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學成果

A. 律學的研究意義

律學對於當前的音樂實踐與音樂學研究仍在發揮作用。民族音樂研究中，在測音分析的基礎上，對某些地區、民族的音樂中存在的特殊音程給予律制的解釋，找出數理的依據，從而指導民族多聲音樂體制的建立與發展，探索既便於定音樂器演奏又體現民族民間音樂特有風格的新律制。在各民族音樂文化充分交流相互吸收的過程中，突破傳統和聲學在調式音律方面的局限性，建立能夠容納不同樂系的音階、音程、音律、調域、調式的綜合體系。在合唱合奏中，協調多種律制之間的關系，使音樂織體層次分明，音響豐滿和諧，音調富於性格，調域變化靈活。

B. 三國樂律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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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

盡管律學於秦漢時期誕生，但對律學研究予以明確記述並使用「律學」來指稱法律注釋及其相關的理論研究，卻是魏晉以後的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法制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性演變時期，秦漢早期的封建法制經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備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轉變。在長達近四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由於封建集權統治的相對削弱及周邊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內遷，整個社會的結構(包括文化結構)在劇烈的變動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應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律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獨立性明顯增強並呈現較前代更為昌盛與活躍的形態。主要表現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學研究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律學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說，律學的誕生過程，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封建正統法學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也是律學研究儒家化趨勢日益發展的過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在國家立法、司法活動中，在社會的律學研究中的影響，不僅較秦漢更加廣泛、深入，而且出現了系統化、制度化的傾向，為隋唐及後世律典的「一準乎禮」奠定了基礎。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這一時期「十惡」、「八議」等的出現以及圍繞「十惡」、「八議」的入律，律學家們從經義學理的角度對其進行的深入研究和闡述。

〈2〉律博士的設置和獨立的法律教育機構的形成。
公元227年，衛覬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魏明帝採納了衛覬的建言，於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頒布《新律》的同時，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負責對地方行政官吏和獄吏教授國家的法律、法令。此後西晉及南北朝時期的政權也大都設有律博士或類似職位。魏晉南北朝的律（學）博士，是在司法機構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屬官。這樣，法學教育附屬於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們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參與立法與執法活動。又據史書載，後秦姚興當政時期（394-416）於長安設立律學，「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 這是中國歷史上官方設立的第一個獨立的法律教育機構。律博士和獨立專門的法律教育機構的設置，使律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偶然自發的狀態和單純的學者熱情而具有了相應的制度保障，對促進這一時期律學的發展與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輩出與律學地位的提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名家層出不窮，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職業階層。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曹魏時期的劉劭、衛覬，西晉時期的杜預、劉頌、張斐，南北朝時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學家們或直接參與當朝立法，或對成文法典的條文做出權威性的註解——這些註疏經由官方認可甚至可以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從而使律學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學研究在國家法制建構中的作用也日益彰顯。例如律學家杜預曾直接參與《晉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學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齊律》則取得了這一時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據《晉書-刑法志》載，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詔要求各級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但用鄭氏[註：指鄭玄]章句[以經釋律著作]，不得雜用余家」，這一規定使私人對法律的注釋在歷史上首次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當然，這一時期最為著名的律疏注釋成果當屬張斐、杜預兩位律學家對《晉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們的晉律注經晉武帝詔頒天下，具有了與法典律文條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後世徑稱《晉律》為「張、杜律」。

〈4〉方法論的進步和律學研究的深入與繁榮
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晉代以後，由於玄學宇宙觀和「辨名析理」方法論的影響，律學研究在方法論上有了進步。律學家們一般不再單純使用儒家經義來解釋法律條文和法律名詞，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邏輯思維及歸納、演繹的推理方法，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趨勢愈加明顯。
在方法論進步、法制發展、文化昌明的基礎上，這一時期的律學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榮，其成果集中表現於兩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立法改革與創新之中。其一是魏晉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於世的並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條文的結構體系提供了直接歷史淵源的《北齊律》的制定。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的獨立與勃興，除了上述四點表徵，還表現為刑法原則的確立與完善、法律解釋的精確與明晰等等，筆者限於篇幅，此不贅言。雖然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有著濃厚的承啟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個律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關鍵的，而其在基礎理論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獨特的開創性的貢獻在中國古代律學史、法制史中無疑將永放光芒。

