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銷售假冒偽劣商品被告侵權，貨值金額怎麼算，未銷售的按進價還是銷價算。法律依據是什麼。咨詢了一個法院
一、老的辦法：兩高2001年《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二條規定：「銷售金額」，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出售偽劣產品後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貨值金額以違法生產、銷售的偽劣產品的標價計算；沒有標價的，按照同類合格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貨值金額難以確定的，按照國家計委、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聯合發布的《扣押、追繳、沒收物品估價管理辦法》的規定，委託指定的估價機構確定。
也就是說，貨值金額的計算方法依次是偽劣產品的標價——同類合格產品市場中間價——評估價。
二、新的辦法：兩高《關於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7號）改變了2001年規定的貨值金額的計算方法，提出：
查獲的未銷售的偽劣卷煙、雪茄煙，能夠查清銷售價格的，按照實際銷售價格計算。無法查清實際銷售價格，有品牌的，按照該品牌卷煙、雪茄煙的查獲地省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零售價格計算；無品牌的，按照查獲地省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上年度卷煙平均零售價格計算」。
也就是說，貨值金額的計算方法依次是偽劣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正品市場中間價——同類產品市場中間價。
三、兩高《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4]19號）規定：
未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
四、上海高院、市檢、公安、司法局制發的《關於尚未銷售的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貨值金額計算方法的意見》（滬檢發[2007]18號）規定：
「尚未銷售的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貨值金額，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標價與實際銷售平均價格不一致的，按照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行為人不能提出具體查證實際銷售價格線索的，或者行為人提出具體查證實際銷售價格線索，但司法機關查證後不予認定的，按照被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
也就是說，貨值金額的計算方法依次是偽劣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標價——正品市場中間價。
『貳』 商標侵權賠償數額多少的計算方式
一、賠償的計算方式有三種
《商標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在被侵權期間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包括被侵權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前款所稱侵權人因侵權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損失難以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根據這條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商標侵權賠償有三種計算方式：1、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2、被侵權人因為侵權而受到的損失；3、法定賠償。
二、第一種計算方式（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的適用
對於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如果嚴格按照財務制度進行計算那是非常復雜的，一是在實務中幾乎不可能取得侵權人的完整、真實的財務記錄，二是侵權人很可能並沒有實際的獲利，比如侵權剛開始就被發現，所有的貨物還沒有銷售出去或者銷售量非常的小，還不夠前期的包裝等費用。高院的解釋將這個問題進一步簡單處理了。解釋第十四條：「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可以根據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商品單位利潤乘積計算；該商品單位利潤無法查明的，按照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計算。」在中糧集團訴北京嘉裕東方葡萄酒有限公司等公司商標侵權案件中，法院判決被告1552.7479萬元人民幣。該案件因為標的額為一個億，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對於賠償的計算據本人了解適用的就是第一種計算方式，而且比較明確就適用了解釋第十四條。中糧集團起訴的准備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迅速查封了被告的貨物，並取得了部分財務資料。法院根據財務資料計算出被告侵權產品的銷售量，並大致計算出每瓶酒的利潤為9元，最後得出了1552.7479萬元人民幣的數字，以此為賠償數額。
三、第二種計算方式（被侵權人因為侵權而受到的損失）的適用
這種方式很是沒譜，被侵權人因為侵權而受到的損失如何計算？解釋第十五條：「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可以根據權利人因侵權所造成商品銷售減少量或者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乘積計算。」這種方式在實務中實際是難以適用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銷量下降了就是因為侵權造成的。銷量下降有無數種原因，每種產品都有其生命周期，在產品生命末期必然是要下降的。如果產品處於生命旺盛期，銷量很可能並沒有下降，那麼這又如何去計算呢？單位利潤的下降同樣有千萬種原因，有時廠家為了擴大市場佔有率，自行下調價格，那麼單位利潤必然要下降，這與侵權人是沒有關系的。
在實務中目前很少看到按這種方式計算賠償的。
四、第三種計算方式（法定賠償）的適用
解釋第十六條：「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或者依職權適用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
法定賠償是有前提條件的，只有在前兩種方式都無法計算時才適用。法定賠償由法官在0到50萬元自由裁量，在50萬元以下法官說了算，0到50萬元這個幅度太大，但是請放心，法官也不是可以隨意說的。解釋第十六條第二款：「人民法院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應當考慮侵權行為的性質、期間、後果，商標的聲譽，商標使用許可費的數額，商標使用許可的種類、時間、范圍及制止侵權行為的合理開支等因素綜合確定。」法官要根據規定的各種因素進行綜合考慮，其中商標使用許可是比較好適用的，在實務中也有的法院按照許可費直接計算侵權賠償，按許可費來計算賠償，賠償數額很可能會大於50萬元。
『叄』 如何計算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貨值金額
一、賠償的計算方式有三種
《商標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在被侵權期間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包括被侵權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前款所稱侵權人因侵權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損失難以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根據這條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商標侵權賠償有三種計算方式：1、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2、被侵權人因為侵權而受到的損失；3、法定賠償。
