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侵權和維權的案例
本意是為了親身體驗夜上海的繁華璀璨，於是1992年7月的一天，正在上海拍戲的港星劉嘉玲夜逛南京路，沒想到這一逛竟逛出一樁引起轟動的官司來。一腳跨進原為永安公司現為華聯商廈的底層化妝品櫃台，劉嘉玲便看到了另一個自己。那是一幅小型廣告旗，旗中的「美人」肖像正是留著短發的劉嘉玲。再一看，不得了，化妝品專櫃中陳列的「雅麗絲」牌美容露、玉蘭油、摩絲等都使用了印有劉嘉玲頭像的彩色說明書，連作為「買一送一」贈品的香皂的彩色包裝上也印有「劉美人」。
「我從未與大陸任何公司簽訂過廣告或肖像使用協議，怎麼這家公司未經我同意就用我的肖像做商品廣告呢？」詫異之餘，劉嘉玲又來到了市百一店，結果她又發現了有自己的肖像的「雅麗絲」產品，產地是廣東汕頭。
找律師，無論如何也要通過法律來解決這樣的侵權行為。劉嘉玲當即下了決心。
是年月18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劉嘉玲肖像侵權案，引起全國新聞界的關注。除了個中的明星效應外，這起化妝品肖像侵權案也被法律界視為是「敲開了中國無形資產司法保護的大門」。
劉嘉玲起訴的被告有三個，即第一被告汕頭雅麗絲實業公司，第二被告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和第三被告上海市華聯商廈。本來要價1000萬，但法院在審理和判決這些案件時，賠償數額還未突破過萬元，最後索賠100萬，商業巨頭聯手「封殺」劉嘉玲，劉嘉玲與「兩店」和解撤訴，最終汕頭雅麗絲承認侵權，願意賠禮道歉，並願意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劉嘉玲得到10萬元。本案是調解結案。賠償的10萬元也被劉捐贈給了希望工程。
以營利為目的，未經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廣告、商標、裝飾商業場所等，屬於侵犯公民肖像權的行為
⑵ 侵權 案例分析
代理分委託代理、指定代理、法定代理等
甲應是代理中的委託代理
能起訴A，因為甲的行為是代表A公司的
⑶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案例分析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案例分析
案例一：基於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物流需求及對策[1]
一、產品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戰略目標
一種產品在從進入市場，到最後衰落退出市場的整個生命周期內，企業或者企業家針對自己的產品在各個階段會制定不同的戰略目標，在引入期以吸引顧客為主要目的，在成長期以佔領市場為目標，在成熟期為打造企業品牌，而在衰退期的戰略目的則是開發新產品。從銷售方面來講，在此目標的指引下，企業合理安排企業的人力和財力，為創造利潤形成有效的市場營銷策略。我們知道在以HI 為核心的營銷方式中，渠道的變化制約著企業物流需求模式選擇的變化，所以營銷方式的轉變，會改變企業的物流需求。此外，從供應角度來講，產品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戰略目標，對於供應商的選擇，企業采購決策、庫存管理等等也同樣產生的巨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從整個產品的供應鏈角度來看，產品不同生命周期的不同的戰略目標，需要不同的供應鏈戰略與其匹配，企業應當在此角度上以動態的眼光來選擇自己的物流運作模式。
二、產品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物流需求及對策
1.引入期
在產品的引入階段，新產品投入市場，此時顧客對產品還不了解，除了少數追求新奇的顧客外，幾乎沒有人實際購買該產品，產品的邊際利潤較高、潛在需求不確定性卻很大。企業的戰略目標在這個時候主要集中在「吸引顧客」階段，企業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終端的促銷上，廣告投入非常大。而在物流需求方面，既然引入新產品的最初目標是要在市場獲得立足之處，那麼能滿足顧客隨時可以獲得存貨就顯得至關重要。而且顧客購買體現出小批量，高頻率，交貨的及時性，一旦出現缺貨，就有可能抵消營銷戰略所取得的成果。因此在這一階段，物流模式選擇需要有高度的產品可得性和靈活性，在制訂新產品的物流支持計劃時，必須考慮廠商應具有迅速而准確地提供產品補給的能力。
