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協商成果

1. 如何加強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

（一）加強學習
參政議政工作涉及到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方方面面，而每個人的知識面是有限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加強學習。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高政策理論水平；學習社會知識和專業知識，提高業務能力。通過學習，進一步加深對形勢的認識，對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各項方針、政策的掌握，擴大與參政議政有關的多方面、多學科知識的了解，不斷提高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能力。學習形式可以多樣，應盡量根據不同人員的特點開展多形式的學習活動，如報告會、理論研討會、座談會、學習班、培訓班等等。通過學習，提高民主黨派成員的政策理論水平和參政議政能力。
在思想認識，部分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同志確實存在一些不同認識。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民主黨派、工商聯難有作為。有同志認為，民主黨派是政治花瓶，參政議政是「不講白不講，講了白講，白講誰不講。」有同志講：參政議政「不講沒有意思，講多了是什麼意見？」有的說：政協委員就是「舉舉手，鼓鼓掌」，萬事大吉。這是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誤解。因此，提高認識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提高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識
進入新的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多黨合作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實行廣泛的政治合作，照顧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團結他們共同前進。各民主黨派在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時，又保持獨立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通過合法程序、自由表達不同政見的廣闊空間。
可以講，老一輩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因為有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經歷，對黨的領導，對多黨合作制度有著深厚的感情。一些年輕同志，因為沒有經歷，對多黨合作制度多少有些抵觸，認為是一黨專制，對西方多黨制度一知半解，卻推崇備至。
3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轉載宋魯鄭的文章：比較政治：中國的一黨制何以優於西方的多黨制？有些觀點比較新穎，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
文章認為：中國模式的優異表現必然引發全球對其成功原因的研究，但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迴避了政治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中國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這才是中國實現經濟成功、創造出「中國模式」的全新現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多黨制相比有六大優勢。
優勢之一：在於政策的延續性
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富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貼的政策，像柯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富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制定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盡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溫飽的問題，而中國的糧食卻是印度的兩倍。
優勢之二：在於行政執行力
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2005年美國遇到的卡特里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法國上萬人死亡。小布希總統則是三天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經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災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嘆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場台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在台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蹤的慘劇。
優勢之三：在於遏制腐敗
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制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
第一，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道路。
第二，中國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經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經驗和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
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盡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權錢交易的本質。就如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結果是腐敗較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
第四，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系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上任後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權錢交易的剛性原則。
中國在一黨體制下，有能力打擊腐敗。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選拔
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練，可以說能力是最主要的標准。但在民主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性別、種族、形象、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僅僅做過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可能嗎？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的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
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可選。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往往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如果放眼兩岸，其對比更是鮮明。
優勢之四：在於負責任
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際是意識形態的想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有推卸責任說是前任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最近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了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小布希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么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么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逃脫不了干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么？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台風襲擊前夜，大陸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優勢之六：在於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國、法國、美三國均是如此。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體。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當地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試點農村退休保障。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這一特點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剛才提到的這些觀點，對我們較好地認識多黨合作制度的優越，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二是強化對履行好參政議政重要性的認識
