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共同侵權行為的問題是如何的
共同侵權行為分為以下四種類型：1、意思版聯權絡的共同侵權行為。意思聯絡的共同侵權行為就是典型的共同侵權行為，即數人基於主觀上的關連共同而侵害他人造成損害的侵權行為。這種共同侵權行為的共同加害人包括實際行為人、教唆行為人和幫助行為人。2、客觀關連共同的共同侵權行為。對於客觀關連共同的共同侵權行為，視為共同侵權行為，是指數人既沒有共同故意又沒有共同過失，實施的行為直接結合，造成同一個損害結果的侵權行為。這里所謂的行為直接結合，實際上就是客觀的關連共同。3、共同危害行為。共同危害行為就是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實施有侵害他人權利危險的行為，並且已造成損害結果，但不能判明其中誰是加害人。對此，本文專門設立一個題目進行討論。4、團伙成員。團伙組織的成員的集合行為，是指實施侵權行為造成他人損害，如果沒有團伙的集合行為則可以避免造成損害的結果發生，如果該集合行為可以歸責於該團伙，則該團伙的成員應當承擔連帶責任的侵權行為。
② 原則判斷專利侵權時應注意哪些問題
你好，
一、全面覆蓋原則
全面覆蓋原則是專利侵權判定中的一個最基本原則，也是首要原則。
所謂全面覆蓋原則（又稱全部技術特徵覆蓋原則或字面侵權原則），是指被控侵權的產品或者方法（以下合稱被控侵權物）的技術特徵與專利的權利要求所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一一對應並且相同，或被控侵權物的技術特徵在包含專利的權利要求所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的基礎上，還增加了一些其他技術特徵，則可認定存在侵權性質的行為。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2001年通過，2013年和2015年分別進行了修正)第十七條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七條。
缺點：
過分拘泥於權利要求的字面意思和范圍常常不能為專利權人提供有效和充分的法律保護。
二、等同原則
起源於美國，如今已經被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世界主要國家/地區普遍認同的等同原則是專利侵權判定中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是法院在判定專利侵權時適用最多的一個原則，有人說它是對全面覆蓋原則的一種修正。
所謂等同原則，是指被控侵權物的技術特徵雖與專利的權利要求所記載的全部必要技術特徵有所不同，但若該不同是非實質性的，前者只不過是以與後者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並且本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到的特徵，即等同特徵，則仍可認定存在侵權性質的行為。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2008修正)》第五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
缺點：
適用標准難以統一導致的權利濫用。
等同原則在專利侵權判定適用的過程中，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對比對象的確定,這個問題經歷了從整體比對到逐個技術特徵比對的過程。學界關於對比對象理論的兩種主要觀點分別為整體等同理論和全部技術特徵理論。
1．整體等同理論
整體等同理論是指在進行等同侵權判定時，看被控侵權物從整體上與專利技術方案整體是否等同。
2．全部技術特徵理論
全部技術特徵也被稱為逐一技術特徵（element by element），側重於對權利要求中每項技術要素進行比較分析。該理論認為獨立權利要求中的全部技術特徵都是不可忽略的，如果被控侵權物的某些要素與權利記載的相應技術特徵有所不同，但它們的功能、手段和效果基本相同，則可被判定為等同侵權。
全部技術特徵理論比整體等同理論更加嚴格，避免了由於對權利要求的擴大解釋而導致不確定性，從而提升了等同侵權判定的可操作性。美國和EPC都採用技術特徵等同理論。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有一例，「顱內血腫粉碎穿刺針」專利侵權糾紛案的第一審法院採用的整體等同原則，而二審法院對第一審法院的做法進行了糾正，採用了全部技術特徵理論。
三、禁止反悔原則
禁止反悔原則（estoppel）起源於英國的衡平法，後逐漸被普通法所吸收，成為訴訟等對抗性法律程序中當事人應予遵循的一項重要原則。
廣義解釋禁止反悔原則是指技術方案自公開之日起，無論在權利成立過程中還是權利成立後的權利維持、侵權訴訟，都不允許對其內容作前後矛盾的差別解釋。狹義解釋禁止反悔原則是指在專利審批、撤銷或無效程序中，專利權人為確定其專利具備新穎性和創造性，通過書面聲明或者修改專利文件的方式，對專利權利要求的保護范圍作了限制承諾或者部分地放棄了保護，並因此獲得了專利權，而在專利侵權訴訟中，法院適用等同原則確定專利權的保護范圍時，應當禁止專利權人將已被限制、排除或者已經放棄的內容重新納入專利權保護范圍。
禁止反悔原則被認為是對等同原則的一種重要的限制，當等同原則與禁止反悔原則在適用上發生沖突時，即原告主張適用等同原則判定被告侵犯其專利權，而被告主張適用禁止反悔原則判定自己不構成侵犯專利權的情況下，應當優先適用禁止反悔原則。
法律依據：
2010年1月1日實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 專利申請人、專利權人在專利授權或者無效宣告程序中，通過對權利要求、說明書的修改或者意見陳述而放棄的技術方案，權利人在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中又將其納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捐獻原則
美國是最早適用捐獻原則的國家，在經典案例「美國最高法院在1881年審理的Miller訴Brass公司案」中，專利權人在說明書中公開了兩種燈的結構，但卻只請求保護了其中的一種。十多年後，專利權人發現另一種結構反而更好，於是想通過再頒發程序尋求對該結構的保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沒有支持專利權人的請求。該法院在判決中指出，「如果要求保護某一種裝置，但對於從專利表面來看非常明顯的其他裝置沒有要求保護，從法律上看，沒有要求保護的就捐獻給了公眾，除非它及時請求再頒發並證明沒有請求保護其他裝置完全是出於疏忽、意外或錯誤。「
法律依據：
2010年1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對於僅在說明書或者附圖中描述而在權利要求中未記載的技術方案，權利人在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中將其納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缺點：
現階段，由於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方面的雙重欠缺，導致我國該原則的司法實踐困難重重。
五、先用權原則
先用權原則即先用抗辯權，源自於法律的公平原則。
法律依據：
《專利法》六十九條：在專利申請日前已經製造相同產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經作好製造、使用的必要准備，並且僅在原有范圍內繼續製造、使用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
如今的專利侵權糾紛案件中，被控侵權方往往以先用權作為抗辯理由。所以對先用權原則的適用也有嚴格的條件。
時間因素：
先用人開發成功的爭議技術成果以及准備實施該技術成果的行為應在專利權人提出該專利的申請日之前。
來源因素：
該爭議技術成果應是自己獨立研究開發或是通過其他合法途徑所得。
使用范圍因素：
先用人對該技術成果的繼續使用應是在原有的范圍內進行，不得擴大使用的范圍。所謂「原有的范圍」，包括「使用」該系爭技術成果的范圍和為使用該系爭技術成果而進行「必要准備」的范圍兩個部分。
六、實施公知現有技術不侵權原則
實施公知現有技術不侵權原則即現有技術抗辯、公知技術抗辯權，是我國2008年修訂專利法時新增加的制度。「現有技術」是指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公眾所知的技術。
判斷被控侵權技術是否「屬於」現有技術時，一般採用類似專利授權中的新穎性判斷原則。首先，要適用新穎性的單獨對比原則，不允許將幾項現有技術結合起來比對。如果一項現有技術與被控侵權技術完全一致，則現有技術抗辯成立。其次，如果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存在差異，但差異僅僅是「慣用手段的直接置換（如螺栓換成螺釘）」或「所屬技術領域的公知常識」等，也應認定現有技術抗辯成立。
現有技術抗辯的舉證責任應由提出抗辯的一方當事人來承擔。對於出版物公開，當事人須提供有明確出版時間的出版物；對使用公開，當事人可通過公證等方式來舉證證明相關現有技術的技術特徵及其公開時間。總之，抗辯人不但要證明現有技術特徵與被控侵權技術特徵相同，更要證明相關現有技術的公開時間在專利申請日之前。
法律根據：
2008年修訂的專利法 第六十二條： 在專利侵權糾紛中，被控侵權人有證據證明其實施的技術或者設計屬於現有技術或者現有設計的，不構成侵犯專利權。
七、折衷原則
折衷原則是針對發明、實用新型專利權保護范圍的解釋原則。在理解和解釋權利要求方法上或者說在專利權保護范圍的確定方式上，世界上曾經有過兩種具有代表性的作法，一種是以德國為代表的中心限定製，另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周邊限定製。中心限定製對社會公眾有失公平，而周邊限定製對專利權人的保護又不利，為了彌補上述兩種方式的不足，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曾採用中心限定製的德國和曾採用周邊限定製的美國，已轉向折衷原則。
法律依據：
專利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為准，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解釋權利要求的內容。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專利侵權判定指南》第七條明確闡述了折衷原則：解釋權利要求時，應當以權利要求記載的技術內容為准，根據說明書及附圖、現有技術、專利對現有技術所做的貢獻等因素合理確定專利權保護范圍；既不能將專利權保護范圍拘泥於權利要求書的字面含義,也不能將專利權保護范圍擴展到所屬技術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在專利申請日前通過閱讀說明書及附圖後需要經過創造性勞動才能聯想到的內容。
八、改劣發明原則
所謂改劣發明是指：「被控物以一個簡單的技術特徵來替換專利技術的個別必要技術特徵，而將其它必要技術特徵加以利用實施，大體上能實現專利技術的發明目的，但造成了專利技術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的變劣，降低了其技術效果」。
