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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刑事辯護律師審察、運用證據指南
作者:顧永忠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11
頁數:275
內容簡介:
《刑事辯護律師審察、運用證據指南》的寫作有兩個目的——律師如何審查證據及如何運用證據。 《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看起來好像是從法官如何審查判斷證據以正確定案及如何審查排除非法證據的角度制定的,實際上涉及參與刑事訴訟的各方人員,包括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及辯護律師、被告人等。而且,從一定意義上講,其對刑辯律師提出的要求更為迫切,律師的訴訟角色更為重要。
在刑事訴訟中,律師對證據的審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並且是一種為辯護做准備的手段,審查證據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在刑事訴訟中正確、有效地運用證據為辯護服務。所謂運用證據對干辯護律師來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針對控方以及其他有關方面的證據進行質證,即根據對證據進行審查發現問題,從證據的資格、證明力以及證明標准等方面提出置疑性的,甚至否定性的意見;二是將自己收集、調取的證據在經過認真審查,確認沒有問題或至少沒有為控方或法官能夠發現的明顯問題後向法庭舉證,以支持自己的辯護觀點。
作者簡介:
顧永忠,哲學學士、刑法學碩士、訴訟法學博士。長期從事刑法、刑事訴訟法學教學、研究工作,並從事專職律師十年。現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擔任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法學會審判理論研究會理事。
❷ 刑事訴訟中辯護律師如何進行質證
按我們對「質證」的傳統理解,「質證」之「質」應為質疑之意。辯護律師對證據的質證,應局限於從合法性、真實性與相關性三個方面發表質疑性、否定性、挑戰性的觀點。
辯護律師進行質證,應當採取如下做法:
第一,應當堅持質證是對證據提出質疑性意見的前提,同時把質證的范圍拓寬到證據的證明目的的方面。也就是說,辯護律師進行質證的維度,不僅包括證據本身的合法性、真實性與相關性,還包括證據的證明目的或者說證明對象。在刑事審判中,應當仿照民事案件質證的做法,律師對證據的證明目的也進行質證。這時,應當以檢察機關起訴書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為基礎,說明證據中的哪些內容不能證明,甚至是否定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辯護律師對證據中有利於被告人的部分的強調,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在證明目的方面提出質疑。
第二,在進行具體表達的時候,辯護律師可以這樣說:「下面辯護人結合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從證據的『三性』以及證明目的等方面對證據提出如下質證意見。」辯護律師也可以更為具體地說:「檢察機關的起訴書指控被告張三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但是該證據中有如下幾個方面與此存在沖突。」如果法官問辯護律師「你是否對證據有異議?」辯護律師可以說:「辯護人對該證據的『三性』沒有異議,但是對該證據的證明目的有異議。該證據中有如下幾個方面與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相沖突(或說不相協調)。」
第三,辯護律師對於證據的意見,如果不能納入到前述對證據的「三性」、證明目的的異議的框架中,即不可在質證環節發表。有些觀點對於辯護特別有價值,比如強調證人證言中可證明被告人主動投案的部分,律師可以簡潔地說一說,不宜展開,因為這本身並不屬於對證據的質證。
❸ 如何進行訴訟中案件質證
人民法院實行「一證一舉一質」和「一組一舉一質」的質證方式,當事人應對證據材料的證明效力進行辯論和反駁,對證據材料進行審驗、質疑、辯駁必須當庭明示是承認或否認,當事人舉證和質證的次序:先由原告出示證據,由被告進行質證;再由被告出示證據,由原告進行質證。就同一事實,一方當事人舉出的證據,另一方不認可的,舉證責任轉移,由不認可的當事人舉出反駁證據。就同一事實,一方當事人舉出的證據,對方進行反駁,反駁理由充足的,原舉證的一方可重新舉證。
1、質證准備
收到對方的證據後,應當與當事人緊密溝通,就對方提交的證據形成質證觀點,主要圍繞證據的三性(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進行。詢問當事人這些證據是否存在、真實?對我方不利的證據有否可以否認的可能?比如說傳真。這個過程同樣應當慎重,同時有否證據可以反駁對方的這些證據。同時,對於復雜的案件,我個人覺得還是要求逐一對對方的證據提出的質證意見形成文字,類似於我們的證據清單一樣,以便開庭過程中有所准備,在庭審後可以根據庭審情況的變化作修正,在提交代理詞中一並提交給法庭。同時,應當及時與承辦審判人員聯系,詢問對方的舉證期限何時屆滿,屆滿前有否補充證據等。(註:「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存在的客觀聯系,這種聯系具體來說有因果聯系、條件聯系、時間聯系、空間聯系、必然聯系、偶然聯系等,其中最常見、最主要的是因果聯系。一切傾向於證明待證事實可能存在或可能不存在的證據均為相關證據,否則不具有關聯性。)
2、質證技巧
