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糾紛的定義

⑴ 如何理順村社區兩委、網格員關系

摘要 網格員和社區工作者區別在於：

⑵ 如何區分詐騙與經濟糾紛

經濟糾紛與詐騙，主要從主觀上進行區別。即，當事人是否願意歸還及不能按期歸還的版原因。正當的經濟糾權紛，貸款人或佔有人並不否認借貸關系，並表示設法歸還。即使不能按期歸還，往往是因為遇到了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困難，如由於合同約定不明確、遺忘、或者無力歸還導致的。而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的詐騙，則往往表現為攜款潛逃，或是大肆揮霍或賭博，根本不想歸還。

根據2001年1月21日《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的規定：根據司法實踐，對於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2）非法獲取資金後逃跑的：
（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其他非法佔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⑶ 矛盾糾紛有哪些類型

有贍養糾紛、房屋糾紛（常見的），還有合同糾紛、工程合同糾紛、商務糾紛、醫療糾紛、旅遊糾紛、勞動糾紛、土地承包經營糾紛。

1、房產糾紛

房地產糾紛是指在房地產開發、經營和管理過程中，當事人之間因房地產權益而產生的爭議。實際上也就是房產(房屋權益)糾紛和地產(土地權益)糾紛的總稱。其當事人既可以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也可以是房地產管理機關，其中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包括涉外房地產關系中的外國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和港澳台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2、合同糾紛

合同糾紛，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釋、履行、變更、終止等行為而引起的合同當事人的所有爭議。合同糾紛的內容主要表現在爭議主體對於導致合同法律關系產生、變更與消滅的法律事實以及法律關系的內容有著不同的觀點與看法。合同糾紛的范圍涵蓋了一項合同的從成立到終止的整個過程。

3、勞動爭議

勞動爭議，是指勞動關系的當事人之間因執行勞動法律、法規和履行勞動合同而發生的糾紛，即勞動者與所在單位之間因勞動關系中的權利義務而發生的糾紛。

4、醫療糾紛

醫療糾紛是指發生在醫療衛生、預防保健、醫學美容等具有合法資質的醫療企事業法人或機構的糾紛，目前中國的醫療糾紛是特別不好處理的事情。

廣義的醫療糾紛包括醫患雙方發生的民事糾紛（民事賠償等）、行政糾紛（行政處罰等）、刑事責任（醫療事故罪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署國務院令，公布《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5、旅遊糾紛

