重超過6%，在量子信息、鐵基超導、幹細胞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原創成果。
如何讓基礎研究發揮關鍵作用？政府工作報告給出思路：中央本級基礎研究支出增長10.6%，落實擴大經費使用自主權政策。切實減輕科研人員不合理負擔，使他們能夠沉下心來致力科學探索，以「十年磨一劍」精神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重大突破。
實踐證明，人才是科學發展的第一資源。要讓科研人員「十年磨一劍」，沉下心來搞基礎研究，既不能以「論文數量」「職稱高低」論英雄，也要規避「專家投票」「同行評議」等潛藏的利益捆綁風險，把項目交給真正想幹事、能幹事、干成事的人手中。

資料圖：長征五號遙四火箭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 駱雲飛 攝
其三，用「市場之手」激勵企業創新。
外界注意到，新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運用市場化機制激勵企業創新，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健全科技成果產權激勵機制。
為了讓企業更好地發揮創新引領作用，政府工作報告公布新的減負政策：延續執行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75%，將製造業企業加計扣除比例提高到100%，以稅收優惠機制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航天三江九部型號總師胡勝雲也就企業創新給出了建議：以分紅的形式將科技成果產生的效益按比例獎勵給科技團隊，讓作出巨大貢獻的科技人員富起來，激發廣大科技人員創新活力，讓科研人員坐得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劍」攻克核心技術。
從「嫦娥」奔月到「天問」探火，從「墨子」傳信到「蛟龍」入海，「十三五」期間中國科技創新碩果累累。縱觀中國謀劃未來發展的「大棋局」，創新是個中高頻詞。以「十年磨一劍」精神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重大突破，也是中國科技創新題中應有之義。

❸ 什麼是科技成果評價

當前局勢，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全面貫徹落實國家「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指示要求，必須加快開展疫情防控科研攻關和成果應用，不斷提升科技應對疫情的能力水平，有好的科技成果要盡快識別甄選出來發揮作用，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作出積極貢獻。

隨著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市場化步伐的加快，企業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科技成果評價的重要性，那麼做科技成果評價為什麼這么重要呢，你都真正的了解嗎？

一、什麼是科技成果評價？

科技成果評價或稱科研成果評價，是指評價主體按相關標准、規定、方法和專家咨詢意見對科技成果的價值進行做出定性、定量綜合判斷的過程。

科技成果評價通常又被稱為科技成果鑒定，2016年8月，科技部廢止《科學技術成果鑒定辦法》，傳統的科技成果鑒定正式退出歷史舞台。科技成果評價工作由委託方委託專業評價機構執行。這意味著,我國正探索和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型科技成果評價機制,新型科技成果評價將由市場「唱主角」， 也更為直接地促進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及技術交易。

二、科技成果評價的意義是什麼？

科技成果是科技工作者辛勤勞動的結晶，也是國家智力支持和物質支持的重要來源，對科技成果進行科學評價是檢查科學研究任務完成的質量情況、衡量科研人員的貢獻大小，以及評估科技成果的科學意義和應用價值的重要手段，更是科技成果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前提。隨著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科技成果評價促進成果轉化的意義日益受到各級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作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重要環節，科技成果評價是啟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金鑰匙」。

三、科技成果評價的作用有哪些？

1.行業認可。權威的科技評價報告是獲得投融資機構及行業認可的「通行證」和「風險證明」，從而促進成果的市場化應用和推廣。

2.佐證材料。客觀的科技成果評價報告是獲得政府及申報政府專項資金的重要佐證材料。

3.技術交易。通過對技術研發全過程和創新成果的嚴格評測及全面評價，將科技語言翻譯成市場語言，減少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及溝通和談判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4.項目融資。全面、科學的技術評價報告，有利於項目融資、合作開發、成果推廣轉化及產業化。