總的一個原則是圍繞著「三性」進行。首先要聽清楚對方在提供這些證據所要證明的內容。緊緊圍繞對證據的合法性(證據主體是否合法、證據形式是否合法、證據取得方式是否合法、證據程序是否合法)、真實性、關聯性展開質、辯、驗、判。逐一識別、判斷。就證據來源形成是否合法、與訴求的關系、有否完全質證、是否可用推定等發表綜合意見:(1)原件/復印件;(2)證據的來源是否合法;(3)證據是否存在瑕疵、偽造的痕跡;(4)證據本身內容上是否矛盾;(5)證據與本案是否存在關聯性;(6)證據是否能達到對方所說的證明目的;(7)證據是否與無需舉證的事實相違背。如:某人生日為67年2月29日,而67年是沒有2月29日的。詞語表達有:「這份材料真實性無法確認,這份材料與本案不具有關聯性,這份證據無法達到對方所說的證明目的,這份證據來源不合法」等等。當然每個證據的質證意見均應從三性著手,質證意見要有層次感,要有條理:
1、
2、
3、首先是合法性的確認,其次真實性,最後是關聯性。也可以從形式到內容進行表述。但是,要注意:觀點要鮮明,不要含糊其辭。
3、對日常常見的一些證據的質證內容:
a、公證書:公證是有地域管轄的;公證法第二十五條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請辦理公證,可以向住所地、經常居住地、行為地或者事實發生地的公證機構提出。超出管轄的公證書效力是有問題的。公證只能證明簽字行為是真實的,不能證明行為的真實意思表示,也不能證明待證行為是合法的。待證事實與行為是否合法有效,應當依據法律判斷。公證書中如證明待證事實合法有效或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等內容,應當是違法的。
b、鑒定報告:是誰委託鑒定的?鑒定機構及人員的資格證書有沒有?委託的材料是什麼?鑒定的依據?鑒定的過程?這里要注意的是:鑒定的檢材有否雙方封存,所鑒定的東西是不是雙方爭議的東西。如公章,一個單位如有二個公章如何鑒定,如紡織品的鑒定,單方鑒定怎麼能確定所提交的樣品是雙方爭議的產品。
c、傳真件:傳真件非原件,不可單獨作為證據。確定是否發出的證據,哪個電話,這門電話的所有人及通話清單有否?只有有其他證據相佐證的情況下才可作為證據使用,通過一系列傳真和其他書面證據能夠證明其連續性的,特別是雙方互有傳真往來彼此是相互銜接的,足以認定傳真件的真實性並具有證據效力。所以我方如是接收方,如證據對我方不利,我方可以否認收到傳真。
d、錄音錄像資料:材料中的雙方是誰?除非是提供方的資料中顯示的是對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人的意思表達,否則,一旦資料中人員不出庭,就無法確定資料的真實性。所以資料中的主體問題。另外要審查的是錄音錄像資料有否剪接或拼湊的痕跡。
e、證人證言:在獲得證人名單後,應與當事人溝通,證人是否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是否了解案件事實、是否與雙方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是否有人做工作來作證。質證時應就下列問題詢問:利害關系;是否主觀判斷;內容是否不肯定;內容是否與現有雙方認可的證據相沖突。當然詢問證人是個技巧問題,後面論述。
f、補強證據:補強證據規則,是指法律規定,因某一證據的證明力較弱,不能將其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只有在其他證據以佐證方式對其證明力給予補充、加強的情況下,法院才能將該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規則。
《證據規定》第六十九條明確了補強證據規則的適用范圍,即只有在下列五種情況下才能適用該規則:
1、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
2、與一方當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
3、存有疑點的視聽資料;
4、無法與原件、原物核對的復印件、復製品;
5、無正當理由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
所以如對方提出此外的所謂補強證據,可以予以否認。律師在整個庭審過程中,都應當全神貫注,不僅應聽明白審判人員的每一次發問內容,而且更應認真傾聽對方的發言,並注意觀察這些發言對審判人員的影響。在認真的傾聽和觀察中敏銳地捕捉到對方發言中的破綻,有針對性的找准自己的進攻方向。絕不可忽視對方的發言,也絕不可輕易地放棄反駁。這一點不僅在法庭辯論階段應如此,在法庭調查階段也應如此。惟此才能牢牢掌握庭審的主動權,才能展示出律師應有的風采。
❹ 「刑事辯護」律師辦理刑事案件時證據質證有哪些技巧
1.書證和物證。《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講:經勘驗、檢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證、書證,未附有勘驗、檢查筆錄,搜查筆錄,提取筆錄,扣押清單,不能證明物證、書證來源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2.證人證言。《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講:以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處於明顯醉酒、麻醉品中毒或者精神葯物麻醉狀態,以致不能正確表達的證人所提供的證言,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證人的猜測性、評論性、推斷性的證言,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但根據一般生活經驗判斷符合事實的除外。3.