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中國社區治理十大創新成果

A. 怎樣推進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工作

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就是要找准切入點、運用結合點、把握著力點，抓住著重點，千方百計解決影響社會和諧德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

(一)要加強社會矛盾化解，有力維護社會穩定.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相關制度。按照矛盾糾紛排查調處需要，健全完善矛盾糾紛定期排查、定期報告、
協調會議、首問負責制等制度，實現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使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有章可循，有規可依。二是注重矛盾糾紛的源頭治理。要堅
持以人為本，在改革措施出台、管理方式改變、重大項目引進、重要活動舉辦等重大決策之前，充分徵求群眾和有關專家的意見，增加透明度，減少因決策不當帶來
的社會各方的利益沖突。三是健全完善調處機制，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健全完善鎮(街)調解中心和村(居)調處工作站的組織體系建設和各項制度建設，運
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形式，及時有力地化解和處理矛盾糾紛，嚴防其升級、激化或轉化。四是建立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加強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不僅
要進行經濟效益評估，看要不要干，而且要進行社會風險評估看能不能幹五是建立積極預防穩妥處置社會公共危機事件機制。加強預防、穩妥處置。六是健全完善處
置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快速有序反應機制，防止和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制定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預案，定期進行修訂和完善，確保處置穩妥有效、協調有序。

(二)要加強社會治安重點地區的整治，實現社會平安和諧。加強社會治安重點地區、重點部位排查整治，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改善民生、保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推進基層基礎建設和平安建設工作的一項重要措施，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任務。

(三)要加強和改進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實現人口的有序流動。如何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隨著新的戶籍管理規定出台，就需要我們探索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辦
法。一是把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列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逐步建立和完善覆蓋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體系。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不僅是人口問題、經濟問題，同時也是
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要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為先，以構建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為目標，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設公用設施等方面，以為流動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
為目標，統籌考慮長期在城市就業、生活的流動人口的利益和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覆蓋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體系。要逐步完善保障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的體制機制，
努力為流動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親情化服務，人性化管理，逐步實現流動人口在社會保障、醫療衛生、計生服務、子女就學、住房保障等方面與本地居民享有平等
權益。二是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管理的組織建設和機制建設。要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按照「創新機制、加強管理、優化服務、促進發展」的
根本要求，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擺上經濟建設、社會管理的重要議程，著力鞏固各級管理體系;完善各級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的服務管理機構，設立定級定編的專
職機構，配備專職人員，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組織建設和機制建設。三是以出租屋為重點，強化暫住登記，為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提供強有力的抓手。

(四)解決社會組織管理服務問題，提升社會組織的管理服務能力。我國社會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深刻社會變革中，社會生活多樣化、多元化、多變化的特徵日益凸
顯，出現了一些新社會組織、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階層。在當前新的形勢下，解決好社會組織管理服務問題，提升社會組織管理服務能力。一方面，要加強境內社會
組織。對境內社會組織，堅持培育發展與管理監督並重的方針，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加強依法准入、依法管理和執法監督。明確有關部門管理、監督職能，明確社
會組織開業條件、審批程序、職責任務、活動宗旨，規范其行為。

(五)加強基層墓礎建設，全面夯實基層基礎。一是進一步加大平安建設的經費投入。要將平安建設經費納入財政預算，並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增加投入，以保證綜
治各項工作和平安建設的順利開展。二是健全完善基層政法綜治組織機構。配齊配強市區、鎮街綜治辦專職副主任和工作人員，明確責任，確保市區綜治辦和鎮、街
道綜治辦有足夠數量的專職工作人員。進一步加強鎮(街)綜治工作中心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中心、村(居)綜治工作站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站建設和村(居)
委會、治保會、調解會，以及基層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的建設，確保基層政法綜治組織機構運行正常。

(六)發揮綜治委成員作用，積極推進齊抓共管。要落實綜治委各成員單位工作目標管貴任制，層層簽訂責任書;要建立和完善綜治委各成員單位以及綜治委「五個
專門工作小組」綜治工作述職報告制度、聯絡員制度、平安創建聯系點制度，充分發揮部門職能作用，促進綜治工作的全面協調發展;要進一步增強參與社會治安綜
合治理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形成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B. 創新社會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一、傳統治理主體單一化到多樣化。傳統的社會治理主體比較單一化，強調國家或政府從上至下的靜態的行政管理，亟需過渡到綜合運用法律、道德和社會信用體系為基礎的綜合治理方式。

要堅持依法治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保護群眾的根本利益，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

同時，我們還要加強社會誠信體制建設、信息化管理、輿論引導、心理疏導、人民調解、基層社會自治等多種方式進行有效的社會治理。

二、轉變政府職能，注重從源頭上治理。社會管理不等於「維穩」。「維穩」只是社會運行出現失序狀態之後的應急管理。創新社會治理強調常規性的、基礎性的服務和管理。這就需要政府要盡快轉變職能，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

需要我們樹立「寓管理於服務之中，在管理中體現服務，在服務中實施管理」的理念。切實轉變政府的工作作風，徹底改變過去政府部門存在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

三、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發揮其協同作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過程。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協同作用，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意義重大。

政府在轉變職能和簡政放權過程中，將一些民生服務項目打包向社會組織招標，購買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改革有關社會組織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激發了社會組織活力。同時，社會組織也要加強自身服務能力建設和自律誠信機制的建設，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

四、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是通過「單位」對社會成員進行服務和管理。但是當前普遍由「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社區成為新時期社會治理的新載體。

要健全社區服務體系，包括政府的服務體系建設、市場的服務體系和社區公益服務體系。在當前，特別要加強以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和志願者組成的社區公益服務體系建設，來滿足社區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興趣居民的多元化多層次的需求。

五、積極動員公民的廣泛參與。社會治理的理念是「善治」。「善治」強調賦予公民更多機會和權利參與政府公共政策，通過溝通、協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因此，政府要堅持科學民主決策，提高決策水平，必須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體制和機制，問政於民，問需於民，讓公眾參與社會公共政策的討論，保證民意能夠進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六、健全治理的體制和機制。中國的社會轉型目前進入到社會矛盾多發時期，矛盾多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建立化解矛盾的體制和機制。社會治理創新，需要我們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事先預防社會矛盾的發生。

需要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使群眾問題能及時反映、矛盾能及時化解;同時，改革行政復議體制和改革信訪工作制度，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有效地解決群眾合理訴求，保護群眾的合法權益。

(2)2013年度中國社區治理十大創新成果擴展閱讀：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密切關注發展進程中的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變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

與時俱進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需要密切關注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變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我們黨牢牢抓住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大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極大改善和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並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水平。

黨的十九大在科學分析我國發展形勢的基礎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是關系社會治理全局的歷史性變化，要求我們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著力化解影響社會秩序和活力的新的結構性矛盾，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根本遵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順應人民需要的變化，我們黨在不斷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上，不斷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統籌做好各項工作，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有力促進了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抓住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深入推進社會治理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所引發的變革是全方位、深層次的和整體性、歷史性的，社會利益主體、行為主體日益多樣，利益關系日益復雜。例如，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僅帶來生產力的大解放，也帶來社會成員身份、利益等方面的變化和持續增強的社會流動；

