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障礙因素分析維普網

⑴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科技成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依然存在成果轉化率低、中試環節薄弱、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等問題。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轉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轉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直接的綜合性指標。但目前該指標缺乏一致的統計口徑和明確的計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指標中，存在著科技成果應用率、推廣率、轉化率等多種概念，不僅名稱多樣，而且統計方法不盡一致。目前相對一致的觀點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據統計，我國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過4萬項，但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平均80%轉化率的差距甚遠（王順兵，2011）。全國平均水平專利實施率僅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專利，包括許多原創型的新技術、新材料、新產品、新工藝，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施（王順兵，2011）。

從近年來公開發布的科技統計數據看，2004年以來，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則表現出波動特徵，變化不明顯。通過對比國內外技術合同成交額，發現國內技術合同平均交易額仍遠低於國外引進技術合同的平均交易額，進一步證實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轉化速度慢的現實。然而，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費高昂的代價。國家花費大量經費支持的研發，成果並未得到充分應用，而是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但造成投資-收益嚴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於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本國核心技術研發，限制了國內相關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另外，還往往由於引進技術不適應國情等原因，使引進的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進技術、浪費國家財力的結果。

（二）中試環節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們通過對客觀世界改造而獲得的具有理論、實用價值的創造性勞動成果，但從根本上來講仍是知識形態表現的生產力，需要通過中試進行篩選、驗證、改進、完善實驗室成果或理論成果，消除各種不確定性才能解決知識形態的隱性生產力與產業化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圖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術實現轉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需要中試環節的放大、檢驗、試制、試銷，解決在成果研發階段考慮不到或不全的問題，為實現產業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成果由試驗室進入中試放大試驗是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關鍵環節。然而，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中試環節缺失，全國每年列入中試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單位和企業也因為中試放大的風險性而不願意承擔中試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為目標，忽略了對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企業則希望拿到成熟的技術投入生產，或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將實驗室成果直接進入工廠生產，使很多沒有想到的問題在工廠開工中暴露，最終導致成果轉化以失敗告終。

（三）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

風險投資來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成為解決科技成果產業化資金短缺的最關鍵、最有效的手段。我國雖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風險投資，如1985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我國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業務的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1992年深圳風險投資基金成立，然而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總體來說還是在起步階段，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與完善，資本市場發育不全，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還比不上周邊的一些國家，風險投資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明顯（萬金榮，2006）。綜合考察目前我國已轉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風險投資的不足5%。可以說，風險投資已成為嚴重製約我國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因素。此外，由於風險投資意識薄弱，缺乏風險防範機制，不少企業蒙受重大損失，導致部分企業傾向於短平快的項目開發，重大高新技術成果極少有人問津；對一些轉化周期長，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大的項目，銀行的積極性也不高。因為傳統的商業銀行運行的基本原則是經營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產業化最突出的三個特點就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效益，由於資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試階段，需求量很大，傳統的商業銀行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產業化對資金的需求。金融機構貸款對科技活動支持作用與國外相比相距甚遠。民間資本由於沒有好的回報機制，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很少。總體上看，風險投資機構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完善，運行環境不完備，成為我國風險投資資金匱乏、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圖4-5 中試環節示意圖

⑵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中國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受制度、投入、市場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使科技成果轉化不暢，造成了科技成果轉化率、轉化效益和對經濟發展貢獻度偏低等局面。

（一）制度因素

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因素是指對成果轉化起消極作用的制度或政策。主要包括科研立項體制、企業經營機制、職稱評定製度和成果評估及利益分配機制等4個方面。

1.科研立項機制

科研選題立項是科學研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關系著科學研究能否順利進行，而且關繫到科學研究成果能否順利轉化。受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項目的立項和科研帶有強烈的行政色彩。科研經費長期以來一直由國家撥給，科研成果也是由國家組織鑒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科研項目從選擇立項、確定研究的深度與方向到項目的評價等，大都是為了獲取相當級別的學術獎項，科技人員不必花費精力去考慮成果的轉化，更沒有必要為完成科技產品的後繼開發而在市場中苦尋商機，致使重研究輕轉化的問題嚴重。這樣，由於缺乏市場對科研成果應用價值的評判，大量的科研成果理論性強，但適用面窄，少有市場需求大、產業價值大的成果，對企業的吸引力降低，企業對科技成果轉化各方面的投入也相應減少，致使大量的成果「賦閑」與有錢找不到好項目的不平衡現象十分突出。

2.企業經營機制

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產品的開發、設計、生產、擴散等，都是由政府控制的，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成為科技成果推廣、應用的主體，政府則演變為宏觀經濟的調控者。企業功能的轉變由於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舊的科研體制阻礙著企業作為科技轉化主體作用的發揮。主要表現在：①企業管理的各個方面還留有計劃經濟的痕跡，現階段企業在戰略管理及決策上還受到政府及上級部門的約束，企業的自主權難以發揮。②企業的經營活動在很大程度還是受到政府的干預，眾多企業產權關系不明確，使他們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③我國的科技主力主要集中於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企業缺乏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高科技人員，無法對科技成果的先進性、適用性、市場前景做出正確的分析。正是由於以上因素的存在，使企業缺乏依靠科技進步實現自身發展的動力，而是憑借現有的資源和工藝維持現狀或依賴生產資料投入量的增加片面追求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管理的決策者也往往不注重長期投入，致使企業的科技成果研究與轉化具有明顯的短期行為。

