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轉型

A. 轉型新成果：四大品牌鼎力聯手，2020廣州車展長城汽車太搶鏡了

長城汽車攜旗下四大品牌哈弗、歐拉、長城皮卡及WEY強強聯手，帶來了強大的文化沖擊，獨具特色的文化展館。

此外，WEY品牌旗下極智豪華轎跑SUVVV7GTbrabus|automotive、行走的科技堡壘VV7科技版、守護加成2021款VV6、新生代專屬2021款VV5等全家族陣容也燃情登場，再展中國豪華SUV品牌領導者智領全球的硬核實力。

本文來源於汽車之家車家號作者，不代表汽車之家的觀點立場。

B. 新聞上總報道南方經濟轉型的成果，為什麼從來不關注東北改革的進度和

東北被邊緣抄化，你看央視的報道襲采訪很少到東北來，長年累月的宣傳南方，比廣告作用還大。特別是央視2、7頻道，我經常注意這兩個創業致富頻道，很少有東北的內容，是東北沒有特產嗎？是東北沒有致富典型嗎？都不是！就是央視報道的傾向性，振興東北，沒有媒體的支持是絕對不行的。

C. 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成效顯著嗎

哪有什麼社會整體轉型升級，這都是誰說的，都是非常嚴重的錯誤說法，這么說是否定了過去改革開放的成果，有的要堅守陣地，有的要開拓另闢發展！

D. 2008年以來增值稅轉型的成效

《我國增抄值稅轉型改革成襲效、問題和對策分析——基於東北試點的實證研究》作者稅政司 譚崇鈞高晟胡鍇，摘自中華人名共和國財政部政務信息調查研究網。 「增值稅轉型，客觀上降低了企業投資的成本，有利於企業購入機器設備和進行技術更新和改造，但由於企業的投資還要受到存量資金規模、市場環境和企業發展規劃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因此，轉型的實際效果不能估計過高。從試點情況看，轉型效果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1）在財政可承受范圍內，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2）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3）對財政增收的長效機制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如果此文內容可參考，請具體閱讀全文，僅供參考，尊重智力成果，請勿抄襲。

E. 簡述轉型時期我國解決民生問題取得的成就及仍然存在的突出民生問題

你也太強了，我來救你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飛速增長，截止到2007年底內，GDP總量排名世界第四，國容家外匯儲備余額排名世界第一，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顯著提高。但是由於舊的收入分配製度被打破，新的收入分配製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使得部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改善陷於遲滯，部分家庭上學難、就醫難、住房難。因此，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有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已顯得迫在眉睫。