工業化、城鎮化和社會分工的持續發展，帶來了職業結構、人口結構以及城鄉形態的巨大變化；社會組織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從傳統形式到現代形式，正在成長為重要的社會力量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以行政手段為主要方式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雖然仍在繼續發揮作用，但也表現出不適應社會形勢新變化的一面。

比如，面對大量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人員，傳統的以單位為基礎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就表現出覆蓋范圍不足；面對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傳統的以屬地為基礎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就表現出治理能力不足；簡單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型治理顯得力不從心；等等。

面對客觀形勢的變化，我們必須深入推進社會治理體制改革，致力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根據社會治理客觀形勢的變化不斷推進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努力實現社會發展既充滿活力又安定有序。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這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經驗的總結，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供了科學指引。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就要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將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優勢，強化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深化群團組織改革，培育和引導各種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促進人人參與、人人盡責，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方法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深入研究社會治理規律，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增強社會治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充分把握我國社會運行條件和機制發生的變化，深刻分析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活力的因素，尋找相應的治理對策和方式方法。

從基於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治理轉變為面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治理，從封閉的區域性社會治理轉向開放的系統性社會治理，從人口低流動性的社會治理轉向人口大規模快速不均衡流動的社會治理，

從面對低風險的社會治理轉向應對高風險的社會治理，我們黨不斷深入研究社會治理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取得了明顯成效。

把專項治理與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緊密結合起來，這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治理實踐的深刻總結，體現了標本兼治、遠近結合、局部與整體相統一的現代社會治理辯證思維。

這就要求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大力推動多元主體協同共治，促進社會內部各子系統的關系協調以及社會系統與外部環境的良性互動，統籌常規治理與動態治理、應急管理，實現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虛擬與現實、國內與國外的良性互動。

在這一過程中，必然要求綜合施策，協同運用多種治理方式方法，促進德治、法治和自治相結合，特別是注重社會運行分析和預警，防患於未然，化解矛盾於局部，解決問題在基層。

同時，要不斷提高社會治理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把培養一批專家型社會治理工作幹部作為重要任務，用科學態度、先進理念、專業知識去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方法，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從而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

C. 如何全面深化改革視野下的社區治理方式創新

社區是社會的根基，社區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推動實現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於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目標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黨的十八大明確將社會管理與民生並列為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提出「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推進「城鄉社區治理」等改革任務，形成了從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到社區治理一體貫通、一脈相承的治理體系，為推進社區治理創新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江蘇積極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求，按照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框架指引，加快轉變治理方式，推動社區建設和發展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從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社區居民和社會組織多元主體轉變，從政府管理、控制社會向政府調控、引導、服務和整合社會轉變，逐步構建起政府、社區居民、社會組織多元參與的社區治理模式。
優化政府治理結構，增強政府服務能力。積極推動基層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規范鄉鎮（街道）職能，明晰基層政府與自治組織的權責，回收政府行政性事務，為社區「松綁」。南京玄武、秦淮等地推行「街道中心制」和社區公共服務「整體外包」改革，推動大中城市城區街道去「經濟化」，強化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深化社區去「行政化」改革，聚焦自治和服務。無錫、鎮江等地通過社區「扁平化」、「網格化」服務管理，最大限度整合社區內外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政策資源，推動公共資源向社區下沉，強化服務管理責任，切實增強社區綜合服務功能。
推行「政社互動」模式，改進社區治理方式。太倉市自2008年起，率先開展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簡稱「政社互動」）的創新探索，實現了基層政府轉職能、基層自治組織增活力、居民群眾廣受益多方共贏的效果，被專家譽為繼審批制度改革後行政體制改革「第二次革命」，得到中央領導和民政部等有關部委的充分肯定。自去年下半年，我省全面部署和推廣「政社互動」，通過編制《村（居）民委員會依法履行職責事項》和《村（居）民委員會協助政府工作事項》「兩份清單」，明晰責任主體和權責邊界，變「上下級關系」為「平等對話關系」；鄉鎮（街道）與村（居）民委員會協商簽訂「協議書」，實行「契約化」管理，變「行政命令」為「依法協助」；改進考核方式，變「單向考核」為「雙向評估」。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已有337個鄉鎮推行了「政社互動」，占總數的26.6%。
建立「三社聯動」機制，創新服務管理模式。以社區為平台，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建立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三社聯動」機制。南京玄武區、建鄴區、鼓樓區等通過「三社聯動」機制建設，增強社會組織承接功能，促進專職社工活力釋放，形成公益創投、購買專業服務的典型經驗。無錫崇安區通過「夯實平台、提升品質、強化參與、放大效應」，構建「四聯治理」工作體系。南通崇川區將公益創投理念應用於社區服務領域，積極探索政府購買、社會資助等資金來源渠道，賦予「三社聯動」新的內涵。
推動社區減負增效，完善社區服務體系。通過推動社區減負增效，完善社區服務體系，不斷加強社區治理主體之間的平等合作與協商，為社區治理與和諧善治奠定基礎，讓基層政府回歸公共服務本份、自治組織回歸自治管理本位、居民群眾回歸自我服務本元。省級出台政策性文件，規范社區考核評比，從行政層面為社區減負、「松綁」。省財政從2011年起每年預算1億元社區建設專項資金，採取「以獎代補」引導方式，推動和實施城鄉社區「兩大平台」建設，為促進社區「減負增效」創設載體。南京市出台社區減負七項規定，取消25項工作任務，48類評比，42個機構，72項台賬，整合20條社區網路，增加自治服務、便民服務，改進考核方式，較好解決了社區負擔重的問題，為全省乃至全國提供了鮮活經驗。
發展基層協商民主，推進社區民主自治。強化以黨的領導為核心，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最大限度激發自治活力，推動實現從「為民做主」到「讓民做主」，由「社區管治」到「社區善治」的轉變。太倉、邳州、連雲港、泰州、江陰等地積極探索，形成了「政社互動」、村級「四權」建設、「三會村治」、「直評村官」、「以民主促民生」等基層協商民主的有效形式，促進了基層和諧穩定。
近年來，我省各地以改革創新為著力點，積極培育社區治理主體、創新社區治理方式、明晰社區治理目標、豐富社區治理內容，不斷提高社區治理成效，推動社區治理不斷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但是，對照省委、省政府《關於加強新形勢下城鄉社區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要求，我省社區治理的發展還不平衡，比如在社區經費保障問題上，《意見》明確要求，將社區建設「五項資金」納入同級財政預算，但不少地方還沒有完全落實。社區人員待遇較低、工作經費較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區工作人員工作的積極性和社區建設工作的深入推進。在社區服務設施建設上，《意見》明確了縣（市、區）、街道（鄉鎮）、社區三級社區服務中心的建設標准和提供方式，但目前一些地方仍有一定數量的城鄉社區「硬體」不達標，甚至還有少數空白點。在社區准入上，《意見》要求大力壓縮針對社區的各種會議、台賬、材料、報表，規范面向社區的各類檢查評比和創建達標活動，但落實效果不是很好，社區負擔依然很重。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省社區治理必須邁出新的步伐。一是深入開展社區創建，不斷提高村（居）務公開民主管理水平。以「創建考核」為抓手積極推進社區治理創新，深入開展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範單位和省級和諧社區建設示範單位創建活動。二是全面推行「政社互動」，積極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方式。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行「政社互動」的總體部署和安排，全面推進「政社互動」工作。釐清行政事務和社區自治事務，明晰「行政權力」與「自治權利」界限，促進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管理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推動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力爭到今年底，蘇南50%、蘇中30%、蘇北20%的縣（市、區）實行「政社互動」模式，至2017年全省實現全覆蓋。三是加快實現社區減負增能，大力提升社區服務管理效能。按照「能刪則刪、能調則調、能並則並、能壓則壓」的原則，大力壓縮影響社區工作、增加社區負擔的各種會議、台賬、材料、報表，進一步規范面向社區的各類檢查評比和創建達標活動，嚴格社區工作準入，讓社區工作者騰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服務居民、搞好自治，切實提高基層社會管理服務效能。積極推廣南京市社區減負經驗和模式，省級層面出台社區減負相關文件。同時，加快社區信息化平台建設，運用現代化手段，真正提升社區服務功能，減輕社區負擔。四是深化拓展「四個民主」，穩步推進基層民主法治建設。提升村（居）委會成員能力素質，完善基層協商民主機制。建立健全「三社聯動」機制，努力提升基層社區的專業化服務水平。按照「政府扶持、社會運營、專業發展、項目合作」的原則，建立健全「三社聯動」機制，大力培育發展貼近城鄉社區居民需求的公益慈善、文體娛樂和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引導社會組織有效承接政府及相關部門面向社區的公共服務事項。今年，省民政廳將制定出台促進「三社聯動」機制建設的扶持政策，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稅收減免、政策支持等有效途徑，為推動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持續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條件和制度環境。

