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❶ 什麼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具體如下:

一、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概述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或代替性、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審判外(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ADR概念源於美國,原來是指上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總稱,現在一般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或機制的稱謂。

由於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是一個總括性、綜合性的概念,其內涵和外延相對均難以准確界定。目前,學界對ADR應包括哪些程序制度仍存在較大分歧,學界爭論的焦點在於ADR是否包括仲裁。一種觀點認為,ADR「是一組供當事人任意選擇用來避免正式對抗性訴訟的辦法」,是當事人之間約定的通過除訴訟以外的方法解決他們之間的爭議的各種方法的總稱,如仲裁、調解等方式。另一種觀點則認為,ADR協議不能保證有一個終局的、對雙方當事人均有拘束力的決定,除非當事人之間就解決爭議達成一致,並能自動執行他們之間業已達成的關於如何解決爭議協議。這種觀點傾向於將仲裁排除在ADR之外。

筆者認為,仲裁是否包括在ADR之內不能一概而論。一要從形式上判斷,它是國際公法領域的仲裁,還是民商事領域的仲裁,前者的裁決基本上靠國際法主體自覺執行,應該屬於ADR。另外還要看是國際商事仲裁,還是國內商事仲裁,在英美國家,一般認為後者是ADR,而前者就不一定,如國際商會ADR(ICC-ADR)把仲裁排除在外,[4]而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就沒有。[5](P57)二要從實質上分析看它是否與普通的訴訟程序保持合理的距離,看它是否還有足夠的靈活性和較少的正式性。盡管學界對ADR爭論不休,但有一點卻達成了共識,那就是:ADR一般用來解決民商事法律領域的爭端。

二、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

第一,自主性。在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中,當事人是平等的主體,雙方可自行決定爭端解決事宜,從而增加了透明度,也增加了可信度,減少了執行的難度。

第二,靈活性。由於整個爭議的解決都是建立在當事人平等自願的基礎之上的,因此當事人可以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程序,如對事實審查,還是對法律審查,還是一並審查,都可以由當事人自己決定。另外,在履行時,當事人不局限於法律規定的救濟,還可以結合任何物質或非物質利益的轉移和交換。

第三,快捷性和經濟性。由於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不拘泥於程序的完整、周到,靈活多變,因而省時。而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從理論上說,如無上訴,需1年,如上訴,需1年3個月,而從實踐來看,花費的時間就更長,如1995年委內瑞拉、巴西訴美國案就花了兩年零七個月。[7](P88-89)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由於節約時間,成本也相應降低。

第四,可執行性。如WTO爭端解決中採用消極協商一致的原則,把問題留到了執行階段,即使採用交叉報復等手段,可能也於事無補。而運用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處理爭端,目的是在滿足雙方基本利益的基礎上尋求合法持久的方法,其中通過達成共識來調和雙方的利益是最具建設性的方法。

第五,溫和性。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爭端解決的整個過程都是在友好、和諧、平靜的氣氛中進行,減少了雙方的對立,有利於雙方最大限度地作出讓步。

三、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種類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主要包括:

(一)協商(Negotiation)

協商是最普通的解決糾紛的方式,它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方式,使利益發生沖突的當事人進行談判,共同努力消除分歧,而不訴諸仲裁和審判。協商中的聯系以尋找共同的利益基礎和折衷為中心,當事人都本著解決問題的態度,積極尋求雙方都認為滿意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二)調解(Mediation)

