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

⑴ 什麼是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

就是所抄謂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意為「解決爭議的替代方式」，或者翻譯為「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傳統上的ADR通常是指除訴訟與仲裁以外的各種解決爭議的方法的總稱，如協商、談判、斡旋、調解、等方式。換言之，ADR所代替的是除了訴訟以外的各種解決爭議方法的總稱。

⑵ ADR的替代解決

英文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中文譯為「替代性解決爭議的方法」更為准確。
傳統上的ADR通常是指除訴訟與仲裁以外的各種解決爭議的方法的總稱，如協商、談判、斡旋、調解、等方式。換言之，ADR所代替的是除了訴訟以外的各種解決爭議方法的總稱。ADR最早源於美國，而後盛行於歐洲大陸各國及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然而隨著仲裁被廣泛的納入各國仲裁法中，加之二戰後聯合國主持制定的《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仲裁解決爭議的方法已經逐步的成為司法外解決爭議的獨立程序。
因此，對ADR比較准確的定義是：ADR所替代的是除了司法訴訟和仲裁以外的解決爭議的各種方法。 （一）、雙方當事人之間進行的協商談判（consultation）
（二）、由雙方當事人共同選擇的第三者進行的調解（mediation or conciliation）
（三）、模擬法庭（mini-trial） 1、它是當事人之間達成的自願的解決爭議的方法；
2、通過ADR達成的解決爭議的方案沒有法律上強制執行的效力；
3、ADR既可以單獨適用，也可適用於訴訟程序和仲裁程序中。 1、當事人意思自治，ADR是在當事人協商的基礎上自願進行的。其組成的程序規則由當事人雙方自主決定，不像訴訟那樣制度化或規范化。
2、ADR程序快捷、及時且費用低。
3、ADR程序以利益為導向，將焦點集中在實現雙方根本利益的最大化上，通過管理層的直接參與，不僅能加上爭端的解決，而且更有可能達成具有前瞻性的協議，甚至可能通過爭端解決而取得雙方的諒解並增進雙方間的信任，為雙方新的商業交易打下良好的基礎。
4、通過ADR達成的協議及決議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⑶ 有哪位好心人幫我找一篇替代性糾紛解決機製程序(ADR)的外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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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ADR是一回事嗎

記得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潘劍峰老師提出的，目的在於糾紛解決手段和正義糾紛相契合，減少司法資源浪費和訴訟外部不經濟，而ADR只是方式而已。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方式中包括訴訟方式和非訴訟方式，ADR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並不能涵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理念，但是不得不承認，ADR的比例是衡量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一個標准。

下面是潘老師的有關這方面的論文，你可以參考一下

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

潘劍鋒

摘要： 民事糾紛紛繁復雜,糾紛的性質不同、類型不同,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也應當有別,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解決不同類型糾紛的體系,以維系社會的穩定。同時,如何借鑒國外的先進做法,創造解決糾紛的非訴訟方式,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方向。

關鍵字： 民事糾紛;和解;調解;仲裁;訴訟;司法改革

一

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的討論,首先有必要對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的類別和特點有個基本的認識,並由此認識民事糾紛類別和特點對糾紛解決方式選擇的影響。

民事糾紛是社會生活中產生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的產生,是源於不同的民事主體,對同一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張。〔1〕民事糾紛的解決,可以通過當事人自己、社會及國家三種渠道。

由當事人自己解決民事糾紛,主要有避讓與和解兩種方式:

所謂避讓,是指糾紛發生之後,一方當事人主動放棄爭執,從而使糾紛歸於消滅的行為。避讓的特點,在於一方主動的放棄爭執,在程序上無作為的行為要求,在結果上當事人爭執的權利義務關系未發生變化。該外在行為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原因。避讓的一方,一般是基於下列的一種或幾種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對方表示同情,諒解,尊重,從而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滿足對方的請求。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雙方曾有過友好的關系,比如家庭關系,業務上長期的合作關系。(2)得不償失的心理,即認為繼續與對方糾纏還不如主動放棄爭執,否則損失更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糾紛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較小,或者糾紛所涉及的問題較復雜,作出避讓的一方對事實說不清楚,比如小額的財產糾紛,或者爭執的事實是年代久遠的糾紛。(3)蔑視對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對方而放棄了與對方的爭執,所謂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這一心理的寫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避讓者自視清高。(4)畏懼對方的心理,即基於對方的地位、勢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測自己不是對方的對手,從而主動放棄與對方的爭執。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雙方的力量差距過於懸殊。在地位卑微者與地位高貴者之間,被領導與領導者之間,勢力弱小者與勢力強大者之間等類型的糾紛中,前者就容易產生這種心理。

