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責任阿奎利亞法

⑴ 如何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

一違法性判斷標准

關於違法性的判斷標准,有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說。二者在尋求救濟的過程中側重關注的對象有所不同,導致規范效果上存在差異。

結果不法說認為,導致權利侵害結果的侵權行為自然構成違法,以權利侵害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僅在侵害行為存在阻卻事由時,才不適用該項標准。（4）此說認為損害結果與違法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結果可以視為行為的一部分。然而,結果不法說在面對日益增多的純粹間接侵害時,由於結果已不在行為過程的直接范圍內,除非法律明文規定行為人對間接侵害行為應負責,否則難以合理解釋間接侵害行為具有違法性;而且即使判斷違法性的重點落在絕對法益遭受損害的消極結果(第一次現實損害結果)上,但最後還是歸咎為導致該結果的行為,認定其具有違法性, （5）這樣就將導致違法性判斷過度泛濫。

行為不法說認為,一個行為不能僅因其有引發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即推定為具有「違法性」,除了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外,還應顧及致損行為本身。（6）換言之,判斷有無違法性,除了結果的衡量外,還須更深入積極地探究該行為有無違反社會生活上的一般注意義務。依據行為不法論,故意侵權行為可直接認定其違法性,而過失侵權則還應以行為義務違反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條件。即如果行為並不違反一般注意義務,盡管該行為與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因該行為具有「社會正當性」,因此應肯定行為的合法性。行為不法論一方面可避免違法性認定泛濫,導致社會活動自由受到過度妨礙;另一方面,則藉由是否違反一般注意義務,賦予法官依社會發展和具體情況作出從事社會活動者應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的類型和標准,賦予特定的社會類群較高的注意標准,一旦行為人被認定屬於應負一般注意義務的特殊群體,除非行為人能反證其並未違反該注意義務,否則就毋庸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而直接進入有責性階段的檢驗。此種做法較傳統做法更具有彈性,並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產生的侵權行為。

不過,這種行為不法論在邏輯上卻存在缺陷:探討行為有無違法性時,區分故意和過失侵權類型,認為故意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行為即具有違法性,將故意這個歸責要素提到違法性要素之前加以判斷,明顯地已動搖了前述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的邏輯結構。由於存在以上弊端,學者提出了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即在認定一個行為是否違法時,不是先進行故意與過失的檢測,而是在探究法規目的的基礎上,將僅落在法規所欲規范目的范圍內的行為義務違反認定為違法,從而克服了將有責性判斷前置的弊端。（7）在「法規目的說」的幫助下,違法 性出現了「相對化」,即只有在某一法律規則保護目的范圍內,該規則才能成為行為義務的基礎,違反該行為義務,才具有違法性。而行為義務的基礎是為了達成某種理想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行為人必須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定。以「行為義務」為基礎制定的法律規范,其判斷違法性的出發點不僅是行為人,還包括法律秩序。違法性的「相對化」揭示出違法性本質上是對法律規范所定行為義務的反動,是法律規范對於行為的消極評價。以相對化的行為不法為內容的違法性在西班牙等國的民法典中被認為是「絕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內容。這一思想,在義大利民法、荷蘭民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8）

結果不法說與行為不法說的爭論關繫到侵權法的體系與思考方法。（9）傳統的違法性將目光集中在絕對法益的保護,但它既起不到權利控制和篩選的作用,也不能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使得新興權益因沒有法律根據而得不到合理的救濟。因此,不妨以權益侵害為主體、輔之以行為義務的違法,構架合理的法益保護機制。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通過行為義務與法規目的兩翼,以行為人是否違反行為義務作為違法性有無的主體標准,有效克服了傳統違法性之弊端。

在界定違法性判斷標准之後,可輕松反駁否定論者的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關於違法性標准過於模糊的觀點,通過上述的論述,筆者深信學界將有必要重新檢視。當然,社會科學不可能達到如自然科學般精確;況且民商法上模糊的原則、規則也不在少數,如何單獨苛求違法性,值得反思。至於學者提出的第二點否定理由,即對於因合法行為或者不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加害人不承擔責任的問題,可理解為因其沒有違反行為義務,故不承擔賠償責任。