從政治學角度看，一般公共政策研究包括兩大系統：一是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統；二是學術型政策研究系統。兩個系統各有其優長，亦各有不足，需要互相補充。
黨政機關本身具有的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統的優勢是：靠近黨和政府高層決策機構及人員，掌握大量內部情況和信息，研究具有權威性。但是，行政型政策研究有時也會在一定思維定勢主導之下，慣性較強，部分成果存在簡單機械地為現行政策提供注釋和支持的情況。受領導人更替的影響，有的研究注重短期效果，忽略長遠考慮。
學術型政策研究雖然有其不足，但研究學科廣泛，基礎資料系統，研究題目選擇自由，研究具有獨立性、客觀性、靈活性，具有研究視野廣闊和眼光長遠的特點。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既能夠部分參與行政型政策研究，又能夠在學術型政策研究方面發揮獨特的優勢。
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在知情范圍和程度方面不同於執政黨和政府機關。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進一步貫徹黨對民主黨派的各項方針政策，努力擴大民主黨派的知情范圍和參與程度，支持民主黨派充分發揮參政議政作用，創造性地充分發揮優勢，做好參政議政工作。
而民主黨派只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處理好參政與議政的關系，准確把握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完整內容，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是大有可為的。
（二）建立隊伍
古語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沒有一批政治素質高、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為骨乾的黨派成員，沒有一支關心時事、關注民生的參政議政意識強的黨派隊伍，民主黨派的任何組織要履行好職能、發揮好參政議政作用將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建立一支參政議政的隊伍非常重要。
要搞好隊伍建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嚴把入口關
嚴格按照民主黨派有關組織發展的三個《紀要》和中共中央[2005]5號文件精神，堅持「三個為主」、注重質量、保持特色、組織發展與後備幹部隊伍建設相結合的原則，發展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層次高、代表性強、有發展潛力的年輕同志，有參政議政潛質的同志成為民主黨派成員。
要改革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推薦制度，改變領導說了算，一言堂，拿社會公器作人情的做法。試行競選機制，公示制，增強透明性，杜絕啞巴委員，無為代表出現。在推薦代表人選和委員名單時，要充分聽取支部負責人和各黨派負責人的意見，允許演講競爭，選取那些真正有學識、有水平、有公心、有時間、有熱情、懂政治、敢為民辦實事、樂於奉獻的成員到參政議政第一線。讓大家心服口服，參政議政做好了，大家都有意願，都有積極性。
二是加強培訓
培訓，既有對參政黨意識的培訓，從根本上認識到參政議政是我們民主黨派的職能，是我們的一項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可有可無、可大可小的事情，更要突出提高政策水平，培養參政議政能力，著力提高參政議政水平。
要有政策水平，否則就會發歪言。
2005年，重慶市政協有一個有相當代表性的同志提出，政協委員要由政協產生，既要帶兵，又要招兵，才能把握政協委員的質量。這里有兩個誤區：一是政協是黨領導的統戰組織，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以及其他界別在政協是平等的。政協黨組受中共委託，負責日常運行。二是黨的領導體現在，政協委員由黨委推薦產生，具體工作由黨委統戰部門負責。正如人大代表選舉，由組織部負責組織。部隊招兵與帶兵也是兩條線。這件事鬧得非常大，政協的部分同志也在進行調研，推波助瀾。最後不了了之。
還要澄清一點，就是處理好與政協、與統戰部的關系的問題。民主黨派、工商聯在政協都僅僅是一個界別，而統戰部是代表黨委領導、協調民主黨派、工商聯工作的主體。也就是說，統戰部是民主黨派的娘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實上，在參政議政方面，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很多同志，包括在座的一些同志，很有水平，很有經驗，有一些區縣、其他兄弟民主黨派、工商聯組織參政議政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怎麼辦，就要把他們請過來座談交流，傳授經驗，搞傳幫帶。民盟重慶市委甚至提出，一些區縣盟組織提出帶共性的好的提案、議案，因為可以解決實際問題，也可以照搬過來，何況是參政議政的經驗。
三是整合力量
特別是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級各類特約員的積極性，發揮群體優勢和組織優勢，做好參政議政工作。
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還要樹立精品意識。當前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貪多求全。在政協，比提案的多少，比領導批示。浪費了民主黨派、政協、政府部門大量的人力物力，真正起作用的提案卻不多。
在北京、江西等地，每年召開政協會，要求每個黨派、工商聯只能有一個提案，作大會發言。其他的，先溝通，作社情民意處理，或直接由政府部門作出解釋、說明。這就要求有精品意識。
要緊密貼近老百姓的生活。涉及到少數人的利益，改革難度非常大，而涉及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則一改就到位。如車改，房改、教改、醫改。
當今社會，信用體系、股市、房市。
（三）深入調研
民主黨派的同志要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不僅要善於學習，還要深入調研，適應社會情況的變化。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隨著執政黨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的確立，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執政黨對參政議政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只有不斷豐富調研內容，創新調研機制，拓寬調研路子，增強調研實效，才能觀察社會、發現和研究新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才能為中共黨委和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注入強大動力。要轉變觀念，增強創新意識，要從實際出發，主動與政府部門聯系，開展多種形式的調研、視察，掌握第一手資料，提出具有科學性、預見性、全局性和實效性的意見和建議，實現參政議政工作的新突破和新進展。
當前分配不公的五種主要現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趨勢，而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卻呈快速上升趨勢；
二是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不斷強化；
三是壟斷行業收入畸高；
四是「小金庫」、亂收費罰款等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范；
五是壓低、剋扣、拖欠工資等違反分配政策的現象大量存在。
分配不公抑制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四）創新機制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為准則，通過科學嚴格的程序來保證人們行為的規范，完善制度建設是提高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沒有制度的規范和約束，參政議政工作很難正常進行。
第一，要形成有效的工作機制。要向其他地區、其他民主黨派、工商聯學習，廣泛徵求本級組織成員的意見建議，形成有效的、大家能夠共同遵守的課題醞釀、調研、撰寫、提交機制。
長期以來，參加市委雙月座談會，小型談心會，九三學社重慶市委一直苦於沒有好的、經過深入調研產生的素材，經常是打急抓，幾個處長動腦筋。處長的水平與市長水平，因為思維方式、掌握的信息不在一個層次，當然不一樣。為解決這個問題，今年，九三學社重慶市委試行重點課題常委負責制。每個常委就自己所熟悉的領域，自行申報一個課題，這樣，各方面的素材都有了，到時拿出來就可以用。用不了可以成提案議案的社情民意。
制訂計劃。做任何事都不能盲目地想到哪就做到哪，必須要有一定的計劃。每年初，各支部都要上報本年度的參政議政計劃，召開專題會議研究一年中所要完成的調研任務，確定時間、主題、撰稿人等。同時，制定計劃要注重科學性，要仔細研究國家、市、區新出台的各種政策、法律法規，重點研究本地區年度重點工作，中心工作，重大項目，民權、民生等問題，隨時關注與這些工作相關的各種信息。計劃制定還要注意數量和質量的關系，既要有一定的量，更重要的是要有高質量的參政議政成果，力爭出精品。
今年是我市全面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和制定「十二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中共重慶市委三屆七次會議精神及會議確立的我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總體思路、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從協助黨和政府解決「十件民生問題」、兩江新區建設、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問題入手開展調研，做好規劃。
第二，要形成競爭激勵機制。要制定適合本黨派特定的獎懲辦法，獎勵先進，激勵後進，在黨派內部形成濃厚的參政議政氛圍，讓每一位會員都感到有壓力，有使命感。

