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汝梅無形資產論pdf

❶ 商譽是怎麼定價的

商譽評估 trade credit evaluation 商譽評估的前提：（1）商譽一般在發生產權變動或經營主體變動時才進行評估。（2）商譽一般在具有超額收益的前提下予以評估，即限於盈利企業或經濟效益高於同行業或社會平均水平時予以評估。商譽評估只適用收益現值法。其計算方法：1、割差法。即先用收益現值法評估企業總體資產的價值之和，以兩者之差額來確定其商譽的價值。2、超額收益法，按企業收益與按行業平均收益率計算的收益差額的本金化價格即為商譽價值。 商譽評估方法初探 一、商譽評估方法的討論 國際上通行的資產評估方法主要為成本途徑、市場途徑和收益途徑。對商譽的評估亦沿用這3種方法。 （一）成本途徑成本途徑是從企業創立商標，形成商譽的各種成本和費用入手，計算其現時條件下的重置完全成本，再加除各種損耗（主要是各種經濟損耗）估算出商譽的價值。 商譽的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但其價值卻與投入成本並無直接的對應關系。人們判斷一家企業的商譽有沒有價值，有多少價值，並不是看它的成本，而主要是看它能不能創造效益，有沒有市場競爭力，這就使得成本途徑的應用受到了很大限制而很少採用。在採用成本途徑時，分析人員需要估計再創造目標商譽無形資產的構成要素所需要的現行成本。最常用的成本途徑通常稱為要素構成法（component build-up method）。要素構成法的第一步是羅列構成目標商譽的各個要素；第二步是估算再創造每個要素所需的成本。此方法是建立在商譽作為存置資產和備用資產的價值概念基礎上的。 再創造與目標商譽相關的持續經營企業的所有要素時，常用要素構成法對該期間內創造的預期收益（例如機會成本）進行分析。例如，我們假定需要用兩年時間來再創造目標企業的所有資產（有形的和無形的），包括所有設備的購買和安裝、所有不動產的建設或購買、供應商的選擇、銷售體系的建立、員工的培訓、客戶認知度和信任度的建立、客戶關系的再建立（與目標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相匹配）。我們還可以假定在兩年的再創造期間，目標企業的年度收益達到1000萬美元。再創造期間內2000萬美元機會成本的現值就是目標無形資產商譽的一個評估值。 （二）市場途徑 市場途徑是通過與各參照物的比較並調整差異而得出的結果。 市場途徑有兩種常用的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將目標企業實際成交的收購價格中扣除有形資產和其他可確認無形資產價值後的余值作為商譽的評估值。第二種方法是以實際的指導性銷售交易為基礎來評估商譽價值。商譽類無形資產很少同其他資產完全分離而單獨出售，因此，指導性銷售交易通常涉及的是持續經營企業或專業機構。在此類交易資料中，銷售價格在商譽和所有其他資產之間進行分配是公開的。這意味著即使是第二種方法也是依賴銷售價格中的余值來評估商譽價值的。 採用收購價格余值法進行評估時，要有與目標商譽相關的企業銷售行為的存在。首先，分析時應當確認目標銷售是一種正常的交易。其次，分析時應確認買價代表的是現金等價物的價格。如果有非現金支付方式或遞延付款，如獲利後支付條件（an earn-out provision），分析人員應將各種支付方式轉換為現金等價物。第三，分析人員應對目標企業所有可認定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進行估價。第四，分析人員應把所有可認定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總體價值從總收購價格中扣除，余值即為商譽類無形資產的價值。 在使用指導性銷售交易法進行分析時，分析人員應確認並選擇足以與目標企業進行比較的實際交易作為參照物。對某些行業來說（如專業機構），這些指導性銷售交易的資料一般會在出版物和期刊上公布，所以容易獲取。在這些實證交易中，商譽常以整個交易價格的百分比或目標企業年度銷售收入的百分比來表示。這些來源於市場的定價倍數，隨後被運用到目標企業上，以得出目標商譽的價值。當然我們應注意到，對來源於市場的定價倍數的估計就是建立在資料來源中的每個企業或專業機構銷售價格的分攤的基礎上的。 （三）收益途徑 收益途徑是通過預期商標商譽能帶來的未來的超額收益，進行折現後確定為現時價值。商譽的評估價值取決於其使用價值，即其生存、競爭、發展、獲利能力，能為市場所承認，商譽才有真正價值，這正是收益途徑的出發點。由於商譽的價值與其形成過程中所投入的成本缺乏直接的聯系，而往往取決於它們所能帶來的未來超過同行業一般水平的超額收益，因而對商譽的評估，較多的採用的是收益途徑。 二、商譽價值評估的超額收益法 （一）超額收益法適用性分析 超額收益法的理論基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科學技術得到了飛速發展，生產社會化，專業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國際間經濟聯系也越來越密切，在這樣一個知識經濟時代，無形資產顯露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際間企業投資不僅單用有形資產投資，用無形資產作價進行投資不僅越來越多，而且比重日益增大，尤其象商譽這樣不在資產負債表上反映的無形資產，更是企業對外投資時的重點，准確評估商譽十分重要。 1.商譽的基本特性是企業擁有或控制的，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額經濟利益的無法具體辯認的資源 20世紀20年代初期，楊汝梅先生在其之無形資產論中就指出：「凡足以使一個企業產生一種較尋常收益為高之收益者，均得稱之為商譽」，在其之後的理論家對商譽的界定中，仍未能出其左右。我國的《企業會計准則》也將商譽定義為企業獲取超額收益的能力。超額收益法是建立在商譽是「企業獲得超額利潤的能力」的觀點之上，在企業發生整體購並和不發生整體購並都可以應用。所以，一個企業只要說明其具有獲取超額收益的能力，就可對其商譽進行評估。 2.商譽的性質決定了評估商譽用超額收益法商譽性質三元理論即「好感價值論」、「總計價賬戶論」、「超額收益論」，都在商譽評估的發展過程中，起過不同的作用。「好感價值論」其合理在於：人們對企業的印象有好壞之分，良好的企業形象是企業獲取超額收益的一個因素。顧客對企業的好感可能來自有利的地理位置、先進的生產工藝、獨占的特權、以及良好的經營管理水平等。但是，對上述這些屬性單獨計價是極其困難的。商譽的價值並不是由這些無形屬性的單獨價值計價加總而計算出來的。所以對企業好感的價值難以用貨幣去計量。由「總計價賬戶論」支持的商譽評估缺陷在前面我們已有論述，這里就不多說了。我們可以看到總計價賬戶論從會計計算演變成數學計算，已完全無視商譽的真實性質，從定性上來看，無任何意義了。通過對商譽三元性質中的其它兩種理論的評析，「超額收益法作為商譽評估的理論基礎，其合理性及優點便逐一顯現出來。超額收益論，其科學性在於：該觀點把握住了商譽作為資產的基本條件——經濟資源、獲利潛力、貨幣計量三要素。