F. 如何解讀近30 年中國的制度變遷與社會轉型

摘要：當每一位政治學研究者都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能對政治知識有所貢獻，或者說產生學術增量的時候，政治學自然就不斷向前發展了。可是，如果我們不善於盤活「知識存量」，譬如對走在我們前頭的學者的知識貢獻不甚了解，我們就有可能進行重復的難以形成學術增量的研究。《李景鵬文集》對中國近30 年經濟政治制度變遷和社會轉型的解讀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文集作者提倡並身體力行：把政治生活看成「力的作用場所」加以考察，使政治學研究能與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等相關的學科打通，把「應然」的研究和「實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實證的研究、靜態的研究和動態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吸收市場經濟新觀念以優化我國政治學研究工作，等等，很值得年輕的政治學研究者學習借鑒。 關鍵詞：李景鵬文集；轉型研究；知識增量；研究方法 一 近幾年本人一直在思考中國經濟市場化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問題，也試圖應用西方政治學理論，譬如亨廷頓等人的現代化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間的關系，或者說對「中國社會經濟現代化將如何推動中國政治發展」進行描述。但是，當筆者讀了近50 萬字的《李景鵬文集》以及作者2002 年以後的系列文章後，發現原先自以為比較成熟也有一定獨立見解的那些想法，在李景鵬教授的文集中早已有充滿智慧的、條理清晰、說理透徹的論述。在筆者看來，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是一個靠一代代政治學研究者不斷進行政治學知識產出和積累的過程，中國政治學這座大廈的建設和修繕需要不斷有人為它添磚加瓦。在這樣一個連續不斷的知識積累過程中，年輕學者在經常關注西方政治學者的理論創新與方法改進的同時，對國內學者所做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也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在我們的同胞尤其是那些從事政治學研究幾十年之久的老一輩學者的研究成果面前，我們同樣應該心存敬畏，用心研讀，批判繼承。有一種說法大概意思是要知往哪去，必須先搞清楚目前的方位在哪，我們要推動中國政治學更快發展，就必須知道走在我們前面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把它往前推進的。我們總是以引用西方政治學名著中的句子、段落，借用他們最新的研究方法為榮，卻對西方學者做學問、寫論文時所表現出的重視知識積累的良好習慣沒有足夠的重視。西方學者一般都知道，要產生「學術增量」就必須清楚「學術存量」，他們追求的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夠對該領域的知識積累有所貢獻，因此，在開始某一項研究工作之前，他們會盡可能獲得有關知識存量的百分之百的了解，以避免做重復研究。我們的情況則是，過分追求「文章數量」，白紙黑字，只要發表了就是「成果」，至於是不是能形成「學術增量」，似乎並不重要。其結果是，每年在各種各樣刊物發表的文章確實數量可觀，但學術水平並沒有因此大幅提高。有感於此，讀《李景鵬文集》使筆者放棄寫「中國經濟市場化與政治發展」之類文章的初衷，覺得寫一篇「讀後感」更有意義。 如果說「中國政治學缺乏解釋力」的批評具有一定針對性的話，那麼，在筆者看來《， 李景鵬文集》給讀者展現的則是一個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富有現實解釋力的老一輩政治學研究者的風范。文集中的文章很少堆積西方政治學新名詞、術語，也極少引用西方某個著名政治學家的話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但這不等於說他沒有學習、吸收、借鑒西方政治學理論與分析方法。他不是用西方的政治學理論流派和理論觀點來簡單地比附中國變化中的現實，而是把有參考價值的理論著作徹底咀嚼、消化、吸收，轉化成自己的思想營養、理論知識，應用這些理論知識，採用自己獨特的方法去分析改革實踐、洞察社會變遷過程，並用自己樸素而准確的文字、清晰的邏輯推演對所觀察到的經濟、政治制度變遷過程與規律進行深入淺出的說理，使其研究成果完全體現一個中國學者的問題意識、現實關懷和一位學問高深的學者的理論素養。因此，希望通過本文能讓更多的讀者分享《李景鵬文集》。 李景鵬教授所做的中國「轉型研究」屬於規范研究范疇，但筆者發現其理論推演所得出的很多結論與國外一些學者採用實證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具有驚人相似的一面。譬如近來仔細閱讀丹麥學者奧勒·諾格德著的《經濟制度與民主改革——原蘇東國家的轉型比較分析》，發現奧勒·諾格德以1989 年到1998 年期間二十個原蘇東國家作為實證對象，在「兩個層次上」、「從兩個角度」運用了比較方法進行「轉型分析」，其得出的許多結論，與「文集」作者對「中國轉型期問題的政治學思考」所獲得的洞見非常相似。盡管諾格德主要不是研究中國的轉型問題，但這種結論上的相似性可以增強我們對「文集」作者主要用「規范研究」方法所得結論的信念，讓我們年輕學者認識到「規范研究」的價值，確信規范研究同樣能獲得真理性認識，從而自覺接受規范研究方法訓練，不斷提高規范研究能力。正如中山大學的任劍濤教授在一個政治學研究方法講習班上所指出的，應該「尋求規范研究的方法尊嚴」，規范研究不應該在實證研究方法面前潰不成軍，規范研究應該象實證研究那樣有一套嚴謹的方法陳述，要努力建構規范方法。並指出，建構規范方法是件難度很大的工作，而規范研究成果要得到學術共同體的承認就需要歷經學術共同體長期檢驗，必須具有知識推進意義並存在進一步爭辯的餘地，而且解釋範式也必須經得起檢驗，因此規范研究實際上對研究者的個人素質有很高的要求，譬如必須具有思想性、知識積累、對觸及問題的認同感、領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筆者讀《李景鵬文集》常常被作者對其所研究問題的認同感、領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所震撼，切實體會到作者具有很高的規范研究能力，但至今仍然是只能有所感知而不能言傳，感覺「文集」讀起來很有同感、很受啟迪，可方法遠遠沒有學到。也許成功的研究者還需要進一步貢獻自己的智慧，在「建構規范方法」方面做些工作，真正成為還在「黑暗中摸索」的初級研究者的引路人。希望通過本文引發更多學者透過「文集」感悟規范研究的奧妙。 二 作為一個政治學研究者，研究中國轉型的落腳點自然放在「政治轉型」，而一個國家的政治是與其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其它方面交織在一起的。因此，當讀者翻看《李景鵬文集》的目錄，會發現兩個「似怪非怪」的現象：第一個是，文集的目錄根本找不到「轉型研究」這類字眼； 第二個是「， 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政府與市場」、「利益結構」這些本屬於經濟學研究者常涉及的問題，在文集的目錄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權力結構」、「政治腐敗」、「社會團體」之類的術語具有大致相同的出現頻率。為什麼說這兩種現象「似怪其實不怪」呢？ 因為一個國家的轉型是個整體推進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對其進行觀察、思考、研究，必須有多視角、寬領域的眼光和多學科綜合全面的知識，因此，一個真正全身心投入這方面研究，並長期堅守這一研究陣地，扎扎實實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是不會在其所寫的文章標題中使用「轉型研究」字樣的。 因為在他(她) 心裡，假如把「轉型研究」看成奔流入海的河流，那麼，不同領域、從不同的分析視角進行各個具體問題研究的每一項研究成果都將是也只能是匯入「轉型研究河流」的涓涓細流。至於「文集」目錄所反映出的「經濟關懷」，本人的理解是作者抓住了「經濟——政治」這對主要矛盾，試圖描繪出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一過程中，經濟制度變遷與政治體制轉型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隨著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將如何引起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變化，從而推動整個社會一步步實現轉型。