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認識的現代侵權法圖景

① 《侵權責任法》85條的理解

《侵權責任法》85條規定的情形需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時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賠償後，有其他責任人的，有權向其他責任人追償。這種不論事實上自己有沒有責任都要舉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責任的法定責任在法理上稱之為推定過錯責任。
假如所有人甲無法舉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責任，管理人乙也不能舉證證明自己沒有責任，而使用人丙能舉證證明自己沒有責任。因為不能確定具體侵權人是誰，依第十條二人需對被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連帶責任是相對被侵權人而言的，就侵人之間而言，則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詳見下面附帶的法條，侵權人之間最終還是要按按份分擔責任的，因為即使按等額也是按份的（即各按50%的份額）。

附：相關法條
《侵權責任法》
第八十五條 建築物、構築物或者其他設施及其擱置物、懸掛物發生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賠償後，有其他責任人的，有權向其他責任人追償。

第六條 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第十條 二人以上實施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其中一人或者數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能夠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侵權人承擔責任；不能確定具體侵權人的，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

第十二條 二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能夠確定責任大小的，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平均承擔賠償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三條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致人損害，或者雖無共同故意、共同過失，但其侵害行為直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後果的，構成共同侵權，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承擔連帶責任。
二人以上沒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但其分別實施的數個行為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後果的，應當根據過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第四條 二人以上共同實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為並造成損害後果，不能確定實際侵害行為人的，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承擔連帶責任。共同危險行為人能夠證明損害後果不是由其行為造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

第五條 賠償權利人起訴部分共同侵權人的，人民法院應當追加其他共同侵權人作為共同被告。賠償權利人在訴訟中放棄對部分共同侵權人的訴訟請求的，其他共同侵權人對被放棄訴訟請求的被告應當承擔的賠償份額不承擔連帶責任。責任范圍難以確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權人承擔同等責任。
人民法院應當將放棄訴訟請求的法律後果告知賠償權利人，並將放棄訴訟請求的情況在法律文書中敘明。

② 對侵權責任法第57條的理解

第五十七條：診療義務

第五十七條 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解讀】本條是關於在診療活動中如何界定醫務人員過錯的規定。

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醫務人員的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故意易於理解，如何界定過失是本條的主要著眼點。「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體現了侵權責任法上的重要概念，即注意義務。在現代侵權責任法上，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注意義務是侵權責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過失的基準。各國侵權責任法中注意義務的內涵大同小異。英美法對注意義務的一般解釋是一種為了避免造成損害而合理注意的法定責任。在侵權法中，如果行為人造成損害的行為違反了應對受害人承擔的注意義務，則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如果一個人能夠合理地預見到其行為可能對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財產損害，那麼，一般情況下他應對可能受其影響的人負有注意義務。

依照本條規定，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就是應當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盡到診療義務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診療行為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然而，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並非與合法合規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一個醫務人員應當具有的診療水平，並非完全能夠被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所涵蓋。醫務人員完全遵守了具體的操作規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後證明是錯誤的判斷，實施事後證明是錯誤的行為。然而，醫療行為具有未知性、特異性和專業性等特點，不能僅憑事後證明錯誤這一點來認定醫務人員存在診療過錯，不能唯結果論。關鍵要看是不是其他的醫務人員一般都不會犯這種錯誤。因此，本條規定的診療義務可以理解為一般情況下醫務人員可以盡到的，通過謹慎的作為或者不作為避免患者受到損害的義務。

醫療糾紛解決的時間可能較長，判斷是否盡到診療義務應當以診療行為發生時的診療水平為參照才公平合理。另外，侵權責任法草案曾規定，「判斷醫務人員注意義務時，應當適當考慮地區、醫療機構資質、醫務人員資質等因素」。後來考慮到診療行為的實際情況很復雜，刪去了這一規定。地區、資質等因素能否在適用本條時考慮，應當結合具體情況。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規定了具體要求的診療行為，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一般都應當遵守，不應當因地區、資質的不同而有差別。除此以外，有的診療行為屬於基本性操作，也不一定要考慮這些因素。反之，對於有的診療行為，在有的情況下，「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也可以理解為包括地區、資質等因素。

