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侵權精神損害賠償

① 怎樣確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精神損害賠償要注

一、怎樣確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
現代社會人們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但是對於法律具體條款的理解和運用，大多數人還存在一些誤解。有些當事人即使僅受了一點輕微傷，也認為自己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傷害，而且精神上的傷害是無法用數額來限定的，所以，很多當事人都認為不論自己要求多少精神損害撫慰金都不為過。但實際上，法院在審判時，對精神損害的賠償金額會根據以下幾個因素來考慮：
第一，以一般人的角度來說，這個數額能否補償受害人或其近親屬所受的精神損害，能否起到撫慰的作用。
第二，要看這個數額對於加害人來說能否直到制裁的作用，使其避免下次再犯。
第三，要看這個數額能否對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下的人有一般的警示作用。所以說，即使是最相類似的案件，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也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司法實踐中，各地對精神損害一般都會有一個最高限額，如果有，當事人應當參照這一限額並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提出具體的索賠數額。如果當事人一味要求超高的精神損害賠償金，最終只會給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二、精神損害賠償要注意什麼
（一）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及繼受問題
死亡賠償金性質為精神損害撫慰金。那麼它是對死者還是對繼受人的呢？以汽車肇事人是否對受害人本人為標准，可分為直接損害和反射的損害，如受害人因車禍死亡，其父母所遭受的損害就是反射的損害。在精神損害賠償場合，遭受反射損害的受害人，本身就是蒙受精神痛苦之人，其作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所請求賠償的通常是自己所遭受的精神損害，因此精神損害無直接損害與間接損害之分。由此而論交通事故死亡賠償金是直接對受害人親屬的，並非因受害人死亡而繼受死亡賠償金。換言之交通事故死亡賠償金不存在繼受問題。
（二）植物人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從傷情等級劃分來看，植物人是最重的一種。精神損害賠償系對精神痛苦的撫慰性、填補性，精神賠償對痛苦沒有感知的植物人似乎不和邏輯。曾世雄、王家福先生對此曾有論述，認為意識能力雖為主觀標准，但其著重者乃某一事實在法律上利害關系之判斷，即某一事實發生或不發生，在法律上權利義務關系會發生如何變化之判斷，與痛苦之感受，屬於身體機能之直接反應，截然兩事。不可否認，對痛苦無感受能力之人予以撫慰金救濟如同精神損害以金錢為賠償方法一樣，邏輯上並不妥當，但法律的生命是經驗，而非邏輯，對於正義的追求並不必然遵循嚴密的邏輯法則。我們就不能以受害人無法感受痛苦而否定其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我們更不能拘泥於某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忘記侵權行為法制裁不法行為和補救無辜受害人的職責，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使命。
（三）以責論處與精神損害賠償
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7條規定：公安機關在查明事故原因後，應當根據當事人的違章行為與交通事故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違章行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認定當事人的交通事故責任。

② 環境侵權是否有精神損害賠償

精神損害賠償和侵權的行為形式或類型並沒有直接的關系。
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版條，侵害權了人身權益，造成精神損害，就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環境污染也是可以造成人身損害，如，某化工廠排放了工業廢氣，被某歌唱家在練歌時吸入而使得肺部和喉嚨受到嚴重損害，從此以後不能再唱歌，精神受到極大傷害，也是能夠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

