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1952年土改時頒發的土地證明是否還有法律效力有何依據
可以作為土地登記時的參考依據，但不能作為土地權屬的法律證明文件。
土改後經歷了農村合作社的集體化和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最終的土地權屬應根據現實情況和承包合同確定。
㈡ 土改的目的、法律依據、地域、結束的時間土改前後土地所有制的變化
土改的目的：徹底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大綱》
地域：新解放區
結束時間：1952年
變化：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變為農民土地所有制。
㈢ 新中國成立之後實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因為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民佔了當時人口的絕大多數，而只有進行了土地改革才能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最終獲得革命勝利。依據憲法明確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這就形成了舊的國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徵：一是土地無償使用，二是無限期使用，三是不準轉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㈣ 土改時土地證能作為法律依據嗎
早已經失效了，沒有法律效應了。
注意：
對土地改革中分到的宅基地以及地上的房屋，都由人民政府頒發土地所有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村逐步走向合作化的道路，通過興辦合作社的形式，農民私有的土地轉為了合作社集體所有，逐漸形成了現在的農民集體土地所有制，並在法律上得到了確認。城市土地隨1982年我國《憲法》的頒布「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而轉為國有性質。因此，現在不存在私有的土地，當時原人民政府頒發的土地證也自然失去了效力。但是，如果土地改革中由人民政府頒發土地證的土地，迄今未因法定的原因發生土地房屋權屬的變化，現仍在承繼使用的，該土地證可以作為確定土地使用權的權源依據。
㈤ 新中國土改的法律是哪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實施日期 】1950-06-28 【失效日期】1987-11-24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徵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徵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體規定。
㈥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幾次土地改革哪些土地手續有法律效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只經過了一次土地改革，就是解放初期的分田地，而一九八一年的分田到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土地承包經營。
㈦ 土改證還有法律效應嘛
1、如果土地權屬發生爭議，土改證可作為處理爭議的證據。
2、挖人祖墳的，可向公安機關報案。
3、對骸骨進行侮辱的，可以侮辱屍體罪處罰。
㈧ 1952年土改法的內容
1950~1952底 土地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徵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徵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體規定。全文如下：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第二章土地的沒收和徵收
第二條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
第三條徵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學、學校和團體在農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但對依靠上述土地收入以為維持費用的學校、孤兒院、養老院、醫院等事業，應由當地人民政府另籌解決經費的妥善辦法。
清真寺所有的土地，在當地回民同意下，得酌予保留。
第四條保護工商業，不得侵犯。
地主兼營的工商業及其直接用於經營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不得沒收。不得因沒收封建的土地財產而侵犯工商業。
工商業家在農村中的土地和原由農民居住的房屋，應予徵收。但其在農村中的其他財產和合法經營，應加保護，不得侵犯。
第五條革命軍人、烈士家屬、工人、職員、自由職業者、小販以及因從事其他職業或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論。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數量不超過當地每人平均土地數百分之二百者（例如當地每人平均土地為二畝，本戶每人平均土地不超過四畝者），均保留不動。超過此標准者，得徵收其超過部分的土地。如該項土地確系以其本人勞動所得購買者，或系鰥、寡、孤、獨、殘廢人等依靠該項土地為生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數量雖超過百分之二百，亦得酌情予以照顧。
第六條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
富農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動；但在某些特殊地區，經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徵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其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應徵收其出租的土地。富農租入的土地應與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計算。
