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對朝鮮研究成果

『壹』 我要關於五四運動的朗誦資料,急用

七月流火看輝煌，五洲歡慶歌頌黨。
為國為民功德大，氣壯山河光芒長。

崢嶸歲月今勝昔，康莊大道弱圖強，
《巴黎公社》奠基礎，《宣言》旗幟引航向。

十月革命響春雷，馬列主義耀光輝。
五四運動鋒芒試，南湖紅船立豐碑。

土地革命滅剝削，八一建軍救窮人。
遵義會議定方向，長征精神中華魂。

八年抗戰驅倭寇，三年奮斗得解放。
抗美援朝驅虎豹, 中華從此威名揚.

建設國家方針好, 五年計劃新篇章.
鼓足干勁爭上游，獨立自主當自強。

開放搞活好政策，放眼世界新開拓。
實事求是不教條,富國強民看中國!

向五四青年節敬禮
青年,
朝氣蓬勃的人;
青年,
我的中國.

我要用吶喊,
抖掉那附著在大好河山上的污泥腐瓦;
我要用熱血,
融化那將要凝凍的江河湖川.
年青的中國,
奔流的中國,
我的中國.

愛國有罪嗎?
可你們面對著賣國賊的屠刀;
愛國有功嗎?
可你們很多沒有享受到新中國的甜美,
啊!
中國的龍,
中國的長城,
中國的黃河,
中國的青年,
我年青的中國啊------

一九一九的青年已過,
青春不會再回,
年輪不會再回,
歷史不會再回,
但她永遠記在中華民族的豐功碑上,
閃著不休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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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五四」運動XX周年詩歌朗誦稿

清晨 我們是一群
灑落哨音 開放大片大片
陽光與愛情的白鴿
夜晚 我們是一群
盈滿激情 鼓動著遠遠近近
七彩霓虹和流行色的音符

我們 是XX的主人
我們是XX家族優秀的成員
面對市場經濟的波濤洶涌
我們乘借改革開放的東風
用堅強與自信去駕馭驚濤駭浪
用勤勞與智慧去開創美好航程

我們是文明的使者
愛國守法是我們的行為標尺
明禮誠信是我們的處事法則
在構建和諧韶冶的征途上
我們快馬加鞭 無私奉獻
讓人生的價值在崗位上升華

我們 是時代的強音
我們不甘於平庸與寂靜
外面的世界很神奇很精彩
快去開啟塵封已久的心門
讓自由的風多彩的雲隨意舒展
讓青春的鮮活與亮麗盡情綻放

我們 是生活的智者
我們曾在歷史中迷失了方向
在飽嘗歲月的滄桑
歷經風雨的洗滌之後
今天 我們滿懷豪情
以誇父追日的勇氣
去追趕現代文明
展示 令世人驚訝的目光

我們 是社會的驕子
我們喜歡編織多姿的夢幻
讓生活披上絢麗的彩霞
我們用熱情去驅逐陰翳
我們用雙手去開創未來
沐浴著新世紀的陽光雨露
賓士在建設小康社會的大道上
我們播種年產鉛鋅30萬噸的理想
期待著企業做強做大目標的實現

美好藍圖已經描繪
前進號角已經吹響
在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上
讓我們擂響「創新創效」的戰鼓
高揚「號、手、崗」的旗幟
昂首闊步
邁向新世紀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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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在共青團的旗幟下(詩歌) （可以單人朗誦更適合男女兩人）

團旗、方向， 青年、希望， 朋友們, 無論當你申請入團的時候， 還是當你在團旗下宣誓的時候， 無論當你戴上光閃閃團徽的時候， 還是當你即將離開敬愛的團組織的時候， 你都會深刻體會到， 共青團—這座學校 是多麼充滿活力， 是多麼神聖， 是多麼令人嚮往。

我們知道， 火紅的團旗， 浸滿了無數先烈的鮮血， 她展示著如火如荼的革命歲月， 她宣告著中國革命的勝利， 她象徵著青年一代， 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在黨的領導下 邁向共產主義的奮斗征程！

火紅的團旗， 使我懂得了人生的含義； 使我愛上了這片青山綠水， 愛上了自己的崗位—

在這里，我可以說， 廣大青年團員， 在平凡的崗位上， 每邁出可喜的一步, 無不浸透著團組織的心血， 每取得一點成績． 無不閃耀著團旗的光輝。

每當回顧我們走過的道路時， 胸中就會象大海一樣， 湧起陣陣波濤—

記得當初， 我們帶著美好的憧憬步入社會— 懷著對林區的愛， 懷著對家鄉的情， 懷著對家鄉未來的夢想。

雖然， 這里不是歷史悠久的古都名城， 更沒有南國的秀麗風光，
這里不是富庶美麗的發達地區， 更不是繁華熱鬧的都市名鄉， 但這里有記載光輝歷史的河流， 這里山高林茂飽經滄桑。