在當今侵權方法日益多樣化的趨勢下，對改劣發明的理解和法律適用的明確是非常重要的。對於改劣發明是否構成侵權，美國和英國的態度截然相反，在我國專利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中也同樣尚存爭議、存在不同的觀點。其中主張改劣發明不構成侵權的主要理由是：專利權人在申請專利時，都希望使自己的專利保護范圍盡可能的大，同時又能順利通過審查；或保證日後專利權不會被宣布無效。一般專利權人都會將效果好的技術方案寫進權利要求，而放棄效果差的技術方案。但在侵權判定的時候，卻又主張將專利權人放棄的效果差的技術方案給予法律保護，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再有，效果差的技術方案可以通過市場來進行淘汰，這應該適用的是市場的規律，而不能強行通過判定侵權對其進行禁止，這對社會公眾也是不公平的。目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出台的《專利侵權審判指南》給出了明確支持改劣發明不構成侵權的規定，顯然至少在北京地區，該項原則是適用的。
法律依據：
2013年公布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專利侵權判定指南》第一百一十七條：被訴侵權技術方案省略權利要求中個別技術特徵或者以簡單或低級的技術特徵替換權利要求中相應技術特徵，舍棄或顯著降低權利要求中與該技術特徵對應的性能和效果從而形成變劣技術方案的，不構成侵犯專利權。
接下來要介紹的多餘指定原則和反向等同原則，一個正在遠去，一個尚未到來！
九、多餘指定原則
最高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二次修改，將第十七條第一款專利權的保護范圍由「必要技術特徵及等同特徵」修改為「全部技術特徵及等同特徵」，這不僅是與2009年頒布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七條規定的全面覆蓋原則一脈相承，也被認為是對司法實踐中曾經使用過的多餘指定原則的終結。
多餘指定原則又稱「排除非必要技術特徵原則」，其基本含義是，在解釋專利獨立權利要求和確定專利權保護范圍時，將記載在專利獨立權利要求中的明顯附加技術特徵（即多餘特徵）略去，僅以獨立權利要求中的必要技術特徵來確定專利權保護范圍，判定被控侵權物（產品或方法）是否覆蓋專利權保護范圍的原則。如果被告的被控侵權物中不含有該項多餘特徵，仍可以認定被告侵權。
對於是否應在專利侵權判定中適用這一原則，世界各國意見不一。英國法院承認這一原則，但認為法院在適用這一原則時，必須衡量這項特徵在權利要求中的作用，並且推定撰寫人在權利要求中加進這項技術特徵的用意。美國在歷經多年的曖昧和搖擺後，終於在Hilton案中明確否定了這一原則。
目前在我國的專利司法審判中已經不再適用多餘指定原則。因此，專利申請人在撰寫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權利要求書時，應依據在先技術的具體情況合理確定申請專利保護的范圍，切忌為了獲得較好的授權前景而將非必要技術特徵寫入獨立權利要求。
十、反向等同原則
反向等同原則又稱為逆等同原則，該原則尚未在我國確立，但是隨著科技與法律的發展，這個原則正逐漸受到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領域的重視。
所謂反向等同原則指的是當被控侵權物再現了專利權利要求中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時，如果被控侵權物與專利技術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是以與專利技術實質不同的方式、實現了與專利技術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功能或效果，則不應被認定為侵權。
反向等同原則是在美國司法實踐中確立起來的，最初見於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的Westinghouse v.Boyden Power Brake Co.案。本案中，法院認為Boyden的裝置已經為Westinghouse專利的字面范圍所覆蓋，但即便如此，法院拒絕判定侵權成立，「……被控侵權物即便不在權利要求的字面范圍內，侵權指控仍然有可能成立，反過來也一樣。專利權人可以證明被控侵權物落入了權利要求的字面范圍，但如果被控侵權物在原理上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使得專利權利要求的字面范圍與專利權人的實際發明之間出現了脫節，那麼被控侵權物就不在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之內，沒有侵犯專利權。」該表述也成為了反向等同原則最初的雛形。
以納米技術為例，康奈爾大學的研究者所研發的一款「納米吉他」，該款吉他的弦由激光拉制而成，大約只有100個原子的寬度，其可以產生高於人類聽力所及頻率十七倍的音色。如果在這之前存在一種普通的六弦樂器，其權利要求十分廣泛，且並未限定器械的大小，則權利人很有可能宣稱上述「納米吉他」與其產品是等同的，換言之利用納米技術的技術方案很可能與傳統的同類技術方案形成字面等同。但是實際上這是完全不同的技術方案。納米級的器械具有不可思議的微小尺寸，其電子結構、傳導性能、靈敏程度、熔點以及機械性能等都顯著區別於與其相同的在先產品。可見隨著科技的進步，反向等同原則的適用也許並不遙遠。
③ 法律:研究行政不作為的難點在於什麼
【 正 文 】 一、的提出 我們在實踐中遇到了這樣一些案例： 案例1.1999年1月4日發生在重慶市綦江縣的「虹橋垮塌事件」。修建虹橋工程是綦江縣的重點工程，在整個虹橋的修建過程中必須依法經過立項審批、規劃設計、工程招投標、質量監督、施工許可、承擔施工任務單位和個人的資格檢查及監督、工程驗收等法定環節。這一系列的工作必須由有權行政主體依法做出，但是，綦江縣政府及其各職能部門卻沒有依法採取相應的措施，致使工程成為「豆腐渣」工程，而且虹橋通車前已有群眾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虹橋有質量問題，有關職能部門仍然沒履行法定職責，致使慘案發生。雖然有關責任人已受到刑事處罰，可是，對於死去的40多人和受傷的14個人，他們損失應由誰來承擔呢？ 案例2.個體戶李某，擬開辦一個食品店，李某於1998年10月租了臨街門面一間，月租金5000元。經過半個多月的裝修准備工作和對員工進行體檢後，於1998年11月初向區衛生防疫站申請辦理衛生許可證，到12月底防疫站未派員去實地檢查，其後李某從1998年12月起至1999年3 月多次要求防疫站派員去檢查，防疫站以工作忙為由一直未派員去實地檢查，李某因無衛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一直沒有營業。到1999年5 月底，李某以衛生防疫站沒有履行法定職責、給自己造成了30000 萬元房租損失為由，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判決衛生防疫站履行法定職責、賠償自己的損失。李某的損失應由誰來承擔？ 上述案例可能不是最典型的案例，但是類似的案件時有發生。從這些案件中不難發現，引起糾紛發生的原因都是由於行政機關或個人沒有履行法定職責義務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了損害，而受害人從其他地方又得不到賠償。這類損害是否應由國家賠償呢？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雖然規定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或者不予答復的」；「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不予答復的」；「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但是，《國家賠償法》中並沒有明確規定這些情況可以提起行政賠償。實踐中行政機關、審判機關不知道應該如何解決這類問題。由此產生了行政不作為違法的國家賠償責任的問題。 二、行政不作為違法涵義的界定 研究行政不作為違法的國家賠償責任問題，首先，應從法學理論上對行政不作為違法的涵義加以界定。理論界對於行政不作為違法的問題研究較少，所持觀點也不一致，大多數學者只在論述行政行為種類時或在論述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時談到行政不作為，而且沒有直接表述為行政不作為違法。他們所要表達的意思已包含有本文所用的「行政不作為違法」一詞的一部分意思，但不準確、全面。具體是：「第一種表述：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依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申請，應當履行相應的法定職責，卻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的一種行為方式。〔1〕第二種表述：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依行政相對人的合法申請，應當履行也有可能履行相應的法定職責，但卻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的行為形式。〔2〕第三種表述：行政不作為是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3 〕第四種表述：行政不作為是行政主體負有作為的法定義務而在程序上消極的不為狀態。」〔4〕這些對行政不作為的界定。 對我們界定行政不作為違法的含義有和借鑒意義。目前，在理論界直接將行政不作為違法加以界定的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行政不作為違法是指行政機關在方式或內容上有積極作為的義務，但其不為的狀態。〔5 〕第二種觀點：行政不作為違法是指行政主體（通過其工作人員）有積極實施法定行政作為義務，並且能夠履行而未履行（包括沒有正確履行）的狀態。〔6 〕經過對以上行政不作為表述和行政不作為違法的定義，筆者認為，在界定行政不作為違法的含義時必須考慮到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必須正確界定行政不作為違法主體。在我國，履行行政作為義務的主體主要是行政機關，但法律、法規也把部分行政權授予非行政機關的組織行使，這些組織在行政公務活動中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積極的法定義務的狀態，同樣應構成行政不作為違法。案例1 中的綦江縣工程質量監督站就屬於這種情況。因此，第一種關於行政不作為違法的論述主體界定上就有缺陷。另外在界定行政不作為違法的主體時還應充分考慮到負有法定作為義務的公務員以及行政機關委託的個人的不作為違法情況。如案例3中的執勤警察王某。其次， 必須認識到行政不作為違法與行政不作為並非等同，因為在法學界並未約定俗成行政不作為就是指行政不作為違法，如果將兩個概念等同使用必然造成概念上的混亂。因此，在理論和實踐中討論行政主體不履行應履行的積極義務的違法行為時，最好用行政不作為違法概念。有的學者將行政主體不履行應履行法定的積極義務的違法行為，歸到行政失職一種行為，筆者認為這種理解是分類標准所致，本文在此不詳述。第三，必須正確理解法律義務有積極義務和消極義務之分（或分為作為義務與不作為義務），〔7 〕因此，在界定行政不作為違法時不能簡單定義為行政主體不履行法定義務。否則，會將行政越權違法、向攤派等行政機關不履行消極法律義務的行為也歸入行政不作為違法之例。第四，必須認識到不履行行政作為義務的狀態是否構成行政不作為違法。在法學理論中有主客觀條件之分，同樣，在界定行政不作為違法時必須考慮到主客觀因素，即行政主體即使有法定作為義務，但因客觀條件無法履行的，並不構成行政不作為違法。但是，這里所指客觀條件不能簡單來理解。第五，不能把行政作為違法限定在行政主體必須依相對人的合法申請、有能力履行法定作為義務而不履行狀態，如果這樣理解，筆者認為是縮小了行政不作為違法的內涵。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是受《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行政機關的許多法定義務即使沒有相對人申請也是客觀存在並必須積極履行，如案例1中的有關行政機關都負有監督的義務，即沒有相對人申請， 該行政機關也必須積極、認真履行。 