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成果屬於我

1. 考古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考古呢？不是貪圖墓裡面的那些寶貝，那些文物的物質價值，不是古玩市場一塊古玉一隻編鍾佛像陶甬古玩字畫的拍賣價值，而是試圖還原我們的文化。
尚書禮記都是出自孔壁，是不是很遺憾孔子當年就抄了那五篇，孫臏兵法出土於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不管是甲古青銅還是楚簡漢策還是敦煌文卷。都是那麼少那麼少，馬王堆出土戰國縱橫家書，記錄的是蘇秦游說六國的演講稿，跟史記記載的蘇秦有很大出處，真相一點一點一點一點被我們慢慢還原，聽說最近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一個孔子屏風，想必樓主也是因為海昏侯墓才問這個問題，出土了那麼多的黃金，但對於我來說黃金不是最珍貴的，我最期待的是哪三千竹簡，記錄了什麼？海昏侯劉賀做過皇帝是位儒學愛好者最好記錄下遺失了的某部典籍，哪怕幾個字都好。
說一件跟考古有關的一件我覺得比較浪漫的事吧，

2. 考古報告屬於一手資料嗎

是的，考古報告是客觀描述發掘成果的，因為考古發掘是一次性的不能重復，出土遺物也是要保存起來的，很多遺物一般人見不著，所以考古報告就成了考古發掘後的重要資料，第一手的資料。考古報告一般很客觀，少有主觀色彩。考古報告的質量直接關繫到考古發掘成果的質量，也是非常專業的一般的非專業人員用不著，也看不懂。

3. 信史的考古成果

2015年6月18日 ，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何駑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懸案：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說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證據？
何駑列出了幾大證據。
首先，陶寺遺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證。陶寺遺址出土的一把朱書扁壺上有「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資料可與文獻中關於堯都和帝堯的史跡系統對應。
還有《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於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相關傳說的生動寫照。
「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4. 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有何影響

引言：三星堆一直都是我國非常重大的考古項目，在1986年的時候，三星堆1號和2號祭祀坑被人發現。這一次的發現對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非常大的進展，在解決了我們對於古蜀文化的疑問之後，又添加了很多新的問題。隨著考古挖掘三星堆中大量的國之重器也隨之出土， 為了解歷史發展和演變帶來了更多新的認識。

現在國家對於三星堆的考古只是剛剛開始，在厚厚的土壤之下，還有更多沒有發現的文物。現在出土的這些文物不過是冰山一角，真正隱藏著古蜀文化的還未發掘出來。大家也都期待著，考古技術越來越成熟，將掩埋了多年的古文化重現天日。

5. 近幾年有哪些著名的中亞考古成果

近年來隨著我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絲路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國考古工作也逐漸走出國門。
2018年3月23日我國正式啟動中國—沙特塞林港遺址考古項目。由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選派的5名中方隊員將於2018年3月26日奔赴沙烏地阿拉伯，開展為期20天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2018年4月5日，中沙聯合考古隊對塞林港遺址有了初步的了解。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已發現建築基址多處、墓地兩處，並發現了疑似水井、圍牆牆體等遺跡，初步判斷塞林港遺址存在明顯的功能化分區。從建築技術的考察來看，地表建築物多用磚塊、土坯和珊瑚石壘砌。兩處墓地中已發現墓葬超過百座，並發現碑刻數十塊，部分碑刻還可見清晰的碑銘，記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鎮紅河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
2018年9月3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外公布，該院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方面合作推進的聯合考古取得階段性成果。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歷史與文化遺產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鎮的紅河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已取得階段性成果，考古人員首次對整個紅河古城遺址進行了比較精確的測繪，並在古城西側發掘了一個佛寺遺址。

2016年9月26日絲路考古成果發布：發現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遺址中外考古人員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區開展系統考古研究，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遺存的分布狀況，新發現大批遺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遺址，填補了學術空白。2013年12月，中國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馬爾罕簽署了關於「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經過多年調查、發掘和研究，在烏茲別克蘇爾漢河流域及周邊山地的考古調查和已有考古發掘資料表明，公元前1世紀，在阿姆河以北的蘇爾漢河兩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為代表的農耕文化，應屬早期貴霜文化，與其後的貴霜帝國文化關系密切。在蘇爾漢河周邊的山前地帶，分布有同時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遺存，這些遺存可能與古代月氏有關。在薩扎干遺址所獲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撒馬爾罕盆地南緣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分布的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的古代游牧文化遺存，應屬古代康居文化，這與《漢書》等古代文獻的記載是相合的。這一發現為確認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圍提供了新資料。

