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來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動態和成果綜述

『壹』 70年來的晚清政治史研究騰訊會議密碼是多少

徽商崛起於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其後歷經三百餘年的輝煌，成為中國商界的奇跡。... 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

『貳』 姜濤的作品

1.〈中國文明復興的希望所在〉，2千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7年第1期。2.〈歷史學的變遷〉，3千字，《學術界》(合肥)，1987年第3期。3.〈1991年太平天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6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筆名：海峰）4.〈馬爾薩斯：重要的是提出了問題——為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發表200周年而作〉，7千字，《人口研究》，1998年第4期。5.〈晚清政治史〉（50年來的晚清政治史研究），20千字，《50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又：50年來的晚清政治史研究，19千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6.〈大年師談博士論文的寫作〉，3.5千字，《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7.〈匠心獨運的史學巨著一評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2千字，《人民日報》1992年6月12日。8.〈關於歷史年代學問題〉，8千字，《成長中的新一代史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又：《安徽史學》，1993年第3期。9.〈從混沌中探尋有序一一評《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4千字，《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2期。10.〈畢生心血匯史壇——記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6千字，《湖南黨史》（長沙）1998年第2期。11.〈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10千字，《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2期。12.〈百年的啟迪〉，5千字，《義和團運動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13.〈學者責任重，竊土源流清——評《日本國竊土源流·釣魚列島主權辨》〉，3千字，《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14.〈重讀《李秀成自述》〉，14千字，《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15.〈晚清史研究向何處去〉，14千字，《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16.〈近代史：一門與時俱進的學科〉，6千字，《首都師范大學學報增刊》，2003年。17.〈上樑、築礎與大清史的學術視野〉，2千字，《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1月3日。18.〈關於清史工程的初步思考〉，2千字，《清史體裁體例問題討論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19.〈中國近代史的再認識〉，14千字，《安徽史學》2004年第2期。20.〈劉大年與《評近代經學》〉，20千字，《近代中國與世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日譯文又載劉大年著《近代中國儒學思想史》，日本汲古書院2007年版21.〈歷史學的科學底蘊〉，4千字，《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5月18日。22.〈晚清史，一身而二任〉，11千字，《清史論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23.〈處處有路透長安——姜濤研究員訪談錄〉（合著），29千字，《晉陽學刊》，2009年第2期，本人部分22千字。24.〈羅爾綱的道路〉，8千字，《中國首屆羅爾綱學術研討會紀念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