D. 社區社會治理創新做法

在社區治理當中，其實沒有太多的創新的做法，在做治理的時候還是遵循一些老的原則。比如說多舉辦一些社區活動，還有多做宣傳之類的。

E. 社區治理有哪些創新的手段，能夠讓居民生活更便捷、更舒適

說實話社區治理是一個死結，創新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是呢，還是可以在細節上有所變化的，居民的生活還是在細節上可以改善的，但是可能需要經濟條件和各方幫助，比方說電動車小區建立充電設備，實現有人看管，死角衛生處理。
其實為老百姓做事很容易，但是未必老百姓能夠感覺到是誰做了。

F. 創新社會治理的原則和措施有哪些

一、堅持以人為本，著力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推進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必須走群眾路線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也是社會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

二、堅持多方參與，努力形成社會治理的強大合力：社會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必須發揮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轉變政府職能，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

三、堅持依法治理，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科學化水平：首先，要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增強以法治方式推進社會治理的思想自覺，逐步培育起全社會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堅定信仰，進一步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

(6)2013年度中國社區治理十大創新成果擴展閱讀

強化基層社會治理的法治保障。當前，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基層社會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需要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執法規范建設，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這就需要在綜治、信訪、基層自治、社會組織發展等重點領域加快立法進程。

一方面，推進基層社會治理范圍及政府職能法定，明確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建立程序公開、標准公開、結果公開的行政執法行為規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層社會治理重點領域的法律制度建設，根據新型社會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等的發展及時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同時，注重提升群眾法治觀念，保障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事務中依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

G. 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方式創新

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方式創新_數據分析師考試

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技術正在深度改變人們的生活、工作和思維方式。大數據時代給社會治理提出了新機遇和新挑戰，因此，應適應大數據時代社會需要，變革社會治理方式。推進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方式創新，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看，都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深圳市福田區在運用大數據手段推進社會治理方式創新方面再一次走到了全國的前面，率先進行了探索，對於研究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方式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深圳市福田區社會治理方式創新的實踐探索

大數據時代，只有讓政府以及各社會主體在合理共享各種最新數據的基礎上，發揮各自的優勢，深度挖掘數據的價值，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內容和機制上不斷創新，以適應快速變化的社會需求和環境，才能不斷提高我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和實現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深圳市福田區充分認識基礎數據的重要性，在如何保證動態、精準、充分佔有基礎數據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創新和探索。

突出大數據理念

針對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的特點，深圳市福田區在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方面，樹立大數據理念，推動智慧福田建設。

大數據應用的核心是數據處理。大數據應用要充分挖掘數據價值，進行深度應用。為此福田區提出實現「讓數據多跑腿，讓群眾少跑路」的目標，以「采、用、享、碰、推、嵌」六個字來概括數據應用理念。

「采、用、享」是傳統的數據應用，是信息化建設的第一次革命；「碰、推、嵌」是大數據時代的智能應用，是信息化建設的第二次革命，以「碰、推、嵌」的可視化倒逼「采、用、享」的進一步質量提升，指導前期系統的改造。其中「碰」即數據碰撞。如將街道計生執法、人民調解、安監執法、派出所接報的發案的出租屋，與未自主申報出租屋比對碰撞，推送給街道綜管執法人員，通過發現問題推動執法，推進自主申報工作。「推」即智能推送。如福田的智慧政務開發了智慧福田門戶APP和微信公眾平台，轄區居民只要安裝或關注，平台就會根據本人實際需求，有針對性地自動推送服務信息。「嵌」即智能嵌入。如可以將業務辦理規則嵌入網格移動終端，如一旦採集滿足條件自動推送。

樹立「法治與證據」理念。大數據時代也是法制時代。改善大數據時代的社會治理，要進一步強化證據意識。福田區委、區政府強調提高社會治理能力要樹立「經濟社會是法治社會，法治社會是證據社會，只有掌握了證據才能掌握主動權，才能解決問題」的理念，注重用證據來說話，用證據來講事實擺道理。同時強調收集證據不僅僅是政法部門的事，而是所有政府部門的事。

在智慧福田的建設過程中，福田提出了要實現信息證據化，既所有信息流程都要打標留痕，作為法定證據。通過法定簽名、電子攝像等形式確定辦事群眾的法律主體地位，確保主體合法化；按照法律規定履行告知義務，使辦事群眾了解法律政策，掌握審批流程，提前准備相關資料，確保審批主動化；通過「審批結果電子上傳—法律文書紙質確認—法律文書電子歸檔」的流程，確保群眾申請、政府告知、電子歸檔、法律文書等環節實現流程證據化，對於執法、管理或服務工作中產生的各類文書、資料，電子化保存、歸檔，一方面，節約成本，延長保存期限，提高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能長期保留證據，應對以後可能出現的申訴或投訴。