旅遊糾紛是指旅遊者與旅遊經營者、旅遊輔助服務者之間因旅遊發生的合同糾紛或者侵權糾紛。 旅遊糾紛有有以下解決途徑： 一是與旅遊經營者協商和解， 二是請求消費者協會調解， 三是向有關行政部門申訴， 四是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機構仲裁， 五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⑷ 如何做好矛盾糾紛調處工作的思考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各種利益關系發生重大調整，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民間糾紛的類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種矛盾糾紛不斷增多，各種關系錯綜復雜，呈現出了矛盾糾紛主體多元，成因復雜，調解難度日益加大，矛盾易激化等特點，原有的調解工作機制已難以滿足新形勢對矛盾糾紛調解工作的新要求。目前，社會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已成為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和完善立足於基層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使糾紛得以及時、便捷、公正、妥善解決，對於社會穩定、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意義重大。同時，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在一定意義上起著優化和合理使用司法資源、保護司法、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糾紛解決機制生態性平衡的作用。
一、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
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性轉換，促進了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思想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的深刻變革，帶來了人們思想情緒的波動和利益格局的巨變，各種社會矛盾進入了高發期。社會矛盾的凸顯，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因素，還有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無論什麼樣的社會，什們樣的年代，主觀因素都是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直接原因。如個體對物質、利益的佔有欲；個體對事物偏激的喜好；不斷發展變化的個體需求的不滿足；社會道德天平失衡；不患貧而患不均；爭強好勝；情感好惡等等。客觀因素是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根本性原因，如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均；新舊體制變革脫節導致主體之間利益沖突等等。
(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人民的生活水平整體不斷提高。但區域優勢、潛力優勢、中心城市優勢等等的開發與發展，隨之導致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不少群眾不從主觀和客觀方面去找原因，「不患貧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導致心理失衡、失衡導致失控，最終導致了矛盾糾紛的產生。
(二)人口資源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
我國是人口大國，也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70%，在對社會資源，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佔有方面，城鎮人口本身就比農村人口享有了較優厚的待遇，而中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生育意識，城鄉矛盾也較突出。以人口比例矛盾來說，目前一對農村夫婦普遍生育2個以上小孩，城鎮夫婦只生育1個小孩，少數城鎮夫婦還不願意生育，從而導致城鄉人口比例越拉越大；同時，農業科技的全面普及及土地資源、自然資源挖掘潛力越來越低，引發農民人均收入的不斷萎縮，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剩餘，以就業、收入為核心的利益沖突，在個人、群體、行業、家庭、社區、城鄉、地區以及彼此之間矛盾數量劇增，且糾紛的性質越來越復雜。
(三)新舊體制轉軌，社會控制系統的缺陷與失控
任何體制的變革，都會帶動思想、經濟、體制、政治以及相互之間的深刻變化，尤其是當前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多元的利益主體共生，多種經濟所有制並存，加之社會誠信尚未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市場秩序缺乏規范，固有的各種弊病相繼顯露出來。如醫療秩序，一方面是國家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進行秩序整頓，另一方面是醫療價格居高不下，各種涉及醫療衛生行業的「潛規則」在利益的驅使下屢禁不止，醫患糾紛大量頻發。
二、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
從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整體狀況來看，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特點主要表現以下方面：
（一）主體多元化
隨著新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秩序打破了舊經濟模式和地區封鎖，建立了競爭機制，各種利益主體應運而生。伴隨各類主體的活動，矛盾糾紛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的發生日益增多。它不僅發生在公民之間，而且發生在公民、法人、非法人團體和組織之間，甚至發生在政府、幹部與群眾之間。由於經濟發展的驅動、漸進深入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法治化進程，導致基層矛盾糾紛不斷增多。從糾紛的主體看，基層矛盾糾紛的主體正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僅以農民這一社會主體為例，隨著階層、群體的分化，傳統定義上的農民分化為農業勞動者、農民工、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勞動者和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鄉鎮管理者、農村管理者等階層。
（二）內容復雜化
由於個體獲取經濟利益的不平衡性、差異性，矛盾糾紛已由過去簡單的「一因一果」，代之以「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③]。查閱每一件矛盾糾紛的處理，我們會發現當前各種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多種多樣，各種成因交織在一起。往往既有歷史因素、政策因素、經濟利益因素，也有處理方法不當的因素；既有群眾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眾對黨和國家政策不理解，要求過高、不顧大局的一面。有的同治安、民事、刑事案件交織在一起，有的經濟、行政、政治因素交織在一起，有的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還是一種不安定因素，如計劃生育、征地拆遷、基層選舉等，在矛盾糾紛的此消彼長過程中，還關聯其他諸多不穩定因素，其後果不是涉及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利益，而是涉及眾多當事人的利益，增加了當前矛盾糾紛的復雜性。