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實務對診療注意義務有所規定，可以作為理解本條的參考。從國外情況看，注意義務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注意義務的一般抽象性規定；二是明確在每一項具體醫療行為中的注意義務。關於抽象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61年2月16日在東大醫院輸血梅毒感染一案中明確，從事人的生命及健康管理業務的人，與其業務的性質相對照，要求負有為防止危險而在實際經驗上必要的最善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2月6日在國立東京第一醫院腳癬放射線皮膚癌一案中對前一判例中「最善的注意義務」作了進一步闡述：作為醫師，對於患者的症狀應予以注意，並在依當時的醫學知識考慮效果及副作用的前提下確定治療方法及程度，在萬全的注意之下實施治療。荷蘭民法典7－453條規定，「提供救助者在其作業過程中必須遵守一個好救助者的謹慎，他的行為應當符合其源於救助者專業標准，並據此承擔責任。」

診療環節的具體注意義務涉及問診是否充分、診斷和治療是否錯誤的問題。第一，關於問診義務。在日本東大醫院輸血梅毒感染一案中，醫師在對職業供血人（該供血人持有值得信賴的血清反應的陰性檢查證明、健康診斷書、血液調供所會員證等材料）進行問診時，依照慣例詢問「是否身體健康」並得到供血人肯定回答後（當時供血人所患有的梅毒症尚無任何外在表現引起醫師注意），實施了抽血輸血，最終導致接受輸血的患者感染梅毒。該案焦點在於醫師是否進行了充分的問診。日本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認為，雖然對持有上述證件的職業供血者，依照醫學界慣例只需詢問「身體是否健康」，在得到肯定回答後即可進行抽血，但醫學界這一慣例僅是判定過失輕重的參酌因素，僅依這種醫學界慣例本身不能否定醫師違反了注意義務。本案中，如果醫師對供血者血液有無危險的相關問題進行詳細問診，通過仔細觀察他回答時的反應來誘導其作出真實回答，則並非不可能得到供血者感染梅毒這一事實。所以本案醫師未盡「最善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76年一例關於疫苗接種的案件曾在日本醫療界引起強烈反響。該案中，醫師對上千名受種者接種，僅依照慣例詢問「是否健康」後即加以實施，結果一些人第二天發生過敏現象，法院判決認為醫師僅進行簡單詢問是不夠的，應對每位受種者當時的身體狀況進行具體詳細的詢問，因此法院判定醫師存在過失。醫界人士普遍認為在對上千人進行集體接種時要求醫師對每個人進行分別詢問是難以做到的，但司法界認為，為更切實保護患者利益，必須要求醫師充分履行問診義務。醫界行業慣例是否可以作為抗辯事由，很多醫師在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提出自己省略某些問診內容的做法是醫學界的慣例，因此不應認定違反問診義務。日本法院一般認為，行業慣例在法律上不具有直接的效力，法律判斷問題的依據是法律規定與立法目的，是否存在醫界慣例不能直接影響法律上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判斷，但可在過失程度上予以考慮。這要求醫界人士認真對待患者的利益，改變慣性思維，重新審視已有慣例的合理性。

第二，關於診斷過失。診斷過程中醫師的過失行為主要是誤診，但並非所有誤診都可判定存在過失。因人體生理的復雜性及許多疾病在症狀上的相似性常使醫師難以一次性診斷正確。德國學者克雷斯蒂安在《歐洲比較侵權法》一書中介紹，歐洲法院在誤診案件中對過失的認定持相當謹慎的態度。瑞典最高法院在1974年3月15日一例誤診案件中仍適用傳統的過失標准，認為要考慮未查出病症和其他診斷錯誤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認為是無法避免的。德國法院也持同樣的態度，據德國法官介紹，德國法中只有在醫師作出的診斷是極為嚴重和錯誤的情形下，才可認定醫生作出了錯誤的診斷。錯誤可能源於應當做某項檢查而沒有做，如果患者描述了症狀，但醫師未作相應檢查，或做檢查後未做相應治療，則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可以認定醫師過失的存在。而法國最高法院民事審判庭在1987年11月24日的判決中也明確，只有當誤診是源於對當前醫學知識的過失不知時，誤診才表現為過錯。愛爾蘭最高法院在數個醫生同時疏忽了新生嬰兒髓關節移位的案件中否認了醫師過失的存在，並且將「一個理性的醫生不可能出現這樣的錯誤」認定為誤診責任的條件。