❷ 企業商號有什麼作用

商譽的評估及其保護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中，企業的商譽這一無形資產日益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商譽同專利、商標一樣屬於知識產權的范疇。商譽這一無形資產同企業的設備廠房等有形資產，同專利、商標、商業秘密等無形資產一樣能為企業帶來利潤。因而一些不法經營者、競爭者便開始侵害企業的商譽，因此，保護商譽，制止侵權，就成為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客觀需要，成為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
什麼是商譽?商譽的價值如何計算?這不僅關繫到企業並購、資產重組，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而且還是對其進行正確保護的前提條件。
一、商譽的涵義、性質
商譽通常是指一家企業由於所處地理位置優越或由於組織得當，生產經營效益好，或由於歷史悠久，積累了豐富的從事本企業的經驗，或由於先進的工藝技術和生產訣竅或由於其高效率的管理能力，而使得該企業的獲利能力超過同類企業獲利能力的一種無形資產。概括地講，商譽是指那些不具備實物形態、在企業的持續經營中能為企業提供某種權利並能為企業帶來超額收益的一種無形資產。
對於商譽的性質，人們的認識並不統一，可以說仁者見仕，智者見智。本世紀二十年代，楊汝梅在其所著的《無形資產論》一書中，把商譽的性質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因企業人事上的良好關系而產生的特定價值；二是其存在較久且價值相對穩定，；三是其可以轉讓；四是在轉讓時其價值大小可以用貨幣計量；五是從廣義上看，它則是企業中由於一切組織制度完善及管理得法所獲得的利益。楊汝梅先生的這些看法對我們現在全面認識、理解商譽的性質仍有指導意義。
70年代，美國著名會計學家亨德里克森在其所著的《會計理論》一書中，從會計的角度對商譽的性質作了以下三種解釋：一是對企業好感的價值；二是預期未來利潤超過不包括商譽的總投資的正常報酬部分的價值；三是反映企業總價值超過各個有形或無形資產價值差價的總的計價帳戶。他的前兩種解釋，把商譽看成是可以作為具有自身特性的一項單獨資產。第三種解釋，把商譽看成是一個綜合性極強的計價帳戶。
對於商譽的性質，筆者認為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商譽是一種企業所獨有的在經營上具有優越獲利能力並可在未來帶來超額收益的經濟資源，它可以使企業的收益水平高於同行業的正常投資收益水平；
(2)商譽是可以以貨幣來計量的，其確定依據是企業某一時點的整體可轉讓價值與其各項有形資產及其可辨認無形資產的公允價值的差額；
(3)商譽的形成和發揮效益與企業整體有關，它不能單獨存在，也無法確指它是某項有形或無形資產而產生的附加價值；
(4)商譽既可以從外部購入，也可以內部形成，它不僅與企業的有形資產相聯系，重要的是與企業的一些不可計量的人文因素相聯系，其關鍵則是企業內部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可以說企業在生產經營各個階段，各個環節的各種支出與成本都無不與商譽的形成有一定的聯系；
(5)商譽的價值會隨著企業內部外部經濟環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升降。
商譽作為企業的一項無形資產，是企業的重要財富。一個企業如果有了良好的商譽，在市場激烈的競爭中就可以處於良好的位置，遇到資金周轉困難時就可以較容易地獲得銀行貸款，但是良好的商譽是企業經過長期地努力工作後才逐漸形成的，一旦受到他人的侵害，不僅會造成經濟損失，而且也會使企業的社會形象受到損害，嚴重的可能會使企業破產倒閉。
商譽是社會對企業生產經營能力、商品質量、資信狀況、售後服務、社會形象等的綜合評價。商譽作為企業的知識產權，具有知識產權的一般法律特徵。
商譽具有財產性和人身性雙重內容。商譽是一種無形的不可直接辨認的財產，它的形成往往是權利主體付出了比一般企業更多的努力而得到的，它的價值為廣大社會公眾所認可，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因而具有明顯的財產性。商譽與其權利主體的人身密不可分，商譽是企業通過多年的辛勤勞動在經濟交往中，逐步為社會認可、確認，反映了社會對企業生產經營整體素質的一種綜合評價，因而具有人身權的屬性。商譽作為企業的一種民事權利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
二、商譽價值的評估

❸ 稅法上商譽是無形資產

商譽在復稅法上仍然被歸為無形資制產，與新會計准則的規定存在差異。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第六十五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十二條所稱無形資產，是指企業為生產產品、提供勞務、出租或者經營管理而持有的、沒有實物形態的非貨幣性長期資產，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土地使用權、非專利技術、商譽等。

❹ 會計史上的名人，有簡介和著作

1、閻達五

閻達五教授（1929年12月-2003年11月）生於山西祁縣，1949年3月肄業於北平私立華北文法學院經濟系，1954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夜大學。從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建校至今，一直在該校工作，曾任教員、講師、副教授、教授，擔任過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等職務。

著作：《責任會計的理論與實踐》、《社會會計》、《會計管理結構》等。

2、婁爾行

婁爾行生於1915年7月15日，祖籍浙江紹興。1937年畢業於國立上海商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會計系，同年赴美國密歇根大學企業管理研究生院深造，1939年畢業，獲企業管理碩士學位（MBA）。 學成回國後，他立志報效祖國。

著作：《基礎會計》、《審計學概論》等。

3、葛家樹

葛家樹，男，1921年3月出生於江蘇興化，1945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商學院會計系。現為廈門大學會計系教授，中國會計學會副會長，財政部會計准則委員會委員，廈門市政協顧問，西南財經大學榮譽教授、南開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天津財經學院和江西財經大學等10餘所大學兼職教授。

著作：《西方財務會計理論》、《會計學基礎》等。

4、楊紀琬

楊紀琬教授，我國社會主義會計制度的奠基人，著名會計理論家、教育家，注冊會計師制度重建和恢復的創始人。曾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兼法制委員會委員，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委員，中國會計學會副會長，中國成本研究會副會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

著作：《會計理論探索叢書》、《經濟大辭典： 會計巻》、《中國現代會計手冊》等。

5、楊汝梅

楊汝梅（1899年8月22日—1985年9月8日），字眾先，河北人，會計理論家、會計教育家，中國最早的四大會計師之一，無形資產理論研究的開創者，首位列入《世界名人錄》的中國會計學家。