基於以上考慮，筆者認為，行政不作為違法是指行政主體（通過其工作人員或被委託的個人）有積極實施法定行政作為的義務，並且能夠履行而未履行（包括沒有正確履行）的狀態。此定義主要有以下幾層意思：第一，行政不作為違法必須以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以及被委託的個人有法定的義務為前提。這種法定義務是法律上的行政作為義務，不是其他義務；第二，行政不作為違法以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以及被委託的人沒有履行法定作為義務為必要條件；第三，「沒有履行」不是行政主體因客觀原因如地震等，而是有履行能力，但它故意未履行、延遲履行、因疏忽未履行或者因認識上的錯誤而未履行。第四，行政不作為違法是一種狀態，它可能表現為整個行政行為處於一種不作為違法的情形，也可能僅表現為某個行政行為的某處或幾處呈行政不作為違法的情況。 三、行政不作為違法國家負賠償責任的必要性及其價值 由於我國《國家賠償法》沒有明確規定行政不作為違法給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應由國家來承擔賠償責任，因而在司法實踐中和理論界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意見也不一致。不贊成將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負賠償責任的理由是：第一，從法律規定看，雖然《行政訴訟法》第11條採取列舉方式規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行政不作為違法的行政訴訟案件，但是我國《國家賠償法》沒有規定行政不作為違法應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行政訴訟法》與《國家賠償法》屬同一層級的法律規范，且《國家賠償法》後於《行政訴訟法》制定頒布和實施，所以，凡兩者不一致的地方應以《國家賠償法》為准。第二，以我國立法體看，行政立法是多級、多部門立法，很多情況下行政主體就是某個行政法規的立法起草者、制定者，它們更多的是考慮如何擴大行政權的問題，行政法規中更多的是體現相對人應該怎樣做，違法後應受什麼的處罰，而很少考慮行政主體應該怎樣做，沒有履行法定義務應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或者不同行政部門制定的行政規章、規范性文件常常發生沖突，使行政機關對自己的法定職責認識模糊，因而造成行政不作為違法現象普遍存在。如果全部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對國家財政不利，負面影響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第三，我國正處在法治建設初期，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超越了我國現階段法治建設的實際。贊成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是：第一，從法律規定看，《國家賠償法》並沒有完全關閉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就行政不作為違法提起賠償的大門。《國家賠償法》第3 條：「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權取得賠償的權利……（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第4 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財產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四）造成財產損害的其他違法行為。」上述二項規定，可以理解為包括了行使行政職權中的行政不作為違法。第二，從立法角度看，盡管行政立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在許多行政法律、法規、規章中還是規定了行政機關工作人的違反該法的行政責任，如果在今後的立法中注意加入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的內容，行政主體法定職責就明確了。行政不作為違法現象自然減少，不存在對財政不利之說，更談不上影響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相反可以促使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依法正確履行作為義務。第三，從我國現階段情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的，政府職能將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今後，主動行政作為將成為具體行政行為的主要方式。因此，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不存在超越我國現階段法治的情況，相反，它適應了現階段法制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式需要。 筆者贊同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的觀點，並認為行政不作為違法國家負賠償責任是十分有必要的。首先，從國外情況看。凡是建立了國家賠償制度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完全排除不作為違法的行政侵權賠償責任， 如美國《聯邦侵權求償》（ Federal Tort claim Act）第1346條規定的美利堅合眾國的侵權賠償范圍中有：「由政府雇員在他的職務或工作范圍內活動時的疏忽或錯誤的作為或不作為所引起財產的破壞或損失，人身的傷害或死亡等」。〔8 〕又如聯邦德國1981年《國家賠償法》第1條第1項規定：「公權力機關違反對他人承擔公法義務時，公權力機關應依據本法對他人賠償就此產生的損害」。〔9〕由此可出不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國家都對此作了規定， 而且越是法制健全的國家規定越明確。盡管制度和國情有所不同，但是，國外先進的立法經驗，我們可以視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加以借鑒。第二，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進入快道我國的法治建設也應進入快車道，建立和完善各項法律制度，使我國真正成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違法必究」的法治國家，我國《國家賠償法》沒有明確規定行政不作為違法國家負賠償責任，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為立法不完善，或制定《國賠償法》時理論依據的局限性所致。而不能以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為由而關閉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負賠償責任的大門，不對現行不完善的法律進行修改。這種過於保守的思想，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進程會產生不利影響。第三，從依法行政的角度看，如果行政主體經常怠於履行法定職責，對各類違法行為該制裁的不制裁，對相對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等合法權益該保護的不保護，這既不利於維護公共利益，也有損於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依法行政從何談起。國家賠償法立法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國家行政主體侵權行為的賠償責任，它應該對行政作為和不作為違法進行全面規范，為受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提供充分的救濟，切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只有這樣《國家賠償法》的功能和價值才能充分體現。將行政不作為違法納入國家負賠償范圍中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價值：第一，全面落實憲法的原則規定。我國《憲法》第41條規定：「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根據上述規定，我國憲法確立了公民有控告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的權利，並有要求侵權賠償主體資格和權利。現行《國家賠償法》和《行政訴訟法》在落實憲法的原則規定時，有「縮水」現象，僅規定了行政作為違法責任問題，而對行政不作為違法問題不加以規定或規定較少。因此，在《國家賠償法》中加入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負賠償責任的規定是對憲法原則規定的落實。第二，有助於建立特色的行政權力制約機制。從理論上講行政權是一種公共管理權。在我國一切行政權來源於人民，人民在賦予行政主體行使公共管理權力的同時，也要求行政主體對公眾承擔相應的法律義務。而且這種公共權利和義務應基本平衡，確立行政不作為違法責任由國家負賠償責任這一原則，實際上，就是要求行政主體應積極履行法定義務，從而達到行政權力和義務基本平衡。第三，充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由於法律制度的缺陷，行政主體不積極履行法律作為義務，得不到相應的「處罰」，因而在現實生活中，行政主體經常怠於履行法定職責。對各類違法行為該制裁的不制裁，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了損害，確立行政不作為違法責任由國家負賠償責任這一原則，可以減少行政不作違法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的損害情況的發生，同時使受害者在受到行政不作為違法損害時又能得國家賠償，從而起到充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的作用。第四，有利於我國國家賠償制度和行政立法的完善。行政不作為違法的國家賠償責任問題，實際上是我國國家賠償制度中的一種缺陷，必須加以完善。將行政不作為違法的責任歸到國家賠償責任中去對我國國家賠償制度的完善是十分必要的，也可以改變過去在行政立法中只強調權力，而忽視義務的存在的情況。當然確立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負賠償責任的價值不僅限於上述幾方面，它對於提高公民法律意識、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也很有價值。 四、行政不作為違法國家負賠償責任構成要件的設定 在明確行政不作為違法國家應負賠償責任後，並不是說，所有的行政不作為違法都應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國家對行政不作為違法負賠償責任，必須具備相應的條件，即構成要件，這是分清賠償責任的關鍵問題。對此，筆者作如下分析設定供大家參考： 1.必須是負有積極實施法定行政作為義務的行政主體（包括其工作人員、被行政主體委託的個人，下同）的行政不作為違法行為。這一構成要件包括三層意思：第一，行政主體必須負有積極實施法定的行政作為義務，如果不負有這種義務就不存在承擔責任的問題。