『叄』 翁同龢傳怎麼樣

[本文首發於國學數典論壇] 台灣政治大學學者林文仁，在其著作《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兩書的後記中，皆如此評價高陽：「在筆者心目中，已故的他永遠是一位學院外的偉大史學家」。在《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緒論」中，林氏更用超長的篇幅，對原名許晏駢的高陽，有如許之專論： 在晚清派系研究中，卻又有些常年投身此中者，因其未入學院門牆，與學院中人對彼等之職業成見，而不受聞問，徒然局限了開拓視界，或增加思考資源之可能。筆者所想及者，即以筆名「高陽」為人所熟悉之歷史小說家許晏駢。老實說，筆者總覺純以小說家名許氏，並不適切，蓋在其令人稱道之歷史小說作品——尤以涉清代宮廷、官僚與派系者為最多——以外，許氏尚有為數不亞於其小說之考據論著行世，個中內容，固與其小說之結構具指導作用也，尤足展現許氏之家學淵源。許晏駢出身晚清仕宦名門之浙江仁和許家。許氏述及自幼即在以宮闈舊聞為床頭故事之環境中成長，耳濡目染，而形成他日彼有機會結合文史家學，以探童年聞問之基礎。其歷史小說如此，其考據之作亦如此。事實上，學界明其所長，而能對其專長之晚清政治史、紅學等，給予應有之評價者，亦非盡無，只是多為主流圈外之輩，這便使這位「學院外的史學家」，始終連在相關課堂上被提一提都極少有矣。即有，多為嗤笑之口吻，偏偏若輩一言及「高陽」即只發輕蔑之態者，十之八九未讀其考據之作，甚且不知彼有是類作品，不免令人惋惜。平心而論，許氏以小說家性格，浪漫、大膽，而富於想像，部分內容因之而稍顯自矜專斷，遂招如「第一流的小說，往往不能具有傳記般的信實」之諷評，筆者倒覺此正彼得自家學，非經學術訓練而形成之過度自信，蓋彼或自認不止「知書」，更有「知人」之利，而一般學者只有「知書」之限耳。是否學院正統訓練出身之研究者對彼之漠視，觸及其缺憾，而令彼形成更大之自矜？此恐已為心理學上之討論，本文不與焉。筆者只想強調：即令如此，許氏在其著作中，對晚清私家日記、筆記等，閱讀之全，與思考之深，確少有能出其右者。以彼幾部深涉晚清派系斗爭之作品而觀，如《同光大老》、《翁同龢傳》、《清末四公子》、《清朝的皇帝》第三冊等，皆能見此特長。其中，《翁同龢傳》一書，討論尤為集中，甚見許氏用力之深。筆者向與許氏之所發覆，覺足深榷者仍多，但以晚清派系之研究論，放過許著，則必不圓滿也。[1] 之所以不厭其煩，將林氏對高陽的高度評價全文照錄，乃有感於今日學術界之偏弊，一曰見聞不廣，二曰圈內偏見，限制了研究的開展而不自覺。林文仁所沒有直接點出者，則是：如果沒有高陽《清朝的皇帝》、《同光大老》、《翁同龢傳》的啟發，林氏《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一書，也難以達到如此之高的學術水準；高陽對晚清政治史的了解深度，只有少數學者能與之抗衡，而論高陽在研究中綜合運用官書、檔案、日記、筆記、函札、詩文的能力，在「知人」基礎上「論世」的能力，新一代的學者或者永遠無法超越。 中山大學桑兵教授在其專著《庚子親王與晚清政局》緒論中有言：「近代好參與政壇角逐的官紳，大都心術極深，難以探測。非心智過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無法透視其內心思維，也就無從判斷其外在言行。這可以說是對學人智慧耐力的極大考驗。」[2] 我認為，高陽是極少數能通過這一嚴峻考驗的學人之一，其過人學識，建立在家學淵源、自身資質和廣泛而深入的閱讀基礎之上，其治學取徑，不是抓住一個題目再去查找文獻，而是從深度閱讀中發現題目，故能收獲甚豐。 讀《翁同龢傳》，第一感覺是作者對《翁同龢日記》不但爛熟於胸，而且能以此為中心將大量史料與《日記》熔鑄為一體，打通千門萬戶，達到得心應手的境界，於常人未曾留意的字句中，發掘出重要信息。翁同龢早年曾短期外放陝西考差，日記中有「北望京華，東瞻淮甸，南顧吳門，一日九回，寸衷千里，甚矣，遊子之不可為也」一語。北望者，念在京任大學士的父親翁心存；東瞻者，念時任安徽巡撫的兄長翁同書；南顧者，擔心太平軍會攻陷家鄉常熟。高陽據此分析常熟的性格：「翁同龢是孝悌君子，但本性溫厚懦弱，只宜於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於做外官，亦不宜於亂世」[3]。高陽自負「知人」，確實有他的本錢。 翁同書因處理苗沛霖事件不當獲罪，被曾國藩嚴劾入獄，幾至於死，高陽引郭則沄《十朝詩乘》「或傳湘鄉論劾疏草，出李文忠手，翁李不協由此」，雖不能即成定論，卻予人啟發。翁同龢與李鴻章纏斗多年，終致兩敗俱傷，雖曰政治路線、行事風格有異，內中私仇的因素也不應忽略。郭則沄任京官參密勿多年，其《庚子詩鑒》因收於《義和團史料》而為世所重，《十朝詩乘》此前則甚少見史家引用，可見高陽搜集史料的嗅覺靈敏無匹。 翁同龢之才學，確是左右逢源的根本。穆宗暴崩，迎醇王之子入宮的上諭，潘祖蔭「意必宜明書為文宗嗣」，翁同龢「意必照書為嗣皇帝」[4]。高陽認為：潘祖蔭的用意，「在隔斷醇王與光緒的父子關系」；而翁同龢的用意，「在繼穆宗之統緒，非別立一君」，排除將來廢立的可能性。由此，翁同龢得到皇帝本生父醇王的極大好感，得以成為光緒帝師，也為此後的青雲直上奠定了基礎。 高陽之過人史識，隨時皆在書中流露，而覷破清流二張的真面目僅是一例：「張之洞之一切作為，都是為了獵官；張佩綸則確有經世治國的大志，先想輔佐李鴻藻成一番事業，後來看李鴻藻不能有大作為，轉移目標與李鴻章相結納」。[5]而李鴻章之能接納敵對陣營的清流主將為接班人，出於多重考慮，可謂深謀遠慮。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淮系北洋接班計劃歸於失敗，無意中成就了袁世凱。 翁同龢之成為南派領袖，乃是充分利用多次出任主考官的機會，將天下名士盡量收為門生，厚植梯隊，張謇和文廷式之得中巍科，皆翁同龢苦心孤詣設計出的結果，其中委曲，高陽將之和盤倒出，甚是有趣。 閻敬銘忠直能幹，苦心為國理財，此前已有所了解。