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如何認定名譽損失權侵權
名譽損失權侵權認定：行為人以侮辱、誹謗的方式，貶低他人人格，毀損他人名譽，或者捏造事實公然醜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侵犯了他人的名譽，給他人的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認定為名譽侵權。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條
民事主體享有名譽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
名譽是對民事主體的品德、聲望、才能、信用等的社會評價。
第一千零二十五條
行為人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影響他人名譽的，不承擔民事責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捏造、歪曲事實；
(二)對他人提供的嚴重失實內容未盡到合理核實義務；
(三)使用侮辱性言辭等貶損他人名譽。
『貳』 名譽權被侵權應該怎麼寫訴訟狀
一、名譽權被侵權應該怎麼寫訴訟狀?
1、標題。須註明為《民事起訴狀》。
2、當事人的自然情況。
即原告和被告的基本情況，當事人的自然情況有兩種情形：一為自然人的，一為法人的。當事人為自然人時，原告就寫明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址和聯系方式等。
3、訴訟請求。要寫明請求法院解決什麼問題，提出明確的具體要求。如有多項要求的，可以分項表述。
4、事實與理由。提出訴訟請求後，就要為其請求提供充足的依據。首先是擺事實。要把雙方當事人的法律關系，發生糾紛的原因，經過和現狀，特別是雙方爭議的焦點，實事求是地寫清楚。講道理是要進行分析，明確責任，並援引有關法律和政策。
5、受訴法院。根據法院管轄、民事起訴狀要寫明受訴法院。
6、落款。末尾要有原告姓名的簽名，或蓋章以及民事起訴狀的遞交時間。
7、附件。須說明本訴狀副本份數、證據份數以及其他材料的份數。
二、侵犯他人名譽權的後果是怎樣的?
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和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可以責令侵權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可以書面或者口頭方式進行，內容須事先經人民法院審查。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范圍，一般應與侵權所造成的不良影響的范圍相當。同時，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該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公民一並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與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後果等情況酌定。
名譽權被侵犯之後通常都只能追究對方的民事責任，而所有民事糾紛當中，訴訟狀的整體寫法幾乎是一樣的，只不過，在陳述對方侵犯名譽權的事實和理由的時候一定要簡明扼要，並且做到有理有據，這就要求當事人需要具有一定的思維邏輯性及法律常識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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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民法典如何認定名譽權侵權行為
名譽權侵權行為的認定：
1、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
2、行為人行為違法。行為人侵害名譽權的對象應當特定而明確，具有指向性；
3、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法院經常通過使用「勢必」「應當」「足以」等詞彙，以說明其認為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4、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
【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條
民事主體享有名譽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
名譽是對民事主體的品德、聲望、才能、信用等的社會評價。
『肆』 是怎樣的，名譽權侵權方式有幾種
一、名譽權侵權方式有哪幾種
(一)侮辱
侮辱是指故意通過言語、文字或者行為舉止等方式貶低他人人格、毀損他人名譽的行為。侮辱行為的主觀狀態應當是故意，其方式可以是言語、書面文字或者行為舉止，也可以使上述集中方式的混合。《民法通則》第101條後端規定，禁止用侮辱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民通意見》第140條規定，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捏造事實公然醜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以書面、口頭等行使詆毀、誹謗法人名譽，給法人造成損害的，應當認定為侵害法人名譽權的行為。
(二)誹謗
誹謗是指故意或者過失地散布有關他人的虛假事實，導致他人名譽降低或者毀損的行為。誹謗的主觀狀態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其方式可以是言語、書面文字或者其他任何使虛假事實散布開來的方式。《民法通則》第101條後段規定，禁止用誹謗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在文學作品中故意使用他人真實姓名，或者未寫明原告的真實姓名和地址，但對人物特徵的描寫有明顯的指向或者影射他人，小說內容存在侮辱、誹謗情節，致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作者和出版社均可能構成對名譽權的侵犯。
(三)新聞報道嚴重失實，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徐良訴上海文化藝術報社等侵害名譽權一案的復函》中認為，被告趙偉昌根據傳聞，撰寫嚴重失實的文章「鎖甲三千元帶來的震盪」和被告《上海文化藝術報》社未經核實而刊登該文，造成了不良後果，兩被告的行為均已構成侵害徐良的名譽權。
有關機關和組織編印的僅供領導部門內部參閱的刊物、資料等刊登的來信或者文章，當事人以其內容侵害名譽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機關、社會團體、學術機構企事業單位分發本單位、本系統或者其他一定范圍內的內部刊物和內部資料，所載內容引起名譽權糾紛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新聞單位根據國家機關職權製作的公開的文書和實施的公開的職權行為所做的報道，其報道客觀准確的，不應當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其報道失實，或者前述文書和職權行為已公開糾正或拒絕更正報道，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