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證人證言,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①詢問證人沒有個別進行而取得的證言;②沒有經證人核對確認並簽名(蓋章)、按指印的書面證言;③詢問聾啞人或者不通曉當地通用語言、文字的少數民族人員、外國人,應當提供翻譯而未提供的。4.具有下列情形的證人,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出庭作證;經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證證人的書面證言經質證無法確認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①人民檢察院、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該證人證言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②人民法院認為其他應當出庭作證的。5.被害人的陳述這在審查認定上和證人證言是一樣的。6.鑒定意見鑒定意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①鑒定機構不具備法定的資格和條件,或者鑒定事項超出本鑒定機構項目范圍或者鑒定能力的;②鑒定人不具備法定的資格和條件、鑒定人不具有相關專業技術或者職稱、鑒定人違反迴避規定的;③鑒定程序、方法有錯誤的;④鑒定意見與證明對象沒有關聯的;⑤鑒定對象與送檢材料、樣本不一致的;⑥送檢材料、樣本來源不明或者確實被污染且不具備鑒定條件的;⑦違反有關鑒定特定標準的;⑧鑒定文書缺少簽名、蓋章的;⑨其他違反有關規定的情形。7.勘驗、檢查筆錄勘驗、檢查筆錄存在明顯不符合法律及有關規定的情形,並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或者說明的,不能作為證據使用。8.視聽資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聽資料,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①視聽資料經審查或者鑒定無法確定真偽的;②對視聽資料的製作和取得的時間、地點、方式等有異議,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或者提供必要證明的。
❺ 刑事案件如何質證
一、物證、書證的提取未附筆錄或清單,來源不明。
相關法規:《刑事訴訟法解釋》第七十三條在勘驗、檢查、搜查過程中提取、扣押的物證、書證,未附筆錄或者清單,不能證明物證、書證來源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物證、書證的收集程序、方式有下列瑕疵,經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可以採用:
(一)勘驗、檢查、搜查、提取筆錄或者扣押清單上沒有偵查人員、物品持有人、見證人簽名,或者對物品的名稱、特徵、數量、質量等註明不詳的;
(二)物證的照片、錄像、復製品,書證的副本、復製件未註明與原件核對無異,無復制時間,或者無被收集、調取人簽名、蓋章的;
(三)物證的照片、錄像、復製品,書證的副本、復製件沒有製作人關於製作過程和原物、原件存放地點的說明,或者說明中無簽名的;
(四)有其他瑕疵的。
對物證、書證的來源、收集程序有疑問,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該物證、書證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二、實物證據的保管、鑒定過程是否完整、合法,鑒定檢材是否合格。
相關法規:《刑事訴訟法解釋》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三)項(三)物證、書證在收集、保管、鑒定過程中是否受損或者改變。
三、可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是否全面收集。
相關法規:《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 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四、檢察機關對於扣押的金銀、文物、名貴字畫、違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別真偽的貴重物品沒有及時鑒定。
相關法規:《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三款 依法扣押文物、金銀、珠寶、名貴字畫等貴重財物的,應當拍照或者錄像,並及時鑒定、估價。
五、公安機關向有關部門調取物證及書面證據時,沒有《調取證據通知書》或被調查單位未在書面證據材料上簽字。
相關法規:《公安機關程序規定》第五十九條 公安機關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取證據,應當經辦案部門負責人批准,開具調取證據通知書。被調取單位、個人應當在通知書上蓋章或者簽名,拒絕蓋章或者簽名的,公安機關應當註明。必要時,應當採用錄音或者錄像等方式固定證據內容及取證過程。
總之,在對物證、書證進行審查判斷時,緊緊圍繞「保管鏈條的證明」這一主軸線,審查其來源、收集、保管、鑒定、出示等各個環節,從中找到有效辯點。
❻ 刑事訴訟中質證的方式有哪些