法律規定了三種賠償計算方式，在實務中如何適用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依據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侵權人的賠償責任時，可以根據權利人選擇的計算方法計算賠償數額。」這就是說被侵權人可以自行選擇是適用第一種計算方式還是第二種計算方式，如果這兩種方式都無法計算，那麼由法院直接適用第三種方式。
二、第一種計算方式（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的適用
對於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如果嚴格按照財務制度進行計算那是非常復雜的，一是在實務中幾乎不可能取得侵權人的完整、真實的財務記錄，二是侵權人很可能並沒有實際的獲利，比如侵權剛開始就被發現，所有的貨物還沒有銷售出去或者銷售量非常的小，還不夠前期的包裝等費用。高院的解釋將這個問題進一步簡單處理了。解釋第十四條：「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可以根據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商品單位利潤乘積計算；該商品單位利潤無法查明的，按照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計算。」在中糧集團訴北京嘉裕東方葡萄酒有限公司等公司商標侵權案件中，法院判決被告1552.7479萬元人民幣。該案件因為標的額為一個億，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對於賠償的計算據本人了解適用的就是第一種計算方式，而且比較明確就適用了解釋第十四條。中糧集團起訴的准備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迅速查封了被告的貨物，並取得了部分財務資料。法院根據財務資料計算出被告侵權產品的銷售量，並大致計算出每瓶酒的利潤為9元，最後得出了1552.7479萬元人民幣的數字，以此為賠償數額。
這種方式在實務中適用比較多，從調查取證的角度來看也相對容易一些，所以為首選方式。
三、第二種計算方式（被侵權人因為侵權而受到的損失）的適用
這種方式很是沒譜，被侵權人因為侵權而受到的損失如何計算？解釋第十五條：「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可以根據權利人因侵權所造成商品銷售減少量或者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乘積計算。」這種方式在實務中實際是難以適用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銷量下降了就是因為侵權造成的。銷量下降有無數種原因，每種產品都有其生命周期，在產品生命末期必然是要下降的。如果產品處於生命旺盛期，銷量很可能並沒有下降，那麼這又如何去計算呢？單位利潤的下降同樣有千萬種原因，有時廠家為了擴大市場佔有率，自行下調價格，那麼單位利潤必然要下降，這與侵權人是沒有關系的。
在實務中目前很少看到按這種方式計算賠償的。
四、第三種計算方式（法定賠償）的適用
解釋第十六條：「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或者依職權適用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
法定賠償是有前提條件的，只有在前兩種方式都無法計算時才適用。法定賠償由法官在0到50萬元自由裁量，在50萬元以下法官說了算，0到50萬元這個幅度太大，但是請放心，法官也不是可以隨意說的。解釋第十六條第二款：「人民法院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應當考慮侵權行為的性質、期間、後果，商標的聲譽，商標使用許可費的數額，商標使用許可的種類、時間、范圍及制止侵權行為的合理開支等因素綜合確定。」法官要根據規定的各種因素進行綜合考慮，其中商標使用許可是比較好適用的，在實務中也有的法院按照許可費直接計算侵權賠償，按許可費來計算賠償，賠償數額很可能會大於50萬元。
『肆』 商標侵權非法經營額如何計算
非法經營額是行政執法特別是商標專用權保護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首先，它是實施行政處罰的重要基礎，行政處罰的罰款額度是在非法經營額的基礎上作出的;其次，它是確定罪與非罪即追究侵權人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的重要依據，也是判定侵權情節是否嚴重或特別嚴重的具體標准;再次，它也是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特別是確定賠償額的必要條件。關於非法經營額的概念，法律法規或研究著作中鮮有明確的定義，對其理解和掌握不管是在理論還是實務中出入都比較大，特別是在司法和行政執法實踐中，由於此概念的不明確甚至歧義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亂，影響了執法公正，降低了執法效果。筆者認為，非法經營額應指商標侵權人生產、銷售或提供侵權便利如倉儲、運輸、郵寄、隱匿的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真品或正品的價值。 一、非法經營額與銷售金額、非法所得等概念的區別。 (1)一般來說，銷售金額與銷售收入、案值同義，其中案值這一概念既不是專業的法律用語，也不是行政執法的規范用語，只是一種歷史形成的習慣用語，行政或司法文書中不應當出現這樣的概念。非法經營額與銷售金額相比，首先是概念不同，銷售金額指侵權人銷售侵權商品所獲得的經濟數額，包括成本和純利潤;而非法經營額的定義如上所述。其次是范圍不同，銷售金額指侵權人銷售侵權商品所獲得的全部金額;而非法經營額除銷售環節外，商標侵權人生產或提供侵權便利如倉儲、運輸、郵寄、隱匿的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價值均包含在內。 (2)非法所得也叫違法所得，與非法收入、非法獲利同義。非法經營額與違法所得相比，首先是概念不同，非法所得是指侵權人生產或經銷侵權商品所獲得的純利潤;其次是計算方法不同，生產成本與銷售價或銷售價與進價之差即為非法所得。另外，關於非法經營額與銷售金額、非法所得在侵權構成方面的區別，非法經營額是商標侵權的必要條件，銷售金額、非法所得卻非商標侵權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只要侵權人構成商標侵權行為就一定有非法經營額，但未必有銷售金額或非法所得。 二、計算標准和方法應統一 由於對非法經營額的概念理解的不一致導致其出現三種計算標准，即分別有以真品價、侵權物品銷售價、假貨成本價計算三種標准，比較一下這三種計算標准各自的特點： 首先，立足點不同，以假貨成本價計算的標准，僅僅考慮到權利人的已失利益;以侵權物品銷售價計算的標准考慮到了權利人的已失利益也考慮到了侵權人的既得利益;而以真品價計算的標准不僅考慮到對權利人造成的有形損失而且考慮到無形損失，其中有形損失既包括權利人的已失利益還包括權利人的應得利益，無形損失則指權利人的注冊商標價值貶損和信譽度的降低。其次，從數額高低來看，以真品價計算出的非法經營額肯定高於以侵權物品銷售價計算出的非法經營額，同樣，以侵權物品銷售價計算出的非法經營額肯定高於以假貨成本價計算出的非法經營額。則按照三種不同標准計算出的非法經營額所得出的處罰結果或刑事責任後果也會大相徑庭。 那麼在當前商標權保護中應當採取哪種標准呢?毫無疑問，以假貨成本價計算的標准肯定不可取;以侵權物品銷售價計算的標準是一種折中的選擇，所以它為大多數人所接受(最新的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司法解釋同樣採取了這一標准)，但它也是一種比較符合實際但是卻難以根除侵權痼疾的策略，所以它常常為權利人所力主擯棄。採取這種計算標準的負面影響至少有兩點：一是這種計算方法客觀上使侵權人降低生產和銷售成本，從而既損害消費者的切身利益和消費安全也嚴重損害權利人的商標聲譽;二是即使侵權人不降低生產和銷售成本，而是從營銷策略如超低價銷售、銷售渠道如占據中低消費群體從而千方百計排擠權利人的市場，同樣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這同樣損害權利人的利益，也蒙蔽了消費者的知情權。而以真品價計算的標準的優點至少有三個：一是有利於震懾侵權人的違法行為，加大懲治侵權的力度;二是通過打擊違法犯罪，有利於保障全社會的消費安全;三是計算方法簡單、明確，執法風險小，執法效率高。筆者認為，為了走出知識產權保護的怪圈，在更大程度上凈化經濟環境，以立法的方式採用此計算標准已經是當務之急。 