調解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種,在當事人之間的聯系中最有影響。簡言之,調解就是由一非當事人的中立方在當事人之間幫助其協商。從中立者的角色看,調解不同於司法解決程序。與法官或仲裁員不同,調解員無權將調解結果強加於當事人。調解員的唯一功能就是幫助發生糾紛者共同去解決其糾紛。調解員的角色和調解的程序,根據糾紛的性質和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的不同而有所變化。調解員可以幫助找出爭議的問題和各爭議方的利益,幫助在當事人之間傳遞信息,找出達成一致的基礎和不能解決糾紛的後果,找出一個共同解決問題的途徑。通過了解屬於保密范圍的當事人的利益和地位,調解員常常能夠找出當事人最初的願望以外的選擇。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加強發生爭議的當事人之間的聯系。調解員可以控制信息的傳遞,降低風險。當事人一方可以將有關信息告訴調解員而不讓對方知道,調解員的出現可以加速當事人之間通過對話協商產生結果。有經驗的調解員會激發當事人想方設法去解決問題。通常,當事人在其所處的地位以及法律賦予的權利以外的利益是很廣泛的,而且常常是有重疊的,調解員就是善於幫助當事人發現其各自的利益以及他們共同的利益所在。調解員還可以幫助當事人選擇最適合的其他各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由於深受儒家文化傳統影響,以調解為主的非訴訟爭議的實踐在我國有著深厚而悠久的歷史基礎。實踐證明,調解方式在我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仲裁案件中,幾乎有50%的案件經過仲裁員在仲裁程序中進行過調解,而且調解的成功率達到了40%-50%。盡管這樣,我國的調解制度也日益暴露出一些弱點和不足,致使調解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鼓勵和引導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方式,尤其是訴前調解,不僅有利於減少司法資源的投入和減少案件積壓,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糾紛的解決效率,也符合訴訟經濟和鼓勵當事人調解的國際潮流與趨勢。

(三)小型審理(Mini-Trial)

小型審理是一種沒有拘束力的、可以由民間主持也可以由法院主持的解決糾紛的程序。小額審理的形式很多,但其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在小型審理中,通常由一個法官或一個中立的顧問(NeutralAdvisor)主持一至兩天的聽證。這種聽證是非正式的,通常沒有證人,因而有關的證據規則和程序也是很寬松的。被賦予解決糾紛權利的當事人的代表———通常是高級執行官(SeniorExecutives)———要親自聽取各方律師的簡短的關於案件的發言。聽證後,高級執行官常常在中立的顧問的幫助下協商解決糾紛。如果協商失敗,中立的顧問會為高級執行官提供一個該糾紛如果進行正式司法審判可能出現的判決,此時雙方再重新進行協商達成協議。小型審理是一種權利和利益基礎混合的程序,小型審理從幾個方面有利於糾紛的解決:有法官等司法人員的介入,在法官的幫助分析下有利於尋求具體的解決方式;雙方高層領導的直接對話避免了代理者決定權的限制,更利於糾紛的解決;非正式的聽證使各方當事人對爭議的問題更為明確,並直接將一方當事人的觀點展示給對方;雖然其審理結果不具有約束力,但鑒於其往往具有正式司法判決的預見性,因此雙方一般都願意採用。小型審理被典型地用於解決國際商事糾紛。

(四)調解與仲裁(Med-Arb)

調解與仲裁是,首先由一中立的第三方(NeutralThirdParty)試圖幫助雙方形成一個糾紛解決決定,如果調解不能解決,該第三方將扮演仲裁員的角色,並對爭議的問題做出裁決。當然,對於將截然不同的兩種程序———調解和仲裁———由同一人主持是否合適是有爭論的,許多從事糾紛解決的人反對這種調解與仲裁合並的糾紛解決方式,認為這樣會破壞仲裁員思維的中立性。同時,在調解中,當事人基於對調解員信任而將其想法合盤托出,以利於調解員幫助其在調解過程中找到更符合其需要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作為仲裁員必須是不偏不倚的,但其將受調解過程中當事人的傾訴的影響。同樣,因害怕調解過程中的傾訴會對仲裁程序造成不利影響,當事人將不再在調解過程中全盤托出自己的想法,這樣就產生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不同的人分別主持調解和仲裁程序將會解決這一矛盾,但無疑會影響效率。[8](P163)

(五)仲裁(Arbitration)

仲裁是由一中立的第三方,在非正式的聽證程序中聽取了當事人的舉證和辯論後,對有關爭議做出有拘束力的裁決。仲裁可以是有拘束力的,也可以是無拘束力的;可以是自願的,也可以是強制性的;可以是當事人約定的,也可以是法律規定的或法院決定的;可以由一名仲裁員主持,也可以由三名仲裁員組成的合議庭主持。仲裁程序的特點在於,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專家做出最後的裁決。仲裁不像調解那樣使當事人有自決的權利;而其在「或輸或贏」的特徵上與審判是相同的,只不過仲裁是非正式的、更快速、更廉價、當事人可以自己選擇裁判者。

