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思想理論成果

Ⅰ 孫中山法律思想主要內容

1：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光輝旗幟。他系統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綱領——三民主義，並為之奮鬥了終生。先生剛強不屈，連遺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推翻封建帝制，捍衛共和制度。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創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先生最大的歷史功績。為了維護之後的共和，從護法到北伐，孫中山先生時刻都沒有停歇。

3、孫中山先生晚年更加進步，促進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成立，直接推動了國內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來臨。他對三民主義作新的解釋，成為了國共合作的基礎。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孫中山與工農日益接近，他參加工農群眾的集會，稱贊工農是革命的先鋒和基礎，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Ⅱ 孫中山思想概論

孫中山的人權思想
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鋼建
關於孫中山人權思想的內容及其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學術界同仁已經在不同程度上作過探討和論述。本文旨在討論孫中山人權思想的實質和傾向，並聯系現代中國思想界狀況及未來中國社會發展需要，努力揭示孫中山人權思想的現實意義。�
在中國近百年人權思想史上，孫中山人權思想無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權主義的印跡，反映出近現代中國人權思想的曲折歷程和艱難險阻，孫中山的人權思想是民權主義的，而不是人權主義的。這一點決定了孫中山人權思想在本質上是集體本位主義的。集體本位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界始終佔主導地位。與之相應，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的人權思想自形成以來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時期發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以人權主義為標志為旗幟的人權思想在本質上是個人本位主義的。個人本位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界始終處於下風，與之相應，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研究孫中山的人權思想，不能不在總結近百年人權思想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重新認識孫中山思想的實踐價值和理論意義。當代中國固然需要研究和宣傳民權主義，但更需要認識倡導人權主義。
一
近代中國人權思想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沿著兩條路線進行：一條是個人本主義的思想路線。前者在理論淵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個人主義人權理論傳統；後者在理論淵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國古代民本主義思想傳統的影響。孫中山的人權思想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問題上徘徊於兩條路線之間。然而，從總體上和結構上看，孫中山的人權思想具有明顯的集體本位主義傾向。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的人權思想與嚴復、陳獨秀、胡適等人代表的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路線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區別。�
就民權和人權的觀念而言，孫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權觀念的影響。在其民權主義理論形成過程中，起先人權是被包含在民權之中的。他在針對封建君主專制主義制度進行批判時所討論的大量問題既是民權問題，也是人權問題，由於民權和人權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且在含義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孫中山乃至近現代許多思想家在探討民權問題的同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在不同程度上論及人權問題。孫中山對人權問題的探討既有自覺的一面，也有不自覺的一面，孫中山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觀念作過大量的介紹和宣傳，此種介紹和宣傳最終是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民權主義綱領服務的。
早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孫中山就充分闡述了「國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張。在當時朝庭上下仿行西法興利除弊的改革形勢和氛圍的影響下，孫中山一方面積極上書為民請命。另一方面努力組織興中會，意在創立「合眾政府」。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傳統與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經驗相結合，逐步形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1905年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將近代西方相繼出現的三民主義思想歸結為「皆基本為民」。在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一直被他視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權主義的核心內容歸結起來就是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立憲政體。民權主義所關心的是政體問題，是統治權力歸誰掌握的問題。[1]民權主義與人權思想的關系表現為孫中山關注的是集體意義上的民權，而非個體意義上的人權。民權主義與人權思想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於「國民」觀念。國民在法律關繫上應當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國民不堪忍受君主專制政體，從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體的需要。使國民人人平等成為孫中山早期民權主義的奮斗目標，國民觀念當然涉及個人的人權問題，但在總體上它所要實現的直接目標是集體意義上的民權，孫中山講國民主要是從「國民全體」意義上而言的。國民全體被作為與君主個人相對立的權利主體看待。民權主義中的民權主要指國民全體之權，當然，其中包含個體意義上的國民。由於「國民」概念擺脫不了個體含義，單個個人也可稱之為國民，所以隨著孫中山的集體本位主義傾向日益膨脹，後來他更多地喜歡使用「人民」的概念來解釋民權主義。「人民」一詞純屬集體性質的表述。任何單個個人是不能稱之為人民的。民權也就被理解為人民之權。「共和國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論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
