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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性矛盾糾紛

發布時間:2022-01-08 22:46:36

① 如何化解因土地權屬糾紛引發的群體性沖突

一、當前矛盾糾紛的現狀及其原因分析當前,社會治安形式總體良好,但是,維護穩定的任務依然繁重。社會各方面的矛盾糾紛還大量存在,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由此產生的矛盾糾紛也不斷增加。較之以往,目前的矛盾糾紛除數量有所上升外,在表現形式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突出表現為公民與集體經濟組織、與基層政府之間,企業職工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等糾紛(當然,目前的婚姻家庭糾紛尤其是婚姻糾紛呈大幅上升趨勢),也就是個體與集體、集體與集體之間糾紛。這些矛盾糾紛,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是廣泛性,矛盾糾紛普通存在,非一個地方、一個企業所獨有,糾紛涉及面寬;二是群體性,集體上訪時有發生,群體械鬥情況也有發生,矛盾主體一方往往人數較多;三是復雜性,引發糾紛的原因有體制、觀念、作風各方面的因素,有時則是多種因素交結在一起,調處難度增大。當前形勢下我鄉矛盾糾紛的表現形式有以下幾種:1、在農村方面,由於歷史原因,一些地方的土地權屬不清,群眾爭執激烈,甚至發生械鬥。2、在勞動就業方面,一是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困難,自主擇業性不強,就業壓力增大;二是下崗職工及進城務工的農民增多,就業渠道狹窄,社會閑置人員增加,易誘發治安問題。3、有部分上訪老戶對信訪答復不滿意或有關部門未予答復持續上訪或越級上訪不斷。二、社會矛盾的現實解決機制及存在的問題1、我鄉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一直作為維穩工作的重點來抓,成立了由鄉人大主席為組長的矛盾糾紛調處領導小組,每月召開兩次排查會議,一把手親自參加,並形成會議紀要。每月開展一次矛盾糾紛排查,抽調綜治、司法、信訪、派出所、土地、管理區等部門有關人員,深入農村、企業、學校進行矛盾糾紛排查,對排查出的問題認真調查,及早解決。「三夏」、「三秋」、及元旦和春節期間,還組織相關部門和人員進行大規模排查,確保農忙、節日期間的社會穩定。我鄉xx村由於近年來高速公路和xx大道佔地,導致村裡的土地被佔了相當一部分,很多群眾沒有了土地,經過村委會多方面考慮,准備統一再分一次地,但是沒被佔地的村民不願意,揚言要捍衛自己的土地,眼看「三秋」大忙來臨,沒有土地的村民馬上要錯過今年的小麥種植期,雙方矛盾一觸即發。我鄉「三秋」矛盾糾紛排查小組在進駐xx村得知了這些情況以後,立即分成三組,對持反對分地意見的三個居民小組疏導,終於在經過兩天的耐心細致的勸說下,在「三秋」大忙期間,使得全村土地順利重新分配,把矛盾化解在基層。2、我鄉還成立了以鄉黨委書記為組長,鄉長為副組長的預防和處理突發群體性事件應急領導小組,形成了一套制度:一是機關每天安排1xxxx值班,兩名班子成員帶班,每村要有一名主要領導值班;二是機關成立督導組,全天候、不定時對機關和各村進行檢查;三是每村確定一名信息員,隨時報告情況;四是如發生突發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領導小組成員和工作人員應及時趕到出事地點,做好勸返、疏散工作,把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以防止事態惡化。3、當前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中還存在有一定的問題:一是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基於司法行政系統指導,自治性解決機制發育不足,村民調委會是在法院指導和司法行政機關管理與指導下進行工作的自治性民間組織,這種調解受行政權力的支配和影響較大,有許多不利因素:(1)、增加了基層政府和基層幹部的負擔;(2)、強化了群眾對政府的依賴,不利於群眾自我管理的積極性;(3)、增加了基層信訪壓力;二是調解過程缺乏制度化、規范化。如在農村矛盾糾紛調處過程中,調處結果最終往往由村兩委班子主要領導拍板,因此,糾紛解決方式比較隨意,受村幹部個人意志和素質影響較大,可能會造成調處結果的不公平,造成一方不滿。同時,在行政協調過程中,由於受「穩定壓倒一切」思想影響,個別基層幹部在處理糾紛過程中,會採取有悖於政策和原則的協調,給群眾傳遞「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信號,使群眾大量糾紛湧向信訪部門,有的還以各種激化方式引起領導重視,造成社會不穩定。三、如何進一步完善矛盾糾紛的解決機制1、要從源頭上預防矛盾糾紛的發生,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深化農村改革,集中精力發展農村經濟,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是在改革過程中產生的,於改革有不解之緣。這些矛盾有的是由於新舊體制的碰撞而引起的,有的是改革沒有配套而產生的,有的是由於舊思想看不慣新事物而出現的。解決好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是發展經濟,把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對外招商引資蛋糕做大。社會財富增加了,人民×××了,許多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二是要搞好法制宣傳教育,通過普法教育,使廣大公民在生產、生活中能夠依法事、依法做人、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2、要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機制,一是定期對轄區內的矛盾糾紛進行地毯式排查和梳理,及時掌握矛盾糾紛的具體情況,尤其對可能引發重大治安和群體性事件的苗頭給予高度重視,並將排查和梳理出的情況及時上報鄉主要領導;二是深入實地進行調查研究,掌握具體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解決措施。工作中要對本轄區內的矛盾糾紛達到「五個底數清」,即矛盾糾紛總數、已調、未調底數清;重大疑難糾紛底數清;婚姻、家庭、鄰里、土地糾紛底數清;群體(xxxx以上)上訪事件底數清;糾紛重點戶、重點人員情況底數清。並要做到矛盾糾紛主要情況及產生原因明確、涉及人數明確、調處部門明確、責任單位及責任人明確、處理法及具體措施明確;三是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各村委