樹立「信息支撐」和「流程再造」理念。在智慧福田建設和社會治理創新過程中，福田區從一開始就注重頂層設計，由區委領導統一協調部署相關工作，尤其強調「信息支撐」即建立「數據集中採集、資源多方共享」的共建共享機制，按照無條件提供信息數據的要求，打破信息壁壘，打通部門循環，促進資源融合，實現智能共享，為群眾提供方便快捷、周到細致的服務；強調「流程再造」理念，整合全區現有各方數據資源、社會服務管理資源，全面調研各層級、各部門的業務需求和居民群眾的實際需求，認真梳理各項業務工作的辦事流程、業務關聯、信息關聯，通過循環交換、智能推送，簡化程序、減少環節、再造流程，提升服務效能，方便群眾辦事。注重深度挖掘和發揮信息作用，並利用此機會進行政府各職能部門的業務流程再造。

構建電子政務應用體系

福田區委、區政府以深圳織網工程和智慧福田建設為契機，依託大數據系統網路，著力構建以民生為導向的完善的社會建設電子政府應用體系，並在此基礎上積極開展業務流程再造，有效提高了福田區的行政效能和社會治理能力。

建設「一庫一隊伍兩網兩系統」。一庫即一個公共信息資源庫，主要由基礎信息庫、業務信息庫和主題信息庫構成。一隊伍即一支網格信息員隊伍。以社區為基礎劃分為若干個基礎網格，每個網格配備一名網格管理員，負責各類信息的採集。兩網即社會管理工作網和社區家園網。兩系統即綜合信息採集系統和決策分析支持系統。

建設「兩級中心、三級平台、四級庫」。這是智慧福田的重點建設內容。兩級中心即區管理運營中心和街道管理運營中心。三級平台即街道、社區、網格三級工作平台。四級庫即區、街道、社區、網格資料庫。主要目的是為「織網工程」綜合信息系統在福田區全區各層面、各單位、各系統全面開發利用提供系統支持和技術保障。

構建「三廳融合」的行政審批系統。「三廳融合」即全面改革全區辦證大廳運作模式，將區、街道行政服務大廳和網上辦事大廳三廳融合，打造「綜合受理、後台審批、統一發證、監督監管」的工作模式，實現所有審批事項「一網辦、一窗辦、一站辦」。其特點為：一是梳理審批權責清單。老百姓面對的只是辦事事由，只是綜合受理窗口和發證窗口，不再面對具體辦證部門。二是實行並聯審批。涉及多部門審批事項，按照「一門受理、抄告相關、同步審核、限時辦結」的原則，由政府內部進行「聯審聯辦」，並聯審批。三是實現即來即辦。凡是提交材料齊全、不需上會或專家評審、現場勘查的申請，一律即來即辦。四是實現全區通辦。轄區居民可不受時間地域限制，進行網上申報，並可在轄區范圍內任何受理點就近辦理事務。五是實現無紙化辦證。建設證照證件資料庫，智能比對，不再要求居民提供相關紙質證明和重復提供復印件，只需要提供身份證或法人機構代碼證就可以辦理，著力解決申報材料多、重復提交多等問題。

建設政務徵信體系。建設政務徵信體系是福田區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政務領域的積極探索。其主要內容為：政務誠信信息主題庫、政務誠信信息管理系統、政務誠信服務網站，以及配套制定的《政務誠信信息管理辦法》，即「一庫、一系統、一網站、一辦法」。其主要建設內容為：一是誠信管理規范。二是誠信信息收集。三是建立政務徵信信息查詢系統，提供誠信查詢服務。

通過大數據系統網路和電子政務應用體系建設，福田區全面梳理「自然人從生到死，法人從注冊到注銷，房屋樓宇從規劃、建設到拆除」全過程政府管理服務相對應的所有數據，為實現信息循環、智能推送提供數據規范和數據支持。並在信息資源融合共享的基礎上，廣泛進行部門業務工作需求調研，理清部門之間的業務關系和信息關聯，通過部門循環、信息碰撞、智能推送，再造工作流程，有效減少了工作環節，簡化了工作程序，提升了服務效能，方便了群眾辦事。同時隨著政務信息資源面向社會開放的逐步推進，各類社會組織、企業和公眾將可以合理使用不含隱私信息的基礎數據，為社會提供個性化服務和增值服務。

找准流動人口自主申報切入點

隨著社會不斷發展，人口管理不斷遇到各種挑戰，日益成為社會治理的重點和難點。深圳現有總人口1600多萬，其中戶籍人口310萬，流動人口1300多萬，是珠三角乃至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的城市，流動人口規模大、流動性高，具有人口總量多、農村戶口多、租房居住多、同鄉聚居多、無業人員多，年齡偏低、文化偏低，居住變化快「五多二低一快」的特點。深圳流動人口給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帶來巨大挑戰和壓力，使深圳較早面臨城市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人口服務與管理問題。為此，深圳把如何有效破解城市人口二元結構難題，使流動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共建平安和諧社會，作為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首要任務。加強和改善流動人口管理成為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和完善社會治理機制的重要切入點和抓手，通過大數據系統網路和電子政務應用體系建設，深圳市福田區在人口管理上創新性地開展了人口信息自主申報，使城區公民參與到人口信息採集工作當中，在提高信息採集效率的同時，促進了人口管理工作向社會治理方向改進。

統籌協調。福田區通過搭建信息自主申報服務平台，藉助全市「人、樓、房」資料庫和智慧福田資料庫為支撐，強化房屋分類分級分色管理、申報信息審核管理、派單跟蹤績效管理等三項管理，推送法律宣傳服務、簡訊提醒服務、上門辦證服務、數據共享服務等四種服務，實現了便捷申報、重點管控、減員增效、居民自治、數據安全五個目標。同時，通過強化宣傳推動和執法核查，實現居民遵守法律、自我管理和尊重誠信的社會氛圍，運用網格化、信息化和大數據理念，進一步提高社會管理精細化、數字化和動態化管理水平。

搭建平台。提供便民實用的申報平台。一是實現自動注冊批量推送；二是實現導航指引式操作，基層和群眾普遍反映良好，滿足了信息申報和管理需求；三是實現手機智能APP申報，群眾通過手機掃描二維碼，即可鏈接到手機網頁視窗進行隨時、隨地申報；四是實現當事人只需錄入兩項信息便完成申報。同時，深圳市綜管辦向福田區提供深圳市近1億條歷史人口信息數據，用於自主申報的數據比對和信息遷移，實現了最大化的便捷申報。