（三）類型多樣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糾紛類型增多。跨區域、跨行業糾紛，勞資糾紛，商品經營、信貸、投資糾紛，企業合夥、轉包、拍賣、兼並、破產糾紛，土地徵用、劃撥、流轉糾紛，安全生產糾紛，婚姻財產糾紛，優撫救濟糾紛，贍養撫養糾紛等不斷涌現，類型呈現多樣化。
（四）調處疑難化
由於各種社會矛盾糾紛頻發，誘因復雜，加之往往是主體的合理訴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表達訴求的不合法方式交織在一起，經濟利益訴求與維護民主權利的要求交織在一起，導致了矛盾糾紛調處的疑難化。一是認定糾紛性質難，只有具備一定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政策知識，熟知階段與階段之間的政策法規，才能正確認定糾紛的內容和性質；二是復合化的糾紛涉及面廣，單靠一個部門難以奏效，有些糾紛處理需要多個部門的協調。尤其是群眾的自發行為被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混淆是非，不僅導致調處的疑難化，更加速了矛盾糾紛的激化和惡化，使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和工作受到影響和威脅，甚至容易釀成惡性事件。
三、現今矛盾糾紛調處機制現狀
(一)從機構、人員、經費、處理機制及調研情況和實際工作來看，目前運行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構設置，基本上是以黨的基層組織為核心，成立由一把手負總責，分管領導為具體責任人，所有部門為成員單位的領導小組，在一個部門設立辦公室，再層層召開會議，下發文件，執行督辦和量化考核的運作方式。從表面上看，確實做到了領導到位，組織到位，人員到位，督辦到位，考核到位，但實質上收效甚微。一是缺人辦事，從上到下機構人員大多數是兼職，把矛盾糾紛調處作為本職工作的不多，尤其是在基層機構。據調查，占相當數量的司法所、矛盾調處中心、政法辦、綜治辦工作人員排列一長串，但除司法助理員在編，在職外，大多數為單位兼職人員，或老、弱、病、殘人員；二是工作落實不到位，會議材料、文件材料、督辦檢查材料一大堆，但真正能拿出結案卷宗的不多，如用結案數與轄區糾紛數對照，差距更大。三是中介組織不下基層，律師事務所、仲裁機構、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務中心等中介組織，基本上設置在縣級以上，定時或受邀請開展工作，資源沒有較好整合，合力尚未形成，法律服務與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處明顯脫節；四是工作經費無保障，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解，除人民法院外，按法規政策都是免收費用的。但每調處一件糾紛，無需取證，無需差旅，座在辦公室內召集調解，就把事情處理好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幾年、十幾年，幾十次均沒有調處成功的糾紛，而司法行政部門和其他單位又沒有經費用於人民調解工作，能納入預算的就更為鮮見。
(二)從矛盾糾紛調處的困境來看，一是訴訟調處的困境，基層各級調解組織一方面是兼職，另一方面按規定不能收取任何費用，工作辛辛苦苦白忙活，還得倒貼差旅費，中介組織因無利可圖，又延伸不到基層，其結果是人民法院訴訟和非訴訟案件大量積壓，而中介組織門庭冷落，民間調解更是日漸弱化，或是在基層調解組織與法院之間呈拉鋸式的推拖。二是非訴訟調處的局限性，從非訴訟解決糾紛的能力來看，非訴訟調處對解決常見性糾紛具有重要作用，廣大群眾越來越離不開非訴訟調解，但對困擾黨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糾紛的調處顯得無能為力，究其原因，根本在於基層調解組織只能執行政策，不能制定政策，而困擾黨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糾紛，據相關部門統計，95%以上源於政策前後脫節，或非現行政策力所能及。同時，非訴訟調處，以主體雙方互諒互讓為原則，以協商調和的方法為前提，不可能做到自治性和行政性的統一，更不具備權威性、終結性。三是調處機制運行方式的脫節，雖然訴訟調處機制、仲裁機制、行政機關糾紛處理機制、以及信訪制度等共同組成了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調處體系，但由於存在結構、布局不合理和各自為政、適用依據不一的現狀，解決糾紛的效力不高，與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靈活等價值目標不一致，尤其是涉及政策脫節，行政能力失控所造成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運作不暢，矛盾糾紛調處難度加大。因此，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是我們目前急需解決的課題。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的思考
有社會就有糾紛，糾紛不可避免，對於一個社會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消滅或壓制糾紛，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從而去其弊而存其利，降低糾紛給社會帶來的風險與危害，把解決糾紛的成本減少到最低程度，使糾紛解決的效果達到最佳程度。
解決社會矛盾糾紛，認識矛盾糾紛所處的社會背景，熟知法律、法規和政策是基礎，它主要解決處理矛盾糾紛如何定性，如何選擇突破口的問題；建立完善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是關鍵環節，它解決有人辦事、怎樣辦事的問題。我國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矛盾糾紛解決形式，但在當前矛盾糾紛呈現多元化、復雜化、疑難化等特點的情況下，必須建立和完善立足於基層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和紐帶，以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調解形式為依託和支撐，相互協調、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一）深入研究和完善人民調解制度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國家，尤其是儒家文化崇尚以和為貴、以和為美、以和為善的思想更是在中華文華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對大多數老百姓而言，發生糾紛後，往往希望糾紛能迅速解決而又不傷和氣，而將糾紛訴諸法院，通常被認為是關系極端破裂的標志。人民調解應該是中國獨有的特色制度，其優勢在於組織健全，紮根基層，了解實情，反應靈敏，有牢固的群眾基礎人，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作用在於有利於增強人民內部的團結，有利於促進精神文明建設，有利於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實踐證明，人民調解符合我國國情，應當繼續加強和完善。