② 如何辯證地看待群體性事件

如何辯證地看待群體性事件
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穩定形勢比較嚴峻。而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體性糾紛和事件,對此各級黨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來從事基層維穩工作的經驗來看,我們的基層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工作積極性差,如拖延、遮掩、隱瞞以及僅僅為了平息事態而解決問題,從而導致工作形勢非常被動,甚至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在於執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可能因此帶來的好處。而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我們找到群體性糾紛和事件產生的根本原因和解決辦法,認識到我們是可以通過努力將這種壞事變成好事,由此看到解決問題的希望以及解決問題可能為我們帶來的豐厚回報。
引發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原因
這篇文章中,我將未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糾紛,而將群眾使用了非法、過激的行為來應對的、已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事件。
一、為什麼說將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根本原因歸於利益受損是錯誤的
人類社會的最大作用就是人與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著資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導致部分人佔有的資源減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佔有的物質、人力等資源換個名稱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說利益的增加減少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想要通過避免利益受損來預防群體性糾紛、事件的發生,就需要讓人類社會倒退回「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之前才能夠做到,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這種認識不僅毫無實際的指導意義,而且會將我們如何解決問題的思路引入死胡同。並可能由此滋生退縮和失望的情緒,從而對我們解決問題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就如天氣變化引發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氣變化當作感冒的原因,那麼預防感冒只能是將地球改造成一個恆溫恆濕的大溫室才可能,這種結論顯然也是毫無意義的。而對於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應該是,天氣變化了,為什麼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卻沒有感冒?同理,探究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們只有回答了「為什麼有些人利益受損後可以妥協忍讓,而另一些人則堅持不讓步?為什麼有些人在維護自身利益時採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則採取過激行為?」,才能找到有實際意義的答案。
二、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
我認為研究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應該從主客觀兩方面來看:
(一)利益沖突的必然存在,這是引發糾紛的必要客觀條件。其中我們需要認識到隱性利益以及遷怒現象的存在。
隱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眾內心安全、未來希望的很多東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飆車案,很多人認為群眾和網民與此事無利害關系,純屬起鬨鬧事。但實際上群眾和網民內心關注的重點並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運,而是背後的司法公正與否。司法公正關繫到所有人,乃至國家與民族的整體利益,而群眾和網民的義憤又怎能說是無理取鬧。說句危言聳聽的話,如果連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將是國家混亂的開端。
遷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損失之後,在新的糾紛中突然爆發,並變得極度情緒化,不可溝通。遷怒雖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類的一種本能很難避免。現在很多糾紛中的當事人胡攪蠻纏,無法理喻,政府部門處置人員因此以刁民來看待此類人員,這種現象背後往往就是遷怒在作祟。執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感覺執法環境日益艱難,我認為其原因也是群眾的遷怒。在一些復雜的糾紛中,處置人員必須看的高一些、遠一些,認真調查考慮是否有遷怒的現象及為什麼會有遷怒,這樣才能找准糾紛的症結在哪裡,從而進行妥善處置。
(二)、群眾對利益沖突的態度,為其主觀條件。態度可以分為謙讓、妥協、堅持三種,謙讓和妥協的態度一般不可能引發糾紛,堅持不讓步的態度則必然引發雙方之間的糾紛。
群眾對沖突的態度取決於當事雙方或多方之間的關系。團結合作關系的群眾一般會採取謙讓或妥協的態度,如父母與子女之間,撫養和贍養都是減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實質上這也是利益沖突的一種,卻一般不會發生糾紛。競爭甚至仇視關系的群眾發生利益沖突時,一般會採取堅持不讓步的態度,進而引發糾紛,如現今常見諸於報端的「口角之爭引發血案」等。
由此可見,群眾與群眾(包含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就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根本原因,而利益沖突僅僅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觸發條件。
三、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事件的原因
人們在發生糾紛以後,通常只能通過兩種手段來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過第三者以仲裁、調解、判決等手段來挽回損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過激的手段威脅對方屈服或直接搶奪,這種辦法往往事與願違,造成損人不利己的後果。
促使人們採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於人們相信政府、社會的公正、公平;而採取過激手段的原因無非就是人們不相信可以通過第三者來為他們挽回損失,以為只能通過自己動手來挽回損失。因此,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認為,因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談的上信任,所以對政府、法律的認識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稱為不信任。
這里以及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權力機關,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畢竟在他們看來,無論是人大、政協、法院、公安以及狹義上的政府機關等都只不過是一個整體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見,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體性糾紛是群體性事件的觸發條件。