關於民主監督
參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大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的行政監督、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重要補充。關於民主監督能力，前面我已經講了，目前更主要的是以參政議政的形式實現的。這里談一談影響民主監督作用發揮的制約性因素：
一是對民主監督的重要性認識還不到位，一些領導幹部對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過程中的批評建議缺乏足夠的認識，只停留在口頭上，沒有落實到行動上，致使民主監督成效甚微；
二是民主監督無章可循，缺乏一定的約束機制，民主監督隨意性較大；
三是民主監督是說的多，做得少，監督的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拓寬。
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中共與民主黨派共同努力。
在中共方面，
一是要進一步加大民主黨派監督的輿論宣傳，廣泛營造民主監督的社會氛圍；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參政黨民主監督的內容形式及相關制度，使參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能夠持續有序開展下去；
三是要進一步拓寬民主監督的領域，規范民主監督的考評機制。
在民主黨派方面，
一是要有改革的精神。要以改革的精神，創新的思維，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從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程出發，把敢於監督與善於監督結合起來，以提案議案形式不斷探索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進一步完善民主監督機制，加大民主監督力度，不斷增強民主監督的實效性。
二是要擺正位置。政協民主監督必須盡職不越位，到位不越權。堅特「監督就是支持」的理念，寓監督於支持服務之中，對被監督單位的工作不橫加指責、指手畫腳，而是積極出謀劃策，利用政協上達中央、橫銜黨政、下通各界的政治優勢，為部門工作營造環境，提升人氣，促進部門更好地履職為民，促進政協與被監督單位的雙向溝通與交流。
三是要做到三個結合：
一是堅持把政協民主監督與法律監督、行政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加強與人大、紀委、監察部門、司法部門的聯系，積極配合他們扎實開展行風評議工作，深化民主監督效果。
二是堅持把民主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使公眾更多的了解民主監督工作、理解民主監督工作，使被監督單位採納落實黨派意見和建議的情況，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促進意見和建議的落實。
三是把提高民主監督實效與履行職能結合起來。通過民主監督，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結合起來，促進問題的解決。

