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消費糾紛案例

⑴ 消費權益糾紛常見的類型有哪些（有事例論證）

房地產業是商品經濟和城市發展的產物。在許多發達國家，房地產業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成為基礎性、先導性的產業。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進行，城市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的實施和住宅商品化的發展，我國的房地產業正日益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部門。它的迅速發展反映了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和改革深入、廣泛的良好狀態，並且在推動城鎮建設，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改善人們居住條件以及完善市場體制和機制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國的房地產業正朝著規范化、商品化的方向發展。但我國房地產開發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比如房地產開發規模過大，造成土地利用上的浪費和資金的佔用;片面追求高額回報，建設大量脫離市場承受能力和經濟水平的高檔房地產，而廣大人民所迫切需要的普通住宅建設卻不能滿足需要;商品房銷售面積與實際面積不符，質量低劣，廣告虛假等，消費者對這些問題反映十分強烈，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本文中，筆者將遴選一部分典型案例就法律適用問題進行分析探討，以期在引起有關方面關注的同時，能夠幫助消費者如何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在司法實踐中，比較常見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主要有以下幾個類型：

逾期不能正常交付型。房地產開發企業逾期不能正常交付買受人商品房是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比較常見的類型，其中原因諸如資金短缺或審批手續欠缺等導致建設工期延長不一枚舉。近年來，導致房地產開發企業不能按照合同約定正常交付的原因又有了新的表現，司法實踐中發現，因開發建設行為不規范而引發的此類糾紛呈現的比較明顯。

如，1998年12月26日，被告力達開發公司取得了某地段拆遷異地安置樓項目，2000年1月5日，力達開發公司將其中的部分住宅工程交於該地段所屬的村委會進行開發建設，而該村委會又將這部分工程交於劉某個人開發建設，均簽訂了協議書。在開發建設中，因欠繳電力增容費，三方協議由力達開發公司先行預售部分商品房籌集資金。該公司先後與原告宋某等10餘人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並以所得購房款交付了電力增容費。後三方因履行內部協議產生糾紛，劉某占據房屋拒不向原告等人交付。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房地產開發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從事房地產開發和經營的企業"。該條同時規定了設立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具備的五個條件。1999年10月12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未取得營業執照、不具備房地產開發經營資格的當事人與他人簽訂的以房地產開發經營為內容的合同，一般應當認定為無效"。本案中的村委會及劉某顯然無資格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允許他們進行開發建設無疑會大大增加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性，由此產生糾紛應在情理之中。法院認為：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的責任。原、被告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應按期交付房屋，被告與村委會、村委會與劉某之間的協議對原告無法律約束力，遂判決被告向原告交付房屋，因房屋在村委會及劉某控制之中，法院同時判令村委會與劉某作為第三人承擔協助義務。可見，由於三被告未能依法進行開發建設，即使村委會與劉某投入資金實際進行了開發建設，也只能由項目人即被告力達開發公司對外承擔責任。

此外，因房地產開發企業與代理銷售人產生矛盾，致使買受人不能如期取得商品房的情形也占不少比例。

如，2001年6月9日，被告昌源開發公司與第三人祥和經紀公司簽訂了《商品房委託代理協議》，約定被告將其開發建設的住宅樓委託第三人獨家全權代理銷售，期限自簽訂合同之日起至售完為止。2003年1月8日，第三人在代理銷售期限內與原告吳某簽訂了《商品房購銷協議》，將住宅樓4-2-201室及4號地下室以230000元的價格出賣於原告，原告依約交付第三人購房款230000元。後被告昌源開發公司與祥和經紀公司因代理銷售款回籠及費用結算問題發生糾紛，在住宅樓通知上房時，被告以《商品房購銷協議》上無其印章為由對該協議不予認可，拒絕將房屋交付原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規定："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在委託人的授權范圍內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法院認為：被告昌源開發公司與第三人祥和經紀公司簽訂的《商品房委託代理協議》合法有效，第三人在與原告吳某簽訂《商品房購銷協議》時，原告對被告與第三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知的，且仍在第三人的代理銷售期限內，故該協議對原、被告均有約束力，被告應交付該商品房。本案正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有關代理行為的規定進行的判決。