關於刑事庭審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廣義上說,質證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法律允許的質證主體對包括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內的各種證據採取詢問、辯認、質疑、說明、解釋、咨詢、辯駁等形式,從而對法官的內心確信形式特定證明力的一種訴訟活動。狹義的質證,主要指在庭審過程中由訴訟當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證據進行的對質、核實等活動。質證的本質特徵在於「質」,即對證據的質疑和質問,而且這種「疑」和「問」都帶有當面對抗的性質。雖然在質證的過程中可能要對證據進行辨認、說明和解釋,但是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質證的本質特徵。由此可見,質證雖帶有審查證據的性質,但並非所有對證據的審查都屬於質證。對本方證據的審查不屬於質證的范疇,從中立角度對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才是質證,才體現了質證的本質特徵。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並經公開質證才能予以採納,這表明我國已在刑事訴訟立法上確定了質證是刑事庭審的必經程序。但從當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般較少受到激烈的盤詢和質疑,而法庭上公訴人對辯護方所舉證據卻鮮有高質量的質詢,質證程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❼ 刑事案件辯方如何對控方證據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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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刑事庭審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廣義上說,質證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法律允許的質證主體對包括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內的各種證據採取詢問、辯認、質疑、說明、解釋、咨詢、辯駁等形式,從而對法官的內心確信形式特定證明力的一種訴訟活動。狹義的質證,主要指在庭審過程中由訴訟當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證據進行的對質、核實等活動。質證的本質特徵在於「質」,即對證據的質疑和質問,而且這種「疑」和「問」都帶有當面對抗的性質。雖然在質證的過程中可能要對證據進行辨認、說明和解釋,但是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質證的本質特徵。由此可見,質證雖帶有審查證據的性質,但並非所有對證據的審查都屬於質證。對本方證據的審查不屬於質證的范疇,從中立角度對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才是質證,才體現了質證的本質特徵。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並經公開質證才能予以採納,這表明我國已在刑事訴訟立法上確定了質證是刑事庭審的必經程序。但從當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般較少受到激烈的盤詢和質疑,而法庭上公訴人對辯護方所舉證據卻鮮有高質量的質詢,質證程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國法學界對刑事質證的概念尚未達到一致的盾法,可謂眾說紛紜。較早的法學詞典對質證的定義是:「指出問題,要求證人作進一步的陳述,以解除疑異,並確認證明作用的訴訟活動,是審查和核實證人證言的一種方式」,或是「在刑事審判的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在法庭上對與證人證言有關的疑難問題,以提問的方式進行核實查證的訴訟活動。
對制裁證要領的爭議主要是關於質證對象范圍方面的分歧,即在質證程序中「被質疑證據」的范圍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認為質證對象僅限於證人證言;第二類認為質證對象為所有證據;第三類認為質證對象是與實物證據相對立的言詞證據。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趨向於贊同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的觀點。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等一類言詞證據的盤詢質疑僅僅是質證制度中較特殊的一部分內容。筆者認為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
據此筆者認為刑事庭審質證的概念是:指刑事庭審過程中,在法官的指揮下,控辯各方對當庭舉出的所有證據相互進行質疑和辯駁,以此為法官的認證提供依據的訴訟活動。
二 刑事庭審質證的法律關系
法律制度一經確立後,即在相關領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關系。質證制度一經確立後,就在控辯雙方及相關的證人、鑒定人等接受質詢的人之間形成了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對該種程序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妨稱為質證法律關系。由於法律關系是法律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化,因此通過對質證法律關系的剖析,能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一制度的本質。