這里有優秀而光榮的傳統， 這里是勤勞朴實林區人的家鄉。

新世紀的春風 ， 掀起我們感情的浪花— 在山山水水之間盪漾。

21世紀的宏偉目標， 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激勵我們正奔跑在， 通向小康的大路上。

在團旗下， 聆聽老一輩, 對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在團旗下， 回顧可愛的團組織， 是怎樣在黨的領導下成長， 在團旗下， 學習無數優秀青年用鮮血和生命， 寫下的可歌可泣壯麗詩篇。

在團旗下， 我們舉起自己的拳頭在激動地宣誓： 「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 讓我們的青春在奮斗中閃光。

我們深深地認識到： 當年，是先烈們懷著， 建立和平自由新中國的美好理想， 在敵人的刀光劍影下， 在炮火連天的戰場， 臨危不懼，視死如歸， 笑灑一腔愛國的熱血， 站在了民族解放的前方。

在新中國， 有多少張海迪、華山搶險英雄群體等優秀團員， 為振興中華而英勇地拼搏。 又有多少向秀麗、雷鋒等英雄們在團旗下成長。

他們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 有為之獻身的共產主義精神， 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獻身， 而感到無尚榮光。

有許多青年團員， 在我們這片既富饒又貧困的山林下， 奮鬥了一代又一代， 他們為可愛的林區灑下的辛勤汗水， 隨著依吉蜜河日月流淌。 面對企業的困境，他們沒有迷惘， 面對企業的前途，他們沒有失望。 如今，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我們來了， 我們與你們攜手並肩，銳意進取， 奮戰在林業各條戰線上。 面對滿面青山， 放眼美好未來， 我們百感交集，心情激盪……

共青團是黨的助手， 鮮紅的團旗是青年人的希望。 過去，是由於她引導革命前輩， 同國內外反動勢力， 進行英勇地搏鬥， 革命的種子，播撒在中華大地上。 如今，是她引導著我們， 團結在黨的周圍， 奮斗在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上。

迎接新世紀的挑戰， 創造美好的未來。 我們要用青春和熱血， 去換取人民的幸福， 我們用自己強健的身軀， 去換取祖國的繁榮富強。

朋友們； 新中國的青年是幸福的． 新一代青年更加幸福。 生活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是八九點鍾的太陽。 飄揚的團旗昭示著我們的使命， 高擎著團旗履行著我們的責任。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讓共青團的旗幟引導我們前進， 讓黨的陽光哺育我們成長， 我們團結在共青團的旗幟下， 邁著矯健的步伐， 共同創造新世紀，新的輝煌！

『貳』 4怎樣理解戊戌變法運動的進步意義和歷史局限性

一．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
（1）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趨勢，具有進步意義。
（2）愛國救亡運動，激發了人民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
（3）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社會上起了思想啟蒙作用，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

二．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主要是由於
1.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只採取改良的辦法，並對封建反動勢力和列強寄於幻想，遠離了民眾，又害怕民眾，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歸於失敗。
2.同時頑固派非常強大，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希望中國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中外反動勢力共同絞殺了維新運動。
3.歸根到底是由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經濟基礎還很薄弱，資產階級力量弱小。資產階級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勢力相抗衡，這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
事實證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道路行不通。

三.戊戌變法的結果
康有為等維新派早有以「尊君權」、「去太後」為目的的軍事政變計劃，看到後黨頑固派加緊政變准備，亦多方努力促成軍事政變計劃之實施。他們拉攏袁世凱，企圖藉助其兵力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劫持西太後，保護光緒帝，捍衛變法新政。光緒帝不知維新派計謀，但召見袁世凱，破格賞其侍郎頭銜，以備緩急可恃；且孤注一擲，大量提拔維新人士，擬開懋勤殿以議制度；又定於八月初五召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維新派和帝黨官員亦頻頻接觸伊藤，上折請聘其為新政顧問官。這兩件事更引起後黨集團極大疑忌，他們最害怕帝黨掌握武裝，最擔心維新派與外國勢力結合，促使帝國主義扶植光緒帝從慈禧手中奪權。於是慈禧決定搶先在光緒接見伊藤之前發動政變。八月初三，後黨御史楊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請太後「即日訓政」。後黨主將榮祿於同日調兵遣將，為發動政變預作軍事部署。維新派亦加緊行動，譚嗣同於當日夜訪袁世凱，策動袁執行「殺(榮)祿錮後」計劃。袁佯作應允，但借詞延緩執行。初四，慈禧突然從頤和園回宮，發動政變，幽禁光緒。初五，光緒在慈禧嚴密監視下，處理了兩件原先預定的政務，一是召見袁世凱「請訓」，二是召見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緒帝名義，發布吁請太後訓政的詔書，宣布第三次臨朝訓政，下令逮捕康有為和康廣仁。袁世凱於初五「請訓」後回津，立即向榮祿告密，榮沉吟良久，得悉政變「已自內先發」的訊息後，始將袁告密內容密報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十三日此五人與康廣仁一起被殺於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支持變法維新的官員陳寶箴、江標、黃遵憲、李端？、張蔭桓等數十人或被捕系獄，或罷官，或遣成邊陲。除京師大學堂和通商、惠工、重農、育才等洋務項目外，廢除全部新政，戊戌變法失敗。