D. 學術成果 是什麼意思

學術成果是指系統的專門的或者在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專就和成績屬。
學術成果：
指是或在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成績。
發表於學術期刊上的論文，參與結題的科研項目均屬於學術成果范疇。

E. 魏晉北朝律學發展的主要成就

南北朝是中國古代律學的重要發展階段，其中南朝律學在魏晉律學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不僅指導了司法實踐，促進法制的創新，還對後世律學和法制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學界對南朝律學的研究極為薄弱，對其評價亦偏低。鑒於此，本文擬對南朝律學的成果進行梳理，對其特點進行歸納，並通過與魏晉及北朝律學的比較對之進行評價。
一、南朝律學的發展
南朝律學在魏晉律學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在律條註解、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法典體例和重要制度原則創新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果，現將其主要內容敘述如下：
（一）修訂《晉律》律注
南朝律學沒有對律典條文進行全面註解的新作，但在律條註解上卻有相當的研究，表現在對《晉律》律注進行修訂，解決了其所存在的問題。
西晉初年，《晉律》製成後，晉武帝命張斐、杜預為之作注，合稱「張杜律」。從張斐《注律表》的內容看，張、杜對律文的註解准確、詳盡，概括性強，其水平已達到相當的高度。但《晉律》律注有著嚴重的問題，即張、杜對《晉律》分別作注，內容不一致，而且輕重懸殊，存在「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的弊端。張、杜律注的不統一，不僅使司法審判無所適從，而且同罪異罰也對犯罪者造成嚴重不公，同時還為奸吏舞文弄法大開方便之門。兩晉一百餘年，對張、杜律注「惟斟酌參用」，未加改變。
南齊武帝時，統治集團意識到律注不統一所帶來的問題，遂決意加以解決。先由尚書刪定郎王植、廷尉監宋躬等人「取張注七百四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後由「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修訂以後的律注與律文合稱為《永明律》，廷尉卿孔稚珪奏請公布實施，但不知何故，「竟不施行。」{1}(P.835-836)《永明律》雖未公布實施，但在其制定過程中，南齊君臣對張、杜律注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永明律》這一律學研究的成果為《梁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梁武帝登基後，即下令修訂律令，尚書刪定郎蔡法度等人在南齊《永明律》的基礎上制定了《梁律》20篇,2529條，武帝下詔公布實施{2}(P.700)。《梁律》之篇目絕大多數與《晉律》相同，但內容有大量增加。《晉律》律文620條，《梁律》2529條，增加了1909條，當是將張斐、杜預的律注統一後編入律條。《梁律》的制定，解決了張、杜「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的問題，厥功甚偉。統一張、杜律注，並將律注變成律條，《梁律》的制定者對張、杜之律注做選擇和改編時，對其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乃毋庸置疑。
（二）對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進行探討
由於對張、杜律注的沿用，南朝在律文不變的情況下，除解決兩注不一致的問題外，無須再對律文作新的全面註解。但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法律適用中必然出現新的疑難，南朝律學家對此多有研究，在對一些疑難案件法律適用的探討中，對律文作出新的闡釋，形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釋，限於文章篇幅，擇其要者敘述如下：
1．東冶士朱道民立功案。宋武帝初年，東冶士朱道民擒獲三名逃犯，屬重大立功。主管部門尚書金部提出，朱道民按規定應當免刑釋放。對尚書金部的提議，黃門侍郎王韶之堅決反對，指出：
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
意即詐稱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該兩項後世歸於不孝罪）、破義、反逆屬重大犯罪，即使重大立功亦不得免刑釋放。王韶之的意見，得到侍中褚淡之的支持，最後被武帝採納{3}(P.1625-1626)。此案的討論形成「詐稱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等重大犯罪，立功不得免刑」的新解釋。
2．熊氏自質其身為子償債案。宋武帝時，尹嘉因欠債無力償還，母親熊氏以自身出質之錢為其償債，司法機關認為尹嘉的行為構成不孝罪，當處死刑。時任南蠻長史的何承天認為：尹嘉之母熊氏自求質錢，為子還債，目的是為了救兒子，而非殺兒子。尹嘉雖對其母敬恭有虧，熊氏並未請官府殺其子。官府認定尹嘉構成不孝罪、熊氏構成和賣罪，適用法律錯誤。建議免尹嘉死罪，赦熊氏之過錯。此事尚未判決，時值大赦，尹嘉母子被赦免{3}(P.1072-1073)。但此案的討論，形成「母自質其身為子償債，不構成不孝罪，不應處死」的新解釋。
