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技成果轉化

『壹』 保障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轉化的產生不是自發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有產生的可能，如果沒有從外界獲得所需的信息、物質等要素，則它的正常運行和發展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科技成果轉化保障機制的有效建立，能夠為其提供一個適宜的外部環境，但由於涉及的條件和因素很多，該保障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關聯，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觀調控、激勵和保障機制

要提高技術市場對技術交易雙方的吸引力，必須有政府的推動與資助、信貸與稅收的激勵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發達國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過法律手段促進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為技術市場提供必要的法律環境和條件。二是通過經濟手段為技術轉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用經濟手段促進成果轉化是政府宏觀調節機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經濟發達國家採用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資助與補助、政府采購、政府合同、稅收優惠與抵免、信貸優惠及保持較高的研究與開發投入等。政府的資助與補助對技術創新及轉移具有起動作用，如法國的科研成果推廣署就是專門代表政府做這個工作的。政府采購作為鼓勵技術創新與開發的政策手段，在美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國政府每年從預算中拿出數百億至上千億美元采購新產品，許多沒有形成大規模市場的新產品的第一個買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國家重大科研攻關項目及政府與大學、政府與工業界的合作項目都是採用合同的形式實施的。政府的稅收與信貸扶持是進一步刺激企業技術進步的動力。三是通過完善的技術成果產權激勵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在技術市場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調控機制、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為國外技術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二）科技人才流動機制

人才流動擴散機制是指科技成果轉化必須通過有關人員特別是作為知識和技術載體的科技人員的流動來實現。我們知道，信息的傳播形式與渠道對信息的傳播非常重要，因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簡單文字難以表達清楚的內容，因此說，人才從大學、科研院所到企業的流動使科技成果轉化變得更快、更靈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學經常舉辦學術沙龍，以促進產學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1996年，日本通過了《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進人員間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養與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積極鼓勵大學通過各類培訓為企業培養人才；另一方面倡導企業為大學提供實踐和鍛煉場所，鼓勵大學教師「內地留學」以及學生「工廠體驗」（趙京波，2012）。日本還打破傳統教育體制，從民間企業招聘教師，民間企業也派遣技術人員到大學進修或聘任大學教師進行講學和指導，雙方互通有無，加強彼此間的學習和交流。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如：美國的許多高校明確規定，在不影響學校自身教學任務的情況下，教師和科研人員可以到企業兼職。英國政府及高校也總是鼓勵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向企業流動，甚至一些高校規定院系負責人必須到企業去兼職才有條件回學校繼續任教。在德國，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靈活、多樣。學校與企業雙方採取雙向流動的形式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政府為支持這種形式給予了必要的資助。而我國台灣工業研究院則是通過控制離職率來調節人才的流動（萬金榮，2006）。

（三）建立迅捷廣泛的技術市場信息網路

技術市場信息服務體系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催化劑」，能把知識創造的源頭與進行產業化的公司或企業聯系起來，使他們互相作用，相互連接。發達國家為了提高技術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讓技術需求方或潛在的技術需求方盡快了解到他們能夠獲得技術的渠道和想要的技術，都會積極建立完善的、有效連通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這也是其技術市場充滿活力、成交規模大的有力保證。如日本技術交易所賴以服務的基礎便是技術交易信息網路和強大的資料庫，其聯網和資料庫相當廣泛。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籌資800億美元建成了一個覆蓋全國50多個州的信息網路，供企業查詢信息。德國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轉化信息的資料庫系統，使之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信息平台的作用（楊萍，張源，2010）。此外，英國、法國、荷蘭等國也建有強大的技術交易信息網路，促進了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和企業的技術交易與交換（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機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首要前提。關於如何促進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受到了諸多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重視，這些國家和地區紛紛從戰略層面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實現政策法律與成果轉化之間的良性互動。

1.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

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立法可以分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關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相關的法律制度，與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與稅收相關的法律制度，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護和利用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等（圖4-2）。

圖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規

1）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對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引導成果轉化的方向和重點、保障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營造科技成果轉化的環境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現為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專門立法，多是原則性規定。如：美國的《拜杜法案》（1980年）進行了以促進政府資助所產生發明的利用，鼓勵小企業最大限度地參與政府資助的研發活動，促進政府部門、商業主體與非營利組織（主要指大學）之間的協作為目的的一系列對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李恆，2009），該法案使每年數以萬計的發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達70%（張玲，賈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1980年）及隨後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強了聯邦政府及研究機構對技術轉讓的責任，去除制約技術轉讓的不合理障礙，加速了聯邦資助技術成果的轉移。《技術創新法》（1980年）要求聯邦實驗室成立專門的技術轉移部門，探索與政府、公司、企業的技術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頒布了《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法》，以加強科學研究的基礎設施，加強研究交流活動，促進新技術開發和技術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國政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科技白皮書》、《技術展望計劃》，韓國1997年制定的《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法國1999年制定的《技術創新與科學研究法》，德國的《科學技術法》等都可以視為促進科技成果轉移的法律制度，它們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的步伐。

2）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發達國家更是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作為本國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日、歐各國紛紛出台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與政府研究機構或大學進行聯合技術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李恆，2009）。美國制定的《拜杜法案》專門調整政府資助中小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過程中所產生發明的權利和義務（萬金榮，2006）。德國政府在1978年制定針對資金短缺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業得到政府的科技資助。2000年6月，歐洲議會通過了《歐洲小企業憲章》，將重視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也推進了小企業與大學、科研院所的跨國結合（李恆，2009）。美國的《小企業技術創新進步法》（1982），《小企業技術轉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業創業活動促進法》（1995）；韓國和中國台灣在20世紀90年代頒布的《中小企業基本法》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等法律也對中小企業在結合研究中的技術發明權做了特殊保護條款，推動了科技成果轉化向深度與廣度的發展。

3）稅收法律制度。稅收政策作為激勵產學研創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國家都有所應用，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美國政府先後出台了《減稅法》（1992年）以及《新稅法》（1998年），給予中小企業創新開發以較大的減稅空間和機會，調動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學研究及試驗開發稅收優惠計劃，根據企業的規模對企業的科研和技術開發投資給以稅收減免，規模越小，獲得的優惠就越大（萬金榮，2006）。然而，從國際實踐來看，大多數針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優惠措施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稅制安排，更多的是體現在能夠激勵技術創新的各種計劃和制度中，方式比較靈活。