盡管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具有集體本位主義傾向，但他對「國民」、「民權」觀念的熱情宣揚對於傳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對於抵制封建專制主義和推進革命斗爭，起到了巨大的歷史作用，這是眾所周知的且已載入史冊的事實，況且在當時的時代條件決定革命首先需要關注的是統治權力掌握在誰的手中的問題。幾千年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已經將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對立面」。同專制君主相對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統治階級—人民大眾。同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和掠奪使民族矛盾激化到無可復加的地步，在國內外重重對抗關系中，人民或國民全體的地位問題成為一切革命斗爭的焦點。奪取政權實現民權自然而然地成為革命鬥士們的歷史任務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戰亂頻仍國難當頭的亂世，個人的人權同民眾整體的災難相比，便會顯得不那麼引人注目。客觀形勢已經發展到不奪取政權實現民權便無從保障個人人權的地步，在孫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權自然會比人權重要得多。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憲制度實現後，人權問題自然會隨之迎刃而解，這是當時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
民權的實現意味著人權的實現，這在道理上已經被當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孫中山在將民權上升到主義高度時，便以為人權也會隨之上升。以民權帶人權、以民權保人權，這的確是孫中山提出民權主義時的初衷，在早期孫中山提出民權主義理論時，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他的民權主義會導致排斥人權的傾向出現，盡管在後期他實際上已經自覺地走上以民權壓人權以民權擠人權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確是想以民權帶人權以民權保人權。在孫中山的思想中民權與人權的關系終於從一致走向對立，這種令人遺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理論原因。在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思想發展中，民權與黨權關系的變化是導致民權與人權關系變化的根本原因。�
要奪取政權，必須締造一個革命黨，這是一切企圖走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人們年遵循的常識。具有暴力主義傾向的孫中山從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組建革命黨，並逐漸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努力提高黨的地位，在黨與民的關系中，起初黨在理論上從屬於民依附於民，黨權在民權之下，這在孫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確切無疑的。但是，隨著革命斗爭形勢的激化，兵權日益顯得重要。「革命之志在獲民權，而革命之際必重兵權」。（孫中山：《與汪精衛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頁。）重兵權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誰來掌握兵權呢?當然是領導軍政府的革命黨。黨權的重要性是從兵權的重要性中引伸出來的。在革命之際，兵權重於民權，黨權又重於兵權，這在孫中山的革命程序論中也是明白無誤的道理，他將革命程序分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或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和憲法之治三個階段，在這三個時期或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和憲法之治三個階段中的事情，此前的軍政和訓政都得由「革命黨」來主持。在漫長的革命程序中，民權一再被推遲，人權也就更提不上議事日程。[3]黨權成為革命的關鍵，民權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設中都不得不讓位於黨權。隨著革命程序論不斷深入黨心軍心民心，黨權高於民權重於民權的觀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從兵權重於民權到黨權重於民權，這在邏輯上和實踐中都是必然的結果。
黨權重於民權高於民權的觀念的形成，與孫中山思想深處的英雄史觀和獨裁傾向分不開。民權實際上被理解為統治權力，而人民則被理解為奴性十足的後知後覺的群盲。在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權當然只能歸屬於革命黨。人民必須由黨來教訓；黨在教訓人民的過
程中可以使用強迫手段和專政工具。在孫中山的心目中，黨比人民偉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權主義的旗號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權被黨權取代，民權被黨權鯨吞，人民的地位在偉大英明的黨的面前無形中被降低到無知無識的「皇兒」地位，孫中山說：「中國奴制已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用強迫手段，迫著他來作主人，教他練習練習」。又說：「共和國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壓作奴隸的人民，一旦招他著皇帝，定然是不會作的，所以我們革命黨人應當來教訓他，如伊尹訓太甲一樣」。[4]對於沒有出息的人民，黨有絕對的權力去教訓他、強迫他。名義上人民是共和國的皇帝，但這個被戴上皇帝榮冠而不懂得怎樣當皇帝的可憐兒還要接受母親黨的皮鞭教訓，是黨將皇權奪過來的，也是黨想將皇權恩賜給人民。盡管此種恩賜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和理論上，事實上那還是遙遠地未來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須為此感戴黨，服從黨，任憑黨用專政手段來教訓和開導。在「革命」的黨的腳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權，而是無期無盡的無數個人權利的喪失和犧牲。在黨權壓迫下，人民不僅未能得到民權，而且連人權都作為受教訓受培養的代價付出了，這種現象在實踐中的普遍出現肯定不是孫中由所願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論上造就的黨權意識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而且實際上導致了這種結果的出現，國民黨掌權後的專政主義做法並未使孫中同清醒過來。