3.職稱評定製度

目前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職稱評定指標體系一般都以科研論文（著作）發表數量和質量、科研成果獲獎數量等量化指標為依據，而且是必須達到一定標准才有資格參與職稱評審，對於是否申請專利、是否產生經濟效益卻不做要求，也沒有把這些指標作為晉升、評獎、計算工作量的條件之一。這一制度使得高校和科研院所將科研工作的重點放在科研成果的學術水平和獲獎登記上，促進了科研成果的產出量，但對成果轉化水平和質量則重視不夠，導致科研人員不注重市場信息收集與研究，缺乏對市場需求的認識，花費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於研究及其論文的撰寫，而少有精力考慮到科技成果的可行性、實用性、經濟性，研究成果與市場需求明顯脫節，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低下。

4.成果評估及利益分配機制

科技成果本質上是對科技開發研究的創造性的活動做出價值判斷的過程。我國雖然於2003年頒布了《科學技術評價辦法》，但該辦法對科學技術評價的基本程序和要求僅做了原則性規定，再加之科技成果本身的成熟程度、市場未來的不可預知性以及缺乏權威的科技成果評價機構等原因，我國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尚不完善。評價方式上，重視對結果的評價，忽視對過程的評價，過分強調學術產出和學術水平從而產生了學術上的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現象。評價過程上，重視轉化前（科技的研究、開發、小試、論證）評價，忽視後期（科技的中試、轉讓、轉化、應用）評價，導致實驗室產品無法順利進入市場（歐陽迪，2010）。評價對象上，多以科技人員為主，忽視了從事科技成果推廣的廣大科研管理人員，使得懂技術、會管理、善經營的專門人才普遍缺乏（李建成，2008）。

利益分配是一個關系復雜的問題，牽扯到諸多的利害關系。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科技人員由於缺乏市場談判和交易經驗，在不完善的技術交易市場中常常處於劣勢，再加上市場信用、科技評價、法律法規等因素的約束，致使其利益難以得到真正的體現和尊重（李瑋，2006）。盡管國家已經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規，但缺乏配套的實施細則，協調和監督都十分乏力，造成供需雙方在價格和利益分配上有分歧，影響成果轉化的結果。

（二）投入因素

投入因素是指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在人力、財力、物力上投入的不充分。科技成果轉化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人才、物質條件等要素資源，並將各種要素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才能實現成果轉化。投入機制不健全會影響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

1.資金投入不足

資金是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轉向企業商品化的重要保證和前提。由於成果轉化是一項高風險、高投入、高收益、周期長的活動，決定了難以從常規的商業渠道中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對於高校和科研院所來說，自身並不具備自我轉化的資金實力；對於金融機構來說，處於安全的考慮，大多數願把資金借給一些有名氣、實力雄厚的大公司；對企業來說，面對承擔高風險的巨大壓力，企業希望通過有關政策與風險投資機構、金融機構共同承擔風險（劉海燕，2002）。沒有資金的支持，成果轉化就無從談起。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的金融市場有了巨大發展，但尚未形成由國家、地方、企事業單位、金融機構及其他組織或個人共同投資的多渠道、多層次的投融資體系，傾向於科技研發的風險投資依然較少，用於中試、商業化和產業化環節的資金更加有限，不利於科技成果的轉化。

2.高水平人才缺乏

人才是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最關鍵要素。專業化科技推廣人才缺乏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中較為普遍的問題。相關人員缺乏市場工作經驗，既不能對成果進行深層次的評估和咨詢，又不懂得市場營銷技術，對科技成果的轉化多以組織參加各種成果展覽、交易、信息發布會的形式進行，服務工作沒有深度，導致成果推不出去，資金引不進來，具有市場前景的科技成果多數停留在理論和實驗階段，難以成熟和應用，成熟的技術又難以迅速地搶占國內國際市場，經濟和社會效益沒有發揮。

3.技術及設備配置不合理

科技成果轉化的復雜性決定了其需要相關技術和設備的配套，包括科技圖書文獻資源的利用、大型儀器設備條件資源的共享等。目前科技圖書文獻資源和大型儀器設備資源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機構，除了一些資金雄厚、有實力的大型企業外，一般中小企業很難承擔技術及設備的費用支出，但是高校、科研機構的科技資源多限於內部使用，外部企業很難共享其資源，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企業的科技成果轉化。

（三）市場因素

市場因素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主要障礙。主要包括市場交易平台欠缺、中介服務機構不健全等方面。

1.市場交易平台欠缺

市場交易平台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技術保障。近年來，我國科技成果的技術市場從無到有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科技信息交流會、技術交易會、通信技術網路、技術開發招標會等是我國主要的技術交易形式。但技術市場發育尚不完善，成熟度比較低，組織不夠健全，缺少區域性、全國性的信息網路（詹靜濤，林皎，1996），高校科技信息交流多為區域內流通，系統內循環，而與生產部門的供需信息交流還不暢，不能滿足技術交易需要。同時，科技成果轉讓法規不健全，管理不夠規范，對信息的真假、來源鑒定不夠，致使虛假信息介入市場，無法滿足客戶的需求。

2.中介服務機構不夠健全

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是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是轉化、擴散科技成果和有效配置科技資源的重要渠道。雖然近幾年在國家的大力推動下，中介機構發展迅速，為科技創新和科技產業化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從整體上看，我國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中介服務機構大多功能單一，結構不健全，服務能力較弱，提供信息服務不及時或缺乏准確性，導致科研機構的很多成果找不到需求者而無法實現轉化，企業需要的技術成果也找不到合適的供應者，無法實現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有力支撐。中介機構良莠不齊，服務能力差距較大，懂技術、懂經營、熟悉法律的技術人才嚴重匱乏，並且缺少專業的風險評估、技術評價、技術定價的能力，使得企業對於科技成果的價值風險很難做出判斷，市場實現困難（歐陽迪，2010）。因此，在發達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過程日益依靠中介服務體系提供各種服務的情況下，我國中介服務及其機構卻從數量和功能上都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轉化的需要。