著作：《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商譽及其會計處理》等。

❺ 李寶震的心系學術,廣收博採

幼年的李先生接受家庭和私塾的傳統文化教育, 奠定了堅實的文史功底。1926年考入英國基督教教會學校新學書院, 接受嚴格的英語訓練, 並學習數理化等新科學，由此形成穩固的外語基礎,為他日後的學術生涯創造了優越條件。
就讀大學時的李先生,便對會計學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廣泛涉獵中外會計文獻,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形成自己的學術見解,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李先生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從上大學時,就喜歡讀各國的會計書刊。工商學院時常得到國外贈書,圖書館藏比較豐富。經常研讀的會計書籍主要有：被稱為會計聖經的盧卡o巴卻里所著《數學大全》的英譯本、舍爾所著《簿記理論》、巴比所著《復式記帳》、奧爾德卡斯爾所著《實用簿記》等；皮克斯利的《簿記辭典》、狄克西主編的《會計學大詞典》、黎斯爾主編的《會計網路全書》、派登主編的《會計師手冊》和勞倫斯、陀爾等所編的《成本會計手冊》等；凱斯特、斐尼、卡特、派登等人所著的《會計原理》、本耐特所著的《論資產負債表》、斯波拉哥的《會計哲學》、哈特菲爾德的《近代會計學》、勞倫斯的《成本會計學》、德波拉、貝爾、蒙哥馬利等所著的《審計學》、利特爾頓所著的《十九世紀前會計史》等名著；日本會計書看過黑澤清的《會計學》、太田哲三的《貸借對照表》、吉田良三和三邊金藏的《會計監查》、渡部義雄的《原價計演算法綱要》、袁愈全翻譯的《會計學概要》等；在中文圖書方面,李先生經常參閱的著作有：楊端六、楊汝梅所著兩本《商業簿記》、楊汝梅的《中國審計制度》、楊眾先的《無形資產論》、潘序倫的《會計學》和《審計學》、李鴻壽和莫啟歐的《會計數學》、錢乃徽的《查賬報告書和工作底稿》、黃祖方的《會計報表分析》、張心徽的《會計制度設計》、雍家源的《政府會計》等；在會計期刊方面,李先生訂閱了徐永祚會計師主編的《會計雜志》和潘序倫會計師所辦的《立信會計季刊》兩種,並每期都全部閱讀。
由於潛心攻讀,認真思考,他寫的畢業論文《中國之所得稅》通過答辯,取得滿分,深受主持答辯教授的贊許,經推薦由震旦大學、工商學院聯合出版,作為經濟叢書之一。巴黎社會科學院將本論文評為優秀作品,日本關西大學副教授柏井象雄在其所著《近代支那財政史》一書中,曾引用本文觀點,並列為參考文獻。
1937年畢業後,他留校任講師,先後講授簿記、審計學、統計學、商業實踐、成本會計、公司會計等課程。1942年,晉升為教授。其後擔任初級會計、中級會計、政府會計、會計制度設計、所得稅會計和審計學等六門課。雖然課程門數沒有增加,但是難度加大了。為此,李先生組建了公平會計師事務所,接受工商企業委託,從事會計制度設計,審查賬目報表和所得稅等業務,以增長工作經驗,為搞好教學服務。
1945年,李先生擔任會計財政系系主任。為提高教學質量,他聘請在業務部門工作而又在理論研究上卓有成績的專家到校兼課, 選用美國原版教材, 加強學生實踐環節,嚴格教學管理,鼓勵教師和學生從事科學研究, 創立會計學會, 使該系及學校聲譽日盛,得到社會的好評。
1949年,國立津沽大學成立,李先生被人民政府任命為副校長。他雖擔任繁重的副校長行政工作,仍然堅持上教學第一線,講授會計、審計課程,不脫離教學崗位。多次參加教育部召開的有關教育改革的會議和制訂合計系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專業會議,從而學習到蘇聯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理論,並在津沽大學付諸實施。 50年代院校調整後,李先生辭去行政職務,在南開大學會計系任教授。擔任會計原理、商業會計、經濟活動分析、檢查與監督等課程的教學任務。其間,李先生潛心研究蘇聯合計,撰寫論文、翻譯俄文會計資料,還與其他同志一起編寫了《工業企業憑單日記賬核算形式》的專著,為財政部在我國工業企業推行憑單日記賬核算形式提供參考,受到我國機械、紡織等行業會計人員的歡迎,此書曾在1956年天津科技優秀成果展覽會上展出,受到好評, 李先生指導的留學生還將其介紹到國外,廣為流傳。
李先生作為中國金融學會的發起人之一, 參加了中國人民銀行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金融學會的成立大會。會議期間,李先生應南漢宸行長的邀請,出席了專家座談會。會上,李先生就如何穩定金融市場,提了幾條建議。對地下錢庄濫發本票投機倒把哄抬物價行為,應予制止。會後,政府果然採取了堅決措施,明令取消了本票。會議期間, 李先生榮幸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見,並感到自己的建議能被政府採納,很受鼓舞。
經歷了50年代反右派斗爭和60年代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風雨坎坷,李先生倍覺大好時光的珍貴和教育事業的重要,為促進會計教育蓬勃發展、進一步改進教學,李先生於1983年撰寫了題為《會計教學改革的設想》的論文。李先生認為,建國以來,會計教學和科研一直沿襲著50年代的蘇聯模式, 不適合我國當前國情, 為此必須進行改革。過去教學方案存在著的主要問題有：①培養目標不夠明確；②專業面窄,適應性不強；③教材內容陳舊,未介紹外國成果；④學科體系結構不適當；⑤對理論和技能訓練重視不夠；⑥教學方法機械,影響學生獨立思考。因此,他建議建立一個適合我國國情的會計學專業教學方案。李先生在論文中指出,(一)會計專業培養德、智、體全面的會計學高級專門人才,要求能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完成會計師的基本訓練, 勝任會計工作和會計學的教學科研工作；(二)為擴大學生知識面,增加了經濟法、審計學、管理會計、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等課程；(三)修訂教材,並增加了電子計算機應用、投入產出法、國外財務會計等選修課程；(四)加強了基礎理論課程,適當減少了其他課程的課時；(五)將原來的會計學原理課分為會計基礎學和現代會計理論兩門課;設立會計實驗室和計算機房,增設會計實驗室；(六)改進教學方法,推廣案例教學,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工作、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一設想,得到院領導和教師群眾的支持,已在天津財經學院逐步實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李先生對會計理論的研究最感興趣,他認為：由於我國解放前不重視會計的科學研究, 解放後又存在重理輕文的傾向, 致使會計科學落後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因此,李先生提倡學術界與實際工作者合作,共同探討會計理論與實踐,努力提高會計的科學水平,明確會計的科學性質,使它能夠更好地為經濟管理服務。李先生撰文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會計學,既應以科學的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以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為指導,還要根據經濟核算的原則,研究如何調整上層建築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 如何提高科學技術以適應四化建設的要求。所以,它應該是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綜合性經濟管理社會科學。這個觀點已經得到會計界許多同志的贊同。
對於會計的職能,會計界多引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說法。但是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的總結這句話的理解,卻各有不同。早期的會計著作,都說會計職能是反映和監督,這是受蘇聯教材的影響。我國《會計法》第三條則稱為會計核算和會計監督。近年來對會計職能的說法,越來越多。有人提出它包括反映、監督、核算、分析、預測、決策、促進等多種職能。李先生認為：反映和核算是指的會計記錄,是會計最基本的職能。而分析、監督、促進、預測、決策等,都可以包括在控制的概念之中,會計既是信息系統,同時也是控制系統。所以會計職能還是說'反映和控制'比較好。
80年代初,李先生撰寫題為《論社會主義的會計原則》的論文,指出會計工作必須以會計原則為指導。同時又應注意,對於外國的會計原則,我們不應照抄照搬,該論文引起會計界的討論。1984年研究會計法時，曾將會計原則寫入會計法草案。1987年中國會計學會把研究會計原則納入議事日程並成立了會計原則及會計基本理論研究組。1992年財政部公布的《企業會計准則》列入的體現中國特色的及時性、明晰性等原則,正反映著李先生的主張。
李先生認為：研究任何學科都必須了解古今中外。對於我國在解放前沒有出版過一本會計史著作，深感這與我國作為一個文化古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為此，他經過發掘考證和研究,發表了《會計史話》系列文章，引起會計界的反響。他對近年來取得的會計史研究進展感到高興,並為授課的需要,編寫了《中國會計簡史》,作為對研究會計歷史的一點貢獻。他認為會計改革除了必須總結自己的經驗,還應借鑒外國經驗，以便批判地吸收,為我所用,因此寫了《國際會計》、《國際審計》,供學習研究者參考。

❻ 頂級的會計大師有誰啊

一、楊汝梅

楊汝梅（1899年8月——1985年9月）男，漢族，河北省磁縣人。1920年畢業於鐵路管理學校高等科（北京交通大學前身），1921年夏前往美國留學，是學校派往美國得第一批留學生。在美國就讀於密歇根大學，主修經濟學並獲得學士、碩士學位，1926年攻讀哲學專業並獲得博士學位。

1926年底回國後任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講授《會計學》。1927年夏調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任教務長兼《會計學》教授。後歷任光華、齊魯、滬江等大學教授。1949年去香港，1950年在新亞書院先後任系主任、商學院院長及會計長等職。中文大學成立後曾任大學商學院院長及系主任等職。後即轉往浸會學院任教並擔任商學院院長等職。

楊汝梅用英語所著的《商譽及無形資產》(Goodwill and Intangible Assets)一書，成為他的成名之作，蜚聲於歐美會計學界。楊氏還是我國最早列入世界名人錄的會計學者。該書問世後，受到我國著名會計學家潘序倫先生的重視，後由施仁夫先生譯成中文，於1926年列入當時潘序倫主編的《立信會計叢書》出版，並定名為《無形資產論》。

無形資產的會計理論以及它的會計處理方法，開始在我國廣為傳播。會計學中關於商譽和無形資產的研究和實務處理，是一個很有理論與實踐意義的重要課題。楊汝梅先生的著述和研究，不但在時間上是相當早的，而且對於健全我國工商企業的管理與會計科學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楊汝梅教授是我國公認的著名會計專家之一，對會計理論的造詣精湛，為我國會計事業作出巨大貢獻。早在1926年就著有《商譽與無行資產論》一書，為美國財經學界所稱許，引起當時財經各界的重視，該書直至1978年還作為《現代會計發展》叢書重印發行。楊汝梅教授任教50年，桃李遍及國內外。