此外，由於是市場開發階段，對於市場的實際需求很難做到准確的預測，所以針對顧客小批量並且不穩定的購買，企業如果保持大量的庫存和存貨是致命的，因此在新產品引入階段，如何權衡充分滿足顧客需要又迴避高代價的物流支持是管理者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剛投入市場時，零售商可能在提供銷售補貼的情況下才同意儲備新產品，訂貨頻率不穩定，缺貨將大大抵消促銷努力，產品未被市場認同而夭折的比例較高。此時在設計供應鏈時，原材料、零部件應小批量采購，盡量減少企業自身的庫存，但同時又要和供應商保持信息共享，能快速及時的發貨。而對於企業生產物流而言，同樣要在減少產成品庫存的基礎上，能夠即使按照訂單柔性生產。在銷售物流方面，完善分銷渠道，簡化「生產商——經銷商——零售商」這一傳統的渠道模式，因為中間環節越多，送貨周期越長，交貨即使性越差，並且對於小批量貨物的分銷，很難形成規模效應，中間環節越多，物流成本越大。
2.成長期
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成長階段，產品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市場認可，並且需求預測較為准確。企業在這一階段的戰略任務是搶占市場，擴大市場佔有率，當然這一時期也需要開始收回企業當初投入在引入期的的成本費用。物流活動的重點已從不惜任何代價提供所需服務，變為更趨平衡的服務與成本績效。此時，企業的關鍵是要盡可能實現收支平衡的銷售量，然後擴大其市場覆蓋面。
在成長階段，市場營銷面臨的挑戰是要按需求增長的速度進行銷售。處於這種成長周期的企業為了滿足企業供應鏈管理戰略和競爭戰略的匹配，開始改變原來的柔性化供應鏈設計，開始轉向贏利性的供應鏈，最大程度上追求規模效應，降低成本。企業在這個階段具有最大的機會去設計物流作業以獲取利潤，物流活動開始真正成為企業的「第三利潤源」。
針對這一階段的物流需求的對策如下：
（1）較大批量地采購原料與發貨。因為在成長階段最大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佔領市場份額，擴大產品知名度。故為了滿足顧客需求及節約相應成本，我們可以大批量采購及發貨，產生規模效應，創造更大的銷售增長點，這樣也可給新進來的競爭者以壓力，以此來鞏固企業本身的市場地位。
（2）建立廣泛、密集的分銷的物流體系。在成長階段，企業為擴大市場佔有率和鞏固市場地位，會建立廣泛且密集的產品分銷網路，而這一網路的建設離不開強大的物流網路支持。這一階段的物流決策在於選擇合適的經銷商穩定自己銷售網路，建立與分銷商的供應鏈夥伴關系，讓分銷商及時反饋顧客的需求信息，以便改進產品的存在的問題。
（3）改變供應鏈設計，讓物流創造「利潤」。銷售量的上升引起的大批量采購、大批量發貨、都使得企業的物流系統得到充分利用，運輸、流通加工、裝卸搬運等物流功能的勞動生產率和設備利用率也得到很大的提高，改變供應鏈設計，合理安排物流運作，讓企業的供應鏈成為真正的「價值鏈」。
3.成熟期
經過成長期之後，隨著購買產品的人數增多，市場需求趨於飽和，產品便進入了成熟期階段，產品邊際利潤降低，潛在需求不確定性變小。在這一時期，企業的戰略目標是營造品牌，以產品品牌延長產品生命周期。飽和成熟階段具有激烈競爭的特點，因為某種產品的成功，往往會引來各種替代的競爭，作為響應，調整價格和服務就成為企業的一種標準的戰略措施。面對激烈的競爭和較低的邊際收益，企業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就必須提高顧客忠誠度，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物流部門來完成，提高物流服務水平成了這一時期物流需求的核心。一般來說，企業在這個階段的物流決策有以下兩種：（1）成立大型配送中心，覆蓋所有的銷售網路，完善現代增值物流服務。由於在這一階段需求穩定，每個銷售網點的需求量和配送中心的發貨量都是可以控制的，需要多少、缺貨多少也能得到及時得反饋。由於在成長期企業已經建立了廣闊得銷售渠道，所以在這一階段得配送線路方案相當於已經明確，企業需要重點考慮的是配送中心的選址和配送方式的選擇。一般情況下，在產品的成熟飽和期，由於顧客對產品價格比較敏感，企業在營銷角度都會通過降價來擴大銷售，這樣產品的邊際收益大大降低，所以再做直達終端的配送方案成本過高。從而，除大型的核心客戶以外，企業的配送終點一般截至到批發商和零售商的倉庫，讓顧客自己前來取貨的方式。而對於配送中心的選址則取決於各個網點的需求量。