故意隱瞞相關資質型。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行為已經作出了比較完善的規定，而在現實生活中，除了因房地產管理部門審核不嚴，出現房地產開發企業雖然取得了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但並不實際具備商品房預售法定條件的情形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房地產開發企業置法律法規於不顧，明明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卻哄篇買受人稱已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明明未取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權，卻大張旗鼓地進行工程建設;明明不具備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基本條件，卻通過採取簽訂名目繁多的認購、定購協議的形式為買受人設立種種陷阱。

如，2000年12月18日，華洋開發公司取得了某村舊村改造工程，在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的情況下與原告張某簽訂了《認購房屋協議書》，約定：乙方購買甲方開發建設的新區2-3號門面房2套，建築面積98平方米;購房款450800元，乙方應在合同簽訂的5日內預付50%，餘款在交房時付清;甲方於2002年8月底將驗收合格的房屋交付使用;本協議與國家通用協議具有同等效力。同日，原告交付被告購房預付款100000元。2002年5月31日，被告華洋開發公司將該項目轉讓於德陽開發公司，並將原告張某等6人的《認購房屋協議書》及購房款收據復印件交付第三人，市計劃委員會對該項目的轉讓予以批復同意，隨後，德陽開發公司取得了《建築用地規劃許可證》，並向市國土局書面報告請求辦理用地手續，但至訴訟時尚未取得。

法院認為：商品房的認購、訂購、預訂等協議具備《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的主要內容，並且出賣人已經按照約定收受購房款的，該協議應當認定為商品房買賣合同。原、被告雙方簽訂的《認購房屋協議書》已經具備《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的主要內容，且原告亦按照約定交付被告100000元購房款，該協議應當認定為商品房買賣合同。出賣人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故意隱瞞沒有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的事實，導致合同無效的，買受人可以請求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損失，並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原、被告雙方在簽訂《認購房屋協議書》時，被告華洋開發公司尚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且不能證明原告對此是明知的，或已告知原告這一情形，其行為應認定為故意隱瞞，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第三人德陽開發公司雖然接收了該項目，但在原、被告雙方的商品房買賣過程中沒有過錯，被告也未將收取的購房款交付第三人，故第三人不應承擔民事責任，遂認定原告張某與被告華洋開發公司簽訂的《認購房屋協議書》無效，判決該公司返還原告張某已付購房款100000元、利息15000元，賠償原告張某30000元。

⑵ 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關的案例

一、 消費者汽車維保 4S店使用拼裝機油案

【案例簡介】

溫嶺市工商局執法人員對某汽車服務有限公司進行現場檢查，現場發現該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在部分保養、維修車輛的實際更換機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況下，未告知客戶機油使用量的真實情況，而以整瓶結算費用，多餘的機油則被回收、拼裝成整瓶後重新入庫按新品予以再次銷售。

【案例點評】

本案中，當事人在實際更換機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況下，本應按實際機油使用量與消費者結算費用，卻未告知消費者真實信息，並以整瓶的機油使用量為單位向消費者收取費用，實屬謊報用工用料的違法行為，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二、 「千足金」金不足 消費投訴「一賠三」

【案例簡介】

2014年4月份，消費者陳女士在台州臨海某珠寶店花了4908元，購買了一副千足金手鏈，事後卻發現其購買的是足金首飾，而不是千足金首飾。與店家協商不成後，陳女士向臨海市12315中心投訴。經法定機構檢測，鑒定結果成色是足金、黃金含量為99.00%，而不是含量為99.9%的千足金。

【案例點評】

該案中珠寶店虛假宣傳、以次充好的銷售行為屬於典型的消費欺詐行為，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公平交易權，誤導了消費者的購買意向，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對該消費欺詐行為，按照「新消法」退一賠三規定，加大懲罰性賠償力度；啟動「訴轉案」，以行政剛性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三、 全省首例違反新消法 侵害個人信息案

【案例簡介】

2014年3月17日，杭州市工商局執法人員在對杭州某家裝公司經營場地進行現場檢查時發現，現場有部分樓盤業主名單。

進一步調查發現：當事人為了推廣公司的家裝業務，提高公司業績，該公司業務員從市場圈內朋友處收集了已銷售某樓盤部分業主名單，名單內容包括業主姓名、所買樓層號碼、聯系電話等，且當事人所得業主名單信息均未經業主同意或授權。

