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多元糾紛解決機制

① 經濟糾紛案件怎麼處理上海地區的

經濟糾紛案件怎麼處理？上海地區的
不同的經濟糾紛案件，處理方式是不同的

② 1999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印發 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意見 的通知 完整內容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意見》的通知
（滬高法[1999]528號）

第一、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各區、縣人民法院：

1999年7月23日，本市召開了《全市民事審判質量講評會》，會議針對當前民事審判中需要明確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討論，對一些具體問題達成了比較一致的認識，形成了《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意見》。該意見於1999年9月15日由我院審判委員會第48次會議通過，現印發給你們，供你們在審判時參考執行，同時請你們將審判實踐中遇到的有關問題及時報告我院。
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意見

目前新類型民事案件大量涌現，由於立法的相對滯後性和某些法律規定過於原則，缺乏操作性，給審判實踐帶來了一定的困難，鑒此，在國家和地方立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明確之前，我們對以下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暫先提出如下意見，供參照實施。

一、精神損害賠償
目前法律對精神損害賠償適用范圍，賠與不賠的尺度，賠多賠少的標准等缺乏統一明確的規定，實踐部門認識也不盡一致，法律權威性和社會效果不好，我們認為：
1．精神損害賠償具有補償性與懲罰性雙重特徵。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生命健康等權利遭到侵害時，必然會造成財產上的損失。同時也會導致精神上的創傷，引起痛苦等感受，運用法律手段，尤其是民事救濟手段，責令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數額的賠償費，能使受害人精神上得到安慰，物質上得到補償，同時責令侵害人支付一定的賠償費也是對侵害人應有的制裁，能夠使其從錯誤中汲取教訓，遵紀守法，尊重他人，如果偏重於其中一項而忽視了另一項，那麼對於公民的保護就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
2．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不應隨意擴大。從目前《民法通則》第120條和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看，法律和司法解釋明確可予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僅限於對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生命健康權五項權利造成侵害而引發的案件，對於侵犯公民其它人身權利的，法律、司法解釋均未明確。因此，我們傾向於在法律、司法解釋允許的范圍內給予當事人一定的精神損害賠償，法律不明確的，先不考慮。
至於在一些相鄰糾紛、合同糾紛案件中，當事人提出諸如噪音污染引起精神焦慮，合同期待利益喪失引起精神痛苦等損害賠償請求的，一是沒有法律依據；二是後果一般不嚴重；三是通過責令停止侵害或賠償經濟損失等其他民事救濟手段足以彌補損害，所以此類糾紛一般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3．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一般僅限於受害人本人，只有當侵權行為致本人死亡時才可由其直系親屬行使。在公民人身權利遭受侵害時最痛苦的通常應是受害人本人，其他人的擔憂、悲傷、焦慮等精神反應都是建立在受害人本人的痛苦、憤怒、失落等情緒之上的，並會隨著本人生理、心理活動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如果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權利得到了補償，其他人的精神反應也會減弱。而當侵權行為致受害人死亡的情況下，由於受害人已不可能得到物質補償和精神利益補償，與他生活密切相關的直系親屬如果也不能獲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的話，那麼他所產生的對親人遭受痛苦的同情及自己失去親人的悲哀等精神創傷就會疊加卻無法彌補，這是不公平的。所以應當允許受害人的直系親屬在侵權行為致受害人本人死亡時，獨立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直系親屬有多人的，賠償金在多人中平分。