（2）物流外包，利用第三方物流公司來降低物流成本，同時又提高增值服務。對於第一種對策而言，成立大型自動化的配送中心，要求企業在物流信息系統、裝卸搬運、車輛運輸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對於中小型企業而言，這是一件難以實現的事情。此外，由於在這一階段企業的目標是打造品牌，也就是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樣物流服務的改善是為了提升企業競爭力，而不是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樣，企業應當分清主次，將這一階段的物流需求交由第三方物流公司來完成。這樣不但能降低物流成本，而且還可以享有專門的物流公司提供的專業化服務。
4.衰退期
隨著科技的發展、新產品和替代品的出現以及消費習慣的改變等原因，產品的銷售量和利潤持續下降，產品從而進入了衰退期。產品的需求量和銷售量迅速下降，同時市場上出現替代品和新產品，使顧客的消費習慣發生改變。此時成本較高的企業就會由於無利可圖而陸續停止生產，該類產品的生命周期也就陸續結束，以至最後完全撤出市場。當一種產品行將消亡時，企業的管理部門所面臨的抉擇是要在放棄出售產品或繼續配送等可選方案之間進行平衡。於是，一方面，企業的物流活動必須被定位於繼續維持相應的遞送業務；另一方面，當產品萬一被剔除時又不至於冒過多的風險。此時作為企業的目標，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比起最大限度地減少物流活動成本顯得更為重要。
企業在這一階段的戰略目標是開發新產品，對於$%& 的投入較多，對於原有產品的物流投入減少到零，企業不再需要大量采購原材料和零部件，甚至只需要把積壓的庫存處理掉。即使偶爾會有顧客需求購買，對於衰退期這種低需求量並且響應時間不高的物流需求來說，保持較高的安全庫存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採用按定單生產才是最適合的。所以，合適的物流需求對策是』產品存儲在製造商處，利用直接發貨或在途合並遞送到顧客處。
綜上所述，產品生命周期雖然多是用來描述企業的市場營銷策略，但它為基本的物流戰略展示了隨時根據服務需求進行調整的范圍。對於物流活動來說，與市場營銷組合的其他要素一樣，在戰略上需要根據市場競爭狀況進行適當的調整。物流活動所支持的服務層次和性質會隨生命周期而變化。一般說來，新產品在引入階段需要高水準的物流活動和靈活性，以適應物流量計劃的迅速變化；在生命周期的成長階段和飽和成熟階段中，重點就會轉移到服務與成本的合理化上；而在衰退階段，廠商則需要對物流活動進行定位，使風險處於最低限度。
案例二:基於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音樂文化產業發展研究[2]
數字音樂免費下載、侵權下載影響音樂產業持續發展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有研究認為這種現象將嚴重打擊生產創作者的積極性，從而影響高質量音樂產品的持續生產。從事傳統唱片生產的業界人士更是憂心忡忡，有的甚至在產業重大技術變革面前感到一籌莫展。
一、基於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音樂產品類型
音樂產品的形式有唱片、歌曲、樂曲、演員、演出等，但從人們的欣賞、消費習慣來看，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歌手是音樂產品最重要的一種形式，音樂產品即主要指演員，在具體問題中也討論歌曲、唱片和演出。有研究者認為，音樂產品潮流或者說生產方式可以分為原創潮流、網路潮流、選秀潮流三種，在綜合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生產特點提出企業經紀型、網路流行型、選秀潮流型和公共文化事業型四種音樂產品類型。
企業經紀型是指由經紀公司或唱片公司經過一定的市場投入培養、推廣出來的演員；網路流行型指的是通過在網上免費下載、試聽音樂，再通過歌曲流傳帶動演唱者知名度提高的演藝歌手；選秀潮流型是指在電視選秀節目中迅速走紅的歌手。在中國音樂生活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類型，那就是公共文化事業潮流，即由公共事業體制培養，為公共文化事業服務的演員。
產品生命周期就是產品從進入市場到退出市場所經歷的市場生命循環過程，進入和退出市場標志著周期的開始和結束。產品生命周期可以劃分為導人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四個階段。導入期是指新產品剛剛進入市場的試銷時期，是銷量緩慢增長的時期；成長期是產品被市場迅速接受和利潤大量增加的時期；成熟期是產品已被大多數的潛在購買者所接受，銷量減慢的時期，競爭的日趨激烈導致利潤日趨穩定甚至下降；衰退期指銷售下降的趨勢增強以及利潤不斷下降的時期(見下圖)。嚴格地說，產品投入市場之前的開發期也是生產者必須考慮的重要階段，對於文化創意產品來說，開發階段的企劃對產品的成功與否尤其重要。
Image:產品生命周期曲線圖.