二「違法性」與「過錯」之關系

違法性概念源於羅馬法,經過德國普通法時期的發展,現已成為侵權行為歸責要件的組成部分。在阿奎利亞法中,它意味著故意或過失的「有責的行為」,包含了現代意義下的違法性以及有責性,並將二者混同於「iniuria」的概念中。在羅馬法上要將過錯與不法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而又沒有實際意義的事情。在耶林1867年發表《羅馬私法中的責任要素》一文之前,違法論融合了客觀不法(即權利侵害的外觀)及主觀不法(即對行為人的非難,可稱之為「完全的違法性」) ,和今天通說所采「客觀的違法性」,即將違法性與有責性看成相對立的態度截然不同。耶林認為,在權利侵害這種客觀不法(Objective Unrecht)之上,還需要加上主觀責任要素才能產生主觀不法( Subjective Unrecht) ,即將過錯概念從「完全的違法性」中抽出,使它獨立成為法律效果要件。從此,「權利侵害=客觀違法性」的公式,與作為法律效果且強調個人意思責任的「有責任」(過錯)開始區分,並成為民法學界的通說。

過錯觀念也源於羅馬法,它是以「善良家父」的注意義務為標準的。其注意指行為的「外的注意」,並沒有將關繫到責任能力有無的個人「內的注意」因素考慮在內,可見當時仍未發展出主觀過失的概念。耶林以後的過失論,在違法性與有責性各自獨立的前提下,在有責性中強調行為人的意思責任,使得過失的內容逐步走向主觀化,重視行為人「內的注意」的違反。但後來因溫特夏德(Windscheid)大力提倡以同種職業、性別、年齡、教育等「一般人」的判斷標准取代狹義的個人判斷標准,此種客觀化的過失判斷標准成為德國民法的通說。後來,烏戈爾(Unger)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善良家父」通常的注意,作為判斷有無過失的標准,確立了客觀過失論,並被當時德國民法學界奉為至理。自此,客觀化的過失概念作為有責性要素,與客觀的違法性概念彷彿又回到了羅馬法時代的起點,客觀化的過錯與結果的違法性糾纏在一起,開啟了違法性與過錯關系長期爭論的序幕。

但在現代大陸侵權法中,過錯與不法依然存在區別。德國、瑞士以及我國台灣地區侵權法中二者界分至為明顯,在法國和日本侵權法上二者也存在差異。在法國法上,賠償義務的產生取決於被告的過錯( faute) ,法國民法不但沒有使用違法性的詞語,而且認為因為使用違法性會誤導人們相信:只要不存在被視為是「絕對不正確的」權利侵犯或者法律違反就沒有過錯,從而無需就此負責。不過,即使在現代法國法也區分過錯的客觀成分與主觀成分,其中客觀成分是指對法所認可的行為標准,主觀成分是加害人的可歸責性。（10）因此,所謂法國侵權法中過錯包括不法的流行說法,實質上不過是在過錯的范疇內,通過客觀的行為標準的違反(即違法性)來判斷主觀的可歸責性。換言之,在判斷原理上,將過錯的標准與違法性的判斷,實質地加以混同,違法即為有過失。（11）之所以這樣做,固然有行為人主觀狀態難以確定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違法性與可歸責性功能不同。因為歸責不僅僅考慮被違反的法秩序的要求,同時私法還要為行為人預留一定的空間,以適應不同人群、智力水平和特殊情況的需要。此外,還應照顧主觀心態的不同在私法體繫上可歸責性的差異。讀者在這里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即既然如此,為什麼法國法一直保持在過錯的單行線上,而沒有將過錯與違法性分離呢? 這是因為法國民法長期貫徹過錯責任的一元化歸責原則,為了適應社會發展,不得不使過錯概念客觀化和擴大化, 以至於將「違法視為過失」。但隨著法國法無生物上危險責任的確立,維持這樣一個廣泛的、富有侵略性過錯概念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為了維護法律的邏輯結構, 將過錯維持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呼聲漸起,（12）以便為違法性留下作用的空間。由此可見,法國侵權法中只是將二者在過錯的范疇內分別加以界定,並非否認違法性的客觀存在。日本民法第709 條中沒有違法性的規定,但判例通過雲右門事件到大學湯事件的發展,學說也從權利侵害轉移到為違法性要件,從而肯定了其法律價值。日本有學者認為,作為從被侵害利益的側面到侵權行為責任的成立劃定界限的概念,違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有用性。（13）