例如，案例 3中，如果張某求助對象不是執勤警察，而是其他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我們只能在道義上遣責他，他所在的行政機關也不應負賠償責任。第二，行政主體必須是有相應的管轄許可權，這是由行政許可權決定的，即它在其管轄范圍內有積極實施法定的行政作為義務，超越了該行政主體的管轄許可權，即使有行政不作為違法，也不應由該行政主體承擔責任。例如，A縣境內某幢房子發生火災，請求B縣消防警救火， B縣消防隊未派消防隊員前往滅火，因大火未及時撲滅致使大火引起周圍多幢房屋失火， B縣消防隊不應承擔行政不作違法的責任。第三，行政主體的工作人員上班時雖然負有積極實施法定的行政作為義務但其下班後或休假時，即使有行政不作為違法發生，該行政主體也不應承擔賠償責任。例如下班警察的不作為違法。 2.行政不作為違法客觀存在。這一構成要件包括三層意思：第一，負有積極實施法定行政作為義務的主體，沒有履行法定作為義務。第二，負有積極實施法定行政作為義務的主體是在可能實施的情況下而不實施。這里的「可能實施」是指根據當時的客觀情況，而不存在不可抗力等特殊的阻礙事由而使其無法實施。第三，有法定履行作為義務時間和期限的，必須是在超過法定履行義務時間和期限後發生才能構成行政不作為違法。 3.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造成了實際的損害。這包括三層意思：第一，必須有實際損害的存在，即損害必須是已經發生，客觀存在的。第二，損害的必須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第三，公民、法人和其他組損失無法得到其他賠償，如果已經得到賠償，國家就不再承擔賠償義務。例如，案例3 中張某如果加害人被抓到計程車被找回、醫葯費已由加害人賠償，那麼即使執勤警察有行政不作為違法情況，他所在的公安機關不再承擔賠償責任。 4.行政不作為違法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實際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因果關系問題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國內外學者有不同的觀點，筆者贊同「只要行政主體違背了對權利人所承擔的特定義務因此導致其損害，且權利人無法通其他途徑受償的，我們認為存在行政賠償責任的因果關系」。〔10〕因此，筆者認為行政不作為違法引起國家賠償責任的因果關系可以這樣理解：只要行政主體的法定作為義務是為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而設置的，而行政主體沒有積極實施法定義務造成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損，行政主體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損害結果之間就存在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的認定，最大的價值就是：有利於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請求賠償，並促使負有法定作為義務的行政主體積極地履行法定義務。 五、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賠償的實現與國家賠償制度完善之構想 正如前文所述，我國《國家賠償法》沒有明確規定行政主體的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在「依法治國」和人民法院「依法審理、依法判決」前提條件下才產生實際工作的爭議。如果僅憑法學理論工作者或法官對行政不作為違法的認識，作為受理和審理行政不作違法賠償案件的依據，是不恰當的，在實踐中可操作性不強，也比較容易引起爭議，因此，筆者認為只有補充修改《國家賠償法》才能使行政不作為違法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得以實現。補充修改的具體構想是： 1.建議修改我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一款規定， 原條文是：「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修改為：「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或不積極履行法定職責義務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這樣修改後就將現行《國家賠償法》賠償的范圍從僅就違法行使職權侵權賠償擴大為除了原來已有的賠償范圍外，還包括了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積極履行法定職責義務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賠償；目的是在國家賠償制度上確立負法定義務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積極履行法定義務，否則國家應承擔因此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的損害。 2.補充我國《國家賠償法》第4條的規定， 增加一款規定：「因負有法定義務的行政機關及其他工作人員不履行法定義務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受害人無法得到其他賠償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這樣補充規定就將行政不作為違法責任規定到行政賠償范圍內，而且明確了這種賠償責任是由於行政機關和其他工作人員不履行（不積極履行、消極履行）法定義務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引起的，同時明確了受害人無法通過其他方式得到賠償，行政機關才承擔賠償責任。 3.修改我國《國家賠償法》第7條第一款的規定。 將現行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行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該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修改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行政職權或不積極履行法定職責義務致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該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這項修改規定，目的在於明確行政不作為違法責任的行政賠償義務機關。
④ 根據民事訴訟立法理論和實踐,論述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認識
我國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的含糊不清所引發的問題在理論與實踐中的誤區與誤導表明：目前我國在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上並不理想，存在許多法律中的缺陷及漏洞並由此引發了實務過程中的種種與法律的基本價值追求背道而馳的現象，如何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完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成為近些年來學者們竟相研究及探討的熱點問題，正在起草的《民事證據法》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一制度的立法走向。
舉證責任倒置將何去何從，正如某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將所謂的舉證責任倒置的說法徹底地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目，建立一套與長期以來理論及實踐中均被普遍認同的舉證責任倒置相異的，不再有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概念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還是保留現有的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觀點，進一步在理論上予以完善，明析原本含糊的概念的界定，結合本土法律文化的特點讓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獲得重生？筆者認為，盡管當前舉證責任倒置的內涵及適用的范疇仍然含糊不清，既然它已經在司法實踐中成為普遍運用的一項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那麼理性的及與現行法律實踐具有連續性的選擇不是全盤否定舉證責任倒置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在理論上探討如何在既定的對舉證責任倒置認識的基礎上完善我國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律規定，使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更為科學。如前所述，對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走向眾說紛紜觀點不一，我想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論述完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對策。
一、設置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法律選擇
舉證責任倒置如何在法律上予以完善可以有不同的途徑，在證據法草案展開討論的過程中，對舉證責任倒置的爭論也層出不窮，楊立新所總結的《中國民事證據法研討會討論意見綜述（三）》中關於舉證責任倒置討論意見綜述部分大致總結了如下五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草案中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抓住了主要的問題，總結了司法實踐和理論討論中的好的意見，提出了很好的辦法。舉證責任倒置，就是在一般情況下的正常的舉證責任，在有特別規定的時候，將舉證的責任反過來規定。這就是，正置的舉證責任是從主張的事實上來的，即證明權利成立的要件，由主張的權利人承擔；倒置的時候，只能是部分事實的證明，是對某些事實的證明實行倒置。在這個問題上，草案說的還不夠清楚。