由於文集內容十分豐富，涉及面比較廣，下面只能有所選擇的介紹文集作者解讀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思想觀點。 (一) 對中國社會轉型的「一階初始條件」 什麼是社會轉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對於轉型研究首先必須弄清楚轉型的起因或者說轉型的背景這一點，卻不難達成共識。這好比研究股票市場的專家要對已經跌到低谷的某一隻股票將會在哪個點上開始回升進行分析，也就是要預測曲線的「拐點」在哪裡的時候，必須對原來這只股票的走勢是怎樣形成的有一個全面准確的分析判斷一樣，對中國轉型的分析必須建基於對發生轉型前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狀況的深刻認識之上。「每一位曾經在以往『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中生活過的人，可能都有著同樣的感覺，那就是對於我們所見所聞，在諳熟習常的感覺之中，模模糊糊地察覺到了它的某種不正常」。《中國轉型期問題的政治學思考——〈李景鵬文集〉》的作者把「文革」給中國社會造成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作為中國選擇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從而啟動中國社會轉型的「初始條件」：「人類的活動只有在客觀的歷史發展為其准備了可能性的條件時， 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不是發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不是發生在七十年代初，而是發生在七十年代末，這是因為只是到了這時，歷史才為我們提供了改革開放的機遇，而我們又正好及時地抓住了這個機遇。」 作者從思想解放、體制外經濟因素的發展、對計劃經濟弊端的切身體驗和對市場經濟的接納、對人治的厭惡和對法治的期待、對經濟民主和思想政治文化自由的追求、對社會秩序的珍視和對認識世界、走向世界的憧憬等十個方面來分析文革所產生的客觀結果對於形成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歷史機遇所起的作用。總之，「若忽視了文革的客觀結果對造成我國現代化機遇所產生的影響，就不能說是對我國現代化機遇的全面的把握」。這就是文集作者對始於上世紀70 年代末的中國社會轉型的「初始條件」的分析。 (二) 對轉型過程各種相關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動態分析 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是經濟體制變革與國家「政治控制」 方式的轉變相互促進，兩方面的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體，但作為政治學研究者，其使命在於：一方面是隨時檢視現有政治控制方式中有哪些阻礙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對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逐步推進將為政治體制改革創造哪些有利的條件、積累哪些方面的壓力並以怎樣的方式轉化成政治發展的動力進行理性的分析並發出預警信號。《李景鵬文集》所記錄的正是作者盡一個政治學者的職責，幾十年跟蹤觀察我國的改革歷程，不斷進行理論思考所得的真知灼見。特別是作者對處於變動中的各種「結構」的分析，並以此為切入點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原因的解釋和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動力源泉的揭示，可以說是入木三分，令人回味無窮。 作者指出，政治結構是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社會結構包括人口結構、族群結構、階層結構、文化結構、經濟結構、利益結構和政治結構，其中的政治結構又可以分為政治主體結構、政治權力結構、政治文化結構等。因此，「在研究政治結構的時候，不但需要將政治結構的各方面的內容都涉及到，而且還要與社會結構中的有關方面的內容聯系起來，才能達到深入的分析和透徹的了解」。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正因為作者有這樣一種認識，因此在長期的研究工作中始終抓住經濟市場化所引起的各種結構的變化，尤其是「利益結構」、「 階層結構」的變化，分析預測政治結構將會相應發生的變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既具有很強的現實感，又富有超前意識。 1、對經濟制度變遷與政治體制轉型互動關系的動態考察 前面已經講過，文集作者是抓住「經濟——政治」這對主要矛盾進行中國社會轉型研究，因此，我們很自然先要知道作者是怎麼看待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與政治體制轉型之間的關系。國內外都有人評價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比較成功的，但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似乎中國的改革是單條腿走路。那麼，李景鵬是怎樣認識這個問題的？ 「人們為什麼會如此關注政治體制改革呢」？一般地說，促使人們關心政治體制改革大約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關懷；第二，對整個國家的政治狀況的不滿； 第三，對社會生活失序狀態的不滿；第四，對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利的狀況不滿。第五，對某種具體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但是，當人們開始關注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人們便會陷入矛盾之中：這就是人們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這種願望和政治體制改革在實踐中嚴重滯後之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就說明，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工程，單單有願望是不夠的。要想使政治體制改革真正能夠向前發展，不能靠願望，而要靠動力。因此，探討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問題乃是弄清楚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原因、尋找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的契機的根本性問題。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究竟來自何處？ 從道理上來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首先應該來自廣大的人民群眾改變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來自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向著放鬆控制因而是減少權力的方向轉變，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當權者喪失權力和利益。..在現實中政治改革從來就是有風險的，而且是會損害領導層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對於各級領導層來說，從來都具有被迫性。..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便只能來自外部的壓力了。也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往往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實現的：即如果不改革，則會冒更大的風險和喪失更大的利益，這樣，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形勢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實現。