第七條保護中農（包括富裕中農在內）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
第八條本法規定所有應加沒收和徵收的土地，在當地解放以後，如以出賣、出典、贈送或其他方式轉移分散者，一律無效。此項土地，應計入分配土地的數目之內。但農民如因買地典地而蒙受較大損失時，應設法給以適當補償。
第九條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及其他農村社會階級成分的合法定義，另定之。
第三章土地的分配
第十條所有沒收和徵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除本法規定收歸國家所有者外，均由鄉農民協會接收，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亦分給同樣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並在勞動中改造自己。
第十一條分配土地，以鄉或等於鄉的行政村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按土地數量、質量及其位置遠近，用帛補調整方法按人口統一分配之。但區或縣農民協會得在各鄉或等於鄉的各行政村之間，作某些必要的調劑。在地廣人稀的地區，為便於耕種，亦得以鄉以下的較小單位分配土地。鄉與鄉之間的交錯土地，原屬何鄉農民耕種者，即劃歸該鄉分配。
第十二條在原耕基礎上分配土地時，原耕農民自有的土地不得抽出分配。原耕農民租入的土地抽出分配時，應給原耕農民以適當的照顧。應使原耕農民分得的土地（自有土地者連同其自有土地在內），適當地稍多於當地無地少地農民在分得土地後所有的土地，以使原耕農民保持相當於當地每人平均土地數的土地為原則。
原耕農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權者，在抽動時，應給原耕者保留相當於當地田面權價格之土地。
第十三條在分配土地時，對於無地省地人口中若干特殊問題的處理，如下：
一、只有一口人或兩口人而有勞動力的貧苦農民，在本鄉土地條件允許時，得分給多於一口人或兩口人的土地。
二、農村中的手工業工人、小販、自由職業者及其家屬，應酌情分給部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但其職業收入足以經常維持其家庭生活者，得不分給。
三、家居農村的烈士家屬（烈士本人得計算在家庭人口之內）、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斗員、榮譽軍人、復員軍人、人民政府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包括隨軍家屬在內），均應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但人民政府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得視其薪資所得及其他收入的多少與其對於家庭生活所能維持的程度，而酌情少分或不分。
四、本人在外從事其他職業而家屬居住農村者，其家屬應酌情分給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其職業收入足以經常維持其家屬生活者，得不分給。
五、農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勞動力，願意從事農業生產而無其他職業維持生活者，應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
六、經城市人民政府或工會證明其失業的工人及其家屬，回鄉後要求分地而又能從事農業生產者，在當地土地情況允許的條件下，應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
七、還鄉的逃亡地主及曾經在敵方工作現已還鄉的人員及其家屬，有勞動力，願意從事農業生產以維持生活者，應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
八、家居鄉村業經人民政府確定的漢奸、賣國賊、戰爭罪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及堅決破壞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不得分給土地。其家屬未參加犯罪行為，無其他職業維持生活，有勞動力並願意從事農業生產者，應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
第十四條分配土地時，得以鄉為單位，根據本鄉的土地情況，酌量留出小量土地，以備本鄉情況不明的外出戶和逃亡戶回鄉耕種，或作本鄉土地調劑之用。此項土地，暫由鄉人民政府管理，租給農民耕種。但所留土地最多不得超過全鄉土地的百分之一。
第十五條分配土地時，縣以上人民政府得根據當地土地情況，酌量劃出一部分土地收歸國有，作為一縣或數縣范圍內的農事試驗場或國營求救農場之用。此項土地，在未舉辦農場以前，可租給農民耕種。
第四章特殊土地問題的處理
第十六條沒收和徵收的山林、魚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園、蘆葦地、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應按適當比例，摺合普通土地統一分配之。為利於生產，應盡先分給原來從事此項生產的農民。分得此項土地者，可少分或不分普通耕地。其分配不利於經營者，得由當地人民政府根據原有習慣，予以民主管理，並合理經營之。
第十七條沒收和徵收之堰、塘等水利，可分配者應隨田分配。其不宜於分配者，得由當地人民政府根據原有習慣予以民主管理。
第十八條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鹽田和礦山及湖、沼、河、港等，均歸國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經營之。其原由私人投資經營者，仍由原經營者按照人民政府頒布之法令繼續經營之。
第十九條使用機器耕種或有其他進步設備的農田、苗圃、農事試驗場及有技術性的大竹園、大果園、大茶山、大桐山、大桑田、大牧場等，由原經營者繼續經營，不得分散。但土地所有權原屬於地主者，經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收歸國有。
第二十條沒收和徵收土地時，墳墓及墳場上的樹木，一律不動。
第二十一條名勝古跡，歷史文物，應妥為保護。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築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壞。地主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不合農民使用者，得由當地人民政府管理，充作公用。