因提供新聞材料引起的名譽糾紛，認定是否構成侵權，應區分以下兩種情況：
(1)主動提供新聞材料，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
(2)因被動采訪而提供新聞材料，且未經提供者同意公開，新聞單位擅自發表，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對提供者一般不應認定為侵害名譽權;雖系被動提供新聞材料，但發表時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許的，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名譽權。
消費者對生產者、經營者、銷售者的產品質量或者服務質量進行批評、評論，不應當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但借機誹謗、詆毀，損害其名譽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名譽權。新聞單位對生產者、經營者、銷售者的產品質量或者服務質量進行批評、評論，內容基本屬實，沒有侮辱內容的，不應當認定為侵害其名譽權;主要內容失實，損害其名譽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其名譽權。
二、名譽權有哪些分類
(一)公民名譽權
名譽權可分為公民的名譽權和法人的名譽權，公民的名譽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任何新聞報道、書刊雜志在對真人真事進行報道、評論、傳播時都不得與事實不符，而影響公民原有的社會評價。
2.任何人都不得以侮辱、誹謗的方法，損害他人的名譽。
3.任何人不得捏造事實.陷害他人 敗壞他人名譽。
(二)法人名譽權
法人的名譽權內容與公民的名譽權相比，由於其不具有如公民一般的情感，所以其內容有所狹窄，主要包括：
1.任何新聞報道、書刊雜志在對法人進行報道評論時，必須真實，與事實相符。
2.任何人不得捏造事實，散布與法人真實狀況不符的消息，敗壞其名譽。
對他人名譽有侵權行為的，嚴重的話可能會構成侮辱罪，即使沒有夠到侮辱罪的立案標准，也是違法行為中的一種，需要侵權人承擔相應的責任，包括停止侵權行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等。而要是構成侮辱罪的話，則對行為人判處管制、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當然也有可能是直接剝奪政治權利。
『伍』 怎麼認定網路侵犯名譽權，網路侵犯名譽權該如何維權
一、怎麼認定網路侵犯名譽權
(一)網路侵犯名譽權的概念：
網路侵犯名譽權，是指通過互聯網路，在網上登載包括文字、圖片、聲音、動畫等各種利用電腦和網路技術製作並在網路中上載的各種各樣的作品，侵犯公民或法人的名譽，並使其社會評價降低或貶損的行為。
(二)網路侵犯名譽權的法律規定：
我國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 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40條規定：「以書面、口頭等形式宣揚他人的隱私，或者捏造事實公然醜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以書面、口頭等形式詆毀、誹謗法人名譽，給法人造成損害的，應當認定為侵害法人名譽權的行為。」 依照這些法律規定，我國公民和法人的名譽權依法受保護，任何個人和組織非法侵害他人的人格尊嚴，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權的行為都是被禁止的。
(三)網路侵犯名譽權的表現形式：
網路侵犯名譽權的主要形式，是在網站的主頁、聊天室、網路公告牌上無中生有、憑空捏造、散布、傳播虛假的某種事實，或對某種事實隨意評論，敗壞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名譽的行為。在這樣一個開放的空間隨意發表言論，如果涉及他人隱私，無異於在公共場所揭人瘡疤。在網上大放厥詞，不但違背網路規范，而且侵犯他人的名譽權。非正常行使批評、評論的權利，也會對他人的名譽造成侵害。
二、網路侵犯名譽權該如何維權
(一)侵犯名譽權的方式有以下幾類：
其中侮辱和誹謗是兩種主要表現形式，侮辱行為又包括暴力侮辱、以口頭語言或者形體語言侮辱以及文字侮辱等形式，而誹謗也分為口頭和文字誹謗。另外，假冒他人姓名從事一些不道德或者違法的行為或者以口頭、書面形式宣揚他人隱私的行為以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乾的解釋》第七條第四款的規定對因新聞報道嚴重失實，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也應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
1、侮辱：是指用語言(包括書面和口頭)或行動，公然損害他人人格、毀壞他人名譽的行為。如用大字報、小字報、漫畫或極其下流，骯臟的語言等形式辱罵、嘲諷他人、使他人的心靈蒙受恥辱等。
2、誹謗：是指捏造並散布某些虛假的事實，破壞他人名譽的行為。如毫無根據或捕風捉影地捏造他人作風不好，並四處張揚、損壞他人名譽，使他人精神受到很大痛苦。
(二)網路侵犯名譽權怎麼維權
1、保存好證據，拷貝網上對當事人攻擊詆毀的圖片或者網頁(最好是一段時間內的，拷貝同時要注意時間的連續性)。
2、提供侵權者的真實資料，法院不受理網路名字。被侵權者可提供證據申請當地公安機關查出此人。
3、掌握一段時間的證據後，向公安機關出示證據查出此人，並到侵權者住所處法院起訴。
4、被侵權者在兩年內都有對侵權者提出上訴的權利。
以上便是關於網路侵犯名譽權的相關內容，希望這些內容對您有所幫助。
『陸』 余秋雨訴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肖夏林委託，我在其與原告余秋雨名譽權糾紛一案中擔任訴訟代理人。現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在我方法庭辯論意見的基礎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予以採納：
一、案件事實和爭議焦點
1．本案基本事實
被告肖夏林於2000年第2期《書屋》雜志上發表了以批評原告余秋雨和所謂「余秋雨現象」為主旨的8000字長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該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評了原告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認為名城與顧問是一種名利交換，是雙方互通有無，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顧問，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華別墅。文化在這里已是具體的名利」的描述成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據。原告律師承認被告的文章屬於文學批評性質並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學者黎鳴先生作為被告證人出庭作證並提交了親筆證詞。黎鳴先生證明在被告文章發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壇確有餘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獲該市有關方面獎賞一套別墅或住房的傳聞，雖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價購買和是無償獲贈，但類似「消息來源出自多處、多人」，說明被告有關原告獲贈別墅的表述並非「無中生有」的「捏造」和「誹謗」。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訴訟心態》（載《北京日報》2003年5月18日）一文，證明作為文化人的作者對被告所說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凈，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訴訟，絕大多數人和他一樣是「絕對不會知道有什麼『送別墅』的說法。」的。說明無論受贈別墅是否是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都未能引起關注，也未對原告的名譽造成損害。