黨權意識的膨脹終於改變了民權主義的初衷。孫中山由早年倡導人權自由一晚年反對講人權自由的思想轉變過程與黨權意識的膨脹過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確表示：「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5]什麼是中國革命的需要呢?這就是黨權至上，為了黨國必須犧牲個人自由和權利。黨權在革命中代表兵權，在建設中又代表國權，黨和國家已經混然一體。在革命時期黨權可以從兵權處找到至高無上的憑據；在和平時期黨權又可以在國權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為了黨國的利益，個人的自由權利算得了什麼!「個人不可以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6]國家要得完全自由，領導國家的黨就更需要無限的自由。在黨國面前，個人自由、天賦人權這些曾經被作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統統成為充滿危險和罪惡的東西。黨國的團體利益集體利益要求將個自由天賦人權打入冷宮。「個人有自由，則團體無自由」；「自由這個名詞，……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7]一個政黨在受壓迫的時候往往嚮往平等自由人權而它一旦成為執政黨以後，便要反過來壓迫自由，不講平等，廢除人權，被壓迫者翻身以後轉過來繼續壓迫別人，這就是中國現代史的無情事實。此時，民權主義實際上發展成為黨權主義，而且是一種在國權主義形式下的黨權主義。
在孫中山後期的民權主義思想中，不僅人權被排除了，而且民權也被閹割了，黨專政和黨獨裁一旦走出理論和書本，便在實踐中橫行無阻為所欲為。執政黨的專政主義做法終於引起在野的共產黨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滿和抗爭。孫中山學說中的反個人主義反自由主義傾向由蔣介石在實踐中發揚光大了。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表現出來的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仇視心態正是對孫中山學說傾向的繼承。當國民黨將孫中山思想學說奉為聖經不容批評時，孫中山的思想學說便只能僵化固執下去，再也沒有革新和復興的機會，難怪胡適對「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的現象充滿了憤怒情緒和危機預感，孫中山身後發生的事情固然與他全人無直接關系，但他的學說中的集體本位主義傾向和反個人主義反自由主義傾向在執政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上起何種作用，這不能不看作歷史留下的問號。�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理論從早期贊成個人自由天賦人權，到後期反對個人自由天賦人權，對於這種轉變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和評價呢?這種轉變究竟意味著從進步轉向後退和落後，還是意味著從幼稚轉向成熟?這個問題值得認真討論，不容迴避，喬叢啟先生正《從幼稚到成熟—孫中山法律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載於《中國法學》1991年5期)一文中有許多精闢深刻的見解，但他將孫中山在自由人權問題上的思想轉變也視為「從幼稚到成熟」的表現，對此筆者無論如何又不敢苟同。這里的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認識和評價在權利問題上的集體本主義和個人本位主義。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也無從正確理解孫中山民權主義學說的現實意義。
二
近現代中國思想界在權利問題上一直存在著集體本位主義和個人本位主義的斗爭。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思想嚴格地說來屬於集體本位主義的范疇，而且還是集體本位主義的重要代表。因此，對於孫中山的人權思想的現實意義可從兩方面來認識。一方面，對於其中有助於增強民主觀念民權意識以及有助於保障自由人權的內容應當繼承和發展；另一方面，對於其中否定個人自由和人權的集體本位主義觀點必須堅決予以摒棄。�
專制主義在中國有著幾千年的歷史和傳統。至今人們的民主觀念和民權意識依舊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講民權，大講人權，幾十年來，極左思想的專制主義在人們的頭腦中是根深蒂固的。長時期中人權研究是禁區，不讓講人權的結果導致民權觀念比孫中山時期還要倒退，且人權虛無主義思想極為嚴重。（請參見拙文《談克服人權虛無主義》，載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92年1期。）從現在開始，不僅需要講民權，而且仍然有必要將民權上升到主義高度來講，在這方面，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依舊值得提倡和宣傳，孫中山對民權的大聲疾呼，對封建專制思想的激烈抨擊，對照今天中國的現實來看，依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他關於五憲法的理論是其民權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五權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對於增進民權保障人權有著巨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以民權主義為旗幟的五權憲法理論對於今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著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筆者贊成對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作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宣傳，特別是基於海峽兩岸的認同。可以說，過去一百年，中國需要提倡民權主義；今後一百年，中國依然需要宣傳民權主義。
繼承和發展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需要克服其中與個人自由權利不相協調的反個人主義反自由主義傾向。民權主義與人權主義在本質上應當是相互聯系互為補充的。根據孫中山對民權的理解，民權與人權本不矛盾。無論是他講的選舉、罷免、復決這些直接民權，還是他主張的人民主權和間接民權，在性質上都不是排斥個人人權。民權注重的是國民全體的權利；人權注重的是個人的基本權利。二者側重的方面不同。這兩方面的權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於革命斗爭形勢的需要，孫中山後期的民權主度逐漸將民權與人權對立起來，將人民或國民全體的權利與個人自由權利對立起來，這就背離了民權主義的初衷，陷入了集體本位主義的理論黑洞。