4）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紮根於市場經濟，以科技成果的產權明確界定和有效保護為主要特徵，為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動力機制和一個外部的公平競爭法律環境，是科技成果轉化順利進行的保障。美國《專利法》規定對發明專利的保護期為20年（1994年以前為17年）（銀純泉，2003）。《國家技術轉移與升級法》（1996年）保證了參與共同合作研發公司的知識產權利益，提高了團隊研究人員及發明人的獎勵，對促進技術創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趙德鑄，2010）。日本於1999年頒布《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修改了大學發明專利權的歸屬原則，規定了專利年費和專利申請手續費的減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識產權基本法》和《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設置法》使日本成為全球迄今知識產權戰略最為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國家，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轉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有美、日、法、韓、印等十幾個國家提出並實施「知識產權立國」戰略，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政策措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5）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法律制度。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的法律是指以促進產學研結合創新為根本目標的技術創新法、技術轉移法等立法或與產學研結合創新密切相關的法律制度。國外關於該類型的法律較為豐富，推動了產學研結合創新的發展。如：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技術轉移法》，授權聯邦各機構與公司、大學和非營利機構達成對各方都有利的合作開發研究協議，為聯邦實驗室和私營部門間的合夥關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韓國頒布實施了《協同開發促進法》，大力支持「產、學、研」合作開發（萬金榮，2006）。1998年，日本通過了《研究交流促進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進大學科研成果產業化和產學官合作的專門規定，從政策上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的「產學研合作」。《研究交流促進法》（1986年）、《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1999年）也出現了專門促進產學研合作的條款。此外，眾多發達國家還推出了一系列計劃來強化產學研協作，諸如：芬蘭的「國家技術計劃（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術升級扶持企業增長計劃（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營運與技術路線圖計劃（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麥的「創新共同體協議（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國的小企業技術轉移研究計劃（STTR）等（張嵎喆，蔣雲飛，2010）。

2.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措施

1）激勵科技成果轉化的稅收措施。各國的稅收優惠一般以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稅轉貸等間接優惠的形式為主，同時輔之以減免稅等直接優惠。美國稅法規定，企業委託大學或科研機構進行基礎研究，根據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費用的65%可從所得稅中抵免，同時對新產品的中間試驗產品給予免稅優惠政策。1982年頒布的《小企業發展法》，維持了美國將近20年的低所得稅。在風險投資方面，美國採取對風險投資額的60%免除征稅，其餘的40%減半徵收所得稅的措施（李恆，2009）。柯林頓政府上台以來進一步強化了稅收減免政策，如宣布研究開發的稅收減免政策永久化，企業主持的學術研究再附加25%的稅收減免優惠，對新研究開發財團頭兩年再減稅10%等（李恆，2009）。德國政府在風險投資政策環境改善方面採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銀行共同承擔風險，以低息貸款等方式來改善風險投資的政策環境。法國政府推行了科研稅收信貸制度以促進技術創新，即企業第一年用於研究與開發支出的50%可以免稅，以後每年增加投資的50%可享受免稅。英國政府於1981年制定了「貸款投資擔保計劃」，規定私人銀行機構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貸款總金額的80%由政府擔保（李恆，2009）。俄羅斯聯邦的《企業財產稅法》和《稅務法典》的相關規定中，也對科研機構、企業和組織進行科學研究和試驗設計工作及從事與科研活動有關的商品、勞動、服務給予了不同程度的稅收減免，對技術創新及科技成果轉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政府采購是各國政府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采購政策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優先購買本國高科技成果的「優購」、「首購」政策。二是對技術落後、低附加值政府采購產品的「限購」政策。三是政府對尚待研究開發產品的「訂購」政策。美國是最早採用政府采購政策的國家之一，與政府采購相關聯的法律、法案多達 4000多個（李恆，2009）。2004年補充後的《聯邦政府采購法》和1933年美國出台的《購買美國產品法》對本國高新技術產品的高份額政府采購政策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以集成電路為例，1960年集成電路產品問世之初，100%由聯邦政府購買。英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購總量在1000億英鎊左右。為了加強對高科技產業及戰略性產業的扶持，英國政府要求政府部門、政府實驗室、國有公司在計算機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購上，必須從本國公司購買，使政府采購成為政府實現科技、經濟與社會目標的一種公共財政支出手段，為培育英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恆，2009）。

3）保護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政策。很多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如韓國政府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和應用在激勵競爭中的重要性，於2004年3月宣布，將原屬商業、工業與能源部的韓國知識產權局轉屬於科技部，並對知識產權局的職能進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進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體系。日本2002年7月通過《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明確提出「知識產權立國」的目標。2003年2月，由政府內閣首相親自掛帥的知識產權戰略部成立，之後又相繼出台了若干個「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於此，一個由知識產權創造、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應用、發展多媒體素材產業、人才培養和提高國民意識等五大部分組成，包括270項具體措施的完善的知識產權整體戰略體系正式形成（李恆，2009）。

為鼓勵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各國政府大都採取了下放政府資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識產權歸屬權的措施。美國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發達國家下放知識產權歸屬權這一措施開始實施的標志。日本也有類似於美國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頒布的《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規定，受國家和特殊法人之委託研究開發所得的成果及知識產權可歸屬與受託人。2002年《日本知識產權戰略大綱》規定取消上述條款中關於特殊情況的規定，將該條款適用於所有委託研究開發的預算項目。英國為推進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加速轉移和開發以形成生產力，把過去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所得知識產權一般歸國家所有，改為歸項目研究機構所有。歐盟主要通過諸如《公共研究機構專利和許可》等研究報告來修訂受資助研究成果的歸屬與使用的規則，推動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向執行機構轉變。