3．薄道舉搶劫案。宋文帝時，吳興餘杭縣人薄道舉犯搶劫罪。法律規定：「（為劫者之）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薄道舉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等都是大功親，不在補兵范圍內，但薄代公的母親為薄道舉之期親，依法則應補兵，其子宜隨母補兵。尚書右丞何承天認為：「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若薄道舉之叔活著，叔乃期親，依「既嫁從夫」之義，則其叔母也屬期親，依法皆應補兵；現道舉之叔已死，依「夫死從子」之義，應依叔母之子確定叔母之親等，而叔母之子乃大功親，依法不應補兵{3}(P. 1074)。此案的討論形成「搶劫罪犯之同籍期親補兵，若叔死則不及叔母、堂弟」的新解釋。
4．張江陵夫婦罵母案。宋孝武帝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子吳氏共同罵母親黃氏叫她去死，黃氏憤而上吊自殺，案發後，遇國家大赦。法律規定：「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冶」。但江陵夫婦罵母親致其自殺，較傷害及毆打情節為重，若按故意殺死父母科刑，則偏重；若按傷害及毆打父母科刑則偏輕。司法機關難以處斷。尚書比部郎孔淵之指出：「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人。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吳（氏）原死補治，有允正法。」意即一個地方的地名惡心，仁者不入該地。對地名尚且如此，何況人的行為。所以對父母毆傷及詛咒，依法不得減罪；罵詈父母致其自殺，依理亦不得免罪。張江陵即使遇大赦，仍應依法梟首，吳氏若免死服勞役，與法意不合。孝武帝「詔如淵之議，吳可棄市。」{3}(P.1534)對張江陵夫婦未予原宥，仍依律懲治處。此案的討論，形成「罵詈父母情重者，遇赦不原」的新解釋。
（三）對律令體例及法律制度進行研究
1．對律典體例的研究。南朝後期的梁、陳均制定了新的律令法典，其篇目雖較多地沿襲晉律令，但仍有一些改作和創新。《梁律》最主要的創新是增設「倉庫」一篇，梁以前諸律均無此篇，梁以後的隋唐直至明清的律典都以「倉庫」為篇目之一，《梁律》對此有開創之功。其他改作還有刪去《晉律》中「諸侯」一篇；將「盜」篇改為「盜劫」，「賊」篇改為「賊叛」，「捕」篇改為「討捕」，擴大了各該篇目的內容和覆蓋面；改「請賕」為「受賕」，強調對官員受贓枉法犯罪的懲處{4}(P.227,309)。
《梁令》篇目結構和內容大量承襲《晉令》，但也有改作和創新，其中最主要的創新是刪去《晉令》中的「軍法」6篇，「雜法」兩篇，「軍水戰」、「軍戰」、「俸廩」、「贖」各一篇，共12篇，增設「劫賊水火」、「軍賞」兩篇，總篇目從40篇減為30篇，篇目較《晉令》簡約，並開後世令典30篇（卷）體例之先河。其他改作還有：將《晉令》中的「佃」改為「公田公用儀迎」，新設「劫賊水火」篇{4}(P.271,321)。
梁朝對律令法典體例進行改作時有過怎樣的討論，史書無載，但梁律令篇目的改作有律學依據則是必然的。由此可見，梁朝律學對律令法典體例有相當的研究。
2．對法律制度的研究。南朝律學還對魏晉以來的一些制度進行了探討，政府按相關律學觀點對這些制度的不合理之處進行了改革。這些制度主要有：
「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制度。晉朝有令子孫證父祖之罪的規定，東晉大理卿衛展在有關奏章中就曾提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4}(P.262)，這嚴重違反儒家「父子相隱」主張。劉宋初年對此制度進行討論，侍中蔡廓指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經皇帝批准，廢除鞫獄「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制度{3}(P.1570)，確立鞫獄「不須責家人下辭』，之制，即子孫不作證原則。
民殺長吏之科。宋孝武帝時曾改定律令，有人提出：民殺長官「值赦宜加徙送」，即仍應遠徙。尚書右僕射劉秀之認為：「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意即律文對民殺長官規定的處罰過輕，建議民殺長官罪的處罰為：本人終身服役，家人充軍。皇帝同意劉秀之的意見，並按此意見對民殺長官遇赦條進行改革{3}(P.2078)。
測立制度。梁朝創立了訊囚的「測囚之法」，陳朝沿用。但陳朝范泉刪定律令時認為，梁朝測囚的時間自晡鼓（下午三點）起至二更（晚上九點）結束，測立過久，非人所堪，遂於律令中規定分其刻數再上。廷尉卿認為范泉所定新制過輕，請召集八座丞郎並祭酒孔奐、行事沈洙及舍人會同尚書省詳加討論。眾議以為宜依范泉前制。行事沈洙提出：
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愚意願去夜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舍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日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是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
左丞宗元饒也贊同沈洙之議，指出：「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並「牒請寫還刪定曹詳議改前制」。當時擔任錄尚書事並主持討論的陳頊（即後來的陳宣帝）認為：「沈長史議得中」，並根據沈洙的意見對「測立之制」進行改革，完善了該制度{4}(P.325)。
宋文帝時，八座丞郎等還就「同伍犯法，士人是否同科」問題及「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是否「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的立法建議進行了討論。參與討論者有尚書左丞江奧、尚書右丞孔默之、尚書王淮之、殿中郎謝元、尚書郎何尚之及衛將軍王弘。議者都提出不同的觀點，或進行了不同的論證，爭論異常激烈。王弘主張維持舊制，並對各方意見進行了駁論，言之甚詳。宋文帝贊同王弘之議，未作改革{3}(P.1312-1321)。因討論的內容較多，限於篇幅，本文於此對原文不作引述。