4．是否適用精神損害賠償，應視具體案情確定。《民法通則》第120條關於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條文中用的是「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的表述，說明對於適用精神損害賠償存在著或然性，如果侵權行為手段、方式不惡劣，受害人的損害程度不嚴重，社會影響不大，或者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不深，用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非財產性民事責任方式或者收繳非法所得等民事責任制裁方式足以填補損害，撫慰受害人並制裁違法行為的，可以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5．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不能脫離國情。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應當在受害人主張的范圍內酌定。人民法院無權責令加害人承擔超出受害人主張范圍的賠償數額。至於具體的數額除了要考慮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的手段、方式，受害人的損害程度，侵權行為的社會影響等因素外，還應當與當地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相適應，盲目地追求高額賠償而不加以限制，只會貶低精神損害賠償的意義，誤導人們追求不當利益。因此我們考慮就目前上海市實際生活水平而言，精神損害賠償額以一般最高不超過人民幣5萬元為宜（上海人均GDP的二倍），不考慮外國人與本國人、法人與自然人、獲利與未獲利情況。因為精神損害賠償雖有對精神利益進行補償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種加罰措施，受害人的其他損失可以通過經濟賠償彌補，加害人的獲利也可以通過制裁方式收繳，侵權人和受害人的特殊身份不應成為確定賠償額的因素。當然如果加害行為特別惡劣，受害人的損害程度特別嚴重或者社會影響特別大，需要提高賠償額的話，也可以適當提高，但為謹慎和統一起見，判決前須報高院民庭復核。
二、人身損害賠償
1．人身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問題。《民法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等是處理人身傷害案件常用的幾個法律、法規。
其中兩個「處理辦法」雖為行政法規，但內容與《民法通則》中規定的侵害他人身體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三者之間並不矛盾。因此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應當依照《民法通則》、《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有關規定，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綜合運用，妥善處理。
2．人身損害案件的賠償標准。人身損害案件按什麼標准進行賠償是審判實踐中的又一難點。現行的法律、法規中制定的賠償標准存在著一些差異。《民法通則》、《消法》比較原則，只有賠償項目，沒有具體的賠償標准；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第146條雖規定了「侵害他人身體致使其喪失全部或部分勞動能力的，賠償的生活補助費一般應補足到不低於「當地居民基本生活費的標准。」但其中的「當地居民基本生活費標准」又很難把握。市統計局、民政局每年公布的統計數據中均沒有基本生活費的統計參考值，而他們列出的「最低生活保障線，居民平均生活費，貧困扶助線」數據與基本生活費相比，似乎又有區別。《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等實行的又是限額補償的辦法。