第二十二條解放後開墾的荒地，在分配土地時不得沒收，仍歸原墾者耕種，不計入應分土地數目之內。
第二十三條為維持農村中的修橋、補路、茶亭、義渡等公益事業所必需的小量土地，得按原有習慣予以保留，不加分配。
第二十四條華僑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應本照顧僑胞利益的原則，由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或省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的一般原則，另定適當辦法處理之。
第二十五條沙田、湖田之屬於地主所有或為公共團體所有者，均收歸國家所有，由省以上人民政府另定適當辦法處理之。
第二十六條鐵路、公路、河道兩旁的護路、護堤土地及飛機場、海港、要塞等佔用的土地，不得分配。已劃定線路並指定日期開辟的鐵路、公路、河道及飛機場等應保留土地者，須經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七條國家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經營者，經營人不得以之出租、出賣、或荒廢。原經營人如不需用該項土地時，必須交還國家。
第五章土地改革的執行機關和執行方法
第二十八條為加強人民政府對土地改革工作的領導，在土地改革期間，縣以上各級人民政府，經人民代表大會議推選或上級人民政府委派適當數量的人員，組織土地改革委員會，負責指導和處理有關土地改革的各項事宜。
第二十九條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區、縣、省各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
第三十條土地改革完成後，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其土地的權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一律作廢。
第三十一條劃定階級成分時，應依據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按自報公議方法，由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在鄉村人民政府領導下民主評定之。其本人未參加農民協會者，亦應邀集到會參加評定，並允許其申辯。評定會，由鄉村人民政府報請區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見，得於批准後十五日內向縣人民法庭提出申訴，經縣人民法庭判決執行。
第三十二條為保證土地改革的實行，在土地改革期間，各縣應組織人民法庭，用巡迴審判方法，對於罪大惡極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並要求懲辦的惡霸分子及一切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審判及處分。嚴禁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
人民法庭的組織條例，另定之。
第三十三條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為保證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護人民的財富，嚴禁一切非法的宰殺耕畜、斫伐樹木，並嚴禁荒廢土地，破壞農具、水利、建築物、農作物或其他物品，違者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
第三十四條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於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級人民政府應負責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農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種會議上自由批評及彈劾各方各級的一切工作人員的權利。侵犯上述人民權利者，應受法律制裁。
第六章附則
第三十五條本法適用於一般農村，不適用於大城市的郊區。大城市郊區的土地改革辦法，另定之。
本條所稱的大城市，由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按城市情況決定之。
三十六條本法不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但在漢人佔多數地區零散居住的少數民族住戶，在當地土地改革時，應依本法與漢人同等待遇。
第三十七條凡在本法公布後開始施行土地改革的地區，除本法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及第三十七條所規定之地區外，均須按照本法施行。各地何時施行土地改革，由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及省人民政府以命令規定並公布之。
第三十九條本法公布後，各省人民政府應依本法所定原則及當地具體情況制定當地土地改革實施辦法，提請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批准施行，並呈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備案。
第四十條本法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後公布施行。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布命令公布施行）＊根據1950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刊印