所謂和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從而消滅爭執的行為。和解的特點,在於當事人雙方有協商的願望及進行協商的行為,在程序上簡單、靈活、在結果上能充分反映當事人的意願。和解願望的形成和和解行為的進行,當事人的想法與避讓中作出避讓的一方當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所不同的是,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雙方的。概括起來,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於雙方當事人的如下想法:(1)體諒的心理,即基於一方或雙方對對方主觀情況的了解,諒解了對方在糾紛中的過失或理解了對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從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放棄或部分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者滿足或部分滿足對方的要求。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於一方對另一方的同情、諒解、尊重。〔2〕但與避讓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認了自己的過失或一方較充分地了解了對方的困難處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協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以犧牲一定的利益為利益為代價,換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實現。所謂的「丟卒保車」,表現的都是這種心理。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基於一方或雙方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對最終實現自己的主張沒有絕對的把握。在事實不清、是非責任不明、法律關系較復雜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樣的心理。(3)認同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雙方對爭執的事實或法律問題在認識上趨於一致,從而達成共識。在因誤會形成的糾紛或事實簡單、爭執不大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種心理。

由社會介入解決民事糾紛,渠道主要也有兩個:訴訟外調解和仲裁。訴訟外調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的行為。

訴訟外調解的特點,在於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協商解決糾紛的過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較靈活,在結果上,除了能較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願外,還反映了第三方的勸導作用。訴訟外調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於當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觀念:(1)信賴第三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主持調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認為第三方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的看法及處理意見具有權威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依賴於第三方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在倫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實上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比如,家長與家庭成員關系、師生關系、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等等。(2)「和為貴」的觀念,即基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認為以相對平和的方式解決有關問題,是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是值得提倡的。這種觀念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此乃訴訟外調解在中國社會源源流長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協心理,認同心理在訴訟外調解中也時有體現。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一致同意將爭議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對爭議予以裁斷的行為。仲裁的前提條件,是雙方當事人有協議,且提交仲裁的事項是法律允許仲裁的事項及促裁協議約定的仲裁機構客觀存在。與解決民事糾紛的其他方式相比較,仲裁有如下特點:(1)對象和范圍的特定性,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規定,涉及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不可適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二是仲裁只能就當事人約定的事項進行。這就意味著,並不是所有的民事糾紛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仲裁裁決有時只能針對當事人之間糾紛中的某部分問題作出,而解決不了整個糾紛所涉及的所有問題。(2)程序的相對規范化,這主要表現為,在仲裁請求的提出,當事人就糾紛所涉及的有關事實和法律問題的陳述證據的提出及調查,仲裁員對爭議的審理及判斷等方面,都有較嚴格的程序規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對規范化,也使得當事人利用該程序解決糾紛要較利用和解和訴訟外調解付出更高的代價。(3)審理和裁決原則上不公開,即案件的審理和裁決的結果原則上不向社會和民眾公開。這是仲裁與訴訟最大的區別之一,從而也成為糾紛的當事人選擇仲裁還是訴訟來解決糾紛所考慮的主要因素。這一特點,主要是基於保護當事人的商業秘密的需要,以及將糾紛給當事人在社會上造成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小的程度。社會實踐中,許多商業機構選擇仲裁而非訴訟來解決糾紛,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的這一特點的考慮。(4)過程與結果既與當事人的意願相聯系,又與國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關。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當事人在仲裁過程中,可以比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願,如果雙方達成共識,仲裁的裁決原則上可以按當事人的意願作出;另一方面,當事人可以利用國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過程中和仲裁結果上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過程中可以申請財產保全,在仲裁裁決作出後,可以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或申請撤消仲裁裁決。仲裁的這一特點,對那些希望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要太傷害雙方當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糾紛的解決結果的實現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當事人來說,是有相當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點外,仲裁員一般都是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士,這一點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方式中的有關人員也有所不同,從而使得仲裁在解決某些涉及較強的專業知識的糾紛時,較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相當的優勢。對專業性強的糾紛,當事人願意選擇仲裁,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所具有的這一特點的考慮。

