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介學的研究成果

⑴ 比較文學中是形象學是什麼什麼是譯介學形象學的論文該怎麼寫譯介學的論文怎麼寫 舉例說明

形象學就是研究一國文學中所描述的「異國形象」。起源於20C中葉，20C末形成高潮，屬於國際文學關系研究范疇。
譯介學屬於媒介學，其中的「介」是指「媒介」而非「介紹」之意。「譯介」意指「翻譯媒介」。譯介學起源於20C70年代的翻譯研究。譯介學是比較文學中研究語言層面的變異的分歧學科，它關注的是跨語際翻譯過程中發生的種種語言變異現象，即「創造性叛逆」並探討產生這些變異的社會歷史文化根源。
論文只要上知網上去盪20篇看一下，確定方向，按照別人的寫作方法參照自己閱讀後的觀點，去寫即可。

⑵ 比較文學書中什麼是媒介學和譯介學

媒介學（mesologie)，屬於比較文學范疇，是對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產生影響這一事實的途徑、方法、手段及其因果關系的研究，它是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媒介有很多種，涉及各行各業，屬於一種對信息進行整理的學科。
譯介學屬於文學類，性質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屬分支。譯介學在比較文學中指對文學交流中翻譯的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以前是從媒介學出發，而目前則越來越多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來對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翻譯是促成不同民族文學間發生影響的媒介方式之一，屬於文字媒介。譯者也與「個人媒介者」往往重合。

⑶ 四川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的項目內容

結合四川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基地的現有情況，本項目可從以下方面展開：
2）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第三世界文化研究；
3）全球交往中的東西方文學與文化關系；作為「東方學」對象的異質文明——「非西方世界」與中國：從泰戈爾、魯迅到馬爾克斯、賽義德（「非西方世界」的跨文化比較）；
4）多元文化與邊緣批評；
5）從文化產生、文化傳播與文化接受看20世紀的「西方文論在中國」；
6）本土傳統與比較詩學：文化殖民主義還是文化相對主義；
7）尋求共同語：面向新世紀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
C. 譯介學與中西文學文化關系
中西文學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全球化」進程急速迅猛，但「流」也罷，「化」也罷，都少不了路徑、橋梁和媒介——以語言文字為介質的翻譯。 在「流」和「化」的歷史和現實背景中，打破僅僅在語言學范疇內就翻譯論翻譯的局限，在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的層面上開展翻譯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拓展我國傳統譯學研究的視野，在夯實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基礎的同時創立二十一世紀的、新的意義的譯介學。交流不是單行道，只不過流向總是由相關各方的發展水平所決定。
「西學東漸」談了已經一個世紀，歷史更加久遠的中學西播卻長期遭到了忽視。 從考察路徑、橋梁和媒介也即翻譯入手，以確鑿的事實和豐富的史籍為依據，理出中學西播的歷史脈絡，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和規律。一代代的西方中國學家，不管過去或現在都是中學西播的主力軍。
研究西方中國學的歷史、流派、機構、人物、成果、現狀等等，自然成為了譯介學研究與中西文學文化關系研究的結合部。採用實證的傳統方法，引入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文藝學以及闡釋學和接受美學的觀點，以歷史時代為經，以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等為緯，對中西文學文化關系的重要方面——中學西播作全景式的考察、描繪。
適應現有的人員構成和前期成果基礎，以對中學西播問題的研究為突破口，爭取在三五年內完成一部多卷本的，系統、全面、翔實的《中學西播史稿》。在這個過程中，也出一定數量的譯介學研究和國外中國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⑷ 承認翻譯文學是國別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理論依據和實際依據是什麼,有何意義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10-26

⑸ 要交開題報告了，德語專業，只有文學，翻譯，語言學三個方向，求題目，書籍，在此拜謝大神

開題報告：
研究課題：20年代的德語文學漢譯活動

一.課題研究的目的和意義兼及研究現狀

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衛茂平先生曾作過一本《德國文學漢譯史考辨——晚清與民國時期》，2004年由上海外教社出版，筆者偶然在圖書館讀到，這是課題的緣起。導言中提及：學界近20年來對於中國翻譯文學史的討論及成果雖蔚為可觀，然關於單個語種史料詳盡的卻鮮有所見（英語日語方面興許樂觀些，其餘小語種的狀況則堪憂）。這也成了衛先生作此書的因由。但同時衛先生亦在後記中表示了遺憾：其書的資料來源基本局限於上海的主要圖書館，且受制於我國目前圖書館體制和書目編制水平的局限，所以不免有些遺漏，有時或也難免有失准確，尤其是散布在各地報紙上的譯文和評論，查詢起來頗有難度。