5.技術改進。客觀、全面的定量分析與專家定性分析，可診斷出評價對象存在的風險和不足，為產品和技術改進、提升，提供了解決方案，指明了完善的方向。

6.專家對接。業內專家全程參與科技評價，通過評價為企業與專家搭建了直接交流與合作的平台。

7.集聚資源。通過科技成果的積累、評價專家和企業的互動，集聚形成務實可用的科技成果庫和專家資源庫。

8.招商引資。通過對政府招商引資的項目進行事前評價，判斷項目質量和成熟度、識別項目風險，提高招商引資的效率和質量，降低決策風險。

9.招才引智。通過對政府或企業擬引進的高層次人才的代表性科技成果進行事前評價，判斷人才的層次，為人才的遴選和支持提供依據。

10.結題驗收。由權威專業機構出具的評價報告，是科學判斷成果創新價值和應用價值的重要依據，是成果是否通過驗收、確定整改方向的重要依據。

科技成果是企業進行創新活動的核心競爭力，企業一定要重視科技成果的評價工作，特別是科技型企業。建議企業委託有資質、有權威、有影響力的機構進行評價。

四、評價內容

（一）成果技術水平評價

（二） 成果價值評價

（三） 成果應用推廣性評價

五、評價指標

（一）技術創新度；

（二）技術成熟度；

（三）技術先進度；

（四）轉化風險；

（五）技術難度和復雜程度；

（六）經濟與社會效益。

❹ 科技成果轉化是什麼意思

❺ 保障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轉化的產生不是自發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有產生的可能，如果沒有從外界獲得所需的信息、物質等要素，則它的正常運行和發展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科技成果轉化保障機制的有效建立，能夠為其提供一個適宜的外部環境，但由於涉及的條件和因素很多，該保障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關聯，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觀調控、激勵和保障機制

要提高技術市場對技術交易雙方的吸引力，必須有政府的推動與資助、信貸與稅收的激勵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發達國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過法律手段促進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為技術市場提供必要的法律環境和條件。二是通過經濟手段為技術轉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用經濟手段促進成果轉化是政府宏觀調節機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經濟發達國家採用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資助與補助、政府采購、政府合同、稅收優惠與抵免、信貸優惠及保持較高的研究與開發投入等。政府的資助與補助對技術創新及轉移具有起動作用，如法國的科研成果推廣署就是專門代表政府做這個工作的。政府采購作為鼓勵技術創新與開發的政策手段，在美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國政府每年從預算中拿出數百億至上千億美元采購新產品，許多沒有形成大規模市場的新產品的第一個買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國家重大科研攻關項目及政府與大學、政府與工業界的合作項目都是採用合同的形式實施的。政府的稅收與信貸扶持是進一步刺激企業技術進步的動力。三是通過完善的技術成果產權激勵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在技術市場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調控機制、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為國外技術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二）科技人才流動機制

人才流動擴散機制是指科技成果轉化必須通過有關人員特別是作為知識和技術載體的科技人員的流動來實現。我們知道，信息的傳播形式與渠道對信息的傳播非常重要，因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簡單文字難以表達清楚的內容，因此說，人才從大學、科研院所到企業的流動使科技成果轉化變得更快、更靈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學經常舉辦學術沙龍，以促進產學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1996年，日本通過了《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進人員間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養與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積極鼓勵大學通過各類培訓為企業培養人才；另一方面倡導企業為大學提供實踐和鍛煉場所，鼓勵大學教師「內地留學」以及學生「工廠體驗」（趙京波，2012）。日本還打破傳統教育體制，從民間企業招聘教師，民間企業也派遣技術人員到大學進修或聘任大學教師進行講學和指導，雙方互通有無，加強彼此間的學習和交流。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如：美國的許多高校明確規定，在不影響學校自身教學任務的情況下，教師和科研人員可以到企業兼職。英國政府及高校也總是鼓勵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向企業流動，甚至一些高校規定院系負責人必須到企業去兼職才有條件回學校繼續任教。在德國，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靈活、多樣。學校與企業雙方採取雙向流動的形式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政府為支持這種形式給予了必要的資助。而我國台灣工業研究院則是通過控制離職率來調節人才的流動（萬金榮，2006）。