受律學影響，南朝還創立了常赦所不免原則、緣坐婦女免死制度、測囚制度、官當制度、死刑行刑制度、會審制度、公罪輕罰原則，完善了贖刑制度、直訴制度。此外，梁朝律學家蔡法度編纂了《晉宋齊梁律》20卷{2}(P.972)，由於史料所限，後人對此書的性質及內容無從得知。清末律學家沈家本認為：「《隋志》別有《梁律》20卷，此四代之律為20卷，疑係比較之書。」{5}(P.900)
二、南朝律學的特點
與秦漢及魏晉律學相比，南朝律學具有以下特點：
（一）研究領域更為寬泛
南朝律學繼承秦漢及魏晉律學的內容和研究方法，又有重要發展，其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大。
中國古代律學產生於秦，其標志是官方編制的法律解釋和律學著作《法律答問》的問世。《法律答問》通過「問」和「答」的形式，對秦律中的一些條文、術語、罪名及對具體行為如何定罪量刑進行解釋，並在解釋中對法律條文加以補充。比如對「不直」和「縱囚」這兩個罪名，《法律答問》解釋曰：「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當論而端不論，及偒其獄，端令不致，論出之，是謂『縱囚」,{6}(P.191)。意即司法官在審理刑事案件時故意罰不當罪，如罪重故意輕判或罪輕故意重判，均為「不直」；應當對行為人論罪而故意不論罪，使其逃脫法律的制裁，則構成「縱囚」。又如，《法律答問》曰：「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闌亡，相夫妻，甲弗告請（情），居二歲，生子，乃告請（情），乙即弗棄，而得，論可（何）也？當黥城旦春」。這是對一女子「去夫亡」並與他人「相夫妻」行為如何處罰的解釋，即：女子甲私自逃離丈夫，與一亦是逃亡的男子乙結為夫妻，當時甲未告知實情，兩人共同生活兩年並生下兒子後，甲才告知乙實情，乙亦未拋棄甲，後甲被抓獲，對甲該如何論罪？《法律答問》解釋為：當處黥為城旦春之刑。《法律答問》中解釋法律概念有70餘個，解釋法律條文187條，目的是指導司法實踐，使法律得以正確適用。由此可見，秦律學是以法律正確適用為目的的應用律學。
漢朝因文化環境寬松，加之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律學有長足的發展。按研究內容的不同，漢代律學可分為兩支：一支是以律令的正確適用為主旨的應用律學，一支以經注律文、闡明律意為要務的理論律學。應用律學是對秦律學的繼承。自武帝時起，漢朝出現了聚徒授律的傳律世家，如南陽杜氏、穎川郭氏、沛國陳氏等。史載：杜周任廷尉，撰《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亦任廷尉，撰《小杜律》；郭弘習《小杜律》，其子郭躬「少傳父業」，造詣極深，曾聚徒講律，徒眾常數百人，朝廷有法律疑難問題，亦常召郭躬應對。《後漢書·郭躬傳》載：東漢永平年間，有兄弟兩人共同殺人，明帝認為兄不訓弟，故應處兄死刑。中常侍孫章誤傳詔書，說兄弟均處死刑。尚書認為孫章犯了「矯詔殺人」罪，主張處以腰斬刑。章帝召郭躬問之，郭躬認為，孫章應處以罰金，理由是「法令有故誤之分，孫章傳命之謬，於是為誤，誤者，其事則輕。」明帝採納了郭躬的意見。郭躬以後，其「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鎮亦「少修家業」，鎮次子禎「以能法律至廷尉」。「郭氏自弘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甚眾」。另外，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生在司法中「引經折獄」，以儒家經典對法律進行解釋，也是應用律學的一部分。
理論律學興起於東漢，儒學大師叔孫通、郭令卿、馬融、鄭玄等人，以訓詁等經學研究方法，對儒家經典及史籍中的法律概念進行解釋。如鄭玄對《周禮》的「過失」這一概念有過三次解釋：「過，無本意也。」{7}(P.1024)「過失，若舉刀欲斫伐，而軼中人。」{7}(P.2084)「過失，亦由邪惡酗（酒）、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而麗於罪者。」{7}(P.1021）文穎對《漢書·文帝紀》所載「聯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中的「酺」字解釋曰：酺，「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應劭對《漢書·惠帝紀》所載「（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中的「挾」字解釋曰：「挾，藏也」。從上述內容看，他們對法律概念、術語的解釋基本上是准確的，但理論律學只對法律概念等進行解釋，不涉及刑罰，是典型的注釋律學。理論律學是漢代律學的主流。
魏晉律學繼承秦漢律學的內容，繼續對律條進行註解外，其研究領域又有重大擴張，增加了對法典編纂體例、律令等法律形式的區分、重要法律原則和制度進行研究的內容。魏晉時期律令法典的編纂有長足的進步，法律制度多有創新，便是在其時律學的指導下取得的，如《晉律》20篇始於「刑名」而終於「諸侯」的順序安排及「刑名」篇的性質、作用，其律學依據為：
律始於『刑名』，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系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也{8}(P.928)。
對於法律的適用，律學家劉頌則提出「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8}(P. 928)的罪刑法定原則。律學家杜預則對律、令作了區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9}(P.2859)。故而，魏晉時期的律學已超出兩漢注釋律學的范圍，不僅研究律文的含義，而且注重研究各種形式的法律，內容涉及律令法典編纂體例、各種法律形式的區別及其相互關系、法律的原則和制度設計等