⑶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主要模式

目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處於轉型期，正在逐步擺脫傳統的科技成果轉化模式，但尚未建立起科學有效的新型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根據科技成果轉讓參與主體的不同，我國現有的轉化模式主要包括市場轉化模式、自行轉化模式、產學研聯合轉化模式、科技創新轉化模式及政府推廣轉化模式、跨國公司資助轉化模式（圖4-4）。

（一）市場轉化模式

市場轉化模式是在供給、技術市場、需求三方共存的基礎上，將科技成果引向市場，通過技術市場的有償轉讓、流通，由供給方輸送給需求方，以實現科技與生產的有效結合。按照是否需要第三方進行分類，市場轉化模式可分為科技中介轉讓模式和專利出售模式。

圖4-4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模式分類

1）科技中介轉讓模式。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中，一個重要途徑是通過科技中介機構與各類創新主體和要素市場建立聯系，溝通機構間的技術流動，促進各參與主體的互動以實現有效的知識流動與技術轉移。一般來說，政府辦科技成果轉化機構是推廣和普及先進技術的主要力量，民辦科技成果轉化機構是科技成果推廣體系的延伸和拓展。在發達國家，政府資助的技術服務機構是新技術和企業間的橋梁。我國近年來也加強了科技中介服務體系建設，發展了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生產力促進中心等不同層次的科技中介服務基地，使科技成果轉化取得了較大發展。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運用市場手段吸引各類生產要素，為上下遊客戶提供廣闊的選擇空間，配置豐富的資源。但它也存在研究機構經濟效益相對較低，需求方難以持續開發技術等問題（朱寧寧，王溦溦，2011）。

2）專利出售模式。專利出售模式是科技成果擁有者通過技術市場一次性地將創新成果的全部或部分有償轉賣給企業使用，從而獲得繼續科研的資金支持。而企業藉助科技成果改進技術，優化結構，解決發展過程中的技術難題和發展困境，降低生產和運營成本，獲取高額利潤。二者的結合實現了信息、資金、技術的互補，實現了資源的最大優化率。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過程簡單，科研投入可以迅速得到彌補；缺點是尋找需求對象的難度比較大，買賣雙方都要花費信息搜索成本，科研成果認識及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不確定性會帶來較大的市場風險。

（二）自行轉化模式

自行轉化模式是科研機構或企業以現有政策和環境為依託，多渠道籌集資金，將自身研製的科技成果在本單位內部進行轉化並自負盈虧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將科技成果的成果源與吸收體融合一體，使市場交易內部化，無須中間環節，既簡化了交易手續，降低了交易費用，又能提供有效的技術支持和後續開發，同時省去了成果泄露的問題。這種模式轉化速度快、耗時短、效率高，但要求科研院所和企業擁有尖端科技設備、雄厚科研和經濟實力以及高水平的經營管理能力。我國的北大方正、清華紫光等就是高校自行轉化科研成果的典型案例。自行轉化模式依主體的不同可分為3種子模式。

1）融資轉化模式。企業通過吸引風險投資或通過二級板市場進行融資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具體流程是科技成果→風險投資→科技企業→形成規模→投資退出。目前，清華大學已開始建立風險投資機制實行科技成果轉化，為改造傳統產業，強化校企合作和國企脫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如何評估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降低風險投資對成果轉化的不信任度，有效監管風險投資公司的管理與運作等，都是我國融資轉化模式中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朱寧寧，王溦溦，2011）。

2）自主研發科技成果轉化模式。這是科研機構或企業依靠自身的力量進行科技創新和開發的模式。科技成果所需的核心技術來源於研究機構或企業內部的技術積累和突破，轉化的過程也通過研發機構或企業的知識和能力支持實現。這種模式能夠使研究成果很快運用到實踐中去，但需保持核心技術的控制權，比如我國的海爾集團在企業運營中發明的家電防電牆技術、綠色節能技術等科研成果。

3）引進技術的二次創新科技成果轉化模式。這種模式是技術轉讓方採取一次性買斷或提供後續服務等多種方式，通過市場技術交易合同將科技成果評估作價轉賣給企業，由企業落實條件，迅速實施轉化並逐步形成產業，或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二次開發，形成新的技術或產品。通過這種方式自行進行後續研究開發，是落後企業追趕先進企業的一條捷徑（朱寧寧，王溦溦，2011）。

（三）產學研合作轉化模式

產學研合作轉化模式是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普遍模式。該模式各方以技術合約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政府為推動力，合作進行技術創新活動，搭建了一個技術創新平台。這種轉化模式有利於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與中小企業資源相融，很好地實現了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是科技轉化生產力的有效途徑。按照合作組織在合作中不同的切入點與退出點，可以將產學研合作劃分為聯合模式和共建模式。