③ 環境侵權救濟方式有哪些

您好！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自行協商、和解
自行協商就是當環境侵權行為發生後，侵權人和受害人本著公平、妥善解決環境糾紛的精神，為避免問題擴大，而雙方達成一致意見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自行協商比較適用於小型環境侵權案件，因為這些案件的嚴重性並沒有太大必要走仲裁、訴訟道路，當可以私下了結時，自行協商能提高效率，因此，自行協商是一種較為常見的解決環境侵權的方式。但其也有不足。自行協商當一方或雙方不合作時就無法實施；當一方法律知識欠缺時，可能會導致協商結果不公平而不利的一方本身不知情，不利於維護自身權益等。
但總的來說，自行協商是一種能提高效率的侵權救濟方式，我國認為能協商解決的問題一般盡量協商解決。
（二）調解
調解是指當事人雙方發生糾紛時，請沒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居中調和，達成解決矛盾的協議並自覺執行的糾紛解決方式。調解可分為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人民調解、仲裁調解等。此處所講的調解主要是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是行政機關居中調解，同樣要遵守自願公正的原則，其調解結果不具有強制力，當事人不服其調解結果可向法院訴訟；而司法調解是人民法院居中進行調節，其調解結果具有強制力，當一方不履行時另一方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三）仲裁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根據事先後事後達成的仲裁協議，將民事爭議提交雙方選定的仲裁機構進行裁決，解決糾紛。仲裁具有自願性、自主性、靈活性、專業性等特徵。但我國目前在環境領域方面的仲裁很少：
前除海事糾紛外，既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法規，也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機構。從實踐中看，我國各地成立的仲裁委員會也為把國內環境糾紛列入仲裁受理事項。這是我國需要繼續改進和加強的地方。
（四）訴訟
訴訟是最強力的環境侵權救濟途徑。環境侵權案件一般適用無過錯原則，即當受害人受到環境侵權時，無論行為人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訴訟具有極強的強制力，是公民維護自身環境權利、進行環境侵權救濟的最有效措施。但由於現如今公民的環境法律知識較為薄弱，環境侵權維權意識不足，除重大環境傷害案件外，公民很少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對簿公堂。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④ 環境侵權能否適用懲罰性賠償

我國《侵權責任法》只在產品責任中引入了懲罰性賠償，且回並非全部的產品責任都答適用懲罰性賠償，而是只有滿足以下條件才能主張懲罰性賠償：第一，生產者或者銷售者主觀上具有故意，即明知是缺陷產品仍然生產或者銷售;第二，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事實，即造成了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造成除此之外的其他損害後果的情形不能主張懲罰性賠償;第三，因果關系成立，被侵權人的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是侵權人生產或者銷售的缺陷產品造成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兩點：第一，生產者和銷售者之間的懲罰性賠償責任既非共同責任也非連帶責任，而系相互獨立的各自責任;第二，懲罰性賠償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過錯為前提，適用過錯責任歸責原則。因此，如果受害人不能證明生產者或者銷售者存在明知情形，則不能主張懲罰性賠償，或者僅證明了生產者存在明知，則只可以請求生產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⑤ 污染環境侵權的責任如何劃分

相關的概念

同一般侵權一樣，在環境侵權損害中，只有污染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致害人才應對其行為承擔民事責任。但另一方面，在環境侵權損害賠償中，由於環境侵權的特殊性，多因一果的情況普遍存在，不僅因果關系的認定極為復雜，而且客觀上還存在諸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具體表現在：1、環境侵權不同於一般侵權，其污染行為往往是通過環境即以環境為媒介而作用於人或物，致害過程具有間接性，其因果關系通常不會立即顯現出來;2、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有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其損害結果的產生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加之很多污染還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因果關系的判斷極為困難。3、由於認識能力和科學技術水平的制約，人們對各種污染物在環境中遷移、擴散、轉化的規律以及致害機理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尚不能很快作出科學說明。

在一般侵權責任中，受害人負有證明其所受損害與加害人行為間具有因果關系的義務。然而在環境污染侵權中，正是環境污染侵權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和證明的困難性，如果堅持這一證明分配原則，在大多數情況下，受害人難以獲得賠償。這與人們對工業事故損害賠償的總原則和法感情是不相吻合的。一種常見的緩解方法是採用推定因果關系規則，即在污染環境侵權責任中，只要證明企業已經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造成財產損害的物質，而公眾的人身或財產已在排污後或正在受到損害，就可以推定這種危害是由該排污行為所致[21].在推定因果關系中，所採取的確定損害與原因的具體標准即是相當因果關系，即在污染環境公害案件中，如果在損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蓋然性聯系，則應解釋為在法律上存在著因果關系[22].