『貳』 中介機構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技中介機構以專業知識、專門技能為基礎，能夠搭建起連接企業、科研機構、高等學校、政府和市場的橋梁，在有效降低創新風險、加速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擁有不可替代的優勢。西方發達國家大都採取了積極扶持、發展科技中介機構的政策措施，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服務，並在功能上使科技中介機構日趨完善，成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有效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從經濟蕭條中迅速崛起，得益於中介組織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發揮的獨特作用。在英國，許多中介機構都設在科學園里，從不同方面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在美國，大學和企業之間通過中介聯絡機構建立聯系，這些機構一方面為高校的研究成果尋找市場，另一方面將企業的課題經營動態介紹給學校，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起著牽線搭橋的作用。在德國，中介機構是企業與政府、企業與科研機構聯系的重要紐帶，享有政府下放給它的對中小企業的經濟補貼的資金分配權，服務重點集中在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信息咨詢、技術創新、產品參展、教育培訓等方面（萬金榮，2006）。我國不少中介機構具有很強的政府背景，服務的形式和功能也較為單一。從國外經驗看，科技中介服務應向「機構專業化、組織網路化、市場國家化」方向發展，有關政府部門應加快這些機構向市場化運作轉變的步伐，並對民間專業服務機構給予適當扶持。

『叄』 八 科技成果轉化

近年來，國土資源部大力提高國土資源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在國土資源事業發展中的支撐和引領作用，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應用。

屏蔽室與三維線圈及其集成磁場空間裝置

該裝置可以衰減環境磁場強度（達到＜300nT），改善環境磁場的梯度（達到＜50nT/m），使線圈系統的均勻區不失真；可以屏蔽和抵消外場，達到零磁空間，產生矢量磁場；可以完成線圈系統的本身功能，實施對屏蔽室的磁清洗。

屏蔽室與三維線圈的復合套裝，成功解決了線圈在屏蔽室內的幾何定位及其相互隔震；形成零磁場或產生矢量的背景場的高度均勻；三維線圈對屏蔽室六面可在不發散磁場的情況下，實施磁清洗。可調節三組線圈的間距和幾何姿態，具備調節正交性的功能，儲備擴展不同指數均勻區的機構。屏蔽室構建採用大循環包鑲及無焊點、少鉚眼、大封擠的新方法，這樣可以提高屏蔽系數，降低資源消耗。配置檢測設備，可以由平面坐標到立體坐標，由小區域到大范圍，在空間任一點支持三分量的准確定位。項目研製的系列產品在中國科學院、國防科工委、高等院校、國土資源部、石油及地震系統得到廣泛應用。

野外數據採集界面

GPS/PDA土地調查新技術示範應用

國土資源部在大興舉辦調查之星技術培訓班，學員們在現場實習

在嵌入式3S集成技術、基於GPS網路差分/高精度單點動態定位技術、矢量圖形自動分割技術、基於GPS/PDA的土地調查作業流程等方面取得了多項創新成果。形成了調查精度滿足1:10000到1:2000及1:1000、數據導入/導出符合OPENGIS通用交換標准、變更圖斑能自動分割的土地調查作業系統。

在2004年北京大興綜合示範應用的基礎上，2005～2006年國土資源部又在北京、吉林、河北、江蘇、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九省市13個區縣進行了較大范圍的示範應用，試點縣市地處東部、西部和南方、北方，地形包括平原、山區、丘陵，通過實際應用，驗證了GPS的定位精度，優化了系統的作業流程，完善了系統的軟體與硬體。在此基礎上，對系統的軟體進行了權威測試，對產品的硬體進行了工業化設計，形成了定型後的符合工業化標準的「調查之星」系列產品。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已將定型後的「調查之星」設備裝備到14個區縣。

『肆』 合作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基礎

合作機制是指科技合作系統里各參與方之間相互聯系的工作方式與運行內容，即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保證參與各方合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順利進行，從而實現資源的交換和共享。科研單位與企業的合作，是發達國家在知識的轉讓方面的重要特色，不僅將知識和新技術迅速地擴散，而且也有效地保證了對於科研的持續正向激勵。國外科研單位與企業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李征峰，熊超，2002）。

（一）科學園區模式

科學園是指在某一特定領域中，大量產業聯系密切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並形成了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作為科學、教育與工業結合的一種經濟、社會現象，科學園區發端於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斯坦福研究園和蘇聯的新西伯利亞科學城。之後，它們作為高校、科研機構發展高科技產業和科研成果轉化的集結地，依靠智力資源開發對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強烈影響，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美國成功地建立了許多科技園區，加速了美國科技成果轉化領先於世界的步伐。1951年，舉世聞名的矽谷建立，矽谷是以斯坦福大學為中心而建立起來的高技術密集區，孕育了享譽世界的現代科技文化。科技園區的創立，成為人才的孵化器，為致力於創業的有志者提供了技術、信息和資金的保障。它一方面扶持大學創辦各種高技術開發公司，加快大學科研成果向產業的轉化過程；另一方面鼓勵企業在那些有應用前景並能在較短時間內開發出高技術產品的科研項目進行研究。這種創新中心一般由NSF（國家科學基金）資助，創新中心通過多種方式扶持這些高技術公司，旨在幫助高新技術公司盡快將其科研成果產業化（鄭立文，馮英娟，2003）。

西方發達國家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道路的探索上都致力於科學園區設施的建立與各項規章制度的完善，為科技成果轉化注入催化劑。英國的科學園是根據企業規模大小、成熟度高低的順序依次進入創新園、科學園和企業園。這些企業大多依託一流大學形成一個產業群體或者簇群，集群之中的企業不是相互競爭關系，而是相互依託、互生互存、共同促進的新型企業生存方式。除斯坦福研究園、劍橋科學園等少數科學城是在綜合研究能力極強的大學基礎上建立的以外，多數科學園區都是由若干個大學和科研機構聯合組成的，通過聚集效應提高高科技開發能力，如法蘭西科學城集中了法國60%的大學和43%的科研機構，共有3萬多科研人員和8000多家高科技公司（李征峰，熊超，2002）。為了產生集群效應，日本政府出資在全國建立了築波大學科學城、關西科學城、橫濱市高新技術園地、九州七縣的高新技術園等合作研究的場地（徐鵬傑，2010）。另外，德國也非常重視利用高技術園區的建設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自1983年起，德國政府制定了新技術創業企業促進規劃，創建技、工、貿、金四位一體的高新技術科技園區80多個，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萬金榮，2006）。