㈨ 1951年土地改革中,我國頒布了什麼法律文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誕生不久，中國共產黨不失時機地提出並進行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范圍最廣、涉及人口最多的土地改革，從根本上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數億農民在經濟上得到了翻身，在政治上獲得了新生，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正如劉少奇早在1948年9月曾經指出的那樣：「在人民解放戰爭勝利以後，我們要實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所有，以消滅封建主義。要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以消滅官僚資本主義。在完成這些革命的任務以後，我們就在舊中國的廢墟上來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在中國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是由中國革命的性質所決定的。中國農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基本特點之一；農村中的封建地主階級，是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支柱之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必然要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促進社會生產力在農村的顯著發展。
一、適時地提出在新解放區分階段、分地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時間、步驟和方針
人民共和國成立僅僅3個月後，劉少奇就提出在全國范圍內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當時在中國大陸新解放的地區中，至少有2／3的國土和3億以上人口的地區尚未進行土地改革，這不但關繫到飽受戰爭創傷的國民經濟能不能迅速得到恢復，而且還直接關繫到剛剛誕生的革命政權能不能鞏固，人民勝利的果實能不能保住。因為中國革命戰爭，實質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戰爭。廣大農民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農村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90％以上。所以，只有在新解放區繼續進行土地改革，徹底廢除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解放農村生產力，獲得億萬農民對新政權的支持，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鞏固和維護新生的革命政權，保住幾十年來人民群眾浴血奮戰換來的勝利果實。
1950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在蘇聯訪問期間，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開始部署在全國廣大新解放區的土改工作。4日，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減租減息和徵收公糧的指示》中，提出：「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陝西、甘肅十一省應該准備在1950年秋後分配土地。在寧夏、青海兩省完全漢人居住的地區亦須准備秋收後進行土地改革，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及漢人與少數民族居地區則不進行。在貴州、雲南、四川、西康則在1950年還不能進行土地改革，1951年秋後來進行。」②他就此事請示了毛澤東。1月10日，毛澤東從莫斯科發來電報：「少奇同志：1月4日中央發各中央局關於土改及征糧等項工作的指示很好。請你們考慮可否要各中央局將此項指示電轉發給各省委研究，並要各省委向中央局及中央表示自己的意見。」③可見，劉少奇的這一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和支持。劉少奇的這個《指示》主要體現了兩個重要思想，一是明確提出從1950年秋後開始新解放區土地改革；一是提出了在新解放區分階段、分地區實行土改的步驟。
關於土改的時間問題，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曾指出：新區農村的任務是「首先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和反對惡霸即地主階級當權派的斗爭，完成減租減息的准備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軍到達那個地區大約一年或者兩年以後，就能實現減租減息的任務，造成分配土地的先決條件；同時必須注意盡可能維持農業生產的現有水平不使降低。」⑤毛澤東在這里提出的是，先用一年或兩年時間完成減租減息的准備工作，造成土改的先決條件，至於何時進行土改，沒有提及。然而劉少奇僅在新中國成立3個月時，就提出在1950年秋後開始實行土改。劉少奇為什麼這樣做呢？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正如劉少奇在1月4日《指示》中所說的，盡早地宣布和規定土改時間有兩個好處，其一，可以使黨內外人士、農民和地主能盡早摸到底，都有所准備，這樣可有利於當年的春耕和春耕的准備工作；其二，在規定了土改前後的土地關系，即在土改前，地主和舊式富農的土地仍歸地主和舊式富農所有，他們在實行二五減租後向農民收租是合法的等等之後，有利於穩定生產。第二，建國初期，人民政府面臨的嚴峻形勢，要求我們必須盡早進行土改。據劉少奇在1949年除夕講話中說：長江以南因耕作不好，征糧工作很困難，糧食收不上來，人民生活就沒有保障，社會就不安定。「為了克服困難，1950年有許多地方必須開始土改。因為不土改，對耕種不利的，尚未土改地區，有蘇、浙、皖、鄂、湘、粵、桂、甘等省，今年所以不執行，是因有許多困難，不能不暫緩，但1950年必須完成土改，如果1950年冬天不能解決，就要延到後年，那就太遲了。」⑥第三，土改的外部條件很有利。其一，新中國成立後，人心向背發生了根本變化，廣大人民群眾都積極擁護土改，因為土改代表了數億農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其二，黨中央有20多年土地改革的經驗，並且在1949年又有2600萬人口的地區實行了土改，沒有出現大的偏差。這更加堅定了黨中央和人民政府決定在1950年秋後進行土改的信心。總而言之，建國初期的客觀實際要求我們盡早公布土改的時間，要求我們在1950年實行土改。只有這樣，才能穩定生產，盡早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只有這樣，才能使土改進行的更有秩序、有準備。