信息申報。在人口信息自主申報過程中，福田區採取「大部分信息主動申報，少數信息上門採集核查」的運作模式。「主動申報、上門核查」，福田區將誠信申報的大部分信息直接入庫，綜管員只對部分存疑信息或未申報的人員上門核查。實行自主申報後，綜管員把更多精力用於對隱患、事件信息的重點採集和深化管理，並通過網格固化屬地管理和精細化採集，經過數據的比對分析，篩選防控對象、育齡婦女等重點人群，再由網格員有重點、有針對性上門採集、核實，確保糾紛、事件、計生等信息的獲取不受影響。

宣傳引導。在整個自主申報過程中，福田區充分運用報刊、電台、地鐵（公交）、高層樓宇等平台，以移動電視、展板以及宣傳折頁、海報等媒體介質，開展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式的宣傳，市民對自主申報工作的知曉率和配合度顯著提升，形成了自主申報的社會氛圍。

同時，為確保自主申報工作扎實推進，福田區通過敬告執法和聯動執法，大力開展專項執法行動，實現了自主申報「軟約束」和「硬約束」。一是開展敬告執法；二是建立「三聯執法」機制；三是開展專項執法行動。

強化監督。福田區通過建立健全指導督辦工作機制，強力推進自主申報工作的全面開展。一是建立兩級指導培訓工作機制；二是建立每周通報工作機制；三是實施約談推進工作機制；四是落實目標量化責任機制；五是建立獎勵激勵機制。

福田區多措並舉推進人口信息自主申報工作，在理念模式和可操作性上獨具特色，並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推進，取得突出成效。

深化民生微實事改革

城市社區治理創新是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支撐點，而社區治理創新的重點則是如何完善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機制和渠道，如何提高社區居民公眾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如何培育和提高社區居民社區自治的能力，只有社區居民才最了解本社區的情況和自身的需求與偏好，因此創新社區治理方式，激活社區居民自治是引導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是形成多元化社會治理格局不可或缺的內容。在探索社區治理創新，激活社區居民自治方面，深圳福田區通過開展「民生微實事」改革，以高效、快速解決百姓迫切需要、普遍關注的小事、急事、難事為切入點，創新性地走出一條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社區自治推進路徑。

「民生微實事」改革的主要內容是福田區人大代表提出的由區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建設社區居民普遍關心和迫切需要的民生小項目。「民生微實事」項目的特點是單個項目資金量少，都是群眾熱切希望解決的惠民小項目。內容主要涉及小區設施維護、環境改造、文化服務等群眾迫切需要的方方面面。福田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這項改革，制定《福田區「民生微實事」改革項目工作指引》，同時把該項改革同2012年福田區創新推出的「居民議事會」項目相結合，實現了「以居民議事會為平台，以居民共同商議、集體決策實事項目為內容，以議事規則為保障」的「平台+內容+制度」的系統整合。「民生微實事」改革的所有微實事項目均來源於居民群眾，並經居民議事會全體成員民主投票決議之後，按照「三議三公開」的原則組織實施。「三議」指項目由社區居民提議，街道黨工委組織工作站、居委會、群眾、專家商議，居民議事會決議；「三公開」是指決議結果公開、實施過程公開、實施結果和評價公開，充分發揮居民決議作用。以上措施有效激發了轄區居民參與社區管理服務事務的熱情，發揮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民主自治權利。

通過實施「民生微實事」改革，福田區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務支出效能，提升社區居民滿意度，改善了黨群關系，另一方面有效激活了社區居民自治管理活力，培育了社區自治能力。福田區的「居民議事會」平台本身聚集社區各類組織、精英、賢達、戶籍和非戶籍居民代表，是社區居民充分表達民意的基礎平台。而2014年的「民生微實事」改革項目讓這一民主平台更接地氣、更有內涵、更具活力。

「民生微實事」改革項目，是福田區一場解決好聯系和服務群眾「最後一公里」問題的嘗試。福田區蓮花街道從「小事」入手，不斷以問題為導向、需求為導向、實干為導向、責任為導向，創新社區管理模式，通過打造黨群「互動圈」、民生「服務圈」、基層「法治圈」、居民「自治圈」，構建了上下互動、黨群互信、同心同德、人人參與、鄰里和睦的社區「生態系統」。

福田區社會治理方式創新的經驗啟示

福田區利用織網工程建設和智慧城市建設的契機，把新技術應用與社會治理機制創新相結合，對房屋管理、人口管理、社會參與機制等積極探索，其所取得的經驗，對研究大數據背景下的社會治理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理念更新是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方式創新前提

當今時代，隨著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傳統的信息化和網路概念已經遠遠不能適應信息技術發展給社會和人民群眾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同時傳統的城市管理、居民服務和社會管理模式也必須通過改革實現重大創新，才能及時響應和滿足大數據時代社會各個主體共同參與社會治理的需要。深圳市福田區的實踐表明，深刻領會正確先進的大數據相關理念，對促進城市轉型升級和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實現推進社會治理機制創新、促進社會治理實現管理精細化、服務智慧化、決策科學化、品質高端化，具有重要作用。

掌握基礎數據是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方式創新的基礎

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所需的數據和信息迅速增長，各項社會建設工作的開展、各種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和各種公共服務的提供都需要大量的基礎數據與信息。如果沒有掌握大量的基礎數據與信息或者政府掌握的信息與數據不能及時更新，政府和各個社會主體就不能真正及時了解社會的各種需求，也無法規劃和選擇合理的提供服務的路徑與方式。

為及時精準掌握全市社區基礎數據，深圳市在全市實施「織網工程」，自2013年年底開始全面開展社區網格化管理工作。主要內容是：按照「屬地管理、街巷定界、規模適度、無縫銜接、動態管理」的原則，將城市社區劃分為一定數量的基礎網格，作為社區服務管理的基本單元和相關職能部門實施網格管理的對接基礎。

一是科學劃分社區基礎網格，至2014年5月底，全市共劃分社區基礎網格16417個。二是為規范基礎信息採集行為、統一信息採集項目，開發社區綜合信息系統終端採集軟體，積極探索社區基礎數據採集、傳輸、分流、清洗、二次應用的方法和經驗。三是協調設立市、區網格管理機構。四是積極穩妥地推進網格管理隊伍整合，按照「一格一員、采辦分離」原則，對網格員進行定崗定責，統一採集網格內實有人口、實有法人、實有房屋（城市部件）、實有事件（矛盾糾紛和隱患問題）信息，提供給全市公共信息資源庫。五是組織開展PDA採集信息。各區按照核定的網格員數量，逐步落實PDA設備選型和招標采購，網格員利用手持移動PDA設備和身份證讀卡器，直接在現場採集、錄入、上傳人口信息。增強信息採集的實效性，而且提高了信息採集質量，特別是照片上傳率、人口信息要素完整率明顯提升。

流動人口管理是大數據時代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的有效抓手

現代社會是高風險社會，社會越發展，社會系統越復雜，系統也越發脆弱。社會的許多風險是隱形或潛伏的，並且風險的爆發具有不可預測和不確定性。而在全球化時代和信息時代，人員、信息、資本、資源的跨區域流動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風險的傳播和擴大。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由一個低流動性社會發展成為高流動性社會，人口在不同地區之間流動的規模不斷增大。人口流動規模及由其帶動的社會資源流動規模擴大帶來的社會流動性的大幅增加，強化和放大了各種社會風險，給社會治理工作帶來無法迴避的巨大挑戰。