第二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倒置的是什麼，可以用概括的方法規定，不一定要規定得那麼清楚，也不用規定得那麼細，只要說明了倒置的後果責任就可以了。要明確規定侵權的領域、合同的領域、醫療事故的領域中，可以舉證責任倒置，再加上一條彈性的條款，就可以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涉及到當事人的根本的訴訟利益問題，不能含含糊糊，不清不楚，一定要規定好。在最高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若干意見中，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就是不清楚的，沒有體現法律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基本精神，在實踐中引起舉證責任適用中的混亂，很多審判員在審判中濫用舉證責任倒置，造成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因此，對在什麼情況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明確規定。但是，也不能對每一種情況都作具體的規定。按照民法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就是要明確規定這樣幾條：一是在適用過錯推定原則歸責的侵權行為案件中，對推翻加害人過錯推定的證明，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加害人證明；二是在因果關系推定的侵權案件中，對於推翻因果關系推定的證明，由加害人承擔；三是在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歸責的時候，對於損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引起的證明，舉證責任倒置，由加害人證明；四是在合同責任中，對於合同責任的過錯，因為合同責任中的過錯是推定過錯，所以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加害人證明推翻過錯推定的責任；此外，再規定一個彈性的條款，概括上述這些規定沒有規定的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即可。
第四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問題，不是訴訟法規定的內容，而是實體法規定的內容。世界上，只有印度、匈牙利和我國台灣的立法在程序法中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情形，其他國家都是規定在實體法中，因此，不應當在證據法這種程序法中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問題。對此，有的同志針鋒相對地提出，我們制訂的證據法，就是要對有關證據的問題進行完整的規定，要有所突破，不管是實體法的證據問題，還是程序法的證據問題，都要規定進來。對舉證責任倒置的有關情況，就是要在實體法的規定中抽象出來，整理出條文，規定在證據法中。
第五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不明確，就應當直接叫做被告舉證，清楚明白。再具體規定被告舉證的情形。一定要詳細，不能概括，以便於操作。
以上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立法的爭論，體現了舉證責任倒置立法取向上的分歧。舉證責任倒置規則設置的法律選擇應遵循規律，舉證責任倒置的規范屬於訴訟法及相關的實體法領域，不是純粹的訴訟法規范或實體法規范，認清了這一點，才能認識到那種將舉證責任倒置規范完整無缺地規定於民事證據法中的構想太過理想化，嚴格的法定主義對舉證責任倒置規范的設置而言，無論如何完善總免不了會掛一漏萬，因為舉證責任倒置會隨著新類型案件的出現及現有法律規范的缺失而難以援引明確的法律條文來判案，而法諺言：「法官不能因沒有法律而不判案」，所以，在舉證責任倒置法律規范的設置中應貫徹法律明確規定為主法官自由裁量為輔的基本精神，同時，自由裁量賦予法官相機行事的一定權力，而這種權力類似於英美法上的「衡平」，正如丹寧勛爵在其著作《法律的界碑》中寫道的：「衡平法是一種不好把握的東西，對法律來說，我們有一個標准，知道應該相信什麼。衡平法與一個人的良心是一致的，這個人就是大法官：它有多寬，衡平法就有多寬，它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即使他們確定了衡量標准，也只有這么一種，我們稱其為『大法官的腳』」為避免法官過分濫用自由裁量權，是否可以在我國推行判例法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國法律傳統和法律制度雖不是判例法制度，但在當今兩大法系日趨融合的發展趨勢下，判例法的適用可能性及其作用也正日趨擴大①，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里，無論是法官判案，還是律師代理業務，很多情況下也都把過去的案例當成參考。判例法是法官的法，法官通過審理案件創立法律原則，判例就成為法律。因此，法官要有很高的法理素質才能搞判例法。基於法官目前的素質，我國搞判例法還不合適，一旦時機成熟，我國也不是完全不能搞判例法，所以在舉證責任倒置規范設置的法律選擇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判例的指導意義考慮在內，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可以確定判例法的一席之地，以此來彌補立法中的滯後與缺失，但在目前的立法狀況下舉證責任倒置規范設置的立法選擇還不能將判例法納入在內，所以只能以法律的明確規定為基礎以法官的自由裁量為輔助的模式。
民事證據法草案涉及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為第七章當事人舉證由李浩、湯維建擬，具體為民事證據法草案「第240條（舉證責任的倒置）下列民事訴訟實行舉證責任倒置：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被告就其未使用原告的專利方法製造產品負舉證的責任。2、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被告就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3、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被告就自己無過錯負舉證，責任。4、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的侵權訴訟，由被告就產品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5、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被告就自己行為與損害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6、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訴訟中，由被告就醫療得為與損害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失負舉證責；7、有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可見民事證據法草案並未將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所有類型的案件涵蓋在內，僅羅列了現實生活中較為典型的幾類，並以一彈性條款「有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應被告承擔舉責任的」作高度概括的靈活性規定，而這一草案的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沒有對長期以來不明析的舉證責任倒置內涵在法律上予以明析，仍然避免不了舉證責任倒置范疇含糊不清的局面，其次，從該草案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來看，難免會讓人誤以為舉證責任倒置僅適用於某些特殊侵權行為的情形，而不包括合同領域中的某些違約行為，再次，在立法技術上存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體現，草擬者既想將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案件予以羅列，但顯然草案中的羅列並不理想，從正統的德國式的舉證責任倒置的學說來評價，這一條款既不是法律要件說也不是危險領域說的體現，而是兩者的混合物，並且從該草案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條款判斷，草擬者並不想依賴證據法中的規定將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范疇總結完全，還得結合其他法律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才能在司法實踐中形成完整的體系。此外，該條款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的演變。
二、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原則與立法構想
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完善與其它法律一樣，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並以此原則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從對舉證責任倒置的功能等各方面的論述中大致可以總結出將舉證責任倒置在立法中應遵循的原則主要有如下幾個：
1、程序法與實體法相結合原則；正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並不能純粹地歸屬於實體法或程序法，所以對舉證責任倒置規范的立法應貫徹程序法與實體法相結合的原則，縱觀各國的司法實踐及立法經驗，正如一些證據立法的專家學者所說的對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多見之於實體法，只有少數國家將之規定在程序法中，基於我國立法的特殊的法律傳統，對舉證責任倒置可以採取法定主義的方法，在程序法中作原則性與概括性的規定，畢竟在法官判案的過程中程序法的規定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案件的是非曲直還須在實體法中尋找根據，通常實體法對責任承擔的法律要件的規定，從根本上便確定了舉證責任的分擔，所以在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過程中應理智地認識到不可能靠證據法解決所有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的設置，完成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任務。
2、公平原則；公平是法律的內在價值追求，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設置同樣須以公平原則為指導，在訴訟中法律應均衡地保護當事人各方，自從1991年我國經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公布以來，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就民法無明文規定的醫療損害、交通事故之損害、商品瑕疵之損害以及環境公害等事件，在適用一般侵權行為規定來確定舉證責任分配的同時，大都另以各種特殊情況的事實存在，作為解釋法律適用法律的方法，從而將上述類型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就加害人故意過失的要件事實及因果關系的事實，由加害人負舉證責任②，這些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確保法律公平目標的實現。