就功能層面而言,雖現代侵權法中的過錯所要求的注意義務與違法性概念下的行為義務內容完全一致,但二者本身還是有區別的。具體而言,過失的成立,除了同一義務的違反外,還需要作一番考察:即與行為人處在同一具體情況下的善良管理人,或者一般人與行為人處在相同具體情況下,或者按照行為人本身通常的注意程度來判斷該義務是否客觀以及是否能期待履行;而違法性則完全採取抽象客觀的標准,完全不顧及行為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主觀狀態,而從社會發展水平、人們對法制環境需求以及法律的規范目的等角度確立違法性有無,並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獲得其正當性,使得侵權法具有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違法性與過錯雖然存在著密切聯系,但二者卻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並擔負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前者從社會法律秩序角度設定一個行為 的容許限度,後者則依據一般人的行為狀態決定是否具備可責性。認為過錯包括不法的觀點,無異於將創建社會法律秩序的任務委身於當事人的「過錯」之中,實為過錯概念所難以承受之重。

三違法性要件與立法體例

依相對化的行為不法把握違法性判斷,並依此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對於一般條款立法例和列舉式立法例而言均具有重要意義。立法體例的選擇對於違法性要件取捨並無實質的影響。

在一般條款的立法模式下,違法性判斷依然有作用的空間。首先,一般條款的體系功能在於構築請求權基礎,而侵權行為的成立與責任的承擔,依然需要規定下位的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二者在邏輯上並不必然沖突。其次,一般條款立法體例中依然需要違法性要件對權利、法律規定義務以及其他非成文法上的利益加以衡量,以達到行為自由和法益保護的精緻平衡。具體而言,在過錯責任條件下,如果缺乏違法性要件對侵權行為的保護范圍與保護水平加以調整,只要發生損害結果,同時存在過錯與因果關系而侵權行為即告成立的話,則其范圍和打擊面難免擴大,使人動輒得咎,社會自由受到限制。在無過失責任中,其構成除了事實上的合致性外,則無主觀與客觀條件加以規制,對利益的保護未免過於籠統;妥當的做法是,只有當該利益被無人過問屬於違法時,才能適用無過失責任。第三,一般條款立法例中依然會存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足以控制局面的情況,需要通過違法性的「開放的特徵」予以周到的保護。例如,對於非成文法上的作為與不作為,僅僅通過過錯恐怕難以解決問題,還應該運用違法性判斷予以協助。從比較法上看,新近採納一般條款立法例的民法典,例如《荷蘭民法典》、《希臘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等均規定了違法性。

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違法性主要的功能在於彌補列舉的不周延。如前所述,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引發侵權法的思維方式的變革,即摒棄了對權利層面的把握,而通過對行為義務的違反,使得侵權法作為民法的生長點能夠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相對化的行為違法性不僅在思維方式具有革新意義,對於傳統的列舉式立法例也具有補充完善的作用。眾所周知,列舉式的通病在於不能窮盡,而違法性要件卻有彌補列舉式不周延的機能。具體而言,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受法律保護者通常為有權利外觀的利益,但現實生活豐富多彩,具有權利外觀的法益畢竟為少數,為了保護諸多新興的法益,採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除了採納規則確定具體權利外,還通過相應的原則加以彌補規則權利的有限性。這樣的立法似乎是完美的,但原則權利畢竟是不可操作的,於是法院不惜通過判例確立「一般人格權」、「營業權」等框架權,以提供對此類法益的充分保護。但走這條道路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將諸如「營業權」等所保護的類似「純粹經濟上利益損害」皆界定為權利,似有矯枉過正之嫌;另一方面,原則權利經過無數的判例才能確立為框架權,為司法活動帶來了不確定性。若採納違法性,則其彈性機制能夠依據社會發展不斷自我更新,可全面地保護權利、法益和社會一般安全。因此,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也有必要採納違法性要件。

綜上,違法性要件能依據社會法制發展水平而不斷調整行為人的行為,從而能維系社會發展所需的法律秩序水準。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構成雖因其過於寬泛和模糊的特徵遭學者詬病,但它體現了法律思維方式上的變革:一方面能夠在受害人的救濟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 另一方面又為法官依據個案情勢,賦予社會活動者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預留了空間,能適應社會迅猛發展。因此,違法性要件實際上是一個開放性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為建立我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侵權法體系所不可或缺。

⑵ 論合同責任的歸責原則

違約責任，又稱為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所應承擔的採取補救措施、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民事責任。違約責任制度在合同法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合同當事人的意志之所以能夠產生法律拘束力是以違約責任制度的存在為前提的。正是因為有違約責任的強制性作為保障，當事人的合意才能夠象一把「法鎖」一樣拘束他們自己。①本文擬就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等問題作簡要的分析和論述。