綜上，本案事實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學批評《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據文壇廣為流傳但未經證實的說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贈一套別墅的事實。但這一描述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迄今尚未發現任何以此描述為依據的討論，余秋雨的社會評價也沒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還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關於范志毅名譽權糾紛案的判決書，以說明內地法院已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權糾紛案件審理中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2．雙方爭議焦點
鑒於原告系當代著名作家，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力，屬於公眾人物，而被告則是一位關注社會現象的文學批評家，負有針砭時弊匡扶正義的道德使命，本案與普通人之間的名譽權糾紛案件有很多不同。我們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原告是否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是否構成對原告名譽權實際侵犯；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其名譽權是否應得到與普通人同樣范圍和程度的保護；我國法律中關於名譽侵權行為人主觀過錯的含義是什麼。
二、根據現行司法解釋精神，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
所謂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而名譽則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名譽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其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是主體個人的主觀自我評價，因而名譽主體不能以個人情感受到傷害為由認定他人行為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就如何認定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
我們的主要答辯意見，將圍繞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適用上述司法解釋展開：
1．原告應舉證證明其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但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並未因被告的行為受到損害。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
在名譽權侵權責任認定中，「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事實」是確定民事責任的首要條件。在民事上無損害即無責任，如果沒有合法民事權益被損害的事實，也就無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參見梁書文等編著《審理名譽權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第23頁），提起名譽權糾紛的前提是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原告對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應當承擔舉證責任。
但在起訴狀和庭審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語言指責被告惡意批判、圍攻原告外，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客觀存在，其所謂被告在本文中由「惡意批判發展到具體誣陷」，「斷章取義」「徹底歪曲」原告對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製造「聳人聽聞」的事實，以及所謂受贈別墅的說法「損害了深圳市政府的聲譽，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等等，對證明損害事實的實際發生均不具有證明效力。所謂原告「無中生有」地「蓄意偽造」一個「聳人聽聞」的「事實」，「捏造」和「誣陷」原告「受賄」雲雲，均系原告對被告的看法，並非其名譽確實受到損害的證據。鑒於「誣陷」「受賄」等術語均為刑法上的具體罪名，有著法定含義，而原告不具備「受賄」的主體資格，被告也顯然沒有任何具體的「誣陷」行為。至於「詆毀了原告的人格、也詆毀了原告參與的這項新興的國際學術研究計劃，傷害了原告在海內外的廣大讀者。」更是本案名譽權糾紛無關。一句話，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這些事實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該文發表至今，尚未發現有人就所謂「別墅」事件發表意見，也無人據此指責余秋雨受贈別墅，並且被告的說法已被絕大多數人遺忘，反證被告的這15個字對原告名譽的影響甚微。事實上，2000年以來，余秋雨馬不停蹄地參加了海內外舉辦的多場文化活動，舉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中央電視台「飛天獎」和「星光獎」頒獎典禮、中央電視台「哈葯六杯」「第十屆全國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據說其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影響所及洛陽紙貴。被告的行為並未造成原告名譽的實際受損。