現在「我國研究會計帳薄學說的人，沒有早於楊汝梅的，也沒有比楊汝梅更精通於此學說。」---葉開瓊

「楊汝梅（眾先）是中國會計學者進入世界會計領域，成就達到當時世界水平的第一個人。」---李寶震

二、顧准
1915年7月1日生於上海，1927年在黃炎培所辦中華職業學校畢業後，進入潘序倫的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隨後通過自學，逐步掌握了會計學。16歲時，初次走上講台，卻被學生轟下了台。一年之後，再次上台，才站住了腳。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以後，陸續出版的有《初級商業簿記教科書》、《簿記初階》、《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中華銀行會計制度》、《所得稅原理與實務》、《中華政府會計制度》等。
三、潘序倫

潘序倫(1893-1985),因兄弟輩中排行第四，故又名秩五，宜興丁蜀鎮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是國內外頗負盛名的會計學家和教育家，被國外會計界譽為中國會計之父。

他14歲時，父親去世，得長兄伯彥(古文學家)的教益很多。序倫12歲前讀私墊，後入蜀山小學，畢業後，考進上海浦東中學，經常考第一名，頗得校長黃炎培的賞識。當他15歲將要畢業前夕，因抗議某教師而舉行的交白卷風潮，被開除學籍。之後，轉入常州府中學堂，畢業後，進南京政法大學，不到兩年，學校因故被勒令停辦。不久，他考進了南京海軍軍官學校無線電收發班，畢業後被分派到海軍某艦上任准尉無線電收發報員，可他無意久留，退出軍籍，辭去職務。後來，曾到南京造幣廠當過翻譯員，又回到家鄉做中小學教員，他立志出國留學，得到黃炎培的支持，進入聖約翰大學。1921年畢業，得到文學士學位，同年學校保送，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商業管理學院，選學了會計學科，因而奠定了一生從事會計學研究的基礎。他在哈佛大學，勤奮苦讀，放棄了假日休息與游覽娛樂，經常是一隻麵包一杯開水充飢，爭分奪秒地把全部時間用於學習，從宿舍到教室、到圖書館，終日只是與書為伴，終於在1923年，獲得哈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翌年，又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博士學位。

1924年，潘序倫學成回國，任上海商科大學教務主任兼會計主任等職。1927年，創辦了潘序倫會計事務所，並編譯出版會計叢書和創辦會計學校。他從實踐中深深感到開展會計師業務，首先要取信於社會，因之取《論語》中：民無信不立之句，將潘序倫會計事務所改名為立信會計事務所。

1927年，他先舉辦簿記訓練班，因學生人數大增，為適應需要，後又創辦了立信會計補習學校、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和立信高級會計職業學校。

主要著作：

《立信會計叢書》《蘇聯會計述要》《國營會計概要》《新編立信會計叢書》《成本會計》《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公司登記規則》《公司會計》《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國營企業會計概要》《基本會計學西方會計》《基本會計學》《會計學》《審計學》《所得稅原理及實務》《通用簿記教程》《政府會計》

經典名言: 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處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當必有誠。

四、謝霖

謝霖 (1885-1969年) (字霖甫)，教授，江蘇武進人，男。我國會計界先驅，知名會計學者，我國會計師制度的創始人，會計改革實幹家和會計教育家，中國的第一位注冊會計師，第一個會計師事務所的創辦者，中國會計改革的先驅中國會計師制度的拓荒者。

少年東渡日本，攻讀明治大學商科，1909在畢業獲商學士學位。

回國後，應試經濟特科，清政府收入商科舉人學衙。因才華過人，深受當局重視，先後派任大清銀行(即後中國銀行)總司帳，交通銀行總會計，四川總督署文案委員，四川勸業道商務科長等職。在任商務科長時，即舉辦商務傳習所，自任所長講授復式會計，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新式會計人才。由當時教育家胡元聘為兩湖明德大學教授，講授復式會計，著有《薄記學》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先於《銀行會計學》)，是我國第一部有關記帳的著作，對學生啟迪很大。

謝霖教授以「母實業而父教育」的宗旨，在擔任各種職務的同時，十分重視會計教育。他在熱心教育事業，建立會計師制度，改革會計制度，設立會計師事務所和傳播會計知識等方面，為我國會計科學發展和會計工作實踐做出了巨大貢獻，不愧為我國近代傑出的教育家。1912年總結兩行會計改革實踐，加以系統化、規范化，編著了《實用銀行會計》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並為小商店設計了《改良中式帳》，著有專輯，使小商店在結帳、納稅時具有規范的數據。他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改革會計一舉成功，震動了經濟界，全國工商企業爭相效法，使我國由傳統的單式記帳向科學的復式記帳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並為借貸復式記帳法在我國的運用打下了堅實基礎。

謝霖於1918年6月上書舊農商、財政兩部，建議設立「中國會計師制度」。農商部是當時北洋政府主管全國工、農商業經濟的部門,認為謝的申請「有利商民」,很快同意,並委託謝霖起草了《會計師暫行章程》10條。《章程》規定:凡中國人民年滿30以上、大學經濟學科畢業主修會計的,或曾在資本50萬元的銀行或公司任主要會計人員5年以上的,經農商部批准,即給予會計師證書,准其開業,辦理會計的組織、查核、整理、證明、鑒定、和解等事務。於同年9月7日（也有資料說為9月6日）公布試行。同時向他頒發了第一號會計師證書，是中國第一個會計師。也曾被孫中山大總統聘為孫中山陸海大元帥府的會計長。

191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去北京大學講授新會計，後又任教於上海商學院、光華大學、復旦大學、重慶大學商學院、銘賢學院等。

五、徐永祚

徐永祚（1893—1961）又名玉書。金石墩（今屬祝場鄉）人。先後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和上海神州大學。曾任上海《銀行周報》編輯、主編，上海銀行公會書記長和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會計科長。他經濟知識淵博，會計業務精通。民國12年（1923）在上海設立徐永祚會計師事務所（後改名昌明會計事務所），並舉辦會計培訓班，普及新式簿記知識。當時尚流行中式簿記，他編著《改良中式簿記》一書，出版後頗受工商企業歡迎，紛紛採用。又主編《會計雜志》，經常介紹國內外財會管理的理論和經驗。在30多年的會計師活動中，對提高工商業財務會計管理水平起了相當作用，被公認為名會計師。

民國26年（1937）「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上海人民踴躍捐獻，支援前線，他經手所有捐獻財物的進出證件和帳冊。後來被日寇偵悉，將其逮捕監禁，再三逼問財物所在；他堅貞不屈，後經多方營救獲釋。

新中國成立時，他應邀赴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後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並當選為上海第一、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❼ 商譽的評估有哪幾種途徑

國際上通行的資產評估方法主要為成本途徑、市場途徑和收益途徑。對商譽的評估亦沿用這3種方法。

（一）成本途徑成本途徑是從企業創立商標，形成商譽的各種成本和費用入手，計算其現時條件下的重置完全成本，再加除各種損耗（主要是各種經濟損耗）估算出商譽的價值。

商譽的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但其價值卻與投入成本並無直接的對應關系。人們判斷一家企業的商譽有沒有價值，有多少價值，並不是看它的成本，而主要是看它能不能創造效益，有沒有市場競爭力，這就使得成本途徑的應用受到了很大限制而很少採用。在採用成本途徑時，分析人員需要估計再創造目標商譽無形資產的構成要素所需要的現行成本。最常用的成本途徑通常稱為要素構成法（component build-up method）。要素構成法的第一步是羅列構成目標商譽的各個要素；第二步是估算再創造每個要素所需的成本。此方法是建立在商譽作為存置資產和備用資產的價值概念基礎上的。

再創造與目標商譽相關的持續經營企業的所有要素時，常用要素構成法對該期間內創造的預期收益（例如機會成本）進行分析。例如，我們假定需要用兩年時間來再創造目標企業的所有資產（有形的和無形的），包括所有設備的購買和安裝、所有不動產的建設或購買、供應商的選擇、銷售體系的建立、員工的培訓、客戶認知度和信任度的建立、客戶關系的再建立（與目標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相匹配）。我們還可以假定在兩年的再創造期間，目標企業的年度收益達到1000萬美元。再創造期間內2000萬美元機會成本的現值就是目標無形資產商譽的一個評估值。