同年四川外語學院的莫光華教授在《外國文學研究》第一期刊文《中德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指出 「在比較文學的視野里，就整體水平而言，特別是與當前國內其它外語語種文學翻譯研究的火熱場面相比，德語文學翻譯的理論研究簡直可以說是一片空白」。德漢譯介學研究的缺位，與中德翻譯文學史的梳理不足，恐怕也是憂戚相關的。

另社科院外文所的葉雋先生又為衛先生的書在《中華讀書報》上專做過《德語文學漢譯史的意義》一文：

「正如有論者指出的，晚清以來兩大背景，必須關注，縱向是「傳統賡續」，橫向是「西學東漸」，而西學東漸一個重要的過濾器與輸入口，是「翻譯」，不將這一因素高度重視，是很難深入理解「現代中國」形成與建構的歷程的。所以，就這個意義來說，清理近代以來的漢譯史，極為必要。」

葉雋先生作此評論文章的初衷顯然是為了藉此書的出版引起學界對於德語文學漢譯史的關注和深入研究，可惜這一努力似乎響應者寥寥。衛先生的書出版之後，關於德語文學漢譯史就鮮有見到什麼專著出現，只偶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一兩篇短小的文章零星見諸報端。於是2006年在《早期中國德語文學學科史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葉雋先生又舊事重提：「中國德語文學學科史的研究，到現在還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量的史實湮沒，需要有人仔細搜集、精心考辨、拂去塵埃，還原歷史的面目。」而這一塊缺失目前不知是尚在研究中還是再度被擱置起來了。

二.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與基本思路

在這種情境下我們就產生了這樣一個想法，是不是可以嘗試將衛先生的研究細化並且竭盡所能地深入一些下去？全面的細化與深入或許就筆者現在的學術水平以及曦源項目的時間節點出發是不現實的，但做一個時段限於十年間的德語文學漢譯情況研究也許還是具備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的。並且作為德語語言文學系的學生，我們也很期待能通過在這項項目中的實踐，為中國德語文學學科史的研究盡一份綿薄之力。

而我們在此基礎上選擇了20年代這個被衛先生稱為德語文學漢譯「高潮的到來」的十年，亦不是未經慎重考慮的。

據衛茂平先生在書中的統計，20年代全國共出版德語文學漢譯作品58部，其中53部出版地為上海。如果光從出版數量上而言，無論是接下來戰爭文學勃興的30年代，甚而是出版事業因時局的緣故遭受重創的40年代，都比20年代要更龐大些。

但20年代這個十年間的翻譯活動別與後來譯介的重要性，在於許多在德語本土語境意義非凡的作者，或是被引介到現代漢語語境後在中國產生過或者仍然在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作者，在這個時期首次被譯成漢語或作品最初被大量翻譯。這種特殊性為許多我們所提出的問題的價值加了籌碼。

這些作者中僅我們耳熟能詳的就包括歌德，格林兄弟（當時也有譯作格列姆或格爾木等），海涅，尼采，施篤姆（時有譯為斯托爾姆，施托謨等），萊辛（時譯萊森），茨威格等。還有一些初次漢譯曇花一現後就在民國譯壇甚而當今中國就再也杳無聲跡了的名字。

當時的翻譯者是怎樣的身份？出於何種心態引介特定的某位作家？選擇作品又是以怎樣的標准？引介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程度和該作者在當時的德語語境或世界范圍的影響是否相稱，與其對當下中國影響力相比如何？悄無聲息的冷遇或者極力的推崇，種種的遭際中又隱含著怎樣的意味？報刊的德語漢譯書評對這些作者在漢語語境的接受史產生了何種作用？德語語言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當時在中國的發展狀況（工具書的出現，德語教科書，學科術語形成的情況，或者這個學科究竟是形成了沒有？）對德語文學漢譯影響如何？