矛盾糾紛的產生在廣大群眾中，在基層。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機構設置理應以基層為基礎，以鄉村(社區)為前沿陣地。針對鄉鎮(社區)人少事多，缺編缺員突出的實際，完善基層組織建設，整合人力資源，保證有人辦事是前提。積極引導有關新興社會組織開展人民調解工作，推動人民調解組織向保險、金融、建築及城市拆遷、土地流轉、工商交易等矛盾糾紛多發的行業和領域延伸。與此同時，各級政府還應加大對人民調解組織的扶持力度，不僅要加強對人民調解員的培訓，全面提高其自身素質；還應將調解經費納入政府財政預算，撥出專項資金以保證人民調解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為人民調解工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加強立法，進一步明確人民調解制度的性質。目前我國的憲法、民事訴訟法等法律法規對人民調解雖有明確規定，但較為籠統、原則，缺少對調解范圍、調解程序、調解協議效力、經費保障等內容的明確規定，在實際工作中可操作性較差。因此，應加快人民調解的立法步伐，進一步明確人民調解的性質、地位、任務、方針，明確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組織機構，明確人民調解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工作規范以及調解員工作補貼等政策扶持措施，使人民調解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同時，立法應對人民調解受案范圍保持開放式結構，人民調解積極參與到各類社會矛盾（包括輕微刑事案件）的化解中。
目前，我國在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穩定的實踐中，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辦法，但依據不一、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糾紛解決的合法性和權威性，這就迫切需要從理論的高度進行總結提高，把成功的做法和經驗上升為法律或規則。一是社會矛盾糾紛主體在基層，應以基層調處為基礎，不宜採取自上而下的解決方式。二是應建立和完善矛盾糾紛排查機制、信息溝通機制、預防機制、應急處置機制、責任追究機制，確保信息暢通。並正確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情感的手段，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採用溝通、協調、協商、部門分流、信訪等多種方法，多做思想工作，從思想上，情感上消除矛盾隱患，平息矛盾糾紛。特別是尖銳的矛盾糾紛，要顧全安定團結大局，及時協調相關部門化解矛盾，原則上不動用強制力量，不宜以訴訟的方式處理，確保矛盾糾紛在控制下調處。應制定非訴訟糾紛調處規則體系，保證糾紛調處程序公正，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引導公民形成正確、理性的法治理念，依法尋求法律援助、依法伸張正義，為構建法治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服務。
（三）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糾紛調處機制
實踐證明，調解和訴訟並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徑，仲裁、法律服務、法律援助、信訪部門分流處理都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關鍵是要認真總結經驗，理順關系，使各類矛盾糾紛的解決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科學有序地得到處理。
構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首先要保證中介組織合理分設，確保矛盾糾紛隨時發生，隨時得到處理。因此，應將機構設置到矛盾糾紛原發地--社區（鄉鎮、村），將組織、機構建立到人民群眾中去；其次要理順部門矛盾糾紛調處關系，合理分流處理矛盾糾紛，克服隨意性與臨時性，增強規范性，確保群眾解決糾紛有章可依，有路可循，機構調處職責明確，部門之間銜接有序，最大限度地為社會與民眾提供規范的矛盾糾紛調處；第三要突出糾紛解決的終決權力。人民法院應以非訴訟調處為基礎，體現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以強制力作為後盾的最終解決權，嚴肅法律尊嚴和最高權威。
（四）強化行政解決糾紛的功能
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和主動性的特有優勢，是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全面規范和確認行政機關和基層政府在民間糾紛處理中的地位和職責，將其與人民調解等民間糾紛解決機制區分開來，並充分發揮其特有功能，使其成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承上（司法）啟下（民間）的重要構成部分。隨著用工糾紛、土地糾紛、醫療糾紛、產品質量糾紛等特殊糾紛的增加，專門性的行政處理機制愈發顯得重要。例如，在解決拖欠務工人員工資的問題上，勞動監察部門的積極介入遠比訴諸司法更為高效、經濟，對務工人員利益權益的維護效果更好。
（五）加強人民法院對人民調解的指導
根據《民事訴訟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法規規定，指導人民調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項法定職責。從法院判決案件的角度講，依法支持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糾紛的處理，就是人民調解工作的堅強後盾。因而，人民調解與審判工作（主要從民商事案件審理而言，包括訴訟調解）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相示範、互相促進的良性互動關系。
人民法院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建立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反饋制度和司法建議制度，加強對個案指導。對涉及調解協議被人民法院判決變更、撤銷或者確認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將生效裁判文書寄送當在司法行政機關或者人民調解委員會，發現人民調解員違反自願原則，強迫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應當及時向司法行政機關或者人民調解委員會提出糾正的建議，以保證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質量。同時，從訴訟立法上將人民調解設為某些特定類型民事糾紛的訴訟前置程序，建立庭前調解制度。即這些類型案件的解決施行「先調後訴」，當事人在起訴前需先提出調解申請；如未提出調解申請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時告知當事人向人民調解組織申請調解，或者依據職權將案件移送相關人民調解組織調解。要堅持合法、自願原則，曉之以理、明之以法，不放棄任何能夠調解解決的機會。
總之，矛盾糾紛調處解決多元化機制的建立和完善，關鍵是實現各糾紛解決機構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的協調，形成民間調解、行政解決糾紛和訴訟之間的合理銜接[⑦]。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體系重整過程中，進一步加大普法和依法治理力度，不斷完善以基層調處為基礎、以人民調解員等調處力量為主體、各級行政部門協調聯動、法院訴訟為終結裁決的統一協調、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運作體系，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迫切需要，也是適應社會發展，構建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⑸ 物業管理矛盾糾紛怎樣處理