因此我們就需要研究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如何才會發生？ 是什麼樣的形勢和力量才會推動這種情況發生？「在目前，當來自人民群眾的改革動力還沒有成長起來的時候，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就應該放在探索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在不同的時期將會如何具體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各種要求。而當這種要求遇到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時，又會引起什麼樣的社會後果？ 這種社會後果又會怎樣地影響領導者的決策選擇？ 當領導者做出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某些選擇後，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如何克服來自各方面的阻力？ 等等。這就要求我們把經濟發展、經濟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這都是些發人深省的非常需要政治學研究者通過深入研究作出回答的問題。 2、對社會利益結構變化與中國政治發展的關系的分析預測 文集很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重視利益分析，利益分析在《李景鵬文集》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在文集作者看來，「利益結構是社會系統和政治系統的深層結構，它構成社會和政治運行的內在動力。一個社會的利益結構若發生重大的變化，社會系統和政治系統便會受到極大的沖擊而引起震盪」。「利益結構在實際過程中是社會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之間以及社會經濟生活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相互聯系與相互轉化的中介，離開了利益結構這個中介，其聯系和轉化都不可能」。 因此，作者不厭其煩分析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及其所產生的後果，並進而闡述這種變化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已經產生和即將產生的影響。作者從很多方面進行十分詳盡的分析，在此不加以羅列，僅舉其中的兩點，一是作者關於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對政治參與的影響的觀點，作者指出：「一方面由於利益單元的縮小和畸形的利益競爭，使人們產生對政治的冷漠和對政府的疏離，這就會降低人們對於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從而延緩政治改革，特別是民主的發展。 這種情況不利於促進政治建設，特別是不利於反腐敗，也不利於改進社會風氣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質，但對於保持政治穩定有某些好處。另一方面，由於人們的群體利益意識有可能逐漸發展，就可能為未來的民主發展奠定比較堅實的基礎，改變民主的發展缺乏社會基礎的狀況。它預示著到一定時期，中國的民主政治將有一個較大的並且強有力的發展。」另外，作者關於社會利益結構變化對政治權威的影響的見解也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他指出，「利益關系的變化及所產生的一系列的後果，特別是人們對於整體利益的疏離，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對政治權威崇拜的狀況，而迅速地使政治權威世俗化。這種狀況既帶來挑戰，也帶來機會，使我們的政治有可能向著更現代化的道路發展，但短時說來，又會對加強政治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難。」「利益結構作為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之間、特別是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間的中介，對政治結構的影響是極大的。」 3、從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一般要求和中國的現實出發分析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趨勢以及使其健康發展的對策選擇 作者首先指出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是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政府職能的變化、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民間社會的發展、政治控制形式的變化、政治腐敗的社會後果等所有這些變化相互作用的總的結果。接著分析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總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既關繫到市場經濟能否順利地發展，又關繫到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和社會生活自主化(即市民社會) 的發展。」 再接著，作者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落實到政府與社會的關繫上，並從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和我國現實狀況出發提出「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應然關系」，在進入「實然關系」的分析時又把問題轉化為「政府權力與社會權力」的不平衡問題，在把比較抽象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一步步拉回現實的社會以後，作者有針對性的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第一是增強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政府在提供市場運行規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方面的規則並有效實施這些規則方面發揮強有力的作用。第二是堅決杜絕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非法的和不適當的介入或壟斷，徹底轉變政府職能，真正實現『政企』、『政事』分開。第三是堅定不移地創造各種條件來發展社會自主力量，使其向著社會自治和制約政府的方向逐漸地成長起來。」這是作者1999 年發表的見解，太發人深省了。 41 論證中國社會團體向利益集團轉變的必然性和艱巨性及其對政治發展的影響 李景鵬教授關於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社會團體的大量涌現以及發展趨勢的分析與預測分布於文集、《中國政治發展的理論研究綱要》和2002 年以來發表的文章中，因此，在介紹他這方面的理論觀點時， 不能僅限於《李景鵬文集》。「隨著市場經濟向縱深的發展和社會利益結構的重大變化，人們追求的目標就變得多樣化起來。與此相聯系，人們所參與的社會組織也多樣化了。於是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便在社會上迅速地發展起來。這種情況對於政治發展究竟意味著什麼，便成為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了」。 「我國目前的社團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五大類：行業性的、專業性的、學術性的、公益性的、聯誼性的。然而在所有的社團中對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影響最大的則是行業性的社團。