1950年1月11日，毛澤東從莫斯科回電的第二天，劉少奇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將中央1月4日發的關於新解放區土改、減租減息和征糧工作的電文轉發給各省委研究。2月12日，他根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反饋回來的情況，起草了《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和徵收公糧的指示》，確定了在．新解放地區分階段、分地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時間、步驟和政策：1950年秋收以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陝西9省和甘肅、寧夏、青海3省的漢人地區，凡是准備工作已經充足，群眾的覺悟與組織已達應有水平的地區，由各省人民政府決定開始實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廣西、雲南、貴州、四川、西康、綏遠6省，在1951年秋收以後由各省人民政府決定實行；新疆和全國各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以及少數民族與漢人雜居的地區，則在1951年秋收以後另行決定；所有新解放區，在實行分配土地之前，應一律實行減租。《指示》還指出土改前的准備工作是：「根據本指示及中央土地改革的法令規定各區分配土地的具體辦法，並派得力幹部進行典型試驗。大量地訓練土地改革的幹部，迅速組織農民協會，召開各級農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農民委員會，並召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徹底改造區鄉政權機關，並注意團結一切贊成土地改革的開明士紳等。」⑦此文件經在莫斯科的毛澤東、周恩來審閱修改後，又經與各民主黨派協商和政務院第212次政務會議通過，於2月28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名義發出。
二、起草《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指導全國土地改革工作
確定了在新解放區分階段、分地區實行土改的步驟和方針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准備工作，到1950年6月為止，華東、中南兩大行政區已有農協會員約2400萬，改造鄉政權38000多個，並准備在當年冬季以前訓練土改幹部約18萬人。據此，中央認為「在這些農民運動業已開展並有準備的地區，在今年冬季可以開始實行土地改革。」另外，為了使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能有領導、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為了不再出現混亂現象和各種錯誤偏向，由劉少奇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後簡稱《土地改革法》），為新解放區土改做了政策上、法律上的准備。
1950年6月6日，劉少奇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土地改革的報告中提出了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總方針和關於富農土地、債務、人民法庭等方面的方針政策，並強調土改是爭取國家財政經濟基本好轉的條件之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完成的任務。劉少奇的這些思想和主張得到了全會的同意。會議還決定成立由劉少奇負責的土地改革委員會，審定有關土改的文件，負責指導全國的土改工作。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二次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土地改革問題。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託在會上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土地改革的重大意義、基本目的、方針政策和步驟，並就《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說明。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劉少奇的報告和《土地改革法（草案）》。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
（一）規定了建國後土地改革的總路線
劉少奇指出：「我們在今後土地改革中的總路線，應該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條總路線與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總路線基本是一致的。它是對多年來土改運動經驗的一個繼承和總結，是符合建國初期農村的客觀實際的。建國初期土改中有關法令、通則、決定，如《土地改革法》、《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農民協會組織原則》和《人民法庭組織通則》等文件中的各項具體政策和措施，都是以這條總路線作為總依據的。
（二）制定了保存富農經濟，相應地在政治上實行中立富農的政策
它改變了建國以前土改中徵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政策，是這次土改得以順利進行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舉措。特別是劉少奇還提出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長期保存富農經濟的思想，它不僅在當時起到了孤立地主、減少土改阻力的作用，而且對後來的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運動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詳情見後。
（三）制定團結和保護中農的政策