在《民法通則》缺乏具體賠償標準的情況下，我們意見可以參照相關的其他法律法規確定的計算期限和計算方式，《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中用的是「當地居民平均生活費」標准，這一標準是在統計居民年消費額的基礎上得出的，反映的是居民的年消費狀況，對此統計局每年公布參考值。與其他兩項指標相比，這一數據更接近居民的實際生活狀況和實際生活水平，更有利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人的利益。
3．學校在未成年學生傷害事故賠償糾紛中的責任。
（1） 學校對在校的未成年人負有管理責任，非監護責任。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受其年齡、智力和認知水平的限制，在校學習和生活期間，學校應承擔對他們進行教育、管理和保護的責任，但是學校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因為，最高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60條規定：學校等只有在「單位有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顯然與民法上的監護責任有別，監護人責任並不以監護人的「過錯」為構成條件。因此學校責任僅僅是管理上的，而非監護性質。
（2） 對傷害事故，學校承擔過錯責任。
確定學校在未成年人傷害賠償案件中的過錯責任，首先要以學校具有應當履行的特定職責為前提，學校違反了該職責，就應承擔過錯責任；其次還應看學校是否盡到了注意義務，應該注意卻未注意的，應承擔責任；最後學校作為未成年學生學習和生活的主要場所，有義務保證學校設施的安全、可靠，如果設施存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可能，並發生傷害情況的，就應承擔過錯責任。第三人或者受害學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學校的民事責任。
（3） 當事人對損害都沒有過錯，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按公平責任原則，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
存在過錯是學校承擔責任的前提，但並不意味著排斥公平責任原則，在一定范圍內適用公平責任原則，不但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還能起到補充、完善過錯責任原則的作用。
（4）賠償標准《民法通則》有規定的，按《民法通則》規定處理，《民法通則》不明確的，參照其他損害賠償法律法規。
三、消費者權益糾紛
1．《消法》第49條的適用。從立法精神來看，《消法》立足於保護消費者權益。如果機械地理解「消費者」的概念，考察消費者購物動機，很容易給已實施欺詐行為的商家以口實。這不僅不能體現《消法》特別保護消費者的立法精神，也會削弱《消法》在打擊假冒偽劣商品方面的作用。《消法》第49條首開懲罰性賠償制度之先河，就是鼓勵人們與制假賣假的製造者和銷售者、服務者進行斗爭。因此，無論是什麼樣的人，無論是知假也好不知假也好，凡是確認經營者構成欺詐的，就應當適用《消法》第49條，給購買人以加倍賠償。
2．個人向開發商購買房產傾向不適用《消法》。傾向認為，房屋買賣不同於一般的消費品買賣。房屋為不動產，房地產管理法有很多特別規定（如登記、過戶等等），故房屋買賣應適用房地產法。
3．患者與醫療機構之間的糾紛一般不宜適用《消法》。醫療機構治病救人不同於一般服務行業所提供的服務。我國的醫療制度總體上還是福利性質的，醫療機構本身不是盈利性單位，治病救人既是醫院專屬的職權，也是它的義務，不同於其它消費領域，雙方的權利義務可以協商；加之醫療這一特殊服務受科學水平、技術手段的限制，以及由於患者個體的臨床差異，治療檢驗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意外情況，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對此一般並無欺詐或隱瞞的故意，因此應把此類糾紛界定為醫療事故和醫療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而不是適用《消法》。
至於美容、整容、健身減肥等非治療疾病，具有經營性、盈利性的服務項目，發生糾紛後是否適用《消法》可以另行研究。