第三，關於治療過失。各國法院對治療過失的判定一般也採取謹慎的態度。如丹麥最高法院1985年6月25日在脊椎穿刺一案中明確，當某種醫療措施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險，只有當此種醫療措施無必要或者在施行過程中有嚴重錯誤時，方能認定醫師的過失。丹麥最高法院在另一例案件中也判定醫師無過失，該案中醫師作了20次嘗試，試圖將管子插入病人的氣管，但終未成功，由於病人被麻醉時間過長導致終身癱瘓。法院認為，麻醉過程過長並不表明醫師具有錯誤，因為它是源於對極不尋常症狀的錯誤估計。同時，治療方法選擇過程中的錯誤也不必然導致賠償責任的產生，在這方面，法院傾向於給醫師相當的自由空間。據德國法官介紹，德國在判斷醫生是否有過失方面，往往通過客觀地評判醫生採取的措施是否得當，是否應當知道但不知道該採取何種措施，或者應當採取卻沒有採取相應的措施。

③ 如何理解我國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八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

第五十八條 醫療過錯的推定

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

（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范的規定；

（二）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的病歷資料；

（三）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四條規定：

「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

根據這條規定，醫療侵權民事責任採用過錯責任原則。即侵權人（醫療機構）有過錯才承擔民事責任。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如果醫療機構有列舉的情形之一，就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

第五十七條 醫療過錯的認定

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3)你所認識的現代侵權法圖景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

第六十條 醫療機構免責的情形

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親屬不配合醫療機構進行符合診療規范的診療；

（二）醫務人員在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下已經盡到合理診療義務；

（三）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難以診療。 前款第一項情形中，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也有過錯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第六十一條 病歷資料的製作保管與查閱復制

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按照規定填寫並妥善保管住院志、醫囑單、檢驗報告、手術及麻醉記錄、病理資料、護理記錄、醫療費用等病歷資料 患者要求查閱、復制前款規定的病歷資料的，醫療機構應當提供。

第六十二條 患者隱私權的保護

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對患者的隱私保密。泄露患者隱私或者未經患者同意公開其病歷資料，造成患者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第六十三條 禁止過度檢查

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不得違反診療規范實施不必要的檢查。

④ 新聞侵權主要有哪些現象，請以現實中的案例加以說明

新聞侵權是新聞報道侵害他人受法律保護的權利。主要表現為對姓名權、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著作權的侵害。

名譽是指公民的品德、聲望、信譽、形象、性格等方面的社會評價。新聞以虛假或攻擊性的內容指責公民有不道德或違法行為，損害其名聲，就構成對該公民的名譽權的侵害。未經本人同意，新聞對個人私生活的報道，構成對隱私權的侵犯。

新聞單位沒有徵得稿件作者同意，擅自刪改文字內容而造成差錯，或改變表達方式發表，也屬侵權行為。同時，報刊私自將稿件轉交其他報刊發表而又沒有徵得作者同意，也是一種侵權行為。

(4)你所認識的現代侵權法圖景擴展閱讀：

葉挺家屬起訴侵權者案宣判的重大意義

28日上午，葉挺將軍家屬起訴西安摩摩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名譽侵權一案一審公開宣判。該公司旗下的「暴走漫畫」曾發布含有侮辱烈士內容的短視頻，篡改葉挺在獄中寫就的《囚歌》並加入低俗語句，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法院判決摩摩公司公開道歉，並向原告支付精神撫慰金10萬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施行以來，由英烈家屬為原告起訴侵權者的第一案，這一判決充分昭示了國家懲治侵犯英烈名譽行為的堅強決心。

彪炳史冊的英雄事跡標注了戰火年代的時代坐標，鐫刻在民族豐碑的基石底座，具有廣泛的社會道德認同。英烈的形象和榮譽，既是後輩兒孫的寶貴財富，更是凝聚核心價值觀的精神之源。我們必須營造全社會尊崇英烈的良好氛圍，樹立英烈名譽不容侵犯的正確意識。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長期處於和平年代、遠離硝煙炮火，一些人對英烈的敬仰逐漸「褪色」；甚至有人心懷惡意，詆毀攻擊英雄，美化侵略歷史、發表辱華言論，挑戰了人類道德底線，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

一些網紅、「大V」以戲說、娛樂為幌子，以動漫、段子、綜藝等形式調侃英烈，混淆了文藝創作和侮辱誹謗的界線。暴走漫畫此前也以「習慣以一種娛樂化的方式去表達觀點和態度」作為辯解，但這種說法站不住腳。