孫中山沒有意識到人權是民權的基礎，更沒有認識到人權主義是民權主義的前提。[8]在他的民權主義理論中，或者將人權依附於民權，或者以民權排斥人權，始終沒有解決好民權與人權的關系。民權主要是指人民對國家的管理權利，並表示人民對公共權力活動的參與程度，人權則主要指個人作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權利，表明個人相對於公共權利活動的獨立程度得到保障時，才能進一步談到由眾多個人組成的人民對公共權力的參與和介入。在個人的基本人權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空談人民主權和其他民權是毫無意義的。只有在人權主義發達的社會，民權主義才有可能實現。對於近現代中國來說，首先需要實現的是人權，其次才是民權，如果在理論上需要對人權與民權作嚴格區分的話，人權的實現程度與民權的實現程度雖然有聯系，但二者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對於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來說，實現人權比實現民權更為迫切。人權的核心是自由；民權的核心是民主，爭自由與爭民主這兩個目標雖然是一臻的，但在實踐中應有先後順序的差別，現代社會文明發展規律表現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後，然而孫中山和近現代的許多思想家對此不加區分。他們對於民主民權的問題比對於自由人權的問題抱有更為濃厚的興趣。甚至重民主輕自由、重民權輕人權的傾向相當嚴重。在這方面，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理論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有著共同之處，二者一脈相承。[9]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里，思想界的興奮點在於暴力革命和奪取政權，打的都是民主旗號。或者要使人民當「國家主人翁」。然而連自由民都沒有當上的人民如何能經受得住皇帝或國家主人之類榮冠的重壓，先當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來，民主主義民權主義須以自由主義人權主義為前提，這應當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孫中山思想中的集體主義傾向由其特定的歷史條件所決定，今人對他不必苛求。然而，當前研究人權理論問題，對於極左思想造成的集體本位主義傾向必須進行揭露和抵制。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不知從何時開始社會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被劃上了等號，而個人主義則被視為社會主義的障礙。極左理論家們經過長期營造，終於為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貼上了姓「社」姓「資」的標簽。集體主義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而個人主義則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其實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並無必然的聯系。集體主義源於封建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倡導集體主義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馬克思、恩格斯批判過的國家主義、工團主義等都是集體主義的表現。近代以來，反對個人主義、反對個人權利和天賦人權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層出不窮，特別是帝國主義時期，壟斷資產階級思想具有明顯的集體主義傾向。[10]法西斯主義是現代集體主義的重要代表，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共通之處。中國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踐踏個人權利蔑視個人人權的封建集體主義的特殊表現。鄧小平將它稱為「封建法西斯主義」，這一點也不過份。極左思想就是對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東西感興趣。李大釗早在共產黨成立那年就針對將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指出，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關系的得出結論說：「故個人與社會並不沖突，而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亦決非矛盾」。[11]然而，後來極左思潮不斷膨脹，終於將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對立起來，公然販賣集體主義，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巨大的災難。�
孫中山學說中的集體主義傾向同幾十年來極左思想的集體主義傾向雖然沒有必然的聯系。但它們之間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它們都受到關於革命斗爭或階級斗爭形勢估計的影響，它們都從斗爭形勢需要出發，將黨國利益同個人利益對立起來，強迫犧牲個人自由權利。如果說孫中山當年對革命斗爭形勢及其需要的估計和判斷還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處的話，那麼極左思想對所謂階級斗爭形勢及需要的估計和判斷則是蓄意惡毒和天理不容的。極左思想打著社會主義幌子壓迫個人自由權利，反對個人主義。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按照李大釗的說法，絕不是「合理的社會主義」。極左思想所推崇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是「封建法西斯主義」。同孫中山的集體主義思想相比，極左思想的集體主義沒有絲毫的誠意。孫中山的集體主義對集體抱有真誠的情義，大公無私；而極左思想的集體主義實質上是在集體的幌子下謀取私利，心懷卑劣。
鑒於極左思想的封建集體主義和人權虛無主義泛濫成災，今天研究人權理論尤其需要倡導個人本位主義和人權主義。（請參見拙文《關於人權主義若干問題的思考》，載於《蘭州學刊》1992年5期。）對於近現代史上的人權思想，包括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的人權觀，應當實事求是地進行判斷和評價。對於其中有利於發揚自由保障人權的思想，應當敢於繼承和發揚；對於其中不利於自由人權保障的思想，要敢於揭露和摒棄。只有這樣，人權思想才能不斷沿著正確的方向演進。
[1] 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頁。
[2] 《總理遺教》。
[3] 請參見拙文《論嚴復的「三民」人權法思想》，載於《中國法學》1991年5期。
[4] 《總理遣教》。
[5]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頁。
[6]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二講》，《孫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頁。
[7]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二講》，《孫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頁。
[8] 請參見拙文《社會主義與人權主義》，載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92年2期。
[9] 參見拙文《從專政到憲政》，載於《浙江學刊》1992年3期。
[10]參見拙文《人權絕對論與人權相對論——當代美國關於人權的法哲學論辯》，載於《法學研究》1992年3期。