推定因果關系規則實質上並未根本解決受害人的證明責任和證明的困難問題。在環境污染侵權中，應當改變的是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這方面做出了極為顯著的貢獻，順應了我們所處時代的公平正義理念，彌補了我國環境侵權法領域的一項重大缺陷，解決了環境侵權損害賠償因果關系認定所面臨的困難。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3)項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這是我國最高審判機關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作出的關於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中適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的具體規定。根據這一規定，如果加害人能夠證明其污染行為與被害人所受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加害人則不承擔民事責任，否則即推定加害人的行為與被害人所受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因而應承擔環境侵權的民事責任。該項司法解釋已根本性地改變了因果關系在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構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考慮到證明一項不存在事情的高度困難性，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在該領域中因果關系理論上的認識似已與前述法規目的說接近。

注意的事項

在我國環境侵權損害賠償中，因果關系推定與由加害人承擔舉證責任(即人們常謂之舉證責任倒置)並不一致。兩者之目的雖然都是為了維護受人之利益，但手段不同，最終效果也各異。就因果關系推定而言，並未改變受害人承擔舉證責任的地位，所改變者僅是證明的程度或法律所採的因果關系學說。改變對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從而根本性地免除了受害人的證明義務，因而屬全面徹底之解決辦法。此舉雖加重了排污企業的負擔，但是在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訴訟中，由於環境污染損害涉及到許多科學技術、生產工藝和損害機理等問題，通常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手段才能取得有關證據，而環境污染損害的受害人往往又是普通公民，由於基於本人文化知識和技術手段的限制，要證明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在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訴訟中仍堅持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無法認定，受害人的民事權益也將無法得到保護。正是基於上述原因，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才規定由環境侵權的加害人即被告承擔，這完全符合我國環境保護法律之目的和現代民法所追求的實質正義理念。

⑥ 哪種網路侵權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怎麼認定

您好，《最高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的解釋規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二)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三)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
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具有人格象徵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因侵權行為而永久性滅失或者毀損，物品所有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如何認定：網路侵權是指在網路環境下所發生的侵權行為。所謂網路是指將地理位置不同，並具有獨立功能的多個計算機系統通過通信設備和線路連接起來以功能完善的網路軟體及網路操作系統等，實現網路中資源共享的系統。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⑦ 《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與評算》具體內容是什麼

內容提要

本書是在認真解讀《精神賠償解釋》基本價值取向和明確「說法」的基礎上，借鑒主要典型國家和地區對精神損害賠償制 度的立法和實務經驗，集中就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和評算問題，進行一番考察和研究。貼切地說，本書是對《精神賠償解釋》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進一步「說法」，在學術上對不斷發展的精神損害賠償理論的深層探索。
