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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固華樂電影院

發布時間:2024-07-13 18:19:09

1. 馬連良的個人遭遇

馬連良父親馬西園的朋友張子文,要建私立奉天文化學校(後改為回民中學)。馬連良是回族,加之父親的關系,他義不容辭地赴奉天參加義演,為張子文籌辦的奉天文化學校募集資金。時值日偽時期,由於東北三省淪陷,遭到日軍佔領,出關和入關都要《出國證》、《入國證》,馬連良要想出關並不容易。於是,張子文找到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濱田辦理《出國證》,濱田起初並不同意,後又提出以馬連良為團長,組建華北文化使節團,來「滿洲國」參加建國十周年慶典。很顯然,這是個陰謀,由於時間緊迫,張子文當時並沒有考慮過多就同意了。
日本人聽說了馬連良赴奉天演出的事,非常高興,並馬上下令通知馬連良於3月1日前趕到新京,以華北使節團的名義參加紀念「滿洲國」十周年的演出。馬連良半生演忠孝節義愛國戲,此時卻要違背良心去給日本人祝賀演出,這是他和張子文事先並沒有料到的。於是,他以配角不齊等各種理由搪塞,一再拖延時間。直至錯過了3月1日,拖延了整整半年的時間。
1942年10月下旬,馬連良率領扶風社青衣李玉茹、丑角馬富祿、花臉劉連容、小生葉盛蘭、武生黃元慶等40餘人,以「華北文化使節團」的名義前往奉天。隨後,在東北大戲院和中央大戲院演出了10天,共10場戲。演出的劇目有《龍鳳呈祥》、《群英會》、《十老安劉》等,場場爆滿,每天的票房收入高達幾萬元,最後將義演全部收入25萬元,都捐給了張子文創辦的奉天私立文化學校。演出結束後,馬連良回到北平後,得知辦學資金仍有缺口,又捐出10萬元。 北京市檔案館保存的馬連良被誣陷為漢奸案的檔案里記錄了這一事件的經過。
1946年7月15日,北平市警察局以馬連良1942年曾經「赴偽滿演唱慶祝戲」為名要逮捕馬連良,並派人前往位於辟才胡同內寬街13號——馬連良的寓所。這時,他們才發現該處已經於7月7日就被北平高等法院檢察處查封。馬連良的另一處房產——崇外豆腐巷路北7號(1965年後的豆谷胡同13號,現已經拆遷,胡同原址現為新怡家園)也被北平高等法院檢察處查封。馬連良已於4個月前離開北平。當北平市警察局發現馬連良已經離開北平後,1946年7月17日,北平市警察局內五區警察分局長張英年簽發第3270號《密通令》:
「案准河北高等法院檢察處法字第577號密函略以逆伶馬連良赴偽滿演唱慶祝戲時,系由萬子和率領前往。該萬子和有重大罪嫌,囑將其逮捕送辦……」
7月20日,北平市警察局派員,又以馬連良赴偽滿演出是由萬子和率隊為名,去萬子和家查緝萬子和。到萬子和家後也撲了個空。後來發現萬子和也早已經不見了蹤影。於是,借口找萬子和有急事,向他的兒子萬小甫訊問。原來,萬子和由於提前得知他與馬連良因赴東北演出被人控告的事,已經於一周前去往上海找馬連良商量對策。萬子和是華樂戲院的老闆,也是馬連良多年的合作夥伴。馬連良於1930年創辦扶風社後,開始廣攬賢才。為了能夠讓戲班有自己的演出場所,他和富商蕭振川、華樂戲院老闆萬子和一起創辦了新新大戲院。日偽時期,馬連良受到敵偽壓迫,這所戲園也被脅迫賣出,新中國成立後,新新大戲院改為首都電影院。
1947年8月初,馬連良被保外就醫後回到北平。這期間,由於抑鬱成疾,他在家中養病。此時,國民黨接收官員聞訊也來到馬連良家中,以幫忙託人辦案為由,張口要錢。馬連良傾家盪產,變賣所有值錢的東西,但還不夠,還欠下一身的債務。
接收大員為馬連良羅織的罪名,最終也沒有能成立。因為國民黨辦案人員查無實據,實在查不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曾向東北派出過官方使節團,於是最終不予起訴,直至1947年8月16日,馬連良被誣告事件才真相大白。隨後,馬連良一連在北平義演20餘場,場場爆滿。
為償還債務,從1947年9月至12月,馬連良在上海開始參加「還債演出之旅」。馬連良的戲在上海演出非常成功。
一場子虛烏有的漢奸案,讓馬連良傾家盪產,也讓他對國民黨傷透了心。面對家中負債累累的情況,別無選擇,馬連良只好拚命地唱戲掙錢養家。債務還清後,馬連良從上海去了香港,一去就是三年。
195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他才從香港回到北京,與家人團圓。 馬連良在舞台上塑造的海瑞形象特別成功,除了精湛的表演藝術外,還因為是正直的藝術家。他熱愛海瑞,是用赤誠的心來擁抱角色,人們看到的是個活海瑞。可以說《海瑞罷官》是馬連良在晚年推出的極具光彩的巔峰之作。
然而,政治斗爭風雲變幻,誰能料到,這兩個海瑞戲竟成為「文革」首先開刀的對象!心懷叵測的江青早就對《海瑞罷官》虎視眈眈。
1964年下半年,她找北京的評論家批判《海瑞罷官》,人家沒同意。1965年2月,江青來到上海,在柯慶施的支持下,與張春橋共同策劃,由姚文元執筆炮製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活動非常秘密。文章寫好後,送給毛澤東審閱。此時毛澤東正在醞釀發動一場重大的政治運動,對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圖從北京市委打開缺口。
這樣,1965年11月11日《文匯報》發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首先向《海瑞罷官》發難。文章一開始就給《海瑞罷官》下了政治結論,說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著分「《海瑞罷官》是怎樣塑造海瑞的?」、「一個假海瑞」、「《海瑞罷官》宣揚了什麼?」、「《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什麼東西?」四個小標題進行了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的「分析批判」。
文章指責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揚「地主資產階級國家觀」、「階級調和論」、「美化作為地主階級專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劇中寫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復辟,刮單干風;劇中寫了「平冤獄」,就是要為地主、資產階級翻案;劇中歌頌海瑞剛直不阿,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篇黑文一出,一場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隨之而起。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等人談話,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時,指出:但是沒有打中要害。他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的這番話使已經掀起的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更加升溫,完全從學術問題轉向政治問題,調子也越來越高,從刮單干風到替廬山會議上罷了官的彭德懷鳴冤叫屈,一直到罵皇帝就是罵毛主席。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開了序幕。
文章誣稱1960年演出的《海瑞罷官》支持單干風、翻案風,然而批單干風、翻案風,那是1962年的事了。
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幫」為了政治斗爭需要所製造出來的一起冤案。在這場冤案中,吳晗、周信芳、馬連良、許思言以及一批領導幹部、著名藝術家被牽扯了進去,被打成黑幫、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
馬連良從1966年8月開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屬遭株連。在半年多時間里,馬連良在精神上、肉體上受盡侮辱與折磨,憂憤成疾,於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終年只有66歲。馬連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蘭教風習應予土葬,但當時造反派卻強迫將他火化了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馬連良得到平反昭雪。《海瑞罷官》的冤案也得到平反。這個戲還由北京京劇院重新搬上舞台,煥發出了璀璨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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