《商標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二條規定，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非法經營額無法計算的，罰款數額為10萬元以下。那麼此處的「非法經營額無法計算」應如何理解呢? 在一些商標侵權案件中，一些侵權人通常採取不開據進貨、售貨單據，不留進貨、售貨記錄，庫房存貨與銷售現場分離，在銷售現場僅擺放幾份侵權商品樣品等手段，隱瞞侵權真實情況，給行政執法設置障礙，試圖規避法律、逃避打擊。因此，簡單來說，「非法經營額無法計算」適用於侵權人不提供或未如實、有效提供可據以查證其非法經營額的信息包括單據、記錄、供貨人等，商標行政執法機關又無法查明其非法經營額的情況由於「非法經營額無法計算」的概念太抽象，在實際執法中較難以掌握，因此，在理解和適用這一概念時應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對於涉嫌侵權人不提供或未如實、有效提供可據以查證其非法經營額的信息不能一概而論判定其屬於非法經營額無法計算的情形，應結合其他情況予以綜合考慮，如涉嫌侵權人是不是有過侵權或屢次侵權的記錄，或者從產品的上位供貨商、下位銷售商或代理商證明其有沒有生產、銷售侵權商品的事實;二是《商標法實施條例》第五個二條賦予了行政執法機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在案件查處過程中，仍然應周密調查、嚴格取證，盡量查實涉嫌侵權人的非法經營額的信息，不要輕易判定其非法經營額無法計算;三是在案件查處過程中，只要行政處罰決定還沒有作出，非法經營額的信息什麼時候發現什麼時候採用。 屢次侵權是指同一商標侵權人被行政執法機關給予一次處罰後又繼續進行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關於屢次侵權與刑事責任追究問題，首先，我們看到，有關知識產權的司法解釋曾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只有非法經營額達到一定數量才能追究侵權人的刑事責任，但司法解釋同時還規定，非法經營額雖未達到該標准，但侵權人受到過兩次以上行政處理或刑事處罰又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仍然可以追究其刑事責任。在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初步結論，即在考慮侵權人的犯罪情節時，一般來說達到一定數額的非法經營額是侵權人情節嚴重的標准之一，但如果行為人具有兩次以上假冒他人注冊商標行為，而且累計數額較大，仍然視為情節嚴重，在這里每次侵權的非法經營額的數量和多少對於確定侵權人的刑事責任仍然具有實質意義。其次，關於屢次侵權中的非法經營額能否累計計算問題。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對屢次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人，只要未經處理的，其非法經營額均應累計計算。 五、構成知識產權犯罪的非法經營額的標准不應區分個人和單位 關於商標執法的一些法律法規中針對單位和個人的假冒商標犯罪構成曾規定了不同的非法經營額標准，如單位非法經營數額須在50萬元以上，個人非法經營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這種規定有明顯的不合理之處，在實際執法活動中也難以操作。首先，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經濟主體日趨多元化和單體化，「單位」的概念已經日益弱化和淡化。其次，區分單位和個人的標准，給侵權行為人以可乘之機，因其可以假單位的之名行個人實施侵權行為主實從而逃避法律制裁。我們欣喜地看到，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最新司法解釋，已經明確取消了單位和個人的區別。
『伍』 假冒注冊商標商品貨值金額的認定標准如何確定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了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未遂)的定罪量刑標准，具體考量的依據就是「貨值金額」的大小，但沒有規定「貨值金額」的計算方法。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一》)規定按照標價、同類合格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估價機構確定等遞進式方法計算。而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二》)又規定首先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再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兩種計算方式存在較大差異:《解釋一》標價與市場中間價格是遞進關系，而《解釋二》標價與實際銷售平均價格是選擇關系;《解釋一》市場中間價格是同類合格產品的價格，而《解釋二》是被侵權產品的價格;窮盡各種辦法仍然無法查清時，《解釋一》規定可以委託估價機構確定，《解釋二》則直接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計算。 在司法實踐中，「貨值金額」的計算方法也不盡一致，一般是四種計算方法:一是有標價的，直接按標價計算;二是沒有標價的，如果能查明行為人銷售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則按實際銷售價格計算;三是既沒有標價，又無法查明行為人的實際銷售價格的，委託指定的估價機構確定，鑒定根據則按照同類假冒商品或正品的市場中間價計算;四是在市場上購買同類侵權產品所獲得的相關價格憑證或者通過其他方式獲得的相關價格憑證(如從其他案件中發現的與本案相同的侵權產品的市場銷售價格等材料)。 嚴格分析《解釋一》和《解釋二》的計算方法，實際上對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未遂)中「貨值金額」的計算均不能完全適用。《解釋一》適用的對象是未銷售的偽劣產品，不僅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與銷售偽劣產品罪侵犯的客體不同，而且在罪名設置和犯罪性質上存在較大差異，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是一個罪名，典型的數額犯;而假冒注冊商標與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是兩個罪名，分別屬於情節犯和數額犯。《解釋二》規定的是「非法經營數額」，適用的對象是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等情節犯，而對於銷售侵權復製品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等數額犯，由於法條規定的是「違法所得數額」和「銷售金額」，似也沒有適用的餘地。當然，如果不嚴格區分「非法經營數額」和「銷售金額」，認為前者在內涵和外延上包含後者，則可以適用。司法實踐中計算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未銷售部分的「貨值金額」，應結合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特點和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需要，參照兩個解釋特別是《解釋二》的精神適用。 首先，應當努力查明實際銷售價格。刑法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定罪量刑標准確定為按照實際銷售價格計算的「銷售金額」，就在於「銷售金額」能從量上直觀反映行為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規模、行為持續時間、危害范圍以及行為人的非難可能性。實踐中行為人一般是先定價後銷售，故尚未銷售部分同樣存在銷售價格，司法機關可綜合銷售單、進貨單、送貨單、記賬單、銷售價格表等書證，嫌疑人的供述，購買商的證言，結合其購買原材料的價格、生產成本以及市場上同類假冒商品的價格查明。 其次，按標價計算是次要選擇。標價計算固然具有直觀便利、省去公訴部門證明負擔等優點，但標價本身的不確定性會帶來處理結果的巨大差異:有時行為人為了樹立產品形象或者採用營銷策略，故意貼高標價，如果按標價計算顯然對行為人不利，也不公平;有時行為人為逃避處罰或者避稅，故意標價很低，而其實際銷售價格遠遠高於標價，這時如果按標價計算則又可能會輕縱行為人。因此，只有當實際銷售價格難以查明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 最後，對沒有標價和難以查清實際銷售價格的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司法機關當然可以委託相應資質的評估機構，依據假冒商品實物狀況並結合市場調查同類物品中間價格情況作出估價鑒定。至於市場中間價格的計價依據，應採納假冒商品的市場中間價，還是被假冒正品的市場中間價，則應取決於實際銷售價格與正品價格的差距大小。通常情況下，行為人以假亂真，銷售偽而不劣的商品，銷售定價會與正品的價格相當，消費者會誤認為是正品而購買，這不僅會給權利人的正常市場份額帶來損失，也損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所以無論是從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還是消費者的利益出發，應當以正品的價格計算。但對於知假買假型銷售行為，行為人的銷售定價遠低於正品的價格，消費者一般也明知是假名牌，不可能支付正品的價格，這時如果仍然以正品的價格計算就會帶來量刑的不均衡:行為人已經銷售的既遂部分按照較低的實際銷售價格計算，沒有銷售的未遂部分反而按照更高的正品價格計算，很可能使得對有實際銷售行為的量刑反而低於對無實際銷售行為的量刑，而前者的社會危害性顯然大於後者。因此應按照假冒商品的市場中間價計算。