Ⅲ 孫中山的思想主張

三民主義。

分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

舊三民主義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提出的，是當時的革命綱領。
舊三民主義的主要內容包括：
（1）民族主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它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但它沒有意識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是中華民族獨立的最大障礙，沒有明確的提出反帝的要求。
（2）民權主義：建立民國。這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的民主權利的共同願望。但民國實質是資產階級共和國。
（3）民生主義：平均地權。說明孫中山顧及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但由於站在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立場上，反對沒收地主土地，所以提不出徹底的個土地革命綱領。

新三民主義，是與國共合作，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後提出的，是新民主革命的綱領。
（1）民族主義：提出具體反帝斗爭要求，認清了國內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的本質及關系，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內容演變成排滿興漢→反滿貴族→明確反帝斗爭。[2]
（2）民權主義：強調國家政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強調它的人民性、群眾性。「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這樣將資產階級民權政治與反帝民族主義斗爭相結合，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和飛躍。
（3）民生主義：「中國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更新解釋了「平均地權」，提出了新的方針。「農民之缺乏土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確反對封建剝削。「節制資本」，「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實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民生主義和扶助農工政策緊密地結合起來，推動國民大革命。

望採納

Ⅳ 孫中山有什麼成就

孫中山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組織革命政黨，發動武裝起義，領導了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歷史上延續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專制統治，開創了中國民主革命風起雲涌的歷史新篇章，功載千秋，萬古流芳。 孫中山與歷代反抗封建王朝的農民起義英雄和同代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之顯著不同之處在於：一是通過其他方式獨到的認真學習和深入思考，將歐美資本主義制度之精華與中國落後封建專制制度之國情相結合，從「以民為本」 的宗旨出發，不僅提出了「三民主義」基礎學說，同時還就改造落後舊中國的偉大目標，從國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諸方面作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設想和規劃，形成了系統化的革命理論；二是他自發動和組織革命伊始，終其一生，在領導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程中，始終不渝地堅持徹底的反封建立場和堅定的革命方向，面對滿清朝廷的通揖、反動軍閥的圍攻、帝國列強的威逼、維新保皇派的論戰、陣營內部的叛亂、同黨戰友的分歧，在極其艱難充滿風險的環境中，幾番組織和改造革命政黨，多次發動武裝起義，「愈挫愈奮，再接再厲」，不屈不撓，戰斗不息；三是他始終堅守「一心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從建立興中會、同盟會，發動廣州、惠州、黃花崗等十次武裝起義，到領導辛亥革命、建立臨時政府、舉行二次革命，到組織和改造國民黨、組建黃埔軍校、實施國共合作，直至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拋卻個人名利，彰顯博大胸懷，大公無私，一生操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孫中山的理論學說、立場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說是獨秀一枝前無古人 ，也正是由於孫中山的堅持不懈的努力與革命理論的宣揚，才使得廣大中國民眾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走出對民主共和的「反動」政治思想認識誤區，有力的促進了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擴大了民主革命運動的影響，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後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也是在孫中山工作的基礎上才得以發展。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活動領導人。特別是在學醫行醫期間結識了不少國際友人華人華僑等為以後革命奠定了基礎與支持。 孫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滿清統治，建立民國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於孫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認識西方世界較深，通曉外語，有醫生學 國慶節時，天安門廣場孫中山巨幅畫像
