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發展成果

『壹』 黨的十九大以來三農發展有哪些巨大成就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破題
與往年把玉米賣給中儲糧糧庫不同，今年黑龍江農墾的豐順種植專業合作社把玉米賣給了廣東一家飼料廠。這家合作社的理事長趙軍說，賣給廣東的玉米先通過鐵路運到錦州港，再通過水路運到廣州。
農產品價格「天花板」和農業生產成本「地板」雙重擠壓，生態資源亮起「紅燈」，補貼政策逼近「黃線」，國際市場競爭壓力和農民持續增收壓力疊加而至……回首五年前，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形勢之復雜不可謂不險。
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正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場硬仗。自去年改革以來，玉米降價、加工回暖、貿易走活、進口減少，改革穩步推進並取得明顯效果。改革頭一年，全國籽粒玉米種植面積下降了3000萬畝、大豆種植面積增加了1000多萬畝，種植結構得到優化。
今年，糧食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向縱深推進。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大豆實施了市場化收購加補貼機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表示，隨著玉米、大豆收儲制度改革的推進，我國糧食生產呈現的「高產量、高進口、高庫存」怪象正在改變。
在減少無效供給的同時，我國更注重培育耕地地力，通過輪作、休耕、增施有機肥、推廣節水灌溉等方式，讓長期緊綳的水土資源這根弦有所放鬆，給子孫後代更可持續的利用空間。
2017年，全國輪作休耕面積擴大到1200萬畝，輪作重點集中在曾經遍布大豆與高粱的東北冷涼區、北方農牧交錯區，休耕集中在河北地下水漏斗區、湖北湖南重金屬污染區和貴州雲南等生態嚴重退化地區。
產業扶貧成為脫貧攻堅主戰場
「今年我養了100多隻黑山羊，能出欄50多隻，賺6萬多塊錢。」說起致富經，湖北省羅田縣上石源河村貧困戶李雲啟滔滔不絕，「資金、技術、保障，現在咱一樣都不缺，干勁兒十足！」
兩年前，當地政府出台產業激勵機制，為他提供了1萬元扶持資金、3萬元貼息貸款，同時提供優質種羊、養殖標准、技術指導、肉羊回購等一系列服務。李雲啟盤算著，還清3萬元貸款後，就能如期實現脫貧。
抓住產業這個擺脫「窮帽子」的關鍵，在向貧困發起最後攻堅戰的道路上，一塊塊底子薄、條件差、難度大的「硬骨頭」正被逐一啃下。
2016年5月，農業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貧困地區發展特色產業促進精準脫貧指導意見》，為如何扶真貧制定了路線圖。農業部把農業產業扶貧作為優化農業供給結構、補齊農業現代化短板、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的重要舉措，調動全國農業系統力量務實推進。
幾年功夫，貧困地區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相繼成長壯大，帶動貧困人口脫貧能力明顯增強。據農業部調查，100個樣本貧困縣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直接帶動貧困人口覆蓋度達49.8%。
今年前三季度，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達到10.5%，高於全國農村平均水平1.8個百分點。其中，產業扶貧功不可沒。
農業更綠色農村更宜居
「前幾年，這里的農房還是破舊不堪，街上垃圾遍地。經過環境整治後，硬化路通到家家戶戶。」經歷了從臟亂到宜居的變化，河南省永城市新農村辦主任李世軍深有感觸地說，「如今，村裡綠樹成蔭，庭院干凈整潔，老百姓的笑臉也多了。」
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推力，是各地農村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近年來各級政府不斷加強支農惠農力度，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美麗鄉村建設有了長足進步。
五年來，農業發展也更「綠」了。曾幾何時，種地就是「大水大肥」「下猛葯」。可如今，如果去田間地頭轉轉就會發現，殺蟲燈、粘蟲板、水肥一體的滴灌系統越來越常見。
在養殖業，用科技手段讓畜禽糞污「變廢為寶」，加工成有機肥或是用來發電、生產沼氣，已經是規模化養殖戶和企業的通行辦法。安徽宿州市埇橋區順河鄉後湖村的養豬大戶徐永生就是其中之一。
「幾年前，一到夏季蒼蠅就亂飛。」他說，「如今，應用沼氣技術，將糞污全部變成了沼液沼渣，不僅解決了環境污染問題，種養結合、沼液沼渣還田還帶來了不小的經濟效益。」
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是農業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幾年來，各地通過控量提效，大力發展節水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農田灌溉水利用系數已從1998年的0.4提高到0.52。
在化肥、農葯使用方面，通過減量替代，推廣測土配方技術，2016年全國化肥使用量首次接近零增長；通過減量控害，加強綠色防控，全國農葯施用量保持零增長。

『貳』 請結合當前我國三農工作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以及貴州發展的實際,談談你對全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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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如何認識五大「三農」發展新理念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之際，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深入學習貫徹總書記關於「三農」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深刻分析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提出用發展新理念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這對於統一思想、深化認識，做好明年乃至今後五年的「三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過去五年，是農業農村發展的又一個黃金期。糧食總產邁上新台階，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有了根本性提高。農民收入實現新突破，扭轉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態勢。農村社會呈現新氣象，億萬農民得到更多實惠。「三農」向好，全局主動。農村改革發展的亮麗成績，為我們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增添了底氣，為「十二五」規劃圓滿收官作出重要貢獻，也為「十三五」時期順利開局奠定堅實基礎。
形勢向好，尤需謹慎。一定要清醒看到，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農業農村發展正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在糧食連年豐收背後，進口量、庫存量齊增，價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雙重擠壓凸顯；在農業穩定發展背後，資源和環境雙重約束趨緊；在農民持續增收背後，外出就業壓力增大，務工收入增長放緩。破解發展中的難題，必須牢固樹立短板意識，堅持問題導向，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
用發展新理念引領農業現代化，是一場深刻變革。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只有依靠體制創新，才能破解誰來種地、地怎麼種、新農村誰來建的現實難題，激活農業農村發展活力。協調發展是必由之路，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才能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補齊「三農」發展短板。綠色發展是必然要求，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才能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開放發展是大勢所趨，統籌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才能不斷提高農業競爭力，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共享發展是本質要求，引導農民積極參與現代農業建設，才能讓農民、尤其是貧困農民更多分享現代化建設成果，與全國人民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推進農業現代化，出路在深化改革。當前農業面臨的諸多矛盾和難題，突出表現在結構方面，主要是在供給側。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後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推進農業結構性改革，必須守住國家糧食安全底線，樹立大農業、大食物觀念，著力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真正形成結構更合理、保障更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實現農產品供需平衡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躍升。
農業現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場持久戰。實踐一再證明，越是宏觀環境復雜，越要高度重視「三農」工作。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穩增長、保供給、調結構，哪一樣都離不開農業、農村、農民。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要嚴格落實「三農」工作「重中之重」的責任要求，始終堅持思想不松勁、政策不減力、改革不停步，不能讓農業農村發展的好勢頭發生逆轉。
明年是「十三五」時期開局之年，我們要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埋頭苦幹，奮發有為，用發展新理念引領農業現代化，爭取農業結構性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續寫「三農」發展新輝煌，為奪取全面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作出新貢獻。