『陸』 商標遭遇侵權時，索賠數額怎麼確定
《商標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在被侵權期間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包括被侵權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前款所稱侵權人因侵權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損失難以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根據這條的規定，大家可以看出商標侵權賠償有三種計算方式：1、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2、被侵權人因為侵權而受到的損失；3、法定賠償。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 人民法院依據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侵權人的賠償責任時，可以根據權利人選擇的計算方法計算賠償數額。」這就是說被侵權人可以自行選擇是適用第一種計算方式還是第二種計算方式，如果這兩種方式都無法計算，那麼由法院直接適用第三種方式。
下面我們就對三種計算方法在實務中的操作簡單闡述比較下：
一、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的適用
對於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按照常規的做法，一般情況下，應該是對侵權人的財務狀況進行審查核算就能得出的。但是在實務中，不管是被侵權人所委託的律師，還是擁有國家權力的司法機關，都幾乎不可能取得侵權人的完整、真實的財務記錄信息；另外此方法也有一定的硬傷，試想一下侵權人很可能並沒有實際的獲利，例如侵權剛開始就被發現，所有的貨物還沒有銷售出去或者銷售量非常的小，還不夠前期的包裝等費用。這種情況下的獲利就是十分少的或者根本沒有的。那麼怎麼能依據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起訴呢，很可能被侵權人所得到的數額都不值得去起訴，因為和起訴的成本相比，可能最後得到的結果是南轅北轍的。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將這個問題進一步簡單處理了。解釋第十四條規定：「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可以根據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商品單位利潤乘積計算；該商品單位利潤無法查明的，按照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計算。」 這樣一來就為被侵權人的計算帶來了一定的便利。也更多的能為被侵權人所接受，所以這種計算方法在實務中適用比較多，從調查取證的角度來看也相對容易一些。在上述計算賠償數額時，要確定侵權人的侵權期間，否則，無法計算賠償數額，侵權人開始到侵權結束的這段時間。侵權時間分為三種情況：1、侵權開始日至侵權人停止侵權日；2、侵權開始日至侵權被制止日；3、連續侵權的，自起訴日向前推兩年。對於第三點連續侵權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第十八條規定：「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商標注冊人或者利害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侵權行為之日起計算。商標注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超過二年起訴的，如果侵權行為在起訴時仍在持續，在該注冊商標專用權有效期限內，人民法院應當判決被告停止侵權行為，侵權損害賠償數額應當自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計算。」明確了侵權期間，才能計算得出具體的量和數額。
二、被侵權人因為侵權而受到的損失的適用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第十五條：「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可以根據權利人因侵權所造成商品銷售減少量或者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乘積計算。」這種方法在實務中是難以適用的。因為任何一種商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被侵權商品的銷量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簡單的認為是因為侵權造成的。商品銷量下降有很多種因素，比如A公司有一種軟體，市場初期，A公司商品投入早，需求量大，銷量不錯，市場中期，多家公司都有類似的產品投放市場，客戶選擇多了，有可能其他公司的比A公司的產品更好，這時A公司的產品銷量就會下降，這一時期又恰好A公司的產品商標被侵權，這就不能簡單的認為是因為侵權造成銷量下降的。再比如A公司有一種軟體，市場初期，A公司商品投入早，需求量大，銷量不錯，市場中期，多家公司都有類似的產品投放市場，客戶選擇多了，但是A公司的產品已經具有知名度和口碑，銷量不降反升，而且比以前更好，而這一時期A公司的產品商標也被侵權，那麼此種情況A公司的損失在哪裡？又該如何去計算被侵權人因為侵權而受到的損失呢？所以在市場經濟杠桿調節下被侵權人的產品銷量的升降，在一定程度上與侵權人是沒有必然關系的。也因此在實務中目前很少看到按這種方式計算賠償數額。
三、法定賠償的適用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第十六條規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或者依職權適用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
『柒』 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怎麼看數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於2004年12月8日頒布(自2004年12月22日起施行)《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認定的數額標准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筆者在此結合該《解釋》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問題加以研究。
一、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作用
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作為大多數犯罪的構成要件，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本質的最明顯、最普遍的表現和定型化。它與其他構成要件一起，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定罪與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即使在那些犯罪數額沒有規定為構成要件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也屬於定罪或量刑時需考慮的主要情節，並對定罪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就我國現行刑法分析，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條文規定一般均直接或間接地將犯罪數額作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的依據，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數額是區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民事侵權行為的重要根據