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則是民事訴訟。作為一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訴訟是指法院在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就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作出裁判的行為。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比,訴訟具有如下特點:(1)糾紛的解決者是代表國家的法院。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的過程中,法院是訴訟的指揮者和主持者,是糾紛的裁判者。由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意味著糾紛的解決過程和糾紛的解決結果反映的主要是國家的意志,當事人的意志對糾紛解決的影響被削弱,糾紛解決結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糾紛解決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被認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訴訟中喪失了影響力。(2)糾紛的解決過程有嚴格的程序。這主要表現為,從當事人提出解決糾紛的請求,到法院對糾紛事實的調查,以及法院對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判斷與對糾紛解決的法律的適用,均有一系列系統的步驟和程式。這一特點,是服務於法院查明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需要,也是向社會顯示法院代表國家公正解決民事糾紛的必然要求。(3)糾紛的解決以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後盾。〔3〕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過程中,法院有權對防礙民事訴訟秩序行為的行為人採取強制措施,在必要時適用先行給付和財產保全制度,在當事人不履行法院判決時,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法院衣職權採取執行措施,等等。這一特點,體現了國家解決糾紛的權威性、合法性規范性和強制性的特點,使得對抗性較強、矛盾較尖銳,沖突較激烈的糾紛通過訴訟的渠道來解決,成為當事人通常一種選擇。

二

不難發現,民事糾紛的形成,總的來講,都是因為同的民事主體之間就有關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發生了爭執,但就具體而言,由於民事糾紛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同、爭執發生的原因不同、爭執所涉及的事實的復雜程度不同、爭執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質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手段,也因參加解決糾紛的主體不同用於解決糾紛的程序不同糾紛解決的結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作為社會問題的民事糾紛,要在社會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決,就需要有針對其特點的能與解決民事糾紛核心問題相適應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的存在。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要求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的有效解決,在於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能與民事糾紛的特點相適應。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民事糾紛因構成糾紛的有關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類型,與解決不同類型民事糾紛相適應的是不同形式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對而言,某一類民事糾紛,比較適用於某一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

因此,不能認為選擇法律手段來解決民事糾紛就是最好的選擇。不能簡單地認為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是法律意識強。真正的法律意識強,應當是恰當地應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為解決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設立的,在消除糾紛解決爭議這一目的上,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體的民事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同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發揮著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都有自己的特點,解決民事糾紛的功能各有側重,在適用的基礎和所付出的代價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讓的方式,能消滅民事糾紛於形之中,但它的適用,得以民事糾紛的一方當事人有放棄爭執的意願為基礎;和解的方式,其結果一般能為雙方當事人所滿意,但它的適用,得以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為條件;調解的方式,有比較好的社會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與雙方當事人與調解的主持者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仲裁無疑是解決那些專業性比較強,糾紛涉及商業秘密,以及當事人不希望糾紛的解決公開化的民事糾紛的好辦法,它的適用,與糾紛的性質及當事人的意願密切相關;訴訟則可以滿足那些糾紛的解決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當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費雙方當事人及國家相當的人力財力和時間作為代價。

因此,籠統地說,某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好的最合適的方式,是不科學的。我們在強調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民事糾紛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們在解決民事糾紛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認識到它們相互之間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確地理解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研究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聯系性,比如,當用和解或調解的方式無法解決糾紛的時候,訴訟為糾紛的最終解決提供了保障;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訴訟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對復雜性,對當事人選擇以非訴訟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又有著實質性的影響。至於在仲裁製度中藉助訴訟的有關制度來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以及在訴訟制度中溶入其它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有關內容,在許多國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現。這些表現都說明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相互之間的影響和作用。

第三,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當事人選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通過以上兩點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僅就解決民事糾紛中雙方當事人的爭執而言,針對該類民事糾紛的特點而設立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適用於這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是最有效的或者說是最好的,但是,基於民事權利的可處分性,當事人有權決定採取何種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在這樣的情形下,民事糾紛的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有時這一影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般而言,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在於消除雙方的爭議,使有關的法律權利或義務確定下來。〔4〕但是,在社會生活中,由於民事主體價值觀念文化水平、社會經歷、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們在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況下,解決民事糾紛,當事人的目的,就不僅僅是消除雙方的爭議,而還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為了所謂的「爭口氣」或者「出口氣」而打官司的,不為了給對方增加麻煩或所謂的要對方身敗名裂而打官司的,有為了借打官司之名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還有言稱是為了提高人們的法制觀念,實現社會正義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這些目的,除了最後一種外,都背離了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初衷,但解決民事糾紛的結果,在不少的情況下,從客觀效果上講,確實又能符合某些當事人通過民事糾紛的解決來實現上述目的的主觀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起決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糾紛的特點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的特點的相適應性了,而是當事人的主觀意願。這一點,也是我們在討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時,應當認識到的。