『叄』 您怎樣認識晚清時期的政治變革這種變革對我們今天的政治改革有什麼啟示

晚清統治者所主持的「新政」與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所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是發生於同一歷史時空中兩個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響及於後世，非同小可。至於怎樣看待二者的價值與作用，至今仍然困擾著許多後世研究者，聚訟紛紜。倘若從梳理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的相互關系入手，摒棄那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重在從學理上確認「新政」的兩難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合理性，對孫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驅的歷史勞績多給一點理解與敬重，也許是必要的。 一 曾幾何時，在革命史觀的研究視野與價值體系裡，我國史學界大都重視破壞而鄙棄建設，強調暴力革命而忽視清末統治者的改革成效，許多辛亥革命史與近代通史論著要麼對「新政」不屑一顧，鮮有提及，要麼照搬當年革命文豪陳天華或戊戌通緝要犯兼時政批評家梁啟超的思路，斥責「新政」為「假維新」，「偽變法」，充其量把它作為辛亥革命的一個背景，輕描淡寫地提一下這個「反動」的「新政」之於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作用」。近十餘年來，基於改革、開放的現實感召，加上中外學術交流的順利鋪開與史學研究的深入，以中國早期現代化為視角重新審視清末「新政」的論著不斷涌現，錯綜復雜的歷史場景與有關真相漸次浮出水面。可以說，近十餘年來，我國史學界關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較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過，在價值評判的層面上，以批判「激進主義」、倡導「權威主義」或「保守主義」的名義，偏愛改革而輕視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斷而指責暴力反清斗爭乃多此一舉，試圖從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此論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就已出台，至今餘音未絕。有關論點或從境外引入，（註：詳見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激盪》，時代文藝出版社（長春），2000年，第1-29頁。）或與境外的類似聲音相呼應，其中固然不乏 「與國際接軌」的架勢，卻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有關學術紛爭也就在所難免。 如何直接用西方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或提煉的價值理念來闡釋或衡量中國自身的歷史實際而不使人產生隔靴搔癢之感，外來的或基於本土的理論模式在千人千面的歷史現象面前是否具有萬能的功效，這還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本文姑置不論。就我國的有關學術狀況而言，由否定晚清「新政」、謳歌革命而轉為謳歌晚清「新政」、否定革命的學術現象與其說同自然而然的互補性學術反彈或糾偏有關，還不如說與史學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論誤區有關。無論是前此一致否定「新政」而謳歌革命的話語系統，還是近年徹底否定辛亥革命而留戀「新政」的見解，盡管彼此的結論顯得南轅北轍，但無論在話語環境之於史學主體的制約上，還是在思維方式上，都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話語環境上，有關是非判斷都過多地受現實生活與社會主流中的價值體系的制約與影響。現實生活中崇尚革命，鄙棄改革，史學研究者就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去一味地謳歌甚至神話革命而鄙棄改革，反之亦然，既容易忽略歷史與現實的時空差異，也不大注意保持自身相對平靜的學術心境與學術中立態度，過於趨時；在思維方式上，二者都是受制於兩分法的簡單化思維定勢，用非此即彼或顧此失彼、厚此薄彼的極性思維，過多地糾纏於是非定性與價值評判，站在要麼徹底肯定、要麼徹底否定的兩極互換角色，卻忽視了社會內部與歷史事件之間的時空聯系，把復雜的歷史處理得過於簡單化，有關歷史結論就真像翻燒餅一樣，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史學主體的主觀色彩太濃。 應當承認，經過八國聯軍血洗京師的沉重打擊與奇恥大辱，曾經雙手沾滿「戊戌六君子」鮮血的慈禧太後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並非完全沒有誠意，也不是沒有具體措施和實際投入，不能因為「新政」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秩序而否定目的本身。由於歷史條件不同，有關改革的深度與成效的確還超過了19世紀的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這已越來越成為史學界的共識。正是通過「新政」，從傳統的小農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的跡象才真正出現。經濟自由政策的頒發，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礎；現代化的陸軍體制、教育體制與現代人才培養模式也開始落戶；還有，現代法律體系與司法制度已開始成形。除了《獎勵公司章程》、《商標注冊試辦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法官考試細則》、《集會結社律》等相繼出台外，《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這三部大法就分別在程序法和實體法領域為中國現代法律體系的確立奠定了基礎，（註：袁偉時：《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可貴開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紀》2001年第2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其價值與影響也不因清朝的覆滅而消失。另外，從1905年開始，慈禧太後為首的統治者被迫將逃亡海外的政治犯梁啟超於1901年所設計的預備立憲方案撿起來，逐漸予以嘗試。 不過，「新政」畢竟是在統治者於19世紀接連耽擱幾次改革機遇之後開始的。20世紀初年的中國已是危機四伏，百孔千瘡。1911年的反清革命高潮是在清朝統治者已無法照舊統治下去時來臨的，並非孫中山等職業革命家一廂情願的結果，不是人為地造勢而成。 首先，清政府長期壓制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民生凋敝與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的一筆筆巨額賠款與「新政」本身的巨額需求之間形成明顯的反差， 「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類現象比比皆是。基於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社會各階層原本就對「新政」期望頗高，也不乏「畢其功於一役」式的渴望，但「新政」的許多方面卻是敷衍塞責，不盡人意，二者的懸殊只能加劇民心的渙散與社會的分化。為了擺脫財政困難，貪污腐敗變本加厲的統治者拿出竭澤而漁的舊花樣，加倍敲榨人民，結果，自衛性的抗糧、抗捐、抗稅斗爭此起彼伏，憤怒的下層民眾不僅沖擊厘卡警局，而且搗毀新式學堂，反而增加「新政」的阻力。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統治者日趨衰敗，政治威懾力與治理能力逐代遞減，陷入周期性的皇朝衰敗危機。但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改革都是在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時為挽救統治而啟動的，任何一場成功的改革之於改革者的政治權威、魄力與技巧要求自然就不低，清末「新政」尤其如此。慈禧太後也罷，載灃也罷，能否駕馭「新政」所產生的那些頗具挑戰性的成果，冷靜地處理某些突發性的政治事件，維持殘局，卻還是未知數。以新軍為例，既然它屬於頗具現代化素質的新式國家機器，而且從籌餉、募兵到編練成軍，多由地方督撫直接控制，其獨立性較湘軍、淮軍猶有過之，中下級軍官中還不乏留學歸來者，軍中還有同盟會中人喬裝安置切入，倘若指望它始終如一地同一個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赴湯蹈火，那是不切實際的。如所周知，武昌起義爆發時，紫禁城就已無法調動各省新軍火速「助剿」，倒是響應武昌起義者的呼聲不絕如縷。再以教育改革為例，科舉制的廢除固然加劇了傳統社會結構的分解，士－紳－官三位一體的局面已不復存在，年輕的求學者無論是負笈國內新式學堂，還是浮槎放洋，大都懷抱報效國家之念，潛心救國之道。當他們目睹域外世界經濟發達、國力強盛時，其恨鐵不成鋼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們上下求索，左右對比，一致認為君主專制主義乃祖國積貧積弱的總根源，要麼呼籲清朝政府拿出誠意來，實行貨真價實的君主立憲制，要麼主張用暴力將愛新覺羅皇朝與君主政體一同埋葬，創建民主立憲制。如何把那些見多識廣的熱血青年召喚在陳舊破爛的龍旗下，就成問題。誠如一向不贊成暴力反清的梁啟超所說：「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萬能造鴻鴣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註：梁啟超：《過渡時代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頁三一。）嚴復有一段評論值得回味：「十多年前，先有普魯士亨利親王，後有一名日本軍官向滿族王公們建議，中華帝國的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是要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其次，將權力完全集中於皇室中央政府。