『肆』 三農落實後什麼成果

Sorry,I don't know.

『伍』 三農狀況到底是怎麼樣的

摘要 三農是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總稱，這些年來隨著城鄉一體化發展歷程，農民的增收，農業的發展，農村的穩定得到很大的進步。

『陸』 如何做好新形勢下「三農」工作

1、新形勢下「三農」工作須始終堅持以農民為本
「三農」工作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好「三農」工作事關全局。從吉林實際出發，我們深刻認識到，做好新形勢下的「三農」工作，必須始終堅持「三農」工作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根本是利益問題，利益問題的關鍵是收入問題這一主線，牢牢把握以農民為本的根本原則。只有堅持以農民為本，切實保障農民權益，才能為保障糧食等農產品有效供給、繁榮農村經濟、解決「三農」問題奠定堅實基礎。
2、以農民為本，毫不動搖地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是農村改革30多年來最重要的制度成果。這項制度之所以能夠有力支撐和推動「三農」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於它是廣大農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的偉大創造，符合我國農業生產特點，符合農民群眾願望。
有序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民有權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主體是農民不是幹部，機制是市場不是政府。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必須堅持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必須始終尊重農民意願，保障農民權益，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利益。
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和草原確權承包工作。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和草原確權承包，是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豐富和完善，既拓展了農業發展空間，也為促進農民增收創造了新的機遇。要堅持農民得實惠和生態受保護兩個基本准則，牢牢把握明晰產權和農民決策兩個關鍵環節，進一步加大推進力度，確保取得實效。
3、以農民為本，始終堅持正確的政策導向和改革取向
繼續加大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政策支持和保護力度、不斷深化農村改革，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需要，是保護農民權益的內在要求，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工作方針。堅持正確的政策導向和改革取向，關鍵是突出促進農民持續增收這個核心，堅定不移地「補貼農民、投入農業、獎勵大縣、理順價格、提升科技、保護資源、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在不斷加大直接補貼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時，更加註重製度創新，逐步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

『柒』 為促進三農事業的發展，政府做了哪些實事

在現代化的前半段，農業和農村發展落後於工業城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主任葉興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那麼，在現代化的後半期，農業和農村只有發展得更快，才能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才能和全國一起走向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所研究員鄭風田認為，扶貧攻堅和農村振興是2019年三農工作的兩大重點。鄭風田說，第一個問題是扶貧，因為精確扶貧的最後兩年最困難的任務是深度貧困地區，這也是2019年整個「三農」工作的核心內容之一。二是農村振興，2018年部署一年。試點項目將在各地進行總結，然後在各方面有序開展。

借青海年嘴海東系列活動東風，深入挖掘河湟歷史文化遺產和民俗風情，開展多形式、多層次的多元文化、旅遊、體育、世界遺產申報、農耕體驗等活動。，從而豐富農村文化生活，重塑高原農村文明。堅定不移做好工業扶貧工作，實施工業興村強縣行動，建設壯大一批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特色產業，促進貧困村和貧困戶發展。實行「貧困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園區」的利益聯動模式，推進扶貧攻堅。進一步加強涉農資金整合，充分發揮涉農金融部門和河湟農業投資公司的作用，為優勢和特色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整合資源設立海東農業工程建設服務中心，加強農牧工程庫建設和管理。

『捌』 三農問題的現狀

在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農村會長期存在下去。農業作為一個古老的行業在中國不可或缺，但是，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已經成為一個趨勢，除了保留觀賞性的田園農業生產之外，中國的農業必定會向集約化方向發展。作為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農民面臨著轉型的問題，一部分農民經過培訓成為工業化生產中的流水線操作工，而另一部分農民則成為觀賞型農業中的園丁。

當前，中國的農業問題已經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減少農民，似乎成了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根本辦法。更有學者認為，中國的三農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如何減少中國的農民的問題。這樣的學術共識不但不利於中國農業的發展，反而有可能引導中國農業走入誤區。所以，我們在討論中國農業問題時，必須正本清源。

以往我們在討論三農問題時，往往把農業、農村和農民並列，這是不對的。在當代文明社會，農村的出現是一個事實。農村是和城市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實現完全的城市化。相對城市的組織結構和發展特徵，農村有自己的組織形式和發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來改造農村，必然會犯左傾的錯誤。農村和城市一樣，都是現代文明的載體，只不過由於它們的功能不同，所以它們應該表現出不同的特點。農村是沒有辦法消滅的，也不能被消滅。中國的發展模式應該是：城市和農村長期並存，城鄉之間良性互動。