③ 如何看待群體性事件

當 前我國正處在激烈的社會轉型期,因此,要正確認識群體性事件,必須了解社會轉型的基本觀點和轉型期社會的特點。「社會轉型」一詞來源於西方發展社會學和現 代化理論,社會學家運用此概念來描述社會結構具有進化意義的轉變。當前,「社會轉型」已成為社會科學界普遍使用的一個熱門術語,其基本內涵是指社會的整體 性變動,它不是指社會某個領域的變化,更不是指社會某項制度的變化,而是指社會生活具體結構形式和發展形式的整體性變遷。社會轉型是一個復雜的歷史變化過 程,它反映了一個社會由初級到高級、由落後到先進的演變。它體現著時代不斷前進、不斷進步的歷程。
這 種具有全局性的社會變動,並不都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充滿著復雜的社會矛盾、沖突與曲折。社會轉型有時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成功的,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 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我們必須以一種科學的態度,冷靜地看待中國的社會轉型。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的。農民在生存壓力下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挑戰是這一轉型的突破口。在鄧小平領導下,「改革」和「開放」成了時代的「主旋律」。
在此後近十年的時間內,社會各個階層特別是工人和農民的物質利益均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滿足,人民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上世紀90年 代以來,隨著改革的推進,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逐漸拉大,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問題日益凸顯。很多底層民眾被排斥在體制 之外,生活狀況還非常艱難,沒有均等地享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群體分化和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的變化,部分人群的相對剝奪感更為突出,社 會成員的公民意識、政治參與意識以及對國家實現市場經濟後的期望也在不斷增長,社會群體之間的沖突加劇。也就是說,「傳統國家處於現代性的影響下,已沖破 傳統生活方式的束縛,面對著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壓力,遭受著新的、更好的經濟生產方式和經濟保障方式的沖擊,由於現代化的變革進程,特別是由於政府無 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期望,而受到挫折。這種挫折的產生與泛濫會造成政治上的不安定」。而同社會處於轉型期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和變動性一樣,這個時期的社會 沖突也具有目標的變動性和形式的多樣性這樣一些特徵。而一旦出現經濟(特別是金融)、政治和社會環境急劇惡化的情形,就有可能發生大規模的社會政治騷亂。
2008年,我國人均GDP達到3300美元,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人均GDP達到3000美 元左右是一個國家經濟起飛的關鍵階段。在這個階段,既充滿新的機遇,又面臨著各種社會風險,往往是產業結構快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政治體制不斷 應對新的挑戰的時期,因此必須高度重視這個階段的穩定發展問題。主要表現在:這是一個社會生產力升級、加快發展的時期;也是人們的消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 時期,人們告別了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從基本的以衣、食為主的消費轉向了住、行的消費。住房、汽車等將是人們的消費目標,消費的結構升級,消費力的增強將 促進生產的發展,這個時期也是工業化由初期向中期過渡的時期。根據國際發展經驗,當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GDP達到3000美 元,經濟發展將步入加速成長階段,經濟社會主要的特徵表現為: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將加速發展,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明顯增強;在消費結構中,消費呈現 升級變化,消費將更加多樣化;在社會結構中,中等收入階層將逐漸成為社會的主體,社會從業人員收入形態向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轉變。