現將本書的主要內容簡介如下：
第一章《精神損害賠償數額評定與中國現行法律的實踐》，主要概述現行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確立和成因，剖析其法哲理基礎和社會功能。指出對中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法律適用不一致認識的原因和重新解讀的必要，比較詳細地解析了精神損害賠償法律關系，為精神賠償數額評定奠定了法律基礎。本章側重對十幾年來我國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確定與評算問題進行較為系統的綜述，這些內容是提摯本書的「綱」，為其他章節展示「綱舉而目張」。
第二章《對中外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確定與評算之考察》，主要考察世界兩大法系和前東歐等一些國家對精神損害賠償數額評定的歷史和現狀，企圖尋找其中能為我國借鑒和吸收的經驗和方法。
第三章《精神損害賠償數額范圍確定論》，從法律規定、侵害客體和精神利益損害等不同角度來確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不同范圍，提出了作者對精神損害賠償范圍的看法，肯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精神賠償解釋》對人格權的司法保護上的發展，界定了現有中國精神損害賠償范圍可確定為「人格權說」或「人格利益說」。
第四章《確定與評算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原則論》，首先陳述了中國各界在賠償原則探究上的概況和發展，接著分析了「子百家」在原則確定上的爭議及原因，然後借鑒國內外研究的有益成果，篩選了評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適用原則。
第五章《確定與評算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方法論》，從介紹涉及評定賠償數額的法學方法論人手，詳細地分析了國內外各界提出的不同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評定方法，最後集中對如何正確運用評定方法進行再探究。
第六章《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確定與評算主觀和客觀因素》，其涉及到精神損害賠償數額評定標準的最主要問題，如何從眾多紛法的各種因素中，分析出哪些屬於主觀因素，哪些屬於客觀因素，哪些屬於評定精神賠償數額的主要因素（必要因素），哪些屬於次要因素（酌定因素）。作者結合《精神賠償解釋》第十條規定中的「六個因素」，進行綜合歸類分析，結合實例，提出主觀、客觀因素范圍，著重歸納出主次因素，闡明兩者如何結合在評定賠償數額實務操作中發揮各自的應有作用。
第七章《精神損害賠償確定與評算的類型化和標准化》，作者指出在損害賠償（包括精神損害賠償）類型化和標准化問題上的司法淵源，特別是《精神賠償解釋》中有關規定體現了精神損害賠償數額評定的類型化和標准化。從整體和可操作性的角度來看，可將精神損害賠償類型化處理為六種：婚姻法中精神損害賠償、違約和締約過失中精神損害賠償、刑事附帶民事精神損害賠償、國家賠償制度中精神損害賠償、行政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後兩者存在交叉）以及民事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針對不同的類型，在評定精神賠償數額問題上，雖然它們可能存在著共通的內容，但仍有區別之處，不能採取「一刀切」的評定方法，因此，在標准化的問題上，對評定精神賠償數額應有所區別，各論其法，各評其數。
第八章《民事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及數額評定的類型化和標准化》，著重對精神損害賠償類型中最重要、最常見的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單列專章專述，以便與最高人民法院的《精神賠償解釋》遙相呼應。該司法解釋在實際上對民事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進行了類型化的處理。為了更能符合實踐和操作上需要，作者對民事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歸類為八種，根據不同類型的民事侵權，結合大量實例進行不同的賠償數額標准化的評定處理。誠然，他們既有共通地方，也有適當區別之處。
第九章《精神損害賠償數額評定與法官自由心證裁量權》，這是對精神損害賠償數額評定適用原則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則的具體化，旨在突出法官自由心證我童權在評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中的必要性，同時還應對法官這種權力進行適當的限制，方能體現司法公正和法律權威。本章側重論述法官自由心征裁量對精神損害認定、賠償數額評定的運用；作者結合實際案例，闡述了法官在精神損害賠償數額評定中的「造法」特點、途徑和方式。