但經高陽將閻、翁兩人掌戶部對國家一益一損兩相對照，閻文介公謀國之忠、為官之正，凸顯無遺，胡文忠、曾文正之後，恐怕一人而已。也正是在翁氏掌握財權時期，慈禧後才能大興土木，而置關系國運極巨的海軍建設於不顧，將「渤海換了昆明湖」。翁同龢、李鴻章一內一外兩大漢人重臣的派系沖突，卒之毀滅了中興的希望。 戊戌以後，康梁利用維新派在趨新士子心目中的影響力，開動強有力的宣傳機器，將翁同龢塑造成維新派的名義領袖，不遺餘力地突出翁、康之間的親密關系「源遠流長」，目的是為在海外籌款造勢。康梁的策略經營十分成功，至今仍有深信之者。高陽揭破康氏謊言所採用的材料，可謂出人意表。蓋治史者多從政治、經學方面看待兩人關系，忽視了翁、康兩人都是近代書法界巨子，於碑學都有極高造詣。康有為所著《廣藝舟雙楫》，成書於光緒十五年，奠定了近代頭號書法理論家的地位；而翁同龢則被目為晚清頭號書法家。然而，在康有為自編年譜和翁氏日記中，都沒有留下雙方就此書有所探討的痕跡。高陽以此證明，兩人在光緒十五年以前並無聯系。神乎其技，堪稱絕妙。 甲午中日之戰，為晚清史一大轉折，史家研究的文字，汗牛充棟。高陽的特出之處，是能從舊材料談出連串新意。「李鴻章被刺事件騰播國際後，對日本頗為不利，即日本國內輿論亦抱同情中國的態度，但恭王等全然不知利用此有利形勢，策動友好國家對日本施加壓力。因此，日本始懼，而未幾即重現猙獰面目。」[6]屈辱求和之後，李鴻章為個人、淮系名位勢力著想，經過冷靜算計，乃著意經營聯俄路線，「必須強調日本之窮凶極惡，庶幾得為聯俄鋪路」，以故在受傷之後的談判中，並未據情、據理力爭。專業圈內的學者，或者會認為此說乃「誅心之論」，殊不知這正是高陽藝高人膽大的地方，即「知人」而後「論世」，非頂尖高手不敢為也。聯繫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李鴻章利用與俄國的特殊關系對翁同龢主持的中德膠州灣談判所進行的「攪局」行為，高陽此說自有其合理性。 李鴻章收受俄國賄賂事，至今仍有爭議，有以為孤證不立者。高陽引俄國史家羅曼諾夫《帝俄侵略滿洲史》所述為證，同時通過分析《翁同龢日記》所記李鴻章生辰翁氏兩次拜訪不遇，從旁證實在中德交涉時李鴻章已受俄國控制，其抽絲剝繭之功力，令人嘆服。「正月初五為李鴻章生日，以首輔之尊，高齡七十有五，何事不能安然受兒孫門下稱觴祝壽，而冒寒夜出？朝中又有何人，即有至急之事，不能登門求教，而須『壽星』親自往訪？是則夜出乃往俄國公使館，商吳克托穆電報中所述之事，豈不甚明？」[7] 這等運用周備的背景知識和排除法進行的推斷，專業史家不敢輕易為之，蓋擔心歷史人物行事，有時會出於常理之外。然而這種推斷，未始不是為進一步的研究開辟空間。 最為精彩的，還是高陽所揭開的，自中德膠州灣交涉至戊戌政變，李鴻章運動翁氏盟友張蔭桓叛翁倒翁的驚心動魄的過程。李鴻章策動倒翁和戊戌政變，首先是出於自保。光緒帝對李鴻章在中德交涉中為俄國出力的行為頗有疑心，若進一步追查難保不水落石出。故對李鴻章一系來說，只有排去翁同龢，鼓動太後重行訓政，才能平穩過關。翁同龢對張蔭桓的態度，經歷了從倚靠到懷疑的過程，翁氏日記中的記載彰彰明甚。李鴻章以對張蔭桓主辦的對英借款的支持，換取張蔭桓在對俄妥協上的配合，並借張蔭桓此時深得光緒帝信任和賞識的有利時機，罷免翁同龢；匯豐銀行借款從無折扣變成八三折放款（即實付貸款本金只得83%），按當時的「潛規則」，張蔭桓從中收受回扣數額應十分驚人；在金錢誘惑面前，張蔭桓做了李鴻章的幫凶，最終也難逃流放新疆的下場。 「上得山多終遇虎」。林文仁評論高陽有時「稍顯自矜專斷」，確為的論。《翁同龢傳》第四章有一節「長信宮的異聞」，以其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運用中醫知識，推斷出光緒六年「太後小產」，進而附會傳說，以為太後與榮祿之間有「一段孽緣」，則屬於「過度詮釋」。吾於中醫毫無了解，但就常理論之，即算是太後病情、醫案顯示其有類似「血崩」的症狀，也不可隨便下結論。蓋清中期以來宮廷制度甚為嚴密，以權力欲極強的慈禧而言，於慈安健在之時，行此苟且之事，風險極大，多年苦心經營很容易毀於一旦。何況，就算慈禧真有通天本事瞞過他人，也不能僅僅依民間無稽之談，即坐實此事「經手人」即為榮祿。榮祿此時受降二級處分的原因，若從派系斗爭角度分析更為合理一些。 高陽此書雖有小疵，但總的來說可稱勝義紛呈，其對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發覆之功，並世難有其匹。但專業史學界把他看成小說家而完全忽略，愛讀其小說者大多又無法欣賞其學術著作的精妙，致使其學術成果，隱而不彰。讀者如能將高陽《清朝的皇帝》、《同光大老》、《翁同龢傳》與林文仁的兩部專著對讀，將信吾言之不誣。 注釋： [1]林文仁：《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0-12頁 [2]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緒論」，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16-17頁。 [3] 高陽：《翁同龢傳》，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6頁。 [4]《翁同龢日記》，中華書局2006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條。 [5] 高陽：《翁同龢傳》，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89-90頁。 [6] 高陽：《翁同龢傳》，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213頁。 [7] 高陽：《翁同龢傳》，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258頁。