進入大數據時代，一方面，流動人口的規模更大，流動性更高，給社會治理帶來更大的挑戰。另一方面，新技術的採用、對數據價值的更深層次的挖掘和應用、理念的更新、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業務流程再造、新參與渠道的不斷擴展也為流動人口管理工作效能提升和社會治理能力提高提供了重要契機和可能。社會管理和社會治理的主要區別在於，管理偏重於政府的主體作用，治理則注重多元主體的共同作用。社會治理的創新和改善，離不開各種社會主體的對社會治理共同參與，而完善流動人口對社會治理的參與機制和參與方式，擴展流動人口參與渠道是進一步提高我國社會治理能力，完善治理機制的重要內容。

出租屋管理是聯結高流動性社會中社會治理各個方面的關節點。大數據時代，社會也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在高度流動的人流、信息流、資本流和物流中，物業或房屋既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同時社會治理的對象主要是人和各個社會主體，而任何人口的流動過程或者法人的變更過程都離不開居住地或注冊地的變動。因此，加強出租屋管理是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和強化流動人口管理的重要途徑。2007年深圳在全國率先探索建立房屋編碼制度。按照一戶一碼、統一編號的原則，對所有房屋包括合法和違法建築分別設定了唯一的房屋編碼，實現實有房屋全覆蓋，並製作房屋電子地圖。房屋編碼實行動態管理，房建設碼、房拆取消、定期普查、及時更新，房屋編碼不僅是出租屋登記管理的重要依據，而且逐步應用到居住證發證、門樓牌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

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方式創新的關鍵

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方式創新必須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充分運用大數據系統，提升政府便民服務水平，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至關重要。從福田區的實踐來看，從全員上門採集到有針對性上門核對，更多體現政府從「重管理」到「重服務」理念和行動的真實轉變，核對信息的服務模式更容易讓市民接受，也避免了重復擾民現象。另外，申報的數據通過與智慧福田綜合資料庫的碰撞，將實現區、街道、社區三級服務大廳和辦事窗口之間數據的隨機調用，市民在任何一個就近的辦事窗口都可以利用申報的數據辦理居住證、子女入學、計劃生育、高齡補貼等業務，減少了大量紙質材料的提交、審核，提高了辦事效率。同時，從社區居民密切相關「小事」切入，能夠有效推進我國的城市社區治理從政府管理向社區居民自我治理轉變，有利於為社會治理構建最為堅實的民意和群眾基礎。

同時，政府從上戶全員採集信息到大部分信息主動申報的模式轉變，政府把有限的資源用於對少數重點人群的管理，使政府資源的配置更趨合理，實現了由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方式的轉變。另外，自主申報不再是人海戰術的上戶採集，只需對自主申報的信息開展有針對性上戶核查和上門服務，各街道把釋放出來的人力、財力用於民生服務和穩定隊伍、優化結構，調動了基層一線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實施自主申報後，全區綜管員配備減少11%，減員增效初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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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社會工作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有哪些重要內容