三

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與司法改革有關的。這就是司法改革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制度化的關系問題。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當廣,而其核心內容是有關司法制度的變革,在各類司法制度的改革過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最為引人注目。在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討論過程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踐部門,都把焦點集中在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問題上,而很少有人對與民事訴訟密切相關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作討論。而實際上,這些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與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關聯的。

之所以要進行司法改革,一個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長的各類案件使得司法機關不堪重負。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有關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來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於此。筆者並不否認對有關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關鍵,但是,筆者在考慮司法改革問題時,常常產生這樣的疑慮:假設我們的有關司法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了,我們的司法隊伍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加強了,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司法機關不堪重負的現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觀?為此,我們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我們能否在進行司法改革的同時,通過其他的有效渠道,來減輕司法的負擔呢?對前兩個問題,筆者思考的結果、結論是相對消極的。因此,無論是老牌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陸法的日本,最近幾乎都在進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機關不堪重負。〔5〕與中國相比較,在他們進行司法改革,他們的有關司法制度是較完善的,司法隊伍無論是質量上還是數量上也是較強的,但同樣面臨司法負擔過重的問題。就我們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隊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我們的觀念、人員素質和經濟能力都相當的有限。因此,對司法制度進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強隊伍建設是不夠的,要從根本上減輕司法負擔,就應該在著眼司法改革的同時,考慮進一步發揮與司法制度具有類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徑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訴訟之外的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因為這些方式在消滅民事爭議上與訴訟具有相同或類似的功能,而且從原理上講,對某些民事糾紛以非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在問題解決的適應性上甚至較司法解決更為適當。

為此,一方面,我們應當充分發揮我們現有的非訴訟的解決糾紛的方式的作用,考慮到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盡量讓各類民事糾紛都能適用比較適合於其解決的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並由此產生高效率地解決民事糾紛的效應。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在總結我們自己經驗的同時,借鑒國外的一些先進經驗,設立一些我們現在還沒有。但是在實踐中可能會的發揮作用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比如,美國所實行的小型審理、早期中立評價和簡易陪審團審判等做法[1]值得借鑒,因為這些做法在美國對處理離婚案件、鄰里小事、醫療事故訴請、環境爭端、產品責任直至復雜的多方的涉及數以億美元計的商務案件都發揮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導的由律師協會的律師組成仲裁庭,負責仲裁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糾紛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參考。[2]

可以肯定地說,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制度化以及進一步的發展,是減輕司法負擔的一個有效途徑。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夠加快,效果能夠更好,那麼,強調解決民事糾紛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完善和健全我們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是不可或缺的。

⑸ 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和民事訴訟的區別

我國現行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和解,調解,仲裁和訴訟。前三種可概括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國外則稱其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英文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通過多種訴訟外的方式，替代訴訟方式解決糾紛，又稱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或稱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法院外糾紛解決機制。

從二者的特徵你可歸納出至少兩點區別：強制性和規范性上的區別。

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主要特徵包括：（1）糾紛當事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當事人意思自治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2）具有較大的靈活性，當事人可視爭議的具體情況來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和程序。（3）解決糾紛快捷且費用低廉。（4）所達成的協議、裁斷(仲裁裁決除外)一般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由於協議完全是在雙方當事人友好協商、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達成的，故一般容易得到雙方當事人的承認和自覺執行。（5）以非對抗和非公開的方式解決糾紛。這樣更有利於維護雙方當事人之間長久存在的經貿交往和人際關系，並有助於保守當事人的個人隱私和商業技術秘密。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開放的、發展的體系，對新穎的民事糾紛的處理具有較強的適應性。

民事訴訟具有兩個特點：①國家強制性，即法院憑借國家審判權強制性確定糾紛主體雙方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並以國家強制執行權迫使義務主體履行生效的裁判；②嚴格的規范性，即民事訴訟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

⑹ 糾紛主體可選擇Adr替代訴訟程序的根源與效果

摘要 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縮寫為ADR）的意譯。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代替性（或替代性、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審判外（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ADR概念源於美國，原來是本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總稱，現在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或機制的稱謂

⑺ 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中，的高低仲裁是什麼意思，是當事人共同確定一個幅度還是各自確定一個幅度

六

⑻ 有哪位好心人幫我找一篇替代性糾紛解決機製程序（ADR）的外文文獻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also known as Ex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some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1]) includes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es and technique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government judicial process. Despite historic resistance to ADR by both parties and their advocates, ADR has gain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among both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recent years. In fact, some courts now require some parties to resort to ADR of some type, usually mediation, before permitting the parties' cases to be tried.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ADR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creasing caseload of traditional courts, the perception that ADR imposes fewer costs than litigation, a preference for confidentiality, and the desire of some parties to have greater control over the selection of the indivial or indivials who will decide their dispute.[citation needed]

ADR is generally classified into at least four types: negotiation, mediation, collaborative law, and arbitration. (Sometimes a fifth type, conciliation, is included as well, but for present purposes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form of mediation. See conciliation for further details.) ADR can be used alongside existing legal systems such as Sharia Courts withi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such as the UK.[2]

ADR traditions vary somewhat by country and culture.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mmon elements which justify a main topic, and each country or region's difference should be delegated to sub-pages.