與此同時，20年代在中國近代史上亦是風聲鶴唳的十年。

國人的團結救亡在這個十年走向高潮：中共成立、國共第一次合作、黃埔軍校建立、五卅運動爆發、國民革命的開始與失敗。而在此之前，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在學者們多年的努力之後也已卓有成效。

那麼德中關系在這十年翻譯史上是否起到某種導向性作用？哪些作品是由德語直接翻譯過來的？哪些是經由日語或英語轉譯之作？對德語古典文學和當代文學的譯介的情況分別如何？

這種種的問題都是我們在著手研究時所需要反復斟酌考慮的。

三．課題創新點及難點

就創新點而言，在上面論述本課題的意義和研究現狀時其實已經涉及，此處不再贅述，聊以一句話簡要概括之：德語文學的漢譯史這一領域目前為止學界涉足者寥寥，應該說是一塊很有開墾價值的沃土。

但這樣一個選題對我們而言不得不說是頗費力氣的一個任務。

首先，要把這個課題做得有價值做得符合學術規范將涉及到許多歷史專業的基礎知識，比如史料的鑒別，史學研究方法，基本的史學理論。這對就讀於復旦德語系的學生是有些不利的。雖然二人高考時選的都是歷史一科，但對於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研究畢竟還是幾乎全然陌生的。所幸的是出於個人興趣的緣故，我們在大學兩年裡修讀過許多歷史系的專業課程，比如吳曉群老師的「十五世紀以前的世界」，金壽福老師的「史學原典導讀」（舊約），鄒振環老師的「史學原典導讀」（中國歷史文選），韓升老師「東亞文明的歷史進程」，許多歷史系老師共同開課的「中國古典文化」，同時也聽了不少史學相關講座，專業素養的不足通過這些課程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彌補。而章清老師的「中國現代學科的形成」可以說是直接啟發我們定下這個課題方向的誘因。其實定下這個課題時便是抱著做一個跨學科研究的想法的。這個研究關繫到的學科素養可能的確偏重了歷史學甚而偏離了本身的專業，就研究方法而言與自己兩年來的德國語言學習基礎不太相關，本專業帶來的語言能力起著幾乎純粹工具性的作用。但是這個研究的結果不出意外的話應當說無論是從中國的德語文學學科史或者中德文學關系角度來看都是頗有些意義的。而在研究這樣一個課題時語言也成為我們二人相較與以歷史為本科的同學的一大優勢。

另外原始文獻的查找也是一大問題。衛茂平先生在《德語文學漢譯史考辨（晚清和民國時期）》中亦頭疼於資料查找的困難性，並且很率直地說「因為害怕旅途的困頓和查閱的繁難，一開始就未抱遍訪全國主要圖書館的奢望」。不過我們相信這一點總還是人力可以克服的，畢竟是精力旺盛的年輕人，我們會利用假期的時間盡量多跑跑課題相關的全國主要大學的圖書館資料室和相關城市的圖書館。而且我們有足夠的耐心，總還是可以挖掘出一點點新的文獻史料的。並且衛先生在《考辨》附錄里列出了「德語文學漢譯及評論書目」、「漢譯德語文學作品合集書目」、「德語文學史論、評論書目」；出版時間，出版社，譯者歷歷在目，為我們史料的查找和考證已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所以盡管困難，我們還是相信在衛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搜集原始文獻是具備可行性的。

葉雋先生的《中國文化里所具有的「世界精神」——德國文學里的中國圖景及其思想史意義》談到：

從求真角度而言，歷史學之強調「史實考辨」，其意義在重視一種知識學意義上的漸進積累，因為徒稱義理，是站不住腳的。但真正的史家往往不以此為貴，反而說：「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

其實任何的學術研究應當都是如此，在翻閱過大量的前人研究和原始材料後，如果能從新穎的角度入手，整合梳理並且提出自己獨到的觀點，才是整個研究的最大的價值所在，卻也是最大的難點所在，但有沒有這個悟性，卻不是我們敢於妄言的了。

四．課題預期成果：

發現一些新史料，較為詳細完備地梳理這10年間的德漢翻譯史料文獻，盡量解決以上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完成結題論文。