人均GDP進入3000美 元時期,一方面生產力和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有了較大提高,這自然有利於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有利於經濟社會向前發展,所以是社會主 義事業的黃金發展期。另一方面由於歷史原因與現實的差異,所有制形式與分配方式的差異等,各地區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處於不平衡狀態,各經濟實體中人民 群眾的收入水平也出現了逐漸拉大差距的趨勢,甚至引發局部貧富不均的現象。這必然要影響一部分人的生產積極性,成為各類社會矛盾的突顯期,從而對生產力和 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鑒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人均3000美元的時期,我們要以馬克思 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的基本原理為指導,高度關注經濟社會發展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轉變發展觀念,堅持以人為本,不斷創新發展模式,在發展生產的 基礎上,調整經濟、社會政策,兼顧社會公平公正,縮小貧富差距,關注社會弱勢群體,正確地處理各類社會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 們就能不斷提高發展質量,將我國的經濟社會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雖 然誘發群體性事件的因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會存在,但從根本上來看,這些誘因是社會發展帶來的失衡,是發展中的問題,其解決還是要靠發展。當然,如果僅將 社會矛盾的多發看作世界各國歷史上的普遍現象,就有可能掩蓋中國社會矛盾的特殊性;靜待以經濟發展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也有可能會錯過機制變革體制調 整的最佳時機。群眾也可以理解「治療頑疾」需要時間,但是也需要看到變革的跡象,看到矛盾有逐步緩解的趨勢和希望。
事 實上,群體性事件是社會沖突的一種形式,因此,要正確認識群體性事件,還必須理解社會沖突的性質和功能。就社會沖突學派而言,有兩個基本的理論傳統。第一 種理論傳統以馬克思和達倫多夫為代表,強調的是社會沖突的破壞作用,認為社會沖突是一種功能失調的「社會病態」現象,具有破壞、分裂社會的反功能。如「馬 克思認為沖突最終會變成革命性的和暴力性的,並導致體系的結構性變遷」,達倫多夫也執此觀點。正如 結構功能主義大師帕森斯所認為的,沖突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可以避免的,它是人類社會的「特有病態」。另一種理論傳統以齊美爾和科 塞為代表,更多地注重社會沖突所具有的社會整合作用。他們認為,社會沖突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能夠緩解社會系統的壓力,具有社會安全閥和促進社會進步的 積極功能。如齊美爾「經常分析積極的現象——提高團結、整合,產生常規變遷的不那麼激烈和暴力的沖突」。同齊美爾一樣,科塞也「沒有跟隨馬克思或達倫多 夫,強調沖突的破壞性後果。相反,科塞通過強調沖突對社會系統的整合性與適應性功能來修正達倫多夫的分析。這樣,通過批判功能主義忽視沖突和批評沖突理論 過分強調沖突後果,科塞確立了自己的理論貢獻」。他的這些理論貢獻集中反映在《社會沖突的功能》這部學術巨著之中。他指出:「沖突可能有助於消除某種關系 中的分離因素並重建統一。在沖突能夠消除敵對者之間緊張關系的范圍內,沖突具有安定的功能,並成為關系的整合因素。」「結構鬆散群體和開放社會由於允許沖 突的存在,這樣就對那種危及基本意見一致的沖突形成保護層,從而把產生有損核心價值觀念的分歧的危險減少到最低程度。對立群體的互相依賴和這種社會內部沖 突的交叉,有助於通過互相抵消而把'社會體系縫合起來』,這樣就阻止了沿著一條主要分裂線的崩潰」。
因 此,沖突是一切社會的常態,而不是社會的病態,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沖突,沖突是社會變遷的重要動力。沖突發生的根源在於力的對比,所有的沖突分為工具性沖 突和價值性沖突。這兩種類型的社會沖突在目標特徵、行為方式、組織資源、政治化水平、暴力程度、持續時間、社會影響等各個方面均有所不同,但又可以在一定 的條件下相互轉化。
只 要社會沖突在可控的范圍內,就不必強求絕對的穩定。但是,由於過去我們對「穩定壓倒一切」的機械的理解,導致現實生活中當前中國的穩定成為一種「剛性穩 定」,所謂「剛性穩定」主要是指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缺乏必要的韌性和延展性,沒有緩沖地帶,執政者時刻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況,試圖運用一切資源來維系 其執政地位,最終可能因不能承擔十分巨大的社會成本而使政治統治斷裂和社會管理秩序失范。絕對穩定、絕對和諧的社會是不存在的,糾紛的存在是一個社會成功 實現其目標的標志。這就像一個好的婚姻里,雙方常常發生爭論一樣。一個成功的社會應該去善於管理沖突,而不是杜絕沖突。通常來講,最具有活力的社會恰恰充 滿了抗爭活動。
因此,一個健康的社會追求的應是「韌性穩定」,剛性穩定則是一種看似強硬實則脆弱的穩定,並且維護成本很高。變剛性穩定為韌性穩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必將群體性事件視為破壞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洪水猛獸,而應該看到它有暴露問題以便解決的一面。

