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美國稅改是否會導致全球資金回歸美國
美國真的有意做稅改的話,只會影響世界的經濟,資金並不會全部回歸,全球的資金並不全是在美國。雖然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消費市場,還有投資的目的地,進行稅改要經過投票等其他環節來做最後的決定。
有人指出,不能通過簡單去比較各個國家企業的稅率就去得出企業投資必將流向低稅率國家的定論。因為還有其他的很多有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在全球化經濟時代,尤其是變化性更快的數字經濟,國際稅收變得越來越嚴峻,國際稅收的漏洞也使那些跨國企業漏稅嚴重,導致了各國財政狀況的惡化。
② 世界第二大美元資產國是哪
位於日內瓦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議)12日發布的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連續第三年下滑,但中國吸引外資總量逆勢上漲,繼續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
當天發布的《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說,受美國稅改政策以及部分經濟體加強外資項目審查的影響,去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為1.3萬億美元,較2017年減少13%,連續第三年出現下滑。
貿發會議秘書長穆希薩·基圖伊表示:「外國直接投資繼續困在危機後的低點。這對國際社會應對貧困和氣候危機等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戰來說,不是個好兆頭。」
具體來看,2018年流入發達經濟體的FDI總額減少27%,降至2004年來最低。其中,美國稅改導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資本迴流美國,致使去年歐洲吸引外資總量減半;而受「脫歐」影響,英國外資流入也大幅減少了36%;另外,美國FDI流入量也縮水9%至2520億美元,但美國仍是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國。
與發達經濟體FDI流入量銳減相比,去年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FDI呈現小幅增長態勢,增幅為2%。同時,發展中經濟體吸引FDI佔全球總額的比重升至54%,創下歷史新高。其中,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外資流入增長4%,成為全球外資流入最多的地區。
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FDI流入量增長近4%,達約1390億美元,繼續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貿發會議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表示,中國投資環境的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化,是中國保持對外資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報告預測,2019年全球FDI有望溫和復甦,預計增長10%,約達1.5萬億美元,但仍低於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完)
附報告全文:
聯合國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全球發布稿
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主編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
日內瓦萬國宮
2019年6月12日
一、全球投資趨勢和前景
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量繼續下降,減少13%至1.3萬億美元。這是全球FDI連續第三年下降。主要是由於美國2017年底實施的稅改促使美國跨國企業在2018年前兩個季度將大量留存的海外收益匯回,導致發達國家中一些傳統外資流入大國的FDI流入出現負增長。此外,部分主要外資吸收國加強外資項目審查機制,將一些大型外資項目拒之門外,也減少了外資流入。
1.外資流入趨勢
流入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減少了了27%,降至2004年來最低。流入歐洲的投資減少了一半,不到2000億美元,主要原因是資金匯回導致了幾個主要外資流入國出現凈流出。流入愛爾蘭和瑞士的FDI分別為- 660億美元以及– 870億美元。受脫歐進程影響,英國外資流入也大幅下降了36%。流入美國的外資也減少了9%,至2520億美元。這主要是由於跨境並購下降了三分之一。流入澳大利亞的FDI達到60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小幅增長,增長了2%。由於發展中經濟體外資流入的增長以及發達經濟體外資流入的大幅下降,發展中經濟體佔全球FDI的比重上升到54%,創歷史新高。