三農問題其根本就在於農業問題。農民只是在農業這一古老產業中就業的員工而已。如果從農業產業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許多想法是不切實際的。首先，我們不承認農業的比較劣勢，試圖通過發展農業來解決農民福利問題。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農業缺乏基本的競爭優勢，在國外農產品的不斷沖擊下，中國的農業生產只會收縮，而不會擴大。這是因為，中國的農業自然資源稟賦不好，組織結構也不合理，後期積累的技術也很不夠，與國外規模化生產的農業企業相比，中國的農業不可能佔有優勢。當前，中國的農民絕大多數還處在自然經濟狀態下，種田養人仍然是中國農村的常態。少部分進入市場的糧食僅僅是為了換取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國的農業商品化程度並不高。從這個角度來看，希望通過減少農民來發展中國的農業無疑是緣木求魚。即使中國的農民減少了，其他資源稟賦仍然無法改變，中國的農業仍然處在劣勢的地位。但是，放棄農業是絕對不可行的。即使在發達的國家，農業仍然是國家重點關照的行業。這是因為，在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中，我們還沒有找到替代農產品的完全辦法，農業仍然是人們免於飢餓和恐懼的最基本的行業。不論國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都必須保證農業的生存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農業不是要不要發展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穩定的問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農業應該扮演者穩定的角色。只有農業穩定，中國的現代化才會有希望。穩定的農業不一定是擴張的農業，相反的，穩定的農業應當是適當收縮的農業。只有將中國的農業准確的定位，中國的農業政策和農業制度設計才會具有科學性。

其次，我們必須承認，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農業成了中國最大的資源供給者。農業中的就業者不僅為工業化生產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原材料，而且為城市的現代化不斷地提供人才。農業的這種「出血」現象，在各國現代化發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為這種農業發展中的「外部性」，決定了各國必須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對農業進行補貼。在農業領域，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始終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認農業的「出血」現象，不承認農業在現代化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將農業的現代化與其他的現代化等量齊觀，必然會出現決策的失誤。其實，農業的現代化有其自身的含義，除了耕作技術的現代化之外，資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現代化才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追求目標。在一塊貧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費再多的代價，也難以實現財富的增值。在有些國家，工業化的車間生產已經代替了田間耕作，傳統的農業已經由生產型向觀賞型過渡，農業已經成為博物館行業。

第三，我們必須承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城市的擴張是沒有止境的。不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擴大，而農村正在一步步地縮小。這種城鄉之間的此消彼長，充分反映了農業在現代化中所扮演的尷尬角色。農業並非不重要，而是因為這個行業太古老，它已經不能適應現代化的要求，各國不得不通過各種形式將農業的發展置於一種特殊的優先地位，防止因為農業的落後而導致現代化的列車無法正常啟動。坦率地說，農業在各國的經濟結構中，就像一個步履蹣跚的老人，在乘車時必須優先將其推到車廂之中，否則，其他人無法及時登車。城市的擴展，是一個國家年輕和充滿活力的標志。農業的發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補。在當今中國，凡是農村發展好的地方，不是因為農業有所進步，而是因為在這些地區有著許許多多的鄉鎮工業。正是由於工業化的發展帶動了城鎮化的發展，才使周圍的一些農業有了穩定的市場。這種依賴於工業和城鎮化發展的農業發展模式，幾乎成了江南農業的普遍模式。隨著工業和城鎮化的不斷擴大，農業會失去其基本的資源——土地。在一些地區，農業的消亡不是神話而是現實。

第四，我們必須承認，面對上述這些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的制度設計缺乏創新精神。在農業土地資源的運用上，我們堅守土地承包制，將土地資源和農民牢牢地束縛在一起，防止土地資源和農民的自由流動。事實上，農業的發展有賴於土地資源和農民的自由流動。土地承包製作為解決國家與農民、集體與農民關系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種過渡階段的權宜之計。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也限制了農民自主發展的訴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太拘泥於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沒有用創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農業發展中所涌現出來的新的資源組合模式和農民自發的組織管理結構。

第五，在制度的供給上，我們片面地把農民「海選」的自治嘗試看作是現代政治民主的運作方式，而沒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國農村所產生的兼容性問題。不論是中國農村的村民委員會自治制度，還是現代企業的公司制度，在農業生產中都扮演著極其矛盾的角色。從政治上來說，村民自治有利於村民當家作主。但是，由於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決定了村民自治組織機構反過頭來成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產資料的機構。在村民委員會的控制下，農民的權利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村民委員會成為了壓在中國農民頭上的一座大山。這是一種非常怪異的現象，農民自己的組織不但不能保護農民的利益，反過頭來，成為了壓迫農民的機構。中國的村民自治組織已經變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學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問題，認為應該讓農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會緩解中國農村的現實矛盾，反而會給中國未來農業的改進製造新的障礙。所以，中國的農業制度設計也需要解放思想。

筆者認為，中國農業不在於要不要發展問題，而在於要不要保留的問題。中國的農業作為缺乏比較優勢的行業，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需要國家的強有力扶持。作為農業的就業者，農民應當享受國家提供的各項福利。但是，這種福利安排不在於發展農業，而在於保護農民。中國的農業除了一部分引進工業化的生產線進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應該向觀賞型農業發展。中國的農民是生活在中國農村、並且帶有自然經濟狀態的中國公民。中國的農業和中國的農民必須嚴格區分開來，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是有選擇地工業化。而作為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不是現在意義上的農民，而是經過農業技術培訓的農民。中國當代的農民其實是需要國家扶持的弱勢群體，他們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農業的生力軍。我們必須把農業政策、農民政策和農村政策嚴格區分開來，防止制度設計中的粗線條導致中國的農民利益受到損害。

作為一個行業，中國的農業必須向兩個方向過渡，一個是向工業化過渡，走集約化生產的道路，一個是向觀賞性田園農業過渡，走休閑型農業的道路。作為中國的農民也面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通過技術培訓從事現代化的農產品生產，一種是安於現狀，建立自給自足的農村自然經濟。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既不想改變中國當代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又想將這種經濟形態融入現代化的大市場，為農民帶來更多的財富。這是一種異想天開的發展道路。中國的農民要麼適應現代化的大生產，要麼滿足於自然經濟的田園風光。以自然經濟的耕作方式來適應現代化市場經濟的需要，無疑是中國當代存在的最大問題。中國的農業要麼進行徹底的工業化改造，要麼就變成博物館式的行業。我們當代的農業專家將農業的生產定位在傳統的模式上，但卻想用傳統的耕作模式來實現農業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國的農業發展一定要擺脫傳統思想的羈絆，建立新的農業發展觀。

事實上，中國的農民已經通過塑料大棚生產等准集約化的經營模式，將農業生產引導向正確的道路，只不過我們的經濟學家缺乏敏銳的觀察能力，仍然沉浸在傳統的思維定勢中不能自拔罷了。