產品生命周期概念最初是用來分析批量生產的工業產品，並不適合分析藝術創作。但是當音樂的工業生產特徵越來越明顯、市場化運作越來越重要的時候，這個概念的運用便對音樂產品的投入、生產、營銷策略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對於歌手這種特殊的音樂產品來說，開發期是進行歌手風格內容定位、作品創作、音樂製作、形象包裝設計的過程；導入期指歌手開始媒體亮相、網路打榜、小規模演出、單曲試發行；成長期指加速媒體宣傳、市場發布、唱片發行銷售及開演唱會等工作的過程；成熟期是唱片發行銷售和開演唱會產生市場價值的主要時期；衰退期中歌手或逐漸淡出市場，或推陳出新，甚至全面轉型以吸引聽眾、觀眾。不同類型的音樂產品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特點，以下逐一進行分析。
二、各類型音樂產品的藝術特點和生產特點
(一)企業經紀型
在唱片公司主導音樂市場的生產模式中，歌手一般會和經紀公司或唱片公司合作，由這些實力比較雄厚的企業進行策劃、包裝、推廣，才能在市場上贏得一定的影響力和市場份額。這一類型的歌手一般都有比較好的音樂素養，或某一方面獨特的音樂才能、特點，創作出來的音樂作品一般都有較高的專業藝術水準，從而有市場推廣和持續發展、經營的潛力。
在音樂市場活躍繁榮、競爭激烈，文化娛樂產品交叉競爭的背景下，作為音樂產品的歌手、歌曲要贏得市場認同，其本身音樂水準、特點固然重要，但在產品導人期和成長期里，持續的市場投入，多渠道、多形式的持續宣傳十分重要，僅靠歌手自身的力量遠不足以完成從好作品到好產品的飛躍。精良的配器、錄音、母帶處理，精美的印刷包裝，精心的媒體宣傳策劃，成熟的唱片發行渠道，都需要經紀企業的大力投入才有可能完成。開大型演唱會更是涉及演出審批申報、場地租賃、安全保障、舞美設計施工、票務推廣銷售、樂隊排練演出、演出現場接待調度等一系列工作，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如果沒有經紀企業的支持，許多歌手參加一次大型比賽的各種費用都難以承擔。因此，在投入較大、回報較小的導入期、成長期，一般只有企業經紀代理的歌手才有可能進入藝術市場的成熟期，獲得較為可觀的市場業績。
為了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經紀企業一般都要精心企劃，包括市場分析、藝人定位、造型設計等，這種尚無回報的開發階段工作為產品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藝術水準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機制。經紀公司雖然也存在一定的迎合市場需求的傾向，但是優秀的音樂製作人、優秀的音樂製作公司都會有自己的藝術追求和藝術風格，能夠在引領市場風尚中推動藝術創作。
聽眾的審美趣味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當一個歌手的風格不再適應市場需求的時候，成功的轉型策劃會使產品生命周期的衰退階段轉化為蛻變階段，從而延長藝人的藝術生命。
(二)網路流行型
網路傳唱、流行的歌曲的最大特點是通俗易懂、適合廣大的網民娛樂欣賞口味，免費試聽、下載的數字傳播方式，使得網上歌曲尤其是普通的尚未成名的歌手幾乎沒有什麼收益，下載率、點擊率是這類歌曲最主要的目的。「通俗文化」當然不等同於「低俗文化」，但為了迎合大多數人而創作、製作的歌曲與專業公司經過周密策劃、精心打造的音樂相比，總體來說藝術價值要低，配器、錄音等需要資金投入支持的技術指標更是如此。
絕大多數這類音樂產品在導入期就難以進一步發展，沒有收益，個人也難有持續的投入。進入不了成熟期甚至進入不了成長期，作為自我投資的歌手往往難以在音樂產業中持續發展。網路更多的是藝人以及業余愛好者的音樂趣味展示平台，也為小眾化的音樂聽眾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只有極少數網路歌曲、網路歌手能獲得一定的規模影響，進入專業合作平台獲得發展。
(三)選秀潮流型