· 雖然非洲許多較大的外資接受國吸收外資水平下降,但流入該地區的FDI仍然增長了11%,達460億美元。這一增長得益於對資源的持續投資、投資的多樣化以及南非在持續幾年投資低迷後的復甦。
· 作為全球外資流入最多的地區,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外資流入增長了4%,保持穩定。該區域公布的綠地投資項目的金額翻了一番,從2017年的停滯狀態強勁反彈,顯示了持續的投資活力。
· 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外資下降了6%,未能保持2017年的增長勢頭,重回過去長期下滑的局面。該地區外資仍然比大宗商品繁榮時的峰值低27%。
流入轉型經濟體的FDI在2018年繼續呈下降趨勢,減少了28%至340億美元,主要原因是流入俄羅斯的資金減少了49%。
在全球前20大外資流入目的地中,發展中及轉型經濟體仍佔一半。美國仍是最大的外資接受國,外資流入達2520億美元;其次是中國,為1390億美元。中國香港及新加坡分別排在第3和第4位。
2.對外投資趨勢
2018年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大幅下降了40%,為5580億美元。美國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迴流使美國對外投資出現負的凈流出,導致美國未能進入2018年全球20大對外投資經濟體名單。但歐洲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增長了11%,達到4180億美元。法國成為第三大投資來源國,2018年對外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
發展中經濟體對外投資下降了10%,降至4170億美元。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對外投資下降了3%,為4010億美元;中國對外投資連續第二年下降。拉美和加勒比的對外投資急劇下降。
3.進入模式
2018年下半年全球並購交易出現增長,緩沖了美國稅改導致的全球FDI的下降。全年跨境並購額增長了18%。這主要由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推動的。
2018年全球綠地投資出現反彈,同比增長41%,達9610億美元,但各地區很不均衡。製造業綠地投資扭轉了長期下滑趨勢,已宣布的項目金額同比增加了35%。大部分綠地投資發生在亞洲,但非洲的綠地投資也大幅增長了60%,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綠地投資急劇下降。
4.全球FDI前景
隨著美國稅改對美企海外收益回匯的影響逐漸減弱,預計2019年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將出現反彈。綠地投資對全球FDI趨勢有預示作用。2018年宣布的綠地項目同比增長了42%,表明跨國公司計劃在今後幾年擴大投資。
但受投資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地緣政治因素影響,2019年全球FDI的復甦將是溫和的,預計增長10%,約1.5萬億美元,仍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
自2008年以來,外國直接投資趨勢呈現長期低迷的趨勢。主要原因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回報率下降、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呈現輕資產傾向以及全球投資政策環境惡化。
國際生產日益呈現輕資產特點,其持續擴張很大程度上是由無形資產以及非股權形式的國際生產方式驅動的。這體現在特許權使用費、許可費和服務貿易的增長明顯快於外國直接投資和貨物貿易的增長。2018年全球100強跨國公司的排名也證明工業跨國公司正在下滑,一些企業甚至掉出了榜單。
跨國公司是全球研發的主要投入者。全球100強跨國公司的研發支出佔全球企業研發的三分之一以上。科技、制葯和汽車企業是最大的研發投入者。發展中經濟體100強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與銷售額之比)明顯更低。跨國公司在研發領域的綠地投資相當可觀,且保持增長。過去五年,跨國公司共宣布了5300個海外研發項目,占綠地投資項目的6%以上,高於之前五年的4000個。45%的項目位於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大多數與研發有關的外資項目都是附加值相對較低的設計、開發和測試活動,而不是基礎研究。
國有跨國公司數量穩定,但國外收購放緩。全球有近1500家國有跨國公司,與2017年持平。歐洲跨國企業佔全球的三分之一多,另外45%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其中18%來自中國。全球100強跨國公司中,國有跨國公司佔16家。國有跨國公司的並購額佔全球的比例從2008 - 2013年年均超過10%逐漸下降至2018年的4%。
二、全球投資政策最新發展
1.外國投資限制和法規不斷增長
2018年,約55個國家和經濟體出台了至少112項影響外國投資的政策措施。其中三分之二的措施致力於自由化、促進和便利新的投資。34%的措施對外資作出了新的限制或規定,這是自2003年以來的最高比例。它們主要反映了對關鍵基礎設施、核心技術和其他敏感商業資產的外國所有權在國家安全方面的關切。針對國家安全問題,發達國家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由於政府幹預,2018年許多超過5000萬美元的跨境並購均告失敗。至少有22筆交易因監管或政治原因被凍結或撤銷,為2017年的兩倍。出於國家安全考慮,9起被暫停,3起因反壟斷主管機構的關切而被撤銷,另外3起因其他監管原因被中止。此外,有7筆交易因東道國當局的批准延遲而被放棄。