（二）市場途徑

市場途徑是通過與各參照物的比較並調整差異而得出的結果。

市場途徑有兩種常用的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將目標企業實際成交的收購價格中扣除有形資產和其他可確認無形資產價值後的余值作為商譽的評估值。第二種方法是以實際的指導性銷售交易為基礎來評估商譽價值。商譽類無形資產很少同其他資產完全分離而單獨出售，因此，指導性銷售交易通常涉及的是持續經營企業或專業機構。在此類交易資料中，銷售價格在商譽和所有其他資產之間進行分配是公開的。這意味著即使是第二種方法也是依賴銷售價格中的余值來評估商譽價值的。

採用收購價格余值法進行評估時，要有與目標商譽相關的企業銷售行為的存在。首先，分析時應當確認目標銷售是一種正常的交易。其次，分析時應確認買價代表的是現金等價物的價格。如果有非現金支付方式或遞延付款，如獲利後支付條件（an earn-out provision），分析人員應將各種支付方式轉換為現金等價物。第三，分析人員應對目標企業所有可認定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進行估價。第四，分析人員應把所有可認定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總體價值從總收購價格中扣除，余值即為商譽類無形資產的價值。

在使用指導性銷售交易法進行分析時，分析人員應確認並選擇足以與目標企業進行比較的實際交易作為參照物。對某些行業來說（如專業機構），這些指導性銷售交易的資料一般會在出版物和期刊上公布，所以容易獲取。在這些實證交易中，商譽常以整個交易價格的百分比或目標企業年度銷售收入的百分比來表示。這些來源於市場的定價倍數，隨後被運用到目標企業上，以得出目標商譽的價值。當然我們應注意到，對來源於市場的定價倍數的估計就是建立在資料來源中的每個企業或專業機構銷售價格的分攤的基礎上的。

（三）收益途徑

收益途徑是通過預期商標商譽能帶來的未來的超額收益，進行折現後確定為現時價值。商譽的評估價值取決於其使用價值，即其生存、競爭、發展、獲利能力，能為市場所承認，商譽才有真正價值，這正是收益途徑的出發點。由於商譽的價值與其形成過程中所投入的成本缺乏直接的聯系，而往往取決於它們所能帶來的未來超過同行業一般水平的超額收益，因而對商譽的評估，較多的採用的是收益途徑。

二、商譽價值評估的超額收益法

（一）超額收益法適用性分析

超額收益法的理論基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科學技術得到了飛速發展，生產社會化，專業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國際間經濟聯系也越來越密切，在這樣一個知識經濟時代，無形資產顯露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際間企業投資不僅單用有形資產投資，用無形資產作價進行投資不僅越來越多，而且比重日益增大，尤其象商譽這樣不在資產負債表上反映的無形資產，更是企業對外投資時的重點，准確評估商譽十分重要。

1.商譽的基本特性是企業擁有或控制的，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額經濟利益的無法具體辯認的資源

20世紀20年代初期，楊汝梅先生在其之無形資產論中就指出：「凡足以使一個企業產生一種較尋常收益為高之收益者，均得稱之為商譽」，在其之後的理論家對商譽的界定中，仍未能出其左右。我國的《企業會計准則》也將商譽定義為企業獲取超額收益的能力。超額收益法是建立在商譽是「企業獲得超額利潤的能力」的觀點之上，在企業發生整體購並和不發生整體購並都可以應用。所以，一個企業只要說明其具有獲取超額收益的能力，就可對其商譽進行評估。

2.商譽的性質決定了評估商譽用超額收益法商譽性質三元理論即「好感價值論」、「總計價賬戶論」、「超額收益論」，都在商譽評估的發展過程中，起過不同的作用。「好感價值論」其合理在於：人們對企業的印象有好壞之分，良好的企業形象是企業獲取超額收益的一個因素。顧客對企業的好感可能來自有利的地理位置、先進的生產工藝、獨占的特權、以及良好的經營管理水平等。但是，對上述這些屬性單獨計價是極其困難的。商譽的價值並不是由這些無形屬性的單獨價值計價加總而計算出來的。所以對企業好感的價值難以用貨幣去計量。由「總計價賬戶論」支持的商譽評估缺陷在前面我們已有論述，這里就不多說了。我們可以看到總計價賬戶論從會計計算演變成數學計算，已完全無視商譽的真實性質，從定性上來看，無任何意義了。通過對商譽三元性質中的其它兩種理論的評析，「超額收益法作為商譽評估的理論基礎，其合理性及優點便逐一顯現出來。超額收益論，其科學性在於：該觀點把握住了商譽作為資產的基本條件——經濟資源、獲利潛力、貨幣計量三要素。

3.商譽是一個動態概念

它的存在在於企業與同行業相比，原先某些獨占性的優勢條件是否仍然存在。若這些曾經是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的獨占性優越性條件，已成為企業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並為其它企業擁有，成為一般獲利條件，此時，商譽存在的基礎就消滅了。商譽的存在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大致可以分為內外兩因素。外在因素有政治、經濟形勢、產業政策、消費趨勢等。內在因素有產品的品質、技術、管理和推廣等。公式是一種靜態計量法，不能更好的與商譽的內涵一致。而超額收益法則立足於動態計量，即通過與同行業相比的超額收益的計算，從而確定商譽價值，更多的體現了企業經濟資源的獲利性。

4.商譽作為無形資產，它的建立未必一定有發生的各項成本

商譽的價值形成是建立在超額收益基礎上。與企業為形成商譽的花費無直接關系。所以並不是企業為商譽花費越多，其評估值越高。盡管所發生費用或勞務費會影響商譽的評估價值，但可以通過未來預期收益的增加得以體現。這種成本無關性，使得商譽的評估以超額收益為基礎，而有別於有形資產中以成本法為基礎的評估方法。

（二）超額收益法原理

商譽權是一種排他性專有權，不是作為一般商品和生產資料來轉讓，而是以它們的獲利能力來轉讓。因此它們的價格不是以其自身成本為基礎，而是以它們的新增收益來衡量。購買者願意支付價款，正是由於它們在未來能夠為企業創造超額收益，這也就是超額收益法的依據所在。超額收益法的基本思想是：估計商譽為企業帶來的超額收益，即企業購買商譽後新增收益中商標或商譽的貢獻份額，然後按一定的比率將其折現，得出商譽的評估價值。即：

商譽＝企業每年預期超額收益×每年折現率

在這個公式中，需要對每年預期超額收益、折現率、折現期限進行確定。

（三）超額收益的確定

影響企業超額利潤的因素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有：1）企業的素質：企業員工的技術水平、加工工藝方法、企業管理以及設備、工具、材料等，這是對企業整體素質的綜合反映；2）市場環境：企業產品的市場佔有率的大小、產品的競爭能力等；3）企業及產品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新興行業還是一般行業，是高新技術企業還是傳統企業等等。評估時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合理預期企業由於商譽所帶來的超額收益。

在評估實務中，由於預測遠期收益難度大，通常預測一定期限內的年超額收益，再假定以後各年的超額收益同精確估計的最後一年的超額收益，將其分段處理。實際的超額收益要受到多種經濟因素的影響，我們要尤其注意那些偶然的、例外的或特殊的因素的影響。例如：當前商譽所有權人在法律上、行政上享有某種特權或某種特殊的限制，致使企業收益偏高或偏低，而這些權利或限制又不能隨同轉讓。由於評估的結果是用來作為正常市場交易的參考，因此，必須對存在上述偏差的實際超額收益進行修正，剔除其中偶然的、特殊的因素，取得正常市場條件下因使用商標或利用商譽而取得的超額收益值，當然，其中應包括對未來收益與風險的合理預期。

（四）折現率的確定

由於存在資金的時間價值，等量的貨幣在未來並不具有與現在同樣的價值，所以必須將未來的超額收益進行折現。商譽的評估選用的未來期望收益率主要是折現率和資本化率。折現率適用於一定時期未來收益折算成現值，資本化率適用於永久性、連續的、周期的未來收益。兩者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在實質上是相同的，因此我們統稱為折現率。折現率是商譽評估的重要參數，它的選取直接決定著評估結果。它應體現3方面的影響：資金的時間價值，通貨膨脹的影響，能承擔的各種風險（如財務風險、破產風險等）。