3、訴訟經濟原則；訴訟中對成本與效益的比較，直接或間接地會影響到對訴訟制度的選擇，訴訟經濟原則就是要以最小可能的資源花費來達就預期目標的理性選擇，從而將省下的資源花費用於這一系統的其他領域，合理的舉證方式的配置可以實現以更少的訴訟資源獲取同樣的訴訟目標，對舉證責任倒置的合理設置，可使舉證資源得以在當事人之間能有效地均衡分配，不至於使當事人中的某一方的舉證負擔過重，導致訴訟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地降低當事人的勝訴機會，正如丹寧勛爵所說的「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③，同時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法院也可以自行收集證據④使法院在判案的過程中大大減少法院查明案件事實的耗費，法官不是偵探，他的主要作用不在於探清爭議的事實，而在於對當事人所提出的訴訟請求及相關的證據作出判斷，這又是建立在舉證責任分配製度的設置上的，其中舉證責任倒置這一舉證責任中的例外情形的設置是重中之重。
4、保護弱者原則；在設置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時保護弱者原則應為其題中應有之義，在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在較大程度上與歸責任原則相關，而歸責原則的演變又是與保護弱者的精神相關，如前所述在古羅馬時代建立起來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為「原告應負舉證義務」，其二為「舉證義務存在於主張之人，不存在於否認之人」⑤，後來隨著大工業的發展依此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受害人獲得賠償的機率越來越低，為保護這些在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設置舉證責任倒置成為法律公義追求的必然，據此，增加對處於不利地位的受害人的保護，當然從世界范圍來看，舉證責任倒置是實行法律要件分類說下的特定現象，並有其局限性，但對弱者的保護是舉證責任分配體系中不可忽略的基本精神與原則。
除了以上幾個原則外，在舉證責任倒置的設置的過程中還應遵循其它一些原則諸如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官依誠實信用原則設置舉證責任倒置，立法時還可依蓋然性原則、危險領域說、經驗法則等為參考，完善舉證責任倒置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的不足與紕漏。基於以上幾個原則，在具體的立法過程中（不僅僅指《民事證據法》）證據距離的遠近、舉證難易的程度、是否有利於損害的預防和救濟作為舉證責任倒置適用范圍的基本思路，從民事證據法草案中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可知，在該草案中試圖將司法實踐總結出的更具操作性及指導性的司法解釋也納入確定舉證責任倒置法律規范的范疇，以增強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適用上的靈活性，但這一選擇應以誠信原則為指導，因為舉證責任倒置問題在相當大程度上會直接影響到案件勝敗結果，這對當事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司法解釋不應超出實體法及和程序法所確定的基本立場與方向，只有在立法出現缺失的情況下司法解釋才能依法律解釋的基本原則對缺失的部分進行補充，並且不得違背立法精神，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設定也應遵循這些限制，從諸多的立法實例來看，我認為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完善存在於以下幾方面：
其一在於立法明確舉證責任倒置，賦予其法定內涵及意義，此舉的主要目的是定分止爭，避免在是否應該稱之為「倒置」的問題上的糾纏不休。
其二在民事證據法中綱要性地規定常見的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類型，並通過立法技術的利用增強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的靈活性及法律彌補的即時性，因為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案件類型遠遠不限於如民事證據法中所羅列的幾種案件類型，而且必然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會產生更多新型的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案件。
其三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設置應在實體法的立法過程中予以充分的重視，畢竟訴訟法對舉證負擔的規定通常較為原則，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地均在實體法中對舉證責任作出規定，如19世紀初《拿破崙法典》、此後的《德國民法典》、《美國統一商法典》等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存在這種立法模式⑥，我國《民法通則》盡管許多條文條款較為原則，但仍然注意到舉證責任分配事項，而且主要集中於舉證責任倒置的例外情形，如《民法通則》第123條規定：「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等特殊侵權的民事責任的規定，此外《專利法》、《海商法》，《合同法》均存在對舉證責任分配的部分規定，這些實體法的內容不可能在程序法中面面俱到地予以詳盡規定，所以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還應依賴於實體法，所以在我國學者中就有人（如畢玉謙）主張對舉證責任倒置的確定不宜事無具細地規定於法律中而應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載量權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⑦。
最後舉證責任倒置的設置，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可根據舉證的難易程度、證據的遠近距離或是否有助於損害的預防與救濟等價值因素、合理地在當事人之間配置舉證資源，並可以適當地確立判例的指導地位，以彌補現行法滯後的不足。例如，我國目前尚未制定《新聞法》，在新聞侵權案件中存在的一個非常明顯的難點乃是舉證責任問題。按港台誹謗法，在實體法中即已規定了舉證責任：新聞真實應由被告證明，如果不能證實即應承擔不利法律後果。大陸新聞侵權法既然在實體法中將新聞虛假和失實列為誹謗或侵權之構成要件，那麼按相應的程序法原則原告就負有證明新聞虛假、失實從而構成誹謗或侵害名譽權的責任，如果不能證明虛假或失實，就不能認定誹謗或侵權。然而對此在學術上和實務中均存在強烈爭議。在學術上，上海資深新聞工作者賈安坤教授著文認為，在新聞侵權訴訟中應當嚴格按民事訴訟法一般的舉證原則辦理，即原告舉證，有些地方實行「誰報道、誰舉證」於法無據，而且有些目擊性新聞報道要新聞記者舉證也是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北京李大元大法官則明確主張對新聞失實的證明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由被告履行證明新聞屬實的責任，否則即由被告承擔不利法律後果。其理由也很實在，因為原告是無法證明某一事實不存在的，他將因此而喪失保護自己名譽權之可能。在實務中，如北京市高級法院規定，對於起訴報刊侵害名譽權的，應由原告舉證，經審查確有證據方予立案。上海市高級法院規定，起訴侵害名譽權應提供認為侵權的報刊所登內容不是事實的證據。也有以原告舉證不足以推翻新聞事實而判決原告敗訴的。但更多的情況是要求新聞媒介或作者履行證明新聞真實的責任。如有一件揭露某稅務專管員敲榨商販的新聞涉訟，法院即以記者提供的采訪筆記和錄音不能作為證據故不能證明新聞真實為由而判決記者敗訴⑧。如何糾正這種實體法與程序法相抵牾的情況以及如何解決在訴訟中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負擔也是理論與實踐急需探討的問題，但由於我國並不是一個承認判例法的國家，所以判例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指導意義並不是那麼名正言順，盡管如此，為保障法院及法律實現的權威性，法院判決的一致性在法律明文規定缺位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考慮判例在司法實踐中的意義，如前文所述的新聞侵權的情形，在訴訟過程中就可以以判例來彌補法律規定的不足，明析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舉證負擔，當然，這判例作用一問題還有且留作他論。
參考文獻：
①《試論判例法的適用方法》劉靜，國家法官學院，載於《法律適用》2000年第四期更復雜的爭議與分歧。
②《民事證據研究》葉自強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69頁。
③[英]丹寧勛爵《法律的界碑》。
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2款：「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案件需要的證據，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
⑤《民事證據法判例實務研究》畢玉謙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489頁。
⑥《民事證據研究》葉自強著，第179頁，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⑦《民事證據法判例實務研究》畢玉謙著，第510頁。
⑧參閱魏永征著：《祖國大陸新聞侵權法的發展與台港誹謗法之比較》。
⑤ 我國對處理知識產權侵權可採取哪兩條途徑
由於抄知識產權的對象是一種無形財產，權利人對其無形財產不能像對有形財產那樣進行實際佔有和控制，加之知識產權所蘊含的巨大價值，知識產權就極易遭到侵害。知識產權受到不法侵害如何進行賠償？是當前知識產權侵權損害案件審判的難點問題，也是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法理論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結合關於此問題的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進行研究，筆者擬對知識產權的侵權歸責原則、侵權損害賠償原則、范圍和計算方法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知識產權侵權歸責原則
從民法理論上講，侵權的歸責原則以過錯為基本原則，以過錯推定、無過錯責任原則為特殊情況。而各國的法學家們一致認為在確認是否侵害了知識產權並要求侵權人停止有關侵權活動時，應採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在確定是否賠償或確定賠償額度時，適用過錯責任原則。〔1〕
(一)侵權責任與歸責原則
停止侵權和賠償損失是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核心和關鍵，是權利之爭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停止侵權應是賠償損失的前提。在訴訟中，侵權人往往是將物上請求
⑥ 淺析審判實務中如何處理無權處分行為