在中國的農業問題上，我們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國家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沒有把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和生活在農村的其他公民區別開來，沒有把農民和農業問題區別開來，那麼，我們的制度設計一定會出現問題。中國的農民會因為中國農業的現代化而減少，但是，隨著中國公民整體福利的增加，生活在農村的其他公民將會增多。如果不加區別地將農民和生活在農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麼，不但不會解決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的問題，還會影響到真正的農民福利的改善問題。在中國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已經越來越減少，而農民需要贍養的其他公民越來越多。由於這些由農民供養的人口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才導致許多農民背井離鄉外出尋找更高的回報。在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時，必須看到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困境，選擇正確的發展方向，同時，必須把提高農民的收入與擴大農業生產區分開來。防止表面上的系統化思維混淆了農業、農村和農民之間的區別。

簡單地說，農村的存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農村會長期存在下去。農業作為一個古老的行業在中國不可或缺，但是，農業生產的工業化的已經成為一個趨勢，除了保留觀賞性的田園農業生產之外，中國的農業必定會向集約化方向發展。作為農業生產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農民面臨著轉型的問題，一部分農民經過培訓成為工業化生產中的流水線操作工，而另一部分農民則成為觀賞型農業中的園丁。中國的農業必須重新規劃，傳統的農業觀必須改變。

論文：

「三農」問題是我國長期的歷史夢魘，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決，它「絕不僅僅是道義或者公正的問題，而是一個橫亘在中國現代化道路面前的現實難題。」曾被稱為中國農村第三次革命的農村稅費改革面臨著一個難以繞開的「翹翹板現象」，即基層政權運轉難和農民負擔反彈。在一個以農村人口為主的大國，全面實現小康必須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發展進程。開拓新的思路，正確認識和把握「三農」問題的實質，是我們進一步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全面繁榮農村經濟的重要前提。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採用財政社會學分析方法，通過對我國歷史上長期以來「三農」問題的研究，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即我國「三農」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我國不合理的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無論是農村稅費改革，還是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都要求把農村財政放到一個更堅實的制度基礎上來，徹底改變我國傳統財政體制下農村城市不當的權力資源配置格局，建立農村城市協調發展的工商基礎型公共財政體制，實行民主財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個簡單的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並建立四種主要的財政體制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國歷史上長期以來「三農」問題的財政體制根源；第三部分討論1949年以後，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和「三農」問題，第四部分是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及財政體制模型

財政涉及廣泛的責權利關系，具有極大的社會經濟「聯動性」。19世紀的財政學文獻表明，重商主義時期的財政學具有鮮明的學科綜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學、經濟學、公共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政策學等內容。只是到了20世紀以後，隨著各個學科的單方面發展，財政學才變成一門技術性的學科，並將自己的理論建立在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既有理論的虛擬觀念的基礎上，忽視了財政現象與社會結構之間的有機聯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財政學的技術化傾向，提出了財政社會學思想，試圖恢復重商主義時期財政學研究的跨學科性質。熊彼特則從財政的側面抓住國家的本質、形態和命運，指出對財政歷史的研究能使人們「洞悉社會存在和社會變化的規律，洞悉國家命運的推動力量，同時也能洞悉具體的條件，特別是組織形式發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和發展，財政社會學也始終只是處於萌芽狀態，沒有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本文以為，財政社會學是新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進行社會經濟發展宏觀分析的最佳視角，它可以通過吸收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對財政及財政體制的理解，恢復財政學的古典色彩，從而使其理論更具解釋力。下面，作者將根據自己的理解建立一個簡單的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並從中引申出四種主要的財政體制模型。

「權力資源」和「生活機會」（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認為，「權力是實現某種結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種支配結構的存在。以康芒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派認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不是市場，而是社會制度安排中的權力結構。權力資源是權力的基礎，其佔有狀態決定了「生活機會」的大小。國家通過控制權力資源以取得財政收入，財政是國家控制權力資源的經濟體現，財政體制最充分地體現了權力資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個社會問題，實際上還有每個經濟問題，說到底都是財政問題」。以財政利益為根基的沖突是社會沖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財政利益格局下的沖突和權力的關系總是與權力資源的分配聯系在一起的，財政體制構成吉登斯所說的「權力的制度性調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載體，即權力存在於財政體制之中，並通過財政體制展現出來。因此，本文認為，財政體制是政府通過其收支結構和活動范圍的劃定對權力資源在政治、經濟兩大領域及各領域不同活動主體，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同階級階層的人群之間的分配，是對不同活動主體基本地位、權利、責任和義務的規定和認可，決定了不同主體的活動空間或「生活機會」。權力資源在不同的領域的分配決定了國家合法性的基礎，同時由於不同領域權力資源運作機制和活動主體的不同會導致不同的國家財政收入規模和社會經濟發展績效。一國的財政體制需要在國家合法性最大化、國家財政收入最大化和社會經濟發展績效最大化之間達成某種平衡，否則就會引起國家或社會的動盪，從而需要通過改革或革命來重新趨向平衡。這構成了一個簡單的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正是由於財政體制的這一內涵，使它對於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立憲」層次上的意義，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三農」問題也可以在財政社會學框架內通過對財政體制的研究得到解答。

下面，我們藉助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一個簡化的模型來分析一定財政體制下的權力資源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以及在城市和農村的配置所產生的長期社會經濟發展績效：

Y＝εAaBb

權力資源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的配置具體化為財政直接控制（包括中央財政和各級地方財政）和市場配置（財政間接控制）兩部分，分別用A和B表示，a和b則相應表示社會經濟發展績效對該領域權力資源的彈性參數，且a+b=1。ε表示綜合績效系數，Y表示總體社會經濟發展績效。在這個模型中，A=C1+D1，B=C2+D2。C1和D1分別表示在財政直接控制下的權力資源在農村和城市的配置；C2和D2分別表示在市場配置下的權力資源在農村和城市的配置。假定市場配置效率高於財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模型一：A>B，C1>C2，C1>D1，表示權力資源主要由財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農村。