1）聯合模式。聯合模式是指企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通過協議、契約等形式就技術創新的某一個階段或某一環節的銜接達成合作意向，從而直接實現產學研主體組織間的合作。聯合模式以企業為主體，以技術傳播和合作開發為重點，以協議、契約作為維系雙方關系的紐帶。其技術傳播常常跨越不同的組織與地域，組織方式較鬆散，合作的緊密程度也較低，但它是目前我國常用的一種合作模式，在合作總數中超過50%（辛愛芳，2004）。產學研聯合模式的具體形式包括技術轉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培訓、委託開發、合作開發、人才培養、聯合攻關等。如沈陽農葯廠與沈陽化工大學在小試成果的基礎上共同開發特高效農葯——綠黃隆，便是一種合作開發的模式。

2）共建模式。共建模式是指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通過建立新的聯合體，共享信息、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優化資源配置，各主體從中受益。共建模式是產學研合作最高級、最緊密、最富有成效的形式，各方不僅擁有前期的合作基礎，從鬆散型合作逐步發展為穩定的長期合作，而且將相互依賴、優勢互補作為合作的重要推動力，通過建立緊密型的組織形式，明確各方的責、權、利，在不同的組織之間實現技術傳播。產學研共建模式包括共建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機構（開發中心、中試基地、研究所等）、學院、工程研究中心和重點實驗室、高新技術產業園、研產集團、產學研聯盟等形式（辛愛芳，2004）。1983年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核心建立的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就是集科、工、貿為一體，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結合的一種巨型聯合體模式。

（四）科技創新轉化模式

在我國，科技創新轉化模式也被稱為創業服務中心，即對創新技術企業進行培育，並提供企業發展所需的各種中介服務機構，包括大學科技園、留學人員創業園、軟體產業園、孵化器等具體形式。根據其提供的服務內容層次可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孵化型技術中介服務，初級只提供硬體設施和政策服務，中級還提供信息交流、人才交流和管理咨詢，高級則在中級服務基礎之上提供技術咨詢、法律咨詢和融資渠道。這種模式能幫助科技成果擁有者與有潛力的企業合作，將初創時的小企業發展為較為成熟的企業（朱寧寧，王溦溦，2011）。以大學科技園為例，美國矽谷的崛起和發展，很大程度上源於斯坦福大學在創新型人才和強大科研實力上的支撐。我國目前雖不具有矽谷性質的大學工業園，但很多高校都在做積極的嘗試。如哈爾濱工程大學科技園依託「三海一核」學科優勢，以市場運行機制為導向，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運營，致力於發展多種經營業務（安沛旺，2010）。在科技成果產生後，高校的科技部門會在大學科技園進行成果推廣介紹、中試試驗、知識產權保護、開拓市場等活動，使中小企業盡快孵化為成熟的大企業，也為科研創新、學科發展、培養人才和服務社會提供了平台。

（五）政府推廣轉化模式

政府推廣模式主要是利用行政渠道，將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列入國家級、省級科技計劃及政府指導下的科技中介、科技服務體系等有關轉化的服務部門，並採用投資、貸款貼息、補助資金和風險投資等形式支持科技成果轉化。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基金或風險基金。商業銀行應對符合信貸條件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積極發放貸款。該轉化模式的途徑為科技成果→尋找合適的政策環境支持→轉化成經濟效益，特點是企業充分利用政府的管理職能，靠政府搭台、架橋，來達到解決技術難題，促進成果轉化的目的。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集中優勢力量統一指揮，在項目指定和經費分配方面實行招標制或擇優委託制（武海峰，牛勇平，2007）。通常政府將成果分為高科技研究計劃、科技攻關計劃、科技產業計劃等。如我國政府相繼推出的「863」計劃、火炬計劃、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星火計劃等項目至今仍然發揮著作用。

（六）跨國公司資助轉化模式

該成果的研發往往是基於跨國公司投資需求或者國際型研究機構的跨國合作需求。通過某些研究基金組織對外發布課題項目信息，各國研究部門根據自身優勢選擇適合的研究項目後進行課題申請。由於這類科研成果是需方投資的，確定科研項目研究部門上也往往由他們長期合作的單位委託相關研究機構完成。課題研究主題的選擇相對簡單直接。我國的很多研究院所和高校都承擔了很多這樣的科研項目。當然，項目科研成果的所有權歸委託單位所有。由於國際科研組織或者跨國公司往往有比較成熟的科研成果的轉化機制，因此轉化過程並不會由於跨國合作而增加轉化難度，反而容易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楊萍，張源，2010）。

⑷ 高校科研成果為什麼轉化困難

一、是高校、科研機構有效供給不足。高校、科研機構是科技成果的主要來源，而大專部分高校院所的科研屬成果是基於科研興趣或者是前沿熱點，沒有真正形成以需求為導向、以市場為依歸的研發模式。這造成科研人員的技術研發活動在立項階段就可能與市場需求不一致，導致具有轉化價值的成果比例不高。
二、現在不能單純地就轉化談轉化，而是要面向市場，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中要承擔主體作用，形成科技成果從研發到市場化的渠道。但目前在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方面，90%以上的企業研發、轉化科技成果的動力能力不足。國企大而不強、外企強而不為、民企長而不大，中小企業大多處於產業低端，對成果轉化「有心無力」。