（三）建立迅捷廣泛的技術市場信息網路

技術市場信息服務體系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催化劑」，能把知識創造的源頭與進行產業化的公司或企業聯系起來，使他們互相作用，相互連接。發達國家為了提高技術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讓技術需求方或潛在的技術需求方盡快了解到他們能夠獲得技術的渠道和想要的技術，都會積極建立完善的、有效連通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這也是其技術市場充滿活力、成交規模大的有力保證。如日本技術交易所賴以服務的基礎便是技術交易信息網路和強大的資料庫，其聯網和資料庫相當廣泛。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籌資800億美元建成了一個覆蓋全國50多個州的信息網路，供企業查詢信息。德國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轉化信息的資料庫系統，使之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信息平台的作用（楊萍，張源，2010）。此外，英國、法國、荷蘭等國也建有強大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促進了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和企業的技術交易與交換（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機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首要前提。關於如何促進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受到了諸多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重視，這些國家和地區紛紛從戰略層面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實現政策法律與成果轉化之間的良性互動。

1.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

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立法可以分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關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相關的法律制度，與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與稅收相關的法律制度，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護和利用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等（圖4-2）。

圖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規

1）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對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引導成果轉化的方向和重點、保障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營造科技成果轉化的環境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現為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專門立法，多是原則性規定。如：美國的《拜杜法案》（1980年）進行了以促進政府資助所產生發明的利用，鼓勵小企業最大限度地參與政府資助的研發活動，促進政府部門、商業主體與非營利組織（主要指大學）之間的協作為目的的一系列對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李恆，2009），該法案使每年數以萬計的發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達70%（張玲，賈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1980年）及隨後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強了聯邦政府及研究機構對技術轉讓的責任，去除制約技術轉讓的不合理障礙，加速了聯邦資助技術成果的轉移。《技術創新法》（1980年）要求聯邦實驗室成立專門的技術轉移部門，探索與政府、公司、企業的技術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頒布了《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法》，以加強科學研究的基礎設施，加強研究交流活動，促進新技術開發和技術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國政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科技白皮書》、《技術展望計劃》，韓國1997年制定的《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法國1999年制定的《技術創新與科學研究法》，德國的《科學技術法》等都可以視為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它們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的步伐。

2）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發達國家更是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作為本國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日、歐各國紛紛出台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與政府研究機構或大學進行聯合技術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李恆，2009）。美國制定的《拜杜法案》專門調整政府資助中小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過程中所產生發明的權利和義務（萬金榮，2006）。德國政府在1978年制定針對資金短缺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業得到政府的科技資助。2000年6月，歐洲議會通過了《歐洲小企業憲章》，將重視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也推進了小企業與大學、科研院所的跨國結合（李恆，2009）。美國的《小企業技術創新進步法》（1982），《小企業技術轉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業創業活動促進法》（1995）；韓國和中國台灣在20世紀90年代頒布的《中小企業基本法》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等法律也對中小企業在結合研究中的技術發明權做了特殊保護條款，推動了科技成果轉化向深度與廣度的發展。

3）稅收法律制度。稅收政策作為激勵產學研創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國家都有所應用，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美國政府先後出台了《減稅法》（1992年）以及《新稅法》（1998年），給予中小企業創新開發以較大的減稅空間和機會，調動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學研究及試驗開發稅收優惠計劃，根據企業的規模對企業的科研和技術開發投資給以稅收減免，規模越小，獲得的優惠就越大（萬金榮，2006）。然而，從國際實踐來看，大多數針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優惠措施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稅制安排，更多的是體現在能夠激勵技術創新的各種計劃和制度中，方式比較靈活。

4）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紮根於市場經濟，以科技成果的產權明確界定和有效保護為主要特徵，為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動力機制和一個外部的公平競爭法律環境，是科技成果轉化順利進行的保障。美國《專利法》規定對發明專利的保護期為20年（1994年以前為17年）（銀純泉，2003）。《國家技術轉移與升級法》（1996年）保證了參與共同合作研發公司的知識產權利益，提高了團隊研究人員及發明人的獎勵，對促進技術創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趙德鑄，2010）。日本於1999年頒布《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修改了大學發明專利權的歸屬原則，規定了專利年費和專利申請手續費的減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識產權基本法》和《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設置法》使日本成為全球迄今知識產權戰略最為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國家，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轉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有美、日、法、韓、印等十幾個國家提出並實施「知識產權立國」戰略，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政策措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5）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法律制度。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的法律是指以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為根本目標的技術創新法、技術轉移法等立法或與產學研結合創新密切相關的法律制度。國外關於該類型的法律較為豐富，推動了產學研結合創新的發展。如：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技術轉移法》，授權聯邦各機構與公司、大學和非營利機構達成對各方都有利的合作開發研究協議，為聯邦實驗室和私營部門間的合夥關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韓國頒布實施了《協同開發促進法》，大力支持「產、學、研」合作開發（萬金榮，2006）。1998年，日本通過了《研究交流促進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進大學科研成果產業化和產學官合作的專門規定，從政策上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的「產學研合作」。《研究交流促進法》（1986年）、《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1999年）也出現了專門促進產學研合作的條款。此外，眾多發達國家還推出了一系列計劃來強化產學研協作，諸如：芬蘭的「國家技術計劃（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術升級扶持企業增長計劃（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營運與技術路線圖計劃（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麥的「創新共同體協議（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國的小企業技術轉移研究計劃（STTR）等（張嵎喆，蔣雲飛，2010）。