科學城和高新技術園的設立，既培養和積聚了大批新的科技人才，又促進了大學教學模式的變革，而且最主要的是集約、規模、快速地促進了新技術、新產業和新產品的研發。科學園區的規劃一般由國家、地方、國家與地方聯合或者有條件的大學來承擔。科學園區建設資金的來源有各種渠道，包括政府撥款、工業界資助、民間集資、風險投資、外國投資等。許多國家在建設科學園區進程中，都十分重視通過制定專門的或相關的法律、法規，對科學園區採取各種優惠政策，如房地產租售優惠、設備折舊優惠、稅收優惠、貸款優惠、外資引進優惠等，還有的國家為投資者提供一系列的技術服務咨詢和行政幫助。

（二）科研機構自辦公司模式

科技成果與產業化還有一段距離，僅僅轉讓給企業或利用技術創辦一家新型科技企業，技術成果並不一定能得到順利轉化。為此，許多國外的科研單位，尤其是高校都自辦公司，積極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在美國，很多高校的科研人員離開學校自己建立公司，開發自己的科研成果，依賴現有公司的各種有利條件來實現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即所謂的「高校派生企業公司（Academic Spin of Firms）」。因此，美國高校的企業活動往往是個人的創業行為，校辦科技企業並不多。除此以外，美國政府對於大學的財務運作採取非常開放的態度，一些名校都擁有巨額財產和基金。哈佛大學資產年報酬率高達20%以上，其中占基金1/3的國內股的投資報酬率為38.5%；耶魯大學還成立專門商業機構促銷研究成果，僅此一項1998年獲利4000萬美元（李征峰，熊超，2002）。

在德國，大學支持和幫助師生創辦公司。柏林工業大學技術轉讓處經常舉辦培訓班，給學生傳授自己當老闆的經驗及必要的知識，了解法律程序等。大學支持願意創業的畢業生開辦自己的公司，在初創兩年內可以給學生提供用房、儀器設備等優惠條件，教授在他們的公司開業初期可以給予咨詢。巴伐利亞州促進新公司成立的法規規定，大學的師生創立新公司，可以有1/2的時間做公司的事情，工資可以由大學提供，在半年以內該公司可以免費使用大學的設備等（遲寶旭，2005）。

在澳大利亞，全國36所公立大學中已有34所高校擁有自己的公司來銷售各種研究成果或通過國內外培訓增加收入。1996年，由澳大利亞高校經營的大約50家商業性實體，其總收入超達2.8億美元，1997年的收入達到前三年總和的兩倍。

（三）中介搭橋模式

中介搭橋模式就是利用專門的中介組織，幫助科研單位科技成果向產業界轉化。英國教學公司是由英國貿工部、環境部、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等共同組建的中介機構，其目的是幫助高校與企業建立夥伴關系，目前，該機構已與近百所大學建立科研聯系。英國近一半的大學還設有多學科研究中心，專門從事促進高校與企業建立研究、開發、技術轉讓和培訓等方面協作關系的工作，如劍橋大學1973年就成立了沃夫森產業聯絡辦公室，協調幫助各院系和個人建立同產業界的合作，並衍生出許多高科技企業。美國和德國也不例外，美國多數大學建有技術轉讓機構，充當大學向產業界技術轉讓的橋梁。德國的中介服務機構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幫助各個行業的中小企業開展研發活動，促進研究成果盡快在實際中應用。日本也於1998年成立了第一家高科技孵化中心股份公司，其注冊資金1000萬日元，全部由東京大學教師出資。此外日本還在多所國立大學建立了與社會聯合、合作為業務的「研究合作處」（李征峰，熊超，2002）。

（四）研企合作模式

研企合作是科研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內在需要，也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各國在研究院與企業合作實踐上各具特色。合作的方式大體分為合作研究和委託研究兩種。英國、美國的科研單位多數是通過聯合聘請教授和科研人員、資助研究發展項目和相互提供服務等形式與企業界建立廣泛聯系。在英國，大學接受企業的資助，開發應用科研成果，促進科研成果向經濟界轉化。美國的合作研究方式大致分為4種：①單一的工業企業對大學研究計劃提供資金，工業企業則有權在大學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研製工作。②公司對大學研究計劃提供資金，聯合研製，共同取得成果。③工業-大學聯合建立實驗室，實驗室共用。④大學-工業合作研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在許多大學設立大學-工業合作研究中心，簡稱IUCRC，為了加強跨學科與高技術領域的研究與開發，80年代又在大學建立工程研究中心，簡稱ERC。這種研究中心以企業為主體，企業提出課題需求，進行行業共性技術攻關，並獲得政府研究基金的資助。如曼徹斯特大學聚合體研究中心於1980年由曼徹斯特大學和14家大企業聯合成立，這些大企業提供了該中心所需經費的50%以上。當今美國的合作研究中心已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研體制發展的決定因素，在開發「大科學」工程中起著領導作用。

在日本，合作研究被稱為共同研究制度，是大學的研究人員和民間企業的研究人員利用企業提供的經費，對共同的研究課題在對等的基礎上開展的聯合研究。如日立、日本電氣、富士通公司和東京大學合作進行集成電路和中央演算裝置的開發。接受企業的委託研究在日本被稱作委託研究制度，國立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不妨礙各自教學科研的情況下，接受民間企業委託的研究課題，利用企業提供的資金進行研究。

在德國也存在類似的合作，高等學校接受企業的科研任務，與企業進行「合同研究」，為企業的生產需要服務。如亞深高等工科學校的機床研究所，每年都能從工業部門取得科研經費的1/3。

（五）「官產研」三位一體模式

官（國家科研機構）、產（企業）、研（科研單位）三方面的科研，由於性質和任務不同，其內容和側重點也不一樣。科技力量這種分工的弊端是各自為政、互相隔絕，尤其對國家重大科研課題不利。對此，一些發達國家促成三方面的合作，以利於發揮各自優勢，組成最佳聯合攻關隊伍。如德國的弗朗霍夫協會就是在政府機構、科研組織和企業群體整合的基礎上形成的「官產學研」一體化組織。該協會的經費來源於聯邦政府、州政府和企業界，各自承擔1/3。其主要從事理論、應用及開發研究，所承擔工業研究課題的60%受中小企業委託。該協會的研究成果已經在現代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楊萍，張源，2010）。