2. 怎樣理解中央三號文件提出的協商民主

要健全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黨的十八大提出，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等渠道，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健全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就要發揮人大、政協、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等職能作用，完善公共決策社會公示制度、公眾聽證制度、專家咨詢論證制度，完善信訪工作機制，落實領導幹部接訪、下訪、回訪、聯系群眾制度，暢通公民利益表達渠道，深入了解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尋求不同利益的交匯點，以獲得群眾普遍認同，取得群眾支持和擁護。
要完善人民政協制度。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是協商民主在我國發揮作用的重要機構和重要渠道。完善人民政協制度，是發展協商民主的現實需要。首先，要合理設置界別，不斷擴大團結面，最大限度地吸納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增強人民政協的包容性。其次，要完善政協委員產生方式，加強對政協委員推選的管理，不斷提高政協委員的能力和水平。第三，完善人民政協開展協商民主的形式、內容和程序，進一步明確協商什麼、與誰協商、怎樣協商、協商成果如何運用等具體要求，促進協商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積極開展基層民主協商。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方式。由於基層民主協商更具有包容性、平等性、透明性的特點，開展基層民主協商也更具有特殊意義。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以擴大公民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進一步完善村民會議、居民會議、社區代表會議、職工代表大會等民主協商制度，拓寬協商的范圍和途徑，豐富協商的內容和形式，努力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3. 如何認識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

抗戰勝利之初，由於國民黨軍隊主力尚在大後方，要發動全面內戰還需要充分的准備時間，因此，蔣介石大耍反革命的兩手，在加緊准備內戰的同時，玩弄「和談」騙局。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斯大林也致電中共中央，主張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要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當時，蔣介石的打算是：如果毛澤東不去，就把拒絕和談、發動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去了，就趁機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這一點在談判中已充分暴露出來，如，談判中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兩個問題上，我黨提出人民軍隊整編為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國民黨只同意組編十至十二個師；國民黨頑固堅持所謂「政令統一」，不承認解放區政權的合法地位，拒絕我黨提出的解決方案。同時，蔣介石也以此打出「和平」旗號，麻痹人民思想，掩蓋內戰准備，便於爭取時間，調兵遣將。
抗戰的勝利，全國千千萬萬同胞無不慶祝中國近代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反對外來侵略的勝利。中共為了力爭和平民主，揭露美蔣反動派的真面目，8月25日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闡明我黨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方針，次日，又向黨內發出《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預告毛澤東將赴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說明中國共產黨准備在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讓步，以換得和平的局面。
二、重慶談判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作了准備
在四十三天的談判過程中，實際上是邊談邊打的過程。蔣介石曾秘密散發反共文件《剿匪手本》，並指使閻錫山從八月下旬開始，先後調整了13個師的兵力，侵入共產黨掌控的山西長治地區。共產黨所領導的晉冀魯豫軍區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個解放區的主力部隊及部分地方部隊，發動了上黨戰役，殲國民黨敵三萬五千餘人，隨後又在邯鄲、平綏等戰役中，先後殲敵九萬餘人。我軍自衛反擊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集團，有力地配合了我黨的談判斗爭。在邊打邊談的過程中，我黨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與國民黨代錶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於10月10日簽訂了《會議紀要》，即《雙十協定》。蔣介石集團不得不承認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是。特別是《雙十協定》的簽訂，駁斥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謬論，揭露了蔣介石集團的內戰陰謀，使我黨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贏得了國內外輿論的國情和中間勢力的支持。但是由於蔣介石不履行協議，軍事沖突並未停止。美國政府於十二月派三軍參謀長馬歇爾來華，以總統特使身份「調解國共軍事沖突」。國共雙方進行停戰談判，並於1946年1月10日正式達成停戰協定，雙方發布停戰令。
國共達成停戰協定的當天，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
三、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意義重大
重慶談判所取得的成果，最本質的是實際上否定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揭露和孤立了反動派，團結和爭取了中間力量。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以及社會賢達等方面的代表38人，代表了左、中、右三種政治勢力，會上展開了尖銳復雜的斗爭。爭論中心是軍隊和政權問題，國共雙方都作了一些讓步。會議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和平建國綱領》、《憲法草案》等五個決議。如果沒有蔣介石集團後來的背叛，並全面發動內戰，想必和平建國該是多麼的美好。