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概述

違約責任中的歸責是指合同當事人因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債務的行為發生以後，應依何種根據使其承擔責任。此種根據具體體現了法律的價值判斷。例如，針對已經發生的行為，法律是以當事人的過錯，還是以已經發生的違約後果作為判斷標准，明確認定違約當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該種明確責任的過程，即責任的判斷過程，就是違約責任的歸責過程。在歸責過程中必須遵循的、正確認定責任的一定的法律原則，即是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因此，所謂歸責原則，乃是確定違約當事人的民事責任的法律原則。②各國立法對合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

合同法中的過錯責任原則，是指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約定的義務，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時，以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作為確定責任的要件和確定責任范圍的依據。過錯責任原則最初產生於羅馬法。公元前287年，羅馬平民會議通過了保民官阿奎利烏斯提交的一項法案，即《阿奎利亞法》。這部法典中，明確規定了過錯責任的內容，確定了「對偶然事件誰也不負責任」和「無過錯則不受處罰」等原則。此後，在《阿奎利亞法》規定的基礎上，通過法學家的學術解釋和裁判官的判例，羅馬法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備的主觀歸責體系。③大陸法系國家較多採用過錯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如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規定「債務人如無其他規定，應就其故意或過失的行為負責任」。

合同法中的嚴格責任原則，是指違約發生後，確定違約當事人的責任，不考慮當事人有無過錯，即不考慮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或過失，而是只考慮違約後果是否因當事人的行為造成的一種歸責原則，其特點在於不考慮違約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只要當事人的違約行為與違約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違約責任即告成立。嚴格責任原則多為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如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規定，「如果合同的履行義務已經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構成違約」。

實踐中，不同的歸責原則的確定，對違約責任制度的內容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直接決定著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根據過錯責任原則，當事人主觀上的過錯是違約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嚴格責任原則則一般不以當事人的主觀有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盡管在某些情形下過錯並不是在違約責任的歸責中絕對不能考慮的因素。

第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決定著舉證責任的負擔和內容。通常情況下，採用過錯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中，以違約當事人有過錯為責任要件，即所謂有過錯即有責任，無過錯即無責任。但在訴訟中，為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減輕其過錯舉證負擔，一般都採用過錯推定的方式，即不要求非違約方舉證證明違約方有過錯，而是在查明違約事實時，即推定違約方有過錯，使其承擔違約責任。同時，允許違約方就自己無過錯舉證，如果違約方能夠證明自己對於違約沒有過錯，即可獲得免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法中，由於不以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違約方則無必要證明自己沒有過錯。

如上所述，一般認為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分別採用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但是，實踐中，該兩類原則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並非是相互排斥的。隨著世界各國和地區經濟交往的日益密切，交易關系的日益多樣，造成違約發生的原因及違約所致的後果日益復雜，違約責任歸責原則已呈現從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以能夠更好地體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經濟秩序。

二、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歸責原則的有關規定

根據《合同法》第107條規定，即「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我國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有著一定的發展過程。

眾所周知，最早制定的《經濟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即「由於當事人一方的過錯，造成經濟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違約責任」。後來制定的《民法通則》、《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對此有所發展，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如《民法通則》第111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的，另一方有權要求履行或者採取補救措施，並有權要求賠償損失」，《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也都是這樣規定的。鑒於此，新《合同法》為統一立法和實踐的不同理解和做法明確規定違約責任的歸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理由如下：

第一，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違約責任的構成僅以當事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為要件，違約方免責的可能性在於證明有免責事由的存在。因此，在訴訟中，非違約方只須證明違約方未履行合同義務的事實，違約方如無證據證明有免責事由，則應依法承擔違約責任，由於不履行和免責事由均屬於客觀存在的事實，其存在與否的證明與判斷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因此可以方便裁判，有利於訴訟。

第二，嚴格責任原則之下，有違約行為就有違約責任，有利於促使當事人嚴肅對待合同，維護合同的嚴肅性，並防止在過錯責任原則下違約方尋求無過錯以逃脫責任的現象，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

第三，嚴格責任原則更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侵權行為和違約行為的發生有著顯著的區別。侵權責任一般發生在不存在直接聯系的當事人之間，法律上要求侵權行為人承擔責任就不應僅以損害發生為前提，在損害事實之外還應該另有理由，即可歸責性。過錯就是侵權責任的可歸責性，只有對造成的損害按照過錯責任原則追究責任，才不至於不適當限制人們的行為，從而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與侵權責任不同的是，違約責任是由合同義務轉化而來的，本質上是出於當事人雙方約定，這本身就使違約責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說服力。因此，合同責任理應嚴格。④