⑸ 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的原因是什麼

缺乏資金，缺少相關支持
缺少資金投入是制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效率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國中小型企業較多，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對於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的投入不足。民營企業缺少融資渠道，受資金問題的影響對科學技術成果的重視程度不夠，許多項目因為資金不足而停止。相比中小型企業，國有大型企業有相對雄厚的經濟基礎，但是對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存在的風險，企業不願意冒險嘗試，由於我國的風險投資體系還不夠完善，原始科學技術的產業化不好，是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部分問題。
項目不夠成熟
眾所周知，大部分前沿科技成果掌握在高校以及科研機構手中，此類機構往往更加重視理論研究和論文，對科技成果的經濟效益不夠重視，所以部分前沿科技成果無法滿足企業的需求，不能給企業帶來切實的經濟效益，相當一部分科研單位只是為了完成指標，和企業之間的溝通不順暢，沒有真正的實現與企業的合作，對技術的投入不重視是項目不成熟的重要原因。科技項目的不成熟使企業在轉化過程中存在著風險，所以企業不願意麵臨這種風險而減少了資金投入和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投入。
科研人員積極性不高
很多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過多的追求切實的經濟利益，而忽略了對科研人員的重視，相關研究人員很難獲得對等的經濟回報，僅僅靠理想來推動科技創新是行不通的，這會大大的降低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對科技成果的轉化也是非常不利的。

⑹ 我國為什麼沒有形成科技成果轉化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明確指出，科技成果轉化，是指為提高生產力水平而對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所產生的具有實用價值的科技成果所進行的後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等活動。簡單地說，科技成果轉化就是把科技活動的成果轉變為現實生產力，促使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科技成果的產生和轉化一般需要經過四個發展階段。首先是技術原理構思階段，即在已有科學原理的基礎上，根據實用目的提出新的思路、方法、技術路線或設計方案；二是實驗室研究階段，即按照新的構思進行實驗研究，或者進行新配方、新工藝探索，目的是研製出樣機、樣品或新配方、新工藝；三是中試放大階段，即在實驗室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選擇產業化前景比較明朗的項目，將其放大，進行工藝完善、產品定型、設備整合、流程規范、產品質量標准制訂等，並將中試產品投放市場，接受市場或有關部門的檢驗，以便反饋信息，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四是工業化試驗階段，即完善產品質量、環境污染、能源與原材料消耗等方面的控制、監測、保障體系，從而形成能夠順利進入市場的節能、低耗、高效的新的生產線，最終實現科技成果的產業化。上述四個階段前後一貫，共同構成了成果轉化的鏈條。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阻礙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結合我國科技發展現狀，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幾方面：

1．科研人員市場意識還不強，科技評價機制有一定片面性。對科技成果轉化本身的認識，也就是對於「科研是為了什麼」這一問題的認識，反映著一個科技工作者的科研觀念。科技成果只有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才能實現其價值，否則，就失去了科研的真正意義。目前，相當數量的科研人員從事科學研究的目的是「近視」的，帶有太多的功利色彩，只滿足於發表論文、提職稱，津津樂道於科技成果通過了鑒定，達到了「國內領先或國際先進水平」，至於如何在生產上應用，如何在市場中產生效益，往往缺乏下文，致使科研領域「只開花、不結果」的現象屢見不鮮。一些人過分看重自己的科研成果，一直「捂」著不放。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發展之快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科技成果的時效性越來越強。有人形象地把科技成果比作一塊冰，如果總是把它「捂」在手裡不轉化，很快便會融化而變得一文不值。

科技成果之所以難以轉化，除了科研人員自身的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目前對科研人員的考核評價機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科研管理部門評價科研人員水平的高低主要看其發表的論文數量，以及發表在什麼級別的刊物上，而不是瞄準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最終目標，不注重成果對經濟的推動作用。特別是擁有高水平研究人員的部分高校，教師完成了實驗室成果、寫好論文和申請了專利就算完成科研工作量，就可晉升職稱和享受相關待遇。這種急功近利的科研管理行為，導致科技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降低，符合市場需求的科技成果尤其是重大科技成果短缺。很多成果、甚至專利技術不具備產業化的競爭力，結果只能「鎖」在學者的「書櫃」里。

2．科研方向與市場需求脫鉤，成果本身成熟度比較差。

我們的許多科技成果不能適應市場和產業技術發展的需要，一些科研選題與國家經濟發展急需解決的關鍵技術問題結合不緊密，致使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大打折扣。比如，對技術研發工作來說，其針對性很強，目的很明確，那就是突破關鍵技術，提高產品的性能指標。因此技術開發工作必須源於產品需求。但在實際情況中，一部分成果在立項和選題階段缺乏足夠的市場調研，因而不是技術水平不高，就是缺乏實際意義。此外，一些成果本身的技術成熟度和配套性不夠，加之市場不確定因素比較多，降低了轉化的成功率。我們現在所說的成果，一般都是從科研水平上來判斷的。而符合市場需求的成果，除了具備科學上的可行性外，還應當同時兼備工藝、裝備、技術等工程研究開發上的可行性，以及經濟效益的可行性。科研院所「生產」的成果或技術往往只是部分單元技術，離實際應用尚有距離，在技術層面尤其在系統集成方面還需繼續研究攻關。如果科技成果在這些方面沒有優勢，就沒有競爭力，要轉化很難。

3．成果轉化受資金約束，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通道。

資金短缺、經費難籌一直是成果轉化的「攔路虎」。一項技術成果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才能實現其「商品」化。一般而言，研究、開發、試驗性生產的經費投入比為1:10:100，轉化各環節的投入按幾何級數增加，也就是說，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代價是遞增的，需要獲得的資金支持越來越大。資金投入的有無與強弱往往是成果轉化成功與否的關鍵。由於科研院所基本上沒有能力獨自實現成果的中試與產業化，從而造成了科研院所大量「半成品」待字閨中。