⑧ 環境污染涉及的侵權案例

一、據以研究的案例被告郭某系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某小區302號房屋產權人，原告張某居住於郭某樓上402號。2003年6、7月間，被告對302號房屋進行室內裝修，其間曾使用裝修塗料。同年7月28日至8月26日，原告以被被告裝修塗料揮發性氣體熏染，致頭痛頭暈無力為由，四次前往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就診，經該院診斷為「有機溶劑接觸反應」。審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到該院就診的門診病歷手冊原件一份及醫療費收據復印件十一張，其中與門診病歷手冊記載的就診時間一致的醫療費共計2631.74元。另經法院核實確認，上述醫療費收據原件由原告交所在單位用於辦理醫保報銷手續。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公民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被告所有的房屋在室內裝修過程中使用了裝修塗料，其所述辯解事項不能證明該裝修塗料不存在對周圍環境的影響。現原告經醫院診斷為「有機溶劑接觸反應」，被告不能證明原告所受損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其應當向原告承擔賠償責任。故本院對原告主張的相關醫療費損失予以支持。該醫療費中，原告自認同意扣除的部分費用，不影響本案審理，本院予以確認。對於原告主張的精神損失費，因其所受損害尚不具備構成精神賠償的條件，本院對此不予支持。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19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一、被告郭某於本判決生效後七日內賠償原告張某醫療費1940.74元。二、駁回原告張某其它訴訟請求。上訴人郭某上訴稱：原判事實認定不清，本案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在裝修過程中排放了大量有害氣體，對周圍環境造成了污染或損害。而上訴人使用的塗料立邦漆為綠色環保產品，符合國家的環境環保標准。一審判決以上訴人進行裝修使用了塗料，現不能證明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系其他原因所致為由，判令上訴人承擔責任，於法無據，要求撤銷原判、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張某答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當，同意原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受害人的損害應當與侵害人的行為存在因果關系。張某身體不適就醫，但造成其身體不適存在多種因素的可能，雖然其被醫院診斷為「有機溶劑接觸反應」，因診斷來源於張某的主述，不是對其不適因素的判斷，故不能以此認定張某身體不適是因郭某家裝修造成的。張某主張郭某家裝修使用塗料的揮發性氣體對其身體造成損害，證據不足。張某亦未能就郭某實施了違反環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的行為舉證證明。因此，對於張某要求郭某對其所受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綜上所述，對於郭某的上訴請求，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作出如下終審判決：一、撤銷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04）朝民初字第14534號民事判決。二、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二、本案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本案是一起室內裝修導致鄰居身體健康受損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由於此類糾紛的代表性和法律適用的復雜性，法院審理時十分謹慎。由於環境污染侵權的高度危險性、復雜性、證明因果關系的困難性，為加強對被害人的保護，環境法在環境侵權方面制定了許多不同於普通民事法律的規定，而在本案中，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於訴訟性質的准確界定，對環境侵權特殊規則的適用都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本案反映兩個問題：一是室內環境污染致使他人損害是否構成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二是室內環境污染致使他人損害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應該如何分配。（一）室內裝修致使他人損害案件的定性即此類案件應該歸為環境污染侵權訴訟？案件中是否存在環境污染侵權是適用環境法特殊規則保護被害人的前提。環境法視野中的環境是指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天然和人工改造過的自然因素的總和。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將環境分為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按照環境范圍的大小，可以把環境分為室內環境、城市環境、區域環境、全球環境等。因此，環境法中所指的環境不僅指公共環境中的生態環境，理所當然的包括公民居所中由空氣、光線、聲音等要素所構成的室內生活環境。在本案中，由於原告張某認為被告郭某的居室裝修行為存在不環保因素導致空氣污染並進而造成對其生命健康權的損害。根據《環境保護法》第41條「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可以認定，原告主張被告在裝修過程中使用劣質材料導致室內空氣污染並由此造成原告損害的行為的訴訟可以構成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訴訟。原告選擇了環境污染侵權訴訟的途徑來救濟自己的權利時，法院應當予以受理。（二）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規定的適用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應就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受理法院根據一定的規則將舉證責任在爭議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我國民事訴訟法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即當事人在訴訟中誰主張待證案件事實成立，誰就對證明對象負有舉證責任。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律則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案件即屬此類。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是指原告提出的主張不由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而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包括實行過錯推定和因果關系推定。在現行的特殊侵權案件中，舉證責任倒置或適用過錯推定，或適用因果關系推走。在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審理過程中，法院根據案件性質，將要求加害人對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和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即環境污染侵權既要適用因果推定，也適用過錯推走。首先，關於環境污染侵權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生產工藝技術極其復雜的情況下，要讓無技術裝備條件的受害人舉出被告從事了何種侵權行為，其侵害行為與受害人所受損害之間有什麼樣的因果關系，以及侵害人主觀上有無故意和過失的證據，將是十分困難的。