4．如何認定《消法》第49條中的欺詐行為？欺詐是主觀故意。從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的原則出發，如果經營者能夠證明自己確實「不知」、「差錯」，可不認定欺詐。反之經營者就應該承擔責任。因為欺詐故意的心理狀態，只要經營者否認，消費者就無法舉證，堅持要消費者證明經營者的故意心理狀態，對消費者是苛刻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消費者完成一般的舉證（如購物發票、損失依據、標識與產品不符）後，應由經營者證明自己並非故意欺詐消費者。有的銷售者認為出售假冒偽造，是「無意售假，屬工作差錯，不屬欺詐行為」。銷售者售假，有可能不知實情，但不能推卸其過錯責任。根據《消法》有關規定，銷售者理應做好進貨驗收工作，杜絕假貨進店。經營者還應依法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和服務的真實信息，經營中銷售假貨，就構成對消費者的欺詐。所以，應讓銷售者先行承擔加倍賠償責任，銷售者承擔責任後再向生產者追償。消費者誘導營業員在購貨發票上作虛假記載、錯誤說明後向法院起訴的案件，經營者如有確切證據證明發票上的虛假（不實）記載系消費者誘導而作出的，也不應認定經營者的行為構成欺詐，宜作為無效民事行為處理。
四、車輛在停車場所丟失，如何承擔責任
車輛在停車場所丟失引發的賠償案件近來倍受社會關注。最高人民法院建議此類案件宜從保管關系是否成立，當事人對於車輛丟失是否有過錯，兩個角度進行審理。根據這一精神，我們認為，保管關系是否成立，必須符合：一、當事人之間就車輛的保管達成過具有保管法律特徵的協議（包括書面、口頭或其他形式）。二、保管人實際控制委託人所委託的車輛。對於那些封閉式的，具有現代設備、現代管理方式，收費較高的商業性停車場，可以推定保管關系已經成立。而那些在開放式的，不需辦理特別手續的停車場發生的糾紛，一般不認為保管關系成立。如果保管關系不成立，法院應考慮當事人對車輛丟失有無過錯，有過錯的，按過錯大小承擔賠償責任，無過錯的，不承擔賠償責任。系爭車輛如果投過保，保險公司理賠後主張代位追償權的，法院應依照《保險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從當事人對保險事故的發生有無直接責任出發，有直接責任的，支持代位追償權，無直接責任的，不予支持。
五、勞動爭議
1．如何認定勞動關系解除的時間：勞動關系與一般的民事關系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建立、終止，根據勞動部門的有關規定應履行一定的招工、退工手續。但辦理退工手續的前提是勞動關系已經終止，從因果關系說先有勞動的終止，然後才有辦理退工手續、開具退工單的問題。
對勞動關系的解除，勞動法根據解除原因的不同，規定了好幾種情況，因而確定勞動關系解除的時間應因案而異，不能一概而定。對協商一致解除以及期限屆滿、條件成就而解除的，應當以協商一致的日期及期限屆滿之日，條件成就之日為勞動關系解除的日期；對用人單位因勞動者具有違紀等勞動法第25條規定的原因而解除勞動合同的，屬用人單位行使單方解除勞動關系的權利，其性質是單方行為，不需要對方（勞動者）同意，只要用人單位合法地行使法定解除權，其解除勞動關系的意思表示到達對方（勞動者），該行為即發生法律效力，因此，單方解除勞動關系的，可以解除通知到達對方的日期為勞動關系解除的日期；勞動者根據勞動法第31條規定單方解除勞動關系的，亦應當依法行使該權利，勞動關系的解除應是在書面通知單位滿30天後才發生效力，未以書面通知單位，以及通知未滿30天的，均不發生勞動關系的解除。
2．勞動爭議案件中，許多勞動者因單位未開退工單而要求賠償損失的問題。開具退工單主要是用人單位的義務，同時勞動者也應予以一定的配合。對未開具退工單，應分析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過錯大小。對勞動者來說，沒有退工單無法建立規范、正式的勞動關系，這實際是對勞動者就業權的侵犯。為體現保護勞動者的精神，促使單位盡快按規定履行義務，高院在去年的滬高法［1998］168號文中明確，參照勞動部［1995］223號文，以退工前勞動者的工資作為標准，而不是以失業救濟金作為標准。因為失業救濟金本身就是勞動者因失業所應享受的社會保障權利。當然如果是因勞動者不配合而造成無法開具退工單的，勞動者也應承擔適應的責任。
六、婚姻家庭糾紛中的有關問題