歷，在中國內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數外國人視為革命領袖。而在國內，多數革命者也認為他的聲望與能力足以成為革命組織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孫中山在武昌起義後順利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領導他創建的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在名義上完成中國的統一。由於當時參與革命的主要領導人物，特別是蔣介石、汪精衛兩人，均為孫培育出來的領導人物，故當時的國民政府當以孫為最高的精神領袖，並推舉三民主義為治國的最高指導。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孫成為蔣介石之外，凝聚全國向心力的象徵人物之一。國民政府與旗下將領也往往以「保障孫總理的革命成果」為號召，鼓動人民建設和將士作戰。因此到戰爭中後期，孫中山很自然被推舉為中華民國的國父。 對於孫中山的歷史貢獻分析，主要是認為孫中山確系近代倡導共和革命，成功組織成分復雜的各種反滿勢力，並注入西方現代政治理論與憲政思想成分的領導人。而孫中山雖亦重視掌握領袖權力，但較具理想色彩，較能為制度建設之需要而放棄政治資源。孫中山雖倡導武力推翻君主專制，武力弭平軍閥割據，但使用之手段較為溫和，善後措施較為寬容，不採徹底鏟除之作法，與蔣介石或毛澤東等強調組織紀律而嚴厲懲處反對者不同。 孫中山亦為中國政治經濟現代化之重要階段性人物。他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憲政民主，人民主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權力分立制衡，與社會主義等等。另加上其個人認為有必要保留的中國傳統制度機構——監察權與考試權，形成五權憲法學說。對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國的普及，具有推動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產主義派對中國未來建設的深入探索。而孫中山在其中採取某種折衷立場，卻堅持共和民主之憲政體制，至今仍有其價值。[9] 孫中山在倡導革命思想，組織、領導革命團體都是處於領導者的地位。孫中山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犧牲與貢獻也為多數人所認同。然而孫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執以至與同志反目。例如同盟會時代之章太炎、中華革命黨時之黃興，皆曾為孫之股肱，而後來反目不相往來。 如若從孤立的視角單純地看待這一史實事件，確實，孫中山之讓位於袁世凱，是導致袁世凱竊國、革命政權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論、史說由此引申出「孫中山一大失誤」的評價，似乎順理成章。然而，從客觀現實來看，把此事件放在當時清末民初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中考察，卻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評價——孫中山之讓位於袁，不僅不是失誤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專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幟飄揚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歷史功績。 1905年8月，孫中山與黃興、劉覺民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在日本東京創建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黨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他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被採納為同盟會綱領。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同盟會的成立，有力地促進了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

Ⅳ 孫中山的思想主張是什麼，該主張的提出有何意義

孫中山的思想主張主要是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在同盟會的政綱中，三民主義被完整地表述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話。

意義：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提出開辟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新道路。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用三民主義思想指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

從中國的現代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民族國家的政治理論的提出在辛亥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中起到了極其之大的歷史作用，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礎，也正於此中國才從古老中重煥青春，開始走向了蓬勃發展的道路。

(5)孫中山思想理論成果擴展閱讀：

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萌芽階段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紀80年代中期，1883年7月孫中山自檀香山啟程歸國，尤其是到了香港以後，孫中山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

1886年春夏間，孫中山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華南醫學堂讀書後，便經常發表愛國言論，並以「中國現狀之危，我人當起而自救」等作為宣傳口號。

1890年1月，孫中山進入香港西醫書院讀書後，經常利用課余時間遊走於香港、澳門、香山等地之間，發表不滿清政府的政治言論，並經常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等三人聚會，互抒救國抱負流露了對清政府，尤其是洋務派在對外反侵略斗爭中的軟弱無能表現了強烈不滿。

三民主義真正初具雛形，並正式以革命綱領的形式提出則是在興中會創立之時。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

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組織的入會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誓詞同《興中會章程》中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內容，成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簡要表述。興中會的綱領中第一次劃時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國的要求。

1896年，孫中山來到英國倫敦。他滿懷激情，遠涉重洋，考察歐美各國的社會、經濟，尋求救國真理。在倫敦的9個月時間里，孫中山通過圖書館讀書進行理論研究，對社會的實際考察，初步形成民生主義思想，加之以前已有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三民主義自此形成。