【案例點評】

當前消費者個人信息被濫用現象日益嚴重，侵犯消費者個人信息行為時有發生。案件中當事人在未經消費者同意或授權的情況下，通過不正當的方式收集業主名單信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屬經營者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

四、 串通設計師給回扣 櫥櫃企業受處罰案

【案例簡介】

2014年4月，金華市工商局在開展家裝服務和家居建材商品領域消費者權益保護專項行動中，發現市區某從事櫥櫃銷售的傢具用品店通過串通設計公司的設計師誘導消費，以達到拓展市場份額目的。

【案例點評】

案例中部分家裝企業在經營中通過串通設計公司的設計師，採用財物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商品，以達到拓展市場份額目的，通過設計師開展誘導消費，直接影響了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和購物成本。此類現象一度成為了家裝服務行業的潛規則。

五、 微信虛假促銷 水果店受處罰案

【案例簡介】

2014年12月紹興某水果連鎖零售企業為吸引人氣，通過微信平台等宣傳方式，發布「瘋狂車厘子」廣告，其內容稱只要任何人完成「下載活動APP客戶端、點擊我要分享、積滿29個贊」，就可以優惠價格購買該種黑色櫻桃。

廣告吸引參與者上萬人，然而完成「集贊換禮」三個步驟的消費者到該公司總店，欲以承諾優惠價格購買櫻桃時，被告知必須購買充值一定金額的預付卡作為購買前提。

【案例點評】

微信廣告、微信朋友圈銷售商品是一個新興事物。「集贊換禮」則是一種向不特定人群發布的懸賞廣告。

依據《合同法》第十五條規定商業廣告等為要約邀請，商業廣告的內容符合要約規定的，視為要約，經營者在履行過程通過隱瞞事實和隱藏設置條件誘使消費者訂立合同的行為，構成合同違法行為，理應依法處罰。

⑶ 什麼是消費糾紛現實生活中多大的尺才被定性為詐騙

消費糾紛又叫消費爭議，是指消費者和經營者之間在消費領域中因商品質量以及由此造成消費者人身、財產損失而引發的糾紛。消費爭議主要有四種類型:

1，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過程中由於經營者不依法履行義務或者履行義務不當，致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所產生的爭議;

2，消費者對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不滿意所產生的爭議;

3，經營者侵犯消費者權利所產生的爭議; 4，在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其他爭議。

詐騙，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款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由於這種行為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在一派平靜甚至「愉快」的氣氛下進行的，加之受害人一般防範意識較差，較易上當受騙。

⑷ 在日常生活中消費者權益受侵犯的事例角哪些

常見的侵犯消費者權益的事情，數不勝數，簡單羅列幾個

1. 保修期內多次維修後仍修不好退貨難；

2. 假降價、價格欺詐；

3. 仿冒名牌、價格欺詐等欺騙消費者行為；

4. 不開發票，不給購買憑證，維權無門；

5. 臨時展櫃買貨，最後展櫃出租房百般推諉；不承擔責任；

6. 買到商品受到身體傷害（比如有害物質超標），維權困難，得不到合理解決；

7. 網購容易買到假貨，維權成本高。
   

⑸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⑹ 生活中能體現維護消費者權益案例或者食物

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

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

⑺ 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案例

（一）陳芳君等與陸伯權返還財禮一案

【案例】:1990年9月，原告陸伯權與被告陳芳君經人介紹相識戀愛。雙方戀愛期間，陸伯權送給陳芳君及其父母財禮若干。後因種種原因，雙方中斷戀愛關系。1992年11月13日，陸伯權向被告戶籍所在地的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陳芳君及其父母返還所送之財禮。

被告陳芳君、陳學忠、嚴調花在答辯期內，以自己經常居住地在杭州市江干區為理由，向慈溪市人民法院提出管轄權異議，要求將本案移送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法院審理。

慈溪市人民法院經審查查明：被告陳芳君、陳學忠、嚴調花於1992年1月9日起暫住杭州市機場路閘弄口新村28弄18號，有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閘弄口派出所辦理的被告暫住證為據。本院對本案的立案日期為1992年11月13日。

三被告在杭州市江干區連續居住的時間至本院立案時尚不滿一年，因此，不能認定杭州市江干區為被告的經常居住地，被告提出管轄異議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之規定，慈溪市人民法院於1992年12月5日裁定：