2.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措施

1）激勵科技成果轉化的稅收措施。各國的稅收優惠一般以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稅轉貸等間接優惠的形式為主，同時輔之以減免稅等直接優惠。美國稅法規定，企業委託大學或科研機構進行基礎研究，根據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費用的65%可從所得稅中抵免，同時對新產品的中間試驗產品給予免稅優惠政策。1982年頒布的《小企業發展法》，維持了美國將近20年的低所得稅。在風險投資方面，美國採取對風險投資額的60%免除征稅，其餘的40%減半徵收所得稅的措施（李恆，2009）。柯林頓政府上台以來進一步強化了稅收減免政策，如宣布研究開發的稅收減免政策永久化，企業主持的學術研究再附加25%的稅收減免優惠，對新研究開發財團頭兩年再減稅10%等（李恆，2009）。德國政府在風險投資政策環境改善方面採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銀行共同承擔風險，以低息貸款等方式來改善風險投資的政策環境。法國政府推行了科研稅收信貸制度以促進技術創新，即企業第一年用於研究與開發支出的50%可以免稅，以後每年增加投資的50%可享受免稅。英國政府於1981年制定了「貸款投資擔保計劃」，規定私人銀行機構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貸款總金額的80%由政府擔保（李恆，2009）。俄羅斯聯邦的《企業財產稅法》和《稅務法典》的相關規定中，也對科研機構、企業和組織進行科學研究和試驗設計工作及從事與科研活動有關的商品、勞動、服務給予了不同程度的稅收減免，對技術創新及科技成果轉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政府采購是各國政府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優先購買本國高科技成果的「優購」、「首購」政策。二是對技術落後、低附加值政府采購產品的「限購」政策。三是政府對尚待研究開發產品的「訂購」政策。美國是最早採用政府采購政策的國家之一，與政府采購相關聯的法律、法案多達 4000多個（李恆，2009）。2004年補充後的《聯邦政府采購法》和1933年美國出台的《購買美國產品法》對本國高新技術產品的高份額政府采購政策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以集成電路為例，1960年集成電路產品問世之初，100%由聯邦政府購買。英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購總量在1000億英鎊左右。為了加強對高科技產業及戰略性產業的扶持，英國政府要求政府部門、政府實驗室、國有公司在計算機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購上，必須從本國公司購買，使政府采購成為政府實現科技、經濟與社會目標的一種公共財政支出手段，為培育英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恆，2009）。

3）保護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政策。很多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如韓國政府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和應用在激勵競爭中的重要性，於2004年3月宣布，將原屬商業、工業與能源部的韓國知識產權局轉屬於科技部，並對知識產權局的職能進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進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體系。日本2002年7月通過《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明確提出「知識產權立國」的目標。2003年2月，由政府內閣首相親自掛帥的知識產權戰略部成立，之後又相繼出台了若干個「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於此，一個由知識產權創造、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應用、發展多媒體素材產業、人才培養和提高國民意識等五大部分組成，包括270項具體措施的完善的知識產權整體戰略體系正式形成（李恆，2009）。