對於一切法律關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體、客體和內容三要件構成,質證法律關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對質證法律關系的認識也就是對其所含的諸構成要件的認識。
(一)、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
在刑事質證活動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是刑事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其范圍包括:1、檢察官(當事人)。在英、美法系檢察官也是當事人,本文只就大陸法系做一探討。檢察書在提起刑事訴訟後即代表國家對犯罪行使訴訟權,對被告人是否有罪有指證的責任。因此,檢察官必須通過對各類證據進行質證,合理排除被告人無罪的所有疑點。當事人是指與案件的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和被告。由於當事人與訴訟的結果有最終的利害關系,因此,當事人對訴訟證據應有質證的權利。2、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有根據事實和法律,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都應當減輕、免除處罰的責任,因此通過質證排除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是辯護人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要手段。訴訟代理人受當事人委託參加訴訟,在受託范圍內為維護委託人的利益,也應有質證的權利。此外,由於質證是一項對法律專業和訴訟技能互相配合的訴訟活動,因此,作為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實際上在質證活動中要發揮比當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質證的人。在以人證作為證據方法的場合,提供證詞的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鑒定結論、勘驗筆錄作為證據的,鑒定人、勘驗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物作為證據方法的,負責收集物證的偵查人員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與證物有關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書證、視聽資料作為證據的,收集證據的偵查人員、以及該書證、視聽資料本身的製作者及其它等與證據相關的人員是接受質證的人。
對於未成年人能否成為質證的主體,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於未成年人能夠在其認識范圍內作證,因此,在其作證的范圍內應當有接受質詢的義務。如果未成年人作為被告人,由於法律同樣賦予其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因此,其應有對證人及相關人員就證據問題進行質詢的權利。
對於上述人員作為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在理論上應不會有太大的爭議,爭議主要體現在審判人員能否作為質證的主體。因此,要從質證的本質和審判人員的職責進行分析。質證在本質上運用質詢、辯論等對抗的方式來揭示證據證明力的活動,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說服審判人員採納某一證據作為判決的依據。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在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會就證據的某些問題進行發問,但是這只能是「認證」權的延伸,其范圍只限在控辯雙方在質證的范圍內,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審判人員未能聽清的內容。也就是說審判人員不是質證的主體,但是其對質證活動應有監督權和指揮權,以確保庭審活動有秩序、高效率地進行。
(二)、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
即是質證這一訴訟活動的訴訟標的。對於刑事訴訟的全過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是本案的訴訟標的。但對於質證這一特定的訴訟活動而言,其訴訟標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項證據資料在訴訟中的證明力。通常情況下,凡是規定能夠作為證據資料的,都必須經過質證才能確定其證明力大小,並作為裁判的依據。對此也存在例外的情況,例如:某些常識、顯而易見的事實、可以根據已知的事實簡單推理得出結論等,無須經過質證就可以被裁判所採納。此外,根據我國證據學來說,證據必須同時具備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證據資料的證明力大小應由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所決定。因此,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也就是證實證據資料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
(三)、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內容