『肆』 《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任選一章寫讀後感

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所佔的比例是最大的，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雖豐富，但有關政治派系的研究卻不多，石泉先生這本書就是研究派系斗爭的佳作，周禎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讀後感。政治派系研究的著作，在綜合運用史料、梳理歷史脈絡、揭示事件與人物關系等方面，開挖必須極深，這一切都有賴於研究者有家世淵源或相應學術師承，或需要極高明的領悟力與洞察力，必須掌握相關史料到爛熟於胸的程度，偶爾要參用「以詩證史」之法，所以非學術素養深厚者不能為之。

說道晚清派系研究中的清濁流區分，在石先生這本書的序言中也提到，我們應該參考閱讀陳寅恪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其中陳寅恪先生在「清季士大夫清流濁流之分野及其興替」一章中說：同治至光緒末年，京官以恭親王、李鴻藻、陳寶琛、張佩綸等，外官以沈葆楨、張之洞等為清流，京官以醇親王奕譞、孫毓汶等，外官以李鴻章、張樹聲為濁流。至光緒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鴻機、張之洞等，外官以岑春煊等為清流，京官以慶親王奕劻、袁世凱、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楊士鑲為濁流。但清流濁流之間關系錯綜復雜，先後互易，亦難分劃整齊，此僅言其大概，讀者不必過於拘泥也。陳寅恪先生在此文中多採納黃濬的《花隨人聖庵摭憶》一書內容。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說「一旦給人物貼了標簽，這些先入之見往往成了我們了解歷史的障礙」如張佩綸以「清流健將」聞名，攻擊洋務人物不遺餘力，但一輩子沒有攻擊過李鴻章，最後甚至成為李鴻章的女婿。因盛宣懷發跡得自李鴻章提攜就以為他一輩子對李氏忠心耿耿，這也是極大的誤解。甲午戰爭時，李鴻章極力主和，盛宣懷卻主戰，與翁同龢聯絡甚為頻密。而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出自榮祿舉薦，故戊戌政變後榮祿要自請處分，所以治史者不可不警惕。劍橋晚清史中有這么一句話「所謂的帝黨不意味著更傾向改革，後黨也不意味著更保守。」謹記之。

石泉先生通過以以翁同龢為代表的南派與李鴻章為代表的北洋之間的權力抗衡、逐漸形成的帝後黨爭及和戰演變之關聯勾勒出當時的權力網路，堪稱清晰明了，雖史料略顯陳舊，但仍不失為晚清政局研究之典範。

讀後，腦中漸漸勾勒出晚清政治派系活動的大致情況，談及甲午戰爭前後的晚清政局，我們可以把目光放的更遠些，因為很多問題其實從太平天國戰役而來，簡述之。清廷為應對太平天國之役，而不得不進行政治權力的釋放。其中與晚清國運關系最密切者，乃漢族士大夫實際權力的提升。人數眾多的漢族精英官僚一旦被允許參與權力分配，則相對開放之政治格局，幾乎令漢族官僚遵循傳統之政治文化線索，如地域、學派、師生等，展開更直接的合縱連橫。也因漢族官僚所展現出的政治實力，往往成為滿洲親貴集團拉攏對象，二者之合流，遂令同光兩朝政局呈現出多變的面貌。

一向被認為是導致明代後期官僚派系急劇斗爭的因素之一，南北地域抗衡。於清室入關之初進一步深化，因多爾袞領導的清廷有意爭取北方士大夫集團的合作，逐漸漸染北俗，遂親北而疏南。而及至咸豐肅順秉權期間，肅黨掌握的中樞皆重用北人，在重南輕北的局面下，南人皆站在恭親王一邊，這也間接促成新局出現。奕與慈禧聯合發動了辛酉政變，重返權力巔峰，因此期間倚助南人甚多，於是南人亦獲得重用，再加上恭親王熱衷洋務，而南派偏重經世致用，強調務實，恰投恭親王所好。南派領袖沈桂芬1847年進士出身，此榜乃晚清有名之榜，所出人物眾多，此一豐富人脈，自為沈桂芬提供諸多幫助，而沈桂芬本人與恭親王、慈禧關系皆好。與南派的經世致用相比，北派更注重氣節，於是在恭親王主導的洋務中，沈桂芬常為臂膀，北派李鴻藻多鉗制。北派領袖李鴻藻與其北派在決策核心也面臨著邊緣化，為擺脫這一困境，以及對恭親王主導的洋務路線表示不滿，北派漸與醇親王產生共鳴，近而親近，由此，光緒十年前，滿漢兩大陣營恭醇之爭與南北之爭漸次交集，由交集面擴大而愈見波瀾。但前期大致保持分享權力的穩定，至1876年，文祥死，景廉入樞而把這種權力分享上的平衡打破了，概景廉與李鴻藻交好，沈桂芬產生了危機感。1877年，李鴻藻丁憂，沈桂芬引恭親王之力，使弟子王文韶頂李鴻藻之缺，此舉打破了十年來南北同治的格局。而在野的李鴻藻積極培植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等，即所謂清流黨，展開對南派的攻擊。如在此期間，奉命出使俄國的崇厚即是沈桂芬所推薦的，而《里瓦幾亞條約》的簽訂，使得朝野皆驚，清流黨立即推出他們心儀人物曾紀澤出使俄國，《伊犁條約》的簽訂，使得北派在氣勢上頗為昂揚。1880年，李鴻藻丁憂畢，重回軍機，而當年沈桂芬病逝，南北實力至此此消彼長已現。1882年，王文韶為清流攻擊去，北派勢力達到高峰。