五．參考文獻：

現代學術視野中的留德學人 同濟大學出版社 葉雋

同濟•德意志文化叢書

另一種西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葉雋

北京大學德國研究叢書

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衛茂平

德語文學漢譯史考辨（晚清和民國時期）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衛茂平

異域的召喚——德國作家與中國文化 寧夏人民出版社 衛茂平，馬佳欣，鄭霞

中德文學關系研究文集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衛茂平，（德）屈爾曼主編

施篤姆詩意小說選 江蘇人民出版社 楊武能譯

歌德與中國 三聯書店 楊武能

中德文學研究 遼寧教育出版社 陳銓

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3卷6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圖書館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史料索引集（1840——1919） 上海書店出版社 魏紹昌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 上海書店 施蟄存

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上，下） 天津人民出版社 唐沅等

中國翻譯詞典 湖北教育出版社 林煌天等

民國時期總書目•外國文學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

⑹ 何謂翻譯中的叛逆性再創造

「創造性叛逆」是法國社會文學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學社會學》一書中針對文學交際提出來的，他解釋道：「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於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裡；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表明了譯者以自己的藝術創造去接近和再現原作的一種主觀努力；文學翻譯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譯過程當中，便是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願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最後他總結為一句話：「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說，在文學翻譯中，譯者背離原作的初衷，增減、修改，甚至於杜撰原作內容，無疑是對原作的背離，但是，這種做法又賦予了原作一個新的面貌，成為一種再創造。但是，這種創造性不是任意的，譯者必須忠實於原文，不允許對原文內容任意增刪、篡改，以至損傷原文意境。
基於此，先撇下林紓那部分被指責的「訛」不談，我們可以從上述理解直接推論出，林譯的有意識叛逆和創作，完全可歸入「創造性叛逆」范疇之內。這種有意識的叛逆有時竟會妙筆生花，讓我們來看看兩個例子。
例1：《孝女耐兒傳》第四章開始一段:
「眾人咸慍密昔司之柔弱，乃同聲奮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輩之言置若罔聞；且我輩以忠良相質，弗聽即為愎諫。君即自甘凌虐，亦益為女伴衛其垣墉，以滋後悔。」語後，於是爭舉刀叉，攻其麵包，牛油，海蝦，生菜之屬，猛如攻城，且食且曰：吾氣填胸臆，幾於不能下咽。」
原文當中的羅嗦話皆被省去了，增加了第一句，這樣一來，可以連接上文，統領下文，使讀者更能入境。另外，「老輩之言」亦屬添加成分。這使得我們中國讀者聯想到「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句俗語，我們更能夠快速理解前後的意思。還有一些連詞，例如：乃，且，亦，即，於是等詞，這使得譯文更通達流暢。文中的四字格結構：同聲奮呼，置若罔聞，自甘凌虐，忠良相質，等等，更是使讀者在閱讀中享受漢語之美。在描繪鄰居吃白食的形象時，林也加入了詞語：猛如攻城，爭舉刀叉和且食且曰，真是繪聲繪色，活靈活現！
例2：《黑奴籲天錄》第十章結尾處喬治送別湯姆時兩人的對話:
湯姆曰：「小主人切勿以一奴之故，致家法阻梗，於理非福。」
喬治曰：「吾自有道，亦不致取怒於二親。」……
湯姆曰：「且吾尚有兩雛，此後仰屬小主人恩履矣。」
喬治曰：「謹佩良箴，至爾二兒，吾定不以常人目之。」
「家法」、「道」、「二親」都是林紓翻譯時加上的詞語，這樣便有了中國傳統的意象，兩人的禮節表現的非常形象。後兩句更是增補的，林紓只不過想讓兩人更具國人離別時的託孤形象，以求小說自然、親切、感人。
三、中外理論視角