再者，由於名譽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並非以當事人的自我評價為准，因而余秋雨對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為認定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依據。在當今社會，一個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獲得經濟收益，在公眾眼中不僅不是不名譽的事情，反而可能會使其社會評價上升——獲贈別墅本來就是很光榮的事情，想想作為手機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務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李湘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開放城市重獎知識分子贈車給房的大手筆，就不難理解我們上面的說法了。具體說來，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獲贈別墅，公眾不僅不會認為余秋雨先生文人無行，更有可能欽佩余秋雨的才學和運氣。因此，余秋雨的名譽並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損害。
綜上所述，原告對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但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的陳述並不必然損害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也沒有對原告的名譽造成實際損害，原告提起本/案訴訟沒有事實依據。
2．被告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道德使命，決定其批評「余秋雨現象」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原告代理律師在庭審過程中承認《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的范疇，並且承認文中不乏對余秋雨善意的規勸和告誡，但原告堅持認為不論全文中肯與否，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真實存在，其陳述即構成對名譽權的損害。這種認識成立嗎？
不難發現，《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范疇，批評對象是以余秋雨為代表「余秋雨現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謂「余秋雨現象」即文人為獲取知名度和經濟利益而遠離書齋遠離文化、過分親近媒體、過分迎合和誤導公眾的行為。被告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對余秋雨惋惜和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諸如告誡余秋雨不應自比魯迅和郭沫若，因為後者「是學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學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會良心」；批評余秋雨「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沒有書齋中的積累超拔和創造，它就不可能發展。沒有電視文化照樣前進，但沒有書齋就不會有學術，更不會有大師誕生。」以上批評集中體現了作者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和不滿。作為文學評論人，當被告感覺原告對深圳文化的評價已經背離了文化本位的時候，他認為這就是「余秋雨現象」的具體表現，即「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因此他從直覺上相信了當時文化圈中盛傳的「深圳送別墅」一說。被告對余秋雨的批判體現了其對不可取的社會現象的深切關注，這種批判行為本身並不具有違法性。
我們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內的大多數人會對被告的觀點表示贊同。雖然我們不想討論原告起訴的動機，但在明確表示贊同被告觀點的同時，余秋雨執意指控被告侵權，堅持以司法手段解決文化紛爭和文壇恩怨，確實也為包括被告在內的大多數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據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范圍應有別於普通人的理論，本案被告對其具體的事實陳述不具有主觀上的過錯。
1．我國有關名譽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有待完善
我國現行法律有關名譽權保護的規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對名譽權、隱私權的概念和構成至今仍無准確的規定，而法律不加區分地對公眾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譽權」給予與普通人「平等」的保護，已成為對公眾人物進行正常新聞監督和批評的最大障礙。
民法通則第101條確立了名譽權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則，但對什麼是名譽權以及如何構成侵害名譽權卻未給出任何定義；最高法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對此有進一步的解釋，但未說明隱私、醜化、侮辱、誹謗的具體概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雖就構成侵害名譽權責任的要件進行了簡單列舉，但未回答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的具體所指。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案件中，司法機關往往以「真實證明」原則，根據簡單的事實出入判決刊登批評報道的新聞媒介和批評家敗訴。新聞監督和文學批評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已隨著公眾人物權利意識的增強而逐漸喪失殆盡。在名譽權糾紛案件中引入和借鑒「公眾人物」的理論刻不容緩。
2．公眾人物的概念和實際惡意原則的引入。
所謂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事務中起突出作用或位於某些公共爭論前沿並試圖對問題產生影響的人。「公眾人物」是美國誹謗法中的概念，源於1964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以及此後的幾個名譽侵權判例。這一原則要求公眾人物在起訴媒體誹謗侵權時，不僅要證明侵權行為已經實施並且已經給自己造成事實上的損害，而且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系出於「實際惡意」，即明知內容虛假或者毫不顧及內容的真假卻輕率予以發表。這是因為，與普通人相比，公眾人物是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線中，等於是自願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險；並且在受到誹謗時，他們有大量機會通過媒體對錯誤言論進行反駁。而普通人缺少機會去反駁，也沒有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誹謗行為的傷害。為了公平起見，法律保護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名譽的力度應有所不同，法律對普通人名譽的保護力度應大於對公眾人物的保護。「實際惡意」的有無是確定針對公眾人物實施誹謗行為的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的標准，若公眾人物不能證明被告具有實際惡意，名譽侵權即不能成立。
