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環境侵權的概念
環境侵權( environmental tort) 是從傳統民法的妨害行為、干擾侵害、近鄰妨害等概念演變而來的。環境侵權是指由於人類活動而導致環境污染和破壞, 從而造成他人財產權、人身權和環境權受到損害, 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的特殊侵權行為。與傳統的侵權行為相比, 環境侵權具有以下特徵:
第一, 不平等性。在環境侵權中, 法律關系的主體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加害人多為經濟實力雄厚、科技力量強大的企事業單位, 而受害者多為處於弱勢地位且缺少抵抗能力的公民, 由於雙方地位和實力相差懸殊, 使得民法中主體平等的法律關系難以實現。
第二, 間接性。在環境侵權中, 加害人往往以環境為中介間接侵害他人權益, 而不是直接作用於受害方, 這與普通侵權有很大不同, 環境侵權本身就是對諸如大氣污染、雜訊污染、水污染等各種環境侵權現象的集中概括, 加害人正是通過這些介質侵害受害人權益的。
第三, 復雜性和潛伏性。受害人由於受到自身知識能力和信息獲得條件的限制, 無力承擔證明加害人有過失的責任。
第四,侵權對象的廣泛性。環境侵權的對象一般是不特定的人或物, 侵犯的權利也是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以及其他環境權益在內的諸多權利。
環境侵權的構成要件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損害事實、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
1 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
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主要是三廢污染( 廢水、廢氣、廢渣) 、雜訊、固體廢物、電磁輻射以及破壞自然因素等污染環境的行為。
在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的認定中, 主觀過錯並不是其必要的構成要件, 原因有三: 一是絕大多數的污染損害都不是出於污染者的故意和過失, 且其危害范圍十分廣泛, 還威脅到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存, 在這種情況下, 最重要的是保護環境和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而不應當考慮加害者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 二是由於現代企業的高度專業化和復雜化, 以及科技水平的高度發展, 使得受害人很難證明加害人的過錯;三是, 一般而言, 污染企業的經營和獲利, 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污染環境和給他人造成損害的基礎上的, 因此只有採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才符合公平原則。
2 損害事實
根據侵權行為法補償功能的基本要求, 無損害即無救濟, 損害事實是構成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 主要指受害人受到的致病、致殘、致死的人身傷害以及財產損失, 還應包含精神損害以及環境權的損害, 後兩項往往被忽視。環境權主要包括採光權、寧靜權、通風權等, 是環境損害事實中的全新內容。環境侵權的損害後果與其他侵權行為的損害後果有共性, 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共性表現為, 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權益的後果, 具有法律上的補償性、客觀真實性和確定性。其特殊性表現在損害後果的潛伏性以及侵害對象的廣泛性。
3 污染破環環境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理論包括原因與結果在時間上的順序性, 事實上的客觀真實性, 原因是結果的必要條件以及實質要素補充檢驗等。由於環境侵權的復雜性、潛伏性和廣泛性的特點,使得因果關系的認定較之普通侵權更加困難,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 固守原有的因果關系理論, 勢必因其證明困難而使被害人請求賠償的權利遭到否定, 因而許多國家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代替因果關系的直接嚴格認定。在司法實踐領域, 因果關系推定原則在環境污染案件中得到廣泛承認。
在我國環境法中, 對環境侵權行為承擔無過失責任的原則也作了明確規定。1982 年的《海洋環境保護法》是我國在環境立法方面確立無過失責任制度的先驅, 該法第42 條就是關於環境侵權無過失責任的最早規定。1984 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第41 條吸取了《海洋環境保護法》的這一規定,確立了環境侵權無過失責任制度的立法模式, 後來的《環境保護法》及其他環境污染防治法都沿用了這一模式。這些規定為我國環境侵權的無過失責任原則提供了環境法上的依據。
部分摘自 《環境侵權民事責任若干問題研究》 時奇文 英才高職論壇 2007 No.3(Serial No.8)
② 環境污染侵權如何救濟
可以直接去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③ 環境侵權能否適用懲罰性賠償