2.各國在加強外商投資的審查機制
近年來,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審查變得更加普遍。至少有24個國家(佔全球FDI總量的56%)建立了專門的外國投資審查機制。外資國家安全審查最初是作為限制外國參與國防工業的一種手段。此後逐漸擴大到保護其他戰略性產業和關鍵基礎設施,現在則被用來保護被認為在新工業革命時代對國家競爭力至關重要的核心科技和技術。
從2011年以來,至少有11個國家引入了新的篩查機制,至少有41項對現有制度的修訂。大多數修訂通過增加接受審查的部門或活動、降低審查門檻或擴大外國投資的定義,擴大了審查的范圍。其他新的法規擴大了外國投資者的披露義務,延長了審查程序的法定時限,或對不遵守通知義務的行為引入了新的民事、刑事或行政處罰。
但總的看,吸引投資仍是國別投資政策的主流。大多數新的投資政策措施仍然朝著自由化和促進及便利投資的方向發展。許多國家取消或降低了各種行業外資准入限制。簡化或精簡外國投資行政程序的趨勢仍在繼續。此外,一些國家為特定行業或地區的投資提供了新的財政激勵措施。
3.國際投資政策制定依然活躍
2018年,簽署了40項新的國際投資協定,包括30個雙邊投資協定和10個有投資條款的其他協定。一些新的協定,包括主要投資國簽訂的大型區域性協定,納入了一些新的條款,將對全球國際投資協定體制產生深遠影響。同時,許多國家還在制定新的投資協定範本和指導原則,以此對未來雙邊及區域投資協定的談判和制訂施加影響。
與此同時,終止生效的國際投資協定數量繼續上升。2018年,至少有24項終止生效,其中20項是單方面的,4項是替代性的(通過新條約的生效)。截至2018年底,終止生效的國際投資協定總數達到309個(其中61%發生在2010年以後)。
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有3317個國際投資協定,包括2932個雙邊投資條約和385個有投資條款的其他協定。其中生效的國際投資協定有2658個。
4.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案件持續增長
2018年,投資者根據國際投資協定提起了71起公開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案件,與過去三年的水平基本持平。投資者國家爭端案件總數已達942起。幾乎所有爭端案件都是基於老一代投資條約。迄今為止,已有117個國家對一項或多項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案件作出回應。
2018年公布的仲裁裁決中,超過三分之二是基於管轄權或案情做出的有利於投資者的裁決。到2018年年底,602項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案件得到裁決。
三、中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
2018年,中國仍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外資吸收國,吸收外資逆勢上漲,全球排名第二。2018年中國吸收外資創歷史新高,達1390億美元,佔全球吸收外資總量的10%以上。全球排名僅次於美國。
中國投資環境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化。2018年,中國《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禁止和限制類產業不斷減少,服務業以及一些製造行業加大了對外資的開放,取消或放鬆了對外資持股的限制。同時,投資環境不斷優化、便利化。體現在外資流入上,是製造業吸收外資的快速增長和大型並購交易的增長。
中國外資流入有望繼續保持高水平。2019年年初,中國頒布了新的《外商投資法》,建立了外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並宣布了一系列投資便利化以及市場開放的措施,這些都有利於進一步吸引外資。受中美貿易摩擦等影響,外國投資者採取了多元化的投資策略,部分外資向東南亞和南亞轉移。但總體來看,流入中國的外資仍有望繼續保持高質量、高水平。
中國對外投資全球排名第二,未來有望保持在較高水平。2018年中國對外投資連續第二年減少至130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當前全球投資政策環境不穩定,保護主義抬頭,主要吸收外資國對外資准入的審查進一步加嚴,將一些大型的並購項目拒之門外。同時,中國加強了對外投資的有序管理,這是中國對外投資下降18%的主要原因。隨著中國企業國際化、參與國際競爭的客觀需要和「一帶一路」雙邊合作的推動,以及中國企業在加強出口導向型的對外投資以繞過貿易壁壘,減輕貿易戰影響,中國的對外投資將保持在較高水平。
③ 請問在美國gaap會計制度下,無形資產可以不攤銷嗎
可以攤銷啊!中國和美國都是基本上一致的
④ 美國最新無形資產會計准則是什麼時候頒布的
美抄國FASB公布了第142號准則公告——《商譽和無形資產》(以下簡稱「該准則」),並要求所有企業都必須遵照執行。該准則的公布,標志著美國在商譽會計這一會計領域方面又取得重大進展。
希望幫到你!謝謝
望採納
⑤ 美國大幅減稅中國該如何應對
特朗普放大招!美國大幅減稅,中國該如何應對?