日本的「官產研」三位一體，是以政府科研機構為主導，以企業科研力量為主體，吸收大學參加的三結合體制。日本政府鼓勵與引導產學研結合，積極採取扶持政策及鼓勵措施，為科研成果擁有者與有意進行技術開發的企業牽線搭橋。在技術專家的指導與咨詢的基礎上，廣泛收集有研發價值的科技成果，向企業推薦並協助開發。為促進科研院所與企業開展共同研究，自1987年起，日本文部省首先在國立大學設立「合作研究中心」，為產學合作提供固定的場所和必要的研究條件。可以說，日本的「官產研」三位一體，不僅促進了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縮短了科研成果到產品開發的時間，而且培養了一批新技術人才。

在美國，一些高新技術、尖端技術項目開發難度大、耗資大、風險大，不是個別企業哪怕是大公司能勝任的。受阿波羅計劃和歐洲空間計劃的影響，由美國若干大公司合資，聯合有關大學和政府研究機構組建並成立的研究開發集團應運而生，有力地促進了企業、高校、研究機構、政府及中介組織的合作。國家實驗室於1974年建立了「新技術轉移聯合體」，成員有300多個國家實驗室和幾個政府部門及部分工業企業，其主要任務是要通過信息交流，幫助工業界尋找合適的研究開發夥伴，建立示範項目，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倪力亞，1996）。

除了以上幾種合作模式外，一些國家還充分利用國外的優勢資源，開展國際科技合作，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率。美國通過政府間合作、民間科技合作、共建聯合實驗室、研發中心以及獲取來自國際基金會或非政府組織國際基金會的資助等方式，廣泛開展國際科技合作。日本也與瑞典、英國的劍橋大學、格拉斯哥大學、諾丁漢大學建立了國際交流合作關系，共同開展電子學方面的尖端科學研究。