1．如何處理老年人要求子女盡贍養義務的案件。一些老年人雖有固定的經濟收入，但尚不能滿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例如老年人因病需要支出醫療、護理等費用，而子女本身由於下崗等因素生活也有困難，這時如果老年人起訴要求子女及其他贍養義務人履行贍養義務，人民法院應著重考慮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因為老年人年老體弱，已經沒有能力通過勞動獲得收入了，相對而言，他的子女處於較為有利的位置，他們有義務幫助父母渡過難關，方式可以是物質幫助，也可以用勞務代替。
2．夫妻分居期間子女撫養費的給付問題。夫妻分居，但在法律上婚姻關系仍然存續，雙方的收入仍然是夫妻共同財產，子女撫育費應當在共同財產中支出，但是實踐中負責照顧子女的一方常常無法從另一方手中得到子女撫育費，這樣離婚時照顧子女方就會提出要求對方補付分居期間未付的子女撫育費。我們認為，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時子女的生活教育需要確定一個撫育費標准，然後按分居時間，由未付方用分割所得財產抵償另一方，不足以抵償的，可以通過形成債權的方式加以解決。離婚後子女的撫育費數額由人民法院依據子女的實際需要另行酌定。如果夫妻分居一段時間後，又和好的，一方起訴要求對方補付分居期間未付的撫育費，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3．離婚案件如何處理股權。一方或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按比例出資設立公司或分別投資於不同的公司，取得的稅後利潤為夫妻共同財產，離婚分割股權時，人民法院應當依公司性質，首先徵求公司董事會的意見，如果董事會同意轉讓股權，其他董事或第三人願意受讓股權的，轉讓所得財產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如果董事會不同意改變原有的股權或出資狀態的，人民法院應當對股權與出資的現值財產權利進行評估，盡可能維持原有的股份或出資狀態，而以其它夫妻共同財產抵償另一方，不足以抵償的，可通過形成債權的方式加以解決。
七、訴訟時效
1．相鄰權糾紛的訴訟時效問題。相鄰糾紛中當事人請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消除影響，損害賠償的，不適用訴訟時效期間規定。因為建立時效制度的目的無非是三項，一是穩定法律秩序；二是便於舉證查證；三是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從而更好的發揮財產的效用。而相鄰糾紛無需引用時效制度就能夠達到這三項目的，主要理由有三點：首先，相鄰關系的存在是以不動產所有人或使用人相互毗鄰這一事實狀態為基礎的，相鄰各方必須為照顧鄰人的通風、採光、通行、安全等，而對自己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作適當限制。互諒互讓，互為便利是處理相鄰關系的重要原則，所以我們在處理相鄰糾紛案件時也應當從公平合理的原則出發，對於一方基於已經存在並將繼續存在的毗鄰關系所作的某些忍讓，例如一定期間內默認鄰人安裝鐵門，忍受鄰人的空調熱氣等，應當本著支持與鼓勵的態度，而不必用時效制度催促相鄰方錙銖必爭、惡化鄰里關系。其次，相鄰糾紛中的排除妨礙，停止侵害，消除危險等請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物上請求權的特徵，這是因為相鄰關系是在對不動產行使所有權使用權時產生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行使都具有相當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只要所有權或使用權沒有讓渡，權利人就可以直接請求妨礙人排除妨礙，或消除可能發生妨礙的因素，所以無需用時效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再次，相鄰妨礙的事實狀態是構成相鄰糾紛的唯一要件，這一事實狀態一般情況下，是持續存在的，不會產生證據湮滅、證人死亡的困難。因此我們認為在相鄰糾紛中可以不必適用時效。
2．關於94方案購房後產權糾紛的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鑒於94方案本身存在嚴重缺陷，造成了購房時的購房人、職級人、原同住人、具有購房資格的出資人等未作為共有人登記在房屋所有權證書上，雖然以後的95方案對這一缺陷作了更正，但是94方案遺留的糾紛和矛盾沒有解決，上述人的利益沒有得到保護。有些家庭中的權利人向法院提出主張房屋產權，有些家庭至今相安無事，權利人尚不知道自己不享有共有人的權利，由於這些人自身並無過錯，為了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我們考慮訴訟時效從發生爭議時起算，有利於矛盾真正解決。