因為行業性的社團是在經濟生活中生長出來的，是與社會生產和社會流通密切地聯系著的，因而都是一些具有利益群體性質的社團。而作為一種有組織的利益群體，在學術上一般稱為利益集團。雖然目前中國的這些具有利益群體性質的社團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利益集團，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了利益集團的特徵。因此我們對這些社團的研究就不能迴避利益集團的問題，就不能不從利益集團的角度來進行，否則就無法深入」。 前面所說的「文集」的大部分研究屬規范研究范疇的意思僅僅是指其結論的獲得主要是靠理論推演，而不是靠統計推斷。可是，當我們作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的時候，並沒有排除進行理論推演的人在得出結論前進行大量的實地考察、獲得豐富的感性認識，甚至接觸大量的數據資料的可能性。仔細讀過「文集」的人，可能會發現一種現象：在作者有關中國社會轉型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中並沒有出現很多的數據、圖表，但卻能讓讀者仿如進入到其所分析的社會現象的真實場景中，感同身受的理解、接受其分析的各種經濟政治變數之間的互動關系，這是什麼道理呢？ 根據筆者的了解，道理就在於「文集」作者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不是關起門來做學問，而是時時刻刻捕捉正在變化中的社會政治生活的新氣息、新動向。例如上述關於中國社會團體的發展狀況、存在問題和發展趨勢的分析與預測，實際上是建立在「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社會團體研究中心」(李景鵬教授是該中心的主要負責人) 所開展的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和一定范圍的實地調查所獲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之上的。當然，在這當中，善於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由表及裡、由此及彼的素質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再往深處考慮，如果有一天，我們的政治結構完全能夠容納利益集團現象了，那麼這種狀況與我國政治參與和民主化的發展又會有什麼聯系呢？ 它是否會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產生某種影響呢？ 如果會產生影響，那麼其程度又會如何呢？ 等等。這些問題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也將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值得人們關注」。體現的就是作者立足現實預測未來的能力。 三 《李景鵬文集》對中國近30 年經濟制度變遷與政治轉型的跟蹤、觀察、分析研究是相當全面而深入的，遠不是以上幾點所能概括。椐本人學習所得，文集作者至少還從市場發展對政府職能的轉變的要求、政府權力結構的變遷對政府機構改革的影響、社會轉型期政治腐敗的蔓延及其對社會控制系統的挑戰、城市社區和農村社會治理結構的變化對基層民主的推動等方面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整體變革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但一個人的研究工作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譬如說，本來，中國近三十年的高速現代化或者說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轉型是由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共同推動的，但是文集作者對中國社會轉型的研究基本上沒有對快速工業化、城市化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的影響進行必要的分析。又譬如，「文集」基本上沒有涉及中國政黨制度的功能發揮問題，也許作者覺得近三十年的中國政黨制度與1979 年以前三十年的政黨制度並沒有太多的差別，或者是別的什麼緣故，總之，「文集」沒有分析市場經濟的發展對我國政黨制度功能發揮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政黨制度功能的健全對中國社會順利實現轉型有什麼影響。當然，這也許有點吹毛求疵之嫌，因為一個成功的研究者必定是懂得把力往哪兒使的有明確主攻方向的智者，不可能是東打一槍西放一炮的「路路通」。限於篇幅，這個問題到此打住，下面轉入對文集作者之所以能對中國社會轉型作出不同凡響的解讀的原因思考。 應該說，筆者在這個問題上只找到部分答案。早在1990 年，「文集」作者在談到「政黨政治與政治學的研究」時就說過一段可以讓我們找到作者之所以能對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作出十分令人信服的解釋的一個原因：「政治生活的規律也同社會生活其他領域的規律一樣都具有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性。..規律並非由什麼超人的力量所主宰，而是每一個參加政治生活的人的意志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總的結果。因此，探究政治生活的規律，就不應該僅僅從書本上的原則出發，而應當主要依靠具體地分析社會上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復雜交錯的相互作用的狀況。在這種具體分析和描述的基礎上，再藉助於邏輯的工具去細心地探求，並將結論拿到實踐中反復印證和檢驗，這樣才能找到規律。因此，作為出發點，我們必須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各種政治力量的一種相互作用的場所，或簡稱『力的作用場』。」為什麼要把這么長的一段話都摘錄下來？ 沒讀過《李景鵬文集》的人也許很難體會其中的道理，而對筆者來說，從「文集」中找到這樣一段話之時便是筆者解開「文集」作者為什麼能對中國轉型作出別具一格的解讀的奧秘之時，因此，有種竊喜之感。 另外，「文集」還有一處引起筆者注意。在1998 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也是北大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系建系十周年紀念之喜慶日子裡，作為在北大執教已超過四十年也是與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系共同走過最初的十年歲月的老教授發出這樣一種期盼之聲——「願未來十年更美好」， 為政治學未來的發展「祈求一個風調雨順的年景」「， 希望在政治學研究中改變過去那種人自為戰的局面」，「希望政治學界各種學術組織的活動能夠更多地集中於學術的發展，而較少的受到各種非學術因素的影響和干擾」。還「希望政治學研究能與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相關的學科打通，積極吸取來自其他學科的營養」。「在方法論方面，希望能把應然的研究和實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實證的研究、靜態的研究和動態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利於研究的深入」。讀著作者這幾個「希望」，筆者更是有種「茅塞頓開」的感覺。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作者在2000 年臨近退休的歲月，全面總結了自己對如何吸收向市場經濟過渡中逐步被人們所接受的新觀念以改造我國的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觀點。作者指出，市場行為的核心是「交易」，從交易的本質所產生的市場經濟的觀念有互惠觀念、過程觀念、契約觀念、世俗化觀念和追求增量創新的觀念。是否將這些觀念引入政治學研究，情況完全不一樣。如果政治學能吸收以上新觀念，將會變得更加註重對利益調節和政治交易的研究、將會從注重「零和博弈」轉向注重「正和博弈」、從注重統治和管理轉向注重參與、從注重政治行為轉向注重製度創新、從注重「存量變遷」轉向注重「增量變遷」。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回味。