四、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價值分析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是指在一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相互協調地存在所構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種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的合理性歸因於社會主體對糾紛解決方式的多樣性需求。糾紛解決方式的樣式最終也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發展所決定的。當今中國,現代型糾紛和現代型訴訟正在以多發的、史無前例的特徵在社會和法院大量出現;改革中的政策變化,例如土地承包權、國企下崗職工等引起的特殊類型的糾紛更是層出不窮,而由於法制尚不夠健全及法官的素質等原因,司法在處理這些方面的能力也是力不從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對糾紛解決方式的多元化的要求也是日益迫切的,並進一步促進了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發展。

❷ 非訴訟手段有哪些

不採取起訴手段的自我和解方式。解決爭議或者糾紛的方式除了訴訟外還包括很多，比如自行和解、通過第三方調解、申請仲裁、信訪等方式，其中通過第三方調解也分多種，比如根據調解的主體不同，可包括通過親戚朋友同學等熟人調解、通過律師調解、通過基層調解組織調解等，也可以分為民間調解、行政機關的調解等。

仲裁方式也可能包括商事仲裁、勞動爭議仲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仲裁等形式。因各種方式或者手段的利弊不同，要根據具體的案情決定採取相應的方式。

(2)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擴展閱讀：

開展民調要實現規范化。以往相比，不可否認，民調工作在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方面邁出了很大步伐，但是其中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容迴避，比如調查的問題設置不合理；民調過程存在花架子形式、走過場式；被調查的當地組織通過某種違規、不法途徑干擾人民群眾的真實想法；以及民調人員對待調查工作的敷衍等不良現象，這些問題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

所以，實現民調的規范化迫在眉睫，筆者建議首先要規范民調的各種制度，嚴格具體民調各個環節的設置，然後要抽選那些作風端正、清正廉潔的人員擔任民調員，其次加大對民調人員的保密措施，最後鼓勵黨員群眾對民調過程的監督和舉報，對舉報者實行獎勵措施，從而嚴格實現民調科學化、規范化。

開展民調要保持常態化。代在飛速變化，信息高度發達，必須時刻掌握群眾對組織工作的滿意度，才能保證組織工作沿著科學時代的步伐正確前進。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民調是黨和政府與幹部群眾親密接觸的粘合劑。

通過民調，黨和政府能夠與人民群眾進行一次面對面、心貼心、實對實的交流，群眾可以暢所欲言，黨和政府也可以把組織重要工作放在幹部群眾面前，接受幹部群眾的評價，對於存在問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保持以前良好的經驗，吸收好的意見、建議。所以，開展民調是是黨和政府的一項民智之舉，必須要將這個明智之舉堅持落實下去，使其成為一種常態。

❸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容簡介

在當今世界，訴訟案件劇增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傳統的審判機制面對日益沉回重的訴訟負荷，開始顯答得力不從心；訴訟的高成本和審判的遲延成為世界性的問題，從而構成民眾「接近正義」的障礙和司法制度的危機，由此引發了全球范圍的司法改革運動。各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a1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應運而生並逐漸得到各國立法、司法機關的重視。多元化的社會需要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法治國、加人世貿組織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

❹ 法律英語 ADR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請勿用翻譯軟體翻譯 懂的來

好難，，，，，

❺ 作為解決國際貿易爭議的兩種方式，仲裁與ADR有何異同

國際商事仲裁是adr的一種機制。

adr ,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縮寫,這一概念源於美國,原來是指本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或代替性、選擇性) 糾紛解決方式」,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

