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存在哪些難點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篳路藍縷、砥礪前行，40年滄海一粟，我國最終實現了由封閉、貧窮版、落後到開放、富強、權文明的歷史轉變，我們14億中國人不僅填飽了肚子，更武裝了頭腦，中國科技事業突飛猛進，製造業也逐漸在由「中國製造」轉變為「中國創造」，我國各項前沿科技專利保有數量逐年增加。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要知道我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率仍然偏低，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前沿科技成果仍處於「紙上談兵」的階段，無法轉化為生產力。
眾所周知，前沿科技成果多掌握在各類高校以及科研機構手中，而企業內部的研究開發機制相對薄弱，據相關統計表明，截止到2018年六月，游離於企業之外的各類科研機構近6000家，科研機構雖然研發能力較強，但是市場嗅覺較弱，並且資金也不充裕，金智創新認為科研機構和企業缺乏溝通是導致我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㈡ 基於激勵理論的科技成果轉化研究現狀
激勵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凡是能夠對科技成果轉化起積極作用的政策法規都具有激勵的作用，但縱觀國內學者的觀點，基於激勵理論提出的關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建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改革利益分配機制，有效激勵科研人員
郭莉（2010）等學者均承認利益分配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由於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目前國家對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利益分配規定過於原則，缺乏可操作性。
蔣文、謝清（2010）指出由於一些科研機構擔心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會影響到教學、流失國有資產，因此在制定分配政策時，主要強調本單位的利益而忽略了科研人員的勞動，影響了科研人員從事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建議在平衡好科研機構和個人利益的前提下，盡可能體現科研與推廣人員的勞動與貢獻。如：建立科學的考核制度，將技術成果的應用價值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效益進行量化並在科研人員的年終考核、職稱評定、晉級等方面予以體現；或在科技成果轉化、推廣的各個環節根據科研人員和推廣人員的貢獻，制定相應的優惠和獎勵政策；亦可鼓勵科研人員利用閑暇時間從事研發、創辦科技企業、到企業兼職等。
李艷軍等人（1996）認為科研機構內部對成果轉化利益的分配沒有體現向個人傾斜的原則，不足以彌補科研人員從事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的機會成本，建議把科技成果轉化、開發的績效納入學校各種獎勵、住房分配、職稱評定的條件范圍；調整科研機構內部對成果開發利益的分配比例，科研院所應適當減少提留比例並將部分提留返還課題組，一方面可以保證成果直接研製推廣者的獲利水平，另一方面也為成果繼續研究和開發提供經費來源；探索出一套以利益分配關系為核心的科研機構附屬企業的最佳管理模式，促進其快速發展。
馮振珉、胡元清（2006）認為目前政府關於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利益分配政策和法律比較滯後，科研機構也很少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與利益分配掛鉤，影響了從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建議科研機構可以按照國家和當地政府的政策，結合單位實際情況，制定各種開放、優惠政策。如：盡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轉化參與者的利益比例；擁有科技成果或具有從事科技咨詢資格的科研人員可以在一定年限內帶薪離崗創辦與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的學科性公司、科技咨詢公司等；有能力的科研人員可以在完成本職工作任務的同時去科技成果轉化的單位兼職；把科技成果的轉化效益與科研人員及科技管理人員的工資、獎金、福利等掛鉤，科研人員和教師的課題結余經費可以作為他們創辦科技型企業、投資其他科技成果轉化公司的資金等，以擴大自主支配許可權。
從以上的觀點中可以看出，國內學者關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利益分配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點：①把科技成果的轉化效益與科研人員的年終考核、職稱評定、晉級等掛鉤。②盡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轉化參與者的利益比例。③鼓勵擁有科技成果的科研人員可以在一定年限內帶薪離崗創辦與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的學科性公司。④鼓勵有能力的科研人員可以在完成本職工作任務的同時去科技成果轉化的單位兼職等。
（二）建立有效的科技創新人才激勵機制
對於人才的激勵方式，國內學者的意見普遍一致，就是要綜合採用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相結合的方式。
曹明亮（2011）認為科學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體現出了參與科技轉化工作人員的成效，他們的付出不僅需要得到社會的承認與尊重，還應給予一定獎勵。如果僅側重精神獎勵而缺乏物質激勵，會使科技成果轉化失去原動力，建議設立專門的科研獎勵基金，對科研活動盡可能地提供相關的物質保障。范道勝（1997）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認為國家設立科技成果推廣獎，各部委、省市設立相應的推廣類獎，可以引導全社會注重和加強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科技成果推廣獎應主要獎勵直接從事成果推廣應用、開發轉化的人員。同時，將獲得科技成果推廣獎的數量等級和取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情況作為對科研院所進行評估以及下一輪科研立項的主要依據，特別是要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工程中心掛鉤。