2005年電視台的音樂選秀節目出乎意料的火爆，這為音樂產業提供了一個新的類型，為歌手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音樂原創性差、專業水準參差不齊是這類音樂產品的主要特點。總體來說，音樂只是參加選秀的歌手獲得成功的一部分因素，藝術性也只是選秀音樂的一部分要素。歌手的性格氣質、與評委觀眾的互動乃至與媒體的合作關系等非音樂元素卻非常重要。
這類歌手只有極少數能進入成長期和成熟期，並且即便進入了成熟期，也很快進入衰退期。選秀活動調動了大量的專業，尤其是非專業愛好者的參與，與其說這是音樂活動，不如說是娛樂活動、媒體活動，對音樂水準的提高作用不大，但它是音樂產業發展的一種力量，和其他媒體傳播一起構成音樂產品走向市場的一個環節。
(四)公共文化事業型
公共文化事業型音樂產品在中國音樂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新中國成立以來專業音樂團體、院校一直是中國音樂文化的主要生產者，公共事業體制培養以公共文化事業服務為主的演員，音樂同其他文化產品一樣承擔著國家意識形態宣傳的功能。這一體制內同時生產傳播民族文化、體現音樂專業文化的產品。當國家意志、民族精神和藝術家認識有機融合時，該體制將培養出一大批優秀藝術家、創作一大批優秀的藝術作品。
一般來說，這類演員和音樂生產的周期都比較長。
從導入期來看，國家培養一個優秀演員往往要花很長時間，作為特殊人才，其往往在少年時期就進入專業團體或院校，在系統嚴格的訓練中，在國家給予的演出機會中，逐漸成長，直至成熟。因為體制資源力量大、市場需求大，生產出的音樂產品不僅數量多，且不乏質量高者。
自古音樂就承擔著一定的公共文化事業功能。「樂」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樂」具有教化民眾、陶冶民風的作用，這是音樂在古代公共文化功能的體現。現代音樂亦是公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公共文化體制傳統悠久的歐洲，還是商業體制發達的北美都是如此。
政府不但投資高雅藝術或者國立文化機構，還投資為本地年輕音樂家修建排演場地，創造公共價值。這些公共空間是年輕音樂家互相影響、交流創作思想的免費排練所。美國一些大學和社區也設有藝術家中心，以很低的費用向藝術家開放，為藝術家交流、創作提供場所。
數字音樂、網路音樂的盛行，表面上為所有的音樂創作者提供了無限的機會，為音樂生產帶來了無限的機會。但是在音樂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相關文化娛樂替代產品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多數音樂產品將無法走出產品生命周期的導人期而進入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經紀是市場經濟比較成熟時的音樂發展模式，數字音樂時代亦如此。盡量縮短產品導入期，加快成長期的發展步伐，延長成熟期的市場運作，是經紀企業的最優戰略。音樂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於現場表演的真實生動，市場收益的潛力很大一部分也在於此，在唱片市場受免費數字下載沖擊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企業經紀型音樂產品、公共文化事業型音樂產品持續發展能力強，在國家文化產業規劃已經出台，支持力度將進一步加大的背景下，善於市場企劃運作的音樂生產者將在為聽眾帶來更多藝術享受的同時，為自身帶來更大的產業發展機遇。
從國家產業政策的角度來看，應加強市場建設，減少對民營音樂企業的准入政策限制，增加國際范圍內合理的音樂交流，增加對各種體制下藝術家的基本支持，扶持更多音樂產品從開發期進入市場導入期。
尚未成熟、市場風險承受力比較弱的產品在導入期，尤其需要國家在排練、交流、演出場地以及扶持基金上的支持，以減少對藝術作品發布的各種限制，從而推動更多歌手盡快進入成長期。