滿族王公們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無所作為。誰能說這些建議是錯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兩位先生都不知道，他們恰好將一件鋒利的武器給小孩玩耍，或拿一塊馬錢子鹼當補葯給嬰兒吮吸。」（註：［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冊，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781頁。） 再次，古往今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與難度較大，改革者既需要相應的眼界與胸懷，也要具備沉著果敢的魄力與駕馭全局的控制能力。不乏威服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後也許還勉強可以苦撐，但由優柔寡斷的攝政王載灃和動不動哭鼻子的隆裕太後作為後繼者，去繼承不無風險的預備立憲的政治遺產，就顯得更遭。當載灃等人把席捲全國的保路運動與國會請願運動鎮壓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將鐵路修築權強行轉讓給列強和拋出「皇族內閣」時，他們就把許多積誠罄哀的請願者踢入革命陣營，反清革命的高潮就悄悄來臨了。 二 歷史本身既充滿矛盾，也不無因果聯系，最典型的莫過於革命者與被革命者之間。充滿矛盾的一面不難引起高度關注，卻容易遮蔽存在因果聯系的一面。 不管黑格爾對理性的自我發展之於歷史過程的作用以及歷史本身的必然性是如何誇張和絕對化，他把歷史看作一種必然性的邏輯過程的見解卻不無可取之處。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我們在觀察運動著的物質時，首先遇到的就是單個物體的單個運動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制約。但是，我們不僅發現某一個運動後面跟隨著另一個運動，而且我們也發現：只要我們造成某個運動在自然界中發生的條件，我們就能引起這個運動；甚至我們還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發生的運動（工業），至少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的運動；我們能給這些運動以預先規定的方向和規模。因此，由於人的活動，就建立了因果觀念的基礎，這個觀念是：一個運動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0頁。） 對於辛亥革命與清末「新政」的關系，我們也不妨作如是觀。盡管革命者與「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統治者彼此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與「新政』是互相聯系和互相依存著的，無法割斷彼此之間多方面的因果關系。它至少表現在： 第一，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動逼得清朝統治者加快「新政」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即預備立憲的步伐，統治者已經明白，惟有盡快推行「新政」，才能將自身的統治秩序維持下去，使「內亂可弭」； 第二，統治者的預備立憲反而促使不乏依法治國理念的革命者抓緊革命反清的准備，後者試圖搶在憲法與君主立憲制確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愛新覺羅家族成為憲法所規定的「萬世一系」的合法統治者； 第三，「新政」期間，新軍的編練與科舉制廢除之後士人群體的分化與新式知識分子的興起，為革命陣營准備了可資發動的基本力量； 第四，「新政」期間，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預備立憲的展開，為革命者准備了自己的同盟軍與合作者——資產階級與君主立憲論者； 第五，預備立憲期間，關於民權思想的公開宣傳與歷次國會請願運動的實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的民權政治建設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第六，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與晚清統治者的財政危機一脈相承。革命本身不能迅即生財，革命者只能通過革命的方式去佔有革命對象的財源，而清朝政府早已國庫空虛，在經濟上留下一個爛攤子，這既有利於革命者推翻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取而代之的南京臨時政府可資利用的經濟資源，不利於革命者自身的政權建設。另外，民國初期的軍閥割據與混戰也與清末中央權力式微與地方督撫專權的趨勢有關，任何一場革命對原有社會格局的破壞都是有限度的，都或遲或早地回到建設的話題中，破壞只是暫時性的「變態」過程，建設才是常態。況且，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任何歷史人物對於歷史的創造，「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603頁。） 可以說，就已經成為事實的歷史場景而言，「新政」的主持者與革命者之間固然勢同水火，誰都希望吃掉對方。但「新政」與反清革命運動之間實際上存在一種誰也離不開誰的相互制約關系。無論是革命，還是「新政」，都不可能憑空發生。既然二者都已發生在同一時空，勢必互相影響，互相對立的過程其實也是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的過程。假如沒有反清革命運動發生，「新政」就不可能是我們所研究和曾經出現過的那個「新政』，反之亦然。對於沒有發生過的歷史場景，後世研究者設想起來不難，但分析和評判起來就需要在必要性與可行性上嚴格把關。如果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的未來，埋怨辛亥革命不該發生，指責革命者添亂，不僅無法保證由清朝統治者自編自演的預備立憲之結局能包你滿意，也無法回答梁啟超、張謇及其身後一批溫和的國會請願者與廣大資本家在屢遭羞辱之後紛紛轉向革命之舉究竟是對還是錯？此論的主要失誤不僅在於論者對「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以為革命高潮的到來就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者單方面努力的結果，較之以往那種只承認孫中山等人之於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勛卻既否定「新政」的歷史地位又無視梁啟超等人的歷史貢獻之論，可謂異曲同工。殊不知， 1911年的反滿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主觀條件還不太成熟的情況下出現的。事過數年後，孫中山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時，也曾直言不諱地說： 「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註：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8頁。）當然，這並不影響我們對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的整體認識。 辛亥革命作為「新政」的替代物，不僅推翻了腐朽的清朝，而且譜寫出了中國民權建設的第一章，許多論著已對此做了比較詳盡的闡釋，因篇幅限制，茲不贅述。筆者只想補充的是，盡管辛亥革命的歷史結局還容易引起紛爭，民國的建設也的確難以令人滿意，但正是由於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將「三綱」之首棄如敝屣，人民的思想解放盛況空前，「社會風俗人心，從某些部分看來，辛亥以後和以前大大改變了。所有卑賤、頹廢、放盪行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滅了。…… 總之，辛亥革命無數頭顱換得來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廣大民眾的體格、品格相當提高了。」（註：黃炎培：《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冊，中華書局，1961年，第68頁。）在國內是如此，在海外華人中也大致如此。蔣夢麟在回憶辛亥革命前後唐人街的變化情況時，就深有感慨地說： 「革命以後，唐人街開始起了變化，而且是急遽的變化，短短幾年之內，算命賣卦的不見了。辮子的數目也迅速減少，終至完全絕跡。青年女子停止纏足，學校制度改革了，採用了新式的課程；送到附近美國學校上學的孩子逐漸增加。唐人街雖然想抗拒美國鄰居的影響，但是祖國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變以後，這些忠貞的炎黃裔胄也終於亦步亦趨了。」（註：蔣夢麟：《西潮》第10章，《美國華埠》。）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曾經對孫中山不無成見的張謇飽含深情的感嘆：「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過一朝一姓之變革而已，不足為異。孫中山之革命，則為國體之改革，與一朝一姓之變革迥然不同。所以孫中山不但為手創民國之元勛，且為中國及東亞歷史上之一大人物。」（註：《張季子九錄·文錄》。）反對暴力革命甚力的梁啟超也在事後以學者的識力，多次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容專題另述。如今時過境遷，物換星移，倘若後世研究者連張謇、梁啟超的思想境界都難以企及，恐怕就需要回應革命文學家郁達夫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就說過的一句話：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濃厚的民族。盡管孫中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麼完人，在他身上同樣存在某些缺陷，既不必神話，也不必掩飾，但稱他為近代偉人，當不為過。辛亥革命的發生畢竟與他的名字分不開，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將不會因為後世研究者的學術偏見而消失。 （資料來源：《學術研究》2002年第9期）