adr機制的主要模式
（1） 協商。協商是雙方爭議解決的最簡易方式，因為沒有第三方的參加，爭議雙方在一起協商，可以有律師做代理也可以沒有律師參與。
（2） 調解。調解是指第三者應爭議雙方當事人的請求,通過盡量協調雙方的分歧,而不是作出有約束力的決定的方式解決當事人之間爭議的方法。調解可以說是adr中最為常見和最重要的一種形式,是所有其他形式的adr的基礎。與法庭審判相比,調解花費低廉、耗時少,當事人心理壓力較小。
（3） 仲裁。與其他方式相比，仲裁更具有司法性。仲裁是由一個中立方聽取各方意見後作出一個對各方有約束力的終局裁判。這個裁判可以由法院進行強制執行。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商務糾紛都可以提交仲裁，只要雙方訂立有仲裁協議或在合同中定有仲裁條款。
（4）小型審理。該模式是ADR機制的新發展，實質上是一種模擬訴訟的調解方式。它的最大作用就是解決那些涉及面較大，混合著法律和事實的復雜糾紛，象產品責任糾紛、反壟斷糾紛等。通常由當事人雙方各指派一名高級行政長官組成專門小組,並共同推選一名首席調解員。各方當事人所指定的行政長官一般只代表各方當事人的利益。輪流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見,如同法院公開審理一樣,只不過形式更簡單[5]。
（5） 律師或中立專家的聯合磋商( 早期審理評議)。這種模式是由一個獨立的第三人，可以是一名律師或技術專家，聽取爭議雙方的意見，提出自己的觀點，幫助雙方解決爭端，經常被用於當糾紛一方或者雙方想向一個有經驗的個人咨詢自己在有關案件中所處的優勢或劣勢的建議。
（6） 簡易陪審團審判。它通過民事陪審團的介入促進在司法審判中解決爭議。目前,簡易陪審團審判在美國是相當普通的實踐。在這種解決爭議的模式中,陪審團在任何官方聽證會舉行之前,聽取各方當事人的簡要陳述,並作出一個建議性的裁決。該裁決可能會構成當事人進行談判磋商的基礎,從而使當事人免於陷入冗繁費時的法院訴訟。

由此可見，國際商事仲裁是ADR的一種機制。

❻ 國際商事仲裁法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法

中國國內理論界對替代性爭議解決方法的含義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廣義的觀點（通說）認為ADR是指包括仲裁在內的各種非訴訟解決爭議的方法。 按各種程序的特點與融合可將其分為主要的爭議解決程序和混合的爭議解決程序，前者包括仲裁、調解、談判；後者有私人審判、中立專家事實認定、微型審判等。
△根據提供ADR服務的主體不同，可分為臨時ADR和機構ADR.機構ADR又可依機構的性質不同分法院附屬ADR、行政機構ADR、民間機構
△按ADR程序的結構特點，各種ADR程序可分為調解型ADR、和解型ADR、評估型ADR、裁決型ADR和混合型ADR.其中和解型ADR以雙方談判結構作為其主要特徵，其他ADR以第三方協助雙方談判結構作為其主要特徵，且以第三方所扮演的角色之不同而進一步區別為：第三方如果扮演權威的裁判者，則為裁判型ADR，如各種變形的仲裁形式；如第三方系扮演調解員的角色，則為調解型ADR；如第三方只作為就某一事實問題做出評判的專業人員，則為評估型ADR；混合ADR一般也是有第三人輔助的雙方結構，但第三方的角色不如以上幾種ADR那樣明顯。 調解員的人數一般應為一人。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的調解員超過兩名時，調解員應共同行動。采獨任調解員時，雙方應就該人選達成協議。如為二人時，可各指定一人；如為三人時，除各指定一人外，對第三人的選任應達成協議。
調解員及雙方當事人對涉及調解程序的一切事項負有保密的責任。
調解員不得在後續仲裁或訴訟程序中充任仲裁員或擔任任何一方的代理人或顧問，當
事人在調解程序中所表示的意見和建議、自認等不得作為仲裁或訴訟程序中的證據。
根據聯合調解規則提出聯合調解的一方當事人須向另一方當事人提出書面的聯合調解邀請，其中應簡明地闡明爭議的主題。另一方當事人接受邀請時，聯合調解程序開始。