第四，符合國際上合同法發展的趨勢。英美法系國家一向以嚴格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如德國也從過錯責任向嚴格責任原則發展。《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對違約責任同樣採用嚴格責任原則，作為參加國，該公約已對我國生效。最近幾年公布的由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法學家共同參與擬訂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和《歐洲合同法原則》也都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因此，我國《合同法》採用嚴格責任原則，既與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接軌，也符合國際合同立法的要求。

應當注意的是，《合同法》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原則上適用嚴格責任，但在《合同法》的分則中對某些特殊的情況則規定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如《合同法》第189條、第191條、第222條、第265條、第303條、第320條、第374條、第394條、第406條關於贈與合同、租賃合同、承攬合同、運輸合同、保管合同、倉儲合同、委託合同等的規定。上述例外並未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我國《合同法》中的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我國《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已經形成了以嚴格責任原則為主，過錯責任原則為輔的多元化的科學歸責體系，既符合國際合立法的發展趨勢，也更好地適應了保護合同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立法目的。

三、違約責任的免責事由

所謂免責事由，是指免除違反合同的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的原則和理由。免責事由總是與一定的歸責原則和責任構成要件聯系在一起，它以既定的歸責原則和責任構成要件為前提。由於免責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據責任構成要件所作出的責任成立的判斷，所以，它實際上是對歸責事由和責任構成要件適用的否定。⑤因此，對免責事由的限定是違約責任歸責過程中一個主要的問題。

一般來說，免責事由可分為法定的免責事由和約定的免責事由。法定的免責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規定，不需要當事人約定即可援用的免責情形，包括一般的法定免責事由和特別的法定免責事由。前者是指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不可抗力，即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後者是指法律特別規定的其他免責事由。關於特別的法定免責事由，我國《合同法》的主要規定有：第311條規定，「承運人對運輸過程中貨物有毀損、滅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承運人證明貨物的毀損、滅失是因不可抗力、貨物本身的自然性質或者合理損耗以及托運人、收貨人的過錯造成的，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第394條第2款規定，「因倉儲物的性質，包裝不符合約定或者超過有效儲存期造成倉儲物變質、損壞的，保管人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第119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採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約定的免責事由是指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免除責任的情形，這種約定稱為免責條款。原則上說，雙方當事人的約定不存在無效事由時，應承認其效力。但是，免責條款不得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否則無效。我國《合同法》第53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和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第40條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權利的免責條款無效。

應該說，我國《合同法》對免責事由的規定已形成體系，但並不能說完善，典型的如沒有規定合同目的落空的免責事由⑥，這些都有待於在今後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加以探索和研究。

⑶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⑷ 過錯推定責任與無過錯責任的區別

區別：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確定行為人是否承擔損害賠償的一般准則，是過錯責任原則。在此基礎上，民法通則又規定了「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在民法上，過錯推定是指原告能證明所遭受的損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法律上就應推定被告有過錯應負民事責任。

一般過錯推定，指在某些情況下，侵害他人人身財產並造成損害的負民事責任，但如果加害人能證明損害不是由於他的過錯所致，可以免除責任。特殊過錯推定指行為人必須證明有法定的抗辯事由的存在，以表明自己是無過錯的，才能對損害後果不負責任。

拓展資料：

1、過錯責任原則

過錯責任原則，是指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是承擔損害賠償的主觀構成條件。根據此原則，行為人無過錯即無責任。根據(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可見<民法通則)是把「過錯責任」作為損害賠償的一般准則。

過錯責任包括推定過錯責任。推定過錯責任，是指在行為人不能證明他們沒有過錯的情況下，推定行為人有過錯，應承擔賠償損害的民事責任。實質上，推定過錯責任，是過錯責任范疇內的「加重責任」，與一般的過錯責任不同。它是在無法判明過錯的情況下，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利。凡屬過錯推定的場合，行為人(一般是被告)必須舉證(即提出證據予以證明)，證明了自己沒有過錯，這才不承擔民事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稱舉證責任「倒置」，主要由行為人(被告)證明自己沒有過錯。而在過錯責任條件下，舉證責任主要在受害方(原告)，受害人需證明加害人(被告)有過錯時，加害人才承擔民事責任。可見，推定過錯責任與一般過錯責任的區別，主要是舉證責任的分配不同，即由誰提出證據予以證明的責任不同。如《民法通則》第126條規定，建築物或其他設施發生倒塌、脫落造成他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這一規定，適用的就是推定過錯責任。