駁回被告陳芳君、陳學忠、嚴調花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

（二）張靜訴俞凌風網路環境中侵犯名譽權糾紛案

【案例】:原告張靜，網名紅顏靜;被告俞凌風，網名華榮道、大躍進，二人各自以虛擬的網名登陸網站參加活動。且在現實生活中通過聚會相互認識，並相互知道網名所對應的人的真實身份，且張靜的紅顏靜的網名及真實身份還被其他網友所知悉。

被告多次在網站的公開討論板塊上發表署名大躍進的文章辱罵紅顏靜，原告在被侵權後也曾在網站上發表過損害被告名譽的文章。後原告起訴被告侵犯其名譽權。

人民法院於2001年7月16日判決：

一、被告俞凌風停止對原告張靜的名譽侵害，並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日內，在e龍西祠胡同網站上向張靜賠禮道歉，道歉內容須經本院審核。否則，本院將在一家全國性網站上公布判決書，刊登費用由俞凌風負擔。

二、被告俞凌風於判決生效之日起3日內，向原告張靜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1000元。本案受理費510元，其他訴訟費1200元，由原告張靜負擔460元，被告俞凌風負擔1250元。

（三）消費不忘索證據,維權方能更暢通

【案例】近期王先生在邯鄲市一大型超市購買了步步高牌的DVD機。在使用幾天後，發生讀碟不能的毛病。無奈,他找到步步高的專業指定維修商，維修商經檢查說:這台機器是假機器，不是步步高廠生產的。而後王先生憑發票找到超市，超市說是組裝的。

幾次解決不妥，王先生反映到某新聞媒體，通過媒體的介入。該超市作出了，退還王先生原購機的錢款，並免費為王先生換同型號的真機一台。

⑻ 一個關於消費權的案例

回樓上：樓上的想必是低年紀的法律在讀生,民訴可能還沒學吧...植物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無行為能力人都可以成為原告，但由他們的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
回樓主：既然是模擬法庭，關鍵是審理程序上要合法，嚴格按照民事訴訟法的普通程序，將開庭審理的整個過程先理清楚，參與庭審的應該有原被告、雙方訴訟代理人（原告還有法定代理人）、3位法官、書記員、證人（注意迴避），至於實體上，你可以參照以下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要注意的地方是：賠償權利人的過失可以減輕或免除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醉酒是否嚴重）、娛樂場所等經營機構應當負有安全保障的義務（樓梯的設計是否有問題、工作人員是否盡責等）、雙方當事人各自的舉證（誰主張誰舉證）。明確這是一個侵權的民事案件，不是公訴或自訴的刑事案件，應當在民事審判庭審理。
呵呵,幫忙幫到底啦:
1.證人是不能旁聽庭審的,應當在法庭外等待召喚,而且兩個以上的證人不能同時作證,一人作證時,其他證人應該在法庭外等待
2.此案原告方應到庭的是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植物人的監護人(他的配偶、父、母中的一人）和法定代理人委託的訴訟代理人（律師1到2人）；被告方應到庭的是該洗浴中心的法定代表人（經理、董事長等）和洗浴中心的訴訟代理人（律師1、2人），注意律師都叫訴訟代理人，不叫「辯護人」，這是民事案件。
3.此案被告為該休閑中心，與休閑中心工作人員無關
4.該案件關鍵在於確定賠償責任的承擔，如果成立賠償責任，那麼休閑中心應該賠償的一系列費用中包括被撫養人的生活費。
5.該案件無第三人

⑼ 有哪些消費者維權的經典案例

消費者維權的經典案例：

【案例一】 

隱瞞信息誤導消費者： 

2017年初，消費者荊某、陳某在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購買汽車與該公司發生爭議。經查，該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將本屬免費辦理的業務交由某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代為辦理，收取消費者墊款服務費計22201元。

西安市工商局灞橋分局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有關規定，認定該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在提供服務中，隱瞞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系的信息誤導消費者，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責令其停止違法行為，並作出罰款22萬元的行政處罰。 

點評：汽車銷售服務糾紛是消費者投訴的熱點問題，消費者在遇到問題，不能得到經銷商和廠商回應時，可以通過請求消費者協會調解、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提請仲裁機構仲裁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等方式進行維權。 