ADR 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s of two historic types. First, method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outside of the official judicial mechanisms. Second, informal methods attached to or pendant to official judicial mechanisms. There are in addition free-standing and or independent methods, such as mediation programs and ombuds offices within organizations. The methods are similar,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pendant, and generally use similar tool or skill sets, which are basically sub-sets of the skills of negotiation.

ADR includes informal tribunals, informal mediative processes, formal tribunals and formal mediative processes. The classic formal tribunal forms of ADR are arbitration (both binding and advisory or non-binding) and private judges (either sitting alone, on panels or over summary jury trials). The classic formal mediative process is referral for mediation before a court appointed mediator or mediation panel. Structured transformative mediation as used by the U.S. Postal Service is a formal process. Classic informal methods include social processes, referrals to non-formal authorities (such as a respected member of a trade or social group) and intercession.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processes are (a) pendency to a court procere and (b) the possession or lack of a formal structur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cere.

For example, freeform negotiation is merely the use of the tools without any process. Negotiation within a labor arbitration setting is the use of the tools within a highly formalized and controlled setting.

Calling upon an organizational ombudsman's office is never a formal procere. (Calling upon an organizational ombudsman is always voluntary; by the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Association Standards of practice, no one can be compelled to use an ombuds office.)

Informal referral to a co-worker known to help people work out issues is an informal procere. Co-worker interventions are usually informal.

Conceptualizing ADR in this way makes it easy to avoid confusing tools and methods (does negotiation once a law suit is filed cease to be ADR? If it is a tool, then the question is the wrong question) (is mediation ADR unless a court orders it? If you look at court orders and similar things as formalism, then the answer is clear: court annexed mediation is merely a formal ADR process).

Dividing lines in ADR processes are often provider driven rather than consumer driven. Ecated consumers will often choose to use many different options depending on the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that they face.

Fi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conflict resolution is one major goal of all the ADR processes. If a process leads to resolution, it is a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taken with permission from a presentation by Stephen R. Marsh of http://adrr.com/]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each type are as follows:

In negotiation, participation is voluntary and there is no third party who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process or imposes a resolution. (NB – a third party like a chaplain or organizational ombudsperson or social worker or a skilled friend may be coaching one or both of the parties behind the scene, a process called "Helping People Help Themselves" – see Helping People Help Themselves, in Negotiation Journal July 1990, pp. 239–248, which includes a section on helping someone draft a letter to someone who is perceived to have wronged them.)
In mediation, there is a third party, a mediator, who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process (and may even suggest a resolution, typically known as a "mediator's proposal"), but does not impose a resolution on the parties. In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the United Kingdom), ADR is synonymous with what is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medi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In collaborative law or collaborative divorce, each party has an attorney who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process within specifically contracted terms. The parties reach agreement with support of the attorneys (who are trained in the process) and mutually-agreed experts. No one imposes a resolution on the parties. However, the process is a formalized process that is part of the litigation and court system. Rather than being an Alternative Resolution methodology it is a litigation variant that happens to rely on ADR like attitudes and processes.
In arbitration, participation is typically voluntary, and there is a third party who, as a private judge, imposes a resolution. Arbitrations often occur because parties to contracts agree that any future dispute concerning the agreement will be resolved by arbitration. This is known as a 'Scott Avery Clause'. In recent years, the enforceability of arbitration claus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consumer agreements (e.g., credit card agreements), has drawn scrutiny from courts. Although parties may appeal arbitration outcomes to courts, such appeals face an exacting standard of review.
Beyond the basic types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 there are other different forms of ADR:

Case evaluation: a non-binding process in which parties present the facts and the issues to a neutral case evaluator who advises the parties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and assesses how the dispute is likely to be decided by a jury or other adjudicator.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a process that takes place soon after a case has been filed in court. The case is referred to an expert who is asked to provide a balanced and neutral evaluation of the dispute. The evaluation of the expert can assist the parties in assessing their case and may influence them towards a settlement.
Family group conference: a meeting between members of a family and members of their extended related group. At this meeting (or often a series of meetings) the family becomes involved in learning skills for interaction and in making a plan to stop the abuse or other ill-treatment between its members.
Neutral fact-finding: a process where a neutral third party, selected either by the disputing parties or by the court, investigates an issue and reports or testifies in court. The neutral fact-finding process is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resolving complex scientific and factual disputes.
Ombuds: third party selected by an institution – for example a university, hospital, corporation or government agency – to deal with complaints by employees, clients or constituents. The Standards of Practice for Organizational Ombuds may be found at http://www.ombudsassociation.org/standards/.
An organizational ombudsman works within the institution to look into complaints independently and impartially.[3]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s usually considered to be alternative to litigation. It also can be used as a colloquialism for allowing a dispute to drop or as an alternative to violenc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more discussion about taking a systems approach in order to offer different kinds of options to people who are in conflict, and to foster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See Lynch, J. "ADR and Beyond: A Systems Approach to Conflict Management", Negotiation Journal, Volume 17, Number 3, July 2001, Volume, p. 213.)

That is, some cases and some complaints in fact ought to go to formal grievance or to court or to the police or to a compliance officer or to a government IG. Other conflicts could be settled by the parties if they had enough support and coaching, and yet other cases need mediation or arbitration. Thus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usually means a method that is not the courts.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considers all the possible responsible option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that are relevant for a given issue.[4]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are the best known and most commonly used forms of ADR within the UK.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adjudication is rapidly gaining attention as a quick, fair and cheap was to settle disputes. [5]

ADR can increasingly be concted online, which is known as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which is mostly a buzzword and an attempt to create a distinctive proct).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ODR services can b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entities, and as such may form part of the litigation process. Moreover, they can be provided on a global scale, where no effective domestic remedies are available to disputing parties, as in the case of the UDRP and domain name disputes. In this respect, ODR might not satisfy the "alternative" element of ADR.

⑼ 什麼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具體如下:

一、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概述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或代替性、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審判外(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ADR概念源於美國,原來是指上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總稱,現在一般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或機制的稱謂。

由於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是一個總括性、綜合性的概念,其內涵和外延相對均難以准確界定。目前,學界對ADR應包括哪些程序制度仍存在較大分歧,學界爭論的焦點在於ADR是否包括仲裁。一種觀點認為,ADR「是一組供當事人任意選擇用來避免正式對抗性訴訟的辦法」,是當事人之間約定的通過除訴訟以外的方法解決他們之間的爭議的各種方法的總稱,如仲裁、調解等方式。另一種觀點則認為,ADR協議不能保證有一個終局的、對雙方當事人均有拘束力的決定,除非當事人之間就解決爭議達成一致,並能自動執行他們之間業已達成的關於如何解決爭議協議。這種觀點傾向於將仲裁排除在ADR之外。

筆者認為,仲裁是否包括在ADR之內不能一概而論。一要從形式上判斷,它是國際公法領域的仲裁,還是民商事領域的仲裁,前者的裁決基本上靠國際法主體自覺執行,應該屬於ADR。另外還要看是國際商事仲裁,還是國內商事仲裁,在英美國家,一般認為後者是ADR,而前者就不一定,如國際商會ADR(ICC-ADR)把仲裁排除在外,[4]而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就沒有。[5](P57)二要從實質上分析看它是否與普通的訴訟程序保持合理的距離,看它是否還有足夠的靈活性和較少的正式性。盡管學界對ADR爭論不休,但有一點卻達成了共識,那就是:ADR一般用來解決民商事法律領域的爭端。

二、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

第一,自主性。在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中,當事人是平等的主體,雙方可自行決定爭端解決事宜,從而增加了透明度,也增加了可信度,減少了執行的難度。

第二,靈活性。由於整個爭議的解決都是建立在當事人平等自願的基礎之上的,因此當事人可以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程序,如對事實審查,還是對法律審查,還是一並審查,都可以由當事人自己決定。另外,在履行時,當事人不局限於法律規定的救濟,還可以結合任何物質或非物質利益的轉移和交換。

第三,快捷性和經濟性。由於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不拘泥於程序的完整、周到,靈活多變,因而省時。而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從理論上說,如無上訴,需1年,如上訴,需1年3個月,而從實踐來看,花費的時間就更長,如1995年委內瑞拉、巴西訴美國案就花了兩年零七個月。[7](P88-89)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由於節約時間,成本也相應降低。