『肆』 值得一讀的歷史故事

布羅代爾的《文明史綱》（肖昶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布羅代爾是當代世界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本書是一部堪稱學術經典的歷史學著作，它在大量汲取各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按照布氏自己的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及總體史學觀念寫成，全書各個部分自成一體，既考察過去，又論及不遠的將來，兼有章節簡約和內涵豐富之長，是其最後一部被譯成中文的重要著作。此外，袁偉時先生的《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江西人民出版社）也是一部中國人了解自己命運的重要著作。這本書剖析的是鴉片戰爭後至辛亥革命為止的思潮與人物以及關聯到的若乾重大歷史事件，是作者對晚清七十年歷史的細心挖掘和還原，也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艱辛原因的深層思索。此外，秦暉的《傳統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也不容錯過。

『伍』 如何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

（2016·孝感）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啟示青年，必須樹立變革現實的思想，要有探索的勇氣和創新的膽識，「應戰勝惡社會，而不被惡社會所征服」。陳獨秀為了「戰勝惡社會」，希望青年們高舉的兩面大旗是民主科學。
（2019·孝感）「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愚味，斗爭鋒芒直指傳統禮教和孔孟儒學。」該材料揭示了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陸』 如何評價五四運動

1、事件評價
①是一場偉大五四運動的群眾愛國運動。它的斗爭對象直指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表現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史五四運動上前所未有的。它充分發動了群眾，工、商、學聯合起來，農民也有部分參加了，實際上揭開了全民族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序幕。
②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軍閥統治的黑暗，同時進一步提高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和覺悟；促進了全國人民對改造中國的問題的反思和探索，也促進了新思潮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③五四運動既揭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又開創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此，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民眾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發動等，這些不僅使五四運動本身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涵，還直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階級上、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條件。
2、時間過程
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
從1918年11月的「公理戰勝強權」慶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會議，短短兩個月時間，當時的中國充分詮釋了「自古弱國無外交」的定律，所謂的「公理戰勝強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面對這樣屈辱的局面，從5月1日開始，北京的學生紛紛罷課，組織演講、宣傳，隨後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工人也給予支持。