③ 上海市事業單位人事爭議處理辦法的介紹

《上海市事業單位人事爭議處理辦法》，為了規范事業單位人事爭議處理工作，維護爭議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人才合理流動，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結合上海市實際情況而制定，適用於該市行政區域內的事業單位與其聘用的工作人員因聘用關系的建立、變更、終止、解除等發生的爭議的處理。該辦法列五章，三十條（含附則），自2004年10月24日起施行，《上海市事業單位聘用合同爭議處理辦法》（滬府發20033號）同時廢止。

④ 上海如何解決租房糾紛

我覺得不算。
承租人（你同事）並沒有將房子出租給你。你們是合租嘛。打個比方，母子租下一個房子，兒子簽的名。不能因為兒子結婚了出去住了，就不讓媽媽繼續住這個房子。
只要可以證明房東知道你們倆是一起租過來的就行。（你沒在合同上簽字這個挺郁悶）同事可以以自己的名義要求房東繼續履行合同。

房子只簽了1年，你卻申請了2年寬頻，這個風險你要自擔的（你膽子真大）。如果不用的話可以去退，只不過沒有優惠比較貴罷了。

你可以跟房東談，甚至可以找你認識的律師，出個律師函來嚇嚇他。
而且快年底了，這個合同如果就此解除的話，在3月份春節過完之前，想租出去是很難的。因為房子一般都是半年起租的。大家都要在春節回家，過完年才會回來。要租房子也要等春節回來再租吧。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你同事出面比較好。反正你們也沒違反「不超過2人居住」的條文。你賴著不走，房東也不能拿你們怎麼樣。

⑤ 大調解機制的現實運作

價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共識。面對新時期糾紛解決的實際情況和不同主體的特定需求，基於實現公平、正義和效率的理念，任何一種單一的體制和糾紛解決方式都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只有建立一種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才是合理的選擇。在大調解機制的構建和現實運作中，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對於大調解機制的功能定位，是有人民調解這一前車之鑒的。根據《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二條「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的規定，人民調解是一種爭端解決機制，屬於ADR即替代性解決糾紛機制的一種，同時也是我國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現實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還承載著超越糾紛解決的功能。如宣傳法律與政策的功能，教育公民遵紀守法的功能，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功能等等。在有關人民調解的研究中，我們很難發現「爭端解決機制」的闡釋，卻用大量的篇幅論述人民調解妥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政治意義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社會意義。可以說，過多強調人民調解政治功能的做法，不僅是對其性質的誤解，而且阻礙了人民調解功能的正常發揮，客觀上也嚴重影響了人民調解的進一步發展。
有鑒於此，我們應當嚴格定位大調解機制：將其定位於糾紛解決，嚴格限制強加其上的其他功能，以避免重蹈人民調解的覆轍。將大調解的功能單純化，就是要保證其能全力做好糾紛解決工作。 大調解機構出具的協議的效力是目前困擾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調解協議僅僅限於當事人之間的「君子協定」，使得一方可以隨意反悔，這對認真協商並打算切實履行協議的他方當事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
為了賦予此種調解協議的效力，各地都進行了有益探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楊浦區的「三會一代理」制度(即聽證會、協調會、調解會和群眾代理)。[12] 其運行機理是:當群眾上時，調處中心主動召集當事人和有關部門召開聽證會，充分聽取群眾意見;然後再召開相關職能部門參加的協調會，商討解決措施;在聽證會和協調會的基礎上，各方當事人達成一致可以出具調解協議書的，糾紛移交至同級人民調解委員會，由人民調解委員會及時召開調解會，對於調處成功的案件及時出具人民調解協議書。
「三會一代理」制度通過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形式將大調解所達成的成果固定下來，賦予其法律效力，從而改變大調解沒有法律效力的尷尬局面。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人民調解協議書本身就帶有效力不強的痼疾。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5日《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1條「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有民事權利義務內容，並由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的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的規定，它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民事合同的性質，使人民法院參照合同法來對人民調解協議進行審理。如果人民調解協議按照合同法的要件是有效的，當事人就必須履行協議；不履行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執行，從而解決了人民調解協議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的問題。
與之前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相比，《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有其進步性。但它在實際操作中也會遇到一些困難：第一、人民調解所涉及的糾紛並不限於民事糾紛，它還涉及非民事法律關系的、比如純屬道德問題方面糾紛的協議，或者屬於輕微刑事違法行為引起的糾紛的協議;第二、一般民事合同被撤銷，或宣告無效後，其法律後果是退還財產或請求損害賠償，而人民調解協議被撤銷或被宣告無效後，其原糾紛並未得到解決。因此，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民事合同性質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調解作為一種法定的解紛方式，與仲裁並無二致。作為經過法定程序而產生的結果，法律就應當賦予其具有相應的確定力以及對當事人的拘束力，因此，可從立法層面考慮賦予調解協議與仲裁協議相當的法律效力。惟有如此，我們的大調解協議的效力才真正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 以程序正義保障實體正義是訴訟的價值追求。它之所以以嚴格的程序來追求公正的結果，是由於在法律疑難案件中，結果是否公正並無客觀的度量標准，而必須以苛刻的程序來扼製法官的恣意妄為。所以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裁判應當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有的地方的大調解工作規則也明確規定了這一條件。
我們認為，調解就其性質來說，它是建立在當事人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方式，本身就蘊涵著對某些難以查清的事實和難以界定的責任的含糊不究。當事人在「權利可以自由處分」的基礎上達成的協議，只要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應當允許並賦予其法律效力，並非一定要嚴格遵守「審判」程序。「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不僅可能對當事人的處分權造成侵害，而且本身為保障實體正義而設置的訴訟程序，可能在調解中反而丟失了實體正義。