6. 考古是什麼

考古表示古代遺存中（尤其是原始社會）所觀察到的共同體。「考古」這一名詞，在漢語中出現很早，如北宋時期的學者呂大臨就曾著《考古圖》（1092年）一書，但當時所謂「考古」，僅限於對一些傳世的青銅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和整理，與近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含義有很大的區別。

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很早就有學者注意到進行古代遺跡考察和古代遺物研究的重要價值。產生於的北宋時期（公元960～1127年），具有一定學術系統的"金石學"，到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更為發達，最終形成了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以田野調查發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較遲。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一些帝國主義國家派遣的探險家、考察隊，曾潛入中國邊疆地區進行活動。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學術機關開始進行周口店、殷墟等遺址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調查發掘遍及全國各個地區，逐步建立起完備的中國考古學體系。

空間范圍：原則上：全球各地，一般限於古代人類居住、活動的地方。

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范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20世紀50年代前，下限被限定在文字出現前，偏重於史前考古。50年代後，歷史考古受重視，下限逐漸向後延伸。）

英國的考古學年代下限為諾曼人入侵(1066)；法國的考古學年代下限為加洛林王朝的覆滅(987)；美洲各國的考古學年代下限為C.哥倫布(約1451---1506)發現新大陸(1492).．一般說來,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滅亡(1644)（這也就是許多考古書上為什麼一到明朝就結束,沒有清朝內容的原因.例如南京大學出版社張之恆的中國考古學通論便是這樣．）

近一時期以來，英國有"中世紀考古學"，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1640）又有所謂的"工業考古學"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紀和19世紀的工業革命初期．在美洲，則有所謂的"歷史考古學"和"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它們的年代范圍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直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美洲各國在政治上獲得獨立．但是，英國的所謂"工業考古學"美洲的所謂"歷史考古學"或"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實際上是利用考古學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學．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學的年代范圍局限於史前時代，即沒有文字記載的古代．這樣，便把許多文明古國的歷史時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學研究的年代范圍之外，這也是不妥當的．考古學不研究近代和現代，而是研究古代，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考古學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時代以外，還應該包括原史時代和歷史時代．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歷史時代不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還包括秦漢以及其以後各代．所謂"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對的．當然，歷史越古老，文字記載越少，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也越顯著．要究明人類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的社會歷史，就必須在極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學，因而史前考古學與史前史就等同起來了

7. 對於考古的一些我的質疑

你沒有給懸賞分，但是作為一個考古專業的學生，我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剛剛來到學校，認為考古專業也是如此，但是經過這么多年的學習和實踐，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真正的考古學。考古學的真正意義就如你所說的。但是過程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而且考古學從幾個世紀前自歐洲產生以來，一直在發展，理論和指導思想一直在改變。早期歐洲人都是帶著探險、尋寶的思想進行考古活動的。但是隨著人們思想的進步，考古學漸漸發展出了一套詳細的發掘步驟，力求完整的結實古代社會和古代生活。
而且考古學根據其研究對象不同，分為很多類型，包括古代遺址、墓葬等等很多方面，可能受到電視節目的影響，許多人認為考古就是挖墓，這樣理解很片面。
就單純從挖墓這個方面說，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每年進行的考古發掘簡單說來分為主動發掘和被動發掘。其中，被動發掘又佔了大多數，主要是指被發掘對象遭到破壞，而且面臨進一步破壞的危險，不得不進行考古發掘工作。這里所說的破壞是指盜掘或者是建築施工。其實，考古工作很多就是再配合建設進行，從修鐵路、建公路、南水北調、三峽水庫、建機場，到建造一棟住宅樓，都要有考古勘探和發掘在先，通過考古工作，把這些不得不被破壞的遺跡（包括墓葬）進行發掘和詳細的整理資料，以便學界研究和向公眾展示。其實大家在博物館中見到的只是考古工作收集起來資料的一角，我們每進行一點點工作，都要進行詳細的文字、圖片、錄像記錄，成熟整理後的資料還會編成考古報告，用於學界交流。可能一個工地的資料，在發掘完成後，要整理數年才能完成。所以考古遠遠沒有大家想想的那麼簡單，他也是一門科學。
而主動發掘的一些遺跡則是為了學術目的對一些遺址進行針對性的發掘，在考古工作中佔得很少，如前幾年的兵馬俑的再次發掘。但是根據國家法律，對於一些遺跡是只能保護絕對不能主動發掘的，如皇陵。
說到底考古和盜墓是絕不相同的，考古是把即將消失或者是已經消失的東西記錄下來，而盜墓則是讓美好的東西消失。
你仔細想一想就明白考古其實是在做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沒有考古工作者，一條鐵路修起來，所有路基走過的地方要破土，要破壞的墓葬、遺址，或者被盜掘者將文物哄搶一空，或者毀於鏟車之下，從此再無人知曉，這能叫如土為安么？
當然人們對考古的誤解也源於考古學過於自閉，而籠罩著一種神秘感，你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一些公眾考古的書籍，例如高蒙河的《考古不是挖寶》等等。
回答的不好希望對你有點幫助