為了保證污染受害人的損害能夠得到法律的救濟，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正，我國與許多國家一樣在環境糾紛中規定了倒置的舉證規則。其中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第3項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從這兩者規定的比較來看，兩者立法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更好的保護環境污染受害人的權益。但前者之規定過於籠統，且不合於司法實踐，實際上連最激進的環境法學者也從未認為，只要原告提出被告侵權主張，被告就必須舉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侵權。實際上，環境侵權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制度通常被論說為，「在環境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被轉移到被告身上。原告只需證明有損害結果，證明可能是由被告的污染行為造成的即可，而被告必須舉出充分的證據推翻這種可能性，才可免除賠償責任」。也就是說，這種舉證責任的倒置實質上只是將一部分本應由原告承擔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被告，在原告提出表面證據，證明污染者已有污染行為或可能有污染行為時，如果被告舉不出可靠的證據來證明該污染、破壞結果不是其行為所致，法院則可認定環境污染損害與被告行為有因果關系。而並非顧名思義的全部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相比之下，後者的規定更加明確地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中加害人的舉證責任，更具有實際適用性。其次，關於加害人過錯的舉證。在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侵權案件中，一般而言，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即無需對加害人的過錯進行舉證。無過錯責任肇始於1838年德國頒布的《普魯士鐵路法》，亦稱為無過失責任、危險責任，其以特定危險的實現為歸責理由。換言之，即持有或經營某特定具有危險的物品、設施或活動之人，致侵害他人權益時，應就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賠償義務人對該事故的發生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在所不問。其基本思想，不是對不法行為的制裁，而在於「不幸損害」的合理分配。適用無過錯責任，可以減輕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加重加害人的舉證責任，更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從我國法律規定看，《民法通則》第124條、《環境保護法》第41條確認了環境污染侵權的無過錯責任原則。依無過錯責任原則，其構成要件有二：一是實施了環境污染行為並因此引起環境污染的危害後果。二是環境污染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自己的損害，不論加害人有無過錯，都應對其污染造成的損害後果承擔責任。從我國環境立法上看，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中，只要污染環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也不管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是否違法，都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三）加害人實施環境污染行為的舉證責任如前所述，對於環境污染致人損害賠償案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僅僅在環境污染侵權的因果關繫上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並非原告不必承擔任何舉證責任。在此類案件中，作為環境污染受害人的原告，還是需要承擔必須的基本的舉證責任，即必須證明作為加害人的被告實施了環境污染行為。從侵權民事責任構成的四要件出發，一般侵權的成立應該具備：1、加害人的違法行為；2、損害事實（加害人的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後果）；3、因果關系（違法行為和損害事實存在因果上的聯系）；4、加害人的主觀過錯。因此，一般侵權案件中，原告應該舉證對上述四要件進行證明，但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侵權案件作為特殊侵權，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無需原告對因果關系和主觀過錯進行舉證，但原告必須對前兩要件即加害人的違法行為和自己的損害事實予以舉證證明。從本案來看，原告張某認為被告郭某室內裝修存在污染行為，導致自己身體健康受損，這在定性上屬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由此，根據我國的法律規定，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張某無需對郭某的侵權行為和自己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張某有侵權的主觀過錯進行舉證證明。但是，作為環境污染侵權的受害人的張某也必須舉證證明如下兩方面：郭某的室內裝修是環境污染行為；張某身體健康受損的事實。從本案張某的一、二審的舉證情況看，張某僅僅提供醫院的診斷證明及其醫療費證據來證明了自己的損害事實，但並沒有提供證明證明郭某的室內裝修不符合環保要求，是環境污染的違法行為。一審法院對環境污染侵權的舉證責任倒置的理解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沒有對原告張某的基本舉證責任進行審核，而不適當地加重了被告的舉證責任，強調「被告不能證明原告所受損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導致判決的錯誤。二審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之規定，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尺度進行合理把握，確認原告張某沒有提供證明證明被告郭某存在環境污染行為，從而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近些年來，由於城市建設的發展，中國各種居室環境裝修每天都在進行，而由於環保、設計等因素，導致室內環境污染糾紛發生的數量和程度已經達到空前的程度，此類訴訟在法院也是屢見不鮮。但從中國的環境司法實踐來看，處理環境糾紛的法律規定卻沒有相應地得到加強。具體表現為有關環境糾紛處理的立法不健全，缺乏環境污染糾紛處理程序、證據規則、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等明確清楚之規定，使得在眾多之環境侵權訴訟中，受害人之利益往往無法得到切實之維護。本案中法院把握了正確處理環境侵權案件的法律精神，適用環境污染侵權的特殊規則，實現了個案結果上之實質公平。但現實中，室內裝修污染問題確實比較嚴重，對裝修家庭以及相鄰的人群存在空氣污染、雜訊污染等損害，但是在訴訟中，由於空氣污染、雜訊污染等環境污染的舉證問題在現實中困難重重，尤其室內裝修造成居室以外人如鄰居等的身體健康損害，如何確認環境污染的成立？如何檢測等舉證的操作性幾乎為不可能。本案便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郭某對其房屋進行裝修，有可能由於裝修不環保，氣體揮發導致其樓上鄰居受到身體傷害，張某不是裝修房屋的主人，如何有權及時委託環境監測中心等鑒定機構進行空氣檢測，從而確認環境污染的成立？而要等到訴訟中再申請法院委託鑒定機構進行檢測，由於氣體的揮發，又很可能時過境遷，污染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因此，為了使更多的環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護，思考如何建立專門的環境民事侵權訴訟機制，完善專門的證據規則，應該值得立法者以及司法者更加關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六庭·胡建勇