④ 如何最大限度將群體性時間的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

一、 創新工作方法, 排查矛盾抓苗頭
面對新形勢下矛 盾糾紛出現的多樣化、復雜化趨勢,必須不斷創新方法,堅持抓早抓小抓苗頭,主動排查,超前防範,在第一時間全面掌握各種矛盾糾紛的詳細情況和動態,做到未動預知,異動先知。 以已發生和可能發生的矛盾糾紛問題為重點,詳查基本情況、誘發原因、性質類型、表現形式、危害程度、化解難度和潛在趨勢,作出分析判斷。以血緣、地緣、業緣、親緣、情緣為延伸點,詳查流動人口、外出打工人員和社會閑散人群等不確定對象的情況,防止"盲區"和"死角"。要注重專項排查,准確了解各種矛盾糾紛的特殊情形。對一些涉法涉訴、多年上訪等容易反復的矛盾,要採取 措施防止擴散蔓延,在查明歷史背景、摸清來龍去脈、事實真相的基礎上,盡可能地予以解決和重要緊急信息,實行每天零報告制度,建立健全信息收集、報送、處理為一體的工作機制。堅持調解優先原則,積極推行訴前告知、訴中委託制度,健全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銜接配合機制,努力做到能夠在人民調解中解決的問題,力求不上升到行政調解上來;能夠在行政調解中解決的問題,力求不上升到司法調解上來。建立完善人民調解協議訴前司法確認機制,不斷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地位和履行率,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民間、解決在基層。要把法制宣傳教育貫穿 於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的全過程。要根據廣大群眾的法律需求,要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深入開展法制宣傳進社區、進企業、進學校、進農戶活動,突出抓好社會治安、調整規范經濟利益關系、基層民主、婚姻家庭等方面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注重建立合理有序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積極引導廣大群眾學法、用法、守法、堅 持依法辦事,從根本上促進社會和諧。
三、 維護群眾利益, 減少矛盾堵源頭
群眾利益無小事。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解決不好,矛盾就會滋生蔓延。要牢固樹立"離群眾越近離穩定就越近,離群眾越遠離穩定就越遠"的觀念, 始終把關注民生、維護群眾利益作為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在解決群眾實際問題中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

⑤ 群體性事件處置方法

只要區分出「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別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就有了交代,不就解決啦?

⑥ 簡述如何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

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要抓苗頭、敢執法,講技巧。具體有以下幾點:

(一)依靠黨政有關部門,協同作戰,形成合力
目前,有許多群體性事件是由於其他正府職能部門或單位工作方法簡單或責任心不強等問題引發的,這種現狀決定了,預防和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僅僅靠公安維穩隊伍絕對不行,各有關黨委政府部門應當形成合力,協同作戰。

(二)構建信息網,打早打小,消化於未萌狀態
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最關鍵的是事件初始階段,因此掌握苗頭信息、及早化解最重要。要在轄區各單位廣泛建立政保員、密保員、信息員隊伍,建立和完善公秘結合、多層次、覆蓋面廣的情報信息網路,擴大信息內容和信息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工作責任制,情報信息搜集、報告、預警化解制度,定期排查影響本單位治安穩定的熱點、難點、焦點問題,對深層次、預警性情報信息,做到人動我知,不動我知,預警在先,超前工作,積極協助各級黨政機關疏導、化解矛盾,分清輕重緩急,早化解、早處置,有效預防和減少群體性事件等多發性、可防性案事件的發生。