您好：
物業管理矛盾糾紛處理治理
物業服務合同糾紛
很多業主委員會與物業管理簽訂合同時，往往對於物業合同的性質沒有明確定義，有的小區中雙方簽訂的是「服務合同」，而有的小區中雙方簽訂的則是「委託合同」。
這是因為對於物業管理服務合同的認識不同所造成的。如果雙方簽訂的是物業委託合同性質的，那麼就代表著由業主委託物業管理企業對小區進行管理，業主與物業管理企業是委託與被委託關系。
在委託關系的情況下，一旦小區的管理出現了問題，比如遭到盜竊等，那麼後果將與物業公司沒有任何關系;同時由於委託合同的委託人依法可隨意終止合同，而不需要任何理由，這也不利於小區物業管理的穩定性。
解決方法：在簽訂物業管理合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合同的性質應該為服務合同，而不是委託合同。其最簡單的方法是先看物業合同的名稱，如果是服務合同，一般這個合同的名稱是「物業管理服務合同」，而不是「物業管理委託合同」。
與開發商關系糾紛
《物業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了房地產開發與物業管理相分離的原則，應通過招投標的方式選出物業管理企業。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小區物業管理企業均是由開發商派生出來的，即便實行招投標，由於難以真正建立公平競爭的招投標機制，開發商派生出來的物業管理企業仍處於優勢地位，往往是其中標，這種建設與管理的「父子關系」依然普遍存在。當物業出現質量或銷售時不切實際的承諾等涉及開發商的問題引發糾紛後，物業管理企業常以其與開發商是兩獨立法人，無任何關系拒絕處理，而開發商往往是項目公司，一個小區成立一個項目公司，建設完成結算完畢後就不存在了，售後服務、保修等矛盾無法解決。
解決方法：入住小區的業主們在符合條件後，也就是說小區內房屋出售並交付使用的建築面積達到50%以上，或者首套房屋出售並且交付使用已經滿2年的，一定要及時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主委員會，通過業主委員會來維護自身權益。
公共配套設施糾紛
例：某樓盤的地下停車庫被開發商賣給了個人，使得小區的停車費用漲價，造成車庫有空位而業主卻無法停車的現象，間接侵害了業主的利益。
這類糾紛其實牽涉到的問題就是小區的公共配套設施的「主人」到底是誰的問題，究竟是開發商還是全體業主。在《物業管理條例》中，目前只對停車位作了相關的明確規定，即「小區內的機動車停車場(庫)，應當提供給本小區內的業主和使用人使用。停車位不得轉讓給小區外的單位和個人;停車位有空餘的，可以臨時出租給物業管理區域外的單位和個人。」而沒有對共用設施和共用部位的權屬等問題作出規定
同時，目前物業部分在共用設施、共用部位的權屬問題還涉及到維修和費用的承擔問題。比如哪些部位、設施、設備屬於全體業主共同共有;哪些屬於部分業主共同共有;未分攤共用建築面積的地下停車庫權屬，應屬全體業主還是屬於開發商，如果屬於全體業主，權證應如何發放、保管、使用，收益應如何處理，維修基金如何籌集、如何分攤。而對於開發商已出售的地下停車庫應如何處理，對於開發商建設的地面多層鋼結構移動車位的權屬應如何認定，部分業主或個別業主是否能對此提起訴訟，部分業主或個別業主對共用設施、共用部位的收益如何處理能否提起訴訟等，目前尚沒有明確規定。
解決方法：這一系列問題目前有待相關部門制定相關法規。不過總的來說，業主們還需提高自身的維權意識，及時發現問題進行解決。
物業費糾紛
物業費糾紛來自兩方面：一、物業費包含的費用項目;二、物業費收取不到。