8. 關於考古

從閣下所說的來看我倒是不怎麼建議你學考古，更不要說是上考古學的研究生。考古學並不是你想像的那樣，「遍訪名山大川 走遍祖國各地吧 而且還有點探險的意思」，真實的考古學是很枯燥乏味的，很苦很累，更需要默默無聞，甚至潛心研究一輩子也出不了多大的成果。考古的專業面太窄，對個人的發展限制極大。從當前的就業形勢來看，非考古學本科畢業的考古學研究生很難找到工作，更何況考古學的工作待遇不怎麼好。而且考古學發展的高峰期基本已經過了，以後的發展更趨向於理工科的分析保護，傳統考古學已經不如以前那樣有市場了。我們有很多學考古的都有改行的意願，你不妨將歷史和考古作為業余的愛好，豈不更好。如果你確想考考古的研究生，不妨先確定想考的學校。各個學校的招生和參考書目都不相同。建議閣下做決定時千萬要慎重考慮。

9. 本人選修課考古，需寫一篇關於考古的論文，3000字以上，望各位大大們施以援手。。。。謝啦。

試論利用考古學資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關問題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楊傑 編輯：studa090420
論文摘要：20世紀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興盛時期。在當時和其後的研究中，出現了使用材料雜蕪、牽強附會和過分強調考古學資料的兩種傾向。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族屬研究關系密切，但不能簡單地在二者之間畫等號。在研究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文化的層次性。以生產工具為代表的古代物質文化史與其所處社會形態並無必然聯系。
論文關鍵詞：考古學；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為我國古代早期歷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體，曾長久地活躍於祖國南方的大地上。他們是當地最為古老的民族之一，與比之更早的當地新石器時代和早期青銅時代文化有著一脈相承的發展淵源關系。
關於百越民族的情況，在先秦時期就見諸文獻記載。正史《史記》、《漢書》等也都有所敘述。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專著或章節也記述了越族的歷史情況。這些記載是後人了解和研究越人歷史的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但由於百越地處南部一隅，社會發展水平又長期落後於中原地區，因而古代文獻記載既簡略又帶有歧視性，百越的歷史始終撲朔迷離，眾說紛紜。
新中國成立後，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等學科領域的成果令人矚目，對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為活躍，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一個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論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國後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專著。全書共分l3章，分別論述了百越的名稱、分布、來源、文化特徵、社會經濟、社會性質、民族關系以及百越對中華民族的貢獻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學家翁獨健先生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體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礎上重新整理寫成的，兩本書並無本質區別。何光岳撰寫的《越源流史》是於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據文獻記載並結合其他方面的資料寫成。在20世紀80年代還多次召開關於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國性會議，並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論集》、《百越民族史論叢》、《百越史論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論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論及百越史的專著盡管已經出版20多年了，但作為開山之作，我們在涉獵百越民族史時不能不讀。因為其可謂集那一階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後，百越史研究並無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躍於民族史學界、造詣頗深的專家學者，經多年積聚，正當年富力強之時，迎來了建國後前所未有的學術繁榮時期。他們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發表；二是改革開放後各地基本建設規模空前，考古新發現隨之層出不窮。現在重新審視相關考古資料，不難發現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為綜合研究支撐點的重要考古發現成果大多出自20世紀70—80年代。這就為把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相結合進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難得的良機。
誠然，我們在把握某一領域學術動態時，必須充分關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曇花一現的所謂學術著作來，那些在充分佔有材料的基礎上旁徵博引、論述精闢、經得起推敲而帶有經典性質的學術論著更值得我們去仔細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大量藉助考古資料及成果，經過分析，得出自己的結論。盡管其中有許多方面迄今尚無定論，但其仍不失為一家之言。如對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論述，對東甌、閩越及西甌、駱越相互關系及地望的考證都言之成理，頗為精審。《百越源流史》依託歷史文獻記載，不拘一格地運用各方面材料，對歷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進行了綜合研究，立論大膽而新穎。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兩種傾向。
《百越源流史》一書使用的考古資料屈指可數，在其他材料的選用上也略顯雜蕪，有牽強附會之感。突出表現是將作者認為屬於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頭絕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區，對各族群遷移流向的研究也過於寬泛，解釋隨意，缺乏過硬的證據。由此可以看出，僅僅依靠文獻記載和其他更為間接的材料是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的。
在文獻不足徵引的情況下，大量運用考古資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論述族屬的來源及分布時，幾乎無一例外地藉助考古學資料和研究成果來證實自己的觀點。應當說把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相結合進行中國古代史、尤其是早期歷史的研究，是史學研究尋求突破的一條有效途徑。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過分倚重考古學資料的傾向，在與文獻記載發生矛盾時，往往否定後者。
任何學術著作都不會是十全十美的，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時代的局限性就會日益顯露，但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觀現象。那種以今天的結論和視角去恣意評判、指摘前人以顯示自己的正確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確的態度應當是首先觀其成果是否盡可能充分地佔有了當時所能提供的材料，並在此基礎上得出較為合理的結論；其次是不苛求於前人，應盡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總結他們的得失，在其基礎之上吸納新的東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結論。