我國《侵權責任法》只在產品責任中引入了懲罰性賠償，且回並非全部的產品責任都答適用懲罰性賠償，而是只有滿足以下條件才能主張懲罰性賠償：第一，生產者或者銷售者主觀上具有故意，即明知是缺陷產品仍然生產或者銷售;第二，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事實，即造成了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造成除此之外的其他損害後果的情形不能主張懲罰性賠償;第三，因果關系成立，被侵權人的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是侵權人生產或者銷售的缺陷產品造成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兩點：第一，生產者和銷售者之間的懲罰性賠償責任既非共同責任也非連帶責任，而系相互獨立的各自責任;第二，懲罰性賠償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過錯為前提，適用過錯責任歸責原則。因此，如果受害人不能證明生產者或者銷售者存在明知情形，則不能主張懲罰性賠償，或者僅證明了生產者存在明知，則只可以請求生產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④ 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定的侵權責任時歸責原則,
例如：工廠排污毒死了魚塘的魚苗，直接損失是魚塘的魚苗，可得利益的魚苗成長後可以得到的實際收入，間接損失是清除魚塘被污染的費用。也就是說根據《環法》41條：「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文海，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個人賠償損失。」
另外要注意的，你如果要訴訟的話時效2年。
⑤ 傳統法律部門的救濟手段和方法在環境與資源保護方面的局限性。可否幫忙解答
這個課題涉及的范圍很廣泛，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拋磚引玉地啟發一下你的思維：
傳統法律部門的救濟手段和方法最大的局限性在於以下幾點：一是法律語言具有局限性，不可能事無巨細都能描述到；二是滯後性，盡管立法時考慮到時代特徵，但是法律法規規定的內容仍然無法與時俱進；三是修改程序復雜，無法及時應對社會上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當然還有很多局限性）
總之，法律應當視為調整社會關系最後的手段，更多的調整手段應當用道德、習慣、風尚等方式！
⑥ 環境侵權救濟方式有哪些
您好！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自行協商、和解
自行協商就是當環境侵權行為發生後，侵權人和受害人本著公平、妥善解決環境糾紛的精神，為避免問題擴大，而雙方達成一致意見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自行協商比較適用於小型環境侵權案件，因為這些案件的嚴重性並沒有太大必要走仲裁、訴訟道路，當可以私下了結時，自行協商能提高效率，因此，自行協商是一種較為常見的解決環境侵權的方式。但其也有不足。自行協商當一方或雙方不合作時就無法實施；當一方法律知識欠缺時，可能會導致協商結果不公平而不利的一方本身不知情，不利於維護自身權益等。
但總的來說，自行協商是一種能提高效率的侵權救濟方式，我國認為能協商解決的問題一般盡量協商解決。
（二）調解
調解是指當事人雙方發生糾紛時，請沒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居中調和，達成解決矛盾的協議並自覺執行的糾紛解決方式。調解可分為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人民調解、仲裁調解等。此處所講的調解主要是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是行政機關居中調解，同樣要遵守自願公正的原則，其調解結果不具有強制力，當事人不服其調解結果可向法院訴訟；而司法調解是人民法院居中進行調節，其調解結果具有強制力，當一方不履行時另一方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三）仲裁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根據事先後事後達成的仲裁協議，將民事爭議提交雙方選定的仲裁機構進行裁決，解決糾紛。仲裁具有自願性、自主性、靈活性、專業性等特徵。但我國目前在環境領域方面的仲裁很少：
前除海事糾紛外，既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法規，也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機構。從實踐中看，我國各地成立的仲裁委員會也為把國內環境糾紛列入仲裁受理事項。這是我國需要繼續改進和加強的地方。
（四）訴訟
訴訟是最強力的環境侵權救濟途徑。環境侵權案件一般適用無過錯原則，即當受害人受到環境侵權時，無論行為人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訴訟具有極強的強制力，是公民維護自身環境權利、進行環境侵權救濟的最有效措施。但由於現如今公民的環境法律知識較為薄弱，環境侵權維權意識不足，除重大環境傷害案件外，公民很少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對簿公堂。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⑦ 公民環境權應如何救濟
一、引言
公民環境權是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和對人的尊嚴及自由的日益重視而產生的。自1972年以來，中國有關環境權的立法已獲得相當大的發展。[1]環境權日益為法律所接受與肯定。1989年1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保法》第6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而在一些地方性法律如《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第6條中則更加明確地規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和保護環境的義務」。