『伍』 日本何以科技發展如此迅速~

戰後日本科技發展道路及其啟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科學技術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得到了飛速發展，在戰敗的廢墟上，從一個科技落後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本文擬從戰後日本科技發展的轉型、起步人手，分析其發展的途徑、特點和原因，總結其成功的經驗，以期為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明治維新後，日本逐步形成了天皇專制主義的國家體制和天皇制官僚軍事機構的專制政治體制，其顯著特點就是帶有濃厚的對外侵略擴張的軍事特性。日本這種近代以來形成的國家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其科學技術體制帶有明顯的殖民地性、落後性和軍事性特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為戰爭作準備的相當長時間內及戰爭期間，軍國主義思想充塞人們頭腦，一切都服從於、服務於戰爭的需要，科學技術的發展亦不例外。因此，到二次大戰結束時，日本科學技術的發展完全陷人了誤區，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科技體制的畸形性。從甲午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科技體制逐步演變成了戰時軍事科技體制，並以此來規范科學政策的研究制訂及科學技術的教育普及，其目的就是配合戰爭的需要，結果導致了科技體制的畸形發展。例如，三、四十年代日本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應用，大都服從於戰爭的需要，尤其在軍事技術方面單一畸形發展，這從陸軍兵器製造的增長中可以看出:以1931-1945年為100計算，1931年至1936年，陸軍兵器製造只佔4. 800，而1937年至1941年就劇增至39. 5%, 1942年至1945年更躍增至55. 70o。相反民用產品如纖維、紙張、食品等生產，1940年8月與前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了13. 9環，7. 2腸，39%。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的單一發展，產品趨於純軍事用品，造成了科研與應用、重工業與輕工業、工業與農業等方面關系的嚴重失調，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大降低，乃至出現倒退現象。
2.科技的極大殖民地性。日本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對外擴張的國家。為了軍事侵略擴張的需要，面對落後的科學技術，日本不是千方百計地自主研究、自主開發，而是想盡一切辦法去愉竊、抄襲、仿造西方的科學技術。例如，側距儀、透鏡質量、雙筒望遠鏡、照相機等技術都是繼承戰前軍事技術發展起來的，而這些軍事技術又是建立在完全模仿歐美先進國家的技術基礎上的。到二次大戰結束時，它自身的科技獨創性極少。日本科學史家湯淺光朝就曾直接指出:「日本近代科學史有一個必須給予特別注意的重點，這就是日本科學技術的殖民地性。吻這種殖民地性對建立獨立的科學技術體系是極大的障礙，給日本戰後科技發展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
3.科學領域內強大的官僚、學閥性。由於受天皇制國家性質的影響，日本的科學技術機構、科研人員均完全受控於封建軍事官僚、學閥、財閥手中，致使某些技術陷人了狹隘、低級甚至偽科學的地位，學術界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得不到信任和重用，科學技術、領域內彌漫著一股強大的官僚、學閥性。學術領導大權完全操縱在少數學閥手中，他們不顧科學的真理性和嚴肅性，一味投封建軍事官僚們所好，致使日本科學技術完全變成了封建軍事官僚、資本家和學閥們手中的獨占品，這給日本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極大的災難，也是促使日本戰敗的重要因素之一。1945年8月巧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此時日本的科技與政治、經濟等一樣一片蕭條。然而日本人經過痛苦的反省後，面對現實，勇敢地走出怪圈。這個「現實」首先表現為前述種種「誤區」，其次是由於戰爭對國家經濟的毀滅性打擊和破壞所導致的資金、人才、設備等等的嚴重Iff乏，最後是科技的發展要受制於來自佔領國(美國)的強大左右力，在具體發展道路上，又面臨著民族自尊的問題。面對這種現實，戰爭一結束，日本就在美國的「幫助」下，立即採取措施恢復科技的正常發展。首先，將幾乎所有重工業部門停止運轉，進行改造，廢除戰時產業統制諸法令，從而使鋼鐵、造船、汽車、人造石油等重工業部門大多數關閉或壓縮，將原屬陸、海軍部的404個軍工廠、505個重化工廠置於佔領軍監控之下，進行強制性改造。其次，將許多用於為戰爭服務的研究機構進行改組，更換其研究項目和內容。例如將原來的中央航空研究院合並到鐵道技術研究院內，東京大學的航空研究所解散，改組為自然科學研究所，等等。其三，解散有關科研領導機構，清除其間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1945年9月，佔領當局就解散了作為領導全國科技工作的中樞機構—技術院。1945年10月，對包括滕原曉平、八十秀次、松前重義等部分軍國主義分子進行了清洗。總之，在戰後初期過渡時期，由於日本人民的推動、佔領當局的強制性命令和日本政府的努力，舊的日本科技體制在組織、人事、各項法制機構等方面都徹底崩潰，新的科技體制逐步確立起來。從此，日本科學技術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日本在戰後科技發展過程中，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內外情況，採取了許多鼓勵科技發展的方法和措施，並由此表現出自身的特點。
第一，充分利用原有的「能量」。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的軍事科研和技術都擁有一定的水平。戰後通過佔領當局和日本政府的努力，使其迅速轉向，把軍事技術屯軍事設備用於民用科技事業，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成就。同時，戰爭結束以前，由矛戰爭的需要，日本政府相當重視軍事技術人才的培養和全民科技意識、技術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注意加強「青少年的技術訓練，在社會上普及科學技術的教育，使國民生活科化」。③因此，戰後日本得以充分利用原有的人才優勢、民眾堅韌不拔的傳統精神、超前的科技意識、強烈的競爭慾望和較高的文化素質，大力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
第二，建立健全的、強有力的全國性學術領導機構。戰時的軍事科技體制崩潰後，在佔領當局的倡導和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開始著手建立新型的、民主的全國性的學術領導機構。1947年1月，召開了學術研究體制發起人會議。同年8月，組成了「學術體制改革委員會」，研究討論建立全國性學術領導機構的問題。同年，美國學術代表團抵達日本，指導日本學術機構的改革。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49年1月，日本正式成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由政府領導的學術領導機構—日本學術會議，負責領導國內科研工作的開展。該組織機構十分龐大，由以會長為首的210名議員組成，下設7個部和眾多委員會。1956年6月，國家又設立「科學技術廳」，負責協助政府制訂科學研究的方針政策，配合各省、各主管部門領導全國的科學工作。1959年，政府又成立了「科學技術委員會」作為政府發展科學技術的最高領導和咨詢機關，由政府首腦直接領導，其任務是制訂國家科研總方針和長遠科研規劃目標，日常工作則由「科學技術廳」和『學術委員會」掌管。這三個強有力的學術領導機構，對戰後日本科技事業的發展，從組織、制訂目標計娜及保證順利發展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廣泛建立科研機構，網羅科技人才。戰後日本科技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研究機構種類齊全、分布廣泛、結構合理、人才密集。中央級的科研機構人員眾多，實力雄厚，在科技發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到1973年初，科學技術廳所屬的研究機構有六義個，科研人員1656人，1972-1973年度科研預算經費達890億日元。④此外，各省、各大學、各私人經營單位都建立了眾多的科研機構。例如，通產省下設工業技術院，包括十三個科研、實驗所，研究領域涉及金屬、力學、宇宙火箭、原子能量轉換、化學、自動化控制等。大藏省下設財務研究所，郵政省下設電波研究所，文部省下設統計數理研究所、勞動衛生研究所等等。大學是日本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70年代初，日本共有880多所高等學校，許多大學都設立有科學研究機構。在私人企業中，科研機構也占相當大的比例，據1972年統計，擁有10億日元資產以上的大公司75%有自己的專門研究機構，10億日元資產以下的公司44寫有自己的專門研究所(室)0 1980年的統計材料顯示，日本共有972個科學、技術研究所，其中688個是國立、縣立和特別法定的。此外，較大的公共組織和私人企業都有自己的專門研究部門，其數目無法准確統計。⑤在自然科學方面，日本每一萬人中有26名科技人員，僅次於前蘇聯(56人)和美國(28人)居第三位，高出德國((16人)和法國(13人)。
第四，為發展科學技術而大力投資。大力投資是發展科學技術的重要途徑。日本政府和人民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並且下了大力氣。從1961/1962年度到1972/1973年度國家對科學研究和技術試驗設計工作撥款總額由593億日元增加到3740億日元，增長了約六倍;政府另撥款給高等學校和國家研究機構的定貨(科研項目)補助金，也由118、億日元增加到838億日元。⑧到80年代，日本進一步提出「技術立國」的口號和政策，一官方也隨之大幅度地增加科研投資，1982年，日本用於科學研究的支出費用達F J1800億日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 20o0'D1991年度，政府批准「科學技術廳」的預算經費就高達522億日元，該項經費首次突破五千億大關。⑧以上這些尚不包括國家直接參與的大規模科研項目，如人造衛星、運載火箭、大型電子計算機等。除此之外，私營企業對科技研究的投資總額比國家還大，佔全國科研經費總額的7000。例如日立公司1984年科研經費為2100億日元，占其銷售收人的7. 30o，而最多的是化學工業凱法公司，其研究開發支出費用達到銷售收人總額14.70o0。在電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中，日本企業的研究開發支出費超過了其設備投資，並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由此不難發現，日本的科技投資至少有兩大特色:首先，一般國家的科研經費主要是由國家撥款，而日本更主要的是依靠運用國家職能調動、組織私營企業和社會各種力量籌集資金，不僅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了足夠的資金保證，而且巧妙地調動和照顧到了私營企業的積極性和利益，從而使日本科技進人了世界一流水平行列。其次，日本科研經費的絕對數字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並不算多，但它的技術水平達到了世界級，這表明了合理籌集和使用資金的重要性。