為鼓勵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各國政府大都採取了下放政府資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識產權歸屬權的措施。美國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發達國家下放知識產權歸屬權這一措施開始實施的標志。日本也有類似於美國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頒布的《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規定，受國家和特殊法人之委託研究開發所得的成果及知識產權可歸屬與受託人。2002年《日本知識產權戰略大綱》規定取消上述條款中關於特殊情況的規定，將該條款適用於所有委託研究開發的預算項目。英國為推進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加速轉移和開發以形成生產力，把過去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所得知識產權一般歸國家所有，改為歸項目研究機構所有。歐盟主要通過諸如《公共研究機構專利和許可》等研究報告來修訂受資助研究成果的歸屬與使用的規則，推動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向執行機構轉變。

❻ 紡織科技和紙業科技行業重復嗎

摘要 你好，很榮幸為您解答~根據您的描述紡織科技和紙業科技行業重復嗎：答案是：不重復。中國即將進入「十四五」時期，紡織工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新定位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支柱產業、解決民生與美化生活的基礎產業、國際合作與融合發展的優勢產業。如何實現支柱、基礎、優勢產業的定位，科技創新是實現路徑的重要支撐。

❼ 當今世界上，誰是最有可能成為第六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國家

第2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後，以中國、美國、蘇聯、英國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4大國及參加反德同盟的法國，共同發起成立了一個旨在“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機構——聯合國。

巴西

因此全部算下來，成為第六大常任理事國概率最高的國家，反而是老牌歐洲列強德國。因為，德國先進的工業、科技實力，使得德國沒有如印度、巴西這樣發展中國家的諸多問題，而作為老牌列強和歐盟主要成員國家，德國面臨的國際形勢也要遠好於韓國、日本。

最起碼，德國在國際社會上，沒有哪一個常任理事國會堅決阻止德國成為第六大常任理事國。因此，雖然概率也不算多高，但相比其他國家，德國的確是最有可能成為第六大常任理事國的國家。

❽ 博弈理論與科技成果轉化研究現狀

現有文獻從博弈論的角度研究不同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行為。包括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兩主體間的博弈分析，政府、科研單位、企業三主體間的博弈分析以及政府、中介機構和成果供需方四主體間的博弈分析。

（一）兩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分析

從博弈論出發分析科技成果轉化，國內大部分學者都集中在對兩主體，即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博弈分析。

劉和東（2008）認為技術交易和商業化協作是學研方與企業合作創新的兩種主要方式，並通過一個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分析了學研方和企業的合作創新方式及合作夥伴選擇的影響因素。得出：學研方-企業合作創新方式的選擇受技術本身的價值、創新的市場價值、學研方與企業創新能力等多方面的影響。在選擇合作夥伴時，若採用技術交易，企業並不在乎學研方的創新能力；若採用商業化協作，企業將選擇創新能力強的學研方作為合作夥伴；而學研方更希望與技術學習能力強的企業合作。陳程、劉和東（2009）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個不對稱信息模型的建立，進一步分析了學研方和企業的合作創新過程，得出結論：①合作開發情況下，雙方利潤的分配與科技成果價值、商業化後預期利潤相關。科技成果價值越大，企業利潤分配比例越低，企業越不願意合作開發；商業化成功後預期利潤越大，企業利潤分配比例越高，企業越願意合作開發。②市場交易情況下，市場交易價格和科技成果價值以及商業化後預期利潤相關。科技成果價值越大，市場的交易價格就越高；商業化後的預期利潤越大，科技成果的市場交易價格也越高，學研方就越願意進行排他性市場交易。③在非排他性市場交易情況下，學研方和企業可以獲得比排他性情況下更多的利潤。④無論哪種合作方式，企業都可以獲得比學研方更多的利潤。⑤只要利潤增加額超過成本增加額，高校和企業將採用合作開發方式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羅煒、唐元虎（2002）認為技術越先進、越復雜（技術本身的價值越高），企業與大學更可能採取技術交易的合作方式；相反，技術商業化後的市場價值越高，企業與大學更可能採用商業化協作的合作方式。楊東升等人（2010）通過研究認為技術成果的研發和轉讓成本的大小對於企業選擇合作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一項技術成果的研發和轉化難度較大，則企業將會選擇直接轉讓的合作方式，以避免自主創新而帶來研發成本過高，更好地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反之，企業更願意以合作研發的方式與高校合作。這樣不僅能夠獲得技術商業化所帶來的直接收益，還可以通過參與研發過程，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