【案例二】 

冒用「蘋果」商標經營：

2017年初，消費者趙某在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購買蘋果電腦1台，後在處理售後服務問題中發現該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涉嫌商標侵權行為。經查，該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取得「蘋果」商標注冊商標所有人授權的情況下，將「「蘋果」商標作為經營標志和宣傳使用，違法經營額計34038元。

西安市工商局碑林分局依據《商標法》的有關規定，認定其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責令其立即停止商標侵權行為，並作出罰款75000元的行政處罰。 

點評：未經許可使用他人注冊商標既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也侵害消費者的知情權。 

【案例三】 

經營者不享有單方解釋權：

2017年4月，高陵區市場監管局執法人員依法對某商貿有限公司進行檢查時，發現該公司經營場所內張貼的店堂告示上含有「以上信息最終解釋權歸屬某商貿有限公司」話語，涉嫌違反《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的有關禁止性規定，依法對其立案調查。責令其改正違法行為，並作出罰款1000元的行政處罰。 

點評：《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第十二條第（六）項規定：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使用店堂告示的，不得「規定  經營者單方享有解釋權或者最終解釋權」。 

【案例四】 

利用格式條款強制消費：

2017年7月，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在消費者馬某購買汽車過程中，利用格式條款，強制馬某購買其指定的價值7000元的裝飾材料及服務，該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從中獲利3500元。

西安市工商局雙生分局依據《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有關規定，認定該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的行為屬於利用格式條款強制消費行為，責令其改正違法行為，並作出罰款10000元的行政處罰。

點評：消費者在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過程中，對於經營者強制消費、變相強制消費和添加不合理條件的經營行為，應拒絕交易。已經達成交易的，應通過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投訴舉報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案例五】 

不兌現返現獎勵承諾：

2017年6月份，浙江杭州市餘杭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向西安市工商局閻良分局轉交案件線索，反映天貓店鋪某專賣店在上一年「雙11」促銷奶粉期間，不兌現返現獎勵承諾問題。經查，該專賣店承諾「雙11當天付款最高前30名獎勵3000元-100元不等的現金」。

但在兌付獎勵時僅對前15名消費者兌現承諾。在未徵得其餘15名獲獎消費者同意情況下，改用店鋪積分進行獎勵。最終，責令其停止違法行為，並作出罰款10000元的行政處罰。 

點評：消費者在網上購買商品時，要認真甄別，保留相關票據。在經營者不兌現承諾時，要及時主張自己的合法權利。 

【案例六】 

價格信息誤導消費者：

2017年2月9日，山西遊客趙某在臨潼旅遊期間，在某土特產店購買了價值6468元的中葯材「鐵皮石斛」，後感覺「鐵皮石斛」價格太高，通過「12315」投訴舉報電話向西安市工商局臨潼分局進行投訴。

經查，該土特產店銷售人員銷售時故意未將「鐵皮石斛」價格說清楚，導致趙某將「每克10元」的價格誤認為是「每根10元」，購買600多克，並將「鐵皮石斛」打成粉狀，付款6468元。

西安市工商局臨潼分局依據《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的有關規定，認定該土特產店故意不說清楚所提供的商品價格的行為，屬於隱瞞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系的信息誤導消費者行為，責令其改正違法行為，並作出警告、罰款19000元的行政處罰。

【案例七】

馬鈴薯生長異常農戶受損：

2017年，蘭陵縣種植戶張先生從經銷商張某處購買土豆種7000公斤，2月中旬起壟覆膜種植於11個地塊計49.3畝。4月27日起，該品種生長開始出現異常，遂找經銷商協商。

種植戶認為是土豆種質量問題，經銷商認為是種植過程消毒不徹底，雙方爭執不下，協商陷入僵局。2017年5月，種植戶撥打12315投訴電話，要求經銷商賠償經濟損失。

蘭陵縣工商局、消協協調農業部門出具了鑒定報告。經協調，雙方最終達成一致意見，經銷商賠償種植戶損失43000元。

【案例八】

天價內衣無效果：

蒙陰縣消費者李女士於2017年3月份，在蒙陰縣某化妝品店花17460元購買兩套「梵依漫」美體內衣，穿著後發現沒有其商家所說的宣傳效果，要求退貨。

經調查，消費者李女士反映情況屬實，商家確實存在虛假宣傳誤導消費的問題。經調解，商家認識到錯誤並同意為李女士退貨，將李女士消費的17460元退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