發達國家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功經驗是有效地依託資本市場的大力支持。在美國，風險投資基金在科技成果轉化上就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支持通道是比較狹窄的，不僅缺乏風險投資基金，而且市場准入的門檻也較高，一般的企業難以在這個市場上融資。商業性質的金融業剛剛開始發展，科技貸款的規模和方式還不能適應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的需要。科技成果轉化的金融支持通道的欠缺，導致部分科研機構開展科學研究難，實現成果轉化更難。

4．科研體制的弊端制約著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

長期以來，我們的科研單位與生產企業、科技開發活動與企業經營活動分離的弊端一直未得到根本的解決，科技體系條塊分割、部門所有、自成一體的結構性弊端基本沒有被觸動。正如一些學者所描述的，我國的科研體制可以概括成「一是頭重腳輕根底淺，二是兩斷層」。所謂頭重腳輕根底淺，就是說我國的科研上層建築非常龐大，有中國科學院、國防科委系統、工業部門的研究所，還有大專院校的研究所，然而在基層卻很少或基本沒有與之相匹配的開發試驗機構。所謂兩斷層，就是科研部門和工業部門各不相關，沒有正常的渠道相通，這是第一個斷層；工業部門有不少研究所，但是大中型企業卻很少有開發試驗部與之相適應，這是第二個斷層。由此可見，科技成果的發源地和生產地不屬於一個系統，從科技成果到大批量生產又沒有經過開發試驗和試生產，是科技成果不能及時轉化為生產力的核心問題。這樣的科研體制顯然已不適應市場經濟對科技的需求。

5．企業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不強，沒有成為科技創新和技術轉移的主體。

企業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主體，同時也是成果轉化的最佳場所。在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比較發達的國家，企業是科技成果轉化的真正主體。企業會根據市場需要提出科研項目，按照需要搜尋項目，取得項目後，很快引入生產流程。因此，不論是世界著名的大型企業還是中小企業，均把科研和技術開發工作擺在至關重要的位置，很多跨國公司都有自己的研究院，這些研發機構能夠與大學和非大學的研究機構密切合作，互相支持，相互補充。而我國的科技創新仍然以國家投入為主，大多數企業尚未走到真正依靠科技進步的軌道上來。企業研發、吸納科技成果的動力和能力均不足，相當多的企業過分追求近期利益，普遍不願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必要的研發工作，一些科技含量高、市場潛力大的科技成果難以在企業轉化和推廣應用。另外，有的企業熱衷於盲目引進國外技術，渴望拿來就能用、就能迅速產生效益的技術，亦即所謂「交鑰匙」工程。對引進技術的「信賴」和對國內自有技術的「不信任」，也成為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的障礙。

6．政策實施與落實不到位，阻礙成果轉化進程。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措施之一，就是實施積極有效的激勵政策。我國科技界為了調動科技人員的積極性，激發他們的創新潛能，積極探索新的分配方式，其中一項就是讓科技人員合理持股，讓他們以技術要素和智力要素參與分配。實踐證明，這一方式激發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也吸引了大量社會資金投向科技產業，加速了科技成果轉化。目前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對於重點產業領域，如軟體、集成電路、現代生物技術、新材料等領域科技成果轉化都有激勵政策。但因種種原因，有的政策沒有落到實處，有的激勵政策成為擺設，嚴重影響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如《上海市促進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的若干規定》提出，轉讓高新技術成果，科研人員個人可享有不低於20%的轉讓收益。這一政策的驅動使民營企業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顯著提高。但是，這在一些國有單位卻成了難題。一些人認為，國有單位的研究人員拿著國家工資，研究經費是國家投的，如果將成果轉讓收入的一部分轉給科技人員個人，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一些科研單位的領導和科技人員不敢越雷池一步，寶貴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閣，失去了轉化的機會。

⑺ 如何進一步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給出一些建議

一是激發創新主體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積極性。科研人員積極性不高，是導致我國科技版成果轉移轉化權率偏低的根本原因，金智創新認為，要想有效的提升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效率，需要積極探索有效的獎勵機制與模式，支持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構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新型研發機構等協同開展成果轉化。推動成果轉化與創新創業互動融合，
二是重視科技成果轉移中間機構。一般來說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主要由三方組成，一是由科研機構提供前沿科技成果，二是有技術需求的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但是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等，無法高校的溝通，這個時候就需要重視科技成果轉移中間機構的，充分發揮其溝通協同的作用。讓企業和高校能夠各取所需，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
三是開展科技成果信息匯交與發布。圍繞新一代信息網路、智能綠色製造等重點產業領域，以國家財政科技計劃成果和科技獎勵成果為重點，發布一批能夠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投資規模與產業帶動作用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場化的科技成果產業化路徑。

⑻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為什麼會這么難

⑼ 保障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轉化的產生不是自發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有產生的可能，如果沒有從外界獲得所需的信息、物質等要素，則它的正常運行和發展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科技成果轉化保障機制的有效建立，能夠為其提供一個適宜的外部環境，但由於涉及的條件和因素很多，該保障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關聯，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觀調控、激勵和保障機制

要提高技術市場對技術交易雙方的吸引力，必須有政府的推動與資助、信貸與稅收的激勵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發達國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過法律手段促進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為技術市場提供必要的法律環境和條件。二是通過經濟手段為技術轉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用經濟手段促進成果轉化是政府宏觀調節機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經濟發達國家採用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資助與補助、政府采購、政府合同、稅收優惠與抵免、信貸優惠及保持較高的研究與開發投入等。政府的資助與補助對技術創新及轉移具有起動作用，如法國的科研成果推廣署就是專門代表政府做這個工作的。政府采購作為鼓勵技術創新與開發的政策手段，在美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國政府每年從預算中拿出數百億至上千億美元采購新產品，許多沒有形成大規模市場的新產品的第一個買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國家重大科研攻關項目及政府與大學、政府與工業界的合作項目都是採用合同的形式實施的。政府的稅收與信貸扶持是進一步刺激企業技術進步的動力。三是通過完善的技術成果產權激勵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在技術市場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調控機制、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為國外技術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二）科技人才流動機制