(三)要敢於嚴格執法,不可一味退讓
對群體性事件必須堅持依法應對處置,不能過於遷就,不能靠拿錢擺平。打擊處理的前提和底線就是法律,一旦出現打、砸、搶等違法犯罪行為時,必須及時依法嚴厲打擊,才能有效震懾違法犯罪,教育大多數,成功控制事態。

(四)講究處置技巧,把現場處置與背後處置相結合
在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中,要注重講究處置技巧,如隔離、分化原則。當群體性事件群體開始聚集的時候,將領頭者與大部分追隨者群眾隔離開來,使群體情緒的「傳染」度降低。同時,找出組織者中的激進派、溫和派,與溫和派協商,從而實現分化和切割。如在處置群體性事件中,公安機關在現場一面堅持維持秩序,防止出現打砸事件和其他過激狀況。同時,協調相關部門迅速確定其中的領頭人,將國家有關法規政策向領頭群眾耐心說明,爭取他們的理解。這樣,在形成了現場與背後兩方面處理的合力後,往往能收到很好的處置效果。

⑦ 如何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化解和預防群體性突發事件中的作用 沂蒙法制網

首先人民調解可以在矛盾發生的起點時做到不激化,不使糾紛擴大。其次人民調解員與當事人都比較熟悉,說的道理雙方都能接受。三是不收費,容易可經減輕雙方當事人的負擔。

⑧ 如何處理群體性信訪事件

當前,由於我國正處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由於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的特殊歷史階段,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劇烈變動,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影響社會穩定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面廣量大,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和諧社會的構建。

我國重大群體性事件之所以多發、高發,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總體上看,這是我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發展處於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集中反映。能否積極預防、妥善處置好群體性事件,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的重大考驗。究其深層次的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部分幹部作風不實。部分基層幹部貫徹執行黨的政策不到位,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官僚主義作風嚴重,部分幹部對待群眾態度冷漠,作風不實,遇到群眾要求解決的矛盾糾紛,採取一躲、二推、三拖、四哄的態度,或者乾脆不理不睬,引起群眾積怨不滿,認為只有造勢,小題大作,才會解決問題。
第二,各種具體的利益沖突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一是因對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滿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如撤區並鄉選址,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二是因企業經營虧損、破產、轉制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三是因征地搬遷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
第三,群眾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但政治參與能力相對較低,法制觀念淡薄或對法律條文的斷章取義是導致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正確預防和處置好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的重大考驗。為此,可以採取如下措施:
第一,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帶著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級黨委、政府要時刻牢記群眾利益無小事的道理,始終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設身處地地為群眾著想,積極主動地為群眾排憂解難。特別要千方百計地幫助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庫區移民、農民工、城鎮和農村貧困人口等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和困難,真正把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的過程,變成密切聯系群眾的過程,變成疏導群眾情緒的過程,變成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
第二,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深入開展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穩定因素解決在當地、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針對當前一些地方群體性事件接連發生的情況,各級黨委、政府要深入組織開展矛盾糾紛的排查工作,力爭把群眾心理、社會心態搞清楚,把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點地區、重點領域、重點行業搞清楚,把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點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點問題搞清楚,真正對不穩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苗頭、事端做到底數清、情況明。
第三,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切實做好現場處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勢、平息事態。要堅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的原則。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強制措施不當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強制措施當用不用而導致事態進一步擴大。對嚴重影響社會穩定,伴有嚴重暴力行為,如不及時果斷處置將造成更為嚴重後果的群體性事件,應依法果斷採取措施,堅決予以制止。
第四,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切實做好善後工作,堅決防止群體性事件出現反復。群體性事件現場事態平息後,各級黨委、政府要組織幹部,深入有關單位中去,深入群眾中去,做好回訪調查工作,了解群眾的思想動態,了解已經採取措施的實際效果,特別是對群體性事件可能出現反復或者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的苗頭、信息,要迅速採取有效措施,堅決消除在事件反復之前。
第五,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精心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為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營造良好氛圍。各級黨委、政府要切實加強對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傳教育,引導群眾正確認識自己的根本利益與實現自己利益的途徑,自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當前,尤其要引導群眾學法、守法、用法,講權利、講義務、講責任,既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又自覺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自覺用法律規范自己的行為。第一、千方百計地幫助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庫區移民、農民工、城鎮和農村貧困人口等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和困難。
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生活深刻變革,社會矛盾相互交織,群體性事件嚴重危害著社會政治穩定。因此,我們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重視維護社會穩定。以高度的責任心正確預防和處置好群體性事件,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⑨ 怎樣理解在矛盾糾紛的排解公安機關的職能和職責群體性事件