思考
我們當然不能小覷美國的稅改政策,但是,情況遠沒有想像中那麼糟。
設想一下,如果美國大幅減稅,進一步拉大與發展中國家的稅務負擔差距,其他國家有沒有可能在資本外逃等一系列壓力下,也被迫做出減稅等其他財稅政策的調整呢?事實上,英國、法國以及其他主要發達國家已推動減稅立法。而如果這一設想真的實現的話,這一輪全球減稅戰無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減美國減稅的政策效應。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此前我們所作的分析都是基於一般經濟學常理的判斷,而現實中的經濟活動,遠比理論要復雜難以掌握地多。
從美國國內來看,美國減稅真的將百分百推動跨國企業迴流嗎?不盡然。稅率僅僅是影響企業投資的因素之一,其他包括宏觀政策、商業環境、人才條件等,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而在梅新育看來,單一的財稅政策,也很難提振美國經濟,還需要跟接下來的福利等一系列社會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發揮最好的作用。這一點,自然也是跨國資本需要審慎考慮的。
梅新育指出,很重要的一點是,「從特朗普訪華稱中國的政體適合中國人民,到近期一系列的動作來看,他偏向於減少對外部世界的干預,專注於本國經濟改革,激勵生產勞動……這個構想對中國乃至外部世界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中美不是敵人,美國專注於國內經濟發展,提振其經濟,對我國也不是壞事。
在梅新育看來,當下的中國最應該做的,還是專注自己的一系列改革,不要被外界的動作亂了陣腳。美國的稅改或許對我國有一定的沖擊壓力,但這同樣可以轉化為改革的契機。
當下中國的財稅依然存在一些潛伏性問題,比如稅率較高,轉移支付和減免太多等。如果能以此為契機,對減免項目、轉移支付優惠進行一定程度的壓縮,減少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同時降低稅率,那麼中國的財政改革也將迎來廣闊的空間。
在這一過程中,專注自己腳下,拓寬稅基,贏得更加公平、安全和可持續的財稅政策,重振國家和社會的經濟活動,才是當下的中國,最該堅持的思路。
⑥ 美國在取消遺產稅後帶來的結果是什麼
美國遺產稅的起征點較高,並按物價指數浮動。1999年的起征點為65萬美元,稅率實行超額累進制,最高稅率達55%。
中國尚未開征此稅種。
1916年,美國開始正式徵收聯邦遺產稅,後來又開征相關的贈予稅和隔代遺產轉讓稅,並且從1977年起,遺產稅和贈予稅使用統一的稅率。
一位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即俗稱的綠卡持有人)死亡時,不管他的遺產位於地球上哪裡,其繼承人(除配偶之外)有義務申報遺產總額,並繳納遺產稅。非公民或非永久居民在美國的遺產,以當事人是否在美國正式居住(Domicile)來判定他們去世後是否必須交付美國的遺產稅和贈與稅。這里所謂正式居住的定義不是與移民局有無居留權的標准,也與所得稅法里居民的概念不同。所得稅法里的居民以當事人在美國居住的時間(大於31天)為標准,直截了當。而遺產稅里的正式居住其實界線模糊不清。例如當事人有意在美國長住,無意返回原居地,就成了正式居住人士。然而如果其人際關系等仍在原居地,則這類的人士在遺產稅及贈與稅上又不在美國聯邦政府的管轄之內。
遺產的定義,包括動產和不動產、有形和無形的個人財產。比如貨幣是有形資產,而公司股份、債券、保險單、退休金、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益等是無形資產。無形資產中的各項一般都按當時的公平市場價格來確定其價值,比如房產、股票等究竟值多少錢,按照當時的市價來確定。聯幫遺產稅使用超額累進制,稅率分成18個等級,從18 %到50 %,和遺產總值直接相關,遺產越多,稅率越高。