G. 科達股份已經轉型三年，這三年中取得了什麼成果嗎

其實科達股份向「數字營銷」領域轉型僅僅不過三年時間，但已經成為中國專主板上市企業屬中第一家數字營銷公司。除此以外，此次轉型還為公司帶來了可觀的業績爆發力，並已經實現了百億元的營收規模。放眼數字營銷領域，科達股份的實力可不可小覷。

H. 如何發揮江蘇科技創新優勢加快經濟轉型

創新驅動是江蘇轉型發展的核心戰略
國際上一種經濟學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大致要經歷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等階段。一般來講，在要素驅動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廉價的勞力、土地、礦產等資源。投資驅動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大規模投資帶動。然而，隨著投入量的增加，投資效益呈遞減趨勢。要破解這一難題，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唯一途徑是推動經濟發展進入更高層次的創新驅動階段。一些創新型國家，研發投入佔GDP比重達到3%以上，科技進步的貢獻率達到7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30%以下。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主要依靠科技創新推動經濟增長，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在不同發展階段，支撐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同，要素配置的方式不同，具體發展的特點也不盡相同。當發展達到一個新水平，原有的優勢會逐步削弱，發展路徑受到明顯制約，必須調整結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發展轉型。惟有如此，才能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朝著更高的發展目標前進。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的經濟發展曾經歷了兩次重要轉型，現在正處在新一輪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第一次轉型，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以發展鄉鎮企業為標志，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這一階段主要是要素驅動，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加快經濟發展。第二次轉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民營經濟，加速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經濟國際化，這一階段是投資驅動階段，主要依靠擴大投資，增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新一輪經濟轉型，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轉型，核心是實現經濟發展由資源依賴、投資拉動、出口帶動為主向創新驅動轉變，提升自主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持續發展。
新一輪轉型與前兩次相比，難度更大。江蘇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一個比較大的規模，過去船小好掉頭，現在塊頭大了，轉身就不會那麼輕松，進一步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困難更加突出：一是資源和環境的制約日益加劇。在全國各省、自治區中，江蘇人口密度最高，人均資源最少，單位面積承載的環境壓力最大。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能源資源約束不斷強化，環境壓力日益增大，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換來高增長的傳統發展方式難以為繼。二是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產業層次偏低。製造業大多處於產業鏈中低端環節。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少，核心競爭力不強。三是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更為嚴峻。江蘇是外貿大省，外貿出口額佔全國的16.5%，外貿依存度達到70%左右，國際市場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直接影響企業生產經營，波及經濟正常運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無論是高新技術產品市場，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競爭都越來越激烈，依靠出口大幅增加帶動經濟增長受到了明顯制約。另外，據有關部門分析，江蘇對外技術依存度60%左右，許多關鍵設備、關鍵技術主要靠引進，對外技術依存度過高，影響經濟競爭力的提升。
綜觀國際經驗和江蘇的省情，加快經濟轉型升級刻不容緩。根本的途徑是，把創新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核心地位，使創新成為發展的主要驅動力。2006年，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科技創新大會，提出了建設創新型省份的目標，出台了三個重要文件：一是建設創新型省份的決定，二是科技發展規劃綱要，三是促進科技創新創業的政策意見。這些文件既提出了目標任務，又有明確的工作部署和政策措施，起到了有力的指導和推動作用。2007年召開的全省工業大會，進一步提出要以創新驅動經濟轉型升級。2008年以來，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但全省上下堅持創新發展不動搖，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快發展創新型經濟，大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堅定不移走創新發展、科學發展的道路。「十一五」以來，是江蘇科技進步最快的時期，也是經濟發展質量和穩定性、協調性顯著提高的時期，不僅保持了持續較快增長的好勢頭，而且為未來發展積蓄了強大後勁。
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
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是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集中體現。企業強，則市強、省強。「十五」時期以來，江蘇著重從三個方面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第一，推動企業成為研發投入的主體
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調動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積極性。這些政策主要包括：加大財政科技投入，落實稅收減免政策，對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實行貼息支持，鼓勵金融機構加強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信貸支持，發展風險投資等。近十年尤其是「十一五」以來，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科技投資都有大幅增長。2012年全省財政科技經費和企業研發投入分別達到257.24億元和1080.26億元，分別是2005年的7.2倍和5.1倍。企業研發投入佔全社會研發投入的比重達到80%以上。