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許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都是以一定量的數額作為起點的，即只有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達到一定量時，才能構成犯罪，否則就不能認定為犯罪，而只能作為民事侵權行為處理。
首先，刑法明文規定一定量的數額是構成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必備條件。例如，《刑法》第214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以及第218條(銷售侵權復製品罪)等條文中，均明確規定「銷售金額數額較大」、「違法所得數額較大」、「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構成要件。也即行為人的行為只有在侵犯知識產權的相關數額達到「較大」或「巨大」的情況下，才構成犯罪並適用刑法有關條文中所規定的刑種和刑度。
其次，一定量的數額是衡量某些以「情節嚴重」、「造成重大損失」等為構成要件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主要根據。我們看到，我國刑法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中，有些條文雖未明文規定一定量的數額是構成犯罪的必備條件，但卻明文規定「情節嚴重」或「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為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要件。例如，《刑法》第213條(假冒注冊商標罪)、第215條(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第216條(假冒專利罪)以及第219條(侵犯商業秘密罪)等條文中，均明確規定「情節嚴重」或「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並把這些因素作為這些罪的構成要件。由於這些犯罪一般均涉及到數額，因而，認定相關行為的「情節」、「損失」之程度，從立法精神到司法實踐都應該(或實際上)是以一定量的犯罪數額作為起點的。也正是由於這一點，筆者認為，犯罪的數額同樣也對這些沒有明文規定「數額」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民事侵權行為的界定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二)數額是衡量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罪重和罪輕的主要標志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大小，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是成正比的。一般而言，數額大的，危害嚴重；數額小的，危害較輕。我國刑法不僅把一定量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根據，而且還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大小作為劃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罪重和罪輕的一個主要標志，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對確定適用刑罰檔次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國刑法中(除對銷售侵權復製品罪只規定「數額巨大」一個檔次外)一般把一些明確規定數額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之數額分成二個檔次，即銷售或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和「數額巨大」，並相應規定應當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對一些沒有明確規定數額要求而只規定情節或後果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我國刑法中(除對假冒專利罪只規定「情節嚴重」一個檔次外)一般也分成二個檔次，即「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重大損失」和「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並相應規定應當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同時，相關的司法解釋對於何為「情節嚴重」，何為「情節特別嚴重」，以及何為「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主要從數額上作出不同的規定，以利於司法實踐在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可以正確地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
其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對選擇具體刑罰具有重要作用。眾所周知，我國刑法中的法定刑規定主要是採用相對確定刑的標准，也即刑法對各種具體犯罪行為所規定的相應刑罰標准並非絕對確定，而是有著一定幅度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寬幅性的數額檔次與寬幅性的刑罰標準是相對應的。換言之，隨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在一定檔次范圍內的變化，刑罰的輕重也就相應地在一定刑罰標準的幅度內浮動。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剛剛到達某個數額檔次的起點，處刑就在與之相適應的刑罰標准幅度內從輕，反之，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已經接近某個數額檔次的終點，處刑則應在與之相適應的刑罰標准幅度內從重。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突破了該數額檔次的極限，刑罰就隨之升格。據調查，目前司法實踐中，有些司法機關在法律、法規規定的數額檔次和刑罰檔次內，給每個單位數額(例如千元或萬元)規定確定刑罰的標准。筆者認為，盡管這些做法有可以探討之處，但在結合考慮其他情節的前提下，對定量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確定相應定量的刑種和刑度，無疑對量刑科學化和規范化具有推進作用。