是控辯雙方和接受質詢的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種權利義務關系是相對應的關系,一方主體在行使質證權利的同時也就是另一方主體履行受質問義務的過程。在控辯雙方和證人之間是質詢和受質詢的關系。通常情況下,受質詢的人有回答控辯雙方提問的義務,對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有權拒絕回答,其次,對控辯雙方而言,同時有向對方進行質證的權利和回答對方質詢的義務。
三 刑事庭審質證的基礎規則
借鑒國外的有關立法規定,結合我國刑事司法的實際情況,筆者以為在我國的刑事庭審質證程序中應確立以下的基本規則。
(一)、充分質證規則
這是最重要的基本規則之一,也是實現控辯各方質證權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內容是:一是指所有證據材料都必須經過在庭審中控方(包括公訴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等)、辯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認、質疑、說明、解釋方能作為定案根據;二是指每個證據都應該給予控辯雙方對其進行充分的辯論、駁斥的機會。
(二)、嚴格程序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活動順利進行的基本規則。其內容包括:庭審質證程序必須實行「誰舉證、誰主詢、誰答疑」原則,質證主體每一項質證行為都應當遵循法官的指揮,詢問必須經法官同意後才可進行,必須嚴格按照規定的詢問順序進行質疑等。如果一方違反規則,擅自詢問,或打斷對方的正常詢問,法官應予以制止,以維護法庭程序和質證的順利進行
(三)、證據中心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規則,主要指質證必須圍繞當庭當示的某些特定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等問題進行質證,在質證環節中不允許隨意地進行其它事實問題或法律適用等的辯論,質證必須對事不對人,嚴禁一切借質證之名進行人身攻擊、惡意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行為。
(四)、質證自願規則
一般來說,控辯各方是否質證以及對哪些證據進行質證被認為是質證主體的權利。主持和指揮質證程序的法官不適合去干涉控辯各方行使這種權利的自由,以保障刑事質證依照控辯各方的意願有序進行。當然,必須同時在立法上明確不質證和不能充分質證的後果,以促進質證主體積極有效進行使質證權。為防止故意的訴訟拖延,法官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對控辯雙方的證據進行詢問,但必須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而且必須嚴格限制。
(五)、禁止性規則
針對質證程序的特點,設計一些較具體的禁止性規則對於確保質證活動的順利進行和高效地實現質證目的非常必要。這類規則主要應包括禁止誘導性詢問、禁止質證已方證人和限制重復詢問規則等。
四 刑事庭審質證的模式
一般認為,刑事質證程序的模式從屬於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當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主要有三種:法官主質型、控辯方主質型和兼容型質證模式。
(一)、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
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大陸法系國家適有。是在批判地繼承和改造糾問式訴訟形式的基礎上,並吸收英國的辯論式訴訟形式形成的混合式訴訟形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發揮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而不強調當事人在質證中的積極作用。這種模式下,法官擁有很大的職權,可以主動詢問被告人、公訴人。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各種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均以法官為中心,在法官的控制下開展詢問、調查,辦案的效率自然也就比較高,但是這一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庭審法官越俎代皰,削弱了公訴人的控訴職能,並且受到檢察機關的起訴材料的影響,難以客觀公正的聽取辯護意見,從而導致控、辯失衡,這對於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的判決是極為不利的。
(二)、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
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英美漢系國家適用。在繼承和改造控告式訴訟的基礎上,形成了辯論式訴訟模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被告人、辯護人和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在訴訟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強調控、辯雙方的力量平衡,賦予雙方當事人以平等的訴訟地位各自提出證據以支持自己的主張,法官只負責主持法庭辯論,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一般不主動直接調查收集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防止法官先主為主,在對案件進行審理之前作出預斷,這種模式強調遵守法定程序和注重被告人合漢權利的保護,因而更符合設立質證程序的本意,其缺點是:1、懲罰犯罪方面的力度不夠,並且難以把遵守法定程序和尋求客觀真實有效地結合起來。2、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過分拖延,乃至降低訴訟效率。