『柒』 高爭求「弘揚五四運動，崗位建功立業」的文章

1919年5月4日爆發的那場北京學生反帝愛國運動，其革命浪潮迅速席捲全國，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這次運動是在新文化運動背景下所爆發的學生愛國主義運動，在中國的革命史上有著舉大的意義。 它是一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極大地推動了科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為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基礎。它又是一次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偉大斗爭，喚醒了中華民族的覺醒，直接促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的開展，五四偉大的愛國精神直接影響了我們一代又一代人。 那麼在今天，正是五四運動發生的86周年之際，這場運動已經離我們這一代人很久遠了。重提五四愛國運動，發揚五四精神對於我們當代大學生還是有著重大的意義的。那場以大學生為主的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他們怎樣來用青春的熱血和生命來實踐著自己對國家的愛。那麼時值今天，當代的大學生遠離了國家和民族苦難的日子，遠離了社會動盪不安的局面，生活在一個無憂無慮的生活背景下。愛國好像對於今天的我們已經留於一種形式，一個口號了，「愛國熱血青年」在今天已經被看作一個貶義詞了。那麼我們今天來重新懷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用自己的切實行動來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無疑有著巨大的社會意義的。 也許有人會說五四運動離我們已經太久遠了，那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已經過時了，對於我們也沒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了。這種認識是很不正確的，筆者認為五四精神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正是我們新的時代的所需，我們很有必要重新認識我們的意識形態，有必要在新的形式下重新認識愛國主義精神。是的，如何認識愛國主義怎樣用我們自己的切實行動來實踐愛國主義，對於當代的大學生是有著巨大的意義的。 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揚愛國主義不是非要我們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愛國行動，而是從我們身邊的小事做起。在學校里，你努力掌握科學知識，成為社會的有用人才，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就像現在的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他們所唱響的新時代的青春之歌就是一種很好的愛國行動。我們走向社會，遵守社會的各種規章制度，做一個遵紀守法的良好的公民，也是一種愛國主義行動。 在我們的身邊，做一些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努力地去幫助別人，積極地去實踐各種有益的社會公益活動，也是一種愛國主義行動。 其實，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去發揚愛國主義精神還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無須做一些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情，而將我們的身邊的小事切切實實地做好，就是一種很好的愛國主義形式。在今天我們懷念五四運動，重提五四精神，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還是有著巨大的社會意義的，讓我們重新去認識愛國主義精神，重新去審視我們的意識形態。愛國主義不是一句口號，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行動。 五四精神是一面旗幟，五四精神永遠不會過時，在新的時代它有新的內容。我們懷念五四精神，我們發揚五四精神。 --------------- 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總體精神氣質。它有著鮮明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是一種超越階級、階層之上的全民族的精神支柱與凝聚力。中華民族是具有偉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歷經磨難而不衰，飽嘗艱辛而不屈，千錘百煉而愈加堅強，靠的就是威力無比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歷史的。一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便是民族精神的積淀史。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包含著一些主要的精神要素：一是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易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成為無數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條，激勵著人們為國家和民族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是對正義價值的認可與執著追求。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殺生成仁，捨生取義，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要義之一。三是憂患意識。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直激勵著人們奮發有為、勤政為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感受憂患中超越憂患，並最終達到「不憂」、「不惑」、「不懼」的境界。四是歷史責任感。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秋瑾的「他年成敗利鈍不計較，但持鐵血報祖國」，無不表現出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在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中，超越個人的衣食之利，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是一種主流意識。這些歷代精英提倡和追求的各種高尚精神匯集在一起，便成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世代相傳的國魂意識，成為炎黃子孫的立身砥行的精神支柱，成為民族的脊樑。 民族精神是發展的。民族精神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如果說《周易》中貫穿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主線，是古代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的話，那麼，近代以來一直孕育著現代革新的中華民族精神，「萬眾一心，發憤圖強，振興中華」就是其鮮明的時代特徵。在中華民族危機最深重的年代，孫中山先生率先喊出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成為倡導中華民族精神近代革新的第一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先驅們，不僅高舉起民主與科學的現代化旗幟，而且第一次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倡導「少年中國精神」，實現了民族精神的創新。以毛澤東、瞿秋白、方誌敏等人為代表的中國*黨人，更是堅持把優秀傳統與時代精神相結合，以拋頭顱、灑熱血的大無畏精神，為呼喚民族精神譜寫下一曲曲「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壯麗詩篇。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長征精神、紅岩精神、延安精神又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內容。新中國成立後形成的「為國爭光，為民爭氣」的大慶精神；「助人為樂，無私奉獻」的雷鋒精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於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嚴防死守，戰天斗地」的抗洪精神等等，都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凝結起來的時代精華。江澤民同志把當代的民族精神歸結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緊跟時代、勇於創新的精神」；「知難而進、一往無前的精神」；「艱苦奮斗、務求實效的精神」；「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精神」。這些精神經過*黨人的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已經逐漸升華為最本質、最深刻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也是現實的。不同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不同的，同一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民族精神的內涵也不相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內容，民族精神必須也應該體現出不同的回答和反映。這樣，民族精神才能在不同的歷史活動中表現出富有生命力的優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堅定志向，才能具有對內動員民族力量、對外展示民族形象的功能，使之與時俱進、充滿生機和活力。在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面前，危難之中民族精神得到空前弘揚。多少白衣天使以自己的生命之軀迎擊肆虐的「非典」，給世間留下一曲曲悲壯的生命絕唱；多少青年志願者自發走上抗擊「非典」第一線，再次譜寫時代的青春之歌；在這場戰斗中，人們變得更相愛，守望相助，構築起一道無形的堅固城牆。