第四,可執行性。如WTO爭端解決中採用消極協商一致的原則,把問題留到了執行階段,即使採用交叉報復等手段,可能也於事無補。而運用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處理爭端,目的是在滿足雙方基本利益的基礎上尋求合法持久的方法,其中通過達成共識來調和雙方的利益是最具建設性的方法。

第五,溫和性。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爭端解決的整個過程都是在友好、和諧、平靜的氣氛中進行,減少了雙方的對立,有利於雙方最大限度地作出讓步。

三、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種類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主要包括:

(一)協商(Negotiation)

協商是最普通的解決糾紛的方式,它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方式,使利益發生沖突的當事人進行談判,共同努力消除分歧,而不訴諸仲裁和審判。協商中的聯系以尋找共同的利益基礎和折衷為中心,當事人都本著解決問題的態度,積極尋求雙方都認為滿意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二)調解(Mediation)

調解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種,在當事人之間的聯系中最有影響。簡言之,調解就是由一非當事人的中立方在當事人之間幫助其協商。從中立者的角色看,調解不同於司法解決程序。與法官或仲裁員不同,調解員無權將調解結果強加於當事人。調解員的唯一功能就是幫助發生糾紛者共同去解決其糾紛。調解員的角色和調解的程序,根據糾紛的性質和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的不同而有所變化。調解員可以幫助找出爭議的問題和各爭議方的利益,幫助在當事人之間傳遞信息,找出達成一致的基礎和不能解決糾紛的後果,找出一個共同解決問題的途徑。通過了解屬於保密范圍的當事人的利益和地位,調解員常常能夠找出當事人最初的願望以外的選擇。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加強發生爭議的當事人之間的聯系。調解員可以控制信息的傳遞,降低風險。當事人一方可以將有關信息告訴調解員而不讓對方知道,調解員的出現可以加速當事人之間通過對話協商產生結果。有經驗的調解員會激發當事人想方設法去解決問題。通常,當事人在其所處的地位以及法律賦予的權利以外的利益是很廣泛的,而且常常是有重疊的,調解員就是善於幫助當事人發現其各自的利益以及他們共同的利益所在。調解員還可以幫助當事人選擇最適合的其他各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由於深受儒家文化傳統影響,以調解為主的非訴訟爭議的實踐在我國有著深厚而悠久的歷史基礎。實踐證明,調解方式在我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仲裁案件中,幾乎有50%的案件經過仲裁員在仲裁程序中進行過調解,而且調解的成功率達到了40%-50%。盡管這樣,我國的調解制度也日益暴露出一些弱點和不足,致使調解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鼓勵和引導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方式,尤其是訴前調解,不僅有利於減少司法資源的投入和減少案件積壓,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糾紛的解決效率,也符合訴訟經濟和鼓勵當事人調解的國際潮流與趨勢。

(三)小型審理(Mini-Trial)

小型審理是一種沒有拘束力的、可以由民間主持也可以由法院主持的解決糾紛的程序。小額審理的形式很多,但其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在小型審理中,通常由一個法官或一個中立的顧問(NeutralAdvisor)主持一至兩天的聽證。這種聽證是非正式的,通常沒有證人,因而有關的證據規則和程序也是很寬松的。被賦予解決糾紛權利的當事人的代表———通常是高級執行官(SeniorExecutives)———要親自聽取各方律師的簡短的關於案件的發言。聽證後,高級執行官常常在中立的顧問的幫助下協商解決糾紛。如果協商失敗,中立的顧問會為高級執行官提供一個該糾紛如果進行正式司法審判可能出現的判決,此時雙方再重新進行協商達成協議。小型審理是一種權利和利益基礎混合的程序,小型審理從幾個方面有利於糾紛的解決:有法官等司法人員的介入,在法官的幫助分析下有利於尋求具體的解決方式;雙方高層領導的直接對話避免了代理者決定權的限制,更利於糾紛的解決;非正式的聽證使各方當事人對爭議的問題更為明確,並直接將一方當事人的觀點展示給對方;雖然其審理結果不具有約束力,但鑒於其往往具有正式司法判決的預見性,因此雙方一般都願意採用。小型審理被典型地用於解決國際商事糾紛。

(四)調解與仲裁(Med-Arb)