本文選取環境中介組織對公民環境權的侵害情況[2]，試圖探討在這一特殊的組織侵害到公民享有在良好、適宜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時，現行法律的救濟方式是什麼？這種救濟方式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其他的救濟方式？本文將依此線以環境中介組織之一的環境影響評價機構（以下簡稱環評）為例展開論述。
二、傳統救濟方式的可行性研究
（一）、行政救濟方式的研究
對於環評機構侵害公民環境權的救濟，現行法律只在《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第29條規定：「從本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單位在環境影響工作中弄虛作假的，由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吊銷資格證書，並處所收費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但這樣的行政制裁條款顯得過於單薄，在實踐中也會顯得不濟。從環境法的立法本位來看，環境法強調更多的是一種社會立法性，而不以環境管理機構或國家權力為出發點的國家本位立法模式。[3]故公民對環境權的救濟應更多地獲得自救的方式與方法，而並非應當主要依賴於政府管理機構的行政制裁。
據此，在中介組織對公民的環境權加以侵害時，行政救濟方式具有極大的不濟之處。
（二）、民事侵權救濟方式的研究
法律的另一種救濟方式是追求環評機構的侵權民事責任。
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是無過錯責任、損害結果、損害行為和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而行為的違法性已不再是構成要件。[4]也就是說。在環境權侵害案件中，排除無過錯責任的免責的條件，只要有損害結果。且損害行為和結果之間存在推定因果關系的話，即構成侵權。但是在涉及環評機構的案件中，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作為專業機構，它遵循本行業和本機構的法定及內定準則和程序公允地進行環評，但因時間、成本和環境本身等准則允許的因素導致環評的結果與建設項目的實際環境污染情況存在出入，甚至可能侵犯到公民的環境時，依據以上侵權原理，這樣即構成侵權。
如此定論，未免使環評機構及其人員承擔過多的責任而不妥，其實，這也折射出中介機構的專業特徵，體現了專業和法律觀念的分歧。環評報告書的真實性，在環評的通行規則上是以「公允性」定之，即以報告書「公充地」反映建設項目的實際環評影響狀況來代替真實性，但公充未必即是真實。而法律需要的真實性是否等於環評專業領域的「公允性」是一個法律解釋的問題。以己之見，法律的功能在於利益的平衡。故應在環評機構與公民之間達到利益的平衡。法律當然保護公民的環境權，但若法律強制要求完全客觀的真實性才是法律衡量環評機構責任的標準的話，這將是對環評行業過於苛刻的要求，可能會對環評行業造成極大的消極影響。故筆者認為，若環評機構以公充而得環評報告書，則能免責。當然，公允性須與單純符合環評執業准則相區別，它應與環評機構的資格證書與社會信譽相當（關於這一點，後文將有詳細的論述）。
如此，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在環評專業機構的責任認定，即此種公民環境的救濟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三、尋找另一種救濟
為此，在中介組織對公民環境權的侵害中，筆者試圖撇開行政救濟和環境侵權民事救濟，試圖尋找另一種救濟——中介組織的違約責任。[5]
（一）、救濟的基礎
這種救濟的想法來源於建設單位與環評機構之間簽訂的「委託合同」[6]——建設單位委託環評機構對其建設項目進行環境預測、評價，出具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雖然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建設單位與環評機構之間合同的法律性質，但環評機構與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在性質上具有相似性，參照注冊會計師事務所與特定公司之間的合同，據《注冊會計師法》第16條、《獨立審計具體准則第2號一審計業務約定書》第2條規定，「審計業務約定書由委託人與會計師事務所簽定，其法律性質為委託合同，而非承攬合同」。這樣，建設單位與環評機構之間的合同性質理應是委託合同，這也為本文的分析建立了一個法律平台。但是必須指出，該委託合同呈現出一特殊性。一般的委託合同是指委託人和受託人約定，由受託人以委託人的名義和費用為委託人處理事務，委託人按約定支付報酬的協議[7]。但是在建設單位與環評機構簽訂的合同中，作為受託人的環評機構不是以委託人建設單位的名義辦理事務，而是以自身名義來從事房地產環境影響評價活動。這也是由於環評機構提供的服務具有社會監督的性質，故機構必須保持自身的獨立性所造成的。從這一點上講，合同所明確指示的雙方當事人——建設單位和環評機構在一定程度上處於利益對立的狀態。
那麼依據委託合同的本質——委託人和受託人利益的一致性原則，我們必須揭開這一「委託合同」的面紗，來探詢更深層次的關系。從實質利益關系（而非形式法律關系）著眼，建設單位是名義的委託人，社會公眾（特別是與建設項目的開發在環境方面有利害關系的個人或單位）才為實質的委託人。進一步說，社會公眾與環評機構，不同於建設單位與環評機構，前者的利益是契合的。作為社會公眾一方，它希望了解建設單位項目的環境影響狀況，要求一個公正的評價結論，從而享受自己的環境權益；而
⑧ 劉超《環境侵權救濟訴求下的環保法庭研究》讀書筆記