人才流動擴散機制是指科技成果轉化必須通過有關人員特別是作為知識和技術載體的科技人員的流動來實現。我們知道，信息的傳播形式與渠道對信息的傳播非常重要，因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簡單文字難以表達清楚的內容，因此說，人才從大學、科研院所到企業的流動使科技成果轉化變得更快、更靈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學經常舉辦學術沙龍，以促進產學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1996年，日本通過了《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進人員間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養與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積極鼓勵大學通過各類培訓為企業培養人才；另一方面倡導企業為大學提供實踐和鍛煉場所，鼓勵大學教師「內地留學」以及學生「工廠體驗」（趙京波，2012）。日本還打破傳統教育體制，從民間企業招聘教師，民間企業也派遣技術人員到大學進修或聘任大學教師進行講學和指導，雙方互通有無，加強彼此間的學習和交流。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如：美國的許多高校明確規定，在不影響學校自身教學任務的情況下，教師和科研人員可以到企業兼職。英國政府及高校也總是鼓勵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向企業流動，甚至一些高校規定院系負責人必須到企業去兼職才有條件回學校繼續任教。在德國，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靈活、多樣。學校與企業雙方採取雙向流動的形式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政府為支持這種形式給予了必要的資助。而我國台灣工業研究院則是通過控制離職率來調節人才的流動（萬金榮，2006）。

（三）建立迅捷廣泛的技術市場信息網路

技術市場信息服務體系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催化劑」，能把知識創造的源頭與進行產業化的公司或企業聯系起來，使他們互相作用，相互連接。發達國家為了提高技術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讓技術需求方或潛在的技術需求方盡快了解到他們能夠獲得技術的渠道和想要的技術，都會積極建立完善的、有效連通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這也是其技術市場充滿活力、成交規模大的有力保證。如日本技術交易所賴以服務的基礎便是技術交易信息網路和強大的資料庫，其聯網和資料庫相當廣泛。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籌資800億美元建成了一個覆蓋全國50多個州的信息網路，供企業查詢信息。德國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轉化信息的資料庫系統，使之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信息平台的作用（楊萍，張源，2010）。此外，英國、法國、荷蘭等國也建有強大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促進了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和企業的技術交易與交換（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機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首要前提。關於如何促進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受到了諸多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重視，這些國家和地區紛紛從戰略層面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實現政策法律與成果轉化之間的良性互動。

1.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

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立法可以分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關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相關的法律制度，與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與稅收相關的法律制度，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護和利用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等（圖4-2）。

圖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規

1）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對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引導成果轉化的方向和重點、保障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營造科技成果轉化的環境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現為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專門立法，多是原則性規定。如：美國的《拜杜法案》（1980年）進行了以促進政府資助所產生發明的利用，鼓勵小企業最大限度地參與政府資助的研發活動，促進政府部門、商業主體與非營利組織（主要指大學）之間的協作為目的的一系列對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李恆，2009），該法案使每年數以萬計的發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達70%（張玲，賈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1980年）及隨後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強了聯邦政府及研究機構對技術轉讓的責任，去除制約技術轉讓的不合理障礙，加速了聯邦資助技術成果的轉移。《技術創新法》（1980年）要求聯邦實驗室成立專門的技術轉移部門，探索與政府、公司、企業的技術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頒布了《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法》，以加強科學研究的基礎設施，加強研究交流活動，促進新技術開發和技術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國政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科技白皮書》、《技術展望計劃》，韓國1997年制定的《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法國1999年制定的《技術創新與科學研究法》，德國的《科學技術法》等都可以視為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它們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的步伐。

2）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發達國家更是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作為本國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日、歐各國紛紛出台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與政府研究機構或大學進行聯合技術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李恆，2009）。美國制定的《拜杜法案》專門調整政府資助中小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過程中所產生發明的權利和義務（萬金榮，2006）。德國政府在1978年制定針對資金短缺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業得到政府的科技資助。2000年6月，歐洲議會通過了《歐洲小企業憲章》，將重視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也推進了小企業與大學、科研院所的跨國結合（李恆，2009）。美國的《小企業技術創新進步法》（1982），《小企業技術轉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業創業活動促進法》（1995）；韓國和中國台灣在20世紀90年代頒布的《中小企業基本法》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等法律也對中小企業在結合研究中的技術發明權做了特殊保護條款，推動了科技成果轉化向深度與廣度的發展。

3）稅收法律制度。稅收政策作為激勵產學研創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國家都有所應用，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美國政府先後出台了《減稅法》（1992年）以及《新稅法》（1998年），給予中小企業創新開發以較大的減稅空間和機會，調動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學研究及試驗開發稅收優惠計劃，根據企業的規模對企業的科研和技術開發投資給以稅收減免，規模越小，獲得的優惠就越大（萬金榮，2006）。然而，從國際實踐來看，大多數針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優惠措施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稅制安排，更多的是體現在能夠激勵技術創新的各種計劃和制度中，方式比較靈活。