了解了2015年度中國社區治理十大創新成果，期待2016年度中國社區治理十大創新成果。

I. 請問我國近十年來在社區治理方面主要有哪幾種模式

中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比較與分析

作者：何海兵 來源：《珠海潮》2005年第1期

治理是研究社會關系的新理念，強調通過合作、協商的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彌補國家和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處。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單位人」逐漸轉變為「社會人」，社會中出現了自由流動的資源和自由活動的空間，一批社會中介組織、民間團體應運而生，導致原有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單位體制和街居體制相繼失效或失靈。將治理理論應用於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的重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探討了社區治理的概念、內涵和特徵，介紹了我國社區建設中出現的三種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們的共同特徵、各自特色、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並提出了我國社區治理的最終方向和階段性過程目標。
「治理」一詞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世界政治、經濟及社會領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主要目的是為了彌補國家和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處。在最具權威的全球治理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或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徵：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1]。與此巧合的是，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啟動了社區建設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計劃經濟體制下完全靠行政權力壟斷所有的資源，社會上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2]，個人從單位體制中解放了出來，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會閑散人員」的街道和居委會體制在新形勢、新問題面前出現了很多不適應症狀，與此同時，社區中也逐漸產生了一些社會中介組織、民間團體等，居民也越來越重視自己所居住的社區，開始參與一些社區公共事務。將「治理」概念應用於社區建設的過程中，對我國社區的長遠發展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社區治理的基本理念
社區是指一定數量居民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體。社區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由政府與社區自治組織、非營利非政府組織、轄區單位以及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推進社區持續發展的活動。與我國過去的基層社會管理相比，社區治理的特徵在於：
1、就主體而言，由單一化轉變為多元化。我國過去在對基層社會的管理中，管理主體單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區治理中，主體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國家（政府）主體之外，還有居民、社區自治組織、非營利非政府組織、轄區單位等。因此，社區的公共事務需要多元主體的參與和決策，政府與社區之間要形成積極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關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3]為目標，達至社區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過程而言，從強調行政控制到強調居民參與。我國過去的基層社會管理，不論是單位體制，還是街居體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級科層色彩濃厚。政府與單位之間、單位與職工之間都是服從與被服從的行政命令關系。市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運行。而社區治理則強調居民參與，要求社區發展的各項規劃、社區建設的實施以及社區事務的處理等都必須體現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與居民的要求相適應。居民不再依附於單位或街居組織，更不受它們的庇護，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關系。
3、就結構而言，由垂直科層結構轉變為橫向網路互動結構。我國過去的街居體制結構是從上級政府到街道辦事處到居委會再到居民，單位體制結構是從上級單位到下級單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關系，沒有橫向的聯系。而在社區治理結構中，社區主體多元化，街道與居委會之間、居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由單向運行轉變為雙向互動；大量社區中介組織的培育和發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間又是一道溝通和聯系的橋梁，從而將社區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會力量構築成橫向的網狀結構 [4]。
二、社區治理的實踐模式
自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國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區建設的熱潮，民政部首先選擇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陽、武漢、青島等城市設立了26個「全國社區建設實驗區」。通過幾年的實踐總結和經驗概括，形成了幾種代表性的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本文重點介紹上海模式、沈陽模式和江漢模式的主要特徵。
1、上海模式。上海在實行「兩級政府、三級管理」改革的過程中，將社區定位於街道範圍，構築了領導系統、執行系統和支持系統相結合的街道社區管理體制。具體而言：
（1）社區管理領導系統：由街道辦事處和城區管理委員會構成。在「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體制下，街道辦事處成為一級管理的地位得到明確。隨著權力的下放，街道辦事處具有以下許可權：部分城區規劃的參與權、分級管理權、綜合協調權、屬地管理權。街道辦成為街道行政權力的中心，「以塊為主、條塊結合」。與此同時，為了有效地克服各塊分割，建立了由街道辦事處牽頭，派出所、房管所、環衛所、工商所、街道醫院、房管辦、市容監察分隊等單位參加的城區管理委員會。城區管委會定期召開例會，商量、協調、督查城區管理和社區建設的各種事項，制定社區發展規劃。城區管委會作為條與塊之間的中介，發揮著重要的行政協調功能，使條的專業管理與塊的綜合管理形成了有機的整體合力。
（2）社區管理執行系統：由四個工作委員會構成。上海模式在街道內設定了四個委員會：市政管理委員會、社區發展委員會、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其具體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員會負責市容衛生、市政建設、環境保護、除害滅病、衛生防疫、城市綠化。社區發展委員會負責社會保障、社區福利、社區服務、社區教育、社區文化、計劃生育、勞動就業、糧籍管理等與社區發展有關的工作。社會治安綜合管理委員會負責社會治安與司法行政。財政經濟管理委員會對街道財政負責預決算，對街道內經濟進行工商、物價、稅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導街道經濟。以街道為中心組建委員會的組織創新，把相關部門和單位包容進來，就使得街道在對日常事務的處理和協調中有了有形的依託。
（3）社區管理支持系統：由轄區內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居民群眾及其自治性組織構成。它們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如社區委員會、社區事務咨詢會、協調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主要負責議事、協調、監督和咨詢，從而對社區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還將居民委員會這一群眾性自治組織作為「四級網路」，抓好居民委會幹部的隊伍建設，充分發揮居委會的作用，推動居民參與社區管理，維護社區治安穩定，保障居民安居樂業。[5]
2、沈陽模式。從1998年下半年起，沈陽市在和平、瀋河兩區試點的基礎上，開始在全市展開社區體制改革，重新調整了社區規模，理順了條塊關系，構建了新的社區管理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沈陽模式，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採取的主要措施是：
（1）明確社區定位。沈陽將社區定位在小於街道辦事處、大於原來居委會的層面上。由於原有的居委會規模過小，資源匱乏，如將社區定位在居委會則不利於社區功能的發揮。街道辦事處是政府的派出機關，在街道層面上組建社區，則又影響社區的自治性質。因此，將社區確定在街道與居委會之間的層面上，可以避免兩方面的弊端，而有利於社區資源的利用與功能的發揮。
（2）合理劃分社區。沈陽市將社區主要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單位的自然地域劃分出來的「板塊型社區」；二是以封閉型的居民小區為單位的「小區型社區」；三是以職工家屬聚居區為主體的「單位型社區」；四是根據區的不同功能特點以高科技開發區、金融商貿開發區、文化街、商業區等劃分的「功能型社區」。
（3）建立新型的社區組織體系。這個組織體系由決策層、執行層、議事層和領導層構成。「決策層」為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由社區居民和社區單位代表組成，定期討論決定社區重大事項。「執行層」為社區（管理）委員會，它與規模調整後的居委會實行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由招選人員、戶籍民警、物業管理公司負責人組成
，對社區成員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其職能是教育、服務、管理和監督。「議事層」為社區協商議事委員會，由社區內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單位代表等組成，在社區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行使對社區事務的協商、議事職能，有權對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工作進行監督。 「領導層」為社區黨組織，即根據黨章規定，設立社區黨委、總支和支部。
沈陽模式體現了「社區自治、議行分離」的原則，符合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對社區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6]
3、江漢模式。這是指武漢市江漢區社區制實踐的經驗。江漢區在學習借鑒沈陽模式的基礎上重新將社區定位為「小於街道、大於居委會」，通過民主協商和依法選舉，構建了社區自治組織，即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協商議事會（與沈陽模式不同的是，江漢模式沒有把社區協商議事會作為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並明確提出社區自治的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選擇是轉變政府職能和培育社區自治。它的主要做法有：
（1）理順社區居委會與街道、政府部門的關系，明確職責，保障社區居委會的自治性。明確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的關系是指導與協助、服務與監督的關系，不是行政上下級的關系。重新界定街道各行政部門與社區組織的職責，街道負責行政管理，承擔行政任務；而居委會負責社區自治，不再與街道簽目標責任狀，並有權拒絕不合理的行政攤派工作。同時還建立社區評議考核街道各職能部門的制度，並以此作為獎懲的主要依據。