楊蘭蓉等人（2006）認為在獲獎項目成果推廣應用中，科技人才激勵機制的不完善。提出將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科技人才分為研發人才和推廣人才，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激勵體系。對於研發人才，實行「基本收入＋風險收入」的激勵管理模式，讓他們參與企業利潤分配的部分，保障研發人才的利益，激發他們對市場需求的關注；對於推廣人才，則採取「基本收入＋提成＋職務消費」的激勵管理模式，來提高推廣人才的工作熱情。
萬華（2003）則從具體的激勵方式出發，指出為使科技成果得以產業化，可以對科技創新人才採取兩種激勵方式：一種是產權激勵，就是以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作為系統對其內在的創新人才就其能力和貢獻大小進行量化，以技術入股的方式，發揮科技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快成果孵化工作。另一種是期權激勵，根據未來實際工作的貢獻大小，給予科技創新人才期權（或虛擬期權）激勵，以更好地吸納和留住優秀人才，減少優秀人才的跳槽。
（三）健全技術市場，為強化科技成果轉化搭建良好的平台
根據激勵理論，市場力量是科技成果產生和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動力源泉（肖龍階，陳愛江，2007），但是市場激勵又依賴於技術市場的良性運行。因此，針對如何健全技術市場，學者們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趙正洲、李瑋（2012）認為我國的技術市場發育很不成熟，使得科技成果轉化的信息供給與需求的傳輸渠道沒有建立或健全。要按照「科學、高效、開放、共享」的原則，建立和健全全國或區域技術市場信息交流平台，促進科技成果與技術信息的及時、准確、高效流通。要按照獨立法人的屬性、條件和程序，建立和健全全國或區域技術市場中介服務組織，強化技術市場中介服務組織的功能與作用。
游文明等人（2004）則從產學研合作的角度出發，認為企業或學研機構可以通過科技成果孵化器、企業技術（科研）中心、校辦科技產業、院所辦科技產業或者以產權為紐帶合作建立股份合作制企業等方式，在組建企業內部建立一個技術市場，促使資金和技術等資源圍繞全部各方有效需求進行整合，降低科技成果的交易成本。
（四）創新管理制度，為強化科技成果轉化提供有力保障
由於市場機制的激勵作用是有限的，需要藉助政府行為來發揮宏觀調控職能，以保護科技成果轉化人員的「利他」動機。關於如何為成果轉化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主要有下列看法。
觀點一：建立和健全有利於成果轉化的評價考核體系。何先美等人（2010）認為我國的科技評價體制存在偏差，承擔國家重大計劃、獲國家獎、SCI論文等是考核教師的重要指標，這使從事應用研究的教師常處於不利地位，極大地影響了優秀的科研人員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積極性。建議對不同性質的教師實行分類指導：從事基礎研究的教師，考核其論文發表及引用情況；從事技術研究開發的教師，重點考核其承擔課題及成果的產業化應用情況，並在成果產業化後的利益分配上向教師傾斜。
觀點二：制定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財政激勵政策。劉強等人（1998）認為目前在成果轉化中存在一個普遍性問題是企業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不願過早參與成果的孵化，唯恐投入失敗。因此，各級政府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有效地制定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財政激勵政策，如：對企業在研究開發方面投入實施優惠利率，對實行產業化後的高新技術產品減免、返退稅收等。
觀點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郭莉（2010）認為知識產權保護是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勝的重要途徑，但目前，科研工作者知識產權意識普遍較淡薄。因此，應該加強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培訓和宣傳，提高領導、管理層以及科研人員的知識產權意識，同時，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嚴格執行《專利法》，保護企業和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陳俊（2005）也指出，目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特別是專利保護所達到的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需要檢視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之不足，對職務發明成果原始權利人的歸屬、專利申請人的資格、科技轉化收益、受獎勵權、技術入股等問題，對自主知識產權以及商業秘密的保護，做出立法完善。
觀點四：推動產學研合作。周玉玲（2007）認為我國政府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鼓勵大學和企業合作。政府要加強組織管理職能，在高校與企業之間搭橋鋪路，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建立起以「政府支持、依託大學、市場機制、企業運作」的運行機制，把政府、企業、高校緊密而有效地聯系在一起，有力地促進官、產、學、研的互動鏈接。
㈢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現狀
新形勢下，我國對於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在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進行了重大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於技術成果轉化的政策，取得了不少成績。
（一）技術市場發展良好
我國技術市場充分發揮配置科技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圍繞產業結構調整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著力推動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大批科技成果通過技術市場交易實現了經濟價值，技術市場合同交易保持了平穩較快的發展勢頭。2011年，我國技術市場全年共簽訂各類技術合同256428 項，成交金額4763億元，同比增長11.7%和21.9%。合同成交金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1.0%，佔全國 R＆D經費投入的54.8%，較2010年分別提高0.03個百分點和3.00個百分點。技術合同質量繼續提高，平均每項技術合同成交金額185.7萬元，同比增長9.3%。我國技術市場繼續保持穩定較快的良好發展勢頭，經過多年發展，中國技術產權交易正變得日益活躍，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助推器」（萬金榮，2006），為助推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二）高技術產業和產品發展勢頭良好