模型二：A>B，D1>D2，C1
模型三：AD2，表示權力資源主要由市場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農村。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總稱為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因為在這兩個模型中財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權力資源，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處於絕對支配地位，市場配置的權力資源十分有限，並且常淪為財政的附屬物，在為財政的服務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這種財政體制下，國家凸顯了其暴力特徵，個人和組織的生活機會強烈依附於共同體，無法發展出獨立的人格，也無法迸發出創新的沖動，因而整個社會缺乏發展的內在激勵，具有強烈的保守性和封閉性。但由於模型一和模型二對權力資源在農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點。在模型一中，國家的財政基礎以農業為主，限制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本文稱之為農業基礎型集權財政體制。在模型二中，國家的財政以國家控制的城市工商業為基礎，可稱為工商基礎型集權財政體制。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稱之為公共型財政。因為在這兩個模型中，市場取得對權力資源的主要配置權，財政在為市場服務中取得自身的存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取得對權力資源的主要配置權並不與本文在前面所主張的財政體制的涵義相沖突，相反，它是財政體制改革的結果，是財政對權力資源由直接控制轉為間接控制的結果。正如希克斯所證明的：市場經濟的演化自始至終都離不開國家的介入。在這種財政體制下，國家隱匿了其暴力特徵而凸顯了其契約色彩。個人取得了公民地位，組織也獲得了獨立性，具有自主的生活機會，因而社會創新得以持續實現，哈耶克所稱的自發秩序得到擴展。同樣，由於權力資源在農村和城市的不同配置，模型三和模型四也具有不同的特徵。在模型三中，市場的產品以農業為主，工商業為輔，本文稱之為農業基礎型公共財政體制。在模型四中，市場產品以工商業為主，農業為輔，本文稱之為工商基礎型公共財政體制。

如果我們進一步將農村與城市關系區分為農村剝奪城市、城市剝奪農村或農村城市協調發展三種主要類型，則可在四種財政體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出十二種具體的財政體制模型。不同的國家、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採用何種財政體制，受到各種外在或內在條件的約束，如財政壓力、社會權力結構、自然稟賦、國家發展目標、領導人眼光、財政體制形成機制等。由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和我們建立的模型可知，每一種不同的財政體制，都會導致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績效，這也正是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績效不同的原因。同時，經由這些模型，我們也可以解釋市場經濟的起源並判斷一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得到的結論是：不同的財政體制會導致不同的「三農」問題，農村城市協調發展並工商基礎型公共財政體制能取得較好的社會經濟發展績效，並解決好現代化過程中的「三農」問題；而在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尤其是城市剝奪農村的財政體制下，國家各級機關為取得充足的財政收入，必然會給農民增加各種不合理的負擔，而農民也不可能在這種體制下得到更多的生活機會，久之則演化為嚴重的「三農」問題，這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都是如此。下面通過對我國歷史和當前財政體制的分析，進一步揭示出財政體制與「三農」問題內在聯系。

二、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與「三農」問題的歷史夢魘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倉，也是……原始的勞動資料庫……土地本身是勞動資料」的情況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權力資源，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井田制和授田制是我國有史記載的最早的財政體制。井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實行，授田制在春秋戰國時建立。在授田制下，國家掌握了地權，對土地加以規劃和折算，並按一定的標准將土地直接分配給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民耕作以征取賦稅。授田制確立了個體農戶為單位的農業耕作方式，造就了為數眾多的個體小農，它不僅直接推動了我國古代農業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的改變，也使分散的個體農民與國家政權之間建立起了明確而直接的聯系。作為取得耕作權的代價，民眾被編入了戶籍制度之中，被剝奪了遷移的自由，其生活機會被限制在土地和特定的區域之內。這種份地分耕定產定稅責任制體現著國家對土地和民眾的雙重控制，對我國後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馬克思所說：「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說來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國范圍內各種關系和個人的劃一水平……引起這一國家權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屬機關的全面介入。」小農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其結果就是行政權支配社會，凸顯國家的暴力特徵。

在以農業為基礎的財政體制下的社會結構只有在國家還控制了其他的權力資源，如工商業從業機會等時才會在社會的各利益群體中造成層層的權威膜拜，確保國家權力的至高無上。戰國時，雖有小農制的普遍基礎，但尚無國家大規模掌控工商業的條件。戰國時期商業的發展對農業產生的沖擊，讓統治者感覺到工商業對授田制和戶籍制度的直接威脅，因而加大了對工商業的官營力度，但這一過程到西漢時才得以完成。漢武帝面對內憂外患，為增加國家財政控制權力資源的能力，對私營工商業採取了毀滅性的打擊措施，並對鹽鐵酒實行官營，建立了一系列適應專制集權的官營工商業機構，發展出大規模官僚制經濟。這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長期而深遠的影響，「中國歷史上由興盛走向衰落，與官僚制經濟有密切的關系」。漢武帝時期形成了我國歷史上長期沿用的建立在小農制和官僚制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其特徵與模型一相似，即A>B，C1>C2，C1>D1。至此，先秦時期的封建社會被韋伯所說的家產官僚制社會或「俸祿的國家」代替，謝和耐所講的中央集權國家也才算成形。這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面向內部的社會」。

西漢建立的財政體制被後世繼承，雖然王朝更替，但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的兩大基礎，即小農制經濟和官僚制經濟，始終未發生動搖或根本改變，零零星星的財政體制改革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條件下為維護國家存在的合法性而進行的修修補補罷了。羅榮渠指出：「社會內在發展機制的強弱，取決於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有機體中的多元因素能獲得多大的活動空間，這是內部孕育的漸變力量能否壯大的重要條件。」但在農業基礎型國家集權財政體制之下，權力資源配置呈現單極格局，農業和工商業在國家的控制下實行了整合，共同服務、服從於國家財政的需要，市場成為國家財政的附屬物，即使有商品經濟的繁榮，也主要是服務、服從於財政的需要，連城邑里的店鋪和集市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下的產物。國家壟斷了生活機會，社會發育和個人自由得不到相應的空間，缺乏獨立性。集權官僚制的本性決定了它不容許個人主義的發展，所以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充斥的是國民的依附性格和苟且偷安，社會創新難以進行。