（2）政府職能部門面向社區，實現工作重心下移。區街政府部門要做到「五個到社區」，即工作人員配置到社區，工作任務落實到社區，服務承諾到社區，考評監督到社區，工作經費劃撥到社區。
（3）權隨責走，費隨事轉。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區街政府部門需要社區居委會協助處理「與居民利益有關的」工作時，經有關部門批准，並徵得社區組織同意後，區街政府部門必須同時為社區組織提供協助所需的權利和必要的經費；二是區街政府部門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會服務性職能向社區轉移時，必須同時轉移權利和工作經費，做到「誰辦事、誰用錢，誰負責、誰有權」，從而保證社區在協助工作時或在承接社會性服務職能時，做到「有職、有權、有錢」。
（4）責任到人、監督到人。主要指為保證區街政府部門職能轉換到位，不走過場，根治過去那種「遇見好事搶著做，遇見麻煩事無人做，遇見責任『踢皮球』」的頑症，建立「責任到人、承諾到人和監督到人」的實施機制。
通過這些措施，江漢區力圖建立一種行政調控機制與社區自治機制結合、行政功能與自治功能互補、行政資源與社會資源整合、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互動的社區治理模式。[7]
三、社區治理的比較分析
上述三種社區治理模式是在我國社區建設中涌現出的典型經驗總結，既有共同特徵，又各具特色，但與社區治理的基本理念相比，還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之處。要實現社區治理的理想目標，還需要做很多的基礎性工作，並且這一過程是長期的。
1、共同特徵
（1）歷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城市社會管理出現了復雜、多樣的變化，如「單位人」逐漸轉變為「社會人」；城市的老齡化趨勢加劇，老齡人口越來越多；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城市；與此同時，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導致大量新型社會組織的產生，如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民辦非企業、各類社會中介組織等，形成了眾多的社會階層，這些個體戶、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等人士一開始就屬於無單位歸屬者，等等。面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我國原有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單位體制和街居體制相繼失效或失靈，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我國各地開展了社區管理運動，探索新型的社區治理模式。
（2）制度設計類似。在社區治理制度設計中，各城市都在社區定位、組織結構、職權劃分、運行機制等方面作了具體規定，雖然在細節方面存在差異，但在指導思想上都遵循有利於社區建設，有利於社區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原則。即使行政色彩濃厚的上海模式，也在居委會層面成立了居民代表大會，開展了居委會直選活動，並建立了「三會一公約」制度，即社區矛盾協調會、聽證會、評議會和居民公約，這些措施都擴大了基層民主，有利於群眾自治，有利於社區的發展。
（3）動力機制趨同。在理論上，社區治理來源於兩種力量的推動，一是社區自身力量，社區居民、社區自治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共同參與社區事務的治理，實現利益的需求，這是社區建設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的外部推動，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資源，在社區居民的參與下，共同推動社區發展。但在我國社區建設的實踐中，制度變遷是政府主導的結果。新型的社區治理模式，是政府在新的形勢面前主動推動的產物。由於政府部門仍舊掌握著眾多的資源，城市社區建設目前還脫離不了政府的指導和支持，社區治理還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動。
2、各自特色
上海模式的特色是把社區建設與「兩極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路」的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相結合，強化了街道辦事處的權力、地位和作用，並將社區定位於街道，形成「街道社區」，注重政府在社區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強調依靠行政力量，通過街居聯動發展社區的各項事業，因此上海的社區治理模式是屬於行政主導型的。由於政府的強勢推動，近幾年上海的社區建設日新月異，社區服務、社區環境、社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涌現出一批文明社區和文明小區。上海的經驗還被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借鑒採用。
沈陽模式的最大特點是社區組織體系的建設，按照類似於國家政權機構的設置，創造性地構造社區決策層（社區成員代表大會）、執行層（社區委員會）、議事監督層（社區協商議事委員會），從而形成「議行分離、相互制約」的運行互動機制。單從組織結構來說，沈陽模式屬於自治型，因而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了遼寧省內其它城市外，武漢、海口、西安、哈爾濱、合肥等地都學習借鑒沈陽經驗。但是，在沒有外在環境和內在條件保障的情況下，好的制度並不一定能夠得到好的實施，沈陽模式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容易出現偏離現象，即「穿新鞋，走老路」，這也正是很多學者和政府官員擔憂的地方。
江漢模式是在沈陽模式基礎上的新發展，以主動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特徵，在體制創新中體現「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不僅重構了社區微觀組織體系及運行機制，而且轉變了區、街政府部門的職能和行政運行機制，試圖建立社區自治系統與政府行政系統的共生機制，形成政府自覺依法行政、社區組織自主管理、社區人自願參與相結合的治理模式，並在制度變遷上選擇漸進式的道路，即將社區建設規劃為三個階段：近期新型社區培育階段、中期現代社區發展階段和遠期社區自治完善階段。江漢模式屬於合作型的社區治理模式，而當前我國大部分城市的社區建設都處於從行政主導型到合作型轉變的時期[8]。
3、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1）政府常常越位、錯位、缺位，仍處理不好政府與社區的關系。由於目前政府在我國社區建設中占據主導地位，又沒有有效的制約機制，再加上傳統習慣因素，政府還沒有理順自己在社區治理中的角色，導致不該管的事務管了，該管的事務沒管或沒管好，出現越位、錯位、缺位的現象。有學者指出沈陽模式在目前階段還存在政府「越位」、「缺位」問題，如「以政代社」；自覺或不自覺地將非政府的社會組織作為依附於政府身上的附屬單位或下屬單位；大多數基層政府及其官員尚不懂得或不習慣或不善於對社區自治性組織進行政策上的指導；對非政府的社會中介服務機構、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機構等第三部門社會組織的培育還不到位等[9]。在上海模式中，街道辦事處以前的下派任務繼續要居委會承擔，「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局面沒有改觀，並將居委會主任作為事業單位編制並公開招聘非本社區的人員來擔任，社區的行政性負擔很重。在江漢模式中，政府職能部門在社區設立辦事機構和人員，直接侵佔了社區的辦公空間和財政空間。
（2）居民社區參與不足，社區意識不強。居民社區參與是社區發展的動力之所在，但是在全國城市社區建設中普遍存在居民參與程度低的狀況，以上所介紹的三種典型的社區模式也不例外。上海社科院社會調查中心2000年6月的一次大型調查結果顯示，只有25%的居民表
示「樂於參加」或「願意經常參加」社區內各種活動或事務。而且分布不均勻，從年齡層次看，參與社區活動的主要人員是一老一少，「老」是指離退休人員，「少」是指中小學生。據統計，參與社區活動的人員中將近70%的人是離退休人員，中小學生佔了10%左右，中青年僅占 20%，而且如果沒有單位強制性組織參與，中青年的比例將會更低；從收入、文化程度來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區參與率越低[10]。由於社區建設的時間不長，居民還沒有擺脫單位體制的影響，只把社區當成居所，沒有很強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社區意識不強，導致社區建設的動力支持不夠。
（3）社區自治組織和中介組織比較虛弱，社區的公共資源難以整合。目前在社區中，只有政府組織和居委會組織比較成熟，由於政府組織的過於強大，導致居委會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地位被虛化。居委會過分依賴於街道辦事處等政府組織，使得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實現，不能真正體現居民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因而也就很難贏得居民的認同，社區的公共資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而社區中的其他社會中介組織則缺乏足夠的資源和權威，它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門組織居民管理公共事務。前面所述的三種模式都沒有體現對社區中介組織的重視，而社區中介組織的發展，對較好地滿足居民需要，充分發掘和利用社區資源，建立社區民主自治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4、未來的方向和目標
（1）總目標：雖然實現社區自治還存在很多困難和問題，但社區自治應是我國社區建設堅持的最終方向，因為社區自治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城市基層社會的管理，它還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關繫到黨的社會基礎，關繫到政府權威的基層來源，關繫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關繫到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當然，社區自治需要得到我國宏觀政治體制的支持。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隨著公共領域的形成，制約社區自治的因素會逐漸消失。因此，社區治理的未來方向是向自治型模式過渡。
（2）過程目標：在實現社區自治的路徑上，選擇漸進式的道路是比較合適的，而在這一長期過程中，需要重視幾項基礎性的工作。
其一，進一步完善社區治理結構，理順社區中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目前，各社區的制度設計操作性強、理論性弱，機構設置並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比較含糊。因此，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社區的管理體制，使社區的治理結構從單一的垂直結構向網狀的水平結構轉變，使社區中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版塊形成真正合作的互動關系[11]。
其二，提升居民社區意識，培養社區自治能力。社區建設要不斷地增強居民的社區歸屬感和認同感，擴大居民參與的范圍和程度，要重視社區功能的開發，發展社區服務，塑造社區文化，滿足居民的各種需求。社區居委會要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能夠代表居民的切身利益，減少對行政系統的依賴，贏得居民的支持和合作，共同促進社區的發展。
其三，大力發展專業性的社區服務組織等中介機構。社區中介組織是聯結居民與政府組織的橋梁，對於整合社區資源、凝聚社區力量、協調社區矛盾、提供社區服務等諸多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是現代社區發展必不可少的主體之一。而目前我國的社區中介組織，尤其是專業性的社區工作組織極其缺乏。因此，政府部門應通過政策引導和資金資助等形式培育社區中介機構的發展，讓中介組織承擔起政府、企業、事業單位剝離出來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