堅持不斷加大研發投入，積極推進自主創新，是創新型企業的主要經驗。例如，崑山好孩子集團，曾經是一個瀕臨倒閉的校辦工廠，經過20年的發展，已成為世界最大童車製造商。他們每年用於研發的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達到3%-4%。現在擁有300人的研發團隊、累計5000多項專利，平均每天有兩個新產品問世。主導和參與了童車行業80%以上國家標準的制定，參與了30多個國際標準的制定。由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在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的情況下，仍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五年來，年均增長12.9%。2012年，在國內市場佔70%以上的份額，美國市場佔有率超過50%，歐洲市場佔有率24%，全世界有4億左右家庭使用「好孩子」產品。
第二，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活動的主體
過去，研發機構主要集中在大學和科研院所，企業研發機構數量少，規模小，創新能力弱。2005年，我們做過一次調查，全省只有25%的大中型企業設有研發機構。省委、省政府採取措施，實行創新政策向企業傾斜，引導創新人才向企業流動、科研機構進入企業，推動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支持企業建立研發機構。「十一五」以來，大中型企業研發機構新增3082家，建有率達到75%。與此同時，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共建研發機構222家，引進外資研發機構410家。全省涌現了一批科技創新活躍的大企業。
第三，推動企業成為創新成果應用的主體
企業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集成環節。一項科技成果順利「破繭化蝶」，產品「風行市場」，不僅有前期的發明、設計，而且包括了試制、批量生產、市場銷售等過程，需要藉助資本的力量、市場的培育和知識產權的保護。這些環節都需要企業來推進。如果企業不能成為創新成果應用的主體，再好的技術成果也只能束之高閣。
為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成果應用主體，江蘇加強了三個方面工作：一是科研選題突出企業需求。鼓勵高等學校、院所的科研人員深入到企業一線從事技術創新工作。二是加大科技成果轉化支持力度。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向企業傾斜，吸引省內外的科技成果來江蘇落戶轉化，形成科技成果應用先發優勢。三是重點支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成長性高、市場潛力大的項目，努力做到支持一個項目，突破一項關鍵技術，培育一家創新型企業。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引進和轉化科技成果，形成了新的增長點。
大力推進產學研緊密結合
產學研結合是高效配置科技創新資源的重要機制，是協同創新的重要方式，也是促進科技與經濟相融合的突破口。江蘇科教人才資源豐富，是大學和在校大學生最多的省份，也是科研機構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但是，長期以來，由於科研與生產「兩張皮」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不少科技成果「養在深閨人未識」。其主要原因是「三缺」：缺少有效的合作機制，缺少足夠資金支持，缺少創新服務平台。推進產學研結合，關鍵是必須解決這「三缺」的問題，打破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阻隔，促進科技與產業融合，通俗地說，就是要採取「科學家+企業家+金融家=大贏家」的模式。循著這樣思路，江蘇從三個方面探索產學研緊密結合的路子。
第一，建立多層次、多形式的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積極推進開放型創新，面向省內外配置科技資源，構建長期合作、優勢互補、利益共享、協同創新的戰略同盟，在實踐中形成了三種主要的合作形式。
一是各級政府與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建立技術創新戰略同盟。江蘇分別與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簽署了全面合作協議，建立了緊密合作關系，使江蘇科技創新站到更高的起點。江蘇與中國科學院的合作項目有1218個，中國科學院已有100多家院屬單位、6000多名科研人員活躍在江蘇創新創業第一線。中國工程院幫助江蘇開展多個重大項目的科學論證，鼓勵和支持院士參與江蘇科研攻關項目。清華大學與江蘇合作的項目有700多項、北京大學與江蘇合作的項目有100多項。各市縣政府也積極與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多種形式的合作關系。例如，蘇州市與省內外50多所高校簽訂了全面合作協議。無錫市與中國科學院和省內外七所重點大學構築「7+1」政產學研合作框架，在微電子、軟體、電氣工程、生物醫葯等方面開展一系列合作項目，有的項目納入了國家863、973重大科技項目。南京與東南大學合作共建「無線谷」，打造通信與網路技術創新基地和產業高地，已經有1500多名科研人員進駐。連雲港與中國科學院合作共建能源動力研究中心。這些合作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二是開發區與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共同建設創新基地。「十五」時期以來，各類開發區進入二次創業階段，省委、省政府提出，開發區不僅要成為產業高地，而且要成為創新高地、人才高地。按照這一要求，開發區加強與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創建了一大批產學研聯合體。全省各類創新載體在孵企業2萬多家，居全國第一。例如：蘇州工業園區與中科院共建納米技術研發和產業基地，已經集聚了5500名專業人才、160多家納米企業，形成了微納製造、納米節能環保和納米生物醫葯3個優勢產業。無錫工業設計園，原來是傳統工業小區，由加工製造向設計創造轉型，已引進250多家工業方面設計機構，聚集設計研發人員3000多人，累計獲得授權專利1000多件。崑山開發區與清華大學合作，共建清華科技園崑山分園和崑山工業研究院，既出科研成果，又帶動了產業的發展。清華大學研發的OLED技術在崑山開展中試，並建成生產線成功投產，該項目獲得2011年度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常州科教城園區堅持「經科教聯動、產學研結合、校所企共贏」的理念，實施「金鳳凰計劃」，創辦和共建研發機構100多家，引進和孵化高科技企業500多家。泰州國家醫葯高新區引進國內外知名大學和醫葯研發機構50多家，成為醫葯科研和成果轉化的重要基地。
三是企業與大學和科研單位「無縫對接」。企業直接參與市場競爭，對市場需求、新技術應用最敏感，在產學研合作中處於關鍵環節。推進產學研合作，必須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有效整合各種資源，形成協同創新的合力。江蘇出台多項政策，支持各類企業和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關系，實現科研與生產無縫對接。截至2012年，江蘇企業與省內外970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關系，建立企業院士工作站326家，博士後工作站500多家，結成各類「技術聯盟」7000多個，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60多個，年實施產學研合作項目1.3萬多個