由於農產品需求彈性有限，民智民力需要在農業之外得到展現，民眾急需獲得農業之外的生活機會，但國家對工商業的控制使得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無法實現，民眾被迫局限在農業這一狹窄的范圍之內，再加上國家財政開支持續增長的趨勢和官僚的盤剝，農民負擔日益加重，「三農」問題變得十分突出。與國家的暴力性相聯，我國歷史上的「三農」問題也總是通過暴力獲得暫時的緩解，雖然也曾有過為減輕農民負擔而試行的「兩稅法」、「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但由於基本財政體制不變，農民負擔問題始終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致使「三農」問題成為歷朝歷代不斷的夢魘。北宋王安石企圖改變權力資源配置格局的改革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下失敗。明太祖從宋朝滅亡的教訓中看不到「三農」問題的財政根源和農業基礎型國家集權財政體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反而認為是工商業的發展使然，因此改變了宋朝向民間釋放權力資源，以最先進部門作為財政稅收基礎的努力方向，代之以最落後的經濟部門，重新確定了全國小自耕農為主的生產結構和社會結構，並實行恐怖政治，致力於維持這種結構，其決策不是開放的和擴張的，而是全面收斂，本已有所松動的農業基礎型國家集權財政體制重新得到鞏固。有學者稱之為「洪武型財政」，是對宋朝企圖全面突破而失敗之後的全面反動和倒退。明朝財政體制的上述性質，必然啟動和加劇社會核心部分因無法抑制的專制而導致的自我毀滅和「逆現代」的趨勢，並最終因嚴重的「三農」問題導致國家合法性產生危機，並最終在農民起義中灰揮煙滅。清朝和以民主共和為理想的中華民國也因未能在財政體制的轉換上取得突破而無法逃脫同樣的歷史命運。對我國古代和近代財政體制的分析，可以從更深的層面對「歷史周期率」作出更合理的解釋，對我們今天審視和最終解決仍然突出的「三農」問題具有極大的警示作用和啟示作用。我們今天存在的「三農」問題從很大程度說是歷史的延續，因此，解決問題的出路依然在於財政體制的突破。

三、1949年後的財政體制與「三農」問題的新形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財政、經濟和工業化的壓力和我國資源開

『玖』 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結果出爐，都有哪些成果

第三次農業普查，成績多多。亮點多多。

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是繼1996年和2006年兩次全國農業普查之後，我國又一次摸清全國「三農」家底的大普查。三農普的標准時點為2016年12月31日，時期資料為2016年度。普查結果顯示，十年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業、農村、農民基本情況發生重大積極變化：農業基礎地位更加鞏固，農業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現代農村建設成績斐然，農村人居環境不斷改善，農村面貌煥然一新；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普查結果也顯示，我國「三農」還存在一些短板，主要包括農業產業化水平仍然不高，城鄉發展仍然存在較大差距等。

總結，農業普查一方面是了解到了很多的基礎性數據，另一方面了解到農業和農村的真實發展和真實變化，對於中央農村決策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拾』 農業豐收的輝煌成就有哪些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農產量穩步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明顯加強，生產條件大大改善，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實現了跨越式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解決了13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對世界農業也做出了積極貢獻，取得的輝煌成就舉世矚目。

一、農業生產快速發展，主要農產品供求呈現新格局

10月25 日，河北省寧晉縣東旺村幾位農民正在將豐收的玉米碼垛。據國家統計局河北調查總隊介紹，2008年全省糧食播種面積達9237.17萬畝，糧食總產量預計將達到2903.15萬噸，比2007年增加61.60萬噸，增長2.17%。糧食生產將實現自2004年以來的連續第5年增產。新華社記者 楊世堯攝

我國農村改革突破人民公社制度、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後，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黨中央、國務院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不斷加強支農惠農政策，在全國徹底取消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終結了延續2600多年農民種田交稅的歷史，對種糧農民進行「四補貼」（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對主要糧食品種實行保護價收購政策，農業生產持續穩步增長。

（一）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產量以及人均佔有量均大幅度增加

2007 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50160萬噸（10032億斤），比1978年增加近20000萬噸（近4000億斤），增長65%；棉花產量達到762萬噸，增加了2.5倍；油料產量達到2569萬噸，增加了3.9倍；糖料產量達到12188萬噸，增加了4.1倍。肉類總產量達到6866萬噸，增加了6倍多；水產品產量達到4748萬噸，增加了9倍。主要農產品的人均佔有量也有較大幅度提高，2007年糧食人均佔有量381公斤，比1978年提高19.4%；棉花5.8公斤，增長1.5倍；油料19公斤，增長2.5倍；糖料93公斤，增長2.7倍；水果138公斤，增長19倍；肉類人均佔有量52公斤，增長 4.3倍，水產品36公斤，增長6.3倍。糧、油、棉、水果和蔬菜等農產品全面穩定增長，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提供了物質基礎。

（二）農產品品種優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結構調整更加註重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現代農業，更加註重發揮各地農業的比較優勢，更加註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主要農產品良種覆蓋率和優質化水平明顯提高。據農業部統計，2006年我國水稻、小麥、玉米、大豆四大糧食品種優質率分別達到 69%、55%、42%和66%，「雙低」油菜籽的種植面積佔到75%以上，畜禽、水產、果菜等鮮活農產品的優質率也有很大提高，無公害、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發展迅速。

（三）主要農產品供求總體基本平衡

10月14日，南康市赤土畲族鄉新華農庄的一名畲族女孩在採摘甜柚。有「甜柚之鄉」美譽的江西省南康市近年來通過「公司+農戶」的方式發展甜柚產業，引進良種甜柚，產品遠銷上海、香港等地。新華社發（楊曉明 攝）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後，我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供求由長期短缺轉變為「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餘」的基本格局。糧食等農產品供應豐富，為市場穩定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奠定了基礎，支持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農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入，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影響，農產品供求關系正在發生重要的階段性變化。糧食的需求結構發生重要變化，商品流通增加，商品糧需求上升。目前在主要農產品中，小麥和大米等口糧供求基本平衡，玉米正在從供求平衡向供不應求轉化，棉花產銷均大幅增長。蔬菜和水果產銷兩旺，大市場大流通格局基本形成。