當然，盡管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數額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中的絕對或唯一標准呢？對此，理論上有完全不同的觀點。有人主張「唯數額論」，認為對於刑法規定數額為構成要件的犯罪，犯罪數額能夠直接反映和決定其社會危害程度，是決定罪與非罪的一個絕對標准。而反對者則認為，犯罪數額雖然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其社會危害性和是否構成犯罪的唯一的因素和絕對的標准。①有學者指出，「刑法將某些定量因素要件化或者將某些要件定量化，並不表明具備這些要件的行為就一定達到了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其是否構成犯罪，仍然要受到犯罪構成『情節要求』的限制。如數額犯中，犯罪數額雖已達到定罪的數額標准，但綜合其他情節，屬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也不能認定為犯罪。」②因此，從立法的科學性上考慮，在刑法分則條文中單獨規定數額作為犯罪構成的必要要件是不妥的。③對於上述兩種觀點，筆者贊成後一種觀點。在涉及到數額的犯罪中，無論刑法是否將犯罪數額規定為構成要件，其始終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犯罪是復雜多變的，而影響犯罪社會危害性程度的主客觀因素也必然是多種多樣的。即使在犯罪數額是構成要件的犯罪中，犯罪數額也不能完全准確地反映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從而成為定罪的唯一和絕對的標准。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仍然要考慮其他多種情節因素。同樣，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只是眾多犯罪情節中的一個重要情節，而絕不是全部。我們不能不重視犯罪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因為，畢竟在其他情節相同的情況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涉及的犯罪數額越大，社會危害性也越大，反之亦然。但是我們也不能「唯數額論」，而片面地認為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只看數額，而不必看其他犯罪情節，這是因為在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不僅體現在犯罪的數額上，而且還體現在其他情節之中。
當然，現在我們欣喜地看到，不「唯數額論」這一點已經在我國刑法規定和司法實踐中有所體現。例如，刑法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中，並沒有完全將犯罪數額作為所有犯罪的構成要件，有些犯罪的構成要件中只規定「情節嚴重」、「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盡管這些情節主要是由數額決定的，但是，實際上仍存在著除數額以外的其他內容。又例如，「兩高」的上述《解釋》在規定了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構成中的數額的同時，還專門把「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等作為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標准，從而體現了數額在認定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時並非唯一標準的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比較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中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規定，我們不難發現，「兩高」的《解釋》對此作了一定的調整，其中大多數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標准均作了降低規定，例如，原來規定個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即可追訴；而新的解釋則規定，個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即構成犯罪。由此可見，對於大多數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認定，新標准只有原標準的二分之一，「兩高」的《解釋》明顯擴大了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范圍，從而加大了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分類
由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是一個內容十分豐富的概念，我們可依照刑法以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進行以下分類：
1·以非法經營數額作為數額標准。現行刑法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並沒有非法經營數額這一提法，所謂非法經營數額均是由相關的司法解釋所使用的術語。例如，「兩高」的《解釋》中明確將非法經營數額作為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侵犯著作權罪等犯罪的認定標准之一。之所以將非法經營數額作為認定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標准，主要是因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集中表現為侵權的量，而侵權的量又集中表現在相關非法經營數額上。
理論上一般認為，所謂非法經營數額，是指行為人在實施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所涉及的侵權產品的總數額。根據「兩高」《解釋》規定，非法經營數額是指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過程中，製造、儲存、運輸、銷售侵權產品的價值。對於這里所指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是否包括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成本？理論和實踐中意見還不很統一。有人認為，一些侵權者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機器設備、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員的工資等，也應當計入非法經營數額。④有人則認為，對於這些投入一般不宜認定為非法經營數額，因為這些數額在實踐中難以計算，在沒有查到侵權產品的情況下，也很難認定這些投入就是為了造假或賣假所用。但是，如果確有證據證明這些投入專門是為了造假或賣假所用的，可以作為非法經營數額的一個情節認定。⑤
筆者認為，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機器設備、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員的工資等投入不應該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之中，理由是：首先，非法經營數額實際上集中體現在侵權產品的價值之中，而按照「兩高」《解釋》規定，已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實際銷售的價格計算。製造、儲存、運輸和未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由於在經營過程中相關的投入實際上已經體現在侵權產品的價值之中，如果再將這些投入計入非法經營數額，就可能出現重復計算的問題。其次，要正確計算這些投入也確非易事，特別是這種計算對證據的要求太高，在很多情況下較難證明相關的投入就是專門用於造假、賣假的。再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過程中的很多投入並非作為一次性侵權產品的成本，例如，設備可以用很長時間，如果要作計算，實際上還存在折舊的問題，更何況有些東西還無法折舊。因此，如果要將這些投入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中太復雜，必然會給司法實踐的認定帶來困難。