2、無過錯責任原則

無過錯責任，是指沒有過錯造成他人損害的，僅根據其行為造成客觀存在的損害結果，依照法律的特殊規定，追究其民事責任的特殊准則。

無過錯責任是基於損害事實的客觀存在，根據行為人的活動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險性與所造成的損害後果的因果關系，由法律規定的特別加重責任．理論上又稱為「危險責任」或「嚴格責任」。它與過錯責任原則不同，是民事責任的一種例外規定，主要適用於特殊損害賠償，而且不以行為人主觀過錯為必要條件，一般都是限額賠償，在此種場合下體現了「對不幸的損害進行合理的分擔」。根據《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規定：「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⑸ 先行行為的范圍

一、先行行為的概述

先行行為也稱事前行為，指先於成為問題的法益侵害行為的行為，是相對於危險狀態出現後行為人的不作為行為而言的。刑法學理論將先行行為歸為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來源之一。我國刑法典並沒有對先行行為進行明確的規定，但是不可否認先行行為在研究不作為犯罪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先行行為理念最早並非來源於刑法學的研究中，而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86年古羅馬制定的《阿奎利亞法》，該法中明確提出對於自己的積極行為開始後又中止，則應該為其中止後的消極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盡管這種規定主要是針對民事侵權行為，但是可以表明人們應該為自己的先行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的這種理念已經淵源已久。到1828年，德國學者斯鳩貝爾在《論數人共同犯罪》中從沒有防止犯罪結果等於消極地參與犯罪這種不作為犯的觀點出發，進一步論證在某些情況下，有些人會因為某種關系或者因為前行為，而負有法律上的作為義務。若是因為自己的行為將他人置於欠缺救，助即無法存活的狀況時，就會構成殺人罪。該理論的提出打破了費爾巴哈關於義務來源僅包括法律與契約的論斷，也開啟了將先行行為置於不作為犯罪理論的框架中進行研究的浪潮。到19世紀中期，先行行為作為義務的來源在關於不作為因果關系的爭論中逐漸得到刑法學界的廣泛認可。而且，司法實踐中法院的判例也逐漸開始支持該學說，最終於1884年10月21日被德國萊比錫法院通過判例確立了其作為義務來源的地位，並逐漸演變成一條基本原則，且在不純正不作為犯的認定與處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時，也為作為義務發生根據的實質化探討奠定了基礎。雖然存在質疑的聲音，但是先行行為已經奠定了其成為作為義務發生根據之一的地位，也普遍為各國學界及判例認可。

⑹ 國家賠償中歸責原則

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是確定國家賠償是否執行的前置標准，國家賠責任原則不僅僅局限於不法侵害的結果產生的賠償，還包括執法部門、人員的過程責任，過錯責任等等。

一、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違法歸責標准

（一）這種歸責標准適用於：國家機關職權行為以及相關的事實行為，抽象行政行為，軍事行為，刑事強制措施等。

（二）違法歸責標准中的違法形式，不能僅僅理解為行政訴訟法第54條所規定的違法形式和種類，還應當包括違反法律規范的具體、明確規定，以及違反法律規范的原則、精神和目的等實質性違法。

二、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過錯歸責標准

（一）這種歸責標準的適用范圍，應當與違法歸責標準的適用范圍基本一致，適用於國家機關的職權行為、相關的事實行為、柔性行為、軍事行為等。國家機關的違法，說到底都具有過錯性質。

（二）國家機關是執行國家法律的主體，行使的是公共權力，它的職責要求它應當盡職盡責，必須忠實地貫徹執行法律，實現國家意志。如果國家機關違反法律規定，表明它已經違背了國家的意志，背離了立法所要求的行使公共職權的目的，這本身就是一種過錯。

三、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結果歸責標准

（一）結果歸責標准，是一個特殊的歸責標准，適用法院的判決行為。客觀地說，法院的判決也會違法，也會有過錯，也會侵害公民、法人的權益。國家賠償責任的范圍不包括法院的錯誤判決，是不合適的，也是不客觀的。

（二）對法院的錯誤判決。法院判決的錯誤與否，既要符合國家賠償制度的原則，又不能違背司法最終性的原則。對法院錯判的賠償責任，只能實行結果歸責標准。

四、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無過錯歸責標准

（一）無過錯歸責標准適用於合法行為的補償責任形式。在國家賠償法中目前沒有關於補償責任的規定，當然也就沒有補償責任的歸責標準的規定。這是一種缺陷。

（二）國家機關的行為合法，只是表明國家機關沒有違反法律的規定，並不表明這種合法行為沒有或不會給公民、法人的權益造成損失，也不等於受害人有義務自己負擔這種損失。

五、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過錯加風險的歸責標准

這種歸責標准，適用於公共設施致人損害領域。對於公共設施致人損害，目前的國家賠償法沒有涉及，實踐中出現類似損害時，一般都是通過民事賠償責任來解決。

(6)侵權責任阿奎利亞法擴展閱讀：

國家賠償的計算標准：

1、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

2、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的，賠償金按照下列規定計算：

造成身體傷害的，應當支付醫療費，以及賠償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減少的收入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最高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五倍