這是民族精神最生動、最現實的一次體現。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就等於沒有靈魂，就會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沒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一個重要尺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中國*黨人不僅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者、弘揚者，更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實踐者、發展者。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在當今世界，民族精神在綜合國力競爭中愈來愈具有突出的地位。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增強綜合競爭力，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需要。 ----------------------------------- 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發展的道路上，總會發生一些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鐫刻在這個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反映出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精神走勢，預示著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五月四日是「五四」青年節。86年前爆發的那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群眾運動——五四運動，就是中華民族光輝史冊里動人的一卷。一批批有志青年從此走上了波瀾壯闊的奮斗征程，歷經磨難而不屈，飽嘗艱辛而不衰，千錘百煉而愈加堅強，譜寫出了一支支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 學習先進，勇於創新，這鮮明地寫在五四精神的旗幟上。中國革命的先驅李大釗曾疾呼：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愛國主義，始終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旗幟。有了這樣的愛國主義精神，中國青年運動就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和強大的精神動力。當代中國青年，一定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沿著黨指引的道路繼續奮勇前進。勤於學習，善於創造，甘於奉獻，是一代代青年人的青春和使命，也應該是當下青年人的追求和風采。 我們正面對著世界經濟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也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國際競爭。這是一場全球范圍的大競爭，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迴避不了。在這場競爭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和未來，歷史責任重大。每一個青年人都要努力從我國改革和建設的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學習和掌握必需的技能和本領，與時代同步，與祖國同行。 形勢逼人，只有學習，才能走上成才之路、成功之路。廣大青年朋友要有一種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大膽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注意瞄準知識創新的趨勢和潮流，努力在科技文化發展的最前沿佔有一席之地。要按照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找准學習成才的立足點和切入口，不斷提高成才的層次，努力成為社會發展急需的高素質人才。這是廣大青年朋友們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必須肩負起來的歷史責任。 創造是青春的本色。經濟全球化時代呼喚創新型人才，這就要求廣大青年朋友具有強烈的創造精神和創造*。在實踐中，要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形成新認識，開辟新境界，只有這樣，新發明、新發現、新創意、新開拓才會在各種領域不斷涌現。 奉獻是一種別樣的青春。許許多多的青年朋友默默無聞地奉獻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為錦綉河山增光添彩。在奉獻中確定人生的坐標，在奮斗中建功立業，這是一切有志有為青年實現人生價值的正確道路。 --------------------------- 86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 動。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黨的成立准備了條件，從而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五四運動也是現代中國青年運動的發端，正是在五四運動中，中國青年作為一支新生的社會力量登上歷史舞台。中國*黨成立後，中國青年運動確立了正確的方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一代又一代先進青年在黨的領導下，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進行了不懈奮斗，建立了卓越功勛。 五四運動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就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始終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中國青年運動又豐富和發展了五四精神。黨領導全國人民的奮斗實踐，使五四精神不斷升華到新的境界。五四運動86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五四先驅們追求的理想和目標正在變成現實。當前，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階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五四精神，就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譜寫青年運動的嶄新篇章。 勇於承擔歷史責任，是五四以來中國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我們今天要進一步發揚這一光榮傳統，肩負起歷史賦予當代青年的使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當代青年的歷史使命和當代青年運動的主題。青年一代要牢記黨和人民的重託，牢記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以昂揚的姿態和飽滿的熱情投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為實現黨的十六大確定的各項任務貢獻青春、智慧和力量。 當代青年要肩負起歷史使命，就要勤於學習。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當今世界，更加需要發揚五四先驅們倡導的科學精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引，現代化建設離不開科學文化的武裝。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掌握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具有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技能和本領，都需要下苦功夫學習。青年一代也要與時俱進，跟上時代和社會前進的步伐，為此就要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學習學習再學習。青年處在學習的關鍵時期，一定要珍惜大好時光，發憤學習，刻苦鑽研，打牢人生成長進步的根基。 當代青年要肩負起歷史使命，就要善於創造。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在這一偉大實踐中，有大量新情況需要去認識，有大量新課題需要去解決，有大量新任務需要去完成。只有不斷創造，不斷開拓，事業才能發展，社會才能進步。青年時期是最富有創造力的時期，青年是最具有創造熱情和創造潛力的群體。青年一代要努力培養自己的創造能力，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潛能，緊密結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在不斷認識和把握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勇於創造，善於創造，不斷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當代青年要肩負起歷史使命，就要甘於奉獻。同人民緊密結合、為祖國奉獻青春，是總結中國青年運動的必然結論，也是當代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奉獻是崇高的精神境界，美好的人生追求，也是成就事業的前提。青年只有在為祖國和人民做出奉獻時，青春才更加亮麗，自身價值才能更好地實現。要把個人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把個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自覺服務祖國和人民，無私奉獻社會，艱苦奮斗，不懈進取，在火熱的社會實踐中創造出無悔的青春、永恆的青春。 五四以來的中國青年運動史，是中國社會偉大變革的歷史篇章中一部絢麗的青春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交響樂中一部雄渾的青春樂章。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中國青年運動必將譜寫更加光輝燦爛的篇章。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跟黨走，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奮斗中，唱響新時期的青春之歌！