二、農業生產條件大幅改觀

一是農業機械化水平逐年提高。據統計，全國農機總動力由1978年的11750萬千瓦增加到2007年的76590萬千瓦，增長了5.5倍。大中型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分別從1978年的55.7萬台、1.9萬台提高到2007年的206.3萬台和63.4萬台。農作物機收、機播面積逐年增加，小麥、稻穀、大豆等大宗農作物機械作業面積大幅提高。二是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加強。到2007年末，全國有效灌溉面積達到56518千公頃，比1978年增長了25.7%。旱澇保收面積達到41153千公頃，機電排灌面積增加到37762千公頃。農田水利建設為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高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三是以設施農業為代表的現代農業發展加快。第二次農業普查結果顯示，目前，全國溫室面積為81千公頃，大棚面積465千公頃，中小棚面積231千公頃。 2006年末，在溫室和大棚中種植蔬菜723千公頃，佔全部蔬菜播種面積的4.3%；種植的水果和園藝苗木共184千公頃，佔全部果園面積的1.8%。設施農業、生態農業等高科技農業的發展促進了蔬菜、水果等農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提高。

三、農業、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新的成就

為了適應新階段變化的要求，黨中央、國務院更加註重改善農村經濟結構、提高農業生產質量，為農業生產創造更大的市場空間，實現農業增長方式從數量增長到質量和效益增長的轉變。

（一）農林牧漁業結構不斷優化

10 月24日，一艘香港漁船的船工在蛇口碼頭准備進行交易。自1993年以來，在深圳市的蛇口、鹽田和南澳漁港碼頭活躍著一支4500多人的香港流動漁民隊伍，這些具有香港和深圳雙重身份的漁民可在深港兩地自由往來。這是改革開放環境下深圳作出的一項便民舉措。新華社記者 周文傑 攝

從農、林、牧、漁業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看，農業比重不斷減少，林業、畜牧業、漁業所佔比重不斷上升。2007年，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在農業總產值（不含農林牧漁服務業）中的比重分別為52.3%、4.0%、34.2%、9.5%，與1978年相比，農業所佔比重下降了27.7個百分點，林業、畜牧業和漁業則分別上升了0.6、19.2和7.9個百分點。

（二）主要農產品生產專業化分工和區域化生產格局基本形成

在資源比較優勢的驅動和產業政策的引導下，農產品逐步向優勢產區集中。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種植業的區域化生產格局已基本形成。目前河南、黑龍江等13個糧食主產省糧食產量佔全國的70%以上，提供的商品糧佔全國的80%以上；全國已經形成東北的大豆、玉米帶；黃淮海地區花生、小麥帶；長江流域油菜帶；黃河流域和西北內陸的棉花產業帶。畜牧業生產也更加向區域化集中發展。四川、湖南等13個生豬主產省豬肉產量已佔到全國的75%以上。內蒙古、黑龍江等7個奶業主產省牛奶產量佔全國的60%以上。農產品產量品種不斷豐富，質量不斷提高，為社會提供了豐富的生產生活資源，大大提高了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

四、農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持續改善

改革開放初期，農民生產經營活動單一、收入來源單一，農民收入以農業收入為主體、以糧食收入為主體，實物收入占很大比重。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農村就業結構的變化和體制改革深化，農民收入來源市場化、多元化和非農化的趨勢明顯，農民收入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

（一）農民收入大幅提高，收入結構呈現新的特點

1978-2007 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價因素，平均每年增長7.1%。農民收入結構呈現全新特點：一是以農業收入為代表的家庭經營收入比重下降。2007年農村居民家庭生產經營純收入人均2194元，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所佔的比重為53%，比改革開放初期下降了20多個百分點。二是以外出務工收入為代表的工資性收入比重穩定上升，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2007年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人均1596元，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所佔的比重為 38.6%，比上世紀80年代初期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主要是由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增長推動的。1997年以來，農民外出務工收入一直呈兩位數增長，在工資性收入中佔有突出地位。2001年，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占工資性收入的比重為36.5%，到2007年，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占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已經達到40.8%。三是現金純收入比重不斷增長。2007年現金純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所佔的比重為85.2%，比1978年提高43個百分點。

（二）農村居民生活持續改善

10月28日，一名工人在河北省萬全縣宣平堡鄉南李家莊村的「新民居」建設工地上施工。 2008年5月，河北省萬全縣對作為生態移民搬遷村的宣平堡鄉南李家莊村村民住宅進行開工建設。該村戶型設計參照借鑒《燕趙新民居》優秀設計方案，規劃為二層獨院聯排式建築，建築總面積15000平方米，可安排119戶村民入住。為改善農民住宅品質，河北省文明辦、河北省建設廳等於2006年9月聯合開展河北新農村民居建築設計大賽，從中選取100套獲獎民居建築設計方案，命名為《燕趙新民居》，並於2008年開始在全省農村巡迴展出，將這些體現節約資源、舒適實用要求的新民居設計圖免費送到農民手中，供各地農民群眾建房時借鑒參考。據了解，目前河北省已經建成1000多套「新民居」樣板房，以引導全省農村的民居建設。 新華社記者 鞏志宏 攝

收入的不斷增長為農村居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堅實基礎。1978-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由116元提高到3224元，生活水平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邁進。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7年的43.1%，下降了24.6個百分點，表明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優化。二是發展和享受性消費支出快速增長。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文教娛樂、醫療保健、交通通訊的支出水平分別達到306元、210元和328 元，在生活消費支出中所佔比重比1980年分別提高了4.4、4.4和9.8個百分點。三是農村居民家庭生活逐步進入電氣化、信息化時代。1978年，農村居民家庭幾乎沒有任何電器，2007年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擁有的電視機、電冰箱和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分別達到106.5台、26.1台和45.9台。在傳統耐用消費品穩步提高的同時，信息化設備在農村普及的速度加快，2007年，平均每百戶擁有電話機、行動電話和計算機分別達到68.4部、77.8部和 3.7台。

（三）農村貧困狀況大幅改善

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巨大增長，為國家不斷強化反貧困措施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國家先後實施了開發式扶貧規劃、「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不斷加大扶貧資金投放力度，完善扶貧措施，並確定了592個國家貧困縣作為扶貧攻堅的重點區域，到2000年，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3209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3.5%，農村扶貧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新世紀，國家制定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以產業化扶貧和勞務輸出為依託，整村推進緩解貧困，扶貧事業取得了新的成就。到2007年，貧困人口減少到1479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6%。