造成部分或者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支付醫療費，以及殘疾賠償金，殘疾賠償金根據喪失勞動能力的程度確定，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最高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十倍，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

造成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對其撫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對死者生前撫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

這里的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是指做出的有效行政決定的上一年，所以若某個行政決定做出後又在後來因為行政復議而更改的，則以後來的這個決定做出的年份的上一年為准計算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

3、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財產權造成損害的按照下列規定處理：處罰款，罰金，追繳、沒收財產或者違反國家規定徵收財物，攤派費用的，返還財產。

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解除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造成財產損壞或者滅失的，能恢復原狀的恢復原狀，不能恢復原狀的，按照損害程度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應當返還的財產損壞的，能夠恢復原狀的恢復原狀，不能恢復的，按照損害程度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⑺ 高中歷史阿奎里亞法的對公民財產受到侵犯的情況制定了詳細的的賠償條款與十二銅表法的維護私有財產權有什

公元前287年為了彌補《十二銅表法》對財產侵害問題上規定的不足，羅馬帝國依據保民官阿奎利烏斯的建議頒布了《阿奎利亞法》，這是一部專門針對財產損害的成文法律。該法共三章，其中第二章實施不久便被取消，第一章規定：「因違法殺害他人的奴隸、四足動物或家畜者，應對其所有人賠償被害物於殺害前一年內與最高價額相當的金額」。第三章規定：「違法燒毀、粉碎或破壞他人之物者，應對其所有人賠償最近三十日以內相當於該物最高價額的金額」。
古代羅馬，因最初民刑不分造成了對侵權糾紛採用刑事制裁的方式，隨著公元前451年《十二銅表法》的頒布，對於侵權糾紛的處斷方式開始向民、刑制裁並用過渡，《十二銅表法》首次提出了「私犯」的概念，即相對於公犯所指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之外的侵犯個人人身或財產的行為。然而《十二銅表法》仍有著原始社會的帶有復仇意味的報復性懲罰的遺跡，而《阿奎利亞法》的頒布標志著報復性懲罰開始向損害賠償過渡，罰金的性質和數額趨於理性化，對私犯包含刑事責任的制裁也開始逐漸的被純粹的民事責任所替代。《阿奎利亞法》在侵權法歷史上更是創造性的提出了「違法（iniuria）」性概念，首次明確規定了私犯責任的主觀標准，即過錯責任原則。

⑻ 誰能幫我解釋一下責任歸責原則！

違約責任，又稱為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所應承擔的採取補救措施、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民事責任。違約責任制度在合同法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合同當事人的意志之所以能夠產生法律拘束力是以違約責任制度的存在為前提的。正是因為有違約責任的強制性作為保障，當事人的合意才能夠象一把「法鎖」一樣拘束他們自己。①本文擬就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等問題作簡要的分析和論述。

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概述

違約責任中的歸責是指合同當事人因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債務的行為發生以後，應依何種根據使其承擔責任。此種根據具體體現了法律的價值判斷。例如，針對已經發生的行為，法律是以當事人的過錯，還是以已經發生的違約後果作為判斷標准，明確認定違約當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該種明確責任的過程，即責任的判斷過程，就是違約責任的歸責過程。在歸責過程中必須遵循的、正確認定責任的一定的法律原則，即是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因此，所謂歸責原則，乃是確定違約當事人的民事責任的法律原則。②各國立法對合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

合同法中的過錯責任原則，是指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約定的義務，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時，以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作為確定責任的要件和確定責任范圍的依據。過錯責任原則最初產生於羅馬法。公元前287年，羅馬平民會議通過了保民官阿奎利烏斯提交的一項法案，即《阿奎利亞法》。這部法典中，明確規定了過錯責任的內容，確定了「對偶然事件誰也不負責任」和「無過錯則不受處罰」等原則。此後，在《阿奎利亞法》規定的基礎上，通過法學家的學術解釋和裁判官的判例，羅馬法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備的主觀歸責體系。③大陸法系國家較多採用過錯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如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規定「債務人如無其他規定，應就其故意或過失的行為負責任」。