從理論上講，承認「創造性叛逆」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認譯者的主體性、創造性。在不同的符號系統里，詞語與意義參照關系是有別的，正是這一差別，使機械的變異勢必成為「叛逆」的行為。另外，參照體系一變，文化語境一變，一部作品的意義所賴以生存的條件一變，其面貌必然發生變化，而譯者的這一賦予原作以新面貌的工作，無疑具有「創造性」。
我國首先注意到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的是著名學者謝天振教授。他在《論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1992）一文中，分別從媒介者、接受者和接受環境方面給予了詳盡闡述。隨後，又在其《譯介學》、《翻譯研究新視野》中做出進一步闡發和補充。謝天振教授先是分析了文學翻譯的特性——創造性和叛逆性，他認為文學翻譯有別於一般的翻譯，文學翻譯學所使用的是一種特殊語言，一種藝術語言，一種具有美學功能的藝術語言。由於語言自己所輻射出的文化意境和文化內涵，這就使翻譯這門僅在語言框架之內的藝術，同文學創作一樣，並非簡單的將不同體系中的文學進行轉化，而是一種創造性工作。與原作的創造性不同，翻譯的創造性屬於二度創作，即再創作。兩種創作的最根本區別在於原作的創作直接來源於現實，來源於作家的現實，譯作的創作來源於原作，來源於原作作家所表現的現實。兩者在地位上的孰高孰低，人們各持己見。謝教授認為在文學翻譯中，譯作勝出原作的現象不勝枚舉，尤其是在詩歌翻譯中表現最為突出。
此外，謝教授還從媒介者的角度以及接受者與接受環境的角度，對創造性叛逆作出了豐富的闡述。他指出在譯介學研究中，媒介者主要是指譯者。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可歸為兩類：有意識型和無意識型。個性化翻譯和節譯、編譯屬於有意識型創造性叛逆。誤譯和漏譯屬於無意識型。另有一類轉譯改編所屬的特殊型創造性叛逆。接受者與接受環境自然是指一種語言在經過編碼轉換後進入到新的文化環境後，所遇到的人與社會的反應。接受者，廣義上包括譯者和讀者。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已體現在媒介者之中了，讀者的叛逆是在譯者翻譯的基礎上進行的。有時比譯者的翻譯更富創造性，更具叛逆精神。這是因為主觀上他們有自己的世界觀，文學觀念，個人閱歷，客觀上仍處於當時的客觀環境下。接受環境的影響是指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對譯者、讀者、翻譯的目的、採取的文學手段等因素，皆有深刻影響。這些因素也致使譯本在進入到新的文化環境後，發生了叛逆和變形。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我們避而不談的那部分林紓的「訛」也被謝教授歸入了創造性叛逆一類。
國內其他學者：許鈞，孫致禮，袁莉等，均對此有研究。
在西方則存在釋義學、符號學、解構主義、翻譯研究等派別。釋義學是20世紀60年代後盛行於西方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是一種探求意義和理解的理論，把翻譯理論至於語言研究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勒內指出，從釋義學角度來看，翻譯主要關注的是文本信息，語言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把翻譯當作語言學習的一種手段，也可以把翻譯當作藝術創作的手段。
現代釋義學代表人物伽達默爾在傳統理論的基礎上，繼承了海德格爾釋義學循環的思想，開創了哲學釋義學。他認為，釋義學不是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是有關理解的理論。理解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模式，而不是主體認識客體的主觀意識活動。理解是把人的經驗與世界相聯系的途徑。理解是視域融合。「視域就是 的區域，這個區域囊括和包含了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看到的一切。」創造性叛逆就是視域融合中的意義生發。視域融合使我們有了新的視域。視域是一個動態概念，它的不斷變化就是理解中意義的生成運動，而意義生成則是創造性叛逆的結果。在理解中，我們不得不背叛他者視域，同時也無法堅守自己的視域，如果沒有叛逆，活動就會停下來，我們只能滯留在各自的視域中，文化傳統也將失去活力，所以叛逆是理解中的必然。而賦予叛逆以意義的，則是「創造」。伽達默爾還指出，人類理解的歷史性構成了人們理解的歷史性，對過去文本產生的偏見是一種普遍現象，而偏見本身可以看作是人們創作力的表現。它展現出理解者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現代釋義學對翻譯研究提供了兩個新視點：一是原著的生命在譯本中得到更新和延續；二是肯定了譯者的歷史性。譯者的歷史性是客觀存在的，因而，譯作是否真正體現作者原意，則是一個仁者見仁的問題。