我們認為，司法解釋中所謂「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當其適用於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時，應被理解為行為人主觀上存在「實際惡意」，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過失概念。
3．原告系公眾人物，其名譽權保護力度與普通人相比應當受到限制。
隨著《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千年一嘆》、《霜冷長河》等著作的相繼問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為「學者作家化」的先行者，為把學術變成一種大眾可以共享的東西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說對華人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擁有廣大的讀者。也正是由於大眾的認同與喜愛，他才得以與電視台聯手在嶽麓書院設壇講學，在北大千人禮堂公開演講，並成為上海、深圳、大連的文化顧問，成為這個時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漸從一位默默無聞的學者變成一位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並從中取得了巨大的榮譽和利益。原告自己也聲稱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廣泛的國際影響」。一般說來，雖然並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眾的關注，比如作為公共信息的國防信息可能無人問津不為公眾所關注；但凡是公眾關注的信息都應屬於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細節等因追星族的關注而成為公共信息。由於公眾的關注，公眾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應進入公共信息的領域，其一舉一動都對社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作為公眾人物獲取巨大利益和榮譽的代價，原告的名譽權保護力度應與普通百姓與所區別。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訴肖夏林名譽侵權，除需要證明其名譽受到了具體現實的損害外，還必須證明肖夏林的行為本身系出自其主觀上的實際惡意，即明知所謂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是虛假的卻仍然不計後果的去傳播這一虛假事實。
4．被告肖夏林不具備核實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條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實描述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
對於公眾人物進入公眾領域的私人信息，公眾與公眾人物始終處於「信息不對稱」境地，這決定了公眾對公眾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確定性和可錯性。各國實現言論、新聞和文學批評自由的實踐證明，若要求對公眾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確，毋寧說是缺乏監督公眾人物的誠意。
舉例來說，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於特區政府加稅前「突擊」購車，顯然不會是為了逃避幾萬港元的加稅——他是放棄了每年數千萬港元的收入來就任年薪兩百多萬港元的政府公務員職位的，但時間上的巧合恰好給了媒體和批評者想像和懷疑的空間——梁錦松存在道德上的風險！於是批評指責的報道紛至沓來——其中難免有對受害人梁錦松伏明霞夫婦的「誣蔑不實之詞」。但我們除聽到董建華譴責其「無心之失」外，只見到阿松不斷地作揖道歉、雙倍捐款、表示辭職，唯獨不見梁大人運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張名譽權！道理很簡單，並非因為香港不是法治社會，也不是梁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譽權和隱私權，而是因為他本人是公眾人物！他只有對公眾的指責表示寬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既沒有手段對余秋雨在深圳的房產進行調查，在特定情況下也沒有義務這樣去做。出於正常人心理，他相信當時文化圈內盛傳的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具備客觀上的合理性。換言之，被告並非是在無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贈別墅的「聳人聽聞」的事實，更沒有以此為出發點繼續散布這一信息。原告既沒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涉訟事實描述的實際損害，也不能證明被告是出於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而製造和散布這一信息。因而即使這一信息確實帶有一定程度的詆毀性，但原告作為公眾人物對這種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上海靜安區法院對范志毅一案的判決中已體現了這一原則，即「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容忍與理解。」
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並且事實上原告的名譽沒有受到被告行為的實際損害；被告文章中關於余秋雨受贈別墅的陳述是基於相信當時文壇圈內的傳聞而非自憑空捏造，被告既無手段也無義務去核實這一事實的真假，被告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而相信有關傳聞系正常人的反應，並非「明知」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虛假仍然不顧後果地傳播，被告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行為沒有過錯。因此，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其所有的訴訟請求均應予以駁回。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