不過並不是遺產總額的每一分錢都必須繳納遺產稅,換言之,遺產的凈值並不等於可征稅遺產額。從遺產總值中扣除債務、喪葬費用、配偶繼承的數額,捐獻給慈善機構的數額,再扣除豁免額之後的數目,才是可征稅遺產。聯邦法律規定可以從每宗遺產或贈與的凈值里減掉一定數額,稱為豁免額。遺產或贈與的數額少於豁免額,則不用交稅。美國國會曾經兩度表決通過廢止遺產稅的法案,規定在10年內逐步廢除遺產稅及其相關的贈予稅、隔代遺產稅,用20%的資本利得稅取而代之,但兩次都被當時的柯林頓總統否決。布希總統上任之後,宣布1.6萬億美元的減稅計劃,其中就包括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遺產稅。得益於這個計劃,在遺產稅方面,2002年的豁免額從原來的75萬元上調到100萬元,最高稅率則從55%減低到50%。今年的豁免額為150萬元,最高稅率是48%。贈與稅和遺產稅的稅率相同,但從2002年至今,豁免額都是100萬元。
在遺產的歸屬和分配的問題上,財產所有人的經過公證的遺囑,是的唯一憑據。如果財產所有人死前沒有遺囑,那麼他名下所有資產自動轉給配偶,不必繳納遺產稅;要是死者沒有遺囑也沒有配偶,遺產並不會自動被死者的子孫或親屬繼承,而是必須經由法院來判決。通常法院也會根據與死者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來分配,只是這個過程的所有費用(約5萬-8萬美元),都由繼承人支付。所以大多數的美國人會及早訂立自己的遺囑,明確指定遺產分配方式,比如多少比例留給配偶或子女,多少比例捐給社會等等。
先課稅再分配,是美國遺產稅制度最顯著的特點。法律規定,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必須在原財產所有者死亡後9個月內,負責以現金方式繳清稅款,然後才可以進行遺產分配。一時錢不湊手,申請延期繳付,也不得超過6個月。如果某人在2000年留下200多萬的可征稅遺產,按當時200萬-250萬美元區段的遺產稅率49%計算,他的繼承人必須先繳納近百萬的遺產稅,然後才能拿到這筆財產。可征稅遺產的總額越大,稅率越高,繼承人需要先繳納的稅款也越多。在紐約長島有一座美麗的庄園,原來是美國總統希思福家的豪宅。房子依山傍海,花木蔥蘢,現在變成公共博物館,就是因為希思福的子孫不爭氣,拿不出錢來繳納遺產稅,這種豪宅短期內又賣不出去,只好將祖宗辛苦建起的家園捐獻出去。
我們中國人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是天經地義的事。美國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其中以亞洲和歐洲傳統文化背景的人居多--反對繼續徵收遺產稅。他們認為,美國人在活著的時候,就必須應付所得稅,房產稅,消費稅……等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稅務,結果辛苦了一輩子,好不容易攢下一點積蓄留給後人,卻還要交納什麼遺產稅!遺產稅一方面是對當事人私人財產的重復課稅,不公平;另一方面加重了繼承人的痛苦,不道德。而且,現在遺產的稅收中有一半來自遺產總價值在500萬美元以下的階層,這些人算不上大富翁,真正的大富豪死後的可征稅遺產只是他們財產的一小部分,因此徵收遺產稅對平均分配社會財富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再有,從繼承人的角度上來講,在繳納了遺產稅之後,其實際繼承的遺產已經大大縮水,而他同時還必須交納個人所得稅,兩稅相加,聯合稅率可以高達70%以上!私人財產的大部分被聯邦政府拿走,減少了國民資本,妨礙儲蓄、勞動力供應和經濟增長。據美國獨立商業聯合會的統計數據,因為高昂的遺產稅,有70%的農場主、家庭企業主無法將企業傳給下一代。