4）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紮根於市場經濟，以科技成果的產權明確界定和有效保護為主要特徵，為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動力機制和一個外部的公平競爭法律環境，是科技成果轉化順利進行的保障。美國《專利法》規定對發明專利的保護期為20年（1994年以前為17年）（銀純泉，2003）。《國家技術轉移與升級法》（1996年）保證了參與共同合作研發公司的知識產權利益，提高了團隊研究人員及發明人的獎勵，對促進技術創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趙德鑄，2010）。日本於1999年頒布《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修改了大學發明專利權的歸屬原則，規定了專利年費和專利申請手續費的減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識產權基本法》和《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設置法》使日本成為全球迄今知識產權戰略最為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國家，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轉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有美、日、法、韓、印等十幾個國家提出並實施「知識產權立國」戰略，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政策措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5）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法律制度。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的法律是指以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為根本目標的技術創新法、技術轉移法等立法或與產學研結合創新密切相關的法律制度。國外關於該類型的法律較為豐富，推動了產學研結合創新的發展。如：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技術轉移法》，授權聯邦各機構與公司、大學和非營利機構達成對各方都有利的合作開發研究協議，為聯邦實驗室和私營部門間的合夥關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韓國頒布實施了《協同開發促進法》，大力支持「產、學、研」合作開發（萬金榮，2006）。1998年，日本通過了《研究交流促進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進大學科研成果產業化和產學官合作的專門規定，從政策上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的「產學研合作」。《研究交流促進法》（1986年）、《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1999年）也出現了專門促進產學研合作的條款。此外，眾多發達國家還推出了一系列計劃來強化產學研協作，諸如：芬蘭的「國家技術計劃（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術升級扶持企業增長計劃（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營運與技術路線圖計劃（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麥的「創新共同體協議（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國的小企業技術轉移研究計劃（STTR）等（張嵎喆，蔣雲飛，2010）。

2.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措施

1）激勵科技成果轉化的稅收措施。各國的稅收優惠一般以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稅轉貸等間接優惠的形式為主，同時輔之以減免稅等直接優惠。美國稅法規定，企業委託大學或科研機構進行基礎研究，根據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費用的65%可從所得稅中抵免，同時對新產品的中間試驗產品給予免稅優惠政策。1982年頒布的《小企業發展法》，維持了美國將近20年的低所得稅。在風險投資方面，美國採取對風險投資額的60%免除征稅，其餘的40%減半徵收所得稅的措施（李恆，2009）。柯林頓政府上台以來進一步強化了稅收減免政策，如宣布研究開發的稅收減免政策永久化，企業主持的學術研究再附加25%的稅收減免優惠，對新研究開發財團頭兩年再減稅10%等（李恆，2009）。德國政府在風險投資政策環境改善方面採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銀行共同承擔風險，以低息貸款等方式來改善風險投資的政策環境。法國政府推行了科研稅收信貸制度以促進技術創新，即企業第一年用於研究與開發支出的50%可以免稅，以後每年增加投資的50%可享受免稅。英國政府於1981年制定了「貸款投資擔保計劃」，規定私人銀行機構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貸款總金額的80%由政府擔保（李恆，2009）。俄羅斯聯邦的《企業財產稅法》和《稅務法典》的相關規定中，也對科研機構、企業和組織進行科學研究和試驗設計工作及從事與科研活動有關的商品、勞動、服務給予了不同程度的稅收減免，對技術創新及科技成果轉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政府采購是各國政府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優先購買本國高科技成果的「優購」、「首購」政策。二是對技術落後、低附加值政府采購產品的「限購」政策。三是政府對尚待研究開發產品的「訂購」政策。美國是最早採用政府采購政策的國家之一，與政府采購相關聯的法律、法案多達 4000多個（李恆，2009）。2004年補充後的《聯邦政府采購法》和1933年美國出台的《購買美國產品法》對本國高新技術產品的高份額政府采購政策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以集成電路為例，1960年集成電路產品問世之初，100%由聯邦政府購買。英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購總量在1000億英鎊左右。為了加強對高科技產業及戰略性產業的扶持，英國政府要求政府部門、政府實驗室、國有公司在計算機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購上，必須從本國公司購買，使政府采購成為政府實現科技、經濟與社會目標的一種公共財政支出手段，為培育英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恆，2009）。

3）保護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政策。很多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如韓國政府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和應用在激勵競爭中的重要性，於2004年3月宣布，將原屬商業、工業與能源部的韓國知識產權局轉屬於科技部，並對知識產權局的職能進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進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體系。日本2002年7月通過《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明確提出「知識產權立國」的目標。2003年2月，由政府內閣首相親自掛帥的知識產權戰略部成立，之後又相繼出台了若干個「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於此，一個由知識產權創造、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應用、發展多媒體素材產業、人才培養和提高國民意識等五大部分組成，包括270項具體措施的完善的知識產權整體戰略體系正式形成（李恆，2009）。

為鼓勵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各國政府大都採取了下放政府資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識產權歸屬權的措施。美國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發達國家下放知識產權歸屬權這一措施開始實施的標志。日本也有類似於美國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頒布的《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規定，受國家和特殊法人之委託研究開發所得的成果及知識產權可歸屬與受託人。2002年《日本知識產權戰略大綱》規定取消上述條款中關於特殊情況的規定，將該條款適用於所有委託研究開發的預算項目。英國為推進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加速轉移和開發以形成生產力，把過去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所得知識產權一般歸國家所有，改為歸項目研究機構所有。歐盟主要通過諸如《公共研究機構專利和許可》等研究報告來修訂受資助研究成果的歸屬與使用的規則，推動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向執行機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