學過政治的人都知道公安機關的定義,是維護統治階級公共秩序的。回在我國是維護政府答機構和社會公共秩序的。理論上不是解決矛盾糾紛的主要機關,當然,社會秩序混亂的根源是有社會矛盾糾紛,所以他的工作中有協調處理矛盾糾紛的必要。

⑩ 如何預防和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

近年來,各地群體性突發事件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最突出問題,特別是隨著改革的深化、利益關系的調整以及群眾維權意識的提高,重大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涉及面越來越廣,處理起來越來越難。因此,當前應盡快建立健全預防和調控突發性群體事件的運行機制,探索正確處理突發性群體事件的策略和方法。
正確處理群體性事件,首先必須把握幾個原則:一是堅持積極預防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的原則;二是堅持依法處置與教育疏導相結合的原則;三是堅持歸口辦理和就地消化相結合的原則;四是堅持政策的原則性與方法的靈活相結合的原則;五是堅持治標與治本相結合的原則。

建立矛盾糾紛排查制度,打造社會動態預警機制

群體事件發生突然,但問題和矛盾往往有一個較長的積聚過程。要預防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就必須找到矛盾存在的源頭,努力化解,盡可能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
一是要堅持經常性的矛盾糾紛排查工作。建立矛盾糾紛排查工作制度,對排查中發現的可能誘發群體性事件的苗頭和隱患,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認真加以解決。對傾向性、熱點性、難點性的問題深入調查研究,及早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研究制定相應的政策。
二是要加強信息工作,大力拓寬信息渠道,力求獲得預警性、超前性、深層次的信息,及時掌握社會動態。立足於早發現、早報告、早化解、早控制,為領導決策和把握解決問題提供依據。
三是要建立「民情檔案」,及時了解群眾所思、所想、所盼,熟知有關問題來龍去脈,弄清事件的歷史與現狀,掌握事件前因後果與爭執焦點,進一步贏得工作主動權。
四是要暢通信訪渠道,從源頭上減少或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加強對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大糾風工作力度,切實維護群眾根本利益。加強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切實改進基層幹部作風。加強對重大決策的信訪評估。同時,切實做好群眾來信來訪處理工作。認真解決群眾信訪反映的問題,努力做到「件件有著落、事事有迴音」。開展重信重訪專項治理,集中化解多年積累的矛盾糾紛。加強非正常上訪和突發情況處理工作。全力做好國家重大活動期間的來訪接待工作。

加強培訓,提高應對群體事件能力

從近年來各地發生的群體性突發事件來看,有些地方政府處理問題的能力有所提高,但也有些地方進步不大,應對能力欠缺。因此,很有必要加強這方面能力的培訓。
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這方面的工作。為了提高各級政府應對各類突發事件和災害事故的能力,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並對突發事件和應急管理進行課題研究,國家行政學院正在籌建首個國家級應急管理培訓基地。2010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國務院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國家行政學院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強應急管理培訓,要堅持高起點高標准,加快國家應急管理人員培訓基地建設。
著名社會學家、北京新時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長周鴻陵表示,為應對群體事件爆發,提高基層官員管制能力,進一步穩定基層社會,建立應急培訓基地,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據介紹,近兩年,國家行政學院先後舉辦了首期廳局級公務員應急管理專題研討班、省部級幹部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專題研討班等,主要學習應急管理有關法律法規、政策和相關理論知識,研討目前應急管理工作存在的重點、難點問題,提高應急管理和指揮能力。
另外,從2008年11月以來,從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紀委書記培訓開始,已經進行了四次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培訓。
培訓對象包括縣長、縣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等。據說,分析10個左右的典型案例可使官員對如何面對和處理突發事件有一個全景式的了解。這些典型的事件帶入教學中,不僅僅是單純的授課,還將採用現場模擬還原等多種手段教學。