而南北之權力競爭也成為慈禧瓦解恭親王權位之工具，中法越南沖突的效應，引爆了清廷內部權力結構的巨大變動，慈禧藉助北派力量發動甲申政潮後，建立起以醇王為核心，孫毓汶為其代理人的中樞，使過去十餘年來，基本以滿營恭醇之爭與漢營南北之爭為主線的派系斗爭告一段落，讀後感《周禎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讀後感》。同時為防止清流黨阻礙新軍機，慈禧大力排斥清流黨，方有張佩綸、陳寶琛因中法戰事仕途基本斷送。

然而頂替恭親王的醇系人馬綜合素質不如前任，難以避免淪為慈禧操縱權力的個人工具，至於漢官僚南北關系，則北派人馬勢弱，欲求振作，李鴻藻亦無人可用，而此前北派與神機營之關系，尤其與醇王及其愛將榮祿之友誼，遂使北派之政治資源終為神機營系統所吸收，此神機營系統即為日後之後黨。而南派則因翁同龢反見活躍，翁同龢以帝師之位吸納門生不遺餘力，一時南派實力大增。這里提下，光緒初年，翁同龢還與北派對手李鴻藻交情深厚，與榮祿更是結為金蘭。但當翁氏政治地位榮升到本派系核心地位時，與李鴻藻、榮祿的關系劇變，這就不僅僅是個人恩怨了，主要是形勢轉變了，日後翁同龢與李鴻章的政治交手也因此，翁同龢的政治野心必定使得李鴻章成為其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敵人。翁李之間的主要矛盾，實由1884年後，漢族官僚集團中北派一蹶不振，李系北洋取代之，成為翁系南派主要權力競爭對手之現實下的產物，恰翁同龢於1885年底總管戶部，在國家財政緊縮的狀況下，遂為彼此間競爭手段更添一合法性，對立情勢更復雜，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當道德與政治利益相糾結成一團時，對李鴻章與北洋更加不利，概李操辦之洋務多涉及事功，其間難免有經濟問題為人攻擊，而李對部下多有大家長之作風，呼來喝去，用人之明，察人之實皆有不足，不乏授人以柄之處。

1884年後北派想在決策圈中佔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向西後靠攏，而與北派交好的，都成為了後黨中堅，榮祿尤其是，這更加大了北派殘余勢力的政治傾斜。而李鴻章為首的北洋，在甲申政潮後，通過對中央決策的支持，換取到了政治經濟利益上的穩固，如海軍衙門與北洋海軍的建立，即為醇親王與李鴻章合作愉快的具體表現。然而隨著1889年，慈禧正式交出權力，李鴻章所面對的最高領導人已成為德宗，此時，李自知其影響力當然不如德宗之師，翁同龢。1890年，醇王死，李頓失去一中介，原醇系人馬自孫毓汶以下，盡歸西後，後黨已然呼之欲出，李鴻章向西太後靠攏以求政治自保之迫切性亦增加。

隨著年齡的增長光緒帝欲求得他日於鞏固權力格局時具更大之主動性，勢必壯大親附於己之官僚勢力。由此帝後與翁李，滿漢兩條派系對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帶動其餘派系資源漸投於帝後權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後黨爭之基本陣勢。甲午戰爭後，李黯然退去，德宗一心整頓原決策核心團隊，不少久居中樞而向被視為後黨的，如孫毓汶等被罷黜。遂在軍機與總理衙門中，南派占據一定優勢，然而外部環境之逐漸惡劣，使得以翁為首的南派深感自身缺乏全面執政實力之現實。此非翁同龢與南派之困境，更是無法擺脫慈禧與後黨牽制的德宗之最大憂患，因此無論是挽救朝廷還是突破現實權力的窘境，壓制敵對派系之斗爭實力，都需要一場進一步強化德宗與南派執政合法性的政治改革，1898年的維新運動，就派系之爭的角度觀，便是在帝後兩黨的互博中寫入史冊的。

後黨在戊戌政潮中的獲勝，也徹底改變了同光兩朝延續三十年的派系結構，作為漢族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後黨爭中，消融瓦解，漢族官僚之決策影響力掉落到1860年來的最低點，滿洲官僚重新抬頭，掌握主動，重新壓制漢人勢力。不久廢帝的議題被擺上檯面討論，後黨內部亦分裂，以榮祿為首的滿族官僚不贊同廢帝，而以載漪為首，則主張廢帝。為達目的，載漪舉起排外的旗幟，企圖以激進之方式，向慈禧施壓，要求放權。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背景，實肇於此。最終以榮祿為首的保帝派獲勝，調整完成後之後黨保持了基本穩定，直至清亡。令人感慨的是經歷三十餘年派系之斗爭，於清廷最大的傷害在於漢士大夫集團之淪落凋零，士大夫雖因政治理念、立場幾乎每個朝代都介入黨爭，然而士大夫自有其門風與讀書人之操守，雖黨同伐異，卻總能因清流自負而有所不為。晚清三十餘年之派系斗爭，最傷其根基者，莫過於將漢族士大夫推到第一線，幾經傾軋消耗，至晚清最後十餘年，漢族士大夫階層作為一股勢力，幾從政壇消失，而代之以的是手握軍權財權的政治人物與看似當道實則孤立的滿洲貴族，漢族士大夫作為一股政治制衡力量的消失。而無論革命黨與立憲派把改變現狀的目光放在了體制外，一旦他們得到地主鄉紳階層的同情與呼應，那在也沒有什麼能夠佇立其間，阻擋革命的瘋狂與帝國的覆滅了。