案例：前夫、前妻婚姻存續期間有共有房產一套，離婚時約定房子不進行分割，暫由前夫居住，後前夫未經前妻同意將該房產轉讓給甲，並簽訂轉讓協議一份，前妻知曉後，起訴至法院，請求確認轉讓協議無效，並要求甲退還財產。對該案如何處理存在幾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代表著理論界與實務界對無權處分行為的幾種態度，以下筆者結合《合同法》、《物權法》、《民法通則》以及最高院的相關司法解釋，淺析無權處分的審判實務。
一、無權處分的概念以及涉及的幾種法律制度。
無權處分是指無權處理他人的財產，並與相對人簽訂財產轉讓合同，無權處分違反法律禁止規定，並有可能造成真正權利人利益的受損。我國《合同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無權處分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後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
無權處分既涉及合同訂立，又涉及權利的處分，既有債的產生，又有物的變動，而且涉及到無權處分人與相對人、權利人與相對人、無權處分人與權利人三種法律關系，故被譽為「法學上的精靈」。
（一）處分行為
處分行為是相對於負擔行為而言，是指直接發生財產權轉移或者消滅效果的行為。處分行為的結果是權利的轉移（交付物之行為）、權利內容的縮小或者改變（設定地役權）、權利上的負擔（抵押）以及權利消滅等。《合同法》第五十一條「無權處分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後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出賣的標的物，應當屬於出賣人所有或者出賣人有權處分。」從以上條文可以看出，我國法律意義上處分的客體應該為物權，無權處分行為處分的客體亦為他人之物。
（二）民事法律行為制度
民事法律行為是指按照當事人意思發生權利義務變動效果的合法行為。《民法通則》第五十四條「民事法律行為是公民或者法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合法行為。」在無權處分這一行為中包含這三種民事法律行為及民事法律關系，一是無權處分人與相對人之間的合同關系；二是無權處分人與權利人之間的侵權關系；三是相對人與權利人之間的佔有及返還佔有關系。以上關系均要受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的制約，行為之成立、生效、效力待定、無效等均要符合法律的規定。
（三）合同法的買賣契約制度。無權處分，首先是無權處分人與相對人達成對處分物的處分合意，然後才進行物的處分。合同法的買賣契約制度規定處分人要對處分物瑕疵擔保責任，如處分物不能轉移則相對人可以主張違約責任或損害賠償責任。
（四）物權法的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又稱即時取得，是指無權處分人在不法將其受託佔有他人的財務（動產或不動產）轉讓給第三人的，如受讓人在取得該動產或者不動產時系出於善意，則受讓人取得該物所有權，原權利人喪失所有權。在無權處分行為中，相對人往往處於無辜的地位，善意取得制度調整了權利人與相對人之間的關系，對保障善意相對人和市場交易的安全有著重大的意義。
（五）物的變動公示制度。物的變動，動產為交付佔有，不動產為登記過戶，相對人要根據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權，必須經過物的變動公示。
（六）侵權責任制度。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七條「侵佔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的，應當返還財產，不能返還財產的，應當折價賠償。損壞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的，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並應賠償損失。」在無權處分中，無權處分人的處分行為導致權利人之物發生變動或受損，財產權利人可依據侵權民事責任制度，請求保障自己的權利。
二、審判實務中存在的難點
對於《合同法》第五十一條的理解目前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是認為無權處分經追認合同有效，反之未經追認則應認定無效。主要理由是：《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出賣的標的物，應當屬於出賣人所有或者出賣人有權處分。」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見》第89條：「共同共有人對共有財產享有共同的權利，承擔共同的義務。在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一般認定無效。」以上法條屬於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條關於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的，無權處分未經追認或時候未取得處分權應認定合同無效。第二種觀點是認為無權處分應為效力待定的行為，該觀點又分兩種意見，一種認為無權處分，效力待定的是債的原因行為，即無權處分人和相對人的合同效力是待定的。「出賣他人之物，處分人事後取得處分權或者得到權利人追認的，合同有效；反之權利人不追認或者處分人事後未取得處分權的，合同無效。這里所說的無效不是處分行為無效，而是無權處分的合同無效，即買賣合同無效，不能解釋為合同有效，而僅是處分行為無效。」另一種觀點則是認為無權處分，效力待定的是物權的轉移，而非轉讓合同。
（二）無權處分行為中各個關系人的權利義務
三、解決的方法
（一）關於無權處分效力的問題。
1、關於合同無效的說。首先，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見》為1988年頒布的司法解釋，而《合同法》為1999年人大頒布的法律，從法律適用上來說《合同法》是上位法，是新法，對於無權處分的效力，不能延引1988年的司法解釋。
其次，《合同法》第132條雖然屬於強制性規定，但違法強制性規定不一定造成合同的無效，因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著大量的管理性、禁止性規定，其由不同的部門對經濟行為進行管理，如違反強制性規定，法院一律認定無效，顯然不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有越權之嫌，故最高院於2009年發布的《合同法》解釋（二）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再次，《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承租人未經出租人同意轉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出租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承租人轉租，但在六個月內未提出異議，其以承租人未經同意為由請求解除合同或者認定轉租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租賃合同中，無權轉租已構成無權處分他人財產，但《合同法》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並未對以上行為進行無效的否定。第四，合同無效的法律效果為互相返還財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存在大量無權處分他人財產的行為，如一律認定無效，財產一律返還，顯然不利於保護交易的安全及保護誠信方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出於以上考慮才會在《關於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該條款直接否定了無效說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
2、關於合同效力待定說。首先，合同是意思表示真實的雙方達成的契約一致，如果合同的效力取決於合同之外的第三人，顯然不符合合同相對性的原則。其次，效力待定是一種事實狀態，而合同無效是一種法律評定，存在客觀性，不能認為權利人追認合同有效，反之則合同無效。再次，在現實中，往往存在交易過後處分物（特別是房產）大量增值的情況，如原權利人拒絕追認則認定合同無效，則不利於維護市場的誠信原則，也不利於保護交易的安全。
3、筆者同意合同有效，物權待定說。首先該說符合我國債權與物權的立法體系。《物權法》第十五條「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無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該法條確定了原因行為和物權變動的區分原則。該原則強調合同等原因行為的效力應受《合同法》的調整，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等物權變動則受《物權法》的規制，原因行為的效力不受物權變動要件的影響。該原則對於保護交易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雖然主要規定在不動產方面，但除非法律另有規定，該原則同樣體現在其他物權變動方面。其次，該說利於平衡各方面當事人的利益。
1、無權處分人與相對人
無權處分行為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無權處分人與相對人對無權處分物達成意思表示一致，並約定雙方義務。第二個階段是無權處分人履行自己的義務，將無權處分物交給相對人。在第一個階段，無權處分人與相對人存在合同關系，只要該合同依法有效，雙方就應受該合同的約束，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義務，如履行不能或者履行有瑕疵的，另一方可以依據合同法主張自己的權利。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二款「出賣人因未取得所有權或者處分權致使標的物所有權不能轉移，買受人要求出賣人承擔違約責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並主張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依據以上司法解釋，在無權處分中，無權處分人與相對人之間的合同是有效的，如無權處分人因未取得處分權，導致履行合同義務不能，致使相對人權利受到損害的，相對人可以根據《合同法》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解除合同並要求無權處分人承擔違約責任，賠償損失。
2、無權處分人與權利人。
在無權處分這一行為中，權利人對被處分物具有所有權，無權處分人對被處分物具有佔有權，其取得佔有權方式有以下幾種。（1）基於代管關系佔有，在此種情況下無權處分人與權利人存在合同關系，當權利人無法取回被處分物時，可以依照合同約定主張合同之債。（2）基於侵權佔有，在此種情況下如權利人被處分物無法取回，可以向無權處分人主張侵權之債。（3）基於共有佔有，在此種情況下無權處分人並沒有完全處分的權，其無權處分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權益，其他權益人可以通過侵權之訴主張自己的權利。
3、權利人與相對人。