高技術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戰略性先導產業，發展高技術產業對於加強科技對經濟支撐作用，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意義重大。2011年，我國高技術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總產值創歷史新高，突破了 8萬億元，達到 88433.9億元，比上年增長18.4%，實現利潤5244.9億元，增長7.5%。2008年因受金融危機影響，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增長率降到最低的5.0%（按可比價計算）。2009年以來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增速開始逐步回升，至2011年增速達到18.4%（表4-4）。
表4-4 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及實現利潤情況
資料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高技術產品具有高研發投入、高附加值的特點。高技術產品的產生與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及高技術產業化的能力。2011年，我國高技術產品貿易基本從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走出，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達到5488億美元和4632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達到10120億美元，產品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達到856億美元，均為歷史最高水平（表4-5）。從增長率看，出口額、進口額和進出口總額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5%，12.2%和11.8%。從貿易出口的主要方式看，雖然加工貿易（包括進料加工貿易、來料加工貿易）仍然佔主要地位，但是其比重不斷下滑，而一般貿易比重逐步上升。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進一步深化，一般貿易所佔比重仍然有較大上升空間。
表4-5 高技術產品進出口情況
資料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三）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和計劃
我國有關政策法規在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機制方面起著越來重要的作用。為了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中國出台了一系列法規和政策。除核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1996年）以外，還包括各地的科技成果轉化條例，促進高新技術開發區、科技園區、科技中介機構、中小企業、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的政策規定，與科技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和科技獎勵等方面的政策法規以及星火計劃、火炬計劃、「863」計劃等一系列高技術產業發展計劃，為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起到了很好的規范和指導作用。
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政府不僅僅局限於已有的政策法規，還在不斷地調整和修訂相關政策，並制定適應不同歷史時期經濟發展需要的科技發展計劃，取得了顯著成效。如：2011年，實施寬頻移動通信、數控機床等重大專項推動成果應用和產業化，依據《關於加快發展民生科技的意見》加快民生相關科技成果轉化應用，通過《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實施方案》強化對科技企業的資金支持力度。此外，中小企業創新基金加大了對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新型產業創投計劃累計支持設立61家創業投資企業，投資創業企業108家。這些計劃在促進科技、經濟相結合，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科技服務體系日趨完善
科技服務機構是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是轉化、擴散科技成果和有效配置科技資源的重要渠道。近些年我國科技服務機構發展迅速，為科技創新和科技產業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截至2011年底，全國共有孵化器900多家，孵化器企業3.6萬家；全國已成立技術交易服務機構2萬余家，常設技術交易場近200家，國家技術轉移示範機構202家（2011年新認定68家）；全國生產力促進中心總數2000多家，其中國家級示範生產力促進中心241家；火炬計劃特色產業基地284家（2011年新增36家）、火炬計劃軟體產業基地38家（2011年新增3家）、科技興貿創新基地58家、國際大學科技園86家；創業投資機構700多家，還有相當數量的科技風險投資中心、科技評估機構、專利代理機構、科技招投標機構、各類行業協會、專業技術協會等都取得了快速發展，已經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功能較為完善的科技服務體系，為推動我國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加大了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資金投入
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國家各級政府加快了科技產業化環境建設的步伐，加大了科技產業化資金投入。2010年，國家級火炬計劃5428個項目共落實資金730.8662億元，其中來自政府資金22.6685億元，企業自有資金470.8162億元，金融機構貸款資金162.4995億元，分別佔到位資金的3.1%、64.4%和22.2%。國家級星火計劃共實施2810個項目，落實資金134.1770億元，其中政府撥款7.7273億元，所佔比例為5.8%；企業自籌資金80.2289億元，佔59.8%；銀行貸款27.9355億元，佔20.8%。地方政府財政科學技術功能支出中用於技術研究與開發（包括高新技術產業化、科技成果轉化與擴散）項目研究的費用為639.7億元，占支出總額的40.3%；用於科技條件專項（包括建立技術創新服務體系、科技條件專項）以及科學技術普及的費用為136.2億元，佔8.6%。此外，國家還通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科技支撐計劃等相關計劃，強化了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扶持力度（表4-6）。2011年，進一步加大資金投入，中小企業創新基金共立項6545項，財政撥款37.7億元；火炬計劃立項2108 項，財政支出3.2億元；新產品計劃項目1384項，中央財政安排經費共計3.0億元（陳磊，陳瑜，2012）。