❼ 如何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❽ 非訴訟解決糾紛的途徑主要有哪些

解決民事糾紛的就訴訟、調解、仲裁。調解有人民調解，行政部門的調解，還有在法院主持下的調解。訴訟具有權威性，但調解方式效率高。

❾ 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和民事訴訟的區別

我國現行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和解,調解,仲裁和訴訟。前三種可概括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國外則稱其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英文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通過多種訴訟外的方式，替代訴訟方式解決糾紛，又稱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或稱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法院外糾紛解決機制。

從二者的特徵你可歸納出至少兩點區別：強制性和規范性上的區別。

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主要特徵包括：（1）糾紛當事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當事人意思自治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2）具有較大的靈活性，當事人可視爭議的具體情況來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和程序。（3）解決糾紛快捷且費用低廉。（4）所達成的協議、裁斷(仲裁裁決除外)一般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由於協議完全是在雙方當事人友好協商、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達成的，故一般容易得到雙方當事人的承認和自覺執行。（5）以非對抗和非公開的方式解決糾紛。這樣更有利於維護雙方當事人之間長久存在的經貿交往和人際關系，並有助於保守當事人的個人隱私和商業技術秘密。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開放的、發展的體系，對新穎的民事糾紛的處理具有較強的適應性。

民事訴訟具有兩個特點：①國家強制性，即法院憑借國家審判權強制性確定糾紛主體雙方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並以國家強制執行權迫使義務主體履行生效的裁判；②嚴格的規范性，即民事訴訟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

❿ 有哪位好心人幫我找一篇替代性糾紛解決機製程序（ADR）的外文文獻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also known as Ex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some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1]) includes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es and technique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government judicial process. Despite historic resistance to ADR by both parties and their advocates, ADR has gain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among both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recent years. In fact, some courts now require some parties to resort to ADR of some type, usually mediation, before permitting the parties' cases to be tried.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ADR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creasing caseload of traditional courts, the perception that ADR imposes fewer costs than litigation, a preference for confidentiality, and the desire of some parties to have greater control over the selection of the indivial or indivials who will decide their dispute.[citation needed]

ADR is generally classified into at least four types: negotiation, mediation, collaborative law, and arbitration. (Sometimes a fifth type, conciliation, is included as well, but for present purposes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form of mediation. See conciliation for further details.) ADR can be used alongside existing legal systems such as Sharia Courts withi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such as the UK.[2]

ADR traditions vary somewhat by country and culture.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mmon elements which justify a main topic, and each country or region's difference should be delegated to sub-pages.

ADR 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s of two historic types. First, method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outside of the official judicial mechanisms. Second, informal methods attached to or pendant to official judicial mechanisms. There are in addition free-standing and or independent methods, such as mediation programs and ombuds offices within organizations. The methods are similar,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pendant, and generally use similar tool or skill sets, which are basically sub-sets of the skills of negotiation.

ADR includes informal tribunals, informal mediative processes, formal tribunals and formal mediative processes. The classic formal tribunal forms of ADR are arbitration (both binding and advisory or non-binding) and private judges (either sitting alone, on panels or over summary jury trials). The classic formal mediative process is referral for mediation before a court appointed mediator or mediation panel. Structured transformative mediation as used by the U.S. Postal Service is a formal process. Classic informal methods include social processes, referrals to non-formal authorities (such as a respected member of a trade or social group) and intercession.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processes are (a) pendency to a court procere and (b) the possession or lack of a formal structur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cere.

For example, freeform negotiation is merely the use of the tools without any process. Negotiation within a labor arbitration setting is the use of the tools within a highly formalized and controlled setting.

Calling upon an organizational ombudsman's office is never a formal procere. (Calling upon an organizational ombudsman is always voluntary; by the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Association Standards of practice, no one can be compelled to use an ombuds office.)

Informal referral to a co-worker known to help people work out issues is an informal procere. Co-worker interventions are usually informal.

Conceptualizing ADR in this way makes it easy to avoid confusing tools and methods (does negotiation once a law suit is filed cease to be ADR? If it is a tool, then the question is the wrong question) (is mediation ADR unless a court orders it? If you look at court orders and similar things as formalism, then the answer is clear: court annexed mediation is merely a formal ADR process).

Dividing lines in ADR processes are often provider driven rather than consumer driven. Ecated consumers will often choose to use many different options depending on the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that they face.