F.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的法律學院-成果

學院教學工作成績斐然。學院是上海市普通高校唯一的法學教育高地，擁有上海市僅有的二門國家級精品課程——《外國法制史》、《中國法制史》， 六門上海市精品課程——《外國法制史》、《刑法學》、《中國法制史》、《法理學》、《刑事訴訟法學》、《民法學》，另有上海市教委重點建設課程十一門、上海市教委創新思維與技能建設課程一門。近5年，學院獲得省部級以上教材和教學成果獎七項，其中，《外國法制史》課程建設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學院三種教材入選「 十一五 」國家級規劃教材 —— 《外國法制史》、《法律文書學教程》、《西方法律思想史》；八種教材榮獲省部級以上優秀教材獎。
學院擁有一支戰鬥力很強的學生工作隊伍。學生工作系統獲2006年上海市申銀萬國獎教金， 孫帥梅 老師被評為上海市「十佳」輔導員， 湯君老師為上海市新長征突擊手。近6年來，學院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學生，其中，0308班獲全國優秀班集體稱號，有一位同學被評為全國優秀學生幹部， 三位同學獲國家獎學金； 0508班被評為上海市先進班集體標兵；法律學院分團委2次榮膺上海市五四紅旗團組織； 0408班、 0501班團支部先後被評為上海市「 五四特色團組織 」；有四位同學獲得上海市獎學金， 二位同學先後榮獲上海市高等學校優秀學生（索尼）獎學金， 三位同學先後榮獲美邁斯法學獎學金； 一位同學以其感人事跡獲得2006年度上海學子「感動校園 人物提名獎。學院與眾多公、檢、法、司、律師事務所和政府機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每個假期大部分學生在實踐部門進行法律實務的見習或實習。學院社會實踐活動成效顯著，近年來共有四支社會實踐隊被評為上海市優秀項目。