在計算非法經營數額時，是否應該考慮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理論和實踐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侵權產品銷售了多少，實際上對權利人造成的市場損失就是多少，因而應當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計算非法經營數額。⑥這一觀點顯然沒有被「兩高」的《解釋》所採納，按照「兩高」《解釋》規定，非法經營數額一般均應該按照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或「標價」或「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只有在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才能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筆者認為，「兩高」《解釋》中所採用的計算非法經營數額的標準是比較科學和正確的。因為，以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作為計算非法經營數額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首先，盡管在通常情況下，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給權利人所造成的損害程度，但並不能真實反映行為人的非法經營中的實際銷售價格，因為實際銷售價格一般都遠遠低於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其次，侵權產品的銷售量並非一定與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有聯系或相對應。也即在市場上侵權產品有時確實會擠佔一些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但兩者在數量上不會是等同的，因為有許多人並非不買假貨，就一定會買真貨，特別是在假貨的價格與真貨的價格相差懸殊時，有些人甚至還會因為假貨便宜而故意買假貨，如果沒有假貨，也可能不買真貨。所以侵權產品的銷售量與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不能等量齊觀。
2·以銷售金額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中。刑法明確將「銷售金額數額較大」作為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構成要件；而《解釋》第2條則規定，銷售金額在25萬元以上的，屬於數額較大。根據《解釋》第9條規定，這里所指的「銷售金額」，是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筆者認為，對於「銷售金額」的把握，應注意以下幾點：首先，銷售金額只存在於已經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中，如果相關的商品還沒有銷售，則不存在所謂銷售金額，因而也不存在數額較大而構成犯罪的情況。就此而言，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不存在有所謂未遂問題，因為，銷售金額是本罪的一個構成要件，沒有銷售金額就不能構成犯罪。其次，其中的「所得」是指行為人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實際所獲得的違法收入的情況；而其中的「應得」則是指行為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尚未實際收到貨款的情況。
3·以違法所得數額作為數額標准。這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製品罪的刑法規定中已有體現，刑法分別將「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和「違法所得數額巨大」作為構成兩罪的數額標准。應該看到，「兩高」《解釋》對於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等構成情節的解釋中，均把違法所得數額作為衡量是否「情節嚴重」或「情節特別嚴重」的標准。需要注意的是，「兩高」的《解釋》中並沒有將「違法所得數額」獨立規定為定罪的數額標准，一般均同時規定「違法所得數額」與「非法經營數額」兩種數額，以供司法實踐中選擇適用。也即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無論是非法經營數額還是違法所得數額均屬於選擇數額，只要其中有一種數額達到標准即可構成犯罪。
司法實踐中對於何為「違法所得數額」，頗有爭議，認識很不一致。例如，199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立案標準的規定》中把「違法所得數額」理解為「銷售收入」，即將違法所得數額與銷售金額等同。上述「兩高」《解釋》則並未對「違法所得數額」的含義作出解釋。理論上通常認為，所謂違法所得數額實際上就是非法獲利數額。因為既然是違法所得，當然就是其侵權活動後的投入與產出之比，行為人實際獲利了多少，才是非法所得數額。筆者認為，違法所得數額與銷售金額不是同一概念，違法所得數額理應理解為實際獲利(即扣除成本後的盈利部分)的數額；而銷售金額則是指銷售貨物後實際所獲得的收入。兩者不能等同，在通常的情況下，銷售金額肯定要比違法所得數額大。由於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認定中沒有把違法所得數額作為唯一的標准，因此，這種對違法所得數額的理解不會有什麼問題。因為，即使出現行為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非法經營數額巨大但沒有獲利的案件、侵權產品沒有銷售出去的案件、銷售出去後無法計算利潤的案件等，我們仍然可以按照非法經營數額認定犯罪，而不至於出現沒有標準的情況。
4·以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中。例如，《解釋》第3條明確規定，偽造、擅自製造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數量在2萬件以上的，即屬於「情節嚴重」；而數量在10萬件以上的，則屬於「情節特別嚴重」。另外，《解釋》還在規定一般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標準的同時，對於「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假冒兩項以上他人專利」規定了相對較低的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標准。所有這些顯然均屬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這些數量的大小直接影響和決定了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
對於上述規定中所指的「件」，應作如何理解？司法實踐中在較長時間里認識並不一致，特別是涉及到一些不同的計量單位，如大盒中的小盒、大袋中的小袋等，是以大盒、大袋作為標准，抑或以小盒、小袋作為計量標准？另外，實踐中還有在一個商品上標有幾個商標標識，究竟應該以一個還是以幾個作為計量標准？所有這些問題均很值得研究並需要加以明確。針對這些問題，這次《解釋》明確規定，這里所謂的「件」是指標有完整商標圖樣的一份標識。
5·以行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假冒專利罪中。例如，《解釋》第4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給專利權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即可構成假冒專利罪。
應該看到，從上述有關刑法和司法實踐規定的各種類型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中，極大多數均是以人民幣的計量單位(即「元」)作為計數標準的；也有一部分是以「件」、「項」、「種」作為計數標准。筆者認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中計量單位的多樣性，是由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手段的多樣性和侵犯知識產權活動的復雜性所決定的。刑法和司法實踐中根據不同的犯罪對計量單位作出不同的規定不僅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因為在有些犯罪中如果統一用人民幣「元」作為計量單位，並不能完全體現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如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中，行為人實施製造、銷售實際金額可能並不多，但如果涉及的件數很多，則同樣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理應構成犯罪。
另外，「兩高」《解釋》對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規定了幾個不同的標准，通常情況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構成犯罪，但是，如果同時符合數個標准，具體量刑時應以哪個標准為依據？這顯然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行為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多個數額均已達到「兩高」《解釋》中的標准，行為人構成犯罪應該沒有問題，而在量刑時則應該按照超過標准多的數額加以認定，並將其他達到標準的數額作為情節加以考慮。因為，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同時有幾個數額達標的情況通常應該比僅有一個數額達標的情況要嚴重，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也相應要大一些。