4. 求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政治協商制度下參政議政方面的發展情況，特別是取得的的一些成果，越詳細越好

建議到網上搜索這篇文章看下《杜青林：我國民|主|黨|派光輝的發展歷程》

5. 政治協商會議

不是，46年政協也稱老政協，是蔣介石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被迫召開的，但其實質是由國民黨一手操縱的，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被隨機而發的內戰所替代

6. 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是什麼

政治協商制度（政協制度），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社會各界的代表，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組織形式，經常就國家的大政方針進行民主協商的一種制度。

改革開放後，我們黨明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個鮮明特點和優勢，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方針，印發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

(6)政協協商成果擴展閱讀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對多黨合作事業的全面領導，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召開中央統一戰線工作會議、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等，印發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的意見、新時代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等重要文件。

黨的十九大把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納入黨的基本方略。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和完善我國政黨制度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作出「新型政黨制度」的重大政治論斷和理論概括，為新時代多黨合作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7. 什麼是政治協商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的特點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中國是一個多黨派的國家。除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分別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八個。其主要特點如下：

一、地位明確：

在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處於領導地位，具有先進性。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成功運行的首要政治前提，是區別於西方多黨制的根本特點。這是在長期的探索實踐中，在經歷反復的比較鑒別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鄭重選擇。作為多黨合作制度中的各民主黨派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員的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政黨，是參政黨，具有進步性和廣泛性。

民主黨派的進步性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從民主黨派的政治取向看，他們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政策；

從民主派的實踐看，它們一直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民主黨派的廣泛性體現在：

1、成員構成上，涉及面非常廣泛，涵蓋了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醫葯衛生等各個方面的知識分子。

2、在民主黨派的思想觀念的包容上，其成員的思想觀認識、價值取向、利益要求呈現出一定的多樣性。民主黨派的進步性決定了民主黨派與共產黨有共同的政治基礎，民主黨派的廣泛性，決定了我國實行多黨合作的必要性。

可以說，民主黨派所具有的進步性和廣泛性，既是民主黨派自身特性的客觀反映，也是我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客觀基礎。

二、兼容並蓄：

從世界范圍看，—黨專制制度的國家只有—個政黨，因此，無所謂政黨關系，但是，專制制度下的黨群關系是沒有和諧可言的。而多黨競爭制度的國家，各政黨之間以「競爭」為其關系的重要特徵。競爭勢必造成對立，以至對抗。多黨競爭的國家沒有包容性，有的只是互相傾軋。我國實行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各政黨之間不是互相排斥和互相競爭，而是相互包容和互相接納。

從其功能上看，兼容並蓄就能相融相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在我國多黨合作制度中，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是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相互信任的親密友黨關系。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依存，親密合作，國家和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正是產生於這相依、相伴的親密關系中。

三、多元—體：

從量上來講，中國現有的政黨，是—個執政黨和八個參政黨。九個政黨構成了中國現有的政治格局。「九」這個數字在中國文化中蘊含著「多」的意思。多個元素組成的體系中，如果各個元素互相離異，其結果就會出現紛爭，產生內耗。而事實上，中國九個政黨之間並非互相排斥。多元不多體，多元不異體：多元相處，多而不離，多而不散，多而不亂，多而有序。這在多黨競爭制度的國家裡是做不到的。