合同法中的嚴格責任原則，是指違約發生後，確定違約當事人的責任，不考慮當事人有無過錯，即不考慮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或過失，而是只考慮違約後果是否因當事人的行為造成的一種歸責原則，其特點在於不考慮違約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只要當事人的違約行為與違約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違約責任即告成立。嚴格責任原則多為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如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規定，「如果合同的履行義務已經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構成違約」。

實踐中，不同的歸責原則的確定，對違約責任制度的內容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直接決定著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根據過錯責任原則，當事人主觀上的過錯是違約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嚴格責任原則則一般不以當事人的主觀有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盡管在某些情形下過錯並不是在違約責任的歸責中絕對不能考慮的因素。

第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決定著舉證責任的負擔和內容。通常情況下，採用過錯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中，以違約當事人有過錯為責任要件，即所謂有過錯即有責任，無過錯即無責任。但在訴訟中，為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減輕其過錯舉證負擔，一般都採用過錯推定的方式，即不要求非違約方舉證證明違約方有過錯，而是在查明違約事實時，即推定違約方有過錯，使其承擔違約責任。同時，允許違約方就自己無過錯舉證，如果違約方能夠證明自己對於違約沒有過錯，即可獲得免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法中，由於不以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違約方則無必要證明自己沒有過錯。

如上所述，一般認為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分別採用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但是，實踐中，該兩類原則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並非是相互排斥的。隨著世界各國和地區經濟交往的日益密切，交易關系的日益多樣，造成違約發生的原因及違約所致的後果日益復雜，違約責任歸責原則已呈現從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以能夠更好地體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經濟秩序。

二、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歸責原則的有關規定

根據《合同法》第107條規定，即「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我國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有著一定的發展過程。

眾所周知，最早制定的《經濟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即「由於當事人一方的過錯，造成經濟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違約責任」。後來制定的《民法通則》、《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對此有所發展，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如《民法通則》第111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的，另一方有權要求履行或者採取補救措施，並有權要求賠償損失」，《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也都是這樣規定的。鑒於此，新《合同法》為統一立法和實踐的不同理解和做法明確規定違約責任的歸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理由如下：

第一，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違約責任的構成僅以當事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為要件，違約方免責的可能性在於證明有免責事由的存在。因此，在訴訟中，非違約方只須證明違約方未履行合同義務的事實，違約方如無證據證明有免責事由，則應依法承擔違約責任，由於不履行和免責事由均屬於客觀存在的事實，其存在與否的證明與判斷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因此可以方便裁判，有利於訴訟。

第二，嚴格責任原則之下，有違約行為就有違約責任，有利於促使當事人嚴肅對待合同，維護合同的嚴肅性，並防止在過錯責任原則下違約方尋求無過錯以逃脫責任的現象，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

第三，嚴格責任原則更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侵權行為和違約行為的發生有著顯著的區別。侵權責任一般發生在不存在直接聯系的當事人之間，法律上要求侵權行為人承擔責任就不應僅以損害發生為前提，在損害事實之外還應該另有理由，即可歸責性。過錯就是侵權責任的可歸責性，只有對造成的損害按照過錯責任原則追究責任，才不至於不適當限制人們的行為，從而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與侵權責任不同的是，違約責任是由合同義務轉化而來的，本質上是出於當事人雙方約定，這本身就使違約責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說服力。因此，合同責任理應嚴格。④

第四，符合國際上合同法發展的趨勢。英美法系國家一向以嚴格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如德國也從過錯責任向嚴格責任原則發展。《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對違約責任同樣採用嚴格責任原則，作為參加國，該公約已對我國生效。最近幾年公布的由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法學家共同參與擬訂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和《歐洲合同法原則》也都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因此，我國《合同法》採用嚴格責任原則，既與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接軌，也符合國際合同立法的要求。

應當注意的是，《合同法》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原則上適用嚴格責任，但在《合同法》的分則中對某些特殊的情況則規定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如《合同法》第189條、第191條、第222條、第265條、第303條、第320條、第374條、第394條、第406條關於贈與合同、租賃合同、承攬合同、運輸合同、保管合同、倉儲合同、委託合同等的規定。上述例外並未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我國《合同法》中的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我國《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已經形成了以嚴格責任原則為主，過錯責任原則為輔的多元化的科學歸責體系，既符合國際合立法的發展趨勢，也更好地適應了保護合同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立法目的。

⑼ 請問哪裡可以看到《阿奎利亞法》的內容

現在回答不知道會不會太晚了。請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