在我國主要通過物的公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來界定無權處分物的歸屬及權利人與相對人的權利義務。（1）相對人可通過善意取得獲得無權處分物的所有權，權利人可向無權處分人進行追償。須滿足的條件有三：首先，受讓該處分物時是善意的；其次，以合理價格轉讓的；再次，已經進行物的變動公示，即動產已經交付，不動產進行登記。（《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2）權利人可以對相對人人主張返還財產的權利，相對人在返還原物後可以向無權處分人追償。在相對人非善意或者物未進行變動公示的情況下，物的所有權仍屬於權利人，權利人可以向相對人（即無權佔有人）主張返還，而相對人可以向無權處分人主張違約之債。值得注意的是，《物權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但受讓人通過拍賣或者向具有經營資格的經營者購得該遺失物的，權利人請求返還原物時應當支付受讓人所付的費用。權利人向受讓人支付所付費用後，有權向無權處分人追償。」因為在以上情況中，權利人人為物的所有者，經營者作為相對人，物的佔有者為受讓人，如果由受讓人向經營者追償，經營者再向無權處分人追償的話，顯然不利於維護交易的安全，也不利於保護經營者和受讓人的利益，維權成本也比較大，但是權利人與無權處分人存在直接關系，由其主張權利較為適合。
綜上，在無權處分中，原因行為與物的變動應適用不同的法律關系，權利人、無權處分人、相對人之間的權利義務也應由不同的法律關系來進行調整。我們再回到開頭的案件，前夫未經前妻同意轉讓共有房產給甲，前夫為無權處分人，甲為相對人，前妻為權利人，如甲以合理價款取得並且在購買時未知前夫無權處分，該房產業已完成轉移登記的，合同有效，甲取得該房產的所有權，前妻另行起訴要求前夫承擔侵權之債。如甲並非善意取得或房產未完成轉移登記，合同有效，前妻不能通過請求確認合同無效來要求返還財產。
⑦ 從審判實踐看如何完善《侵權責任法》第35條的規定
在民事案件審理中，類似僱工建造房屋、請鄰居或朋友幫工以致於出現人身損害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於雙方法律關系的認定成了案件審理的難點。在《侵權責任法》實施之前，難點多存在於僱傭關系與承攬關系的區分上。隨著《侵權責任法》的正式實施，特別是《侵權責任法》第35條規定了個人勞務關系，加上目前學界對勞務關系的理論研究較少，因此如何處理因個人勞務關系產生的糾紛成了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對《侵權責任法》第35條進行研究很有必要。 一、《侵權責任法》第35條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與個人勞務關系相關的法律規定 （一）與個人勞務關系相關的法律條文： 1、《侵權責任法》第35條規定：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的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2、《解釋》第9條規定：雇員在從事僱用活動致人損害的，僱主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雇員追償。第11條規定：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僱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僱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僱主承擔賠償責任。僱主承擔賠償責任後，可以向第三人追償。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僱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第13條規定：為他人無償提供勞務的幫個人，在從事幫工活動中致人損害的，被幫個人應當承擔幫工責任。被幫個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幫工責任。幫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賠償權利人請求幫個人和被幫工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應當支持。第14條規定：幫工人因幫工活動遭受人身損害的，被幫工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幫工責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圍內給與適當補償。幫工人因第三人侵權遭受人身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第三人不能確定或者沒有賠償能力的，可以由幫工人予以適當補償。 二、與《解釋》相比，《侵權責任法》第35條的不足之處 （一）《解釋》的規定更全面、更具可操作性。《解釋》第9條及第11條規定的是僱主責任，該規定包括了：1、僱主責任的歸責原則為無過錯責任。2、僱主的追償權。《解釋》第13及14條規定了無償幫工關系，包括：1、對被幫工人適用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2被幫工人的免責事由。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可以不承擔責任。3、致人損害時的連帶責任：在致人損害的情況下，如果幫工人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應與被幫工人承擔連帶責任。相反《侵權責任法》第35條對個人勞務關系的規定，可以概括為兩種情形：1、在提供勞務的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時，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此種情形適用了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且沒有規定例外情形，2、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則適用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雙方根據各自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該規定過於簡單，對無償幫工、僱主的追償權都沒有規定，在實踐中不如《解釋》更具操作性。 （二）《侵權責任法》第35條首次提出勞務關系這一概念但未對其進行明確，進一步增加了審判實踐的困擾。表面上看，僱傭關系、無償幫工關系與個人勞務關系的法律規定好像很是明確。但對於從事民事審判工作的審判人員來說，無論僱傭還是幫工，都是提供勞務的過程，勞務關系實際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面對一個具體的案例時，如何對勞務關系做出認定，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特別是《解釋》經施行多年，群眾對僱傭關系這一概念較為熟知，審判人員亦對如何認定僱傭關系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之後，又提出了勞務關系這一概念，徒增司法實踐的紛擾。 （三）《侵權責任法》第35條中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的規定採用過錯原則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時，有認真完成僱主所指示的工作的義務，同時應負有照顧自已的義務，否則一旦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不問提供勞務一方是否有過錯，接受勞務一方都得承擔責任，顯失公平。但該條並未規定接受勞務一方對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他人損害的提供勞務一方享有追償權，存在不足。同時該條亦未規定勞務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提供勞務的一方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的追索選擇權，亦未明確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後，是否可以向第三人追償以及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接受勞務的一方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如何承擔責任的問題。而實踐中這種情形是非常多見的。 （一）應明確個人勞務關系的概念。 《侵權責任法》第35條是第一次在正式立法中採用勞務及勞務關系的術語 ，但對於勞務關系的概念，目前仍沒有明確統一的法律定義。因此立法對個人勞務關系的定義做出明確，對審判實踐無疑具有指導意義。筆者認為，勞務關系大致具有如下特徵，首先勞務關系的主體具有平等性。在《侵權責任法》第35條中，規定的是個人勞務關系，因此可以理解為公民個人之間關於提供勞務而形成的法律關系。其次，勞務合同標的和履行標的具有特殊性。勞務合同的標的是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提供勞務。勞務合同是以勞務為給付標的的合同，只不過每一具體的勞務合同的標的對勞務行為的側重方面要求不同而已，或重於勞務行為本身即勞務行為的過程，如運輸合同；或側重於勞務行為的結果即提供勞務所完成的勞動成果，如承攬關系。 （二）應借鑒《解釋》第9、11條的規定，明確：提供勞務的一方從事勞務活動致人損害的，接受勞務的一方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提供勞務的一方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提供勞務的一方追償；提供勞務的一方在從事勞務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接受勞務的一方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勞務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提供勞務的一方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後，可以向第三人追償。提供勞務的一方在從事勞務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接受勞務的一方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三）應借鑒《解釋》第13、14條規定，明確為他人無償提供勞務的幫工人，在從事幫工活動中致人損害的，被幫個人應當承擔幫工責任。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幫工責任。幫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賠償權利人請求幫個人和被幫工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幫工人因幫工活動遭受人身損害的，被幫工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幫工責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圍內給與適當補償。幫工人因第三人侵權遭受人身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第三人不能確定或者沒有賠償能力的，可以由幫工人予以適當補償。 作者單位：北海海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