因此，「多元—體」是我國多黨合作制國家的政黨關系區別於多黨競爭制國家的政黨關系的—個十分顯著的特徵。同時，「多元—體」又辯證統一：即「和而不同」。所謂「和」，就是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之上和共同的目標之下，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通力合作；所謂「不同」，即各政黨都是組織上獨立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先進性特點；各民主黨派代表各自所聯系的不同利益群體，具有進步性特點。「和而不同」，就是我國的各政黨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奮斗這一共同目標下，求同存異，體諒包容。從功能上看，「和」就能夠形成合力，「不同」則可以相輔相成。

四、協調有序：

在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中，各政黨各得其位，各享其成，有為有位，有位有為，能力與地位相稱。在這樣的政黨格局中，共產黨執政是由其能力決定的，是人民和民主黨派的自願選擇；民主黨派參政是其對革命和建設貢獻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的認可和人民的認同。這是合理的分工協作，其結果定然產生「和」的最大效應。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共生共進，使社會充滿了創造力和活力。這充分體現了協調有序的特徵。

五、協商科學：

以協商、合作為主要形式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結合中國實際，創立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多渠道的協商、合作形式，使這一制度實現了從理論到實踐上的跨躍。

1、我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要求中國共產黨通過邀請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不定期舉行高層次、小范圍的談心活動，召開座談會等形式，通報或交流重要情況，傳達重要文件，聽取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提出的建議等。這種政治協商所體現的內容是，共產黨在對國家實施政治領導，在使「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變為「國家意志」前，充分聽取各民主黨派的意見，因此，這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不是共產黨一黨的主張，而是聽取民主黨派意見、建議之後的，以共產黨為主，包含各民主黨派聲息的「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2、中國共產黨還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聽取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各人民團體的意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組織，也是中國各民主黨派、各界人士發揮作用的大舞台。

人民政協在組織上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在政治上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性。人民政協聯系廣泛，渠道暢通，可以為反映和集中民情、民意、民智、民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提供廣闊堅實的基礎；人民政協人才聚集，視野寬闊，可以為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智力支持。人民政協的創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了自己的政治形式和組織機構；標志著中國人民不僅在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在組織上形成了堅強的團結，使統一戰線的活動內容與組織、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與政治組織形式、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內容與形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是我國在國家政治體制建設中的一大創造。

8. 各黨派各階級在大會上協商的成果有哪些這次會議在我國形成什麼政治制度

各黨派各階級在大會協商的成果是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領導下的多黨派合作機制。制定了民主政治協商制度。

9. 政協的作用

中國政協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

這三項主要職能是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國政治體制中參與國事、發揮作用的重要內容和基本形式，體現了人民政協的性質和特點，是人民政協區別於其他政治組織的重要標志。
參政議政的主要形式有：反映社情民意、各種協商例會，各種專題議政會、專題研討會、專題調研、委員視察、考察、政協委員參與中共黨委與政府統一組織的檢查和巡視。

參考資料：中國法律網

拓展資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簡稱人民政協，英文：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縮寫：CPPCC)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士共同組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創立的。它根據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對國家大政方針和群眾生活的重要問題進行政治協商，並通過建議和批評發揮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作用。

這有利於堅持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又有利於更廣泛地聯系和團結各階層群眾。人民政協的建言獻策有利於科學、民主決策。人民政協職能的履行有利於協商民主的決策。

10. 對政治協商成果的處理有哪些規定

《共同綱領》除序言外，分為總綱、政權機關、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7章60條。它肯定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宣告了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統治的結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建立，規定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它確認「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它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制為我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宣布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進行土地改革；並且規定了新中國的各項基本政策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由於它所規定的是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及各項基本政策，並且由於它是由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因此，盡管它還不是一部正式的憲法，但不管從內容上還是從法律效力上看都具有國家憲法的特徵，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它是建國初期團結全國人民共同前進的政治基礎和戰斗綱領，對於鞏固人民政權，加強革命法制，維護人民民主權利，以及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方面起著指導作用。它的許多基本原則在制定1954年憲法時都得到了確認和進一步發展，因而在我國憲政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