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相關問題的討論
(一)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數額認定的不同標准
我國《刑法》第220條明確規定，單位犯知識產權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知識產權罪的規定處罰。由此規定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刑法所規定的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單位均可以成為犯罪主體。理論上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是否應該採用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頗有爭議。有人認為，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而言，事實上單位犯罪比自然人犯罪所造成的損害(特別是對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的侵害)往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沒有必要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規定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有人甚至認為，不同的定罪量刑標准，客觀上容易放縱犯罪，應當予以取消，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應適用同一數額標准。⑦有人具體闡述了不應規定不同數額標準的理由，主要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這種做法也容易使犯罪人規避法律；同時這種做法的法律依據不足，因為刑法條文並未從數額上對知識產權犯罪進行單位和自然人區分。⑧
筆者對上述觀點不能苟同，認為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應該採用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理由是：首先，就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看，在立法上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實際是有不同的刑事責任要求的，這集中體現在法定刑的規定上。在刑法許多犯罪的規定中，單位犯罪的法定刑要比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低，特別是在法定最高刑上表現最為明顯，許多自然人犯罪規定有死刑的，而單位犯罪則極大多數均不存在有死刑。可見，我國刑事立法的精神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是強調要作區分的。其次，現有涉及經濟犯罪的所有刑法司法解釋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均作了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規定，差距大多為5倍有些甚至高達15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作為經濟犯罪的一種，沒有理由與眾不同。再次，考察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不能僅僅從對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的侵害角度看，而應該綜合加以考慮。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一般是由單位的負責人或其他成員共同實施的，其涉及的人員一般很多，如果與自然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採用一樣標准，完全可能擴大打擊面，造成刑罰適用過度。而且由於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謀取的是單位利益，對單位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完全按照自然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認定標准處理，既不符合主客觀一致的刑事責任要求，也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
由上述分析可見，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規定不同的數額認定標準是完全必要的，這既符合刑法立法精神，也符合司法實踐中的一貫做法，同時並不違背刑法基本原理。但是，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數額認定標準的差距究竟應該規定多大，則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不同犯罪中單位犯罪的危害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有關差距應該根據不同的犯罪作出不同的規定，沒有必要採用同一種標准。需要指出的是，這次「兩高」《解釋》在總結了以往相關司法解釋的經驗基礎上，調整了有關自然人刑事責任和單位刑事責任的定罪量刑標准上的差距，即從原來的5倍左右差距降低至3倍。與原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相比，「兩高」《解釋》顯然將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要件放寬了，從而突出了懲治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規定的模式
目前，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規定的模式基本上採用由刑法作概括性規定，由司法解釋分別對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作出相應的數額標准。也即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條文中規定「情節嚴重」、「數額較大」、「數額巨大」、「造成重大損失」等定罪和量刑的要件，而由「兩高」《解釋》(原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通過《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具體規定符合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具體情節要求的數額標准。
對於這種模式，理論上存在不同的意見。許多學者認為，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數額實際上是判定罪與非罪、罪重罪輕的重要標准，這完全應該屬於立法的內容。因此，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閉會期間的常務委員會才能對此作出立法解釋。除非有授權，司法解釋無權就數額問題作出解釋。另外，由於刑法未明確規定犯罪數額標准，就必然導致司法機關不得不頒布大量的司法解釋，通過司法解釋將刑法的彈性規定具體化、細密化，導致司法實踐中真正適用的不是刑法而是司法解釋。⑨特別是通過大量詳細的司法解釋，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數額規定實際上都變成了數目型的數額規定，否則法官就會無所適從。在許多法官眼中，司法解釋中規定的具體數額標准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而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數額規定最後只是一種簡單的標識，形同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