文藝作品的戲說、虛構不可逾越道德的紅線；調侃戲謔更不能以誤導青少年作為代價。挖空心思製作惡趣味內容，其心心念念的還是流量和金錢，自家生意盈利不少，傷害的卻是全民族的共同情感。詆毀先烈、質疑歷史，歸根結底還是泛娛樂化和歷史虛無主義在作祟。

英烈的名譽與歷史的清白，需要全社會自發守護，更需要亮出法律的牙齒予以捍衛。近年來，從法院依法保護狼牙山五壯士、邱少雲等英雄的名譽權，到「精日」分子因不良言行被行拘，勇於向褻瀆歷史的行為亮劍，彰顯了法律的正義與庄嚴。

今年5月1日，英雄烈士保護法正式施行，為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等行為敲響警鍾；隨著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件的公益訴訟制度正式建立，起訴主體從親屬擴大至檢察機關，讓此類行為難鑽法律漏洞，有效保護了英烈的形象，體現了以法律捍衛歷史的高度共識。

「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從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到烈士紀念日，再到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一個個國家紀念日，推動著勿忘歷史、崇尚英雄的活動匯聚成潮。

在第五個烈士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紀念祭掃、主題學習、紅色旅遊、製作動畫等各類活動在全國各地鋪展開來。

這也提示我們：樹立正確英雄觀、民族觀和歷史觀，既要靠法律樹起保護英烈權益的銅牆鐵壁，更要通過教科書、宣傳片、影視劇等多種方式，潛移默化地傳播歷史，形成崇尚英雄的良好風氣。

⑤ 對侵權責任法第85條的理解問題！

《侵權責任法復》85條規定製的情形需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時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賠償後，有其他責任人的，有權向其他責任人追償。這種不論事實上自己有沒有責任都要舉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責任的法定責任在法理上稱之為推定過錯責任。
假如所有人甲無法舉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責任，管理人乙也不能舉證證明自己沒有責任，而使用人丙能舉證證明自己沒有責任。因為不能確定具體侵權人是誰，依第十條二人需對被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連帶責任是相對被侵權人而言的，就侵人之間而言，則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詳見下面附帶的法條，侵權人之間最終還是要按按份分擔責任的，因為即使按等額也是按份的（即各按50%的份額）。
附：相關法條
《侵權責任法》
第八十五條 建築物、構築物或者其他設施及其擱置物、懸掛物發生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賠償後，有其他責任人的，有權向其他責任人追償。