表4-6 2010年科技成果轉化相關項目中央財政撥款情況單位：萬元
資料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六）加強了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保護知識產權是建設創新型國家、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迫切需要。中國加入WTO 以來，政府加快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步伐，修改了《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並制定了其他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條例，在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上做出了持續不懈的努力。新時期，我國更加重視知識產權工作，每年都出台當年的《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2012年還審議通過了《2012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推進計劃》，將知識產權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目前，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已基本完備，並與國際標准接軌。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取得成效，主要表現在加強和完善了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法工作；另外還表現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業等主體其自身的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增強，知識產權申請和受理率不斷增加，而且技術含量較高的發明專利所佔比重不斷提高。
㈣ 科技項目申請中，「預期研究成果應用轉化情況」怎麼寫
基礎研究類項目最好不要寫預期成果轉化情況，因為一旦寫了，項目驗收時很內可能就要考核，需要使容用您的成果的單位提供使用證明、經濟效益等。
如果一定要求寫，建議就說：本項目研究內容屬於應用基礎研究，項目實施期間形成的成果還達不到熟化，需要進一步根據生產實際來完善。
㈤ 科技成果轉化情況 400字怎麼寫
㈥ 科技成果轉化情況
由於本項目是結合項目管理單位———貴州省地礦局地質隊長期從事南華紀錳礦勘查開發的基礎上進行的。帶著問題進行研究，針對性強，故理論一旦突破，科技成果在生產應用中效果就十分突出。
如貴州省地礦局103地質隊在黔東北及其毗鄰地區運用南華紀錳礦是古天然氣滲漏系統成礦的新理論指導錳礦成礦預測與找礦。結合松桃黑水溪錳礦床和外圍楊家灣一帶地質特徵分析，認為該地區南華紀古天然氣滲漏沉積特徵明顯，具備「大塘坡式」錳礦成礦條件並圈定錳礦找礦靶區。經貴州省地礦局103地質隊實施鑽探驗證，結果新發現了楊家灣錳礦床，經詳查地質工作，2008年初求獲332+333錳礦資源量1444萬t。如按沉積盆地劃分，其遠景可突破2000萬t。該錳礦成礦新理論指導楊家灣錳礦找礦取得重大突破，同時也是黔東北及毗鄰地區錳礦找礦20餘年來最重要的進展。潛在經濟價值達80億元。
由於有了這一重大錳礦找礦成果，松桃三合錳業公司已成功建成了年產30萬t礦石的礦山。並建成了目前世界上規模較大、工藝先進的電解金屬錳廠。新增年產值5億元以上，新增稅收0.5億元，解決當地500個勞動力就業，經濟和社會效益明顯。
同時，在松桃地區的西溪堡錳礦及外圍、大塘坡大坪蓋地區和楊立掌外圍，貴州省地礦局103地質隊運用該新理論進行錳礦找礦均取得重要突破。預計新增錳礦資源量1000萬t以上，現仍在進行勘查評價。預計潛在經濟價值將超過50億元。
㈦ 如何突破成果轉化瓶頸
在當前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科學技術已成為關鍵因素。近年來,在國家及地專方各級政府的大屬力支持引導下,高校科技成果發明數量和實際應用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貢獻率還有很大差距。高校作為科研人才和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場所,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創新科研方式,面向市場需求,提高科研成果的實際應用水平,形成教學與科研相互促進,科技成果與市場主體緊密結合的良性發展局面。
㈧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存在哪些難點該如何解決
一、高校缺乏動力
科技成果轉化對高校教師評職稱、寫論文往往沒有多大幫版助，科技成果權轉化在應用科學技術研究課題中沒有考核指標。眾所周知，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一個較為漫長費力的過程，如果轉化科研成果還不如多做幾個國家重點課題，那麼科研機構很難有足夠的動力去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二、企業對接高校困難
就目前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現狀來看，企業和高校對接非常困難，「很多高校技術要作價入股的話，流程大概要走半年到一年，企業『怨聲載道』，一些項目甚至根本就開展不下去。眾所周知，前沿科技往往具備較強的前瞻性，需要和時間賽跑，如果說因為對接困難，導致錯過了最佳時機，那麼科技成果的經濟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㈨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科技成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依然存在成果轉化率低、中試環節薄弱、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等問題。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轉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轉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直接的綜合性指標。但目前該指標缺乏一致的統計口徑和明確的計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指標中，存在著科技成果應用率、推廣率、轉化率等多種概念，不僅名稱多樣，而且統計方法不盡一致。目前相對一致的觀點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據統計，我國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過4萬項，但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平均80%轉化率的差距甚遠（王順兵，2011）。全國平均水平專利實施率僅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專利，包括許多原創型的新技術、新材料、新產品、新工藝，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施（王順兵，2011）。