Ⅵ 孫中山的重大思想理論成果是什麼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主，民權，民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綱領

Ⅶ 孫中山在思想上,實踐上做了哪些重大努力

孫中山的法律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三民主義，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法治，提出五權憲法的學說，確認主權在民、保障人權及其他自由權等。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家，他用畢生的精力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平等富強的新中國奮斗。孫中山的法律思想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矛盾的產物，與其他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法律思想一樣，在具有反封建性、民族性、革命性、民主性等特點之外，還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即堅定地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為人民大眾說話。孫中山在探索和融合中西法律學說中，創立了自己的法律思想並且在革命斗爭中逐步成熟，達到革命民主主義的高度，在我國近代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孫中山法律思想中人民性的理論基礎與偉大實踐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思想的主體也是孫中山法律思想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在蘇俄與中共的幫助下，孫中山先生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被稱之為新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根據中國面臨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社會改革三大歷史任務而提出的。
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學說中，民族主義是推翻清王朝即資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目標，而民權主義是核心，主要解決民主革命問題，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政治革命。孫中山既受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影響，也受西方啟蒙思想的熏陶，能夠較為准確地認識人民的地位和權利，其早期的民權主義以西方「天賦人權」為基準，主張人生而平等；新民權主義則表明「主權在民」，實行直接民權，建設民主共和的新國家。在他的民生主義中，還要求解決人民的經濟生活，解決貧富懸殊等問題，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其中心在「土地」和「資本」。孫中山從主張「平均地權」到實行「耕者有其田」，並要求限制私人資本發展，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要求由國家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等等，以這些法律來維護勞工、農人民眾的合法權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成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戰斗旗幟，同時也是是孫中山先生法律思想的理論基礎。孫中山的法律思想是整個三民主義系統中一個組成部分。

Ⅷ 簡述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發展

第一階段：1894年6月，孫中山嘗於《上李傅相書》中，提出多項改革建議，惟李鴻章斷拒。失望之餘，他於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島，籌劃通過募款，創建生平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並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計劃以「振興中華」為目標，以排滿思想為其革命事業鋪路。
第二階段：1905年8月，在日本人內田良平的牽線下，結合孫中山的「興中會」、黃興與宋教仁等人的「華興會」、蔡元培與吳敬恆等人的「愛國學社」、張繼的「青年會」等組織，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為同盟會總理，再度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確定為革命政綱，並將華興會機關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組成為《民報》。 他在發刊詞首次提出「三民主義」學說，即「民族、民權、民生」，與梁啟超、康有為等改良派激烈論戰。繼而編定「同盟會革命方略」，正式宣示進行國民革命，舉所誓之四綱，力圖創立「中華民國」，並定「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程序。
第三階段：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改組國民黨宣言；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通過新黨綱、新黨章，把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為新三民主義；將中國國民黨改組為包含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從而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年11月，應馮玉祥電請北上「討論國是」。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主張，並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不幸病逝，終年59歲。臨終前在遺囑里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總的來說孫中山的思想體現在一下方面：1、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的「三民主義」理念。2、倡導「權能區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推行「萬能政府」——「廣興福利，大有為式」。3、注釋「人民之權」——政權應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項。 4、注釋「政府之能」——「治權，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為「五權憲法」。5、闡明人民行使政權的基本訓練與條件：民權初步，即議事規則。6、提出中央與地方的「均權制度」，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7、在經濟思想方面，提倡社會互助理論：「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8、在政治現代化建設方面，主張漸進主義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說：「軍政時期優先消滅軍閥土匪，應實行軍管。訓政時期優先基礎建設與民權初步訓練，應實行一黨執政。憲政實行之條件是全國半數以上縣市具有選舉罷免地方首長之條件，公民具有發動創制復決之條件，則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還政於民，實行多黨競爭的現代政治制度。」9、推行以王道為基礎的區域合作和政治架構：大亞洲主義，以及向國際投資開放的實業計劃。

Ⅸ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重大思想理論成果都有哪些

20世紀以來中國重大思想理論成果主要包括：三民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專論和「屬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民主義集中反映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和共同願望，是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它指導資產階級推翻了中國君主專制統治，但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要求，也沒有徹底的土地綱領，因此，它不可能指導資產階級革命派取得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思想指導無產階級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鄧小平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