五、農村基礎建設不斷加強

改革開放前，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業生產條件落後，市場體系建設滯後，農業和農村基礎建設百廢待興。經過30年的發展，農村的基礎建設有了很大的改觀。特別是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來，黨中央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和力度明顯加大。

（一）農村交通、電力和文化衛生等基礎設施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一直高度重視鄉村道路、農村電網、文化教育等關系農業和農村長遠發展的基礎建設，農村基礎建設取得了顯著成就。第二次農業普查結果顯示，目前，全國通公路、電話、通電和能接收電視信號的行政村的比重均已達到95%以上，80%以上的鄉鎮有郵電所。文化教育、環境衛生和醫療機構也得到大幅改善，目前85%以上的村在3公里范圍內有小學，98%以上的鄉鎮有醫院、衛生院，72%的鎮實施集中供水，37%的鎮有垃圾處理站。

（二）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取得初步成效

30 年農村改革始終堅持了市場化的取向。農村市場化改革突破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模式後，經過多次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目前我國已初步形成了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農產品市場體系，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糧食流通體制初步建立；農產品市場主體已經從單一經營發展為農民、各種中介組織、國有流通企業等構成的多元化經營；流通渠道逐漸形成了零售、批發、期貨等多層次並進；信息服務也正朝著不斷滿足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多方需要的方向發展。市場基礎設施也取得顯著成效，第二次農業普查結果顯示，2006年末，68.4%的鄉鎮有綜合市場，34.4%的村地域內有50平方米以上的綜合商店或超市。88.4% 的鄉鎮有儲蓄所。

（三）農村社會事業邁出新步伐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堅持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教育、衛生、保障等社會事業發展和改革，農村社會事業快速發展，為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教育方面，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全部免除學雜費和免費提供教科書，使1.5億學生受益；在衛生方面，改造和新建1.9萬所鄉鎮衛生院，為1.2萬個鄉鎮衛生院配備了醫療設備。在社會保障方面，2007 年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擴大到全國86%的縣，惠及7.3億的農業人口；在全國農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566萬農村居民納入保障范圍。

六、農村非農產業快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水平得到新提高

（一）農村非農產業快速發展

黨中央、國務院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方針，以鄉鎮企業為主體、小城鎮建設為依託的農村非農產業快速發展。各地更加註重農產品加工轉化和突出綠色品牌，建設了一批特色鮮明的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農產品加工業成為鄉鎮企業發展新亮點。據農業部統計，2006年鄉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46810億元，比2001年增長1.1倍；實現利潤總額14735億元，比2001年增長1.5倍。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優化了農村就業結構。改革開放後，農民獲得了自主進行擇業和進城務工的權利，非農產業就業人員和外出從業人員比重迅速增長，根據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結果，2006年，農村非農產業就業人員[1]占農村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從1978年的7%提高到29.2%。

（二）工業化、城鎮化水平得到新提高

農村非農產業尤其是鄉鎮工業的發展促進了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鄉鎮工業與城市工業優勢互補、協調發展，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農村工業化帶動了農村城鎮化發展，各類鄉鎮工業小區的建設與完善，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條件，促進了農村服務業的發展。小城鎮建設以鄉鎮企業和服務業為產業依託，加快發展，開創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我國城鎮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9%。

七、農村勞動力供求關系和就業呈現新格局

11 月2日，農民工在九龍坡區教委咨詢台前就子女就學問題進行咨詢。當日是第二個重慶市農民工日，由重慶市教育委員會、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同在藍天下，攜手共成長」農民工子女就學「關心關愛」大型咨詢活動在重慶楊家坪步行街拉開帷幕。來自重慶市教育委員會和各區縣教育部門、職業技術學校的上百人，就農民工子女入學、職業技術培訓、學費減免等問題為農民工們進行了專業咨詢。據了解，重慶市目前接受農民工子女就學的指定學校已經達到了406所，接受進城農民工子女19.8萬人。新華社記者 劉潺 攝

改革開放後，農民獲得了自主進行擇業和進城務工的權利，非農產業就業人數和比重迅速增長，進城務工農民穩步增加，農村勞動力供求關系和就業呈現新格局。

（一）農村勞動力結構趨於優化

從三次產業來看，全社會在第一產業就業人員佔全部就業人員的比重從1978年的70.5%下降到40.8%。根據第二次農業普查結果，2006年末，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中男勞動力佔50.8%，女勞動力佔49.2%。農村從業人員中在第一產業從業的佔70.8%，在第二產業從業的佔15.6%，在第三產業從業的佔13.6%。從文化程度來看，農村居民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從1985年的35%提高到2006年的61%。

（二）農村勞動力流動呈現新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流動和轉移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農民工廣泛分布在國民經濟各個行業，在加工製造業、建築業、採掘業及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中已佔從業人員半數以上，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勞動力流動主要特點：一是規模大。農村住戶戶籍勞動力中離開本鄉鎮外出從業勞動力1.3億人，占農村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達到27.5%。其中，男勞動力8434萬人，佔64%；女勞動力4747萬人，佔36%。外出務工以青壯年為主，21-40歲佔66%。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在鄉外縣內從業的勞動力佔19.2%，在縣外市內從業的勞動力佔13.8%，在市外省內從業的勞動力佔17.7%，去省外從業的勞動力佔49.3%。二是外出務工以從事二、三產業為主。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在第一產業從業的勞動力佔2.8%，在第二產業從業的勞動力佔56.7%，在第三產業從業的勞動力佔40.5%。三是外出打工的模式發生轉變。改革初期，農民外出務工主要是利用農閑季節短期的、季節性的外出打工，或者以年為單位在城鄉和地區之間流動打工。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民工外出打工出現新跡象，完全脫離農業生產、長年在外打工的農民工比例增大，打工的兼業性減弱，農村舉家外遷勞動力不斷增加。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堅持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黨的領導與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相結合。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取得輝煌成就。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來，中央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在全國徹底取消農業稅，全面實現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農民得到了長期的實惠。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確立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指導思想，將「三農」工作從「基礎地位」提升到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中央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任務。以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為重點，切實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堅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局面加速形成，農業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