『捌』 五四運動有哪些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於探索、敢於創新、解放思想、實行變革是民主與科學提出和實現的途徑，理性精神、個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與科學的內容。而所有這些，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因此，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應該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努力奮斗。
總之，五四精神代表著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統一體。
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華了的愛國精神。
歸結起來是，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宣傳民主科學的進步精神，追尋時代潮流、把握時代命運的偉大精神。

『玖』 五四運動的先進事例

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乘機加強對中國的侵略，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日漸增長。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

2、新思想與社團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陳獨秀所創辦的《青年》雜志（後改名為《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3、抵制日貨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運動委員會」，痛陳國力衰微，經濟絕交乃是阻止日軍侵略的惟一方法，號召對日進行經濟戰。

一場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在當時執政黨的大力推動下，激盪全國。違反抵制日貨者，甚至被剝奪一定的公民權。這種經濟上的堅壁清野，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悲壯抗戰。

4、上海工人罷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

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自此起，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

1919年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

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5、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的核心內容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概括地講：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精神」。 我們應該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了國家的繁榮和富強，前仆後繼，英勇奮斗，積極進取，勤奮工作。

五四運動的詮釋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於探索、敢於創新、解放思想、實行變革是民主與科學提出和實現的途徑，理性精神、個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與科學的內容。

而所有這些，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因此，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應該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努力奮斗。

總之，五四精神代表著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真善美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一種青春的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