（五）剩餘經濟壽命的確定

經濟壽命是指從評估基準日到資產喪失獲利能力的年限。一般說來，商譽的壽命應與企業的存續期相同，所以一般不專門確定經濟壽命，而視為無限期。當然，由於市場競爭和條件的變化，導致某一商標或某一企業商譽貶值，此時商譽的經濟壽命就會短於法定、合同壽命或法定經營期限。所以，要維持商譽的經濟壽命，需要不斷的資本投入。

三、余值法

（一）余值法及計算

余值法又稱割差法。一般適用於商譽的評估，即先評出企業整體資產價值，扣除企業全部有形資產和可確指無形資產價值，即為商譽的價值，從本質上來說，這種方法也是採用收益法的原理。余值法評估理論的基石來源於'總計價賬戶論'，其早期依據的兩個觀點，無論是"整體大於其各個組成部分的總和"、或還是"未入賬資產"，都在不同程度上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商譽的某些特徵，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其種種缺陷及不合理性便顯示出來。在總計價賬戶觀點下，一個公司的商譽價值計算公式如下：

P＝W-Z

式中：P-商譽的評估價值；

W-企業的整體資產評估值；

Z-企業全部有形資產價值和可確指無形資產價值。

對於商標來說，也可採用這種途徑，即商標價值等於企業整體資產價值減去企業全部有形資產和其他可確指無形資產價值。

這里，有三類不同的預期收益：利潤總額、凈利潤和凈現金流量，其財務內涵、計算口徑和計算公式均有明顯差異，因此對同一企業在同一年度也不會是同一數值，估計預期收益和折現率的方法與超額收益法類似。在選取相應的折現率時，要注意與計算口徑的一致。當預期收益是企業的凈利潤時，折現率要選組合利率（即安全利率＋風險利率）；當以凈現金流量作為預期收益估算企業整體價值時，應選取行業基準收益率為折現率；當以（利潤總額＋利息支付）估算企業整體價值時，應選取總資產報酬率為折現率。

余值法還有一個途徑，即先估算企業全部收益，再分別估算各類有形資產、其他可確指無形資產價值及其相應的收益率，從企業全部收益中減去這些資產的收益，即得了商譽所帶來的收益，將其本金化，即得出該商譽的價值。

（二）余值法適用性分析

余值法公式是商譽傳統確認方法的概括，雖然能計算商譽的價值，但得出的商譽並不能真正代表商譽的價值。

（1）余值法公式中購買成本的高低，是經過買賣雙方的談判造成的，體現了不同利益當事人對企業價格的判斷，不僅僅決定於企業的內在價值，而且受到買賣雙方談判條件和談判技巧影響。如果買賣雙方在不等的條件下談判，那麼收購價格倒計出來的商譽必然含有非商譽的因素。比如美國聯合公司（UAL）在市場兼並的交易協商中，從1989年8月至1993年期間，其收購價從37億美元上升至67億美元，而後又跌至51億美元，而此期間該公司的有形資產並沒有重大變化，由此可見這樣計算出來的商譽是不可靠的。

（2）可明確辯認無形資產評估的問題。據筆者對上市公司所做的調查，有些可明確辯認的無形資產並未入賬，幾乎所有上市公司對商標權、專利權等都未入賬。在上市公司股份制改造或資產重組中，僅對無形資產的土地使用權進行評估並入賬。隨著經濟的發展，無形資產在企業經營中越來越重要，對無形資產定量研究也得到了重視。這樣，無形資產按照各種分類廣泛得到了分解，美國永安會計公司提供的資料把無形資產分為十六種之多。我國近幾年的有關無形資產評估的專業類書籍，也對無形資產作了細致的分類，並為每類無形資產建立了嚴格、科學的評估體系，就是說隨著無形資產評估技術的發展和無形資產可分解性的提高，商譽的價值變得越來越高。

（3）余值法公式中的各部分資產價值是通過不同性質的評估方法得到的。從預期收益現值法評估出企業整體價值，以成本法或市場法評估有形或無形資產的價值，它們之間評估標准選擇不同，以此推算出，商譽也就不大相同了。所以，上述余值法公式不能正確的評估出商譽。

❽ 有做會計的大師嗎

一、楊汝梅

楊汝梅（1899年8月——1985年9月）男，漢族，河北省磁縣人。1920年畢業於鐵路管理學校高等科（北京交通大學前身），1921年夏前往美國留學，是學校派往美國得第一批留學生。在美國就讀於密歇根大學，主修經濟學並獲得學士、碩士學位，1926年攻讀哲學專業並獲得博士學位。

1926年底回國後任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講授《會計學》。1927年夏調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任教務長兼《會計學》教授。後歷任光華、齊魯、滬江等大學教授。1949年去香港，1950年在新亞書院先後任系主任、商學院院長及會計長等職。中文大學成立後曾任大學商學院院長及系主任等職。後即轉往浸會學院任教並擔任商學院院長等職。

楊汝梅用英語所著的《商譽及無形資產》(Goodwill and Intangible Assets)一書，成為他的成名之作，蜚聲於歐美會計學界。楊氏還是我國最早列入世界名人錄的會計學者。該書問世後，受到我國著名會計學家潘序倫先生的重視，後由施仁夫先生譯成中文，於1926年列入當時潘序倫主編的《立信會計叢書》出版，並定名為《無形資產論》。

無形資產的會計理論以及它的會計處理方法，開始在我國廣為傳播。會計學中關於商譽和無形資產的研究和實務處理，是一個很有理論與實踐意義的重要課題。楊汝梅先生的著述和研究，不但在時間上是相當早的，而且對於健全我國工商企業的管理與會計科學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楊汝梅教授是我國公認的著名會計專家之一，對會計理論的造詣精湛，為我國會計事業作出巨大貢獻。早在1926年就著有《商譽與無行資產論》一書，為美國財經學界所稱許，引起當時財經各界的重視，該書直至1978年還作為《現代會計發展》叢書重印發行。楊汝梅教授任教50年，桃李遍及國內外。

現在「我國研究會計帳薄學說的人，沒有早於楊汝梅的，也沒有比楊汝梅更精通於此學說。」---葉開瓊

「楊汝梅（眾先）是中國會計學者進入世界會計領域，成就達到當時世界水平的第一個人。」---李寶震

二、顧准
1915年7月1日生於上海，1927年在黃炎培所辦中華職業學校畢業後，進入潘序倫的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隨後通過自學，逐步掌握了會計學。16歲時，初次走上講台，卻被學生轟下了台。一年之後，再次上台，才站住了腳。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以後，陸續出版的有《初級商業簿記教科書》、《簿記初階》、《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中華銀行會計制度》、《所得稅原理與實務》、《中華政府會計制度》等。
三、潘序倫

潘序倫(1893-1985),因兄弟輩中排行第四，故又名秩五，宜興丁蜀鎮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是國內外頗負盛名的會計學家和教育家，被國外會計界譽為中國會計之父。

他14歲時，父親去世，得長兄伯彥(古文學家)的教益很多。序倫12歲前讀私墊，後入蜀山小學，畢業後，考進上海浦東中學，經常考第一名，頗得校長黃炎培的賞識。當他15歲將要畢業前夕，因抗議某教師而舉行的交白卷風潮，被開除學籍。之後，轉入常州府中學堂，畢業後，進南京政法大學，不到兩年，學校因故被勒令停辦。不久，他考進了南京海軍軍官學校無線電收發班，畢業後被分派到海軍某艦上任准尉無線電收發報員，可他無意久留，退出軍籍，辭去職務。後來，曾到南京造幣廠當過翻譯員，又回到家鄉做中小學教員，他立志出國留學，得到黃炎培的支持，進入聖約翰大學。1921年畢業，得到文學士學位，同年學校保送，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商業管理學院，選學了會計學科，因而奠定了一生從事會計學研究的基礎。他在哈佛大學，勤奮苦讀，放棄了假日休息與游覽娛樂，經常是一隻麵包一杯開水充飢，爭分奪秒地把全部時間用於學習，從宿舍到教室、到圖書館，終日只是與書為伴，終於在1923年，獲得哈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翌年，又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博士學位。