第五，積極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戰後日本科技迅速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大力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也是日本科技發展的最突出的特點。40年代，日本的技術設備水平大約落後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二十年。戰後，『當國力有所恢復後，日本政府就把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即「吸收性戰略」，作為堅定不移的國策。在具體作法上，主要是購買外國最先進的技術，特別是基礎技術的專利權。1950年一1972年共引進11786項，年平均增長率在30%以上，技術引進的支出占研究開發活動總經費的45%左右。由於積極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不但解決了日本工業現代化問題，而且縮短了日本工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年限，使日本工亞產品在短時間內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但是，引進技術的代價是沉重的。在經費上不僅要支付專利權費用，而且要花很大一筆支出購買專利資料使用權(即專利使用費)。日本是世界上購買專利經聾支出最多的國家。即使如此，日本政府和企業仍然忍受巨大的犧牲而拚命引進技術，這主要是由於戰後激烈的經濟競爭和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現實決定的。日本有遠見的政治家和企業家清醒地認識到，時間已成為擊敗競爭對手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毅然決定走引進技術的道路而寡得時間。據統計測算，日本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新產品的工藝，從開始研究到投人生產，平均需要三年時間，而利用外國工藝技術，則僅用一年半時間。日本以犧牲金錢為代價，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一躍成為了世界技術強國之一。
第六，著力於國產化。「國產化」方針是戰後日本歷屆政府非常明確並著力追求的目·標。在引進技術、設備的同時，不是盲目行事，而是注意在引進後進打價側分解，不得個別改良或綜合改革，製造出具有、日本特點的新技術和新產品。「一號機引進，二號機國產，三號機出口。」日本人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例如，為了節約能源，日本鑰鐵企業1975年前後引進了法國的握式內流方式和蘇聯的乾式軸流方式兩種不同類型的高爐頂壓發電設備。日本分析了這兩種設備的優缺點:認為法國的設備效率雖低(75%),但結構耐灰塵;蘇聯的設備效率雖高(830o),但需要預熱，渦輪常因灰塵積落而停止運轉。日本有關技術部門經過四年的研究、改革，揚長避短，製造出了日本式的「濕式軸流離護頂壓發電設備」，它不需預熱，可連續運轉半個月至二十天，利用變噴技術，使高爐開工率的高低可以調整。這一改進設備很快成為國際市場的搶手貨。可見，日本科技由完全移植、模仿到個別改良、綜合改革，直到技術產品國產化，，是日本技術發展的一大特色，它使日本的科技水平始終保持較高水平. 除上述科技發展途徑外，日本科技發展有特色的傲法還較多，比如充分利用「科技超前意識」，做到應用一代，籌備一代，研究一代;在各個時期注重利用「拳頭」科研成果帶動幾個行業高速發展，一推動各個領域科技進步等。第二次世界大戰質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日本從一個科技落後的國家重新崛起，，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之一，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首先，戰後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推動，佔領國(美國)的支援幫助，軍事科技經費支出少，自然資舔塊乏等客觀因素在日本科技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大.戰，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戰爭本身，給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通過這場戰爭，許多國家都認識到經濟實力對一個國家的政治實力乃至綜合國力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戰爭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浩劫也給各國提出了空前尖銳的問題，即大力發展經濟，恢復國力。而要發展經濟就必須大力提高科技水平。「技術立國」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共識。因此，戰後整個世界范圍內掀起了新技術革命的高潮。日本科技正是在這種政治、經濟形勢的推動下不斷向前發展的。二、二次大戰後，美屬為了自身的政洽經濟目的，以同盟國身分，對日本實行了單獨佔領，開始對日本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和幫助，其中亦包括科學技術在內。早在1947年8月，美國就派出一個科學情報調查團到日本，對日本科技狀況進行全面調查，幫助其制訂發展計劃和措施。爾後，在科技經費、技術人才等方面給以大規模援助，在「佔領區救濟基金」和「佔領地區復興基金」的名義下，給了日本23億美元的援助和貸款。在「美援」的刺激下，日本經濟的復甦帶動了科技的發展。在以後日本的科技引進和科技市場的開拓等工作中，美國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合作夥伴。 戰後日本與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使用科研開發經費方面相比，有自己凸顯的特點，那就是用於軍事的科研經費開支最少。戰後日本通過的新憲法明確規定:不以行使武力作為推行國家政策的工具，永遠放棄戰爭權，不以戰爭為國策。這對於日本經濟和科技的非軍事化發展有著特殊的意義。在科研開發經費的使用上，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西德)都把相當一部分用於軍事科學的研究，而日本這方面的費用只佔其總科研經費的2. 4%。這就使日本有更多的資金、人力、財力從事民用科技的發展。
日本是一個地狹人稠、資源缺乏的島國，其自身的條件有著嚴重的缺陷，石油、鐵礦石、原煤、天燃氣、木材等資源有50-100%依賴進口。70年代初，日本的資源進口佔世界資源貿易的12 0o。歷史上日本多次對外侵略擴張，其目的之一，也正是為掠奪海外資源產地。二次大戰的結束，宣告這條道路再也無法通行。因此，資源貧乏的「致命缺陷」從筍觀上迫使日本走發展科技的道路。可以說，科技強國是日本別無選擇的路。
其次，從根本上講，日本科技的發展，是由於日本政府和企業界人士所具有的廣闊胸襟和堅韌不拔精神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科技意識和大膽而可行的政策措施所促成的。這里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把整個國家經濟置於世界的驚濤駭浪之中，駛向世界強大的競爭市場的海洋，並在國內逐步改革體制。國家鼓勵企業向世界市場進軍。經濟的騰飛有賴於技術的進步，技術革新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因此當日本政府為發展科技而採取大力投資、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廣泛建立科研機構等重大措施時，能夠在國民尤其是企業中得到積極支持，使各項措施能夠順利實施。從日本出口貿易增長中可以窺視其科技發展狀況。60-70年代，出口貿易碩年均增長16. 9%,其中科技含量較高的工業品出口佔有很大比重，1970年達到94. 8000
第二，注重加強國民教育工作。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大批高質量的科技人才，他們是產生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論和新發現的源泉。培養和造就科技人才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關鍵，教育則是培養人才的重要途徑。正因為戰後歷屆日本政府意識到發展教育與科技騰飛的關系，因此戰爭剛剛結束，日本就著手進行教育改革。廢除軍國主義教育，鼎新教育體制，實行學校教育自由主義化、教育行政民主化等措施，不斷擴大教育投人。日本教育經費從1950年的15988億日元，增加到1972年的722439億日元，增長了近50倍。在政府行政費用中，教育經費長期保持在20%左右，高出美國((15 Yo)、前蘇聯((160o);英國(1300)、前西德((1200)。由於高度重視教育，日本培養了大批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的熟練工人和技術人員。60年代，大約近800萬畢業於初、高中的初級技術人員、管理人員服務於各個部門，主要是工業部門。高等院校更是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中高級科技、管理人才。從1951-1973年，各類短期大學畢業生增加了近150倍，正式大學畢業生增加了15倍，碩士學位研究生從3000人增加到12000人，每1000。人中有26人從事各種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高度重視教育的結果，使日本國民的文化素質和科學意識得到極大提高。所有這些，都為日本科技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從發展科技的角度看，日本的教育至少有這樣兩個特點:其一，重視學校教育和技術教育。表現在重視教育普及率，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形成了由低到高完整的學校教育結構和體制，從而促進了全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其二，注重在全民中進行科技意識教育，不斷健全「技術突破型人才」的教育、培養體制，通過學校、企業、社會等各方面共同培養各行業所需要的專門人才。
第三，科技與生產緊密結合。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日本企業界和社會中得到廣泛認同的思想。「企業的生存依靠科技進步」早已成為企業界的共識。因此日本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科學技術與生產的緊密結合，讓科學技術及時轉化為生產力為經濟建設服務。各工業企業廣泛設立科研機構，拿出巨資投人到科學研究中，為企業發展獲得了必不可「少的科學技術。科研機構是企業新技術新產品的源泉，企業是科學成就的試驗場，只要有前途的科技成果一問世，便可迅速轉化為強大的物質生產力，應用一代，籌備一代，研究一代，正是日本走科技與生產相結合，科技良性發展的一條成功之路。它既保證了科學技術的正確發展方向，也促進了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迅速轉化。
以上通過對戰後日本科技發展的轉型和起步、途徑、原因的分析，不難看出:戰後 日本科技的發展走過了一條艱辛曲折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充滿了日本人高睹遠矚的膽魄，扎實而細致、一步一個腳印的工作態度和求實精神。 同時，戰後日本科技發展的歷程，也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啟示和借鑒。其一，讓本國科技在世界科技大潮中去搏擊、成長，發展科技的目標始終盯住世界最前方，才易於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其二，高度重視發展教育，著力培養各類科技人才，提高全民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增強國民的科技意識；其三，在科技落後的情況下，要敢於犧牲眼前局部利益，大力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同時注意「國產化」，樹立強烈的「輸入是為了輸出」的科技競爭戰略意識；其四，把科學技術與生產緊密結合，使之及時轉化為生產力；其五，根據本國國情，走適合具有本國特色的科技發展道路。以上幾點，對於我們加快改革步伐，實施「科技富國」、「科技強國」，以及進一步深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念，都是值得借鑒的。