最後，派系競爭向來多為負面論述之題材，但其實它有正面功能，當人主可居於制高點，而掌握派系間之互動平衡時，則此時政治，未必不能使最高領導人更全面地吸收決策信息，從中形成更見穩妥之決策模式，在君主專制體制下，此一情形尤為明顯，如同治朝，雖南北壁壘清晰，恭醇王分立明顯，但仍能創造後世史家所稱贊的中興之世。究其原因，當時垂簾之兩宮未逾越人主之尺度，能收並取之用，乃為重要原因，以此觀之，慈禧無疑應為晚清政局之動盪負極大責任。

『伍』 周禎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讀後感

[周禎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讀後感]

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所佔的比例是最大的，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雖豐富，但有關政治派系的研究卻不多，石泉先生這本書就是研究派系斗爭的佳作，周禎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讀後感。政治派系研究的著作，在綜合運用史料、梳理歷史脈絡、揭示事件與人物關系等方面，開挖必須極深，這一切都有賴於研究者有家世淵源或相應學術師承，或需要極高明的領悟力與洞察力，必須掌握相關史料到爛熟於胸的程度，偶爾要參用「以詩證史」之法，所以非學術素養深厚者不能為之。

說道晚清派系研究中的清濁流區分，在石先生這本書的序言中也提到，我們應該參考閱讀陳寅恪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其中陳寅恪先生在「清季士大夫清流濁流之分野及其興替」一章中說：同治至光緒末年，京官以恭親王、李鴻藻、陳寶琛、張佩綸等，外官以沈葆楨、張之洞等為清流，京官以醇親王奕譞、孫毓汶等，外官以李鴻章、張樹聲為濁流。至光緒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鴻機、張之洞等，外官以岑春煊等為清流，京官以慶親王奕劻、袁世凱、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楊士鑲為濁流。但清流濁流之間關系錯綜復雜，先後互易，亦難分劃整齊，此僅言其大概，讀者不必過於拘泥也。陳寅恪先生在此文中多採納黃濬的《花隨人聖庵摭憶》一書內容。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說「一旦給人物貼了標簽，這些先入之見往往成了我們了解歷史的障礙」如張佩綸以「清流健將」聞名，攻擊洋務人物不遺餘力，但一輩子沒有攻擊過李鴻章，最後甚至成為李鴻章的女婿。因盛宣懷發跡得自李鴻章提攜就以為他一輩子對李氏忠心耿耿，這也是極大的誤解。甲午戰爭時，李鴻章極力主和，盛宣懷卻主戰，與翁同龢聯絡甚為頻密。而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出自榮祿舉薦，故戊戌政變後榮祿要自請處分，所以治史者不可不警惕。劍橋晚清史中有這么一句話「所謂的帝黨不意味著更傾向改革，後黨也不意味著更保守。」謹記之。

石泉先生通過以以翁同龢為代表的南派與李鴻章為代表的北洋之間的權力抗衡、逐漸形成的帝後黨爭及和戰演變之關聯勾勒出當時的權力網路，堪稱清晰明了，雖史料略顯陳舊，但仍不失為晚清政局研究之典範。

讀後，腦中漸漸勾勒出晚清政治派系活動的大致情況，談及甲午戰爭前後的晚清政局，我們可以把目光放的更遠些，因為很多問題其實從太平天國戰役而來，簡述之。清廷為應對太平天國之役，而不得不進行政治權力的釋放。其中與晚清國運關系最密切者，乃漢族士大夫實際權力的提升。人數眾多的漢族精英官僚一旦被允許參與權力分配，則相對開放之政治格局，幾乎令漢族官僚遵循傳統之政治文化線索，如地域、學派、師生等，展開更直接的合縱連橫。也因漢族官僚所展現出的政治實力，往往成為滿洲親貴集團拉攏對象，二者之合流，遂令同光兩朝政局呈現出多變的面貌。

一向被認為是導致明代後期官僚派系急劇斗爭的因素之一，南北地域抗衡。於清室入關之初進一步深化，因多爾袞領導的清廷有意爭取北方士大夫集團的合作，逐漸漸染北俗，遂親北而疏南。而及至咸豐肅順秉權期間，肅黨掌握的中樞皆重用北人，在重南輕北的局面下，南人皆站在恭親王一邊，這也間接促成新局出現。奕與慈禧聯合發動了辛酉政變，重返權力巔峰，因此期間倚助南人甚多，於是南人亦獲得重用，再加上恭親王熱衷洋務，而南派偏重經世致用，強調務實，恰投恭親王所好。南派領袖沈桂芬1847年進士出身，此榜乃晚清有名之榜，所出人物眾多，此一豐富人脈，自為沈桂芬提供諸多幫助，而沈桂芬本人與恭親王、慈禧關系皆好。與南派的經世致用相比，北派更注重氣節，於是在恭親王主導的洋務中，沈桂芬常為臂膀，北派李鴻藻多鉗制。北派領袖李鴻藻與其北派在決策核心也面臨著邊緣化，為擺脫這一困境，以及對恭親王主導的洋務路線表示不滿，北派漸與醇親王產生共鳴，近而親近，由此，光緒十年前，滿漢兩大陣營恭醇之爭與南北之爭漸次交集，由交集面擴大而愈見波瀾。但前期大致保持分享權力的穩定，至1876年，文祥死，景廉入樞而把這種權力分享上的平衡打破了，概景廉與李鴻藻交好，沈桂芬產生了危機感。1877年，李鴻藻丁憂，沈桂芬引恭親王之力，使弟子王文韶頂李鴻藻之缺，此舉打破了十年來南北同治的格局。而在野的李鴻藻積極培植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等，即所謂清流黨，展開對南派的攻擊。如在此期間，奉命出使俄國的崇厚即是沈桂芬所推薦的，而《里瓦幾亞條約》的簽訂，使得朝野皆驚，清流黨立即推出他們心儀人物曾紀澤出使俄國，《伊犁條約》的簽訂，使得北派在氣勢上頗為昂揚。1880年，李鴻藻丁憂畢，重回軍機，而當年沈桂芬病逝，南北實力至此此消彼長已現。1882年，王文韶為清流攻擊去，北派勢力達到高峰。