1924年，潘序倫學成回國，任上海商科大學教務主任兼會計主任等職。1927年，創辦了潘序倫會計事務所，並編譯出版會計叢書和創辦會計學校。他從實踐中深深感到開展會計師業務，首先要取信於社會，因之取《論語》中：民無信不立之句，將潘序倫會計事務所改名為立信會計事務所。

1927年，他先舉辦簿記訓練班，因學生人數大增，為適應需要，後又創辦了立信會計補習學校、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和立信高級會計職業學校。

主要著作：

《立信會計叢書》《蘇聯會計述要》《國營會計概要》《新編立信會計叢書》《成本會計》《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公司登記規則》《公司會計》《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國營企業會計概要》《基本會計學西方會計》《基本會計學》《會計學》《審計學》《所得稅原理及實務》《通用簿記教程》《政府會計》

經典名言: 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處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當必有誠。

四、謝霖

謝霖 (1885-1969年) (字霖甫)，教授，江蘇武進人，男。我國會計界先驅，知名會計學者，我國會計師制度的創始人，會計改革實幹家和會計教育家，中國的第一位注冊會計師，第一個會計師事務所的創辦者，中國會計改革的先驅中國會計師制度的拓荒者。

少年東渡日本，攻讀明治大學商科，1909在畢業獲商學士學位。

回國後，應試經濟特科，清政府收入商科舉人學衙。因才華過人，深受當局重視，先後派任大清銀行(即後中國銀行)總司帳，交通銀行總會計，四川總督署文案委員，四川勸業道商務科長等職。在任商務科長時，即舉辦商務傳習所，自任所長講授復式會計，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新式會計人才。由當時教育家胡元聘為兩湖明德大學教授，講授復式會計，著有《薄記學》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先於《銀行會計學》)，是我國第一部有關記帳的著作，對學生啟迪很大。

謝霖教授以「母實業而父教育」的宗旨，在擔任各種職務的同時，十分重視會計教育。他在熱心教育事業，建立會計師制度，改革會計制度，設立會計師事務所和傳播會計知識等方面，為我國會計科學發展和會計工作實踐做出了巨大貢獻，不愧為我國近代傑出的教育家。1912年總結兩行會計改革實踐，加以系統化、規范化，編著了《實用銀行會計》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並為小商店設計了《改良中式帳》，著有專輯，使小商店在結帳、納稅時具有規范的數據。他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改革會計一舉成功，震動了經濟界，全國工商企業爭相效法，使我國由傳統的單式記帳向科學的復式記帳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並為借貸復式記帳法在我國的運用打下了堅實基礎。

謝霖於1918年6月上書舊農商、財政兩部，建議設立「中國會計師制度」。農商部是當時北洋政府主管全國工、農商業經濟的部門,認為謝的申請「有利商民」,很快同意,並委託謝霖起草了《會計師暫行章程》10條。《章程》規定:凡中國人民年滿30以上、大學經濟學科畢業主修會計的,或曾在資本50萬元的銀行或公司任主要會計人員5年以上的,經農商部批准,即給予會計師證書,准其開業,辦理會計的組織、查核、整理、證明、鑒定、和解等事務。於同年9月7日（也有資料說為9月6日）公布試行。同時向他頒發了第一號會計師證書，是中國第一個會計師。也曾被孫中山大總統聘為孫中山陸海大元帥府的會計長。

191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去北京大學講授新會計，後又任教於上海商學院、光華大學、復旦大學、重慶大學商學院、銘賢學院等。

五、徐永祚

徐永祚（1893—1961）又名玉書。金石墩（今屬祝場鄉）人。先後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和上海神州大學。曾任上海《銀行周報》編輯、主編，上海銀行公會書記長和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會計科長。他經濟知識淵博，會計業務精通。民國12年（1923）在上海設立徐永祚會計師事務所（後改名昌明會計事務所），並舉辦會計培訓班，普及新式簿記知識。當時尚流行中式簿記，他編著《改良中式簿記》一書，出版後頗受工商企業歡迎，紛紛採用。又主編《會計雜志》，經常介紹國內外財會管理的理論和經驗。在30多年的會計師活動中，對提高工商業財務會計管理水平起了相當作用，被公認為名會計師。

❾ 我有關於商譽的諸多問題，請教各位達人哥哥姐姐！

(由於字數的限制，只能回答你前面幾個問題）

商譽
goodwill

是指企業由於種種原因，在用戶中享有較高信譽、經營情況特別良好而形成的高於同行業一般水平的獲利能力。

它代表企業某種優勢，如企業或由於地理位置優越而得利，或由於信譽好而獲得用戶的信賴，或由於組織得當生產效益高，或由於歷史悠久積累了從事本行業的豐富經驗，或由於技術先進掌握了生產訣竅等。

商譽不能獨立存在，它與企業構成一個整體，因此，企業自身建立的商譽不能作價列賬。只有發生兼並、轉讓、聯營的行為使企業發生變化時，商譽經過法定評估機構確認後，方可作為無形資產入賬。

補充：商譽多見於企業合並時期進行確認，也有少部分屬於企業獨立進行資產評估後進行確認，基本就是一個擠出來的資產。

商譽的成因

一、初期的商譽概念：商譽是企業經營活動中所取得的一切有利條件

追本溯源，「商譽」一詞最早出現於16世紀中後期，英國會計學家Leake在「Goodwill：It『s Nature and How to Value It」一文中，還具體引用了1571年出現在英格蘭的那句話：「我把我採石場的全部利益和商譽……都給了約翰。斯蒂文。」普遍認為，這是商業上關於商譽的最早記錄。

雖然商譽最早是作為商業上的詞彙出現的。但是，商譽問題最先卻是引起法庭的注意，故最早關於商譽的定義既
不是經濟界，也不是會計界所下，而是法官所下。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1859年英國一件法庭法案例中司法官對商譽所下的定義：「商譽意指舊企業在從事經濟活動中所取得的一切有利條件，包括地理位置，商號等有關的一切，以及與企業經營有聯系，並由於它們能使企業受益的一切有利條件。」這個概念在英國法庭一直沿用到20世紀初。

可見，早期的商譽並未引起會計界的重視。相反，由於遺囑公證、法律訴訟等問題的牽扯，首先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視，對商譽問題進行了研究。因而，雖然「商譽」是商業上的詞彙，最早卻是由司法界定義的。

二、商譽概念的演進：商譽系指業主與顧客之間的友好關系

商譽問題引起學術界，尤其是會計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和廣泛討論，是19世紀末的事。19世紀末，經過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生產規模擴大，生產場所逐漸固定，企業組織也一改往日家庭作坊、臨時結合等方式，以獨資或合夥制為主。從另一方面看，由於工業革命業已結束，雖然工業化過程仍在繼續，但勞動生產率已不像過去那樣驚人地提高，在投資報酬率大幅降低，競爭日劇的情況下，企業要想獲得豐厚的利潤，必須依靠內部的各項優秀素質：如果一家企業信譽卓著、生產工藝精湛、推銷有術、組織管理有方，它就能吸引較多的顧客購買其產品，企業與客戶之間亦能建立起良好的相互信任關系。而且這種良好關系一旦建立，正常情況下能夠一貫保持下去，企業就會源源不斷地獲得較多的未來收益。此時，商譽普遍被理解為能使企業獲得更多收益的業主與顧客之間的友好關系。例如，19世紀末（1888年），英國一篇會計學術論文將商譽定義為：「……一個企業由於其顧客所持的好感並可能繼續光顧和支持而得到的利益和好處。」這個概念在當時很有代表性。