第二，突破科技成果轉化的瓶頸制約
科研成果從實驗室到產品，再走向市場，每個環節都離不開資金的投入。科技成果轉化出現「梗阻」，缺少資金是重要原因之一。為解決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制約的瓶頸，省委、省政府採取了三條措施：一是財政撥款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金。2004年起步就撥款3億元，以後逐年增加，2008年增加到每年10億元。為用好這筆資金，專門成立項目評審委員會，由科技、金融、工業等多方面的專家組成。凡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科技含量高、產業化前景好、江蘇發展需要的項目，無論是來自省內還是省外、國企還是民企，都給予支持。這些專項資金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催化劑」，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效應，帶動全社會科技投資1088億元。自2004年至2012年，共支持839個項目，這些項目共獲得授權專利5407件，其中發明專利1702件，在物聯網、新能源、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納米技術、新材料、生物醫葯等領域突破了一批重大關鍵技術，形成了一批產業鏈配套的重大項目群，80%的項目居全國同行業領先水平，部分進入世界先進水平。二是促進金融信貸支持科技成果轉化。省里建立科技成果轉化風險補償專項資金，以信用擔保的形式，引導銀行支持中小科技型企業發展。目前，全省已有39個縣(市、區)實行了科技轉化風險補償資金的辦法。三是積極發展創業風險投資基金。全省擁有各類創業投資機構超過450多家、管理資金規模1200多億元，成為全國風險投資機構和管理資金最多的地區。蘇州沙湖股權投資中心，管理資金規模近400億元，累計投資高科技企業300多家，已有16家企業成功上市。
第三，鼓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
改革高校和科研院所人事管理體制，鼓勵科技人員走出科研院所和高校創新創業、興辦企業。允許在校大學生休學創辦企業。在政策激勵下，一大批科技型企業應運而生。南瑞集團是南京自動化研究院科技人員創辦的企業，現有員工18000餘人，其中各類專業技術人員9300餘人，具有博士、碩士學歷的員工3400多人。公司創辦以來，有62項科研成果獲國家級科技獎勵，其中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5項，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3項，獲專利授權577項，大電網安全穩定控制、繼電保護技術居國際領先水平。2012年銷售收入達到270多億元，已經成為繼電保護設備生產全球五強之一。
發展新興產業與自主創新互動並進
世界經濟發展實踐表明，每一次產業革命都與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密切相關。當前，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孕育和興起，突出表現在能源革命、生物技術進步、新材料開發和信息技術突破，必將引發一批高速度、長周期增長的新興產業，對傳統產業也將帶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前一輪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產業革命中，江蘇主要靠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實現快速發展，但總體上仍處於產業鏈中低端環節，掌握的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少，競爭力不夠強。新的一輪產業革命，我們與發達國家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面臨難得的機遇，只要抓住有利時機，就有可能贏得主動，實現跨越發展。
「十一五」以來，江蘇選擇具有一定基礎的六大新興產業，集中力量，重點突破，不僅構築產業先發優勢，而且搶占技術制高點。
新能源產業，圍繞光伏、風電、智能電網等關聯產業，突破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打造新能源研發、製造和應用基地。光伏產業，重點在提高轉換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核心裝備製造方面進行技術攻關，全省已擁有自主知識產權100多項，是全國光伏發明專利擁有量最多的省份。風電產業，著重突破較大功率機組製造技術，構建從關鍵配套件到兆瓦級整機的產業鏈，關鍵零部件占國內市場50%的份額，整機生產能力佔全國的30%的市場份額。自主研發製造的6兆瓦機組是我國目前單機容量最大的風電機組，標志著風電裝備製造業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智能電網領域，成功突破電網安全穩定在線分析預警、電網調度自動化、變電站綜合自動化、繼電保護等關鍵技術，高電壓輸變電工程式控制制與繼電保護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新材料產業，擁有7個國家重點實驗室、7個國家企業技術中心、8個國家和省屬研究院所、20個國家級產業基地，每年新增授權發明專利近千件。近5年，全省新材料產業年均增速達到59.2%。在納米材料、碳纖維、硅材料、精密合金、光纖等領域，取得一批重要技術創新成果，並形成一定產業優勢。納米技術研究和應用總體處於全國先進水平，累計申請專利1500多項，有些技術創新成果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碳纖維領域，攻克生產設備和碳化工藝兩大難關，高性能碳復合纖維實現國產化，打破了發達國家的壟斷和封鎖。硅材料領域，著重圍繞提高純度、提高轉換率、降低能耗，攻克核心技術。目前，在節能環保、低成本製造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半導體關鍵材料、新型建築節能材料、電磁功能屏蔽材料等領域研發也取得多項成果。

I. 我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成果豐碩,但經濟開始減速,傳統行業產能過剩,產業轉型將成為新常態，試談

支持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有三點：投資、製造業和人口紅利。投資回的主要方答向是樓市，鋼鐵或者煤炭類項目，不但和製造業一樣產能過剩，而且對環境的污染已經非常嚴重！中國逐漸老齡化，未來人口紅利也靠不住了，把老百姓當牲口一樣對待，只要讓其吃不飽，餓不死就行的勾當也該結束。
之前不是提出的「先污染，再治理」的方案嗎？污染的淋漓盡致了，現在也該考慮治理了吧？就好比一個人年輕時用命換錢，等賺到了錢，再用錢來換命，卻未必換得來。最重要的是朝廷之前大力扶持的產業如今已經資源接近枯竭了，官員們卻都個個盆滿缽溢，腦滿腸肥了。房奴的手段也用夠了，於是乎，開始治理！扶持「可持續發展產業」！

J. 近些年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取得什麼成就，進展如何

進展進步都很大，這和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分不開，之所以取得這么大的成果，還是因為我們夠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