Fi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conflict resolution is one major goal of all the ADR processes. If a process leads to resolution, it is a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taken with permission from a presentation by Stephen R. Marsh of http://adrr.com/]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each type are as follows:

In negotiation, participation is voluntary and there is no third party who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process or imposes a resolution. (NB – a third party like a chaplain or organizational ombudsperson or social worker or a skilled friend may be coaching one or both of the parties behind the scene, a process called "Helping People Help Themselves" – see Helping People Help Themselves, in Negotiation Journal July 1990, pp. 239–248, which includes a section on helping someone draft a letter to someone who is perceived to have wronged them.)
In mediation, there is a third party, a mediator, who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process (and may even suggest a resolution, typically known as a "mediator's proposal"), but does not impose a resolution on the parties. In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the United Kingdom), ADR is synonymous with what is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medi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In collaborative law or collaborative divorce, each party has an attorney who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process within specifically contracted terms. The parties reach agreement with support of the attorneys (who are trained in the process) and mutually-agreed experts. No one imposes a resolution on the parties. However, the process is a formalized process that is part of the litigation and court system. Rather than being an Alternative Resolution methodology it is a litigation variant that happens to rely on ADR like attitudes and processes.
In arbitration, participation is typically voluntary, and there is a third party who, as a private judge, imposes a resolution. Arbitrations often occur because parties to contracts agree that any future dispute concerning the agreement will be resolved by arbitration. This is known as a 'Scott Avery Clause'. In recent years, the enforceability of arbitration claus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consumer agreements (e.g., credit card agreements), has drawn scrutiny from courts. Although parties may appeal arbitration outcomes to courts, such appeals face an exacting standard of review.
Beyond the basic types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 there are other different forms of ADR:

Case evaluation: a non-binding process in which parties present the facts and the issues to a neutral case evaluator who advises the parties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and assesses how the dispute is likely to be decided by a jury or other adjudicator.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a process that takes place soon after a case has been filed in court. The case is referred to an expert who is asked to provide a balanced and neutral evaluation of the dispute. The evaluation of the expert can assist the parties in assessing their case and may influence them towards a settlement.
Family group conference: a meeting between members of a family and members of their extended related group. At this meeting (or often a series of meetings) the family becomes involved in learning skills for interaction and in making a plan to stop the abuse or other ill-treatment between its members.
Neutral fact-finding: a process where a neutral third party, selected either by the disputing parties or by the court, investigates an issue and reports or testifies in court. The neutral fact-finding process is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resolving complex scientific and factual disputes.
Ombuds: third party selected by an institution – for example a university, hospital, corporation or government agency – to deal with complaints by employees, clients or constituents. The Standards of Practice for Organizational Ombuds may be found at http://www.ombudsassociation.org/standards/.
An organizational ombudsman works within the institution to look into complaints independently and impartially.[3]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s usually considered to be alternative to litigation. It also can be used as a colloquialism for allowing a dispute to drop or as an alternative to violenc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more discussion about taking a systems approach in order to offer different kinds of options to people who are in conflict, and to foster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See Lynch, J. "ADR and Beyond: A Systems Approach to Conflict Management", Negotiation Journal, Volume 17, Number 3, July 2001, Volume, p. 213.)

That is, some cases and some complaints in fact ought to go to formal grievance or to court or to the police or to a compliance officer or to a government IG. Other conflicts could be settled by the parties if they had enough support and coaching, and yet other cases need mediation or arbitration. Thus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usually means a method that is not the courts.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considers all the possible responsible option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that are relevant for a given issue.[4]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are the best known and most commonly used forms of ADR within the UK.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adjudication is rapidly gaining attention as a quick, fair and cheap was to settle disputes. [5]

ADR can increasingly be concted online, which is known as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which is mostly a buzzword and an attempt to create a distinctive proct).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ODR services can b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entities, and as such may form part of the litigation process. Moreover, they can be provided on a global scale, where no effective domestic remedies are available to disputing parties, as in the case of the UDRP and domain name disputes. In this respect, ODR might not satisfy the "alternative" element of A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