通過考察上述有關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資料，引發出筆者對考古學資料與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關於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族屬的關系
在中國，考古學是廣義歷史學的一部分。經過新中國成立後近60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以其數不勝數的重大發現和輝煌成果，當之無愧地成為我國最有成就的學科之一。正因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學在學術界中具有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在當今中國從事古代史綜合研究，完全不理會考古學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像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也勢必受到局限，對於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盡管隨著考古學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領域的不斷拓寬，其研究成果越來越為歷史學界所重視和吸收，但由於考古學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結合難如人意，尚存在不少問題和難點。「考古學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於一定地域內的、有一定特徵的遺跡和遺物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是屬於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但考古學文化是由人通過主觀意志對客觀存在加以判斷後確立的，因而這種主觀判斷並非總是正確的。事實上，考古學研究只能是不斷地接近於歷史的原貌，而幾乎不可能完全復原之。
正如張忠培先生所說：「對歷史的認識只能是愈益增進，即逐漸接近歷史的真實，卻永不能達到完善的認識」，「一代一代的人們向著歷史的真實走去，可是，這一代一代的人們只能接近這歷史的真實，卻永遠摸不著它，更不能全面地認識這歷史的真實」。在考古學實踐中，我們看到在考古學文化的認定上，就中國而言目前還沒有一支考古學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見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這類稍有歷史知識的中國人就知曉的名稱，對其內涵在考古學界仍有許多不同觀點。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礎扎實，科學可靠，並且達到一定的工作規模，那麼在量化的基礎上較為准確地把握若干遺跡群的整體文化特徵是完全可能的。問題在於當這種特徵，也就是差別達到怎樣的程度就可以確定為一支考古學文化?換言之，就是確立考古學「文化」、「類型」等不同層次的標準是什麼?我們看到，東北地區的「興隆窪文化」、「新樂文化」、「趙寶溝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為主的考古學遺存，這些文化盡管略有時間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徵上的差別似乎並不比「河南龍山文化」中各類型之間的差別更大。這種情況表明，在考古學文化和類型的劃分上存在一定的人為因素。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在藉助考古學材料進行族屬研究時，就存在一個方法問題。
首先，一支考古學文化是否可以和歷史記載中的某一族屬劃等號?筆者認為對此要持慎重態度。完全巧合並非不可能，但顯然概率極低。一般來講，一支考古學文化所涵蓋的范圍要小於一個部族或民族共同體。因為既然是一族屬，其分布范圍就不會過分狹窄，其內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難整齊劃一，而其內部差別在考古學研究中就極有可能被識別出來並確定為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張忠培先生說過：「古籍記載的一族，有時恰等於一個考古學文化，有時包含著幾個考古學文化，還未見過一個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學文化的現象。」事實上，真正從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學者是不輕易把考古學文化和族屬研究相聯系的。考古學文化面貌上的差別不一定就是族屬上的差別。
當然，在考古學研究達到一定深度和規模時，適時就其族屬問題開展研究和討論是必要的。因為考古學作為一門成熟學科，通過人類遺留的實物資料進行歷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標。考古學分期、分區及「文化」、「類型」的研究僅僅是進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絕非目的。然而當我們在掌握已知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對一個事物的描繪越詳細，則離其真實情況就可能相去越遠，因此筆者以為在目前情況下，運用考古資料進行族屬研究時，具體操作上宜粗不宜細。只要我們能夠大致描繪出某一或某些族屬分布區內當時人類的物質文化是怎樣的，達到什麼樣的發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徵也就可以了。在特徵上宜捕捉那些數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於考古學本身對遺存的過細區分與描述。嚴文明先生說：「考古學資料雖然不可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全貌，總還是那個社會的直接遺留和縮影。通過它不僅對當時社會的許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認識，也能了解整個社會大致的輪廓及其發展軌跡，從中得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這應當是現代考古學所追求的主要目標。」
《百越民族史》認為廣泛分布於東南部地區的有段石錛、有肩石器及幾何印紋陶器等屬於百越族物質文化特徵的一部分，就是針對最典型因素來說的。