符號學是20世紀40年代興起的一門綜合學科，它已廣泛地應用於分析社會各個領域出現的符號現象。符號學與翻譯是有相通性的，兩者都與信息或文本，即符號的用法、解釋和操作有關。翻譯與語言活動有關，而語言是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符號系統，翻譯涉及一整套非語言因素，而符號學把翻譯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下加以考察。
D．L．戈雷女士在其專著《符號學與翻譯問題——關於CS皮爾士的符號學》一書中，闡明了符號翻譯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翻譯是符號創新過程，解釋在翻譯的任何一種模式，都具有雙重發生率，即內部導向和外部導向。跟著直覺，以經驗事實為依據，翻譯意味著一個採取決定的符號過程。於是，她斷定翻譯在某種程度上類似用完整的信息進行游戲，那麼譯者就是游戲者。游戲包括一整套固定的規則，但又鼓勵創造性和個人技能。結果的不確定是這種游戲的又一特點，游戲者在採取決定時總含有冒險或賭博的因素。這種因素完全是符號學的。因為符號的理解和用法永遠都不是認識上的一種穩定的對等，而總是一種猜測的或創造性的推理。翻譯在這里被理解為一個探索性的、嘗試性的和會犯錯誤的語言游戲，其中產生的符號學模式受規則支配，同時解釋者又改變和創造規則，這就把翻譯變成了一個千變萬化，永無止境，具有創造性技巧的游戲，它把翻譯從它特有的抽象的語言屬性中解放出來，放手推理，允許譯者把他個人的創造性潛能發揮的淋漓盡致。
解構主義又稱後結構主義，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思潮在西方翻譯理論界的影響日益擴大，並對傳統翻譯理論產生巨大影響，並開拓了新視野。羅朗巴特宣稱「作者死了！」他認為文本一旦完成，語言符號即開始起作用。宣稱原作者死亡，置疑文本中心意義的存在，使我們研究的視角轉向了譯者。創造性叛逆從理論上賦予了其獨立的主體地位，譯者有了自由權。福柯認為，原著在翻譯處理過程中不斷被改寫，譯者是創造的主體，翻譯文本是創造的新生語言。從而大大提高了譯者和譯作的地位。
盡管解構主義觀點有些極端，但它卻跳出了傳統譯論只注意文本的框框，看到了譯者的創造性，尊重了譯者的貢獻，審視了譯者所處的地位。正是譯者對原著的不斷改寫，對原文不斷解釋，才賦予了原著新生命，使原著廣為流傳。
「翻譯研究派」興起於70年代的歐洲。該派將研究方向轉為外部因素，探討譯文所處的文化背景，以及譯文對譯入語文化中的文學規范和文化規范所產生的影響，凡是與翻譯相關的政治、歷史、經濟制度、民族等因素都在其考察范圍內。他們把翻譯理解成一種改寫和重寫，譯者對文本的操縱和擺布，這樣一來，譯者擁有了主動權，可以發揮自己的創造性。 翻譯研究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爾，把翻譯定義為「改寫的一種形式，是創造另一個文本形象的一種形式」。他一再強調，翻譯是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改寫。他與巴斯內特還進一步指出，「作品」依靠改寫而生存。離開改寫，「原著可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消亡，」改寫能夠「造就或扼殺一位作家」。他還聲稱，文學是一個系統，指的是一系列互相關聯的，且有某些特徵的成分；這個系統是「人為」的，因為它由文本和閱讀、創作和改寫文本的人組成。這個系統對改寫者有一系列制約作用，因此，譯者不得不做「叛逆者」——在絕大多數場合下，如果他們想使自己留在他們所寄養的文化之中的話，如果他們想對自己的文化的演進施加影響的話，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四、結束語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創造性叛逆」這種現象在文學翻譯中有著普遍性。中西譯論從各自的角度闡發了對翻譯活動創造性、背叛性的理解，這也就承認了「創造性叛逆」的價值。林紓的「訛」，盡管我們曾試圖辨證來看，但通過謝天振教授的分析，全部可以歸為「創造性叛逆」的一類，當然也包括那部分刪減、增補的「訛」。設身處地為這位翻譯先驅想一下，他的眾多謬誤，我們就不難解讀了。承認了他譯作中的「創造性叛逆」，我們也就承認了他的創造性，他作為譯者應得到的地位，承認了他對當時文學青年和社會的影響。盡管這同我們的傳統翻譯理論強調「案本」、「信」、「忠實」的觀念似乎有相悖之處，但實際上，不存在沖突，只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我們的目光不應只限在文本框架內，還應從譯者主體社會環境讀者的角度去分析譯作。「創造性叛逆」給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綜觀世界翻譯史和理論研究，「創造性叛逆」的例子不勝枚舉：龐德是如何翻譯李白的詩，傅東華先生的《飄》中的譯名，蘇曼殊翻譯的《一朵紅紅的玫瑰》，勒圖諾爾、伏爾泰對莎翁各自的演繹，賴利格拉斯翻譯的《草葉集》等等。
總之，在文學翻譯中「創造性叛逆」是無處不在的產物。它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由於它涉及到了翻譯主體性的確立、翻譯話語的流傳、意義的理解、文化的碰撞與交融等復雜又深刻的現實問題，因此蘊藏著具大的理論價值。同時也給我們一個機會，突破狹隘的研究層面，突破單一思維方式，用文化的視角，開拓翻譯研究的新視野。