G. 朱載在樂律學方面有哪些突出成就

明代音律學方面的大師是朱載(1530～1610)。他因發明著名的十二平均律而聞名後世。朱載是明仁宗(永樂皇帝之子)庶子鄭靖王的後代，是王族中有繼承王爵地位權利的一個王子，但他對這一特權地位毫不留戀，卻迷上了樂律學的研究。為此萬曆皇帝給他贈了寫有「讓國高風」的匾。古代的「三分損益法」，西漢人京房、隋代人劉焯的工作，尤其是南朝人何承天的工作等，是朱載工作的基礎。何承天曾企圖完善地解決這個問題，他把三分損益法計算後出現的差數平均地加到了12個律管上，給朱載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礎。朱載在長期的鑽研、實驗和計算後終於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找到了一個公比為122的等比級數，按照這個公比給出的級數使弦或律管上相鄰兩律的頻比完全相等，並且使比基音高八度的音頻正好比基音高出一倍，從而成功地發現了聲音振動和弦的長度變化之間的一條規律。這是音樂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的成就反映在他寫的《樂律全書》中，這套全書包括13部著作，內容涉及樂律、算學和歷法。

H. 西晉律學家（）在樂律上的成就是發現了笛律中的「管口校正數」

荀勖曾經掌管宮廷樂事，曾研製笛律12支，以校正音律。泰始十年（274年）領秘書監後，與中書令張華等依照劉向的《別錄》（見《別錄》、《七略》）整理宮內藏書。荀勖的管口校正數是早期聲學的重大成就之一，《晉書》和《宋書》的《律歷志》中都有較多的記載。

I. 房紹坤的學術成果

教學研究論文
1．《法學教育對法律職業道德意義的探討》，載《中國大學教學》2004年10期
2．《如何順利地通過律師自學考試》，載《中國當代教育》2003年第7期
3．《當代法律家培養的困境及出路》，載《煙台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4．《WTO與中國法學教育的現代化》，載《山東省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2期
5．《21世紀法學專業的教育方法及其改革》，載《煙台大學學報》2002年高教研究專輯
6．《21世紀法學專業教學改革的宏觀思路》，載《煙台大學學報》2004年高教專輯
7．《構建富有特色的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確保教學水平穩步提高》，載《傳承歷史呼喚未來》，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教學表彰/獎勵
1．全國首屆高等學校「國家級教學名師獎」，2003年（證書）
2．《民法》（教材），第二屆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一等獎（第二位），2006年（證書）
3．《法學專業教學改革思路、特色與成效》，山東省省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首位），2005年
4．《法學院課程體系和教學計劃的構想》，山東省省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首位），2002年
5．山東省優秀研究生指導教師，2006年
6.獲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2012年
學術研究課題
1．《用益物權基本問題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03—2005年，負責人
2．《中國未來民法典·繼承權制度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01—2003年，第二位
3．《特許物權研究》，司法部科研課題，2003—2005年，負責人
4．《礦業權法律制度研究》，山東省社科基金項目，2006—2009年，負責人
5．《山東省水權及其市場化理論研究》，山東省軟科學項目，2006—2009年，負責人
學術論文
1．《公司IT化的若干法律問題》（首位），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2期
2．《公司瑕疵設立的法人格規制》（首位），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2期
3．《用益物權的法律屬性》（獨立），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6期
4．《構建預告登記制度的幾個問題》（首位），載《法學家》2003年第4期
5．《民事習慣的動態法典化》（首位），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