在成長期、成熟期，產品及其所屬企業進入市場回報階段，國家應該加強打擊音樂盜版的力度，維護音樂生產者的合法利益，利益得到保障才有可能促使其生產更多更好的音樂產品，進入良性循環發展的軌道。另外，加強音樂素質教育，提高全民音樂藝術修養，培養音樂藝術消費群體，也是國家推動音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環節和有效途徑。產業的發展畢竟不是一個完全自然演化的過程，在國家大力推行產業轉型時期政策的導向作用尤為重要。
⑷ 侵權責任法案例分析
1，緊急抄避險，不承擔民事責任。
2，教唆侵權行為，連帶責任。《侵權責任法》第九條。或者《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148條
3，由胡某和王某共同承擔。理由同上。
4，友胡某承擔，理由同上。
5，胡某和王某承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129條
同學 還來得及吧
⑸ 求外觀專利侵權案例，帶圖的，帶分析的！
您好！我給您講一個關於外觀專利侵權的案例（選自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姜穎女士講述的案例。）
北京李先生加州牛肉麵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李先生公司），成立於1996年，主營牛肉麵生意。自2008年開始，陸續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交了幾項餐具產品的外觀設計專利。2009年9月，李先生公司偶然發現北京志瑞祥美國加州牛肉麵餐飲連鎖有限公司（志瑞祥公司）也做著牛肉麵生意，並且在經營場所，也使用著和李先生公司專利一樣的餐具。於是李先生公司以侵犯外觀設計專利權將志瑞祥公司告上了法庭。
由於案件起源就是這些餐具，那麼先分析一下李先生公司為什麼會獲得外觀專利權呢？
對於外觀設計專利而言，並不要求具有多麼高深的技術，或是解決多麼大的技術難題，只要對工業產品做出的富有美感的新穎設計就可以。但是這種工業設計必須要不同於之前已經存在的設計，這種不同不僅僅指不相同，而是不同之處要有足夠的區分度，使得我們乍一看就能將兩者區別開來。
李先生的餐具，明顯不同於我們日常接觸的餐具，他們或是設計了獨特的部位，或是獨特的設計形狀，不僅使它們與日常餐具區分開來，也豐富了我們的視野和生活，應該得到法律的鼓勵與保護。
而對比李先生公司和志瑞祥公司的餐具，從對比中發現，無論形狀，還是大小，無論款式還是顏色，無論是正面還是背面，都區別不大，幾乎是完全一樣。雖然局部細微有差別，但不會影響盤子的整理的視覺效果，對於消費者而言說，不會僅僅是乍一看就能區分兩者的不同。
志瑞祥公司在接到訴狀之後表示，自己所使用的餐具並不是自己仿造生產的，也不是刻意定製與之相似的餐具，而是在福建的某供銷商處購買的，並拿出了一份《購銷合同》的復印件，以證明自己是通過合法渠道購買而來。 同時進一步提出，即使兩家餐具構成近似，自己也是無心之失，所謂不知者無罪，不應該賠償經濟損失和承擔侵權責任。 同時進一步提出，即使兩家餐具構成近似，自己也是無心之失，不應該賠償經濟損失和侵權責任。
我國專利制度對被告是否知道原告專利，採取的是推斷原則，換言之，只要侵權產品進入了專利保護范圍，就推定被告是知道或應該知道原告的，實際上是不是知道在所不問，這就是專利制度的特殊之處。專利申請一旦提出之後，就被要求向社會公開，廣而告知，任何人都有可能或有渠道知道包括專利方案，設計圖片等專利的具體情況。專利權人只有公開技術，才能換來法律上10年或者20年的專有保護。專利許可權一過，大家就可以自由使用。但對專利信息的公開不是無償奉獻，所以任何人都有責任避免對他人專利造成損害，否則就會承擔法律責任。所以不知者無罪不能適用於這項專利制度。
專利法第十一條規定了，「外觀設計專利權被授予後，任何單位或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既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產品。」 換言之，外觀設計專利並不禁止他人使用外觀設計專利，是允許使用的。