⑺ 譯介學與傳統翻譯研究沒有什麼差異

錯。兩者的差異很大。傳統的翻譯研究一般只停留在語言文字層面，著重研究作品的字詞句篇的翻譯問題，注重對翻譯技巧和方法的研究。而譯介學除了研究這些問題之外，還要研究譯作的接受方式，傳播途徑和傳播媒介，所產生的影響等問題，研究的視野更開闊，涉及的問題更多、更復雜。

⑻ 什麼是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

文化轉向」是翻譯研究兩大主將勒菲弗爾和巴斯內特共同提出的，即翻譯研究所要關注的就不僅僅是語言問題，它必須在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展開自己的討論。
而作為比較文學分支的譯介學則更自覺地踐行著轉向文化的理念。本書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對傳統的翻譯之定義作了全新的界定，首次把跨文化語符翻譯納入翻譯研究者的視野，系統闡述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集中討論了本雅明的翻譯理論、德里達及其解構主義的翻譯觀、後殖民主義翻譯理論與實踐，所涉及的翻譯理論家和文化理論家還包括希利斯·米勒、沃夫爾岡·伊瑟爾、愛德華·賽義德、佳亞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安德烈·勒弗菲爾、蘇珊·巴斯奈特、韋努蒂以及中國翻譯家傅雷。本書在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論述翻譯問題以及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對於讀者了解當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理論和翻譯理論有著直接的幫助。本書讀者對象：大學以上水平的專業研究人員、翻譯實踐者、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者、高校中文及外文學科的師生

⑼ 廖七一的主要研究成果

1. 《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翻譯學概論》（全國翻譯碩士研究生教材），譯林出版社，2009。
2. 《胡適詩歌翻譯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3. 《在美國》，蘇珊·桑塔格著，譯林出版社，2003。
4. 《當代英國翻譯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 《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譯林出版社，2000。 1. 翻譯規范與研究途徑, 《外語教學》，2009年第1期。
2. 跨越東西方文化的橋梁，《東方翻譯》，2009年第1期（創刊號）。
3. 胡適譯詩與現代翻譯規范的構建，《譯苑新譚》，2009年。
4. 《域外小說集》與翻譯規范，《外語研究》，2009年第6期。
5. 五四文學翻譯對「信」的重構，《中國翻譯》，2008年第4期。
6. 論謝天振教授的翻譯研究觀 ，《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2期。
7. 翻譯學學科報告, 《外國語言文學及相關學科報告2007》, 重慶出版社, 2008年5月。
8. 翻譯研究，《外國語言文學及相關學科報告》，2007年7月。
9. 導讀，《跨文化侵越——翻譯學研究模式：歷史與意識形態問題》，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1月。
10. 從政治模式到文學模式的演變——論清末民初的詩歌翻譯，《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11. 現代詩歌翻譯的「獨行之士」——論蘇曼殊譯詩中的「晦」與價值取向，《中國比較文學》2007年1期（人大復印資料《外國文學研究》 第5期全文轉載）。
12. 論馬君武譯《哀希臘》中的「訛」， 《中國翻譯》，2006年第4期。
13. 梁啟超與《哀希臘》的本土化，《外語研究》，2006年第3期。
14. 翻譯研究的趨勢與中國譯學現代化，《中國外語》，2006年第2期。
15. 胡適譯詩的平民化傾向，《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年第1期。
16. 胡適譯詩與新詩體建構，《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
17. 交叉與融合：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2005年第2期。
18. 文本功能與地名譯寫，《上海翻譯》，2005年第2期。
19. 多元系統，《外國文學》，2004年第4期。
20. 胡適詩歌翻譯與傳播媒介，《新文學史料》，2004年第3期。
21. 胡適譯詩與經典重構，《中國比較文學》，2004年第2期。
22. 秘密的分享者——論龐德與胡適的詩歌翻譯，《外語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2期。
23. 譯者意圖與文本功能的轉換，《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24. 龐德與胡適——翻譯策略的文化思考，《外國語》，2003年第6期。
25. 歷史的重構與藝術的烏托邦，《外國文學》，2003年第5期。
26. 論胡適詩歌翻譯的轉型，《中國翻譯》，2003年第5期。
27. 硬幣的另一面——胡適詩歌翻譯轉型中的主體性，《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1期。
28. 研究範式與中國譯學，《中國翻譯》，2001年第5期。
29.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Dr. Eugene Nida.《外國語》，2000年第3期。