從近年來公開發布的科技統計數據看，2004年以來，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則表現出波動特徵，變化不明顯。通過對比國內外技術合同成交額，發現國內技術合同平均交易額仍遠低於國外引進技術合同的平均交易額，進一步證實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轉化速度慢的現實。然而，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費高昂的代價。國家花費大量經費支持的研發，成果並未得到充分應用，而是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但造成投資-收益嚴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於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本國核心技術研發，限制了國內相關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另外，還往往由於引進技術不適應國情等原因，使引進的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進技術、浪費國家財力的結果。
（二）中試環節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們通過對客觀世界改造而獲得的具有理論、實用價值的創造性勞動成果，但從根本上來講仍是知識形態表現的生產力，需要通過中試進行篩選、驗證、改進、完善實驗室成果或理論成果，消除各種不確定性才能解決知識形態的隱性生產力與產業化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圖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術實現轉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需要中試環節的放大、檢驗、試制、試銷，解決在成果研發階段考慮不到或不全的問題，為實現產業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成果由試驗室進入中試放大試驗是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關鍵環節。然而，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中試環節缺失，全國每年列入中試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單位和企業也因為中試放大的風險性而不願意承擔中試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為目標，忽略了對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企業則希望拿到成熟的技術投入生產，或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將實驗室成果直接進入工廠生產，使很多沒有想到的問題在工廠開工中暴露，最終導致成果轉化以失敗告終。
（三）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
風險投資來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成為解決科技成果產業化資金短缺的最關鍵、最有效的手段。我國雖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風險投資，如1985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我國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業務的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1992年深圳風險投資基金成立，然而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總體來說還是在起步階段，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與完善，資本市場發育不全，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還比不上周邊的一些國家，風險投資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明顯（萬金榮，2006）。綜合考察目前我國已轉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風險投資的不足5%。可以說，風險投資已成為嚴重製約我國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因素。此外，由於風險投資意識薄弱，缺乏風險防範機制，不少企業蒙受重大損失，導致部分企業傾向於短平快的項目開發，重大高新技術成果極少有人問津；對一些轉化周期長，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大的項目，銀行的積極性也不高。因為傳統的商業銀行運行的基本原則是經營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產業化最突出的三個特點就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效益，由於資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試階段，需求量很大，傳統的商業銀行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產業化對資金的需求。金融機構貸款對科技活動支持作用與國外相比相距甚遠。民間資本由於沒有好的回報機制，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很少。總體上看，風險投資機構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完善，運行環境不完備，成為我國風險投資資金匱乏、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圖4-5 中試環節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