反對者自然就要逃避遺產稅。他們在美國這個金融、保險、信託業高度發達的國家裡,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竅門。比如,父母可以把大筆財產捐贈給醫院或某個福利基金會,條件是在兒子的有生之年,接受捐贈的一方必須以很高的利率定期支付利息,一直到兒子也死了,這個醫院或基金會才算真正擁有這筆錢。如此一來,政府一分錢遺產稅都收不到,兒子卻依然穩穩坐在金山銀山上。再比如,他們可以利用銀行的聯邦529大學儲蓄計劃。孩子一出生,就為他們開設一個529教育基金儲蓄戶口。戶口內逐年存入的錢交給有名的投資管理基金會去管理經營,直到將錢取出來繳學費時才繳稅。這樣開戶時父母或祖父母是資產的擁有人,利用這個計劃馬上可以省很多所得稅,到取錢繳交學費時,錢到子女名下,用子女的稅率報稅,而學生沒有收入,稅率要低得多得多。總之,合法地逃避遺產稅的辦法還有很多,堪稱花樣百出,本文不能一一詳述。
2001年,120名頂級富翁聯名在《紐約時報》的社論版以廣告方式刊登請願書,要求國會繼續保留遺產稅。他們的理由是:減掉豁免額之後,死亡後應當繳納遺產稅的人不足美國總人口的2%,表明遺產稅高度集中地針對富人徵收。徵收遺產稅不僅有利於促進向社會慈善機構捐贈,更有利於平均社會財富。取消遺產稅將導致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減少300億美元的稅收,迫使當局必須增加其他項目的稅率,或者削減醫療保健、社會保障、環保及其他計劃的開支。於是百萬富翁或億萬富翁的繼承人更加富有,但一般靠薪資收入為生的普通家庭的經濟利益,社會福利將受到很大的損害。
被譽為股神的美國著名投資家,大保險集團BerkshireHathaway的大股東沃倫·巴菲特,是簽署和支持這份請願書的人士之一。他擁有公司36%的股份,每年獲得巨額的投資回報,以305億美元個人資產的身價雄踞全球富豪排行第二名。他曾經在公司股東大會上公開地說: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娘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他在請願書中更進一步表示:取消遺產稅是個大錯誤,是極其愚蠢的。取消遺產稅會造就一個貴族階級,等於挑選2000年奧運會金牌得主的最大兒子充當2020年的奧運選手。我們認為,就運動會的比賽而言,這是絕對愚蠢的做法。廢除了遺產稅,將使國家出現財富貴族,意味著某些人將根據世襲而不是根據才幹來掌握國家資源。 在自己的遺囑里,他准備將自己個人財產的99%捐獻給慈善事業,用於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為計劃生育方面的醫學研究提供資金。
和巴菲特一樣不近人情的,還有王牌金融家索羅斯,明確表示會將自己在投資基金會里的工作交給長子,但遺產則將捐給美國的公益機構和東歐的教育機構;建築工程界巨子約瑟夫·雅各布斯,宣布將來留給獨生女兒的只是自己公司價值100萬美元的股份,其餘大部分遺產捐給慈善事業;號稱世界首富的比爾·蓋茨夫婦,名下的資產超過400億美元,迄今為止已經捐出了超過250億美元,他在遺囑中計劃將遺產的98%捐給自己創辦的、以他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比爾和梅林達基金會,用於研究艾滋病和瘧疾的疫苗,和為世界貧窮國家提供援助……
這些人大多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背景,他們更信仰個人奮斗,更相信白手起家。因為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原本都不是富家子弟,前文提到的巴菲特就是在60年代靠13萬美元起家的,據統計,美國百萬富翁的財產只有10%來自繼承。富豪們普遍認為,真正的幸福來自於自己的努力,讓子孫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是一個人一生中能夠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約瑟夫·雅各布斯語)。兩年前歐洲金融世家羅斯柴爾德家族23歲的繼承人拉斐爾因吸毒暴死街頭,至今還是美國富人們教育子女的警訓。