物業費，一般來說是指保安費、保潔費、保綠費、管理費4項，但對於很多業主來說，很容易把這4項內容與額外的日常公共設施設備維修費以及電梯水泵運營能耗費等混合在一起。同時，由於物業管理公司在收取了物業費用後，有的開發票、有的給收據，使得很多業主對於自己繳納的「物業費」究竟包含了一些什麼內容不甚清楚。因此，在某些小區里其收繳率相當低，有的甚至低至20～30%，使得物業管理難以為繼，造成其他已繳費業主的心理不平衡。《物業管理條例》第四十一條只講了合理公開收費問題，而基本物業服務費由哪些構成沒有羅列出來，造成應該付的不付，而不該付的也付的怪現象。
解決方法：在收費方面，物業公司應該在給予業主的相關物業費用繳費收據上，將相關的收費目錄名稱和費用全部羅列清楚，不能簡單地以一個「物業費」的名稱來取代其中各類的費用名稱。
建立完善物業管理糾紛調解機制的對策
(一)建立完善各級物業管理糾紛調解組織。積極探索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互銜接的物業管理糾紛調解模式，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工作在預防物業管理糾紛中的作用。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縣(區)、街道和社區物業糾紛調解委員會職能作用，發揮好對所轄區物業糾紛調解工作組織領導和整體協調作用，綜合協調調解解決轄區重大疑難物業管理糾紛。基層司法所要負責調解本轄區復雜性物業管理糾紛，指導社區人民調解組織開展物業糾紛調解工作。建立社區物業糾紛調解委員會，以預防物業管理糾紛為主，宣傳物業管理法規政策，調解一般性物業管理糾紛。
(二)大力加強物業糾紛調解隊伍建設。認真做好物業管理糾紛調解員的選任工作。實行專兼職相結合，從房管部門、司法機關、社區居委會、社區律師或在社區有一定威望的群眾中，挑選一批熱愛公益、公道正派、素質較高的人員擔任人民調解員。深入開展「律師進社區」活動，組織廣大律師、法律工作者深入社區積極參與社區物業糾紛的調處工作，為社區人民調解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充分發揮律師職能優勢，利用自身的法律知識，擔任社區物業公司的法律顧問，提供決策咨詢法律服務，確保物業公司規范有序健康發展。司法局要加強對物業糾紛調解隊伍的管理，定期共同組織開展物業糾紛調解業務培訓，對於成績突出的集體和個人給予表彰獎勵。
(三)加大物業管理糾紛排查力度。組織社區調解員深入小區調查走訪，對群眾反映的有關物業管理方面的問題認真登記，甄別問題性質，對於屬於物業管理糾紛的要切實做好人民調解工作，對於不屬於物業管理糾紛的，要引導群眾通過其他正當手段解決問題，做好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的銜接。注重敏感時段和敏感地區的物業管理糾紛排查，對入住率超過50%的新住宅小區給予高度關注，進一步加強對業主大會的籌建給予幫助引導，著重做好對物業公司選聘和退出引發的矛盾糾紛預防和調處工作。 (四)加強業務培訓和法治宣傳。充分利用社區工作覆蓋面寬、貼近基層、貼近群眾的優勢，運用具體案例在社區群眾中開展生動直觀的法治宣傳和人民調解工作宣傳，引導居民學法用法、知法守法，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矛盾糾紛的發生。組織業主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物業公司的負責人、街道辦事處及居委會有關人員進行業務及法律培訓，引導物業服務企業增強依法守約意識、服務意識，按照合同約定為業主提供質價相符服務。引導全社會了解物業管理行業特徵，澄清對於物業管理的認識誤區，釐清對物業管理的職能定位，進一步提升對物業管理行業的認識度。