張會雲、唐元虎（2002）利用博弈原理對企業採用技術創新的決策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一項技術創新投放市場後，各潛在採用企業的採用時間有先有後，每個企業都存在一個採用技術創新的「最佳時機」，在這個最佳時機到來之前，企業採取等待或觀察策略。由於採用技術創新的企業並不是唯一的，其他企業的採用行為與時機、已採用企業數量、已採用企業的採用效用，都會影響本企業採用的時機選擇，因此，企業採用技術創新的決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企業選擇最佳採用時機的博弈問題。

劉宇宸、劉威（2008）建立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完全信息博弈模型與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結果發現：系統的均衡結果及演化方向與博弈雙方的博弈收益矩陣相關，且受到系統初始狀態的影響；認為科技成果轉化概率、企業預期收益、企業自主創新成本等是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因素，建議把研發人員、技術需求者以及投資機構、社會中介機構等都吸引到統一的平台中來，通過多種形式進行科技成果的評估、檢測、包裝和推廣。

吳軍等人（2006）從知識產權的角度分析知識產權制度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是如何約束和規范著科研部門與企業之間行為的，認為知識產權制度可以看作是科技成果轉化博弈模型中的博弈規則，既保護了發明者的利益，又協調了博弈雙方的沖突，促使轉化雙方進一步加強合作與交流，以實現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最大化的雙贏目標，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保障。建議企業和科研部門加強合作，在知識產權制度下積極創建新的「納什均衡」，使合作的雙方互惠互利。

（二）三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分析

關於政府、科研單位、企業三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關系主要有以下觀點：

陳庭強等人（2010）從博弈論角度，建立了政府宏觀調控下企業和高校間技術聯盟的多成員博弈模型，探究企業技術創新、高校科研機構科研費用和科技成果轉化等難題的解決途徑。結論表明：產學研技術聯盟的良性發展需要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和政府三方相互協作，更需要三方不斷完善技術聯盟的發展機制。建議政府部門應積極推進各種體制改革，健全法律體系，建設良好的經濟金融環境，為產學研合作提供良好的法律和經濟環境；稅務部門適當降低企業創新產品的稅費，激勵雙方積極投入開發新產品，提高各類產品的競爭力；高校科研機構則應該積極行動，完善信託責任，盡可能地降低企業科技創新的成本，把企業的產品創新與自身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

劉軍山等人（2006）從大學、政府及企業與大學科技園互動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大學科技園的發展，得出大學科技園的發展必須是在與大學、政府和企業博弈的條件下才能更理性進行的結論。指出大學科技園應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遵循市場規律要求，加快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進一步健全順應市場要求，有利於撫育企業成長的體制和機制，健全市場化運作。政府及大學可以以股東身份參與科技園的宏觀性協調和指導，但不應介入具體的經營管理，大學科技園應當實行企業化的運作方式，在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前提下，自覺適應市場的要求，推行優質高效的內部管理和運行機制。

（三）四主體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分析

一些學者將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所有行為主體都納入了博弈分析的模型，對其博弈過程進行了探討，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朱穎芳等人（2010）分別建立了科技成果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政府與科技成果供給方之間、政府與科技成果需求方之間的博弈模型，全面系統地分析各主體之間的行為。從科技成果轉化的供需方看，只要成果轉讓價格大於零，供給方就會進行轉讓，對於成果需求方來說，只有購買成果獲得的超額利潤大於其轉讓價格，並且成果轉讓價格小於等於自主開發成本時，成果需求方才會選擇購買該成果。從政府與科研機構的角度看，如果政府採取不監督的態度，科研機構就選擇不負責，如果政府採用監督的策略，則若不負責科研機構的罰款小於努力時的成本，就會採用不負責的策略，反之，採取負責的策略。從政府和企業的角度看，只要政府不採取鼓勵策略，企業就會放棄投資的機會。從中介機構的角度看，由於受觀念、科技水平、人才和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等不利因素的制約，中介組織發展相對滯後，服務體系尚不完善，難以為供需雙方提供優質、准確的服務。因此必須加強中介服務體系建設並強化政府監督管理，推動中介組織實現社會化、規范化、網路化、產業化。