建立健全領導責任制,加強責任追究

成立群體性突發事件處置工作領導小組。發生事件之後,處置工作統一由領導小組調度指揮。實行黨委統一領導、協調各方的穩定工作機制,層層落實領導責任。及時制定處置工作預案,以便早做准備。注意上下通氣,協調一致。下級要及時向上級如實匯報情況、提出建議,上級要及時給予指導和支持。建立責任追究制。對因工作失誤引發群體性事件、導致事態擴大和矛盾性質轉化的,要嚴肅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
有關地方、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要親臨現場,親自過問。遇到問題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認真分析問題原由,及時做疏導和安撫工作,處置指揮時要注意策略,做到冷靜、慎重、果斷。尤其要深入調查研究,了解真實情況,找准解決問題症結。對群體性事件,特別是涉及多方面意見,把事情真相弄明白,把群眾要求搞清楚,進行綜合分析,找准問題症結,以便對症下葯。

掌握政策,堅持原則,認真謹慎解決問題

事件發生後,要認真熱情接待,穩定群眾情緒,及時教育疏導。群體性突發事件中的群眾往往情緒激動,要求強烈。接待部門和有關負責部門的工作人員要以極大的耐心,熱情地接待上訪群眾,要注意以冷靜的態度、得體的語言穩定群眾情緒,切忌因語言不慎、態度不當、服務不周刺激群眾,導致矛盾升級。要根據具體情況,多做解惑釋疑的工作。特別是有關領導同志要親自接待上訪的群眾,直接同群眾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要通過認真聽取意見、耐心疏導教育,以積極的工作消解群眾的焦躁情緒,增強群眾的信任感。
在處理過程中,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區別對待。對要求合理的要盡早予以解決;部分要求過高的,講清道理;要求無理的,批評教育。要防止草率行事,尤其要注意防止「按下葫蘆起了瓢」的連鎖反應。解決問題或答復問題要給書面的答復意見書,並注意事前同上級有關部門溝通意見,統一口徑,防止因上下答復不一致引起群眾的質疑,造成工作被動。

慎用警力,依法處置,防止事態擴大

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依法寬嚴適度,要注意審慎使用警力。借鑒一些地方處置群體性事件的經驗,對現場群眾多對話、少對抗,防止對立情緒增大;做思想政治工作多分散、少集中,因勢利導;對待骨幹成員要多訓誡、少抓人,防止矛盾轉移;工作人員多用民、少用警,防止給人口實,授人以柄。在群情高漲、出現矛盾尖銳對抗狀態時,也可視情況採取「冷處理」辦法加以緩沖,然後介入解決。當穩定大局受到影響時,必須有足夠的警力控制事態,必要時可採取強行帶離或強制清理的措施,防止事態惡化。通過果斷處置,使鬧事者感受到法律的威懾力,維護法律的尊嚴,確保社會穩定。對不聽勸阻、蓄意沖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堵塞交通、聚眾械鬥等嚴重事件的敵對分子,蓄意製造事端的幕後操縱者和實施打、砸、搶、燒的違法犯罪分子,堅決依法予以嚴懲。
公安機關積極預防,准確把握,要盡可能准確地了解掌握群體性事件的情況信息,凡動用警力的,必須履行報批程序;凡未發生影響到社會秩序、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時,應由政府相關部門用行政和經濟手段去解決,不應將公安機關推向一線,不能用強制手段解決群眾的利益矛盾問題。同時,要改變那種「只要有群體鬧事,必定有一小撮破壞分子在操縱」的認識和「一接報告,匆忙出警,警力一到,高壓處置」的簡單做法。堅決防止因用警不當、定位不準、處置不妥而激化矛盾。

有的群體性突發事件背後,往往隱藏著腐敗。據中央紀委監察部2010年1月7日召開的查辦案件工作情況新聞通氣會透露,2009年,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嚴肅查辦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背後的腐敗案件。針對雲南孟連「7.19」等群體性事件,查處了孟連先後兩任縣委書記胡文彬、刀立富受賄等腐敗案件。
確實,群體事件暴露出一些地方的「差政」甚至「劣政」,如,官員自身有私心、不廉潔、不作為、亂作為、濫權、辦事不公道,遇事缺乏擔當,說話、辦事不能讓人信服,或輕諾,或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等……對這些問題,都有必要在事件發生後一起追究和查處。嚴查徹究在事件中嚴重失職瀆職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責任,向社會及時、真實、准確地公布事實真相,進一步穩定群眾情緒。特別是對那些因為官商勾結而引發事件的,更要從嚴從重查處。
總之,今後幾年群體性事件仍然呈易發多發趨勢,各級黨委、政府應當高度重視,增強敏感、早做准備,創新思維、完善機制,努力提高應對能力和執政水平。當然,從長期來看,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強治本措施的研究,從根本上減少和杜絕群體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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