⑥ 上海市事業單位人事爭議處理辦法的調解

第五條（調解組織）
事業單位可以設立人事爭議調解委員會。人事爭議調解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職工代表大會或者職工大會推舉產生的職工代表；
（二）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指定的代表；
（三）工會指定的代表。
人事爭議調解委員會主任由工會指定的代表擔任,辦事機構設在工會委員會。
事業單位的上級主管部門可以指定專門調解機構調解人事爭議。
第六條（調解規定）
人事爭議發生後，當事人申請調解的，人事爭議調解委員會或者指定的專門調解機構（以下統稱調解組織）應當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促使雙方自願達成調解協議。
調解協議內容不得違反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
第七條（調解程序）
當事人向調解組織申請調解的，調解組織應當及時調解。調解申請由當事人一方提出的，調解組織應當徵得另一方當事人同意後再行調解。
調解組織在調解過程中應當聽取雙方當事人陳述，並依照有關規定公正調解。
經調解達成協議的，調解組織應當製作調解協議書，調解協議書經雙方當事人簽字後生效；調解不成的，調解組織應當製作調解意見書，並告知當事人可以向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調解組織應當督促人事爭議雙方當事人履行調解協議。
第八條（調解時限）
當事人向調解組織申請調解後，調解組織應當自爭議發生之日起50日內完成調解；到期未完成的，視為調解不成。