中農問題在土改中是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因為如果爭取到占農村人口20％左右的中農，就能夠形成占農村人口90％以上農民的反封建的統一戰線，土改的任務就能夠比較順利地完成。所以，劉少奇一向主張團結中農。過去在老解放區土改中，由於缺乏經驗，不少地區沒有在平分土地的政策中把握好對待中農政策的分寸，結果一度出現侵犯中農利益的偏向，使貧雇農受到孤立。為此，毛澤東在1947年12月會議上強調在土改中要注意中農的意見，要向中農讓步的政策。因此，在建國初期的土改中，劉少奇吸取了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對中農實行保護政策。他在《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明確指出「農民協會中的主要領導成份應該由貧農雇農中挑選，但必須切實地聯合中農，首先必須切實地保護中農（包括富裕中農在內）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同時必須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農民協會的領導，規定各級農民協會領導成分中有三分之一的數目由中農中挑選。」⑧在《土地改革法》第七條中也規定：「保護中農（包括富裕中農在內）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同時還特別說明中農附帶出租的少數土地，也不應加以沒收或徵收，實行「中間不動，兩頭平分」的政策。
（四）規定對地主除沒收他們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鄉村中多餘的房屋外，其他財產不予沒收的政策
它放寬了建國前土改中沒收地主財產的政策。在老解放區的土改中，為了在戰爭中最大限度地滿足農民的要求，曾規定沒收地主的一切財產，包括土地、耕畜、農具，還有房屋、糧食、衣被和其他金銀存款等浮財，它雖然在當時發揮過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一定缺點，如造成地主對一些財產的隱藏和分散，引起農民對這些財產的追索和注意，從而，發生不必要的混亂和社會財富的浪費、破壞，影響了土改的順利進行和農業生產的發展。劉少奇認為：「土地改革的基本內容，就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這樣，當作一個階級來說，就在社會上廢除了地主這一個階級，……」⑨但是，「除對極少數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及堅決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應由法庭判處死刑或徒刑而外，對於一般地主只是廢除他們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廢除他們這一個社會階級，而不是要消滅他們的肉體。」⑩因此，對一般地主，仍應給他們一定的維持生活的土地，給他們出路。所以，在新解放區土改中，適當放寬沒收地主財產的政策，一方面可以使地主維持生活，一方面也使他們可以把這些財產投資農業生產和經營工商業。正是這一政策，使許多逃亡在外的地主回鄉參加生產勞動，穩定了社會秩序，保證了土改順利進行。
（五）在土地分配問題上，實行在原耕基礎上用抽補調整方法來分配土地的政策
它改變了老解放區土改中徹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劉少奇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產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11）因此，他在制定土改各項政策時，都是以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為准則。特別是在土地的分配問題上，盡可能做到使之有利於發展生產。在《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劉少奇指出，必須「在原耕基礎上用抽補調整方法來分配土地」，這樣，可以避免過多的不必要的土地變動，使農民安心農業生產。但是，在以原耕為基礎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必然會引起另一個問題，即過多地抽出原耕農民租入的土地，可能使原耕農民受一些損失，挫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為了更好地團結這部分農民，使他們積極發展生產，劉少奇又提出「應給原耕農民以適當的照顧。應使原耕農民分得的土地（自有土地者連同其自己的土地在內），適當地稍多於當地無地少地農民在分得土地後所有的土地，以使原耕農民保持相當於當地每人平均土地數的土地為原則」。（12）實踐證明，這些政策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於土改和農業生產發展。
三、提出長期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在建國初期土改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保存富農經濟，相應地在政治上實行中立富農的政策是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政策，劉少奇不僅主持制定了這一政策，而且還根據國情，提出了長期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它的實行對土改的順利進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既是對黨的土地革命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反映了劉少奇個人的智慧與遠見。
中國的富農問題是個比較復雜和特殊的問題。它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農場主和沙皇俄國的富農。他們被稱為農村的資產階級，又帶有半封建性。這個階層雖然人數不多（據中南各省土改復查後對新解放區100個鄉的典型調查，土改時富農戶數占農村總戶數的2.85％，富農戶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3.77％），在經濟上也不十分重要，但對它採取什麼政策，卻對農民中的其它階層（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貧農、雇農）、地主階級和城市資產階級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發得時間和成果
土地改革的結果
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我國大陸普版遍實行了土地改權革。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剝削制度，使全國3億多農民無償分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繳納約3000萬噸以上糧食的地租。
【實施日期 】195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