『陸』 科技成果轉化模式

縱觀發達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各國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選擇了不同的模式。美國主要通過管理創新和建立風險投資機制的途徑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風險投資強調的是整體投資回報率，藉助於風險投資方高水平的專家，能夠較為准確地判斷實驗室項目的未來前景。因此，建立風險投資機制是美國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德國通過建立「科研創新體系」來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科研創新體系」很好地實現了政府、企業和科研人員的統一。科研人員出成果，企業出資本，國家出政策，並且負責在企業界和科技界之間進行溝通。它不僅包括科研開發工作，而且包括科研成果轉化為市場產品的增值過程、科技成果及科技知識的傳播和人才資源的培育培訓。英國模式與德國模式有些類似，主要是通過加強高校與企業界的合作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日本通過改革研究開發體制及研究開發戰略來實現科技成果轉化。法國通過改革法律、機制、稅收來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唐宏力等，2003）。無論採取何種模式，國外的科技成果轉化大多以企業作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載體，通過信息平台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依託「官產學研」聯合形成科技成果轉化的產業鏈條。

我國由於國情因素，科技成果轉化起步晚，起點低。但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方面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制定了一系列發展計劃，如：星火計劃、火炬計劃、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等，建立服務功能社會化和網路化的技術創新服務中心和生產力促進中心，許多高校和企業也已經意識到科技成果的潛在市場價值，開始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聯動合作，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模式。可以說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發展態勢。

『柒』 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的原因是什麼

一、對高校和教師科研能力的評判體系存在問題
眾所周知，課題、論文、獎項、影響因子等多種因素在教師評級和薪資待遇上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大部分高校做科研項目只是基於學術研究，忽略了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的現象比較普遍。
二、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本身具有復雜性
眾所周知，要想將前沿科技成果應用到實際的生產生活中，一般需要經歷三個環節，先是理論和實驗室研究、在到中試最後是產業化運行。中試階段是最為復雜的一個階段，所需要投入的精力和資本遠遠大於科研階段，並且存在一定的風險，科研機構資金不足，企業擔憂風險，投入意願也明顯不足。
三、缺乏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中間機構
企業和各類科研機構信息不對稱，無法充分了解彼此訴求，進而影響了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效率，這個時候就需要專業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中間機構發揮作用，為企業和科研機構搭建一個溝通的橋梁。

『捌』 適應市場需求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基礎

一個高技術能否實現轉化，首先要看社會對這種技術的需求，任何一項高技術在進行成果轉化時都必須根據市場需求來決定產業化的方向、時機、進度與規模。美國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國家，在美國科技成果轉化主要靠市場機制，大學、政府研究機構等的管理人員、科技人員、政府官員大都具有很強的市場意識。市場需求同樣也是日本高技術成果轉化的基本驅動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崛起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強國之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根據國家發展戰略需要、地區經濟發展需要遴選出有應用開發價值的科技成果由機構出資委託民間企業開發（銀純泉，2003）。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成果轉化更多的是依賴於政府行為，轉化工作沒有與市場需求有效地結合起來，導致了「成果賦閑」和「項目飢荒」的現象。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充分注重市場需求，根據市場來確定應用研究的重點和方向。

『玖』 產學研合作是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形式

大學、科研機構擁有科技開發人才、實驗設備、儀器等優勢，科技成果轉化經驗版卻不足；企業技術開權發能力相對薄弱，但資金優勢明顯。因此，企業依託大學可以實現優勢互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有產學研合作傳統的日本十分重視加強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的合作，合作形式多種多樣：聯合研究；大學接受企業委託進行研究；高校教師到企業進行技術指導；高校接納企業研究人員在學校里進行項目研究；高校接受企業的捐贈等。英國的科技創新主要由大學來推動，一批相似、互補為特徵的中小高科技企業圍繞大學校園建成，使高科技企業蓬勃發展。可以說，產學研相結合是各個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形式。可是，我國的科研單位和企業往往自成體系，缺乏緊密聯系，使許多處於國際前沿的科技成果束之高閣，形成科研成果的極大浪費。為改變這一現狀，政府應該強化宏觀調控手段，制訂相關政策促進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的步伐。

『拾』 一個日語問題 「在日本客戶向我公司的技術轉讓中，作為中方的技術代表 ，協助日方完成技術轉移。」以上

翻譯如下：

日本客先より弊社へ技術譲渡に當たっては、中國側の技術代表として協力し合い、本プロジェックトを成し遂げること。

★以上、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