⑦ 大調解機制的概述

 可以說，概念是解決法律問題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沒有嚴格的專門概念，我們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問題。因此，概念作為研究的結果，同時也是研究的開始，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常常把它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此引出要研究的問題。
大調解中「大」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對大調解的理解主要有三種：站在法院的角度，對內所稱的大調解是全員、全程的訴訟調解，除法院自己調解外，還包括委託協助調解，對外所稱大調解強調訴訟調解與其他單位、其他調解的有效對接；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調解主要指人民調解，盡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調解和其他民間調解力量，強調的是人民調解的網路建設；站在黨委的角度，指黨政領導，政法綜治部門牽頭協調，司法部門指導、其他部門參與、各種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糾紛排查和處理各種矛盾的機制。本文所稱的大調解，是指黨政主導、主體多元、手段多樣、方式靈活、反應靈敏、協調順暢的矛盾糾紛的協商和處理。 大調解植根於深厚的調解文化。我國調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當時人們之間的爭端由部族首領按照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通過協商予以解決。而對於本氏族個別不遵守習慣的人，則是依靠社會輿論和社會道德力量，採取調和的辦法，使其歸順，認識錯誤，達到平息矛盾、排除爭紛、調整好相互間關系的目的，以維持正常社會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可以說，這就是調解的原始形式。
奴隸社會的調解與原始社會相比，在性質和內容上已經發生了變化，並具有了官府調解和民間調解的劃分。周代專門設有「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的「調人」之職。春秋時期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也提倡調解，他在做魯國司寇時就宣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進入封建社會後，統治階級為了推行禮治和道德教化，更加註重發揮調解的息事省訟功能。《漢書百官卿表》「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繳。」嗇夫主要職責就是調解爭訟。唐代鄉里訟事，則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調解。到了宋代，調解制度正式得到法律確認並被引入司法程序。地方官員「當以職務教化為先，刑罰為後」，「每遇聽訟，於父子之間，則勸息教慈;於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 在元朝，調解被廣泛用於解決民事糾紛，鄉里設社，社長負有調解職責。其《至元新格》規定社長的職能之一就是「諸論訴訟婚姻、家財、田宅、債負，若不系違法事重，並聽社長以量諭解免使妨廢農務，煩擾官司。」此後明朝的《教民榜文》和清朝的《大清民事訴訟法典》都有關於調解的規定。
到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爭取獨立解放的同時，也大力推動了調解制度的發展。特別是自1941年起，各根據地民主政權相繼頒布了適用本地區的有關調解工作的單行條例和專門指示，如《山東省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晉西北村調解暫行辦法》等，使調解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與法律化軌道。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加強，調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條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地位，1989年國務院頒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和2002年司法部發布的《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性質、任務和原則等作出規定，確立了我國現行的人民調解制度。199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將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的「著重調解」改為「自願合法調解」，確立了現行的訴訟調解制度。1999年頒布的《行政復議法》取消了1990年《行政復議條例》關於「復議機關審理復議案件，不適用調解」的規定，2007年頒布的國務院《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兩種案件可以適用調解，在行政復議中也最終確立了調解制度。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各類矛盾糾紛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群體性等特點。與此同時，傳統的調解類型也面臨種種困境，難以適應及時緩和大量糾紛的現實需要，在解決糾紛上的作用日趨下降。這使得慣於把人民調解作為「防止糾紛的第一道防線」的國家產生了構築一種更具實效、更具權威的糾紛解決方式的內在需要， 以改變過去各種調解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調處格局。2003年4月，江蘇省南通市借鑒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經驗，結合重建調解網路，率先在全國建立「黨政領導、政法牽頭、司法為主、各方參與」的大調解機制， 其他地方如山東陵縣、浙江諸暨、上海浦東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調解機制，並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從大調解的涵義就可以看出，它有著一些帶有強烈時代氣息，並有別於傳統調解一些特點，或可稱之為創新，這些創新是人民群眾在實際工作中辛勤探索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1、糾紛解決資源的全面整合。當前社會矛盾糾紛大多牽涉面廣、復雜程度高，且多是交叉到多個政府部門。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由於彼此缺乏信息交流，條塊分割，各自為政，不能形成有機的統一整體，解決多樣化和復雜化的社會糾紛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大調解對外而言，就是要整合糾紛的各種解決力量，調動一切可用因素，採取綜合手段把糾紛處理好、解決好。
2、訴求表達渠道的有效暢通。矛盾糾紛解決的前提就是訴求表達渠道的有效暢通。當糾紛解決涉及多個部門職責時，部門與部門之間推諉、拖延現象時有發生，隨著時間的拖延，當事人花費的成本越來越大，矛盾糾紛日趨復雜，當事人的調解、和解意願逐漸降低，很容易導致矛盾激化，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而構築大調解機制，其目的就是杜絕推諉、拖延、梗阻現象的發生，暢通群眾的訴求表達渠道，給當事人提供更多的便宜及時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
3、調解方式方法的積極主動。大調解機制的運行基礎並非依賴於新建一個機構去越俎代庖代為履行各相關部門的調解職能，而是通過各相關部門調解工作觸角的延伸和調解工作網路的對接，主動排查社會矛盾，及時報告疑難糾紛，做到早發現、早溝通、早化解，以保證調解工作「以防為主、調防結合、多種手段、協同作戰」戰略預期的有效實現。
4、糾紛調解領域的適當擴張。傳統的人民調解的范圍限於民事糾紛，行政調解的范圍除行政賠償爭議外，也僅限於民事糾紛。但在大調解機制中，從各地制定的相關制度來看，其受案范圍不僅包括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民事爭議，也涵蓋了公民、法人或其他有關組織與行政機關之間發生的行政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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