調解與仲裁是,首先由一中立的第三方(NeutralThirdParty)試圖幫助雙方形成一個糾紛解決決定,如果調解不能解決,該第三方將扮演仲裁員的角色,並對爭議的問題做出裁決。當然,對於將截然不同的兩種程序———調解和仲裁———由同一人主持是否合適是有爭論的,許多從事糾紛解決的人反對這種調解與仲裁合並的糾紛解決方式,認為這樣會破壞仲裁員思維的中立性。同時,在調解中,當事人基於對調解員信任而將其想法合盤托出,以利於調解員幫助其在調解過程中找到更符合其需要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作為仲裁員必須是不偏不倚的,但其將受調解過程中當事人的傾訴的影響。同樣,因害怕調解過程中的傾訴會對仲裁程序造成不利影響,當事人將不再在調解過程中全盤托出自己的想法,這樣就產生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不同的人分別主持調解和仲裁程序將會解決這一矛盾,但無疑會影響效率。[8](P163)

(五)仲裁(Arbitration)

仲裁是由一中立的第三方,在非正式的聽證程序中聽取了當事人的舉證和辯論後,對有關爭議做出有拘束力的裁決。仲裁可以是有拘束力的,也可以是無拘束力的;可以是自願的,也可以是強制性的;可以是當事人約定的,也可以是法律規定的或法院決定的;可以由一名仲裁員主持,也可以由三名仲裁員組成的合議庭主持。仲裁程序的特點在於,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專家做出最後的裁決。仲裁不像調解那樣使當事人有自決的權利;而其在「或輸或贏」的特徵上與審判是相同的,只不過仲裁是非正式的、更快速、更廉價、當事人可以自己選擇裁判者。

四、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價值分析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是指在一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相互協調地存在所構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種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的合理性歸因於社會主體對糾紛解決方式的多樣性需求。糾紛解決方式的樣式最終也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發展所決定的。當今中國,現代型糾紛和現代型訴訟正在以多發的、史無前例的特徵在社會和法院大量出現;改革中的政策變化,例如土地承包權、國企下崗職工等引起的特殊類型的糾紛更是層出不窮,而由於法制尚不夠健全及法官的素質等原因,司法在處理這些方面的能力也是力不從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對糾紛解決方式的多元化的要求也是日益迫切的,並進一步促進了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發展。

⑽ 作為解決國際貿易爭議的兩種方式，仲裁與ADR有何異同

國際商事仲裁是adr的一種機制。

adr ,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縮寫,這一概念源於美國,原來是指本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或代替性、選擇性) 糾紛解決方式」,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

adr機制的主要模式
（1） 協商。協商是雙方爭議解決的最簡易方式，因為沒有第三方的參加，爭議雙方在一起協商，可以有律師做代理也可以沒有律師參與。
（2） 調解。調解是指第三者應爭議雙方當事人的請求,通過盡量協調雙方的分歧,而不是作出有約束力的決定的方式解決當事人之間爭議的方法。調解可以說是adr中最為常見和最重要的一種形式,是所有其他形式的adr的基礎。與法庭審判相比,調解花費低廉、耗時少,當事人心理壓力較小。
（3） 仲裁。與其他方式相比，仲裁更具有司法性。仲裁是由一個中立方聽取各方意見後作出一個對各方有約束力的終局裁判。這個裁判可以由法院進行強制執行。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商務糾紛都可以提交仲裁，只要雙方訂立有仲裁協議或在合同中定有仲裁條款。
（4）小型審理。該模式是ADR機制的新發展，實質上是一種模擬訴訟的調解方式。它的最大作用就是解決那些涉及面較大，混合著法律和事實的復雜糾紛，象產品責任糾紛、反壟斷糾紛等。通常由當事人雙方各指派一名高級行政長官組成專門小組,並共同推選一名首席調解員。各方當事人所指定的行政長官一般只代表各方當事人的利益。輪流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見,如同法院公開審理一樣,只不過形式更簡單[5]。
（5） 律師或中立專家的聯合磋商( 早期審理評議)。這種模式是由一個獨立的第三人，可以是一名律師或技術專家，聽取爭議雙方的意見，提出自己的觀點，幫助雙方解決爭端，經常被用於當糾紛一方或者雙方想向一個有經驗的個人咨詢自己在有關案件中所處的優勢或劣勢的建議。
（6） 簡易陪審團審判。它通過民事陪審團的介入促進在司法審判中解決爭議。目前,簡易陪審團審判在美國是相當普通的實踐。在這種解決爭議的模式中,陪審團在任何官方聽證會舉行之前,聽取各方當事人的簡要陳述,並作出一個建議性的裁決。該裁決可能會構成當事人進行談判磋商的基礎,從而使當事人免於陷入冗繁費時的法院訴訟。

由此可見，國際商事仲裁是ADR的一種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