(三)、兼容型質證模式
兼容型質證模式主要在二戰後的義大利、日本等國家被使用。是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和控辯方主質型質模式的有機融合,這種質證模式彌補了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過分強調法官的能動性,忽略和限制被告人及辯護人在庭審質證中的積極主動性,不利於辯護職能的發揮,不利於法官從正反兩個方面兼聽而明的缺點。同時也彌補了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的案件的審理過分依賴於控辯雙方的調查和辯論。因而,案件處理結果很可能會依賴於控辯雙方的經驗和辯論技巧,尋求客觀真實變成空談和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拖延缺點,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控辯雙方在法官的指揮下進行質證,法官在庭審質證的過程中也並不是消極被動的。在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進行詢問以後,法官就案件的相關部分,可以在控辯雙方詢問結束以後作補充性詢問。兼容型質證模式的優點是吸取了前兩種質證模式的長處,兼顧了公平和效率,具有可借鑒性。
五 刑事庭審質證制度在我國的實施情況
(一)、漠視辯方權力導致控辯雙方在庭審質證中的地位不平等
據材料在偵查階段就已經開始形成,並固定成形,但這些證據作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根本不可能見到,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使律師能夠提前介入,幫助犯罪嫌疑人,但由於質證前司法機關對有些證據的採集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其本身的真假,作為辯方難以予以證實,即使是質證,也很難達到量明案件真相的目的。我國《刑事訴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人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就強調了犯罪嫌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權,應當配合偵查機關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由於這種情況是在極為秘密的方式中進行的,外界根本無法知曉。實踐中,偵查機關採用刑訊副供的這種對他們來說奉為「捷徑」的方式獲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在庭審質證時說這是刑訊逼供形成的,又怎麼去證實呢?這樣一來,質證的意義又有何在呢?相反,由於犯罪嫌疑人人身被限制,找尋證據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是其辯護人(在偵查階段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還沒有給律師一個明確的稱呼),由於法律沒有賦予其足夠的權力,獲取證據的渠道少之又少。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看到,律師在偵察階段是不享有調查取證權,雖然在審查起訴階段,法律賦予了律師這種權力,但這是有條件限制的。《刑事訴訟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它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方的這種帶條件的權力同控辯方依靠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表現出來的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單從證據材料數量的掌握上,辯方就已經處於絕對的劣勢,質證時極容易形成一邊倒的局面,這樣就會使質證這一庭審程序中極為重要的環節,往往流於形式,根本不利於查明案件真相,打擊犯罪,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
(二)、證據展示制度對刑事庭審質證的影響
跟據我國司法實踐,刑事案件中,證據展示的范圍、方式、時間對於刑事庭審質證的作用的發揮具有直接的影響。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辯護律師只能『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而對於案件事實部分的證據仍在禁看之列,這對於辯方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了解和做抗辯准備不會起到有益作用,因此也顯得沒有多大的意義。而根據《刑事訴訟》第36條的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制的犯罪事實材料………」但此處規定的「犯罪事實材料」只能是《刑事訴訟法》第三者150條規定的「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及照片。」控方在審查起訴時只向法院移交這部公材料,所以辯護律師通過法院所獲無幾,根本無法對控方證據材料作全面了解,從而影響辯方的辯護權的充公實現,最終導致質證失去了實際意義。