⑹ "家務" 的定義

家務，又稱家事、家政，陝西人也叫過日子、過日月、過光景等。家務是指家庭日常生活事務的習俗。家務內容復雜，既有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又有縫新補爛。洗洗換換，也有飼養家畜、家禽、還有房屋的修建，傢俱的購置、保管使用，生男育女，締結婚姻，孩子教育，老人、親友往來，紅白喜事應酬，逢年過節的生活安排，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糾紛的處理等等，家務事瑣碎而繁雜，且變化多，因此有「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說法。
家庭主婦是承擔家務的主要角色，家務管理好壞與家庭主婦有很大的關系。陝西婦女很會料理家務，一般能把家收拾得乾乾凈凈，各樣傢俱擺放得井井有條，過日子很仔細，很能吃苦，起早睡晚，精打細算，防前攢後，儉儉朴朴，有「穿不窮，吃不窮，計劃不到一世窮」、「一頓省一口，一年省幾斗」等說法。妯娌之間互敬互讓，和睦相處，尊大愛小，鄰里和睦，既能體貼人，又能幫助、周濟人。同時注重家族的聲譽，對孩子管教甚嚴，教育孩子從小勤勞、正直。對丈夫很體貼、很賢惠，能忍讓，自己喝菜湯、稀粥，好飯讓給丈夫吃。對公婆很孝敬，問寒問暖，端湯遞飯，恭恭敬敬，甚至對乞丐也彬彬有禮，樂於施捨。整天轉鍋台，轉磨道，還得上山或下地勞動，還會描鳳綉花。陝北人叫結過婚的女人是婆姨，陝北婆姨更會過日月。
主婦是家務習俗的傳播者，「多年媳婦熬成婆」，主婦當了婆婆後，備嘗當女人的酸甜苦辣，她深諳其中之道，因此對家庭新來的成員——兒媳婦非常關心和體貼。擇媳婦時講究門風，愛好溫順、勤儉、伶俐、有本事的，對新媳婦有試驗其本事的習俗。關中有讓新媳婦為婆婆做面條的習俗，陝北也有讓新媳婦擀雜面試驗其手藝的習俗，也有的地方有試驗新媳婦做針線活看其巧拙的習俗。所以，好的家庭特別重視對閨女家務活、待人接物等的訓練，這叫有家教。對有家教的女兒人們是十分喜歡的。
家務的主要決策者是家長，家長又叫家主、戶主、當家的、理事的、掌櫃的。舊時大家族的家長一般由長房長子中的壯年男子擔任。家長有絕對權威，對內維持家庭的正常秩序，對外代表家庭處理全權事務，俗語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家長對不服管教的家庭其他成員可以訓斥、罰跪，甚至動用家法——鞭笞、捆綁。但是舊時家庭人多口雜，所以有「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頭，你要吃豬肉，他要喝燒酒」的說法。舊時幾代同堂，妯娌之間，常有糾紛，弟兄之間也明爭暗鬥，互攢體己，變相吞占財物，互鬧矛盾，家長也甚難當，其時家長是封建專制式的。
隨著社會的發展，大家族逐漸減少，專制的家長制也逐漸被民主家政所代替，男女平等，婦女參加社會活動的機會增多，婦女主要承擔家務勞動的習俗也在逐漸改變，不少地方男子也參與家務活。
在一些家庭里，名義上是男子當戶主，但實際上主婦是一把手，主婦說了算，所以有「妻管嚴」的說法，城鎮尤其突出。隨著現代化，不少家務勞動被機器代替，婦女也有更多的機會參加社會活動、文化娛樂活動，家務也有了新的內容。在聯產承包責任制後，有的地方不少家庭管理也實行責任制，家族成員責任分明，各干其事，收入公開，生產忙忙碌碌，日子紅紅火火。有的家庭還實行包干負責、按勞取酬的辦法，家務職責清楚，分配也合理，可以調動家庭成員的積極性，利於家庭勞動致富，家門順和。

⑺ 被人打傷了是矛盾糾紛還是刑事案件

如果被人打傷了，主要看打傷的程度，若構成輕傷或者重傷，則構成刑事案件。否則屬於矛盾糾紛。

⑻ 怎樣理解在矛盾糾紛的排解公安機關的職能和職責群體性事件

學過政治的人都知道公安機關的定義，是維護統治階級公共秩序的。回在我國是維護政府答機構和社會公共秩序的。理論上不是解決矛盾糾紛的主要機關，當然，社會秩序混亂的根源是有社會矛盾糾紛，所以他的工作中有協調處理矛盾糾紛的必要。

⑼ 重大矛盾糾紛的定義

為了將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進一步暢通信訪渠道，加大矛盾糾紛化解力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小事不出村、難事不出鄉、大事不出縣」。銅鼓縣從3月中旬開始，在全縣范圍內大力開展縣﹑鄉﹑村三級書記大接訪活動。該縣結合本縣實際，創新工作舉措，在大接訪活動中推行 「三三制」，努力做到三公開、三結合、三包干。截止5月初，共接待來訪84起，涉及人數500餘人，其中個體訪62次，集體訪22次，解決78起，其餘6起正在處理中。

三公開，即：公開接訪領導姓名，公開接訪時間，公開接訪地點。在縣四大班子領導接訪前一個星期起利用銅鼓電視台、《銅鼓通訊》公開接訪領導姓名﹑職務﹑主管及分管工作，公開接訪時間﹑接訪地點。同時，各鄉鎮場在集鎮所在地、人口密集地等場所提前3—5天公開接訪領導﹑接訪時間﹑接訪地點，從而做到讓群眾早知道﹑早了解。縣政府辦副主任、信訪局局長蔡曉河介紹說：實行「三公開」後，大大方便了群眾，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認可。

三結合。首先，幹部下訪與書記大接訪活動相結合。該縣在深入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活動中，從各單位各部門抽調了千名黨員幹部到鄉村﹑農戶﹑包案對象家庭、社區﹑企業開展「五進五促五同活動」，與書記大接訪活動有機結合起來。高橋鄉﹑排埠鎮黨委書記與鄉鎮幹部及「五進五促五同」幹部一起帶案下訪，積極化解矛盾，解決疑難問題。其次，消化重點重復信訪案件與書記大接訪相結合。縣委胡書記胡國瑞帶頭把5件重點重復信訪案件作為大接訪活動的攻堅點，在他的帶頭示範下，25名縣級黨員領導幹部共化解重復信訪案件32起。再次，村民代表隨訪與書記大接訪相結合。各鄉鎮場在黨委書記公開大接訪之日，聘請當地懂政策法規，有威信的村民一起同鄉黨委書記接訪，通過他們宣傳政策，化解矛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永寧鎮黨委書記充分發揮村民代表作用成功化解了8起山林糾紛。