呼呼好v成績不錯
⑨ 環境侵權的救濟途徑有哪5種哪些是自力救濟，哪些是司法救濟急！！
權利救濟旨在通過某種積極方式的運用使受損權益得到恢復或者補救;救濟的獲得以侵害的事實、且需以實體權利的存在為前提;權利救濟的主要方法為法律救濟,主要包括司法救濟、仲裁救濟和行政司法救濟。
⑩ 環境侵權造成損害該如何救濟
（一）環境侵權損害之法制救濟
1.完善環境立法，提高公益之訴的積極性
俄國法學家穆拉耶夫指出：「檢察機關……這些公職人員的使命，按職務來說，主要是使他們在司法方面成為法律的監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機關的代表。」
這實際上是從立法上進一步明確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相應法律基礎，也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化實現找到了水到渠成的法律路徑。
首先，在立法上拓寬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不僅僅是私人的利益，因此原告資格不應僅僅限定於直接利害關系人。隨著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和訴訟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立法中明確檢察機關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當是應有之義，以此強化我國的公共環境利益保護，明確檢察機關履行職責並行使環境公益訴訟的主導地位。此外，環境公益訴訟的出發點是為了公益，那麼只要訴訟的唯一目的是主張公共利益，即可借鑒美國的公民訴訟制度，逐步將自然人納入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內。有些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等問題，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發現，等待相應符合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符合法律規定的組織提起，或將錯過最佳環境修復期，賦予自然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則可補強訴訟的及時性。有學者擔心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可能導致濫訴，實屬不必要的擔憂。一方面，出於訴訟經費、時間、訴訟能力的考量，自然人提起公益訴訟畢竟在少數；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其作為國家機關，肩負檢察監督、起訴等多項職能，出於司法效率的考量，缺乏濫訴的可能性。
其次，拓寬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協調法律之間的規定。環境問題存在滯後性、潛伏性、不可逆轉性的特點，導致許多污染問題在當下難以暴露出來，而是在時隔多年後慢慢顯露。鑒於此，環境公益訴訟不僅應包括已經發現的污染及破壞生態問題，更應涵括危害或可能危害環境公益的行為。具體而言，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應納入損害環境公益之虞的行為。此外，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導致法律適用存疑。《環境保護法》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而《民事訴訟法》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適用原則中有「上位法優於下位法」，但人大常委會為人大的常設機構，二者屬同一位階還是人大的位階高，理論界莫衷一是；法律適用原則中「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但前提是屬於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全國人大是否為同一機關，理論界亦爭論不一，此兩項法律適用原則均難以為實踐提供指導。因此，亟待通過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改變法律規定之間不一致的現狀。筆者建議，在當前制定《環境保護法典》環境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可待未來《民事訴訟法》的再次修改中，協調環境公益訴訟受案范圍，與《環境保護法》保持一致。隨著環境法治的發展，亦可待今後時機成熟時指定《環境保護法典》。就當前存在的問題，可由相關司法機關出具司法解釋予以補強。
總體而言，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顯然較過去的立法成熟，也一定程度推進環境法治的發展。然而，日益嚴重的多類型環境問題，《環境保護法》尚不足切實指導司法實踐，公民維權之路依然艱辛，有待從立法上為公益之訴提供保障，增強公民、法人及其社會組織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及維權的積極性。因文章篇幅所限，筆者在此僅從大方向提出拓寬原告資格及受案范圍，其他立法上的建議學界多有討論，在此不贅述。
2.逐步推行環境稅制，反哺生態系統
我國現行稅制並未設立獨立的環境稅，但2014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將「推動消費稅、資源稅改革、做好房地產稅、環境保護稅立法相關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由此可見，環境稅制改革已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