⑽ 孫萍的學術成就

著作類：
1.文化視域下英漢語言文學比較研究與翻譯（專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2.英漢翻譯導論（英文版專著）吉林大學出版社，2004
3.實用英漢翻譯技巧與實踐（專著）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
4.實用英漢翻譯新法（專著）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
5.英語知道 28篇美國小說（1）（譯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6.英語知道 28篇美國小說（2）（譯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7.英語知道 56個為什麼（1）（譯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8.英語知道 56個為什麼（2）（譯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9.朗文講透美國經典名著（3）（譯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
10.朗文精讀美國名篇故事（3）（譯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
11.特意記著（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12.大瑟爾（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13.謀殺者的時代（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14.柯利希的安寧歲月（譯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教材類：
1.放射醫學專業英語，「十一五」規劃教材，主編，原子能出版社，2006.8
2.體驗英語（快速閱讀教程第四冊），「十五」國家規劃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編，2005.8
3.新時代交互英語（視聽說第四冊），教育部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重點項目，新聞出版總署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十五」國家規劃教材，清華大學出版社，編委，2004.2
4.新博士生英語翻譯教程，吉大研究生立項教材，吉林大學出版社，主編2002.8
論文類：
1.欠發達地區英語高層次教育改革探索 （核心期刊論文）甘肅社會科學，2007.2（新華文摘轉載2008.16）
2.「文化暴徒」與「愛心慈父」（核心期刊論文）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第1期
3.On th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 Domesticating and Foreignizing （國際期刊論文）（美國）社會科學研究，2006第2期
4.「文化暴徒」靈魂自救的心路歷程探微（國際期刊論文）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2006第2期
5.老工業基地吉林省英語學科研究生教育與學位建設現狀評估及其發展可行性分析（核心期刊論文）教育理論與實踐，2006第1期
6.英語學位建設與老工業基地的振興（核心期刊論文）黑龍江高教研究，2005第11期
7.譯介學理論在文學翻譯批評中的應用（核心期刊論文）東北師大學報，2005第6期
8.論如何在譯作中再現原文的風格問題（國際期刊論文）（美國）社會科學研究，2005第2期
9.現實中的尋覓，心靈上的歸宿（核心期刊論文）名作欣賞，2005第8期
10.論美國印第安文學演變歷程中的內外因素（核心期刊論文）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第2期
科研項目
1.譯介學視域下文學翻譯的叛逆性界說研究（第一參加者）吉林省教育廳十一五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在研）
2.英漢語言文化對比及翻譯研究（主持人）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09.3結項）
3.文化視域下英漢語比較研究與翻譯（第一參加者）吉林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在研）
4.大學英語翻譯教程（主持人）吉林省教育廳普通高等學校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項目（2008.11結項）
5.公共英語翻譯課教學改革探新（主持人）吉林大學新世紀教育教改工程立項（2008.6結項）
6.外國文學作品研究的滯後性問題及對策（主持人）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2008.12結項）
7.建築企業職工英語培訓研究與實踐（獨立承擔）中鐵十三局人力資源部（2008.6結項）
8.吉林省英語學位建設現狀評估及其出路（主要參加者）吉林省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2007.6結項）
9.公共英語翻譯教學課程體系改革的研究與實踐（主持人）吉林大學新世紀教育教改工程立項（2006.6結項）
10.體驗英語快速閱讀（主要參加者）國家十五規劃教材立項（2005.6 結項）
11.新時代交互英語（主要參加者）教育部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重點項目，新聞出版總署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十五國家規劃教材立項（2004.6結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