不管主張廢除和保留遺產稅的兩派意見是如何站在自己的利益上據理力爭,相執不下,減免遺產稅的計劃已經在布希政府的減稅法案里,開始啟動。不過這個減稅法案只有十年期效,大部分的減稅項目將於2010年失效。最近有共和黨國人表示,准備在國會推動一項立法,使布希的減稅法案成為永久性。白宮也有官員指出,即使沒有新的立法,布希的減稅法案仍將持續,我們不認為,美國國會會再度徵收遺產稅。然而,遺產稅及其相關稅項在2010年後是否繼續徵收,或者是否恢復目前的稅率,仍有待下一屆新總統的進一步的決定。
⑦ 美國稅改驚動了誰
12月7日消息, 當地時間12月2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最終投票通過共和黨稅改法案。根據這一稅改法案,企業稅稅率將大幅下降,個人所得稅也將有所減免,多項稅制將被簡化。美國稅收制度將迎來30年來最大幅度修改,其外溢效應正成為全球性話題。那麼,美國稅改到底「驚動」了誰?對當地華人華僑及留學生等,有何影響?今後個人赴美有優惠嗎?
【留學生受沖擊 博士生:重新考慮科研之路怎麼走】
資料圖:中國遊客辦理出國簽證。
美國稅改對企業有影響,那麼對中國老百姓有影響嗎?當然有。據報道,由於美國「落地生」政策這條憲法,寶寶出生在美國領土上即為美國公民。有中國父母也希望孩子未來能直接留在美國生活工作。留在美國生活,就會面臨交稅等問題,稅改後,「美寶們」未來將不再需要繳納原本每年需要支付的4050美元稅額。
此外,新稅改法案通過後,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幾乎翻倍:單身人士的免徵額從6350美元提高至1.2萬美元,家庭(已婚人士)的免徵額從此前的1.27萬美元調高至2.4萬美元。
對於在美國買房的人來說,房屋的租金收益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而本次稅改中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額大幅提高,將會減少購房人個人所得稅,增加租金收益。
如此看來,相信此次稅改將掀起移民美國的熱潮,赴美人群將會增加,但申請難度估計也會相應增大。
⑧ 人民日報:美國減稅實際上就是在挑起稅務戰.是否構成
美國聯邦政府2017年4月26日推出的稅改方案,號稱力度史無前例。如果這一方案能夠在國會全部獲通過,對美國的全球競爭力將產生重要影響。
稅改的好處不言而喻。一則吸引美企紮根美國。僅企業所得稅率從35%左右降至15%上下,就將使美企稅負大大低於經合組織國家約25%的平均水平,而降低的部分可轉換為企業的利潤。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與城市研究所聯辦的稅收政策中心測算,今年美國企業盈利預期將增加1080億美元,明年將增2150億美元。此外,15%的稅率已接近部分避稅天堂,加上美國經濟體量龐大帶來的規模效應,有望使實體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美國稅收基金會測算,在最佳狀態,稅改將整體使美國內生產總值增加6.9至8.2個百分點,新增就業崗位200萬個。
二則牽動企業流入或迴流美國。雖然美國政府表示會對在海外留置利潤不歸的美企征稅,但已有透露表示,方案中的稅率將是帶有優惠性質的低稅率。據估計,美國企業離岸利潤留存約2.6萬億美元。如此一來,蘋果等海外存利、持現企業,面臨著諸如歐盟等地的額外征稅重壓和美國的優惠低稅率該何去何從,可想而知。
三則籠絡民眾。美個稅約占國稅總額的70%,若各項稅改方案均能落實,自然使稅基縮小、稅款降低。美民眾對聯邦政府支持率也會隨之上升,有利特朗普續推新政。
美國稅改,納稅人賺了,誰虧了呢?顯然是美國聯邦政府,以及可能被波及的其他國家。