三、商譽概念的拓展：導致超額利潤的一切因素

本世紀初，經濟更加發達，企業之間的競
爭也更加激烈。企業的優勢已不完全取決於業主與顧客之間的關系，而要從內部管理、生產組織、銷售環節等各方面努力，如果企業擁有某些方面的優勢：如優越的地理位置、優秀的管理人員、高素質的生產工人、龐大的銷售網路、穩定的財務狀況等，它就能獲得較同類型其他企業更高的利潤，即超額利潤。因此，當時將能使一個企業比其他更具有優勢的一切方面，即能導致一個企業比其他企業獲得更多（超額）利潤的一切因素，就稱為商譽。這樣，商譽的概念向深層次拓展了。本世紀20年代初期，楊汝梅先生在其《無形資產論》中就指出：「凡足以使一企業產生一種較尋常收益為高之收益者，均得稱之為商譽矣。」20多年後，佩頓的論述仍然如出一轍：「商譽一詞最先僅限於現成的顧客群所具有的價值，後來則逐漸被用來描述企業可以歸因於銷售、製造、理財和政治等各方面良好關系的那一部分價值。」

楊先生對商譽的定義在當時是很精闢的，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會計研究水平的提高，如此定義就顯得過於簡單。因為在19世紀，資本主義一直屬於個人企業家時代，個人企業家既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又從事經營，而隨著重化學工業的發展和經營的大規模化，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逐漸分離，管理職能的專門化使管理人員的素質對企業成敗顯得至關重要。精良的管理隊伍可以組織開發新產品、運用新技術、訓練有序的工人隊伍，使企業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時，是否擁有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就成了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競爭更加劇烈，它迫使公司不斷通過強化內部管理增加自身的競爭實力，經濟管理成為公司延續生命的主要支撐力量。企業必須充分利用其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有利影響，獲得理想的經營業績，甚至獲得超過同行業平均水平的利潤。當然，如果企業通過上述措施，果真獲得了超過同行業平均水平的利潤，企業就擁有了商譽。可見，隨著生產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人們對商譽的特性有了深入的了解。20世紀40年代以來，會計界逐漸形成了幾種有代表性的商譽觀點，即超額盈利觀、剩餘價值觀和無形資源觀。

（一）超額盈利觀。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商譽是超額盈利的那部分價值。企業經營的目的是獲取利潤，而擁有資產是獲取利潤的前提條件。商譽是一項資產，能使企業具有未來的服務潛力或使企業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雖然它不像廠房、機器設備那樣看得見、摸得著，但對企業來講，卻是實實在在能感受到其存在的。實際上，企業獲取利潤的過程，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各種有形和無形資產相互結合，共同作用的過程，很難從量上區分每個單項資產對企業盈利的貢獻。商譽這項無形資產是與企業整體結合在一起的，無法單獨辨認，但企業一旦擁有，卻能具有超過正常盈利水平的盈利能力和服務潛力。因此，它們的價值就只有通過作為整體所創造的超額利潤才能集中表現出來。自然，商譽也就應由超額盈利來定義了。美國會計學家佩頓1922年就指出：「『商譽』一詞在廣義上表示未來超額盈利的估計價值……確切地說，商譽從這一點上可以被定義為某一特定企業所能賺取的超額盈利的資本化價值，即超過具有相同資本投資的代表性競爭者——『正常』企業——的盈利水平的那部分盈利。」

（二）剩餘價值觀。持這種觀念的人認為商譽是企業總體價值與單項可辨認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價值的未來現金凈流量貼現值的差額。「剩餘價值觀」與「超額盈利觀」實質上是一脈相承的。「超額盈利觀」是從總體上理解商譽，由於未來超額利潤很難直接確定，要在實際工作中計量商譽則困難重重。人們便設想從能夠較准確計量的那些資產入手，即先確認單項有形資產和可辨認無形資產的未來現金凈流量的貼現值，再計算企業總體價值與這一價值的差額，將差額確認為商譽。就像George.O.May所說：「……我們並不是無所不知的，……我們無法評估出一個主體的『良好的名稱和聲望』、『優秀的員工』、『社會和商業關系』等（即多種無形資產）的凈現值。在這樣的情況下，（a）某主體的凈現值和（b）能夠直接計價的資產的凈現值額之間的差額即為商譽。」著名會計學家佩頓（Paton）也認為「無形資產是一個剩餘價值，是公司的真實價值超過各種獨立的有形財產的真實價值的余額……被單位列入財產目錄中的各種有形財產總價值低於公司真實資產的數額應表述為商譽。」

（三）無形資源現。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既然商譽是由諸如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企業聲譽、廣泛的社會關系、卓越的管理隊伍和優秀的員工等構成，而這些都是看不見摸不著，且又無法入帳記錄其金額的，故商譽實際上是指企業上述各種未入帳的無形資源。正如Reg.S.Gynther所說：「之所有商譽存在是由於資產代表的不僅僅是列示出來的有形資產。例如，『特殊技能和知識』、『極強的管理能力』、『壟斷的地位』、『良好的社會及企業關系』、『好名稱和好聲望』、『有利的形勢』、『優秀的雇員』、『貿易名稱』和『已經建立起來的顧客網路』都是這類資產。這些資產的價值（通常認為是無形資產）就是商譽的價值。」

會計界對商譽的以上幾種認識，導致各國對商譽的定義各不相同。英國第22號標准會計慣例公告（SSAP22）《商譽會計》將商譽定義為：「商譽是企業的總體價值與企業可分離凈資產公允價值總額之差」，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第17號意見書（APB Opinion No.17）將商譽定義為「被收買公司的成本超過其可辨認凈資產價值的差額」，這兩種觀點都是從超額盈利觀和剩餘價值觀的角度對商譽進行定義的。我國《企業會計准則第X號——無形資產》（徵求意見稿）中將商譽定義為「企業獲得超額收益的能力」，這顯然是用超額盈利觀對商譽進行定義的。而澳大利亞第18號會計准則公告（SAS18）將商譽定義為「不可辨認資產所能帶來的未來利益」，比較接近無形資源觀點。

雖然上述三種定義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商譽的本質特徵，但不能作為商譽的定義，因為：（1）超額盈利觀念只是提供了計量商譽價值——即將企業未來獲得的超額收益貼現的方法，而且，即使做為一種計量方法，由於貼現率、超額盈利率的估計受諸多因素影響，商譽的價值也是難以准確計量的。（2）剩餘價值觀中所說的商譽價值是通過差額倒算出來的企業總體價值的估計誤差，單項資產的低估或高估，都會擠到「商譽」中，如此，商譽便成了一個「調節閥」，承受著一切主觀因素的影響。（3）無形資源觀認為商譽是一種未入帳的無形資源是不妥當的，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商譽都不入帳，如在控股合並方式下，當收購方支付的價款高於對方各項凈資產的帳面價值之和時，收購企業的帳上就始終記錄了「商譽」這項無形資產。

筆者認為，上述各種定義只是從不同側面說明了商譽的某種特徵，不足以成為商譽的完整定義。首先，商譽是一項資產，應採用定義資產的方法來定義商譽，同時還要揭示商譽的最本質特徵，即商譽是無形的，能夠為擁有者帶來未來經濟利益。據此，筆者給商譽所下的定義為：商譽是企業的擁有和控制的，能夠為企業帶來未來超額經濟利益的無法具體辨認的資源。

商譽的會計研究

商譽作為一種特殊的無形資產, 是財務會計具有高度特殊性和復雜性、同時也深受理論界重視的難題。但從筆者對股票投資人和企業管理層所做的一次小范圍調查中, 反映出現實中商譽會計信息對決策所起作用非常微弱。針對這一調查結果, 本文通過對目前商譽會計中的幾個代表性問題進行分析, 從對商譽基本概念、特點和性質的認識, 商譽的成因分析以及商譽會計研究的現狀，到商譽會計確認、計量標準的確定, 以至披露形式的選擇等方面進行反思, 得出目前的商譽會計存在嚴重缺陷, 並因此未能提供具有足夠質量的會計信息的結論。進一步分析問題的根源, 主要在於商譽的高度特殊性和傳統會計理論體系的制約; 為此, 提出將商譽會計處理分解和構建更加協調的會計原則體系, 以及重新認識財務會計定位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