(三)、法官在刑事庭審質證活動中的作用
司法實踐中法官在法庭上對證據直接進行查問的仍然過多,去庭調查往往是以法官的職權詢問為主。法官甚至在庭前的調查和閱卷中就形成了對實體問題的預斷,從而使控辯雙方的質證實際上成了印證其預斷的表演。而且,法官在這種預斷形成的「內心確信」的驅使下,往往會對控辯雙方之間的質證活動持漠視態度,甚至對質證橫加干涉。
法官在庭審質證程序中的定位應主要是質證程序的指揮者和秩序維持者,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成為直接的質證主體。而為限製法官司的恣意,例外情況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具體來說,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應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法官擁有對質證的引導權。在當事人雙方或一方陷入案件枝節問題或偏離案件事實時,由法官加以引導,使詢問緊緊圍繞對裁決有決定和影響作用的事實和情節進行。其次,法官司應該保障控辯雙方具有均等的質疑、詢問機會。再次,庭審質證禁止性規則中規定的禁止權應當由法官來行使。
我國的訴訟制度還存在另一個突出的問題,即案件的最終處理要經過不出庭的庭長、審委會成員、院長決定。由於出庭的法官未必對案件的處理有最終決定權,這就直接影響到控辯雙方對質證的積極性。
(四)、證人出庭率低,導致質證的質量度不高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庭審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確立了「控辯式」庭審方式,要求證人原則上應當出庭,接受以交叉詢問方式進行的質證,必要時還要接受法官的詢問。從而使法庭能夠直接審查證人的作證資格,感知能力、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合理判斷主客觀因素對證人作證的影響,辯別證方的真偽。但是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做證的簡直是少的可憐。這種情況的出現導致法庭審理事實上深化了法官對控方卷宗筆錄的書面或口頭審查:由於證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均不出庭作證,法官對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的調查,僅局限於摘錄和宣讀控方卷所記載的筆尋。這種庭審方式使得質證變成了「紙上談兵」而流於形式。導致證人不出庭用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而:1、法律規定不明,且相互矛盾,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對於條款中的「作證」是出庭作證還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員提供證人證言,沒有明確的規定。同時《刑事訴訟法》157條又規定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對未到庭的證人證言,應當當庭宣讀,然後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就算完事了。以上可以看出證人履行作證義務既可以出庭作證,當庭向法庭口頭陳述自己的所知道的案情,也可以不出庭作證,由司法人員其證言制定成筆錄在法庭上宣讀一下就可以了,在這種有選擇的情況下,容易造成成證人不出庭作證的現象。2、證人的義務與現任脫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作證是公民的義務,但是對於證人拒絕作證,卻沒有規定負什麼法律責任,受什麼懲罰,也沒有規定,對證人拒絕作證可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因此,證人不出庭作證時沒有任何後顧之憂。3、由於沒有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專職人員以及行之有效的保護機制,對證人的保護只停留在事後保護、人身保護、宣言式保護范圍內,忽視了對證人事前預防及財產方面的保護,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給社會大眾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時,個人最好的對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4、目前部分法官受自身素質影響,沒有充分認識到證人出庭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在執行證人出庭作證時採取消極應付的方法,認為證人證言已經在卷宗中出現,出不出庭都不礙大局,這樣一來質證也往往只是走過場,走形式。
此外,關於鑒定人、勘驗人、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證的比例就更低了。
在此,筆者認為盡管嚴格要求每個案件都傳喚所有相關人員出庭接受質證是沒有必要的,但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仍然有必要強調相關人員都要出庭接受質證,以保證判決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