而南北之權力競爭也成為慈禧瓦解恭親王權位之工具，中法越南沖突的效應，引爆了清廷內部權力結構的巨大變動，慈禧藉助北派力量發動甲申政潮後，建立起以醇王為核心，孫毓汶為其代理人的中樞，使過去十餘年來，基本以滿營恭醇之爭與漢營南北之爭為主線的派系斗爭告一段落，讀後感《周禎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讀後感》。同時為防止清流黨阻礙新軍機，慈禧大力排斥清流黨，方有張佩綸、陳寶琛因中法戰事仕途基本斷送。

然而頂替恭親王的醇系人馬綜合素質不如前任，難以避免淪為慈禧操縱權力的個人工具，至於漢官僚南北關系，則北派人馬勢弱，欲求振作，李鴻藻亦無人可用，而此前北派與神機營之關系，尤其與醇王及其愛將榮祿之友誼，遂使北派之政治資源終為神機營系統所吸收，此神機營系統即為日後之後黨。而南派則因翁同龢反見活躍，翁同龢以帝師之位吸納門生不遺餘力，一時南派實力大增。這里提下，光緒初年，翁同龢還與北派對手李鴻藻交情深厚，與榮祿更是結為金蘭。但當翁氏政治地位榮升到本派系核心地位時，與李鴻藻、榮祿的關系劇變，這就不僅僅是個人恩怨了，主要是形勢轉變了，日後翁同龢與李鴻章的政治交手也因此，翁同龢的政治野心必定使得李鴻章成為其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敵人。翁李之間的主要矛盾，實由1884年後，漢族官僚集團中北派一蹶不振，李系北洋取代之，成為翁系南派主要權力競爭對手之現實下的產物，恰翁同龢於1885年底總管戶部，在國家財政緊縮的狀況下，遂為彼此間競爭手段更添一合法性，對立情勢更復雜，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當道德與政治利益相糾結成一團時，對李鴻章與北洋更加不利，概李操辦之洋務多涉及事功，其間難免有經濟問題為人攻擊，而李對部下多有大家長之作風，呼來喝去，用人之明，察人之實皆有不足，不乏授人以柄之處。

1884年後北派想在決策圈中佔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向西後靠攏，而與北派交好的，都成為了後黨中堅，榮祿尤其是，這更加大了北派殘余勢力的政治傾斜。而李鴻章為首的北洋，在甲申政潮後，通過對中央決策的支持，換取到了政治經濟利益上的穩固，如海軍衙門與北洋海軍的建立，即為醇親王與李鴻章合作愉快的具體表現。然而隨著1889年，慈禧正式交出權力，李鴻章所面對的最高領導人已成為德宗，此時，李自知其影響力當然不如德宗之師，翁同龢。1890年，醇王死，李頓失去一中介，原醇系人馬自孫毓汶以下，盡歸西後，後黨已然呼之欲出，李鴻章向西太後靠攏以求政治自保之迫切性亦增加。

隨著年齡的增長光緒帝欲求得他日於鞏固權力格局時具更大之主動性，勢必壯大親附於己之官僚勢力。由此帝後與翁李，滿漢兩條派系對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帶動其餘派系資源漸投於帝後權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後黨爭之基本陣勢。甲午戰爭後，李黯然退去，德宗一心整頓原決策核心團隊，不少久居中樞而向被視為後黨的，如孫毓汶等被罷黜。遂在軍機與總理衙門中，南派占據一定優勢，然而外部環境之逐漸惡劣，使得以翁為首的南派深感自身缺乏全面執政實力之現實。此非翁同龢與南派之困境，更是無法擺脫慈禧與後黨牽制的德宗之最大憂患，因此無論是挽救朝廷還是突破現實權力的窘境，壓制敵對派系之斗爭實力，都需要一場進一步強化德宗與南派執政合法性的政治改革，1898年的維新運動，就派系之爭的角度觀，便是在帝後兩黨的互博中寫入史冊的。