而志瑞祥公司的情況，是用於生產經營，雖然非屬製造和進口，但事實上，志瑞祥公司以加盟費的名義將餐具打包在硬體設備費用中，連同其他硬體設備提供給加盟商，視為銷售餐具的行為；而在當年製作的網站背景上，展示了各種餐具襯托下的菜品，目的就是為了吸引加盟，並從中收取加盟費，所以網頁展示的行為構成了許諾銷售。
但即便是這樣，志瑞祥公司也不並一定要賠償李先生公司的經濟損失。因為根據專利法第七十條規定，「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銷售不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製作並售出的專利侵權產品，能證明該產品合法來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志瑞祥公司認為，提供的《購銷合同》復印件，可以證明自己通過正規渠道購買而來，自己不需要承擔經濟賠償。如果追究責任，也是追究福建的供銷商的責任。
法官審理認為：該《購銷合同》存在三大致命傷。
第一，缺乏原件，能被法院認可的證據必須滿足真實性的要求，所以所有提供的書面證據材料必須都是原件，而復印件是容易修改和偽造的，法院自然難以憑復印件認定其真實性；
第二、時間錯位，也就是簽訂購銷合同時，公司甚至都還沒有成立，那麼合同上怎麼能出現公司的公章呢？
第三、履行無據，合同目的在於履行，商業化活動中能夠證明合同得到履行的證據就是往來發票和收據，然而志瑞祥公司同樣沒有提交合同得到履行的證明憑證。
法院判定：
綜合考慮上述三大因素，法院沒有支持志瑞祥公司對餐具具有合法來源的主張，認定志瑞祥公司的行為構成對李先生公司的外觀設計專利的侵犯，判決志瑞祥公司停止侵權行為，並在綜合考慮餐具的實際價值，志瑞祥公司持續銷售侵權餐具的時間，由此可能給李先生公司造成的經濟損失等因素以後，判決志瑞祥公司賠償李先生公司經濟損失22000元。
以上，希望對您有幫助！請採納！
⑹ 急求今年來關於產品外觀侵權案例
侵權商品的銷售者只要能夠證明自己是「善意」即不承擔賠償責任。即要證明不知情，且為合法取得。
⑺ 侵權責任法案例分析題目
酒店對賓客負擔安全保障義務,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本案中,酒店保安不制止,對甲的損專害構成間接侵權屬,應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具體先由乙對甲進行賠償,若甲無法賠償或沒有完全賠償能力,酒店就應在它未盡的義務范圍內對甲進行賠償。
⑻ 侵權案例分析
1） 劉某訴王某，基於勞務關系，可依據侵權責任法提起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內糾紛之訴。
2） 劉某訴張某，基於侵容權。
3） 張某與王某的關系，如果屬於承攬關系，那麼最終的賠償可能轉嫁給張某，如果屬於勞務關系，可能最終的賠償轉嫁給王某。
4） 張某與王某之間的帳如何算，是難點，可能連帶，可能需要二次訴訟，具體要看站在誰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
⑼ 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例，
我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了侵犯知識產權專罪。第二百二十條屬規定：「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即「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要承擔刑事責任，如果法定代表人並不知情的話，並不用承擔責任。股東就更不用了，因為股東與其投資的公司是兩個獨立的主體。當然，如果該股東參與公司日常經營管理並對該侵犯知識產權行為負有責任，則也會受到刑事處罰。
除了承擔刑事責任外，侵犯知識產權的單位還要承擔賠償受害人損失的民事責任。
⑽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