從他國視角看,美國減稅實際上就是在挑起稅務戰。作為反應,一些有實力的國家會加入這場競爭,或競相減稅,或以鄰為壑,或設立避稅天堂。目前,這一跡象在英、法等發達國家已露端倪。這樣做不僅會使國際稅收秩序陷入混亂,更會使業已形成的G20等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框架下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等反國際稅收惡性競爭成果縮水。此外,美國稅改將使部分無力搞稅收競爭的出口導向型國家直接受損。
就美國聯邦政府而言,財政巨額減收將不可避免。據多家機構估計,如此稅改將使美政府未來10年財政減收2萬億至6萬億美元。這對於一個債台高築、過段時間就得裱糊一下債務上限這個「頂棚」的美國政府而言,風險不小。同時,參與美國聯邦政府牽頭的投資項目風險也隨之變高。未來美國經濟建設不但要減稅,還需大興土木搞基建。一面少收錢,一面多花錢,且還要吸引私人投資者往基建上投錢。試問,錢從哪裡來,誰又敢跟投?
此外,對企業而言,減稅省下來的錢干什麼,這既是問題,也是風險。若美實體經濟投資率仍弱,利潤率不高,而炒股等金融交易仍很掙錢,企業則會回購股票裝點股價,其他投資者亦將尾隨。減稅省下的錢便會像量寬時期那樣,推高金融泡沫。這樣,稅改不但失效,還可能成為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導火索。
總體看,美國稅改方案即便在國會通過、順利鋪開,未來也需要在國內做好引導,善用這筆錢,同時與其他國家搞好國際稅政協調,防止相互傷害,危及全球經濟。
⑨ 美國稅改以後,會不會導致全球的資金回歸美國
美國稅改最值得擔心的,與其說是降低稅率,不如說是爭奪稅基,即通過執行稅將以往不納稅的國際交易納入美國納稅范圍,或利用稅收杠桿迫使企業將生產環節留在美國境內。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尤其是流動性更強的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下,國際稅收的協調問題變得日益嚴峻。國際稅收漏洞使跨國企業得以瘋狂避稅,競爭性減稅可能惡化各國政府財政狀況,爭奪稅基則可能導致雙重征稅、供應鏈扭曲等問題。因此,稅收問題已不僅是一國內政,而是需國際合作的多邊問題。
⑩ 美30年來最大規模減稅法案效果有限是真的嗎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20日通過30年來美國最大規模減稅法案。分析人士認為,減稅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有限,而且部分涉及跨國企業的條款可能違反雙邊稅收協定和國際貿易准則。
全球稅基爭奪或將開啟
針對跨國企業的稅收改革,這份法案除了推行「屬地制」征稅原則和對美國企業海外利潤一次性徵稅外,還推出了稅基侵蝕與反濫用稅,即如果跨國企業與海外分支機構或總部的交易降低了這些企業在美國的納稅義務,美國政府將對此類交易征稅。這種新稅種將限制跨國企業通過此類內部交易來避稅,還將阻止他們將產業或知識產權、專利等無形資產轉移到其他國家。
這一條款已經招致美國貿易夥伴的反對。日前,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等歐洲五國財長聯合致信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稱美國減稅法案的部分內容可能違反目前雙邊稅收協定和世界貿易規則。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克萊德·赫夫鮑爾說,稅基侵蝕稅將破壞當前的全球產業鏈,有可能引發美國貿易和投資夥伴的抗議和報復,甚至可能引發在世貿組織的訴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稅收的協調變得日益嚴峻。薩默斯表示,美國不應加入全球競爭性減稅,而應成為全球稅務協調的關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