⑥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⑦ 侵權的詳細理解

侵權行為是一種行為人實施的過錯行為。在國外學者關於狹義的侵權行為的各種觀點中，比較典型的是三種學說：一是過錯行為說，該說從行為的角度揭示了侵權的概念。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侵權行為就是一種過錯。英國學者福萊明指出：「侵權行為是一種民事過錯，而不是違反合同，對這種過錯，法院將在一種損害賠償的訴訟形式中提供補救」。莫里斯認為：「如果簡單地概括侵權行為，可以說它是私法上的過錯」。二是違反法定義務說。該說主要是從違反法定義務的角度來界定侵權行為的概念。例如，英國著名學者溫菲爾德從侵權行為與違約行為相區別的角度，給侵權行為下了一個公認為最完備的定義。他認為：「侵權行為的責任系由違反法律事先規定的義務引起，此種義務針對一般公民而言，違反此種義務的補救辦法，就是對未清償的損害賠償的訴訟」，因而侵權行為指違反了法律規定的、針對一般人的義務，而不是違反了由當事人自行協議所規定的、針對特定人的合同義務。三是過錯責任說，該說認為過錯只是導致侵權責任承擔的根據。在法國，大多數學者通常根據《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任何行為使他人受損害時，因自己的過失而致行為發生之人對該他人負賠償的責任」的規定，認為侵權行為就是一種損害賠償的責任。
廣義說認為，侵權行為是產生責任的根據，但侵權行為不僅僅是指因行為人的過錯而導致的侵權行為，還包括基於法律的規定而產生的責任。從廣義上來理解，侵權行為不僅包括過錯行為責任，還包括行為人依據公平原則產生的責任和無過錯責任，這種責任也是法律制度規定所產生的。《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3款規定：「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從該規定來看，既包括了因過錯產生的責任也包括了非過錯責任，可見中國《民法通則》採納了廣義的侵權行為的概念。採納這一概念的理由主要在於：隨著現代侵權行為法的發展歸責原則已經多樣化，除過錯責任原則以外還包括公平原則和無過錯責任，而這些責任都屬於侵權法上的責任，在探討侵權行為概念的時候必須都包括這些責任。更何況由於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體現了對受害人的充分保護的侵權法的基本功能，實現了侵權法公平合理的分配損失的任務，因此，從廣義上理解侵權行為的概念是必要的。
從廣義上理解侵權行為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中國民法中，「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的情況主要是指公平責任。因為我國法律並沒有承認完全的無過錯責任，通常所說的無過錯責任就是指嚴格責任，而嚴格責任雖然是嚴格的，但並非不考慮過錯，它仍然要以不可抗力、受害人的過錯和第三人的過錯作為抗辯事由。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嚴格責任並非不考慮過錯。德國學者馮·巴爾認為，侵權行為法中可以包涵嚴格責任，也就是說，從廣義上理解考慮過錯的責任也可以包括嚴格責任。[8]而真正的無過錯責任在我國《民法通則》中主要是指公平責任。 （1）按構成要件分
一般侵權行為：指行為人基於過錯直接致人損害，因而適用民法上一般責任條款的行為。
特殊侵權行為：行為人雖無過錯 但依民法特別責任條款或民事特別法應承擔責任的行為 。
（2）按侵害對象分
侵害財產權行為：包括侵害物權及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行為。
侵害人身權行為：包括侵害他人身體和心理的行為。
（3）按致害人的人數分
單獨侵權行為：致害人僅為一人的侵權行為。
共同侵權行為：致害人為二人以上的侵權行為 致害人應負連帶的損害賠償責任。
（4）按行為性質分
積極侵權行為：指致害人以積極作為的形式致人損害的行為。
消極侵權行為：指致害人以消極不作為的形式致人損害的行為。 侵權是對某個人的民事違法行為；而犯罪，則是違反國家所保障之利益之規定，對個人，社會或國家的違法行為。
二者主觀過錯方面存有較大差異。 侵權之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而且通常只需認識到自己可歸責性即可，並不需要認識到自己行為所可能帶來的實際損害。而刑法上的過失不僅僅要認識到自己行為可歸責性（違法性），還要意識到自己行為可能引起的危害結果。但是侵權行為法和刑法有著很大的相似性，最大的相似點是它們都侵犯的對象都是某種權利。正是基於這一點，在美國刑法和侵權法的區別不大。從這個以上來說，結合侵權行為法與刑法一起學習，會對整個憲法中的權利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從刑法的歷史來看，刑法是從侵權法脫胎而出的。

⑧ 你如何理解侵權責任法的侵權行為

侵權行為是民事主體違反民事義務，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回的行為。
一般來說侵權答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有損害事實的存在,加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
但是我認為侵權責任法中的侵權行為，不一定存在過錯、違法、損害事實， 也就是說在一定情況下，這些不一定是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舉例來說侵權責任法第七十八條 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能夠證明損害是因被侵權人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擔或者減輕責任。飼養人主觀上並沒有侵害他人的故意，但他依然要對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

⑨ 現代以來英國侵權行為法就侵權行為歸責責任原則方面有哪些發展

歸責來原則構建了侵權類自型，即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嚴格責任類型。歸責原則對應著侵權責任的基本分類。三種歸責原則對應了各種侵權責任的具體類型，它們在構成要件、免責事由等方面都存在差異。

過錯責任、過錯推定和嚴格責任對行為人所強加的責任是有區別的，就行為人來說，嚴格責任最重，過錯推定次之，過錯責任最輕。對受害人的保護也不相同,從受害人的角度考慮，在責任的選擇上應選擇對其最為有利的責任。

現代侵權法出現了一般條款和類型化相結合的模式，適應此種發展趨勢，我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一般條款+類型化」的模式。所謂一般條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成為一切侵權請求權之基礎的法律規范。

所謂類型化，是指在一般條款之外就具體的侵權行為類型作出規定。《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就在法律上確立了過錯責任的一般條款。

(9)你所認識的現代侵權法圖景擴展閱讀：

歸責原則的特點：

1、各項歸責原則之間須相互作用和補充，而不是自相矛盾，相互抵消；其次，歸責原則體系須體現法律的全部功能；

2、歸責原則體系須具有周延性適用范圍，能夠指導各種案件的處理；

3、歸責原則的體系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⑩ 對《侵權責任法》32條的理解

可以.
有財產的無民事責任人和無財產的民事責任人屬於同一概念，只是在賠償時先由有財產的無民事責任人賠償，如果不足才由監護人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