(二)文化及其層次性與國家、民族的關系
廣義的文化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面。考古學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質文化方面的情況。文化是區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內容，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時，「民族是文化的載體，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徵。」一個古代國家是否就只有一個民族(即單一民族)、一種文化(此處指廣義的文化)?一種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個民族所擁有?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情況不是不可能存在，問題是當我們由一支考古學文化反推族屬甚或國家時，就不能簡單地去畫等號，實際情況可能要復雜得多。嚴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學文化同族的共同體盡管有密切的關系，畢竟還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間畫等號。要通過考古學文化來研究與族類有關的問題，還需要從實踐和理論上來加以論證。」
從理論上講，考古學文化所反映並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質文化層面的東西，在此基礎上也會討論更高層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問題，但嚴格意義上說，這已經超出了純粹考古學所研究的范疇。任何一支考古學文化無疑都屬於某個族群，但其所屬族群不一定都在歷史上留下記載。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學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獻記載的族屬相關聯，而且我們看到的考古學文化內容只是該族屬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這些因素都是通過考古學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難所在。
《百越民族史》從考古學材料出發，認為「句吳」、「於越」、「東甌」……都是由新石器時代居民發展而來的土著居民，幾乎否定了人口遷徙對文化的影響。誠然，從考古學編年譜系角度看，在文獻記載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區內的青銅時代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文化之間是有不少文化繼承因素，但也不應無視來自中原地區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銅器方面)對南方文化的影響。對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也不應因暫時找不到考古學證據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層次的。平民和貴族的文化從古至今都是不一樣的。考古學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宮殿衙署、宗教祭祀、禮器等遺跡遺物屬貴族文化外，用以確定考古學文化屬性的最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態、墓葬習俗等，大都屬於平民文化。因此，我們現在看到和歸納的考古學文化特徵所反映的遠非當時社會的全部內容。用佔主流的平民文化來否定統治階層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遷徙現象，同樣是缺乏說服力的。
總之，在文獻資料有限、百越之義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充分利用考古學研究成果是尋求突破的有效途徑，而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還需要一個艱難而漫長的探索過程，同時也有賴於考古學理論與實踐的提高和豐富。
(三)物質文化與社會形態的關系
社會形態發展階段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重要論述，長期以來被奉為圭臬。在此我們不打算對社會形態論本身發表評論，只是對以考古學文化為代表的早期物質文化史與社會形態的關系進行簡略的討論。
社會形態的表述是以生產關系的狀況為基礎的，而生產關系又受到生產力的制約，但這只是社會發展的一般狀況，生產力某些要素的變化並不一定迅速導致社會形態的變化。因此可以說，以生產工具為代表的古代物質文化史與其所處社會形態並無必然聯系。
有些學者認為廣東發現了青銅文化，其發展階段當屬奴隸制社會。《百越民族史》一書也認為西甌使用青銅器，青銅器時代即奴隸制。我們認為，青銅器和奴隸制不能簡單地畫等號。落後民族在先進民族的影響下，使用一些較先進的生產工具，但不一定就會立即引起社會性質的改變。
從目前發現的嶺南青銅文化面貌觀察，當時確實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分化和等級差別，但沒有確切證據可以證明那些富貴者就一定是奴隸主，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經出現了等級和貧富差別，而且這種差別貫穿於其後的所有社會發展階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為當時就是奴隸制社會的證據。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這里反對的是青銅文化直接等同於奴隸制的觀點，至於嶺南青銅文化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