三包干，即：包情況掌握抓穩控，包困難解決帶教育，包依法處理促和諧。三級書記接訪時間，都安排2—3名法律工作者隨同，用法律和案例講解，使上訪對象對政策理解掌握得更加全面准確。縣委副書記、縣長楊玉平於4月13——14日在信訪局接待室公開接訪，共簽批59起來訪，涉及群眾100餘人。同時，事後立刻召開解決協調會，對於本級政府能解決問題及困難給予及時解決，對於涉及到其它單位和部門的問題，由黨委書記牽頭並安排專人專職負責協調解決。溫泉鎮溫泉村陳章和的勞動傷害案，在勞動部門依法仲裁得不到落實的情況下，向法院起訴時，出現兩地法院相互推諉的情況，陳章和因此不斷上訪；4月2日接訪後，溫泉鎮黨委書記金四清幫助其爭取宜春市法院的重視，最終得到成功調解。

⑽ 如何界定"村霸

如何界定「村霸」？七個特徵一目瞭然

2017-03-14 17:07:46【源自網路】

3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他表示，2017年檢察機關將突出懲治欺壓百姓、胡作非為的「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推動完善鄉村治理。

「村霸」到底有哪些典型特徵？「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存在的根基是什麼？如何加以懲治和預防？媒體記者近日專訪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三局局長孫忠誠。

如何界定「村霸」？

孫忠誠表示，嚴格來說，「村霸」並不是一個正式的法律術語，而是對農村一些流氓惡勢力的通俗用語。「村霸」的特徵有七個，符合其中之一的，一般均可歸屬於「村霸」范疇：

一是橫行鄉里，稱霸一方，嚴重干擾破壞村民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

二是無事生非、無理取鬧、打架斗毆、聚眾鬧事，危害農民群眾利益，群眾不敢惹、鄉村幹部不敢管的；

三是倚強凌弱、強拿強要、強買強賣，欺行霸市或坐地納貢、結伙哄搶的；

四是有組織、有固定成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擾亂和危害農村社會治安秩序，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

五是對鄉村幹部不滿，尋釁滋事、無理取鬧，或者依仗其家族、親屬勢力或利用其物質財富操縱農村基層組織選舉的；

六是誣告陷害，利用熱點難點、矛盾糾紛煽動群眾，操縱鬧事，破壞農村安定團結的；

七是受雇於人、充當打手，殘害無辜的。

如何區別對待宗族中的惡勢力？

在農村治理中，宗族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何區別對待其中的惡勢力？

孫忠誠表示，宗族的確在農村治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當前也有一些地方宗族勢力的發展出現扭曲，演變成為爭奪家族利益甚至一己私利而從事非法活動，侵害農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影響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一股惡勢力。對於涉嫌違法犯罪的宗族惡勢力，必須毫不手軟，進一步加大整治力度。

對「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治理中面臨哪些困難？

孫忠誠表示，目前，在治理「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工作中，仍然面臨一些困難。

一是部分農村經濟發展落後，教育水平跟不上，產業發展不足，許多適齡青年無書可讀、無業可就，很容易蹚入「村霸」渾水。

二是存在個別基層組織人員為「村霸」充當保護「保護傘」的行為。

三是一些地方基層「兩委」班子選舉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村霸」拉票、賄選，或為當選「兩委」而拉攏成氣候的「村霸」、宗族勢力，從而淪為其欺行霸市的爪牙。

四是有些基層組織弱化，作為民間糾紛第一道防線的村調解委員會、治保會等面對矛盾糾紛不願管、不敢管；而一些村民法治觀念淡薄，面對不法侵害多數選擇忍氣吞聲，助長了「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囂張氣焰，同時也造成執法、司法部門無從了解相關犯罪行徑，無從查辦和治理。

如何建立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的長效機制？

孫忠誠表示，建立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必須建立長效機制。

一是要加強檢察、紀檢監察、公安、社會綜治的協作配合力度，發現一起，查處一起。

二是要發揮檢察職能，配合紀檢監察、組織人事部門和換屆選舉機構共同維護好「兩委」換屆工作秩序，積極有效預防各類干擾、操縱和破壞換屆選舉的職務犯罪，杜絕「村霸」和宗族惡勢力操縱選舉。

三是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健全村調解委員會、治保會、民兵等組織，壯大農村社會治安力量。

四是加大宣傳，及時曝光查辦的典型案例，向群眾展示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成效。

同時，深入開展普法教育，增強農民群眾法制觀念，促進其自覺運用法律武器來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