李輝、楊海芬（2010）亦以科技成果轉移的微觀主體為切入點，分析各主體的行為目標以及相互之間的行為博弈。從技術的供需雙方看，技術轉化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是對超額利潤的評估。從政府與科技成果轉移供給者角度看，科研人員習慣於從政府手中獲得經費，卻不能依據市場需求設定和研發科技項目，致使科技與經濟相脫節，研究成果難以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從政府與需求者的角度看，面對高科技、高風險，企業一般都採取觀望態度，促使企業引入科技成果仍主要依靠政府的推動，即便許多產業涉足科技成果轉化，其原因也僅在於能夠得到政府的資金投入和享受各種優惠政策。從中介機構與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看，一方面，科技中介機構發展滯後，難以提供優質服務；另一方面，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又取決於供求雙方。最後指出科技成果轉移和產業化的過程應該包括「研發—實踐—再研發」的完整產業鏈過程。而這個過程也就是「市場需求導向—技術有效供給—技術轉移—企業信息反饋—技術升級」的過程，不同主體的共同作用，使得他們在科技成果轉移過程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獲取他們各自的利益和收益。

（四）其他相關研究

部分學者從其他角度出發，探討了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博弈過程。

劉斌、連燕華（2001）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探討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供需雙方之間的博弈。認為：科技成果轉化過程是多方參與的博弈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技術供給方與技術需求方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由於在簽約前後，委託-代理關系會發生變化，因此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不同階段、不同性質的問題應區別對待；從科研管理角度，應主要關注簽約前科研人員與企業家之間的逆向選擇問題，以正確把握供需狀態，建立與企業的信息溝通渠道。

胡軍鋒（2007）利用博弈論的有關理論，對政府應構建何種制度環境才能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進行了博弈分析。政府為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必須發揮積極的作用，有選擇地進行干預，特別是在構建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環境方面。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安排是各利益主體博弈的結果。

秦旭等人（2003）從產學合作出發，認為高等院校和企業的合作模式有3 種，即高校主導模式、企業主導模式及利潤分成模式。在高校主導模式下，高校直接建立或並購企業。在企業主導模式下，高等院校進入企業。在利潤分成模式下，企業和高等院校各自提供具有優勢的資源以分享剩餘索取權。因此，高校和企業在談判中地位又可能出現3種情況：一是高校是領先者，企業的決策依賴於高校的決策。二是企業是領先者，高校的決策依賴於企業的決策來確定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三是高校和企業同時採取決策。高校和企業均同時追求利潤最大化，經過博弈，達到納什均衡。

❾ 如何減少科技帶來的煩惱，讓科技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讓技術更好地服務於人民需要充分發揮它的優勢，解決辦法如下：

1、統籌推進相關政策創新和體制機制改革。

改革國有技術類無形資產管理體制，賦予單位、研發團隊、科技人員對科技成果使用、處置的自主權，取消行政審批、備案程序。改革國有科技成果類無形資產定價機制，允許通過協議定價、掛牌交易、拍賣等方式確定成果價格。

2、建立財政引導、社會參與的科技成果轉化投入機制。

設立財政性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建立面向科技成果轉化的科技項目組織機制，採取「間接有償」的投入方式及「市場評價」的分配方式，撬動社會資本參與科技成果轉化。「市場評價」指：創投機構對企業承接科技成果轉化項目進行「市場化選擇」，篩選出有意向的投資對象。

3、加強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管理。

在取消行政主管部門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審批、備案等程序之後，要求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健全相關管理制度，加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活動的日常監管。

(9)讓科技成果更擴展閱讀：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面臨的新形勢

科技成果轉化，是為提高生產力水平而對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所產生的具有實用價值的科技成果所進行的後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發展新產業等活動，是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的關鍵環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進入新的加速時期，全國人大加快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北京、湖北、南京等省市紛紛制定出台「京校十條」、「黃金十條」、「科技九條」等地方性科技成果轉化政策；

經國務院批准，財政部、科技部和國家知識產權局三部委聯合推進中央級事業單位開展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試點。

總體來看，2012年以來，國家和地方層面的改革，都著力於按照權責一致、利益共享、激勵與約束並重的原則，探索建立符合科技成果特點和轉化規律的管理模式，為單位和科研人員創新創造松綁，讓科技成果價值得到更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