後黨在戊戌政潮中的獲勝，也徹底改變了同光兩朝延續三十年的派系結構，作為漢族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後黨爭中，消融瓦解，漢族官僚之決策影響力掉落到1860年來的最低點，滿洲官僚重新抬頭，掌握主動，重新壓制漢人勢力。不久廢帝的議題被擺上檯面討論，後黨內部亦分裂，以榮祿為首的滿族官僚不贊同廢帝，而以載漪為首，則主張廢帝。為達目的，載漪舉起排外的旗幟，企圖以激進之方式，向慈禧施壓，要求放權。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背景，實肇於此。最終以榮祿為首的保帝派獲勝，調整完成後之後黨保持了基本穩定，直至清亡。令人感慨的是經歷三十餘年派系之斗爭，於清廷最大的傷害在於漢士大夫集團之淪落凋零，士大夫雖因政治理念、立場幾乎每個朝代都介入黨爭，然而士大夫自有其門風與讀書人之操守，雖黨同伐異，卻總能因清流自負而有所不為。晚清三十餘年之派系斗爭，最傷其根基者，莫過於將漢族士大夫推到第一線，幾經傾軋消耗，至晚清最後十餘年，漢族士大夫階層作為一股勢力，幾從政壇消失，而代之以的是手握軍權財權的政治人物與看似當道實則孤立的滿洲貴族，漢族士大夫作為一股政治制衡力量的消失。而無論革命黨與立憲派把改變現狀的目光放在了體制外，一旦他們得到地主鄉紳階層的同情與呼應，那在也沒有什麼能夠佇立其間，阻擋革命的瘋狂與帝國的覆滅了。

最後，派系競爭向來多為負面論述之題材，但其實它有正面功能，當人主可居於制高點，而掌握派系間之互動平衡時，則此時政治，未必不能使最高領導人更全面地吸收決策信息，從中形成更見穩妥之決策模式，在君主專制體制下，此一情形尤為明顯，如同治朝，雖南北壁壘清晰，恭醇王分立明顯，但仍能創造後世史家所稱贊的中興之世。究其原因，當時垂簾之兩宮未逾越人主之尺度，能收並取之用，乃為重要原因，以此觀之，慈禧無疑應為晚清政局之動盪負極大責任。

〔周禎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讀後感〕隨文贈言：【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農夫不會剝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長成種粒；單身漢不會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會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陸』 王開璽的介紹

王開璽，1男，1949年10月10日生，漢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7月於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1989年7月於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尤致力於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出版有《南國風煙》、《隔膜、沖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清通鑒．道光卷》（合著）等著作。發表論文約 60 篇，講授有《晚清政治史》等課程。

『柒』 「說部」指什麼樣的文學作品

http://manchu.yezaifei.net/yishi/shuob.php
在這里有詳細的介紹,是一種滿族的民間藝人傳講的英雄史詩傳說.

『捌』 浙大歷史系怎麼樣

浙江大學成立於1897年，前身"求是書院"，是中國人最早自己創辦的新式高等學府之一。是首批進入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設的重點大學之一。在長期的辦學過程中，浙江大學以嚴謹的求是學風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以執著的創新精神創造出了豐碩成果。

浙江大學師資隊伍整體力量雄厚。現有中國科學院院士15名，中國工程院院士12名，973項目首席科學家9名，長江特聘（講座）教授51名，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67名。高水平的研究生導師隊伍和良好的科研實驗條件，為開展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系史源流編輯

歷史學系歷史悠久，學術積累豐厚。它的前身是 1936
年建立的國立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史地系。1951 年後，曾改屬不同的院校， 1958-1998 年間屬杭州大學，是其重要的發展階段。 1998
年秋重歸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半個多世紀中，曾有一批蜚聲海內外的學者如張蔭麟、譚其驤、陳樂素、沈煉之，和後去海外的張其昀、錢穆、方豪等先生先後在本系執教，留下了豐厚的學術積累。

2師資陣容編輯

歷史學系擁有一支頗具學術創新能力的教師隊伍。全系現共有歷史學教師 29
名。近年來，中青年教師已成為本系教學、研究的骨幹，並在國內外學術界占據了一席之地。

3教研設施編輯

歷史學系教學、研究設施齊全，擁有一幢 4000
平方米的獨立教學大樓，系資料室藏有中外文圖書數十萬冊，文物陳列室收藏有 3000
余件珍貴文物。建有專用的學生計算機房、多媒體教室、學術報告廳，以及文物、信息實驗室等。

4專業分類編輯

全系現設歷史學1個本科專業。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等兩個專業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檔案學等四個專業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1994年底，歷史學系被批准為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現今歷史學系本科各專業每年總計約招生60名，碩、博士研究生約招生40名。

5課程特色編輯

歷史學系的本科課程以培養具有獨立思想、掌握豐富文化知識、適合社會各類文化經貿工作需要的綜合性人才為宗旨。

學生自辦學術雜志
課程設置分三大模塊：一為有關中外文史的基礎知識，如中國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二為實用性學科知識，如外語、多媒體信息技術應用；三為跨學科訓練，如文化景觀設計等。歷史學教學堅持以學生為本位，務求增加學生的宏觀視野，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訓練學生的處事能力。

6研究重點編輯

經過 70
余年的發展，歷史學系已經在學術上形成了自己務實創新的鮮明特色。宋代史、法國史研究是本系的傳統重點，近年來新人輩出，學術研究更得到充實，在中外關系史、鄉村社會史、晚清政治史、現代化研究、電子文件管理等各方面，都已有了相當的學術積累。多年來，本系還與國內外許多學術機構建立了穩定的學術聯系。

『玖』 浙大的歷史系怎麼樣啊詳細一點啊~

浙江大學的歷史系是中國最早一批有博士碩士點的學校之一.歷史地理\唐宋敦煌史\近代史和世界史很強.本人是歷史學碩士,對這行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